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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过秦始皇你从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缓缓走来，依旧带着一身霸气和帝王之风，笑看这在你身后发生的几千年的风云变幻，似乎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一声怒吼：我才是中国的始皇帝。历史的车轮倒回到两千多年前，当灭掉战国时期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时，你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你完成了秦国几代国君的梦想，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你“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历史把你定格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前所未有的精英之凝聚体——秦始皇。你的统一六国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你的专制集权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后朝的历代君主尊奉你的制度，一次次的分离聚合推动了中国历史滚滚向前。你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开郡县制之先例，你接受了韩非的主张，开依法治国之先河。你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自称“始皇帝”，希望“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可是历史却与你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仅仅两世就结束了你亲手谛造的统一帝国。你后悔也无奈，你悲痛也不甘。你不是输给了历史，而是输给了你自己，是你的残暴统治失去民心，从而把秦朝一步步推向“死亡”的边缘。否则就不会有“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感慨，也就不会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悲惨场面。有人说：在历史学家的眼里，你是一个功不可没的帝王，而在百姓眼里你却是一个凶狠残暴的君主。从郑国渠到灵渠，从骊山陵墓到万里长城，哪里没有百姓的血汗与辛酸？哪里没有尸横遍野、饿殍满地的惨状？可是，若没有你，又怎么有杜牧的《阿房宫赋》的盛誉？没有你，又哪里有万里长城的雄伟巍峨？没有你，又哪来兵马俑——这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诞生？你给中国文化设置了太多的悬念，你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太多的空白，你给后辈人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去想像阿房宫的繁华峻丽，去体味孟姜女与望夫石的动人传说。你留给后人太多的敬畏，敬畏你的严刑峻法；你留给后人太多的感叹，感叹你的盖世无双；你留给后人太多的思索，思索你的雄韬伟略；你留给后人太多的警示，警示你的仁义不施而导致强秦二世而终。你的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是时事造就了你，给了你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对也好，错也罢，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朵翻腾的浪花。秦始皇——这个名字穿越了时空，响彻至今。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代言人，你的雄才大略，你的非凡气质和过人气魄必将激励华夏儿女重整旗鼓，重振雄风，再展鸿图，再创辉煌。
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此后，“皇帝”便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然而，即使是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他也得在皇帝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统治。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加以研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皇帝制度及其形成“帝”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它在商代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神。商朝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着力塑造了“上帝”。上帝和地上的殷王一样，有自己的朝廷、官吏、使节(风、云、雨、雪诸神)。它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可以令风、令雨。它又通过先公先王对人世发号施令，从而给商王朝的统治加上了神圣的灵光。“皇帝”，则始见于西周金文，也是指天上的神，但皇帝与现实的社会政治联系更加紧密，周王可以直接向上帝祈求祷告而勿须通过先公先王转达。及至春秋，周王室势力一撅不振。与此相对的是，春秋时期的天帝也成为一种摆设。这时候，祭祀的对象都是有利于民的自然界的东西，或者是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如黄帝、尧、舜等，于是“帝”逐渐演变为历史上的圣王贤臣。到战国时大国称帝，“帝”又变为当今之世的君王。春秋时期人们把帝神还原为历史人物，而战国时期则把帝神变成了活生生的君王，至此帝神已完全还原为人。至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则进而法定“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称号。同时，秦始皇还建立了一整套维护其绝对统治的皇帝制度。二、皇帝制度的利首先，在政治稳定方面。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制度是以皇帝为核心、以官僚机构为主轴的政治结构，它是在中国社会内部民族众多、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分散性的情况下，通过实现国家统一而形成的，是以官僚制取代世袭的贵族制而实现的。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是重中之重。他集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充分拥有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等大权；同时，他也拥有对一切文武官员和勋贵等的任免、奖罚、生杀予夺的权力。从而可以随时调节整个统治过程中的不合理行为。历史证明，只要皇权的这种调节功能得到正常发挥，整个国家将处于中央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强大的中央王朝就会结束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格局。其次，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正是在以皇帝制度为突出标志的封建大一统社会里，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由于皇权的巩固与发展是以大量存在的自耕农为其主要经济基础的，因此，皇权必定要保护自耕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封建小农经济条件下，无论哪一朝，哪一代，统治者对农业的发展都极为重视，他们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来对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把“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国策来施行的。他们运用政治权力与法律手段打击商人、封建地主与地方势力，给自耕农以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得自耕农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中国封建经济曾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三、皇帝制度的弊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皇帝制度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性。皇权至高无上而无所不统的属性，使得全体臣民都是皇权统治和奴役的对象，没有平等可言。在皇帝制度创立后的历史中，皇权意识不断的膨胀却缺乏对其应有的制约与限制。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才会出现不少皇帝滥用权力的现象，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如创立了皇帝制度的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仍然满足不了他的政治野心。不断的征发徭役，大兴土木，当社会矛盾激化时更是采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结果秦朝在二世时迅速灭亡。这与秦始皇滥用权力有相当大的关系。还有隋炀帝杨广，他在位期间喜好游玩，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离宫，每次出游都征发大量的劳役。同时，他穷兵黩武，先后三次对高丽用兵都失败了。由于他的横征暴敛，人民苦不堪言，纷纷起来反抗，隋炀帝本人也被臣下宇文化及所杀。除了这些滥用权力的皇帝之外，还有一些皇帝在权力的使用过程中犯过严重的错误。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皇帝在建立自己的王朝后，总是想着子孙后代可以把皇帝之位传承下去。他们认为秦朝迅速灭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分封子弟，当王朝有难时这些同宗们没有实力来救助。于是，他们分封子弟们为诸王，手握重兵散落在全国各地，这样就可以保证王朝的稳定。然而，正是这些藩王们，当他们有了实力时，就想着得到更大的权力。汉文帝时的“七国之乱”，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都是野心膨胀的后果，这些战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如果，王朝的创建者不采用分封制的话，同室操戈的悲剧也就不会出现。这还是强势皇帝的行为，虽然他们运用权力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至少他们能够保证政出一门，皇帝的意志可以在全国内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能把握和运用自己应该有的权力，尤其是当皇帝比较弱小或者昏庸无能的时候，皇权便会旁落，被皇帝身边的各种政治势力所窃取。在这些政治势力中，宦官和外戚的势力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孤独的，也是多疑的，他对整个官僚机构有一种本能的对抗情绪。为此，皇帝通常都会用自己比较信任的人去对抗官僚阶层，而他身边最近的人就是他的后妃和伺候他的宦官。于是，皇帝便会赐予他们权力，让他们去打击、迫害士大夫官僚，以巩固自己的皇权。从而使得宦官和外戚的势力大增，到后来皇帝的权力逐渐落入这些近臣手中，形成宦官专权或者外戚当政的局面，皇帝成为摆设。所以说，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并非是一堆腐朽的垃圾，仅以批判两字所能了结。它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与消极同在”。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2]诗经·小雅·北山．[3]全根先．试论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国家图书馆学刊．1993（2）．
