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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说元桢墓志铭三种横的写法
《元桢墓志》是北魏中期典型碑刻。虽没有北魏晚期碑刻文字的酣畅淋漓，但因其古朴雄奇，字势奇均，用笔变化丰富。结体中间收紧，左右舒展，既严谨又洒脱，大部分字都有向右上倾斜之感。与传统的“横平竖直”大庭相径。章法上，字与字之间，行于行之前，两两呼应。尽显快意洒脱，又无杂乱之感。本文将从其艺术风格，时代背景，以及对自身的影响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关键词：《元桢墓志》；艺术风格；影响；探 《元桢墓志》作为北魏宗子墓志之中最早的，历代研究魏碑的学者大多对其展开过研究。主要是是以实用性为主，来进行对其用笔、结构、章法，来进行分析，还有少部分对刻工、历史背景进行探讨。本文立足于之前文献的基础上，对《元桢墓志》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一、《元桢墓志》概述 （一）、简介 《元桢墓志》192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邙山，是同期出土众多北魏墓志铭中的一块，刻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属于北魏中期的经典碑刻。17行，每行18字，共有306字。高71厘米，宽71厘米。现存与西安碑林。 （二）、艺术风格 《元桢墓志》是隶书向魏碑过渡的典型代表。这个时候的书刻大多都是“隶楷杂糅”或者是楷书中带有隶书的味道，这时期的碑刻大多结字比较像隶书，宽礴平正，字略扁。用笔撇捺开张，横平竖直。本文将着重从艺术风格和字形、结构、章法、用笔来进行讲述。 1.用笔 （1）、横画写法 《元桢墓志》里的横，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楷书的，一种是隶的。写的时候没有过多的提按，气势磅礴。比如说里边的“十”字， “大”字里边的长横。切笔入峰，中锋平铺。收笔时略微上调，现在来看于成熟的唐楷好像没有多大的差别。“华”字“年”字的几个横的方向都不相同。入笔的角度也大不相同。表现出了书法的变化丰富性。同时又保留了隶书长横的“一波三折”的表现形式。这样的表现方式在整个碑帖中都没有几个，但是已经初步有了“洛阳体”的样子。并且“横画紧接”已经在这里形成了，比如“春”、“声”这两个字的横画不论是长短，方向，入锋的角度都不同。各有各的姿态。 （2）、点的写法 魏碑之中的点大多用的都是三角形点。出现率高，并且处理的方式各种各样。比如里边的“极”、“庶”、“凝”、“流”用三角的点来表现出金石碑刻的特点。另外，在里边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有一些字的笔画，它也用了点来代替。比如“庚”的捺画，“第”的 其中一 （3）、竖画写法 《元桢墓志》中的竖也是拥有百般姿态的。比如长短、粗细、藏锋、露锋、尖笔、圆笔、方笔，还有倚侧。最有意思的当属出锋当向。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有些字的出锋是在左边的，比如“在”“洋”等。还有从右边出锋的比如“华”“惟”等。竖画的表现形式相对于横画来说变化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挺丰富的，有上边粗下边细的，比如“十”、“年”、“军”也有上边细上边粗的，比如“仁”、“早”。还有两头细中间粗的，比如“降”魏碑就是这样，表面看着好像没什么变化，可是谁又能说清里边的丝丝缕缕 （4）、撇的写法 《元桢墓志》中的撇是我们掌握其特点的需要特别注意的。魏碑之中的撇与唐楷之中的撇又不相同，比较浑厚大气。可以从它的行笔过程、入笔方式、角度来进行探讨。在里边不难可以看出它在行笔过程中应用了多种行笔方式。比如“层”字就是下笔轻，行笔铺毫收笔轻。再看入笔，比如“朱”就是入笔轻，行笔重，收笔轻。有很多字的撇画于它们的长横是两相呼应的，比如“者”“孝”。 （5）、捺的写法 《元桢墓志》之中的捺画可谓千姿百态。有取法楷书的方捺，也有具有隶意的“一波三折”，还有二者结合的。比如“凝”、“水”“定”是楷书之中最常见的方捺。“之”、“是”就是取法隶书的“一波三折”。甚至我们可以发现在唐楷里边，有许多取法也是来自于魏碑。 (三)、结构 《元桢墓志》之中的结构虽然大部分都是左低右高。但是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它每个字的结体都是不一样的。里边最显著的特点有，撇捺来张，气势磅礴。大开大合。比如“大”、“朱”、“凝”等字。也有收得极紧的字与之呼应。比如“军”、“桢”等子。也有少部分是左高右低的，比如“仪”、“式”等字。但是最大的特点还是斜画紧接。 （四）、章法 魏碑之中的章法大多都是一格一字，《元桢墓志》也是。