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陵王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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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我欲胜彼，彼亦志於胜，谁肯处其败？胜败之情战於中，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则如之何？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与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定察矣。今吾藏战於守，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寓胜於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故神闲而气定矣。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 且彼诚欲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弑之，何有於我？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彼於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於我也。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我之所忌不在於虏欲必战，而在於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疾矣。 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在困吾力，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余矣。”译文两军对垒，如果没有办法了解敌情，便会因心里没底而产生疑惑，有疑惑因而容易产生恐慌心理，应对复杂情况时一定不能审慎行事；如果有办法了解敌情，心里便会很镇定踏实，镇定踏实因而不会对如何作战产生疑惑，一旦心中没有疑惑，就会听仼敌人骚扰自己而不会惊慌失措，那么，主动权常常在我方手里，而敌方实际上受到制约，处于不利位置。古代那些擅长用兵打仗的人，不会去追求每战必胜，而会去谋求今后不可战胜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才是用来慢慢谋求将来每战必胜的根本。我方想战胜敌方，敌方也有志于战胜我方，那么，谁愿意处于失败的境地呢？如果想胜怕败的心情在心中交织，那么胜利或失败的迹象就无法去判定。比如说，敌方或许会带兵来进犯，我方敢认为他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故意向我炫耀吗？敌方戓许带兵逃跑，我们敢认为他们不是在隐匿自己真实的形迹来引诱我们深入呢？孟子曾经说过：“东西去称一称然后才知道它是轻还是重，去量一量才知道它是长还是短。”这是因为有确定的依据的缘故。《诗经》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也揣测得到。”这是因为我仔细观察研究的缘故，如果能有确定的依据和认真研究的态度，敌方情况即使远在万里之外，我们也可以确定明察了。如果我们将进攻的思想隐藏在防守中，那么，即使我们不进攻也可以为将来一定要进攻而作长远的准备；而如果我们将胜利的方法寄托在进攻中，那么，即使我们不能取胜也会经常拥有将来一定胜利的道理。如果他们真的是虚张声势故意向我们炫耀，我们应该冷静应对而不可轻举妄动；如果他们真的是隐匿自己真实的形迹来引诱我们深入，我们因为一向有准备会让他们无机可乘。表面的胜负既然不能搅乱我们的方寸，那么我们就可以心情闲适、精神安定了。这样以后再慢慢地用我的心去揣度敌人的实情，想到我们这样敌人也会这样，敌我分处北方南方，虽然有不同的观念想法，但胜了高兴败了忧愁，这种心情难道会有不同吗？况且，他们如果真的向我们进攻，一定不会匆促行动来加快我们防备的进度。再说逆贼完颜亮最初图谋向南侵犯我们的时候，刘麟、蔡松年刚一弄清他的意图就引领金兵进攻我们，最终刘麟打了败仗被逐出朝廷，蔡松年也被赐鸩酒自杀，因为金国皇帝恼恨他们泄露了进攻宋朝的机密。如果他们真的要进攻了，难道想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的作战计划吗？如果他们不敢开战，那么，他们贪婪残暴，不讲道义，愤怒的时候甚至不顾虑失败，他们还会顾忌我们什么？! 凭母亲的至亲、兄长的大一点的身份，他们一个违背了完颜亮的心意，一个本来做了有利于完颜亮地位的事情，结果完颜亮还是杀了他们，更何况是对付我们呢？再说现在他们在沿着洱海制造船只，沿着淮河制造武器，包藏险恶用心，即使与他们有嫌隙的人都可投靠他们，谁敢说他们最终不会大规模进攻我们呢？大概即使他们现在没有一定敢战的心理，我们也不能不提防他们那些想尝试的举动。他们相对于高丽、西夏较强，气势足以吞并它们。所以，当高丽、西夏的使者来访时，他们会坦然地接待他们而没有任何其它的担心；只有当我们的使者去的时候，他们才会从多方面表现出不友善，尽量防备我们。正如人们看到牛羊从来不改变脸色，看到老虎豹子之类就大声呵斥、捋起袖子伸出手臂去对待它一样，这足以看出，他们对我们有深深的忌讳。他们知道忌讳我们，难道我们对他们就没有忌讳吗？我们忌讳的不在于敌人一定会向我们进攻，而在于敌人已经侥幸胜利并已渡过淮河，进而会死守淮河来让我们受困。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深受其害了。朝廷如果镇定下来作仔细的考虑，哪样的情况了解不到，哪样的事情不能成功。不去谋求了解敌情，却去看敌人虚假的声势来决定自己是进是退，这样做不仅仅会使我们的力量受困，还会让我们失去克敌制胜的良机，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认为：“了解敌人的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应对敌人、获取胜利就会显得绰绰有余。”