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 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有益成果,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它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官僚体制与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整个中华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过程1. 战国时期初步形成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国家局部统一局面的出现,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创造了社会条件。为适应新兴地主加强专政和保护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诸侯国初步确立起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为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了中央集权和以法治国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中央集权理论。韩非子在他的论著中认为:当今社会局势混乱,割据势力强大,需要君王统一国内一切力量来维护统治,这便需要有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来辅助君王统治国家,扩大领土。同时农业自然经济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作为社会中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地主而言,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镇压农民的反抗,来维护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秦国成为第一个将中央集权付诸实施的国家,公元前3世纪秦国商鞅推行的变法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的雏形:将地方一级官员的委任权划归中央,并统一了部分物资的流通。这为日后秦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秦朝正式建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就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① 皇帝制的实行。秦王嬴政统一全国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足以显示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于是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从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规定皇帝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以至“传之无穷”。这些规定表明皇帝地位的神圣和权力的至高无上。② 中央机构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相互制约,都直接为皇帝负责,使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三公之下设九卿,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③ 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在地方行政机构上,秦始皇彻底废除了古代的分封制度,把战国时期已经实行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郡设郡守、郡尉和监御史,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一郡之内辖若干县,县设县令或县长,此外还有县尉、县丞,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这样的制度,既包括皇帝对中央百官的控制,又包括对地方各级官吏和百姓的控制,从而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正式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秦始皇所创立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基本上被后代的封建统治者所沿用。这对战国前的分封制来说是一大进步;对于巩固国家统一、维护封建统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 西汉巩固西汉建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导致了王国问题的出现,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面临严重的挑战。为解决王国问题,景帝在削藩的基础上,平定七国之乱,收回王国官吏任免权。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除了王国的威胁;在思想上实行“大一统”,实现了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样,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巩固,这在客观上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4. 隋唐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加强过程中,不仅要伴随着克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并且还要克服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分散了丞相和中央机构的权力。三省的长官都是丞相,把秦朝以来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互相牵制,同时又把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权力分给六部,防止专权,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实行科举制,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做官,扩大了统治基础,有利于官僚队伍文化素质的提高,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5. 北宋加强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接受赵普的推荐,采取“杯酒释兵权”等举措,收回朝中大将和节度使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心,防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使北宋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军队,导致了后来严重的社会危机。6. 元朝新发展元朝实现了全国性的大统一。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对辽阔疆域的管辖,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行省制度。这既是元朝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功的尝试,同时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是对古代郡县制度的重大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7. 明清达到顶峰明朝建立后,为处理君臣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使秦朝以来的宰相制度走到了尽头;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地方势力进一步削弱。明朝还编设厂卫特务组织,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加强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表明封建制度的衰落。8. 1912年结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纵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呈现上升趋势,皇权逐渐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二、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1.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其形成初期,有利于封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略,巩固了国家统一,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可以有效地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活动,兴建大型工程(特别是水利工程);有利于各地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推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也有利于民族融合,使中国产生了高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发展。这种制度又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政治品质的优劣,皇帝个人因素对政局影响巨大,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斗争可以说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副产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其消极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明清以后,它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空前强化的专制容易形成暴政,使广大人民群众毫无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可言;衍生出庞大臃肿的官僚队伍;另外,还容易出现特权阶层和政治腐败。思想文化控制的加强,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并使读书人只知道埋头苦读“四书五经”的经书,不去钻研有关国计民生的真才实学,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文化专制更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被绝对禁止,不利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这也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重要政治原因,使整个民族在近代裹足不前,落后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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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贴近时代的就是——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的思考