在原碑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比较规整的，行与行之间，列与列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又可以看出字与字之间的承接连带关系。通过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穿插与呼应关系来营造变化多样的章法。 （五）、刻工对墓志的影响 说到刻工，那么就得要说一说时代背景了，当时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墓志的就只有王公贵族。而我的课题《元桢墓志》的主人，南安王元桢，毋庸置疑他是个皇族，而且在当时迁都还起了特别大的作用。所以说，当时为他题写墓志铭的一定是当时很厉害的书家，在书法上有一定造诣的大家。从字的结构，用笔，章法结构的变化就能看出来。而北魏时期的刻工并不是那么厉害，而且古代的工匠，我们应该都了解大多都是世袭的，一般都是子承父业，也没有专门的学校。虽然不发达，但是能够给皇室服务的，也是当时的佼佼者了。虽然受到迁都的影响，但是刻的还是能够表现出书写者的快意潇洒。不可置否存在一些碑别字和简化。还有一些误刻，生硬。总体来说，还是能够轻而易举的看出来魏碑气象就很好了。 二、《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元景造像题记》综合对比 （一）、历史背景对比 碑刻是书法艺术与匠人的雕刻艺术相结合的。所以我能在了解碑刻作品的时候不光要知道当时的艺术书风，也要了解当时的工匠的体系是否完善。北魏孝文帝改“拓跋氏”为“元氏”，因此元氏墓志是北魏的皇室墓志。以元氏家族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使得死者的墓志在选石、书丹、镌刻等方面都与众不同。大体而言，其选石考究，书写恭谨，镌刻精到。正因为墓主身份的比较尊贵，因而在书法风格上主要表现为平正、温润、和谐、典雅、秀逸、美观，有一种皇室风范。而《元景造像题记》。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 系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皇帝及自身并眷属攘灾祈福而建。万佛堂石窟的始建年代与云冈石窟属于同一时期, 是东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与著名的《元桢墓志》同时，虽然当地离皇城较远，但是还是有高标准的皇家书体样式，应该是碑刻的主人元景的皇族身份有着必然联系。魏碑大多数是直接用刀刻成，刻字工匠个人风格和手法对于最终的碑文影响很大。这从出土魏墓志刻制水准可见一斑。但在洛阳一带，无论龙门造像题记还是皇族贵胄墓志，字体则相对成熟而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称“洛阳体”。[1] （二）、探究石刻书风 1.同期书风对比 《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元景造像题记》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三种碑刻。其中《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是“拓跋氏”后改为“元氏”是皇家墓志形制，而《元景造像题记》是刻于石窟上的。从章法，字行，结构上来看。三者都属于“洛阳体”是魏碑之中相对于成熟的一类。其中《元景造像题记》比之前二者要早一些，其中带的隶书笔意比较多一点，更加古朴大气，气势磅礴。 2.艺术风格对比 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先从相同的来说，三者都是同时期的同一种书体，都属于北魏皇室碑刻，都是比较成熟的北魏魏碑气象。《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在用笔上，大多都是方圆结合。结构也是中间收紧，两边打开。都有大开大合的气势。 章法上也是整齐化一。字形即有优美之态，又有大气磅礴之势。而《元景造像题记》的书法具有魏碑的一大特点就是“斜画紧接”。其笔意之中颇有“方笔隶书”的感觉。结构紧凑，笔画开张。从其中大致可以窥出一些书法演变过程之中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碑刻的形制与文体 墓志文多刻在单独的砖或石质的方形材料上，放置在墓室棺前或两侧，也有的放在墓室内室门横梁石上。墓志文的内容一般包括墓主籍贯、姓名、身份、身世、年龄和卒期、葬期，以及标帜用语或赞语。这些大量的文字保存下来，为后世研究当时历史留下了宝贵的信息，成为珍贵的文物。《元桢墓志》是一块长宽约二尺的一块方形石碑。记录了南安王元桢的生平事迹，大概是因他因“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等罪,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所以才只有300余字的介绍。而说到墓志的形制，不得不提的就是《元显俊墓志》了。此志石灰石质，通高35厘米，长75厘米，宽厘米。