中国皇陵研究论文

为了提高科研水平，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实行科研工作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科学决策，秦俑博物馆决定设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拟定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并提交馆党委会研究，2007年8月27日，经馆党委会研究决定，通过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产生办法、组织形式、权利义务、议事规程。依据章程，每一委员将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群策群力，积极为秦俑博物馆科研事业的繁荣发展献言献策，在馆党委的领导下，紧紧依凭学术委员会，制订博物馆科研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审查、推荐及评审办法；科研成果评奖管理办法；课题申报与管理办法；科研课题及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通过制度来管理科研，促进科研的发展。2012年9月13日，秦陵博物院召开学术委员会委员改选大会，依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根据投票选举结果、经2012年9月19日院党委会议研究：一、曹玮、田静、周铁、吴永琪、郭向东、张卫星、党士学、朱学文、史党社、彭文、赵昆同志担任秦陵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二、学术委员会主任由曹玮同志担任，副主任由田静、周铁同志担任。下设办公室，主任由田静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武天新、朱学文同志担任，秘书由芦建华同志担任。 获奖人 获奖论著或项目 获奖时间、等次及颁奖单位 袁仲一 《秦代的陶文一组》（论文） 1982年获得陕西省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秦俑考古队、秦俑博物馆 《秦陵二号铜车马》（专刊） 1986年获得陕西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袁仲一等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专著）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 袁仲一 《秦代陶文》（专著）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文立 《秦俑的冲击波——试论秦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论文） 1990年获得陕西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专著）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仲立、党士学 《秦陵铜车马车舆结构与车舆衣蔽再探》（论文）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文立等 《秦始皇帝陵》（专著）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淑萍、孟剑明 《秦汉经济学说之历史影响和文化价值》（论文） 1994年获得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复制技术 1995年7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4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四等奖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 1996年5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5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袁仲一等 二号坑陈列艺术照明工程试验研究 1996年5月获得国家文物局1995年度文物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1997年12月获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命名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 吴永琪等 秦陵一号铜车马修复技术 1997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吴永琪等 计算机多媒体文物管理系统 1997年9月获得1996年度国家文物局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张文立 《秦始皇帝评传》（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袁仲一 《秦文字类编》（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仲立 《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淑萍 《传播在博物馆中的作用》（论文）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徐卫民等 《秦政治思想述略》（专著） 1998年12月获得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等 陕西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陪葬坑第一阶段发掘 1999年11月荣获1996年至199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 吴永琪等 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 获得2001年——2002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袁仲一等 《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张仲立 《才士才官考论》（论文）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徐卫民 《秦都城研究》（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专著） 2001年10月获得陕西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袁仲一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专著） 2004年1月获得陕西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吴永琪等 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 2005年1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秦俑土遗址及相关文物防霉保护研究 