关于妈祖文化，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都曾涉猎这个领域，现代专家学者也进行认真的研究，1987年，莆田举行妈祖千年祭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着重从妈祖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进行研讨。 从妈祖文化的内涵来说，妈祖短暂的一生虽未留下什么著作，也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体系，但她的热爱劳动、热爱人民、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高尚情操和英雄事迹，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妈祖牺牲之后，人们就按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进一步把她塑造成为一位慈悲博爱、护国庇民、可敬可亲的女神，其目的仍是为了化育子孙后代和弘扬民族精神。“传闻利泽至今在”，“已死犹能效国功”──这是宋代状元黄公度的诗句；“但见舢舻来复去，密俾造化不言功”──这是宋代学者陈宓的诗句；“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这是元代诗人张翥的诗句；“扶危济弱俾屯亨，呼之即应祷即聆”──这是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题诗。以上这些诗名既是对妈祖精神的高度概括，而又说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很重视发挥妈祖的教化功能，希望使这一民间信仰成为促进国家昌盛、民族团结、民生富饶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妈祖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从妈祖文化的外延来说，则是指妈祖信仰持续一千年来形成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和借鉴的相关学术文化课题。 在中外关系史上，妈祖信仰与我国古代许多和平外交活动有密切关联，诸如宋代的出使高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历访亚非40多国，明、清两朝持续近500年的对古琉球中山国的册封等等，都是借助妈祖为精神支柱而战胜海上的千灾万劫，圆满地完成了和平外交的任务。外交使节们为报答妈祖神功，写下了大量颂圣文章，而这些原始资料对澄清一些历史遗留的争议很有作用。即如郑和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详细记录七下西洋的过程，对史书记载的讹误和不足起到了订正和补充的作用。清康熙二十二年中国册使汪楫所著《使琉球杂录》详述在妈祖庇佑下，封船如“凌空而行”，飞速通过钓鱼屿、黄尾屿、赤屿而进入琉球国境的姑米山、马齿山海域，使迎接天使的大夫郑永安惊叹如“突入其境”。由此记载可证，钓鱼岛列岛自古就是跟台湾连结在一起的中国领土。 在反侵略战争史上，有关古籍曾记载中国水师将领依恃妈祖庇护多次把殖民主义者驱逐出澎湖海域的史实。澎湖妈祖庙迄今尤存一块“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的石碣，这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40年）荷兰殖民者企图强占澎湖，沈有容从厦门率船队抵达澎湖，令其无条件撤离后的刻石纪功。明天启四年（1624年），中国水师复在澎湖克敌制胜，迫使侵略军首领牛文来律在妈祖庙签字投降。至于妈祖助潮让郑成功的舰队顺利进入台湾鹿耳门港的传说，则在台湾已家喻户晓。 在海上交通贸易及沿海港口开发的历史上，更与妈祖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从东北至华南，许多著名的港口城市的开发史几乎都跟妈祖庙息息相关。“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卫。”这句谚语是对天津港口起源的形象化说明。宋代华亭（即上海）、杭州、泉州、广州四大市舶司均与妈祖庙建在一起。还有营口、烟台、青岛、连云港等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使荒凉的渔村变为繁荣的港口城市。香港北佛堂摩崖石刻和《九龙彭蒲罔村林氏族谱》关于妈祖信仰自南宋传入的记载，则成为香港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笔。澳门地名的葡萄牙语称作MACAU，就是粤语“妈阁”的音译。台湾同胞把早期的分灵妈祖称为“开台妈祖”，这更充分说明妈祖渡台和宝岛开发是直接关联的。 在科学技术史上，妈祖庙也有其独特的地位。古代一种航海习俗：在新船下水出航时，必须同时制作一只模型供奉在妈祖庙内，这样妈祖就会时刻关心此船的安全。所以许多妈祖庙内便留下了大量的古代船模。山东长岛庙岛与妈祖庙的古船模多达350多只，包括福船、沙船和民族英雄邓世昌供奉的“威远号”军舰模型。这些船模成为研究我国古代造船历史的重要资料。现存一批妈祖庙古建筑，如福建泉州、山东、江西景德镇、广东澄海、贵州镇远和宁波庆安会馆等天后宫，从庙宇结构造型到各类雕刻构件，都是极为珍贵的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品。此外，各地妈祖庙还保存一些特殊的科技文物。如莆田涵江天后宫存有一幅明代星图，是研究我国古代利用星图定向航海的难得实物资料。天津天后宫所存的灭火“水机”，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机械消防器材之一。 妈祖文化的外延仅直接记载妈祖信仰的历史文献资料最保守的估计超过一百万字。它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宗教、民俗、华侨、移民等领域的许多课题，内容相当丰富，史料价值很高。 妈祖民间信仰的学术价值在本世纪70年代起就引起学者的注意，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客肇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天后》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反响。台湾学者李献璋自60年代起，经过20年的研究，终于写成了《妈祖信仰研究》一书，成为妈祖研究第一部学术性较高的专著。 妈祖故里的学者自80年代起，掀起了妈祖研究热潮，先后举办了五次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厦门、宁德等地方也举办过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妈祖文化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先后出版了《海内外学人论妈祖》、《妈祖研究论文集》、《妈祖研究资料汇编》、《妈祖文献资料汇编》、《妈祖信仰与祖庙》、《湄洲妈祖》等；在澳门出版了《澳门妈祖论文集》；在台湾出版了《妈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还有《两岸学者论妈祖》、《妈祖信仰》（李露露）、《天后妈祖》（曾昭璇）、《江海女神妈祖》（吴金枣）等对妈祖文化进行深刻的研究。也有《妈祖》、《林默娘》、《妈祖传奇故事》、《妈祖的传说》、《中华与妈祖文化》、《湄洲妈祖千年祭》、《妈祖祭拜宴会》等一大批文献资料、学术专著、文学作品、大型画册等。莆田还举办《妈祖信仰源流展》从神的角度讲，妈祖已是千岁高龄。千余年沧海桑田，中国变了，世界变了，人类文明进步了，科学技术发达了，然而，作为一种信仰——对妈祖的崇拜及其研究，却没有因时代的推进而泯没。今天，我们对妈祖文化的形成及其信仰作一番讨论，不说没有必要。
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中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自东汉时代起就被认为有王者之气。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集中国两千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今天这座宫殿仅留下了这些遗址，但仍不失当年的气魄。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做北平。这里人烟稀少。朱棣11岁时被封为燕王，他和他的旧部们熟悉这里，对这个地方充满着感情。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朱棣按祖制祭祀完天地回到皇宫。当君臣们相聚一堂时，一个叫李至刚的礼部尚书，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以为北平这个地方，是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应该遵循太祖高皇帝，另设一个都城的制度，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用这样一道圣旨昭示天下，表达自己治理天下的理念。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元1403年的朱棣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不安的气氛中。作为一个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刚登大极的皇帝，他面临太多棘手的问题。对反对他的建文帝旧臣的杀戮仍在继续。杀了很多人以后，朱棣感到十分不安。他也曾询问身边的一位大臣茹常，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攻入南京城时，他的侄儿建文帝就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尽管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在外。这件事成为朱棣最大的一块心病。之后有一天上朝时，朱棣差点被御史大夫景清刺杀。此事之后，朱棣在南京城里经常做恶梦。他或许更加强烈地开始怀念他的故地北京。站在南京皇宫的遗迹中，我们不难想像，曾经在北方生活多年的永乐皇帝，可能越来越不喜欢住在南京。他开始谋划将第一京都迁往北京的行动。很快当年的5月份，在一次临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北京是我旧时的封国。有国社国稷，将实施国都的礼治。然而皇上的建议，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从那以后，朱棣谨慎了很多，他开始以迂回而秘密的方式，为迁都进行系统而缜密的准备。公元1403年，由北平刚刚改称为北京的城市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五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当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涌向北京时， 在距北京万里之遥的西北草原上，蒙古帖木儿大汗指挥的铁骑大军，已经向中原开拔。大明朝的北方又面临着威胁。然而正当永乐皇帝，准备布防迎战时，帖木儿却突然在行军途中病故。一场大战消于无形。公元1405年6月，东南风吹起的时候，郑和受永乐皇帝的派遣率一支船队作远洋航行。带着永乐皇帝，向世界展现大明国威的使命驶向茫茫的海洋。据说这次航行，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公元1406年8月，当郑和的舰队浩荡行进时，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让朱棣高兴的事。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是出于永乐皇帝本人的暗中授意，还是大臣们自己揣摩上意的结果。总之在这一天的朝堂上，以丘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皇帝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序幕。