上面为志盖，用阴线刻满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龟甲纹样，龟甲中央阴刻正书“魏故处士元君墓志”八个字。下面镌刻着正书志文，计十九行，行二十一字，共三百五十七字。志盖和志文上下相合，正好为一个生动、完整的石龟，而且龟的首尾、四足毕具。把墓志制成象征长寿的龟形，祈求墓主在九泉之下得其永年。这一形制，在北魏墓志中为仅见，后世也极少出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制呢？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元显俊生平，他生于499年却于513年，年仅15岁便早早去世。说他天资聪颖，丰神俊朗。大概是他的父母想替他祈求来世无病无灾。从做出这样独特的一个墓志形制。[2] （四）、时代背景探寻 北魏是由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建立，也是当时南北朝时期北朝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先是成立了代国，后改国号为“魏”。所以就有了我们后边所知的北魏。后来拓跋一族统一了北方。拓跋硅继位后，开始学习汉族文化，学汉人称帝，使用天子仪仗。重用汉人官员。使用汉人文字。并开设学堂广招学子学习四书五经。 可这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王朝，是个极其特殊的王朝，其民族融合却与任何朝代都相不同。他们不只自觉地、主动地、有意识地和汉人融合，而且把民族融合看成是一件政治大事。因此自称是黄帝之后，所建北魏是正统王朝，其民族融合便是一种政令性的融合，即强制性的融合；也就是融合也得融合，不融合也得融合，不允许任何人有选择的余地。因而其融合速度之快，融合范围之广，融合之彻底，对社会影响之深，可称是史无前例。他们的这一融合，不只医治了十六国之乱的创伤，改变了北魏国家和民族的性质，为隋唐的大 统一和盛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南北文化的一个大融合。所以才有了后边这种多元的诗词歌赋。即有汉人的细腻精致，也有游牧民族的豪放不羁。鲜卑人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们能够自上而下的接受的文化，特别是皇室也改为汉姓“元”。才促成了这一次文化，政治的大融合。 三、对现世书法的影响 （一）、对现世书法的影响 魏碑作为南北朝时期楷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元桢墓志》作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魏碑虽然发现的比较早。在每个朝代都有传承。在唐朝也可以从褚遂良、颜真卿的书法中窥到一些。那为什么魏碑是到了清朝才开始兴盛呢？在此，我总结了以下几点：1、受晋朝书法影响。当时的人都热衷于学习王羲之，虽然也有人从魏碑中取法，但是这也只是个人爱好，并没有人系统的学习过，没有形成学习的风气。2、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而科举的字要求端庄，美观，标准，规范。说像现在的打印也不为过。而古代文人为官就只有科考这一条路。所以就限制了书家的发挥。直到清朝嘉庆年间兴起了金石考证，出土了大量的南北朝碑刻。而当时的人们又想打破这种形势。然后就掀起了学习魏碑的热潮。而魏碑的特点鲜明，又因为是碑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打破了之前那种“规模化”的书法学习形态。而魏碑的大气磅礴，自然恣意比较符合当时书法家的审美。 而书法发展到了今天，不少人以入了多少次展览为荣。书法成为了一些人追逐名利的工具，谁的书法作品获奖了，那么他就的风格就成为了争相学习的对象。评委的审美决定了书法的艺术性。成为了书法的引领。这样就给其他人一种潜意识的就以为这样才是好的，就限制了自由创作的发展。然后就有了大批的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而太过去注重书法的行式。魏碑书法的审美特征便成为了书法家取法的方向。但是一些书家为了标新立异，想方设法在字形、笔法、墨法、章法上做文章，随意发挥，进行字体变形、错位等有违常规的处理，不惜打破传统文人的典雅书风，使书法字体变得扭曲怪异，并以此来体现异乎寻常的古怪之美。[3]这还是之前的魏碑吗？我觉得不是了。我们是不能固守成规，但是也不能过于夸张。不能因为它可以自由发挥，就把魏碑的古朴大气，丢掉。 （二）、对自身的影响 从2015年接触书法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从入门都喜欢上这个艺术，虽然跟别人比起来没有学过多久。但《元桢墓志》作为我第一个临习的魏碑，到后来想把它作为我毕业创作的楷书书体。