2005年11月获得国家文物局2005年度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二等奖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溢彩流光——陕西出土秦金银器展”（展览） 2005年获得第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最佳综合效益奖 曹玮《陕北出土青铜器》陕西省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 《秦陵二号铜车马》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考古与文物丛刊 2 《秦代陶文（上中下三编）》 袁仲一 三秦出版社 3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 袁仲一、吴永琪、张文立、张中立 西北大学出版社 4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下）》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5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 袁仲一 文物出版社 6 《秦文化·秦俑研究特刊》 《文博》编辑部 陕西人民出版社 7 《秦俑研究文集》 武伯伦、张文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 8 《秦俑研究文集》 袁仲一、张占民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9 《秦陵传说轶事》 王宝玲、黄晓明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0 《秦史人物论》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1 《秦文字类编》 袁仲一、刘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2 《秦刑罚概述》 王关成、郭淑珍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博物馆学论文选》 李淑萍 西北大学出版社 14 《博物馆学论著要目》 孟剑明 西北大学出版社 15 《讲解艺术论》 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 西北大学出版社 16 《秦建筑文化》 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7 《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 张仲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8 《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 袁仲一 文汇出版社 19 《咏秦诗》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 《秦成语典故》 朱思红、朱君孝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1 《秦俑艺术论集》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2 《秦政治思想述略》 徐卫民、贺润坤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3 《秦始皇帝评传》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4 《秦俑学研究》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5 《秦帝国史》 王云度、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6 《秦始皇帝陵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三秦出版社 27 《博物馆里的计算机》 郭宝发 西北大学出版社 28 《秦宫廷文化》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9 《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保护研究》 张志军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0 《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31 《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32 《秦史研究论著目录》 田静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3 《秦文字通假集释》 袁仲一、刘钰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4 《秦俑学》 张文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5 《遗址博物馆学概论》 吴永琪、李淑萍、张文立 陕西人民出版社 36 《秦都城研究》 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7 《秦军事史》 郭淑珍、王关成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38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39 《秦俑秦文化研究》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人民出版社 40 《秦陵兵马俑》 何宏 陕西旅游出版社 41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讲解词汇编》 何宏、芦建华 陕西旅游出版社 42 《秦俑百题》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43 《秦战争述略》 张卫星 三秦出版社 44 《中华秦文化辞典》 袁仲一 西北大学出版社 45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 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 三秦出版社 46 《秦汉文化史大辞典》 林剑鸣、吴永琪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47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袁仲一 陕西人民出版社 48 《博物馆工作研究》 田静 陕西人民出版社 49 《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 雷衣群、徐卫民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50 《秦学术史探赜》 张文立 陕西人民出版社 51 《话说秦史——秦始皇帝》 彭文、赵震 陕西旅游出版社 52 《骊山史话》 张敏、张宁 三秦出版社 53 《历史的瞬间——各国领导人在秦俑》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54 