译文如下：

臣听说事情还没发生就预先图谋，这样的话处理起来就游刃有余；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才打算处理，那么常常做起来力不从心。金人侵占我中原大地，臣子们应该要想着一雪国耻，普天之下的人民，这样的心志未曾敢忘记。我的家乡，房屋都在济南，一家担任军职蒙受大宋的厚恩。

祖父告诉我，因为族人太多，没能走脱被金人俘虏，不得以担当金人的官职。后来留在京师又到过宿州和亳州，到过沂州海州，都不是他的志向所在！每次退朝回家吃完饭食，就带着我们这些小辈的人攀登高山，远眺悠悠天地，谈论国家要事。

想要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我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祖父经常带着我驾车，远至燕山，只为勘察地形。只可惜计谋尚未想好，我祖父就去世了。

高宗绍兴三十一年，金国海陵王完颜亮向南入侵，中原的百姓们都集合起来，臣也召集了二千人归顺在耿京麾下，担任掌书记一职，和他一起图谋收复中原，一共召集了二十五万人，归顺朝廷。不幸的是中间出现了变故，事情才出现难于预计的变化。

（这里指起义军中的一个将领张安国杀害了耿京，叛变投金）我忠于大宋，义愤填膺！现在，我定下心来，私下思考：当下的事情，朝廷应该稳重行事，不能让金人的奸谋得逞。以前，是战是和，常常是金人说的算，我们却只能被动的应对。

记得上次在燕山本来已经求和纳贡，奈何没几时，汴京就被包围，求和没成却反害徽、钦二宗被俘。秦桧等人的求和反而只能让金人更加肆无忌惮。对方看到有利就和我大宋作战，兵力疲惫了就和我们求和，尔虞我诈，我们都得到什么了？

唯有张浚将军的抗金军队初有成果，既然胜利了就不要考虑失败，事情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后来失败了，是在大家求和以后，便又遭受金人的蹂躏，所以抗金的斗争史残酷的。

而那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人，只看见胜利不可保持就以为是祸害，这些不开悟和不可靠的人是大弊病，我们要引以为鉴啊！微臣认为收复中原的计谋是有的，不要去在意符离一战的胜败。

而那些朝廷大员总是想太多，一想到要用兵就像谈虎色变，太可惜了！古人说不要因为小的挫折就放弃大的事业，正是这样啊！

皇帝陛下您聪明英武，对事情有真知灼见，即使是光武帝的英明，唐宪宗的果敢也比不上您！区区的金人，却让您早起晚睡地劳累，这正是天下有识之士向您献计效命的时候啊！微臣虽然出身低微，没有什么才干，只是因为出于对我大宋的忠心激发了我，不能过控制自己。

如今金人那边有弊端，是我们有机可乘的时候，然而朝廷大方针仍然是戒备就是没有危险。所以我殚精竭力，不自量力，写成了抵御敌人的十篇策文，文章的名称叫做美芹。其中三篇是分析敌人的弊端弱点，其中七篇是写朝廷当下应该采取的措施。

先审时度势，然后观察敌情，再观察其变化，这样敌人的虚实我们就了如指掌，然后在把七篇中的计策按顺序使用，打败敌人不在话下。只要陛下经快实施，微臣所说的先机，就志在必得，不要在大家的议论中迷惑了。如果收复中原成功了，陛下的英烈不会逊色于唐太宗。