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心得的，在这个过程中，光追求大刀阔斧的金石气是不行的，这样的掌握不好就容易刻板，也不能过于追求精致秀美的书卷气，这样会丢了它的气势，在《元桢墓志》里我目前学到是就是，字的收放关系，在创作中不仅要注意有舒展的字，还得有收紧的字为之呼应形成块面， 还得注意墨的浓淡干湿枯。章法也学习了《元桢墓志》的一格一字。就目前还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对整的把控。结语 《元桢墓志》作为南北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代表，也是“邙山体”代表，更是魏碑之中最古的，进现代学者大多研究其的艺术分格。或是与同时期的魏碑一起研究。要是再有一些，传承，形制之类的那就更加完整了。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要仔细观察，魏碑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却没有变。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古朴，自然之美。不管如何，都不能丢掉这一点。
使持节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南安王桢，恭宗之第十一子，皇上之从祖也。惟王体晖霄极，列耀星华，茂德基於紫墀，凝操形於天仪。用能端玉河山，声金岳镇，爰在知命，孝性谌越，是使庶族归仁，帝宗攸式。暨宝衡徒御，大讯群言，王应机响发，首契乾衷，遂乃宠彰司勋，赏延金石。而天不遗德，宿耀沦光，以太和廿年岁在丙子八月壬辰朔二日癸巳春秋五十薨於邺。皇上震悼。谥曰惠王，葬以彝典。以其年十一月庚申朔廿六日乙酉窆於芒山。松门已杳，玄闼将芜，故刊兹幽石，铭德熏垆。其辞曰：帝绪昌纪，懋业昭灵，浚源流昆，系玉层城。惟王集庆，托耀曦明，育躬紫禁，秀发兰坰。洋洋雅韵，遥遥渊渟，瞻山凝量，援风烈馨。卷命夙降，未黻早龄，基牧豳栎，终抚魏亭。威整西黔，惠结东氓，旻不锡嘏，景仪坠倾。銮和歇蓿，委榇穷茔，泉宫永晦，深埏长锔，敬勒玄瑶，式播徽名。
从遣悲怀写了写元稹其人，虽然只是前半生，但是由于下了个多情而薄、寡义而伪的论断，有朋友建议笔下留情，同时也有质疑我的一些推测的。既然如此，不妨把手里因为研究元稹而来的一些旁支资料拿出来，砸实一下我之前的推测。
首先从元稹的元和元年应试中举说起吧。元和元年四月，元稹应制举，制举是皇帝主持的，开始大约相当于后来的殿试。也是当时快速得官的捷径之一。（至于元稹为何放弃自己已经有的中书省校书郎的身份应试。这在后面梳理元稹的思路的时候会细说）。元稹应的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和元年的这一科取中的名士颇多，也很为后人所称道。这一科里面，最出名的三个元稹、白居易和韦处厚。其中元稹和韦处厚都是三等（唐志，一二等例不授人），白居易是四等。其中元稹是三等头名也就是敕头，实际意义上的状元。
以上是陈述事实，以下是铺排推演。
元和元年的这次制举考试， 主考官是谁？ 由于这次考试所出的名人很多，所以非常容易找到——《旧唐书·韦贯之传》云：“后与中书舍人张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后多以文称。”
答案很明显，韦贯之和张弘靖。这两个人都是后来宪宗朝的宰相。一个性格孤傲冷峻，一个为人刚愎自用。但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与元稹的关系。或者说他们与元稹的正妻——“谢公最小偏怜女”——韦丛的关系。韦丛之父韦夏卿出身京兆韦氏，这其中有分教：“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京兆韦氏九房是个非常繁盛的大族。韦夏卿出身其中的龙门公房。韦贯之出身其中的逍遥公房。算是同族的亲族。而张弘靖虽然不姓韦，但是张弘靖的父亲是张延赏——也就是“钱可通神”的典故中的张相国，张相国有个女婿叫韦皋是京兆韦氏鹛城公房世系，也就是说张弘靖算是某个韦氏族人的大舅哥或者小舅子。这其中的关节也就非常明显了。两个主考官都是韦丛的同族或者族人姻亲（当然，取中的另外一人韦处厚也很过分，韦处厚和韦贯之的关系更近，都是逍遥公房的近支族人）上述推演足可以看出韦丛对于元大诗人的重要性了吧，这可不仅仅是野蔬充膳、落叶添薪所能简单概括的。
再说一下关于韦丛母亲裴氏和段氏的例子吧。曾经说过由于忌惮裴氏族人的能量，元稹为段氏撰墓志铭都不敢称夫人的事情，这次铺展开说一下。韦丛生母裴氏，养母段氏；韦丛生下来未足月裴氏就过世了，靠着当时韦夏卿并无名分的妾段氏养育长大。而段氏夫人在韦丛过世后两个月也去世了。元稹以当时的誉满天下的文名自然也就得到了为段氏撰写墓志的任务。元稹所撰的段氏墓志被收入全唐文中，本也是一方佳作；但是二十世纪末在洛阳也就是段氏夫人归葬的地方却发现了真正的段氏夫人墓志铭拓片。这二者相互参照，一下子就让元稹的思路与小九九暴露无遗。这个墓志铭再见天日就像是专门为了揭元大诗人的隐私一般。学者程章灿在《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中借此也论述过元稹的私心，但是个人以为其中的某些细节却并不准确或者不够一针见血。而且所谓墓志成文在全唐集收录之前的说法也需要推演。所以我也要继续铺排推演一下，再看看元大才子的一些小算盘。 先说正妻裴氏夫人的亲族。裴夫人也是名门望族的河东裴氏出身。河东裴氏其实并不逊色与京兆韦氏，尤其是在更早的魏晋时期。裴氏父亲裴皋不甚出名，祖父裴耀卿却是玄宗期间的名相。出身是河东裴氏中的南来吴裴一支。而后来一力提拔元稹为监察御史的裴垍也是河东裴氏，是东眷裴一支。元稹曾写过的《上门下裴相公书》中有云：