《秦兵马俑坑》 袁仲一 三联出版社 55 《秦甲胄研究》 张卫星、马宇 陕西人民出版社 56 《秦始皇陵及秦陵兵马俑》 吴永琪 三秦出版社 57 《秦文化论丛选辑》 《论丛编委会》 三秦出版社 58 《秦俑博物馆二十五年纪念集》 吴永琪 三秦出版社 59 《陕西出土秦金银器》 吴永琪、罗文利、郭向东、朱学文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60 《梦幻的军团》 孟剑明 陕西旅游出版社 61 《秦始皇》 张敏、张文立 西安出版社 62 《博物馆学论文集》 《博物馆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63 《华县东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4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雷玉平 西安出版社 65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6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67 《战国铜鼎回归记——捐赠实录》 吴永琪 68 《秦始皇帝和他周围的人》 张文立 科学出版社 69 《走出帝王陵》 刘珺 西北大学出版社 70 《秦陶文哦新编》 袁仲一 文物出版社 71 《回顾与创新——秦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三秦出版社 72 《开创宏图——秦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西北大学出版社 73 《秦始皇帝陵》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科学出版社 74 《文物巡展的探索与思考——秦始皇兵马俑全国巡回展实录》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科学出版社 75 《平庐影谱》 董作宾 三秦出版社 76 《殷暦谱》 董作宾 巴蜀书社 《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汇集秦始皇陵出土文物的大型图录。《秦陶文新编》：袁仲一、刘钰著，文物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编，共收录秦代陶文及刻符3370件，是在《秦代陶文》艺术的基础上吸纳新发现的资料纂成。《平庐影谱 平庐印存——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董作宾先生遗稿》：董作宾著，三秦出版社出版。《殷暦谱》：董作宾著，巴蜀书社出版。全书线装，一函8册，根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董作宾手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初版影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秦始皇陵的二号兵马俑坑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报告。《回顾与创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三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纪念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而出版，分“回顾篇”与“创新篇”。《秦始皇帝和他周围的人》：张文立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文物巡展的实践与探索——“秦始皇兵马俑全国巡回展”实录》：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巡展工作的亲历者撰稿，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回顾了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有朋自远方来——参观秦俑的各方贵宾》：吴永琪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精心选辑了200余幅珍贵照片，真实记录了中外贵宾参观秦兵马俑时的情景，以此角度反映出秦俑的巨大魅力与广泛影响力。《开创宏图——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献礼之作，由集体创作编纂，回顾了博物馆三十年来各方面工作情况。《走出帝王陵》：刘珺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以文化散文形式叙述历史与生活的学术作品。通览全书可见，作者认为在显见的历史之外，另有一种隐藏的历史存在。《走出帝王陵》所欲达成的，正是对这种隐性历史的探寻和理解。《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学术论文集》：本书为配合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的顺利召开，将参会代表提交的85篇论文，分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博物馆研究学研究三大类进行编辑校对，并装订成册。《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学术论文集》：本书为配合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的顺利召开，将专委会成员提交的涉及考古与遗址博物馆的概念界定、博物馆管理模式、展示方式、教育活动、与媒体合作形式，以及文化遗产管理、虚拟博物馆技术、博物馆文化产业开发等20余篇学术论文进行编辑校对，并装订成册。

陵墓建筑，作为古代建筑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群体，在考古发掘中一向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由于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陆地上的古建筑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与此同时，作为地下建筑的陵墓群，则因为其终年的“与世隔绝”而幸运地保存下来，即使所谓“十墓九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陵墓数量少之又少，但就其历史研究价值来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最高大的。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 “寝”乃是为死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用的“庙”，当时则在陵园之外的附近地方，而不在园中。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种陵侧起 “寝”、“寝”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后已经实行。