永乐皇帝开始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师逵、户部左侍郎古朴。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丢失了性命。后世有人用“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的代价。这里是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内景，当年那些被砍伐的楠木，就是被用来制作这些柱子的。那些永乐时期巨大的楠木，在太和殿里早已难见踪影，这些巨大的柱子，是后来清朝由松木拼凑而成的。这是公元2004年6月，故宫大修进行的一次运木工程。这些巨大的木材，通过现代的运输工具运到故宫，也是一项庞杂而艰巨的工作。那么500年前，比这些木材巨大数倍的楠木，又是怎么运到紫禁城里的呢？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有一天山洪暴发，一株大木顺流而下。遇有巨石拦路，大木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巨响，撞击巨石。巨石裂开大木完好无缺。后来永乐皇帝将发生这一故事的那座大山封为神木山。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更多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然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我们在保和殿后，看到了这块故宫中最大的丹陛石。它是在明代，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而这样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运到这里来的呢？据历史记载，这些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里从明清两代跨越600年，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汉白玉石头。我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二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在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中，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人，只有极少的几个。那些当年为这座宫殿付出辛劳的工匠，据说超过百万之多。他们中也不乏幸运者，有两个来自山西的工匠王顺、胡良。永乐皇帝视察工地的一天，看到他们的彩绘。皇帝扶着王顺的肩膀，对他称赞不已。泰宁侯陈珪，公元1406年被任命为改造建设北京城及宫殿的总指挥。永乐皇帝在写给陈珪的一封诏书里说：“要善待工地上的军人和民工，饮食和作息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你们要体谅我爱惜百姓的想法”陈珪一直在北京监工，直到公元1419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据历史记载，在参与这项工程的能工巧匠中，以老木匠金珩为首的二十多人被同时提升为营缮所丞。而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像负责石料制作的陆祥、负责工艺的蔡信，也都被历史记载了下来。这里是现在北京的中南海。在600多年前，紫禁城尚未建成之时， 朱棣的燕王府和紫禁城完工前的临时宫殿，就在这一区域的西北。公元1409年，朱棣以巡狩的名义住在这里。从公元1409年至宫殿建成后的公元1421年，他在北京度过了5年又8个月。这使得大明朝的决策、军事和行政系统逐渐北移。跟随朱棣来到北京的一个叫王绂的画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燕京八景图》，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时候北京的美景和风情。那个时期，北京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移民军户对郊区的屯田垦荒，使北京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北京对于这个王朝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从公元1410年到公元1414年，朱棣以北京为根据地，两次跨过长城御驾亲征，击败了多年来威胁北京的蒙古部落。在一次胜利后，他检阅了所带领的庞大军队。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合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疏，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及参议陈祚被朱棣谪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公元1416年十一月的一天，朱棣突然诏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朱棣多年处心积虑的迁都欲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意。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在故宫博物院的宫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在将近600年前，同样在这块地方，曾经一次性的汇集了十万名工匠，开始修建这座宫殿。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在《明实录》上有这样的几句话“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是成。”在公元1419年，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只能用文字记录。而今天，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记录这些影像。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不得不对历史的记载产生一些疑惑。我们同样在《明实录》上看到这样的记载:“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在今天一些研究者以此为据认为，紫禁城是自永乐十五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建成。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8000多座房子，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用三年半的时间建成的。但是无论有怎样的争论，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工程方法，却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虽然距紫禁城建成已经将近六百年，但是今天工匠们使用的建筑方法依然延续着那时的工艺。这些传统的工艺，在清代被人们概括为八大作。 即木作、瓦作、石作、扎材作、土作、油漆作、彩画作、糊裱作。我们今天在镜头中所展示的工艺是在这次大修中所运用的。它和约六百年前明朝工匠所运用的手法，几乎是一样的。在公元1420年，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那个元大都曾十分著名的延春阁被景山所取代，而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座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这里的砖瓦木石，这里的色彩，这里的空间布局，都昭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从此这里开始历经24位皇帝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公元1421年，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旦。这一天，朱棣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朱棣和大臣们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所振奋与鼓舞。不久春天到来了。那些曾经终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匠民夫和军人们， 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的诏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据说宫殿盖好之后，意得志满的永乐皇帝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胡回答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永乐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并表示到时候若不着火就杀你人头。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也就是在这时，永乐帝派郑和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大火突然升起真的被雷火击中了。朱棣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在历史上无法考证。那个胡姓官员预测的故事，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而在《明史》上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永乐皇帝用近二十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 只存在了三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朱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痛惜宫殿的被毁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对自身的怀疑。朱棣敕谕文武群臣说：“奉天等三殿灾，我心惶惧，莫知所措。如果我的作为果真有不当之处，大家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好让我有改过的机会，以回天意。” 下诏求言引发了官员们的激烈反应。一部分人都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朱棣好大喜功，指陈他迁都北京是错误决策。接着，处于惊恐与愤怒矛盾中的永乐皇帝，让大臣们跪在午门前相互辩论，还处死了一位指责他的官员。不久之后，朱棣致力消除边患发动第六次北征蒙古的行动。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戎马一生的他居然从马上摔了下来，终于在北征蒙古的途中他在榆木川走向生命的尽头。毁于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工作。 之后的二十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孩子十分崇拜他的曾祖父朱棣，他一登上皇位就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这一年的秋天，朱祁镇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又过了五年，他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日工程就正式动工。一年半之后，拖延了十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一切尘埃落定。紫禁城又完好如初，一道圣旨又昭告了天下。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要迁都啊。当然要造皇宫。