这篇文也收在全唐文中，题目中的裴相公指的是中、晚唐名相裴度。其中的已故裴兵部说的就是裴垍。这篇文字在我看来是元稹后来又被贬为通州司马时用来与当时贵在中枢的裴度套关系的文章。其时裴垍已故，元稹失去了靠山，所以文字虽然写的冠冕堂皇但是自有一段谄媚意在其中。也就是说元稹是借着上书裴度的机会以古喻今的请求裴度仿效裴垍提拔自己。当然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更有些龌龊了，元稹此文的目的并未达到，然后便转身投靠为人不齿的宦官集团。转而依赖宦官集团的势力登相位并借机打击裴度。之后在政争之中输给了裴度，最后死在武昌军节度使任上。
元稹此生与河东裴氏亲族多有交集。即先承裴垍提拔，有在其后对位在中枢的裴度有所企望。所以裴氏族人的力量是元稹所深深忌惮的。所以在全唐文之中收集的文章才会如此做法：
而出土的墓志铭文字如下：
其中的重要的差异之处我以黑体字标出。细细分析其中的动机全唐文中和墓志铭中的主要区别有两点。其中不甚显著的一点是介绍墓主人身份的方式。全唐文中是： 母曰武威段氏，故衢州司田参军岌之第二女也。 墓志铭中是： 母曰段夫人，家本武威人也。其四代祖褒国公扬州都督增辅国大将军讳志玄，有战功在国史。 用意立判，墓志是从煊赫家世说起；全唐文则是从位置最低的段夫人之父说起。而最关键是有战功在国史一句。段氏先祖是段志玄，上了凌烟阁的褒国公。就算是评书里也是贾家楼四十六友之一，金堤关的六口金刀之一，开唐四老将中的一号。这个煊赫身世元稹不放在前面充门面实在是难以捉摸。需要结合后面的铺排看也许才能明白。 而全唐文和墓志铭最显著的差异是元稹在全唐文中并不称段氏为夫人。第一句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武威段氏而后面更是刻意的不称夫人。最后一句母以子贵的下句更是明显，全唐文是贵必因人，墓志铭是贵称夫人。其中含义，贵必因人形褒而实贬，贵称夫人才是真正的子侄辈评价先人的态度。
这其中的奥妙俺试着用人情铺排一下吧。
首先，俺也认为元稹有序流传的这篇文字在先。全唐文的版本是清代的，出处上溯到四库全书里的元氏长庆集中也声称是“宋宣和甲辰建安刘麟所传，明松江马元调重刊”。而真正可能见过元氏长庆集原本的白居易说可能是一百卷。和元氏长庆集六十卷的规模不同。但不管怎么说，元氏长庆集应该是元稹在生前整理结集的应该没有疑问。所以说有序流传的全唐文中的墓志文似乎是元稹允许流传后世的版本。而墓志铭的作用大家应该都知道，是需要埋到墓里。这其中的分别也就很明显了。 一个是需要流传后世注意影响的版本，一个是埋在墓里不影响生者的版本 。这其中的意义就颇为明显了。元稹玩的这种花样也没有当世的风险。做一个极尽吹捧的版本，讨好了韦氏族人的刻字放在墓志铭中。再改出一个不会得罪裴氏族人的文字版本作为传世版本。再深挖一些，其实在元稹写墓志铭乃至后来的十几年中，对于他来说裴氏族人应该比韦氏族人重要。裴垍加上裴度的分量要远盖过同一时期的韦贯之和韦处厚。尤其是裴度四朝老臣，三朝相位。所以说元稹的选择还是很有些原因的。
再来解一下之前留的扣子，为啥元稹不在校书郎的位置上等着撺升，而要去应制举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纯属个人推测，一些材料的佐证而已。元稹元和元年应制举，元和元年之前一年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永贞革新失败，唐顺宗内禅给唐宪宗，二王八司马失势。这其中的关节所在就是八司马之一的韦执谊。韦执谊和元稹的岳丈韦夏卿不仅仅是同族同是龙门公房，而且是近支兄弟。永贞革新开始的时候，韦执谊坐镇相位，从官职和权势上说甚至比王叔文还要显赫。而元稹和韦丛的大女——也是韦丛唯一留下来的子女——元保子许配韦执谊的韦绚。史书并无韦绚生卒年月，但是根据韦绚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师从刘禹锡时的年纪推算，韦绚约为793年左右，永贞元年（805年）也就是十二岁左右。根据这些世家子弟早订婚的情况，有理由推断韦绚与元保子早定婚约。而元稹也借此攀上韦执谊的高门。而后很快朝廷大事变迁，永贞革新失败；韦执谊失势。本意借韦相爷上位的元稹自忖从校书郎积功升官无望而且耗时。所以才应元和元年的制举之试。然后便搭上了韦贯之和张弘靖两个韦氏亲族主考官的便车…… 陈寅恪评价元稹的言论虽然刻薄但是也确实一针见血， 巧宦，巧婚 。