到了东汉，明帝对礼制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对帝王陵园中的“寝”进行不断的扩大和改造，而成为现今的寝殿，以适应由帝王率领公卿百官郡吏举行隆重的“上陵礼”和“饮酣礼”之需，所以这时“寝”的性质已异于战国时期“寝”的性质，寝的功能由原来的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而变为朝供和祭祀之用。以后陵园附近的庙地逐渐为“太庙”所替代。帝王陵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叫“方上”。这是早期的一种陵墓封上形式，具体方法是挖坑筑石为墓，用黄土层层夯筑呈覆斗形而为坟，这时的陵墓之所以呈方形，乃与秦汉时以方形为贵有关。认为帝王是大地的主宰，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取方形。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和西安西郊的西汉陵都属于“方上”，据说秦始皇陵是始皇亲自参加设计的，含有永远独霸四方之意。河南巩县的宋陵，其陵台亦为方形覆斗状的土台。第二种是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地形，以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像秦始皇陵那样大型封土不仅费工，而且不安全，以山为陵则可以少花人力并可利用山岳雄伟的形势来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气魄，而且还可以防止盗挖。唐代帝陵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形式，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是以位于陕西礼泉县的九峻山为坟，在山腰开凿石洞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非常坚固。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帝王陵墓在秦、汉时期盛行“方上”封土，唐时“以山为陵”，北宋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是不建陵寝。明清时对陵寝制度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陵墓的形制由秦汉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其次取消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谒拜和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再次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首先，通过对已发现的陵墓的分析，我们看到唐代的陵墓无疑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群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的陵墓，开始追逐“凿山为穴，因山为陵”，这其中尤其以乾陵作为代表。乾陵位于乾县梁山之上，分为三峰，以北峰居中为主。主峰四周为神墙，设有门狮一对，而其中，角楼的建筑也颇有特点。在神道上布置有实象生，各种雕像皆栩栩如生。其后，是朱雀门外的两座著名的石碑，左边是唐高宗李治的“七节碑”,右边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其中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联想。在乾陵的东南部，则分布有陪葬的墓群，其中包括有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得太子墓等，这些陵墓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均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唐以前的陵墓与唐代则有较大的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并不讲究墓葬，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有关，随后，到了商周时期，随着最近发现的一些商朝的遗址，一般认为，商代陵墓地面不起坟，而仅仅在墓上建造祭祀性的建筑。而秦朝和汉代的陵墓，则大致上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倾向于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往往一陵役使数万人，工作数年，例如汉高祖的长陵有五万户之多，而汉武帝的茂陵则有六万户。这些陵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累土为方椎并去其上部，即所谓“方土”，最大的方土高约有二十多米。而在这众多的陵墓中，秦始皇陵无疑是扛鼎之作。所谓的“掘地为穴，堆土为陵”，秦始皇陵堪称是陵墓中空前绝后的宏伟作品。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246年）即秦王位，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七十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秦始皇五十岁死葬时（公元前210年）还未峻工，秦二世时又接着进行了两年，前后费时近四十年，真可谓工程浩大。” 就目前所发现的陵墓遗址来看，兵马俑无疑具有最大的研究价值。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并出土仿真人真马大小的陶制兵马俑8000件。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其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一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军事指挥所。在中国陵墓建筑发展史上，明十三陵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陵墓群。其主要沿袭了唐代陵墓的一些特点。陵墓集中修建，注意风水和环境，每个陵都正对一个山峰，特别注重前导部分和序列处理，建筑整齐对称，造型严谨，因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神道作为明十三陵的第一个建筑群，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等组成，威严地守卫着十三陵的大门。而就目前已经发掘的定陵来看，十三陵的内部结构依然相当完整，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左右配殿，总面积有1195平方米，就其规模来说，在帝王的陵墓中也是数一数二。