崇祯，大明第十六个皇帝，亡国之君，朱由检。很明显，他是一个悲剧，朱明王朝在他的手中赴之东流，他也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年号洪武，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皇权，集权于皇帝一人。也许是中国古代太多叛乱割据的例子，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他废除丞相，大分中央之权，铲除异己，实行恐怖的政策，巩固统治，以此来巩固他的朱家天下。 个人认为，朱元璋有两误，一是，他忽视了家族内部的纷争。也好在，谁得权，也都是大朱家的。靖难之变也就无关痛痒，毕竟这个天下还姓朱，毕竟香火还可延续。 朱最大的失败在于，皇权集中于一人，国家的兴亡，统治的稳定，势必都要在皇帝一人头上，皇帝都好恶，决定了一个国家。明朝又有几个好皇帝呢？想必也只有明成祖了，况且他还是计划外的。 皇子一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他已不属于自己，整日的关在深宫，学习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他们累不累，当然。他们又能怎样，只能默默承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就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不健康。他们很压抑，他们需要发泄自己。即位之后，他们为所欲为，吃喝玩乐，要把前面所有的罪都补偿过才罢休。 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国家，必然是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内有大股农民起义势力，农民战争的战火烧遍中华大地。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部队，甚至直逼京师。外则有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联蒙治汉。一连夺下辽东7十余城，金人的战马，已经逼到长城之下。长城何用，挡的住外敌一时的入侵，却挡不住大明一落千丈的国势。明朝的统治，可谓风雨飘摇。二 朱由检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之下，登上帝位，可以说，他生不逢时，这一切都注定了他必将成为悲剧。 朱由检是有心救国的。谁又想让一代王朝毁在自己手中呢？好在还有袁崇焕，好在大明的朝廷还有忠君爱国之人。努尔哈赤拿袁毫无办法，好像有袁，则大明可保。这时候的崇祯是信任袁的，毕竟国家需要他，毕竟朱家需要他。想必，他们那时也可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或许也不顾及什么君臣之礼，崇祯实在是大爱袁，没有袁他又怎能安睡。 朱是个孩子，一直认为他是个孩子，他太过固执，太过刚愎自用，太过自以为是，他是一国之君，无论什么，他都是对的。他要维护天子的尊严和荣誉。他从不向任何人低头，可以说，他很要强。但他以为治国是玩过家家，搭积木，不满意，可以推倒从新来过。他是皇帝，他认为他可以做到。也或许是太多深宫中的变故，太多畸形的教育，见了太多的明争暗斗，他变的只能相信自己。皇帝本身就是个悲剧，权利家族，利益，让皇帝不再属于自己，他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封建王朝的代理人，如此而已。历史是公平的，给予他太多太多的权利，自然就要承当与之相成比例的义务。 朱由检还只是个孩子，他没有太多的阅历和经验，皇太极只是用个简单的反间计，就让这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入了套。当朱由检发现自己错的时候，他没有回头，我想，朱是肯定意识到自己错了，他冤枉了袁崇焕。只是太多的东西让他放不面子，他找不到一个台阶让自己下来。他太过固执和要强，他从不承认自己有错，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他将错就错，我只是杀了一个将军，我大明还有很多的兵将，可皇帝只有一个，皇帝的尊贵不容污损，我又何必过不去呢，我是皇帝，我做事有我的原则，有我的考虑。 他要把这一切做的妥当，他给袁织罗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通敌卖国，金贼走狗，总之什么脏水都往他的袁的身上泼，不管到底是不是实情，他以不可回头，只能变本加厉。可怜可悲可敬的袁崇焕啊，他只是默默的接受，他文官出身，所有的书都教他要忠君爱国，固然自古这两者难两全，可在他看来，忠国即忠君，忠君即忠国。在牢中，他仍心系国家安危，他写书劝告部下继续抗金，保卫皇帝。他忠于朱又检，哪怕他知道这不值，哪怕他知道朱由检是错的，他是被冤枉的。袁完全有能力发动兵变，逼朱由检让位，另立新君，他做不到，他是个血性男儿，太多的东西放不下，他爱他的主子，朱还是个孩子，他可以包容他的过失，哪怕用自己的性命。 袁同样是个悲剧，最终被凌迟处死，很多人不理解他，他的部下不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君主，他是何苦，百姓不理解他，为什么他是如此之小人，卖国之贼，其实很多时候袁自己也不理解，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一切只是默默接受，刽子手片他肉的时候，他的心早以不只被剐1000下，崇祯，以前的那个崇祯到哪去了！他爱朱，他爱他的国家，他只能选择这条路。 朱由检也许会后悔，但那也是后话了，袁崇焕直到乾隆年间才被平反倒是事实。三 历史走到了1644年，正月，李自成攻占了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此时正整顿兵马，准备一举杀入北京城，推翻大明 朱由检没有慌，他也许预感到这一天到来，他是个好强的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可朝廷之中已无人可用，朝野内外，人心惶惶，百姓也早已心归闯王，杀牛羊，备酒浆，开城门迎闯王，总之明朝大势以去。 崇祯皇帝其实可以采纳大臣的意见，放弃京城，度过长江，依长江之天险，挡住敌人。仍可以在明朝旧都继续做他的皇帝，安安稳稳的当皇帝。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李自成挡着清兵，或许哪天他还可以再杀回来。就算回不来，他也起码能守住这个名存实亡的朝廷。 先前说过，崇祯皇帝是个好强的人，他对那种拖家带口，溜出京城的行为感到不屑，他是一个皇上，是九五之尊。怎能受如此之辱，如此之恨。宁可死守京城，守住龙脉，大不了以身殉国，他真的是一个好皇帝，起码他有这个心，可他的确也回天无力，历史已经给大明判了死刑，他最多也是个螳臂当车的角色。可他还是那么固执，执意死守。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朱由检也没有想到，他的明朝已如此破败，他只是摇头，什么也没说。其实他是可以活下来的，李自成说，只要崇祯皇帝禅让，他仍可享受皇帝的待遇。可朱由检没有答应，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耻辱。 朱由检绝不是个苟且偷生的人，那种高傲的气节，只是有的时候，没有资本。但也总比，蝇营狗苟，点头哈腰的人要好的多。回想1400多年前，魏军攻破成都，刘禅降魏，他的儿子，杀了妻儿后自杀，他说，国以灭，尔等何有理由苟且。 崇祯皇帝不想做什么南唐后主李昱，最后还混了个什么著名词人，天天在那边说什么国啊，哪去了，现在啊，我寄人篱下啊。酸，实在是酸。我都替他害臊。 崇祯皇帝最终自尽于万岁山。应当是在傍晚，望着落日，此刻朱家以去，可他仍要好强的说一句：“我不是亡国之君，你们都是亡国之奴！”甚孩子气。可以想象他那不服输的眼神，在他闭上眼睛之前，也或他是睁着眼，踏在太监的背上，看着京城里的大顺军，看着满脸堆笑的大明臣民，也许，这个国家是真的亡了，他的眼神有些哀怨。朱由检，以这种干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大明。 历史给予他的评价是刚愎自用！ 其实，我想说，他是个好皇帝，真的！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很要强，但又太过固执。他起码有那颗心，比起他前几代那荒诞无机的君王不知好多少倍！比此后的那些软弱的清帝也要好的多。只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无法改变什么，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这个腐朽的制度。所以，他只能是个悲剧。 崇祯皇帝如能再早生几年，或迟生几年，那么他应当是个好皇帝，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历史是无情的，历史造就了他的悲剧。
高一就需要论文了？
朱元璋的功过剖析摘要〕文章深刻分析了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功绩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朱元璋的功绩在于，战略上接受并贯彻“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实施仁政；众揽人才励精图治；大义灭亲，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的严重不足和过失是自卑、好色、大量杀戮功臣、错用胡维庸、错立朱允炆以及大搞特务统治。〔关键词〕朱元璋；以猛治国；明律近来电视、书刊论述朱元璋的东西不少，吴晗的《朱元璋传》，张笑天的《传奇皇帝朱元璋》等，读者议论纷纷。但我认为这些名人们对朱元璋的功劳讲得不深，对其过失讲得也比较含蓄。本文试图对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功劳和过失讲深讲透，与同行们共同研究。一、朱元璋功绩评析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削平群雄、打败元朝、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明朝帝国的开国皇帝，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胜利，而在历史上留下丰功伟业呢?这主要是：（一）接受九字箴言，并付诸实施朱元璋接受了大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箴言，在削平群雄，推翻元朝统治的事业中，从战略高度予以实践，这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就是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要在力量不足时不要称王，以免群雄联合攻击，以免枪打出头鸟。朱元璋从抓军训而强兵，抓屯田而积粮；占领南京后，加固城墙，并尊小明王为君，很长一段时间屈居称臣，这些英明的战略观点，是朱元璋以弱胜强逐渐强大夺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二）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实施仁政朱元璋出身低贱，当过和尚，讨过饭，因而在他的思想中有一股强大的主流，就是体恤民情。他登基后首先一条就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虽然以猛治国，却是实实在在施行仁政。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即位当年即下令，凡是老百姓提出的关于水利的建设，地方官吏必须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止旱涝的，都要依照地形加以修治。到洪武十八年，全国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处，修建坡堤渠岸5，000多处。这些都为发展农业生产，老百姓吃饱穿暖奠定了基础。朱元璋还奖励屯田，解放生产力。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屯田面积达874，746项，比洪武六年增加一倍以上。洪武二十六年收入比洪武六年增加了三倍，人口增加了700多万。（三）众缆人才、励精图治当他错杀江南才女、美女苏坦妹后，引起了浙西四贤不满，他当即立了罪己碑，吸引浙西四贤之首的刘伯温等先后投其帐下。在他周围文有刘伯温、李善长，前者多谋善谏，堪称朱元璋的魏徵、赵普：后者修明律，掌管朝中大事，堪称朱元璋的萧何。武有徐达、常迂春能征善战，在削平陈友谅、张士诚、元朝势力中立了大功。（四）修明律以猛治国，以身作则大义灭亲他的女婿欧阳伦因贩运私茶遭朱元璋赐死。