呵呵，与我铺排推演的基本一致。看来也不止我一人这么看吧。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张金梁教授个人简介】长期从事书画创作以及教学工作，书法擅长魏碑、隶、行、草书，古朴儒雅功力浓厚，独具风貌。数十次参加美国、日本、韩国国际及全国名家邀请展，作品倍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并刻碑。被团中央《中国青年》邀请书写百幅名人名言长期连载。 、【张金梁教授著述之专著】张明整理01.《〈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02.《明代书法史探微》（荣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03.《张金梁书法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04.《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荣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05.《〈书史会要〉校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张金梁教授著述之论文】张明整理01.《浅议书法的电化教学》 载《书法报》1987年8月12日第32期第2版02.《唯不能同斯大雄——王蘧常书法浅探》（浙江近现代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1991年9月·浙江杭州）03.《“二石”比较论》（王铎国际书法研讨会交流论文·1993年6月·河南洛阳） 载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等编《王铎论集——王铎国际书法研讨会论文》，第275—285页；亦载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附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37—248页04.《艰难的美——黄道周书法研究》（中国书画节研讨会入选论文·1994年·天津）05.《从文化现象看明朝的书法发展》（’95国际书法史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1995年·北京） 载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附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03—215页06.《谈〈书史会要〉和〈续书史会要〉》 载《书法报》1996年7月31日第31期（总第629期）第3版07.《论刘墉》 载《书法研究》1996年第6期（总第74辑），第90—103页08.《朝代书法风尚辨——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编者商榷及其它》（’96中国书法批评年会论文·1996年9月·湖南张家界） 载《书法研究》1997年第1期（总第75辑），第58—64页09.《六朝神韵在斯翁——浅论康有为的书法艺术》（康有为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1997年·广东广州） 载《书法之友》1997年第4期，第21—24页；亦载《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书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6—30页10.《明朝书“家”知多少》 载《书法报》1997年4月23日第17期第3版11.《博学才能发展 兼蓄才能创新——与李文采先生商榷》 载《书法》1997年第3期，第2—3页12.《庄㫤评书的启示》 载《书法报》1997年7月9日第28期第3版13.《高山仰止 丰碑并立——陆维钊、沙孟海书法艺术比较研究》 载《’97沙孟海书学研讨会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69—174页；又《书法报》1997年8月27日第35期第3版、9月3日第36期第3版连载；亦载《陆维钊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68—175页14.《明朝“状元”书法一瞥》 载《中国书画报》第70期15.《现代草书“三圣”散论》（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交流论文·1997年·浙江宁波） 载《近现代书法研究——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论文集》，安徽美术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92—203页16.《从“阁体”谈到书法的评选》 载《中国书画报》1997年17.《在“全国青年书法理论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载《中国书法》1998年第3期，第6页18.