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无论在建筑艺术上，文物价值上，考古研究上，都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探寻古代陵墓的秘密，研究古代陵墓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过程发挥的作用越发的巨大，相信我们定能通过对陵墓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在更广程度和更深层次上，保护文化遗产，用物质文明来证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从而将真正的中国文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如果从夏代的大禹算起，至少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史记夏本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当年的墓葬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是找不到证据的。《吴越春秋》称禹在逝世前曾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二十六，山阴（会稽）山南，上有禹冢，禹井。”《帝王世纪》：禹“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之南，会稽山上有禹冢、井、祠”。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市东南6公里处，会稽山上的大禹陵已成为历代祭奠大禹的重要场所。大禹陵由禹陵、禹祠和禹庙三大部分组成。如果我们将位于湖南省的炎帝陵、位于陕西省的黄帝陵也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发展史可以追朔到五千年左右。当然，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大禹，他们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帝王”，他们的陵墓的真实性也只能是神话与史料“杂糅”了。炎帝陵、黄帝陵及大禹陵均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其现存陵墓建筑形制的变化较大，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毕竟不是几千年前的陵墓原状，从这个角度看，炎帝陵、黄帝陵、大禹陵等只能算是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滥觞期。而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真正肇始，还应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始皇陵。一、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冢。秦王朝虽然祚短，秦始皇陵虽然陵墓本身并未发掘，但仅因兵马俑坑的发现，就已在秦汉以还的中国帝王陵墓中，独占鳌头，并有“世界八大奇迹”之誉。汉代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因封建世袭政治体制的相对发展，导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绵延发展。其间虽然有明君、昏君之别，治世、乱世之分，但只要是个皇帝，在死后，一定的墓葬形制、一定的礼仪形式还是要具备的。当然，其中不乏个别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而不得不草草归土者（如隋炀帝）。当我们来到陕西关中一带，可以通过凭吊茂陵、乾陵而领略到汉唐帝王陵墓的气象。汉代帝王陵墓一般是封土而作，而唐代的帝王陵墓如乾陵，却是依山为陵，陵墓是通过凿山开穴建成。除了帝王以外，一些诸侯王的墓葬也呈这种特点。如大家所知的徐州地区分布较广的汉代楚王陵墓，大都就是依偎在狮子山、龟山等大小不等的山体怀抱之中。时代发展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也是走的一条依山而建的老路子。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般老百姓的墓葬是采取“依山而建”的事例，或者说，纵然是将墓穴按放在山体内，但山体也非一己一姓之独有，而只能视为是一处公共墓地。纵观历代帝王陵墓，其选址除了考虑风水等自然因素外，还需考虑到陵寝的安全与壮观。建筑高大的封土堆，或者巧借山体作为墓冢，是帝王陵墓常用的两种形式。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葬的最大区别可能并不在于风水及入土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墓葬的外在形制、尤其是墓穴导引部分的讲究。二、作为帝王陵寝的明孝陵形制特点。明孝陵是明朝（1368-1644）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地处东径118度51分，北纬32度4分，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又名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是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的一道重要风景。明孝陵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次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从葬妃嫔46人，宫人10余人。朱元璋死后，设孝陵卫，有兵卒5600人参加警卫陵园。永乐十一年（1413）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因此，整个孝陵建设工程前后沿续了30多年时间才完成。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玄宫所在地宝城，纵深公里。当年孝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千头；内设神宫监，负责定期维修和祭祀；同时，外设孝陵卫以保护陵寝。明孝陵坐北朝南，谒陵路线是由南向北。从陵墓型制上看，又可分两大部分。我们可以沿着谒陵线路，领略一下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第一部分为神道。自起点下马坊至孝陵正门，包括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碑楼（四方城）、神功圣德碑、外御河桥、神道石刻（石像生群、石望柱）。其中下马坊为两柱冲天式石牌坊，宽约5米，高为米，坐西朝东，柱断面作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抱以砷石，柱端饰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坊。坊额正反两面均刻有“诸司官员下马”6个楷体大字。下马坊西北距大金门约755米，是明孝陵的导引部分，位于神道的最前端，其建筑年代约在1400年左右。1980年，南京市中山园林管理局在维修下马坊时，将已断裂的下马坊柱础从宁杭公路上挖出，在向北位移了近20米的地方，将下马坊重新树立了起来。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下马坊已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在原下马坊的东北侧，有两块后起的石碑，一块是神烈山碑，一块是禁约碑。明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下令改紫金山为神烈山，在原下马坊东北侧立“神烈山”碑。