冒昧地献上我的计策，就算是犯了越权的大罪，山野之人的可口芹菜献给我的君王，也希望君王能诚恳的接纳。请陛下能赦免我的狂妄，怜惜我的一片忠心，批判的接受我的建议，我会感到无比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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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年，辛弃疾写了10篇论文，又称《美芹十论》，陈述抗金救国、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大计。《美芹十论》是献给皇帝的，因此，作者谦称《十论》不过是他自己觉得好，皇帝不一定就会喜欢——就像宋人喜欢芹菜一样——事实上，皇帝的确不喜欢。

自从辛弃疾献了《美芹十论》之后，人们就把“美芹”作为忧国忧民、悲国家之颠覆的代名词了。从此美芹有了特定深远的含义了。

《美芹十论》为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所作，该书从第一论以至于第十论，无一不是精辟之论。同时，这也是一部很好的军事论著，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除此之外，《美芹十论》成了辛弃疾的代名词，郭沫若先生为辛弃疾墓写过一副挽联：“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上联）；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下联）”。

被清朝的文字狱改动过的儒家文化康熙晚年，诸皇子为夺取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废太子允礻乃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题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枉费心机。工于心计的皇四子允诺礻真用两面派的手法麻痹对手，取悦父皇，暗中培植势力，收买人心，终于挫败诸兄弟，于欢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革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必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为可磨灭的“业绩”。 （一） 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 1、 汪景祺与钱名世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是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侧福晋（副王妃）。允礻真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①。“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谕）。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 祺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②。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 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礻田共），为其争太子这位效劳，死后谥“文端”。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允（礻田共）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雍正帝还把允（礻田共）改名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为“ 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办理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但猜忌的雍正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照他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真是了不起的附会。