《访章祖安先生》 载《书法报》1998年5月4日第18期第1版19.《从楚王好细腰谈起》 载《书法报》1998年5月18日第20期第1版20.《也论“正”、“大”》 载《书法报》1998年8月17日第33期第1版21.《书法史刍议》 载《书法报》1998年11月9日第45期第3版22.《释“展览”》 载《书法报》1998年11月23日第47期第1版23.《释“协会”》 载《书法报》1998年12月7日第49期第1版24.《论书法的“中和”美和“冲和”美》 载《书法》1998年第6期，第45—46页；亦载《美的沉思——美学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73—276页25.《谈“中书舍人”和“台阁体”》 载《书法报》1999年3月29日第13期第3版26.《论丰坊》 载《书法研究》1999年第2期（总第88辑），第50—66页27.《〈续书史会要〉研究》 载《中国书法》1999年第4期，第33—35页28.《非“吴门书派”》 载《书法报》1999年4月26日第17期第3版29.《时代的呼唤——雅俗共赏》 载《书法》1999年第5期，第6—8页；亦载《美的沉思——批评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69—272页30.《释“评委”》 载《书法报》1999年7月19日第29期第1版31.《从〈书学史〉谈到书法史的研究》（祝嘉书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江苏苏州）32.《涤浊呈清——新世纪书法瞻望》 载《书法报》2000年1月24日第4期第1版33.《世纪书坛点将录》 载《书法报》2000年1月10日第2期第3版、1月17日第3期第3版34.《〈孙仲隐墓志〉研究》（全国隶书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 载《书法导报》2000年11月29日第48期第3版；亦载山东省高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高密文史选粹》，2002年10月，第478—488页35.《浅谈明代书法教育》 载于植元、栾传益主编《书法教育研究文集》，大连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15—120页36.《谦谦君子 卑以自牧》 载《青少年书法报》37.《明代书法“尚理”论——兼论书史的研究方法》(荣获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二等奖) 载《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95—305页38.《明朝书法分期管见》 载《书法报》2000年10月16日第17期第3版39.《论明代书法对社会的影响》（国际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2000年·浙江杭州） 载《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57—266页；又《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第22—24页（节选）；亦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5期（总第103辑），第84—98页40.《论解缙书法的两面性》 载《书法报》2000年12月11日第25期第3版41.《技道两进 挥翰写心——评徐州市青年书家十人展》 载《青少年书法报》（2001年）42．《贵哉“东北风”》 载《书法报》2001年1月22日第4期第2版43．《丛文俊书学体系蠡探》 载《书法导报》2001年7月11日第28期第3版、7月18日第29期第3版44.《健全书法高等教育 促进书法学科建设——丛文俊教授谈吉林大学招收书法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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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7月第4期，第3—6页80.《论明拓〈兰亭序〉》 载《兰亭雅集·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兰亭论坛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6—38页81.《异彩纷呈的东北书法》 载《吉林日报》2007年12月6日第13版《东北风周刊》82.《朱复戡书法现象研究》 载《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44—50页83.《郑文焯其人其书》 载《高密人文自然遗产》2008年第1期（总第6期），第47—50页84.《明代朝廷玺印研究》 载《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第26—37页85.