碑原有石质碑亭，现碑及四石柱础尚存。碑文额刻篆字“圣旨”二字，碑身中刻“神烈山”3个大字，东侧刻有“嘉靖十年（1531）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13字，西侧刻有“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15字。碑为竖式，坐北朝南，高4米，宽米，厚米。禁约碑与神烈山碑并列，位在其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下诏在明孝陵立“禁约碑”，重申保护明孝陵，严禁破坏孝陵龙脉，违者从严惩治。碑为卧式，坐北朝南，碑身仅高米，宽米，厚米；碑额高米，宽米，厚米；碑须弥座高米，宽米，厚米。大金门原为陵园的大门，门面朝南，为三孔券门，东西宽约米，进深8米，高约5米。顶部结构已毁。据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大金门原两侧有长达公里的红墙将整个陵园围住，现墙已不存。碑楼位于大金门北约70米处，两者之间原先气脉是相通的，后被通往中山陵园的道路拦腰隔断，呈“凹”字形。因此，现在人们若要从大金门到碑楼，必须先下公路，再爬坡上去，才能看到碑楼内放置的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所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朱棣亲撰，记朱元璋一生事迹，楷书阴刻，长达到746字，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快碑。碑楼呈正方形，四面各开有券门，原为黄瓦重檐，墙四角有石雕龙头，飞檐滴水，惜顶部结构已毁，四周围墙尚存，形如堡垒，因此又俗称“四方城”。明孝陵设有三道御河，过了外御河桥就进入了神道。神道依山就势，作蜿蜒曲折布置。全长865米，可分为两段，一段方向西北，长615米，地势略有起伏，方向屡屡改变，两侧布置神兽6种12对24只，均相对而置，两卧两立，依次为狮、獬豸、麒麟、骆驼、大象、马，每列相距16丈2尺，每对相距8尺5寸。神道绕过梅花山南麓，折而向北，到棂星门为止，长250米，有石望柱二，白如玉，雕缕云龙纹，紧随其后的是4对石人，分别为文臣、武将各两对，武将身披介胄，手执金吾，高一丈三尺；文臣头戴朝冠，手秉朝笏，高一丈二尺。走完神道，就进入明孝陵的第二部分，即陵寝主体建筑部分。这一部分自棂星门至宝顶，包括棂星门、内御河及金水桥、文武方门、特别告示碑、御碑亭、碑殿、享殿、宝城前御河及升仙桥（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等。方城为明孝陵地面建筑的最后部分，外部用大石条建成，中间为拱门，中通圆拱形隧道，由34级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底部作须弥座状。出隧道，正北即宝城南墙，上横刻楷书“此山明太祖之墓”。在宝城前垣分左右两路夹道，直通方城顶部的明楼。宝城位于陵宫的最后面，是朱元璋的陵寝所在，为一直径325-400米、周长约1000米的的崇丘；宝城内中部隆起的部分为坟头，称为“宝顶”，经科学探测，证明内建有玄宫，且未曾发掘过。明孝陵的主体建筑坐落在紫金山南麓，从棂星门起到方城止，排列在南北纵轴线上，显得庄严、方正，均衡、协调，符合封建君权和神权思想。但损害最严重的也是这一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孝陵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如：棂星门原有五道，现仅有大石柱础6个。御河桥原有5道，现只有3个，且非明代构件。文武方门原有五座，三大两小，现仅有一个，为清同治年间以后建，门的左右两边还可以看到原来门斗的痕迹。过了文武方门，原来是中门，也有方门五座，门内有神帛炉二，左右庑30间，门外有御厨二，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皇帝在此更衣，以便祭奠，但现在都已毁了，改建成一座碑亭，中间立有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谒陵时所题“治隆唐宋石碑”；后来乾隆两次南巡，又在东西两边题诗立碑。孝陵的享殿原来规模很大，称孝陵殿，东西九楹，南北五楹，一共45间，目前只能见到60多个大石柱础，大概毁于清初。诗人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载其谒陵时，尝见“有牧马一番儿（指满州兵）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臣大均予以多钱，拜之而求免。”魏世效《孝陵恭谒记》也说：“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皆为刀斫伤，或折柱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牧羊马，若种蔬圃者交迹于殿外。”太平天国时，满清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明孝陵一带正是战场，以致享殿尽毁，墙垣圯倾。清同治十二年（1873）修复时，仅建守陵房屋三间，规模缩小，旧貌已失，殿中仅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再如，方城上面的明楼毁于清咸丰三年战火，顶部已塌，现仅存墙体。三、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与中国其它帝王陵墓相比，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陵址封土高76米，底径495米到515米，虽属中国帝王陵墓中之较大者，但我们在地表上看不到神道。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属于“方上”之制，起方形土台两层，底边长166米，其神道也难以一睹其貌。唐代的帝王陵墓以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为最大，其神道从第一道门起至陵墓隧道，总长达3980米，如果减去朱雀门至隧道一段567米，还有3413米；乾陵的神道上布置的石刻包括华表、飞马、朱雀、人、马、狮、碑在内，计有21对，另外还有外国使者的石像60个。宋代陵墓中最大的是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从神道起处的鹊台到神坛底止，全长约586米。而我们南京的明孝陵，如果从下马坊算起，到方城止，全长竟达2620米，并且神道石刻有16对，如果再将宝顶的情况估计在内，其建制规模当在我国帝王陵墓中位居前列。如果不把后来的明十三陵包括在内的话，之前可以和明孝陵相比拟的也只有唐代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了。至于明孝陵的红墙，依《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其长达公里，从平面看，已将整个紫金山都范围在内了。明孝陵代表了明初皇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皇家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明孝陵选址是经过朱元璋、刘基、徐达、汤和等人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具体选定时间约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强行牵走了原先位于玩珠峰下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即蒋山寺）。