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也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完颜亮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一心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在他堂兄弟完颜亶当皇帝的时候，他被封为海陵王。 完颜亶是金国的第三个皇帝。他是金太祖阿骨打的孙子，16岁的时候就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他为金熙宗。由于他很年轻，国家的大权都控制在兀术等老女真族的贵族手里。 公元1184年，兀术死了，金熙宗也已经31岁了。他已经能管理自己的国家了。可是，那些女真贵族还是不把权力还给他。联合他的亲信，把一些对他们不利的大臣和他们的全家都杀光了，还把他们的金银财宝全都没收起来。很多大臣以为金熙宗下一个将杀他们，心里非常害怕，更加怨恨金熙宗。 海陵王完颜亮一看有机可乘，非常高兴。公元1149年12月的一天夜里，完颜亮联合一些怨恨金熙宗的大臣，带领着几个士兵冲进皇宫。杀死了金熙宗。完颜亮做了皇帝。他成为金国第四个皇帝。 于是，海陵王就决定杀掉那些想和他争做皇帝的人和那些跟他一起杀害熙宗的人。这时候，很多大臣还蒙在鼓里。他们认为他们帮海陵王做皇帝，海陵王一定会对他们很好。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完颜亮杀掉一些同他不和的老贵族，权力就全部掌握在他自己手里了。他认为汉族的文化比女真族的变化先进多了，就开始进行改革。以前，皇帝要和大臣坐下来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这叫议事制度。完颜亮认为这样很麻烦，会妨碍他做事情，就把这项制度废除了。皇帝自己一个人作决定，不再和大臣们一起商量了。他规定，在中央政府里只设尚书省和枢密使。这两个机构都要听皇帝的指挥。海陵王还让一批有才干的汉族人和契丹人到朝廷当官，完颜亮自己很努力地学习汉族的文化。 金国的都城在上京会宁府(现在的黑龙江省阿城县南部)。这地方偏僻，离南宋很远，他向南宋发动进攻。完颜亮决定把都城迁到燕京(现在的北京市)。 海陵王让人把营建新都城的规划图献上来给他看。古代的人有一种习惯，做什么事都要符合阴阳五行。有人就按照阴阳五行绘制了一张营建燕京宫殿的规划图，献给完颜亮。这个人说只有按照阴阳五行去建造宫殿，国家才会兴旺发达。海陵王一听就不高兴了。他对大臣们说：“国家的前途是好是坏，要看皇帝是不是英明，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阴阳五行，即使修建宫殿的地方很好，让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暴君住进去，国家也要灭亡的，像尧和舜这样好的领袖，不管他的宫殿在哪里，国家都会兴旺发达的。”海陵王不要那张按照迷信绘出来的规划图。不久，海陵王派了贤明的张浩去燕京主持营建新都城，限定他要在3年之内把新都城修建好。 张浩在朝廷里做尚书右丞。他的老家是渤海郡。张浩也和完颜亮一样，对汉族文化很感兴趣而且很有研究。他特别擅长建筑。海陵王知道张浩能干，所以就派他去负责这项艰巨的工程。 张浩修建的燕京城在今天的北京宣武区以及偏西的地方。公元1153年，燕京城就修好了。燕京城是正方形的，四周总长为9里30步，大概等于4550米。分内城和外城，内城就是皇宫，它的正门叫通天门。宫殿共有9重36殿。最前面的叫大安殿，是皇帝接见外国客人的地方。大安殿的后面有座太庙，是祭祀皇帝祖先的地方，西面是大臣们工作的地方，叫尚书省。外城是官吏贵族居住的地方和做买卖的地方。外城共有12个城门，还建造了一些宾馆，让来金国的南宋使者和西夏使者居住。城外还修建了供皇帝和他的亲人们游玩的花园。花园里有些东西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北京北海的琼华岛、瑶玄楼就是那时候修建的。 燕京城的南面有一条叫芦沟桥的河流，总是发大水，淹没旁边的农田和村庄。完颜亮想要把它治理好，不让它再给人民造成灾难，而且还要在上面修建一座桥梁。海陵王没来得及修，就去世了。后来，金章宗才把芦沟桥建好。这是一座石桥，桥的栏杆上有很多石狮子，千姿百态、雄伟壮观。桥头还有两头石头大象，顶柱了栏杆。现在芦沟桥还横在芦沟河上，已经好几百年了。“芦沟赏月”也成为老北京一景。 公元1153年，燕京城刚竣工，海陵王就把都城从上京迁了过去，把燕京命名为中都，把开封定为南京。中都设有大兴府，意思是说他的国家要在这里兴旺发达。 完颜亮不仅把皇宫迁到燕京，他还命令女真族人也往南迁到河北河南这些地方去居住。为了帮那些迁走的人安家，海陵王还分给他们土地，给他们钱财。这样，女真族人就和汉族人居住在一起了，女真族人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把金国建成了一个封建国家。 完颜亮对促进女真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他迁京的目的是为攻打宋朝，却是不可取的。

