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浟墓志研究论文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张金梁教授个人简介】长期从事书画创作以及教学工作，书法擅长魏碑、隶、行、草书，古朴儒雅功力浓厚，独具风貌。数十次参加美国、日本、韩国国际及全国名家邀请展，作品倍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并刻碑。被团中央《中国青年》邀请书写百幅名人名言长期连载。 、【张金梁教授著述之专著】张明整理01.《〈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02.《明代书法史探微》（荣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03.《张金梁书法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04.《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荣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05.《〈书史会要〉校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张金梁教授著述之论文】张明整理01.《浅议书法的电化教学》 载《书法报》1987年8月12日第32期第2版02.《唯不能同斯大雄——王蘧常书法浅探》（浙江近现代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1991年9月·浙江杭州）03.《“二石”比较论》（王铎国际书法研讨会交流论文·1993年6月·河南洛阳） 载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等编《王铎论集——王铎国际书法研讨会论文》，第275—285页；亦载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附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37—248页04.《艰难的美——黄道周书法研究》（中国书画节研讨会入选论文·1994年·天津）05.《从文化现象看明朝的书法发展》（’95国际书法史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1995年·北京） 载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附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03—215页06.《谈〈书史会要〉和〈续书史会要〉》 载《书法报》1996年7月31日第31期（总第629期）第3版07.《论刘墉》 载《书法研究》1996年第6期（总第74辑），第90—103页08.《朝代书法风尚辨——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编者商榷及其它》（’96中国书法批评年会论文·1996年9月·湖南张家界） 载《书法研究》1997年第1期（总第75辑），第58—64页09.《六朝神韵在斯翁——浅论康有为的书法艺术》（康有为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1997年·广东广州） 载《书法之友》1997年第4期，第21—24页；亦载《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书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6—30页10.《明朝书“家”知多少》 载《书法报》1997年4月23日第17期第3版11.《博学才能发展 兼蓄才能创新——与李文采先生商榷》 载《书法》1997年第3期，第2—3页12.《庄㫤评书的启示》 载《书法报》1997年7月9日第28期第3版13.《高山仰止 丰碑并立——陆维钊、沙孟海书法艺术比较研究》 载《’97沙孟海书学研讨会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69—174页；又《书法报》1997年8月27日第35期第3版、9月3日第36期第3版连载；亦载《陆维钊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68—175页14.《明朝“状元”书法一瞥》 载《中国书画报》第70期15.《现代草书“三圣”散论》（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交流论文·1997年·浙江宁波） 载《近现代书法研究——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论文集》，安徽美术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92—203页16.《从“阁体”谈到书法的评选》 载《中国书画报》1997年17.《在“全国青年书法理论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载《中国书法》1998年第3期，第6页18.《访章祖安先生》 载《书法报》1998年5月4日第18期第1版19.《从楚王好细腰谈起》 载《书法报》1998年5月18日第20期第1版20.《也论“正”、“大”》 载《书法报》1998年8月17日第33期第1版21.《书法史刍议》 载《书法报》1998年11月9日第45期第3版22.《释“展览”》 载《书法报》1998年11月23日第47期第1版23.《释“协会”》 载《书法报》1998年12月7日第49期第1版24.《论书法的“中和”美和“冲和”美》 载《书法》1998年第6期，第45—46页；亦载《美的沉思——美学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73—276页25.《谈“中书舍人”和“台阁体”》 载《书法报》1999年3月29日第13期第3版26.《论丰坊》 载《书法研究》1999年第2期（总第88辑），第50—66页27.《〈续书史会要〉研究》 载《中国书法》1999年第4期，第33—35页28.《非“吴门书派”》 载《书法报》1999年4月26日第17期第3版29.《时代的呼唤——雅俗共赏》 载《书法》1999年第5期，第6—8页；亦载《美的沉思——批评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69—272页30.《释“评委”》 载《书法报》1999年7月19日第29期第1版31.《从〈书学史〉谈到书法史的研究》（祝嘉书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江苏苏州）32.《涤浊呈清——新世纪书法瞻望》 载《书法报》2000年1月24日第4期第1版33.《世纪书坛点将录》 载《书法报》2000年1月10日第2期第3版、1月17日第3期第3版34.《〈孙仲隐墓志〉研究》（全国隶书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 载《书法导报》2000年11月29日第48期第3版；亦载山东省高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高密文史选粹》，2002年10月，第478—488页35.《浅谈明代书法教育》 载于植元、栾传益主编《书法教育研究文集》，大连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15—120页36.《谦谦君子 卑以自牧》 载《青少年书法报》37.《明代书法“尚理”论——兼论书史的研究方法》(荣获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二等奖) 载《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95—305页38.《明朝书法分期管见》 载《书法报》2000年10月16日第17期第3版39.《论明代书法对社会的影响》（国际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2000年·浙江杭州） 载《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57—266页；又《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第22—24页（节选）；亦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5期（总第103辑），第84—98页40.《论解缙书法的两面性》 载《书法报》2000年12月11日第25期第3版41.《技道两进 挥翰写心——评徐州市青年书家十人展》 载《青少年书法报》（2001年）42．《贵哉“东北风”》 载《书法报》2001年1月22日第4期第2版43．《丛文俊书学体系蠡探》 载《书法导报》2001年7月11日第28期第3版、7月18日第29期第3版44.《健全书法高等教育 促进书法学科建设——丛文俊教授谈吉林大学招收书法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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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书法》2010年第8期，第97页99.《〈砥柱铭〉长卷非黄庭坚真迹》 载《书法报》2010年7月14日第22版，亦载《书法》2010年第10期，第33—35页【张金梁教授著述之序跋】张明整理01.《赵生泉〈金石探幽〉序》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2.《陈国成〈吾衍〈三十五举〉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3.《梁继〈张照年谱〉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4.《赵彦辉〈寒山帚谈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5.《张明〈赵孟頫书法研究发微〉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6.《张函〈明末遗民书法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7.《徐文平〈处州历代书法〉序》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08.《〈书法史图鉴〉序》 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09.《〈孙初画集〉序》10.《书中龙也——〈十七帖〉》 吉林文史出版社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