侄子朱文正因霸占土地受到杀头处分（资治通鉴记载为免去官职发往桐城安置不久死去）。朱文正是马皇后哺养长大，马皇后亲自求情都遭到拒绝。朱元璋以身作则大义灭亲是历代皇帝之楷模。另外朱元璋大力惩治腐败，有名的郭植案牵涉多人均弃尸街头。（五）加强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主要是废中书罢丞相实行特务统治，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废除地方中书省，设立布政使门，按照皇上意愿管理地方政事。当时全国设有13个布政门，同时地方上还设主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和管理司法的刑按察使，三机构独立并互相牵制。罢丞相是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措施，汉武帝时经常更换丞相，明朝开始李善长、徐达为相，李处事谨慎，徐达在外打仗矛盾不尖锐。胡维庸为相后大权独揽，结党营私，矛盾加深。皇帝直接抓六部对巩固中央集权有好处。特务统治虽然弄得人心惶惶，但朱元璋得到了不少情报，对巩固皇权有好处。（六）辛勤一生朱元璋为了管好他亲自创立的大明王朝，他不相信大臣，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也很少有娱乐调剂。甚至缩小并限制相权，直至取消宰相，政权成为由皇帝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朱元璋办公室贴满了纸条，这些纸条是他随时想起国家大事或一句名言怕忘记而记录下来的。一个皇帝能这样自律，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真是难能可贵。他是一个事必躬亲、举轻若重的好皇帝，同时也是一个不能发挥大家力量（特别是登基以后）的“日勤不怠”的君主。二、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一）自卑朱元璋出身低下，在他的思想中除了恤民的主流外还有一股支流就是自卑感，他不愿意让人讲他当过和尚，如悟因为当着群臣讲了此事被他关进了大牢，经云奇与皇帝讲情才答应如悟出牢，但还是让朱元璋割了舌头，永远不能说话。（二）好色自古皇帝好色不足为奇，但不择手段而集美则有失道德品质。如打败陈友谅后经胡维庸拉皮条，将陈友谅的皇后达兰暗暗藏到后宫，答应达兰守孝三年而封为妃子，后达兰作了朱元璋的真妃。达兰肚子里怀的陈友谅的种而生的朱梓成为她为陈友谅复仇的工具，后事发被杀。再如，为了得到郭子兴的女儿郭惠，假说郭子兴临终时有口头遗嘱“要郭惠嫁给朱元璋”，后说服了郭子兴老伴假传遗嘱硬从兰玉手中夺了郭惠为妃，后因与兰玉私通逼其自杀。另外朱元璋逼江南才女楚方玉当了宫中女宫，企图玷污而未成，楚自杀身亡。（三）杀害功臣徐达被朱元璋列为第一功臣，已经回乡养老得了背疽，这种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却在他病重时赐蒸鹅给他吃，徐达深知皇帝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吃了蒸鹅，没有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刘伯温是被朱元璋称为先生的功臣，告老还乡后因为一块坟地朱元璋就要处死他，后经郭艮莲的父亲讲情才得救，后来还是被胡维庸用药毒死。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也因失宠先后被处死。连位居“功臣第一”，年迈退休在家已77岁的李善长及全家70多口人也一齐被杀。（四）晚年错用胡维庸、错立朱允炆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是会识人的，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之处。朱元璋之用胡维庸就为其才能和小聪明所误。胡维庸是心术不正野心勃勃的小人，刘伯温虽劝朱元璋说用胡维庸不是走的快慢而是会翻车的，朱不听所劝，胡从为达兰拉皮条做起，进画师李醒芳，拉帮结派，培植党羽，直至伙同达兰造反以及害死刘伯温、谋害徐达，干尽坏事。后来虽然遭到车裂，但很多人跟其遭难。太子朱标病死后，立谁为太子这是朱元璋马上要办的一桩大事。他深知四子朱棣有魄力有胆识是为君之才而不立，却遵照嫡庶长幼的老规矩立了朱允炆。结果不久朱棣推翻了朱允炆，不仅害了朱允炆，老百姓也多受了几年战争之苦。用人遵循嫡庶长幼之老套而不是任人为贤为清廉。（五）大搞特务统治先是锦衣卫后改为东厂，大张旗鼓地收集百官情报，以东厂威胁百官，楚方玉的遗作中说“大臣们上朝每天均与家人告别，好像上朝后不一定能再回家”。朱元璋用东厂威胁百官，不准后宫干政，其子孙只有信任宦官。明朝宦官专政为历代之最，太监魏忠贤为九千岁，大将袁崇焕带兵打仗，其监军仍为宦官，这些人不懂历史，不懂军事，没有知识却要指挥将军，真是历史罕见。这些都是受明朝皇帝的老祖宗朱元璋的影响。另外朱元璋使用酷刑车裂胡维庸、兰玉，动不动就灭九族，这九族中老师也是一族，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是历朝历代少见之事，也说明朱元璋性格中残忍的一面。（六）把孟子清理出孔庙朱元璋为何恼怒孟子，主要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语言。朱元璋是极度自尊、刚愎自用的，他登基以后唯我独尊，哪能理解孟子“君为轻、民为贵”之说，孟子的“民本”思想他无法接受。孟子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是一致的。朱元璋虽然有体恤民情之主流思想，但对孟子的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为“仁政”格格不入，因为民若影响其皇权则忘掉一切，这就是朱元璋。晚年他命令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保留170余条，删掉80条，曰《孟子文》。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以《孟子》作为范本。综合分析，朱元璋其人文化素质低，对儒生有偏见，对儒教之说虽用之皆生吞活剥而来。没有一套正统的理论是朱元璋性格中矛盾所在。三、结语朱元璋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削平群雄、打倒元朝的统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明朝后注意发展生产，体恤民情，为推动社会前进起了很大作用，总来说是应当肯定的。但其缺点也很突出，杀戮功臣为历代皇帝之最，好色而不择手段也十分惊人，搞特务统治，晚年用人错误造成损失也令人发指。朱元璋用刑之残酷殷纣王之外无人与之相比。
贴春联，我国年俗的文明符号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过春节、贴春联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民俗之一。贴春联民俗的延续，生动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 一、春联的由来春联，就是把喜庆、吉祥的词语或对偶句写在红纸上，张贴在门口的两边，每副春联还有横批，多是喜庆、贺岁之类的词语。每逢除夕之际，按照我国的传统习俗，家家户户都要贴上春联，以示辞旧迎新，期望新的一年过得更好。春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年俗，源远流长，也是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关于春联的由来，有人说发端于宋、明代。其实，我国民俗中贴春联过新年的风俗，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有了贴春联的习俗。不过，那时候由于没有纸张，所以春联往往是刻写在门庭木掾或石柱上，当然也有的富贵人家把春联写在丝帛稠带上。后来，造纸术发明后，一些文人墨客便用把春联写在纸上悬挂，以后在发展到用红纸书写春联，春联也“飞入寻常百姓家”，挂在普通百姓的门口或者厅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从这么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是社会注意的优越性，第二是"特色"的优越性。
一、社会的优越性：
1、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广泛的民主。人民的政治权益得到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使人们的劳动合法权益得到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地组织人们进行生产建设以及处理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例如抗震救灾等等。
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提高物资的调配效率。国家能够有能力进行各地的物资调配，避免不必要的内部壁垒。
二、从特色角度讲：
1、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灵活性。能够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框，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进行必要的变革，为改革提够了足够的空间。
2、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吸收原有的制度的优点，又能借鉴西方的长处，进行不断地完善，能够不断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
3、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因地制宜的处理民族关系，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才使中国人民有了制度自信的充足底气。大家应该坚决执行、维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变为治理国家的强大效能，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扩展资料
社会主义制度优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显著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2、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根本制度保证。“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正在于“中国之制”。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制度。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述是很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从现代系统思想在社会领域的运用看，前者是侧重“内在结构”，后者是侧重“外在功能”。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在哪里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政治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根据课本的相关知识，以及搜索一些资料，以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现状;对策 一、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设计运行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这期间，每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其建设，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是以个人心思为主动力的，想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是许多中国人过去的思维。而依靠社会科学机制，增加大多数人富裕的 方法 制度或机制创新却很少，大多会用按步就班的方式重复地走来。