中国传统人性假设：性善论（孟子）：人性本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人之所以会“为不善”，除了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由于个人对自身内在因有的善的规定性缺乏主动的内求与反省。孟子认为，善端需要不断培养才能启发人的“良知”，使人为“善”而不为“恶”，也就是说，只有重视人性善端的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像万物一样繁荣生长，如不加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消失。→仁爱管理性恶论（荀子）：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肯定性恶是人性所固有的本性。荀子从性恶论观点出发，强调管理者应对人的本能欲求进行严格管理，经过严格管理后的人性才能体现出善，人所谓的善良本性是管理者严格管理的结果，假若管理者放纵人的本能欲求行为时，人本性的恶就会表现出来。正因为人有恶的本性，所以要建立起管理制度，树立起管理权威。→制度管理人性可塑论（孔子、告子）：孔子认为，人所禀受的天性，本来是差不多的，没有多大差别，无所谓善恶，一经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了距离，不再相近了。他只是肯定地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对于孔子来说，希望通过习染后的人性是善的，这也正是他的“德治管理思想立论的依据”。→德治管理性善论强调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性恶论强调人之为人的自然属性，而人性可塑论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人性假设的上述三种主要理论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刻的过程。西方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最初思想来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描写，由管理学之父泰勒提炼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科学管理理论诞生之前，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稀缺程度以及对生产的贡献远不如土地。人与人之间存在极强的依赖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发展着，因而工人凭经验操作，工厂主凭感觉和经验进行管理。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和生产更加集中，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过去那种放任式管理与大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经济效率低下，物质财富不足导致人们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泰罗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建立起科学管理理论，以泰罗制为主体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科学开始代替经验。其后，法约尔、韦伯等古典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各自的管理理论中都自觉地遵守了这一人性假设。在他们看来：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机械，人的活动是有经济动机的，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在经济动机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如工人的劳动动机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工资，企业家办企业的动机是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双方都是看重利益的“经济人”。人性假设的确立直接导致了管理模式的巨大变化。与“经济人”假设相适应，古典管理模式体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管理效率至上，经济人假设认为劳资双方都是为自己私利而精打细算的理性人，他们之间的矛盾源于经济上的纷争，所需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二是形成了一批专业管理人才，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必须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这样就形成了一大批专业管理人才。三是确立了标准化的作业方式，理性化的组织结构以及集权制的领导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四是采取了包括工资激励在内的个体激励机制。从这四个特点来看，科学管理阶段管理的首要目的是提高效率，它的管理伦理核心理念是“客体至上的效率管理”。正是在对效率的狂热追求中，制度的专横忽略了人的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因素。随着社会物质文明不断丰富以及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这种客体至上的效率管理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协调、激励为特征的行为科学所取代。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假设：由于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只注重人的物质刺激，忽视人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只认识到了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一面。其人性假设的非科学性导致它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毫无办法。企业主感到单纯用科学管理己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思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人们开始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精神需要，单纯经济的刺激已不能激发人的最大潜能。梅奥深刻认识到了这种社会生活以及管理环境的变化，通过霍桑实验自觉地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这一假设一提出，就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无论是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还是将人假设为自我实现人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都将工人设想为有各种需求的社会人。他们将这一假设付诸管理实践的多个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行为科学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动机并不是人们唯一的主要动机，主导人们行为的也不仅仅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人性中还有情感、情绪等非理性的内容，而这些情感、情绪等方面的需要，只有当人们处于一个融洽的社会关系中才可能得到满足。行为科学理论极力提倡通过满足工人的安全、友情、受尊重及自我实现上的需要来提高工人的士气，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提高生产率。