据有关专家考察，从空间上看，明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星”状：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从玄宫所在地的宝城来看，其东有青龙象，西有白虎象，且“龙砂”高于“虎砂”；西南面的前湖为朱雀象（前湖又称燕雀湖），宝城所依之玩珠峰呈玄武象。与此同时，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江宁境内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而北斗星布局又正好处于“四象”之间。这种陵宫布局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45号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和北斗天象、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的星象图的设置等，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现了完美统一。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依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圜丘（改方坟为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三是独特的神道设计理念和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交相辉映。神道是帝王陵墓的必备内容。我国汉、唐、宋以来的历代帝陵大都采用中轴对称式的神道设计，明孝陵的神道却是蜿蜒曲折，不拘一格。明孝陵神道为何是弯曲的，与明孝陵的陵墓正对面梅花山有关。梅花山古称孙陵岗，是东吴大帝孙权墓所在。传在朱元璋动用“十万军工”修陵时，有人主张将梅花山搬走，以伸直神道。但朱元璋崇拜孙权是一条好汉，将孙权的墓留着，也好让孙权为其把守门户。就这样，明孝陵神道成了弯曲的了。这一方面显示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做事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同时也使陵墓神道增添了深邃澳妙之感。孝陵神道的弯曲固然与孝陵陵宫对面的梅花山孙权墓有关，但更多体现的是巧借地势，营造“北斗七星”陵墓格局、以体现“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设计者在每段视线的终点，适当布置石刻雕像来控制每一段空间，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变化，配以苍山远树，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极易笼罩在谒陵的氛围中。可以说，如果没有那蜿蜒曲折的神道存在，明孝陵“北斗七星”说将是永远不能成立的。明孝陵神道石象生形体高大，庄严肃穆，栩栩如生，题材、造型、雕琢技巧具有鲜明特色，代表了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叶我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石象高达米，长米，宽米，所用石材重达80多吨；白石望柱高米；《神功圣德碑》通高达米。石刻造型厚重简朴，线条圆润流畅，但细部雕镌精致，在艺术上达到了整体的宏大与局部的细腻融为一体的创作效果。四是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神道作为后世子孙（世子或继位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在孝陵陵域内，其东部就有与之相隔仅60米的皇太子朱标的东陵。考古勘探表明，东陵没有自己的单独神道和御河及御河桥，而是与孝陵共用一个神道及御河桥。这一制度被后来的明十三陵所使用。北京明十三陵受孝陵影响，共用一个神道，从石牌坊到长陵，总长达7000米，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建筑群。五是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并具备了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明孝陵地面建筑较多，设计者主要突出了大金门、碑楼、孝陵殿、方城、明楼。这些大型单体建筑物普遍使用砖石起券，用石须弥座做基础，中部墙身以巨石或巨砖叠砌作拱顶，挑檐作石制，建筑物顶部依尊卑级别高低覆盖不同釉色的琉璃瓦构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木结构转化为砖石结构，这是从明代开始的，具体说是从明初南京宫墙和陵墓建筑开始。用砖来起拱券，从而出现了无梁殿建筑，这是我国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一个大发展，从而奠定了明清帝陵建筑技法的基本格调。这种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使明孝陵具有了相当的防火功能。与此同时，明孝陵的排水系统与建筑空间分割达到了和谐有序。南方雨水充沛，帝王陵墓排水系统必须完善，但又不能破坏整个陵域的风水。明孝陵利用天然的水系，设置外御河、内御河及宝城御河三道由东向西的水系，通过御桥在空间上实现联接，使整个陵区和谐完美，富有生命的活力。四、要进一步加强对明孝陵“原生形态”的保护。1961年3月，明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我国“明清皇家陵寝”中的明显陵（湖北钟祥）、清东陵（河北遵化）、清西陵（河北易县）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时间2003年7月3日23时56分（巴黎时间7月3日17时56分），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南京明孝陵”作为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被大会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已突破了人们心目中的仅仅是朱元璋陵墓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以朱元璋陵墓为主体的、占地约297公顷的文化遗存，其保护范围达31平方千里，其内容可分作三大块，第一块为明孝陵，第二块为明东陵，第三块为明功臣陪葬墓。明太子朱标的东陵遗址，据考古调查，位于孝陵陵宫东垣以东约60米处，与孝陵毗邻。现作为一处遗址公园而成为孝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据史料记载，在明代，整个紫金山（钟山）都是明孝陵的陵域范围。王焕镳《明孝陵志》云：“钟山之阴，明功臣陪葬者十余人。”在这个区域中，尤其是在钟山西部和北部，分布着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明代十几位开国功臣陪葬墓，这些功臣墓是明孝陵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朱元璋的孝陵起着重要的护卫作用。根据《康熙江宁府志》和胡祥翰《金陵胜迹》等书记载可知，这些功臣墓分别是：中山王徐达墓，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忠墓，东鸥王汤和墓，皖国公仇成墓，江国公吴良墓，海国公吴桢墓，滕国公顾时墓，许国公王志墓，燕山侯孙兴祖墓，安陆侯吴复墓、汝南侯梅思祖墓等。这些功臣墓有的保存完好，如徐达墓、李文忠墓、常遇春墓等，环境已得到有效整治，并且对游人开放；但有的需进一步整治，有的墓葬甚至至今还未被发现，只是见诸史书记载而已。