而当社会腐败无能时，改变政机的方式又是极其简单的愚昧的，最常见的就是起义革命造反之类，当然这也是属于人类的自相残杀而达目的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研究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家来说，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朝代兴亡、政权兴衰或更迭，社会经济发展或倒退，民生安乐或困苦等，几无例外总与当时政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及其运行是否正常有关;对于个人来说，所有曾经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几乎都要依托当时的政治制度或借用某些部门达至目标。 二、政治制度的涵义 所谓政治制度，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它是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 制度在一起规范着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组织)的行为，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生存、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它以规范国家政权行为的准则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那些本身虽非国家政权，但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的其他政治实体(政党、公民等)的行为准则”。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则“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政府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法律、体制、规则和惯例”。 三、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我国自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管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 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二)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 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 传统文化 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四、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其一，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都必然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和体现本国的国情，并具有本国的特点，其结果也理所当然与中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民族心态、哲学伦理思想等密不可分，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应坚持历史的视角。有些现在看来不适合，甚至违背现代民主原则的制度，如1949年后不久成立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强调党政不分的“一元论”，“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却往往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产生过难以取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当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反复筛选和论证，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 其二，要注意“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抗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土，都曾起到值得肯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看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必然运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利益。因此，旧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如他们或是突出王权、皇权、特权;或者是强调人治，发展个人独裁;或是强调华夷之分，顽固地保留和利用宗法体制等，这些都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其三，要用比较的方法。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但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可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而 经验 证明比较的分析方法最可行。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方面，进行纵向对比，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另一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目前国外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比。 结论 通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还让我懂得了学会分析从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受益匪浅：其一，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那么多，各种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按人口平均的水平，往往是很低的。鉴于这些情况，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二，中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目前的制度中使人感到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作用太大。这种权大于一切的情况，不仅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为腐败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我们要在不断发展中进行改进，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悦.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J].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李月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J].学海，2009(6). [3]王兆刚.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东方论坛，2011(3). [4]徐永军.政治制度正义、属性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J]，2004(4). [5]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摘要〕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 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 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 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关键词〕 出场学;当代中国政治;政治 哲学 〔作者简介〕胡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123。 (一)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理论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问题意识。构建理论形态当然重要，但是对理论构建的时代语境和方法论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的特征是，“她本质上是由一定时代语境造就、对出场路径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1〕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应该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完成“出场”、“在场”、“退场”、“缺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作用，防止再次出现德里达所言的“脱节的时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场学方法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语境是对时代地平线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出场的现实基础的考察，特别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现实条件和当代的现实之间的“历史间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所遭遇的一切‘脱节’和挑战，都来源于新全球化时代所造就的时代语境的影响。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化问题并成为‘ 反思 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应该如何构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原理，要想构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须搞清楚市民社会的基本状况。政治模式必须适合社会形态的基本状况，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需要搞清楚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式? (二) 社会是交往关系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由为了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造就的，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想维持人的生命就必须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须有可满足需要之物，要想获得满足需要之物就必须进行生产。即便是旧石器时代的采猎经济也仍然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便是采猎经济也不是孤独的鲁滨逊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共同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会存在。