与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假设相适应的行为科学管理模式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是行为科学阶段为了满足工人的感情需求注重对“软件”的改善，如工作环境改善等。二是注重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三是注重对被管理者的团体激励。四是强调领导者不但要有技术技能，还要有培养人际关系的技能。五是反对专断的领导方式，主张参与式管理。“社会人”假设与自我实现人假设打开了人的社会性研究的大门，使人性第一次受到较大的尊重，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代表了一种“主体至上的管理哲学”。然而，行为科学作为科学管理的对峙，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行为科学把焦点集中于人的小群体特性，而不是自由的个人身上，把组织、群体提高到了淹没人的个体性的程度，使个体的创造力受到严重抑制，另一方面行为科学理论专注组织内部，没有认识到管理的权威与功能是存在于形势和环境之中。正是由于行为科学理论处在“缺少一种我们经济制度的大结构框架的观点，而正是在这种框架之中，这些关系才得以产生并具有意义”的状态，导致了“理性主义的复活”。复杂人假设：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行为科学家沙因提出。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沙因在对已有的人性假设做出划分后，针对管理中人性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了自己的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成许多类的，并且会随着人口发展阶段和整个生活处境而变化，由于需要与动机彼此作用，并组合成复杂的动机模式、价值观与目标，所以人们必须决定自己要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去理解人的激励。不会有在一切时间对所有人全部起作用的唯一正确的管理策略。“复杂人”假设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前人性假设的缺失，是在充分考虑了人性、工作性质、组织情境等管理过程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之后提出的一种权变和发展的人性假设，是较为全面而客观的人性假识。复杂人假设涵盖了“经济人”的财富欲，“社会人”的权利欲，“自我实现人”的发展欲，这种不拘泥一处的复杂假设使管理理论形成了形形色色流派，管理理论进入了“丛林阶段”。丛林阶段的管理理论既是对古典科学管理与行为科学的综合，又是顺应时代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行为科学暴露出固有的不足，因而丛林理论更多偏重于理性主义倾向。在各种理论中，无论是早期的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还是组织行为学、管理科学学派和权变理论以及其后的系统管理学派，它们都以系统方法作为自己的基础方法来研究管理问题，相信科学的手段、复杂的结构和周密的计划以及有效的控制等理性工具，同时又把人、技术、经济看成是组织的系统构成，强调理性、贬低直觉和热情，理性化、科学化和定量化是其主导。丛林阶段的各种管理模式虽然侧重理性，倒也并未抛弃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而把组织的目标与个人的目标结合起来，强调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但是却把人当作了实现目标的手段。总体而言，复杂人假设促使各种管理模式将人作为系统中活的因素来考虑，实现了管理主客体统一的系统管理形式，但人的个性并未真正在管理过程中体现出来，人的价值观、信念对人的行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具有极为相似的一面，都鲜明地指出了人性中自然属性的一面，主张采取的管理办法也极为相似，强调制度管理，强化指导和控制，强化监督和条件，用物质刺激工作，进行奖励。但不同的是，经济人假设没有对人作出善恶判断，而只是人的行为描述，而性恶论一开始就对人性进行道德判断。经济人假设是对被管理者自然属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工作以制度管理为主的对策和措施，是设定管理模式来适应人性假设;而性恶论是把对人性的研究直接运用于管理行为的选择上，重视“伪”，目的是使管理者塑造人性、影响人性。“性善论”存在简单认识人性的不足，它只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了物质利益对人的刺激作用。它与性恶论一样一开始就立足于对人性的表现作出善恶的价值判断，并把这种人性认识直接运用到管理者的行为选择上，要求管理者扩充内心的善而推行仁政。而社会人假设与自我实现人假设也存在过分否定经济物质刺激对人的激励作用，过分关注职工的情绪和完全归属的满足问题，它没有把职工看作具有价值观念、有思想的人，因而难以使职工树立正确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片面性。复杂人假设是沙因在对已有人性假设做出划分时自己提出的一个人性假设，复杂人假设的设定导致了形式多样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派，这些学派都是基于人性是个复杂系统。与复杂人假设可比较的是中国古代的“人性可塑论”，人性可塑论不同于性善论与性恶论，性善论与性恶论对于人性层面把握上前者侧重于道德属性，而后者侧重于心理属性。人性可塑论对两者兼而有之，人性其善恶分化取决于后天行为，因而需要“存心养性”和“化性起伪”，认为管理是塑造人性、成仁成圣的过程。在复杂人假设和人性可塑论看来，人性复杂，善恶有别，不可一概而论。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方法。要想取得好的管理效果，就必须灵活机动，针对不同的复杂环境、人员状况适宜地选择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复杂人假设注重在认识人性复杂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管理方法，操作性强;而人性可塑论强调管理对人的影响与塑造，在观念上具有指导意义。中西方人性假设的共同之处:第一，认识到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是确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与方法的重要前提。第二，对人性认识都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第三，都不局限于对人性认识本身，都以管理角度提出了方法、建议。中西人性假设的根本区别:西方人性假设是为管理理论作准备，具体的管理理论是为了适应某种人性假设，是适应论的人性观。而中国的人性假设是指导管理行为，目的在于塑造人性，是塑造论的人性观。中西人性假设的局限性:中国古代人性论都较为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自然属性，承认人的可教化性，坚持人性是可以塑造的，而西方人性假设更多地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中的认知因素部分。两者都只抓住了人性的某一个侧面并将其绝对化、抽象化，都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人性，虽然，荀子、梅奥都提出了“人能群”、“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观点，但由于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性主要是指合群性，强调人不能脱离社会共同体而独立生存，个人对群体具有依赖性，因而也是抽象的。上述中西人性假设从世界观上来说均是唯心主义、片面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这是我之前做的笔记，你稍稍整理一下，形成文字就可以了哦。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再次声明：这是我自己做的笔记，网上找不到的。字数问题的话你可以进行删减，那应该不是难事哦。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