惟公元二OO七年四月五日，岁逢丁亥，大地回春；节届清明，万象更新。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高奏钟鼓雅乐，敬献醴酒清醇，抒爱国之情，壮民族之魂。谨致祭于我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之陵，曰：夫仁民则昌，德盛则兴。煌煌我祖，万世垂功；开先立极，泽被寰瀛。播谷艺桑，肇启畜牧农耕；制礼作乐，创立制度文明。足历海岱，亲政以建伟业；心劳崆峒，爱民而效圣能。舟车指南，八荒交通；州土市朝，宇内绥宁。抚度四方，万国和融。奠基华夏，百族盛兴。唯力是奉，唯德是行。懿德仁勋，世代相颂。 神州绵绵，日升月恒；中华巍巍，万里鹏程。大江南北，开放之花竞艳；长城内外，改革之果映红。国泰民安，伟业兴隆，欣逢盛世，告慰圣灵：炎黄儿女，开启新程，高举旗帜，更创新功。科学发展，务实求真；惟人为本，本固邦宁；关注民生，情倾百姓；构建和谐，社会鼎兴。励志守节，树立荣辱新风；协调统筹，发展全面推进；昌盛经济，共绘小康美景。看紫荆怒放十载，白莲八度春风。愿宝岛统一，两岸携手，秉承先祖绪业，共图民族复兴；和平发展，致力和谐世界，促进五洲大同。 沮水盈盈，桥山苍苍；古柏凝翠，春花吐芳。告慰我祖，敬献心香。大礼告成，伏维尚飨！丙戌年[2006年清明]公祭陕西黄帝陵祭文: 公元2006年4月5日，岁在丙戌，节届清明。值此万物复荣之时，炎黄子孙汇聚桥山之麓，高奏钟鼓雅乐，敬奉鲜花素果，公祭我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之陵曰： 桥山苍苍，沮水泱泱，始祖肇启五千年文明曙光。纬天经地，日明月朗，华夏十三亿儿女源远流长。务农桑，筑城室，初定家邦；创文字，造舟车，走出洪荒；定算数，问医药，教化万民；设官制，举贤能，义服天下。巍巍先祖功德，绵绵万世流芳。 斗转星移，国运恒昌。继往开来，十一五再铸辉煌。以人为本，九州共建和谐社会；以俭养德，节用山川江海之享；以工哺农，城乡携手齐奔小康。天人合一，修复生态；坚定改革，鼎新图强；自主创新，引领未来。港澳既归，台澎难分，两岸同胞翘首盼国统；同心协力，和平崛起，全球华人指日望龙腾！ 告慰先祖，永赐吉祥。祭礼告成，伏惟尚飨！ 乙酉年[2005年清明]公祭陕西黄帝陵祭文: 惟公元二00五年四月五日，序属三春，节届清明。八方辐辏，四海同风。华夏儿女，谨以俎馐醪浆之荐，时花雅乐之隆，致祭于我人文祖先轩辕黄帝之陵。嘱辞以闻，情动于衷。辞曰： 夫业伟则永，德盛则昌。赫赫始祖，德业煌煌。涿鹿绝辔，天下宾从四野；宫室既筑，文明肇始八荒。造舟车而九垓同轨，作仪礼则谐和万邦。莳播百谷，顺应天地之纪；淳化鸟兽，节用山川之享。是以咸沐仁泽，而山海献珍，广被圣德，仰日月重光。 喜看华夏今朝，再造辉煌。承传五千年文明之薪火，谱写与时俱进之华章。改革开放，破冰激浊扬清波；宏观调控，保压并举防起落；免除粮税，惠泽南北万户农；发展教育，科技进步民族兴。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腾飞，九州互动互补共繁荣。神鹰朔漠凌空，铁龙雪域驰骋；血比水浓反分裂，手足同心保金瓯；紫荆献瑞，送上千载祝福；白莲呈香，载来万世吉祥。 今兹迎来机遇，华夏儿女，奋发图强。高瞻远瞩，洞察四海风云；审时度势，把握时代航向。以人为本，谋万民之福祉；强国为先，致民族之复兴。唯法是依，务必除恶扬善；求真务实，更须清正廉洁。科学发展，构筑和谐社会；万众一心，实现小康理想。惟愿域中同根，早成一统，携手并航，仰绍先圣垂光。 桥山苍苍，沮水泱泱；始祖恩化，无疆无量。景仰前徽之忱，崇德报功之章，虔申昭告，伏惟尚飨。 甲申年[2004年清明]公祭陕西黄帝陵祭文: 惟公元二○○四年四月四日，岁在甲申，节届清明。丽日中天，惠风融融。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会聚桥山之麓，沮水之滨，谨以鲜花雅乐，聊表至诚之心。恭祭我人文初祖轩辕黄帝曰： 赫赫吾祖，功德何隆！建造宫室，福我百姓。树艺五谷，济我苍生。服牛乘马，披山道通。法乾坤以正衣裳，造书契而立五行。宾服诸侯，九州一统。广施教化，四海同宗。创千秋之伟业，启万世之文明。周秦以降，爰至近世，仁人志士，民族精英，惟大业是勤，惟祖德是崇。为国家康泰，为民族振兴，秉承祖训，至诚至忠。凝聚民族智慧，屡建旷世丰功。巍巍中华，龙脉永承！ 世纪更新，中华振兴。坚持改革，五千年辉煌史册，谱写新声。对外开放，九万里锦绣江山，再振雄风。发展经济，东南鹏举。再造秀美，西部凤鸣。焕发生机，东北龙腾。

这个还挺难的！

明代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李白成打进北京，崇祯帝朱由俭上吊之后，算是基本结束了，但其“尾声”却拖了十七、八年，到1662年南明永历帝死，才划了完整的句号。 据史记载，吴三桂杀害永历之后，焚尸扬灰灭迹，但又传分尸剔骨以赐诸将。故至今各地均未发现有永历帝的坟墓。那么，贵州都匀永历帝陵又是怎样来的呢? 事情还得从都匀有“二王坟”说起，都匀“二王坟”，一是黎王坟，在173处岔路口坎上；一是桂王坟，在大坪的高唐山上。民国十年(1921)，都匀县奉令修志，悉发古迹，对二王坟作了一些了解，发现黎王坟没有多大价值也无从再查，唯桂王坟有些来头，实为永历帝的衣冠冢。于是给予树碑立传定陵，当时代省长任可澄、省志总纂陈矩、都匀知县窦全曾都为之写了碑记，碑刻“明永历皇帝陵”，墓碑及碑记是时任四川綦江县县长张瑞徵写的，张是都匀人。同时在今牛角塘小学处修有桂王亭，刻了些碑联对子，以衬托帝陵。碑联云：“一水湾环钟吉壤万山罗列侍王侯；三百年始旌彰表亿万世共凛懋昭”。桂王亭联云：“四山风雨如瞻天寿诸陵叹七旬老佛归去白头碰碎乾坤无片土”，下联为：“万里都云随植冬青一树有十八先生同埋碧血君臣池墓各千秋”。以上建筑在“文革”中被毁。 明永历皇帝陵在今五钠厂厂区内，帝坟比一般坟大三四倍。它左为涂宏猷的瘗发冢，右为邬昌期的衣冠冢，其坟比永历的小得多，他们二人都死于咒水之难。涂的官职是兵部给事中，他是都匀马寨人；邬的官职是湖广道御史，是都匀大坪人，现马寨、大坪都属都匀大坪镇。 永历墓何时所修，何人所修，皆无定论。是衣冠或是骨殖冢也无定论，因为“文革”中盗墓者挖出了几颗小骨头，原定衣冠冢受到了挑战。 大坪镇普龙村扶氏家族说桂王坟是康熙元年扶纲修的，这是目前比较可信的说法。扶纲，普龙村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历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等职。崇祯自杀，明祚告终，扶纲不愿降清，归隐都匀大坪拉吉山，后迁入都匀住协府街。在普龙村扶家有钦赐对联“义气将军府，明朝宰相家”，高高挂起，加之扶纲赠友人诗中有“莫邪凤池人去远，此身原许帝王家”之句，都说扶纲是忠于明廷的人，永历罹难昆明，扶纲决不会听之任之。扶氏家族传说，因怕触犯大清条款，葬永历之事是秘密的，不立碑记，只是口传，连扶纲的墓地都很难确认，是1994年才在七星山的大刺蓬中发现的。 历史是认真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简单认定。永历墓何时何人所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这并不影响恢复帝陵的工作。自古以来，“景物因人成胜概，”孔林、关林都是死后几百年才搞起来的，永历墓在原有基础上(原碑记和对联、文辞婉丽、哀亦动人，颇具文化价值)稍加修复，逐步成器，以壮景观，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