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生产力或技术交往结构描述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实体结构，它表现的是人们事实上是如何改造自然，获得满足需要的物品。生产关系或经济交往结构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结构，描述的是进行共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 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以及人们能从生产结果中获得什么份额。相对于孤独的鲁滨逊，共同生产的人们立即面临分工、所有制、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主体参与交往总有其期望实现的主观设定的意义，但交往实践最终给其带来的意义首先是客观的，与其主观设定的意义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实践对各极主体都产生意义，而且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相关联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实践的各极意义彼此相关，彼此以其他各极意义作为本意义存在的条件。 政治是以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政治的本质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每个人都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人们的资质和能力当然有差异，这样就决定了他能参与的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客观意义或结果的差异，这是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和矛盾产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资质外，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客观意义和结果，因此，经济主体总是希望制度体系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为此积极去影响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批评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只要求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的斗争。我们认为，政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交往基础上的政治交往实践活动。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而产生的多极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实践活动和结成的交往关系。这个定义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的涵义：(1)政治起源于对物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调和解决。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进而产生了阶级。最初是依靠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去解决物质利益矛盾，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随着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就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与社会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和权力机关，这就是国家，国家成为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2)在阶级社会里，物质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政治关系也主要体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国家产生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私有制产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不简单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从而“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5〕阶级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关系的社会承担者，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6〕因而“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7〕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8〕所以“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 (三) 生产力落后的国家 发展 社会主义始终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是在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生产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始终处于边缘国家的地位;还是实行有限的公有制和按劳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发展路径选择。前一种路径意味着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 建筑不符合 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严重脱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表面上的公平正义掩盖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生活需要，物质利益矛盾被暂时性地掩盖了起来。以这条道路去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国选择了后一种路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如何看待这个现实? 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借助于世界性的交往来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资金、科学技术和 文化，马克思晚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闭关锁国和 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正确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主体、经济 实践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的传统实践观的缺陷，这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有利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成和发展，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主体资质和能力参与交往。微观经济主体的资质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他能参与交往的水平和层次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他从交往中获得的物质利益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除此之外，与现实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体系更影响着经济主体参与交往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就必须承认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差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物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同时，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会发展变化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物质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和控制，既保持物质利益差异的存在，又使物质利益差异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又使社会稳定有序，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这样，我国的 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方向。由于社会分层和物质利益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有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政治的多极主体交往的本性在我国也就越来越显现。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一元”与利益群体的“多元”，如何协调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社会作为物质利益差异性的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也是当代中国各项改革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尊重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的现实，承认物质利益差异化的现实，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基于政治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多元政治主体以物质利益为中介而结成政治交往关系的活动的理解，去寻找和建构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参考文献〕 〔1〕〔2〕任平.创新时代的 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89.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大学生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浅谈思想政治教师要提高政治素质》 〔10〕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猜你喜欢： 1. 大学生励志论文2000字 2. 大学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3. 关于责任的政治论文2000字 4. 大学生社会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 5. 大学生思想道德论文范文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