《明代宫廷书法研究》 载《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15—32页86.《明代“中书体”研究》 载《中国书法》2008年第11期，第43—46页87.《海上升明月——论王蘧常章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载《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33—339页88.《张改琴书法浅论》 载《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书法卷·张改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78—79页89.《论当代草书》 载《书画艺术》2009年第1期，第29—32页90.《〈永乐大典〉纂修人研究》 载《文献》2009年1月第1期，第128—138页91.《殷商金文章法蠡探》 载《中国书法》2009年第1期，第42—49页92.《“桓夫人善书”考》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9月第5期，第72—75页93.《“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新论》 载《书画艺术》2009年第5期，第41—45页94.《书异其人——论黄庭坚其人其书》 载《书法丛刊》2009年第3期，第69—77页；亦载《纪念黄庭坚诞辰9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538—550页95.《三论雪堂》 载《书画艺术》2010年第3期，第62—69页96.《向传统索取新意 在时尚中把握自我》 载《吉林日报》2010年4月19日第8版97.《明代以“疏”论书研究》（“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9年12月·江苏南京） 载《书法报》2010年5月19日第19期第21版98.《简论书法史研究法中容易忽视的几个问题》 载《中国书法》2010年第8期，第97页99.《〈砥柱铭〉长卷非黄庭坚真迹》 载《书法报》2010年7月14日第22版，亦载《书法》2010年第10期，第33—35页【张金梁教授著述之序跋】张明整理01.《赵生泉〈金石探幽〉序》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2.《陈国成〈吾衍〈三十五举〉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3.《梁继〈张照年谱〉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4.《赵彦辉〈寒山帚谈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5.《张明〈赵孟頫书法研究发微〉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6.《张函〈明末遗民书法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7.《徐文平〈处州历代书法〉序》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08.《〈书法史图鉴〉序》 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09.《〈孙初画集〉序》10.《书中龙也——〈十七帖〉》 吉林文史出版社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王之涣墓志》，全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唐天宝二年（743）刻立。志呈正方形，长、宽均36厘米，24行，满行24字，共545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河南洛阳。原石由国家博物馆收藏。王之涣墓志王之涣为唐代著名诗人，其诗作《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和《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可谓脍炙人口。惜其官职低微，史书无传。《王之涣墓志》的出土，为研究王之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一、《王之涣墓志》主要内容及“旗亭画壁”的故事王之涣（688年-742年），字季凌，是盛唐的边塞诗人之一，与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世人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可惜他的诗歌散失严重，传世之作仅六首，辑入《全唐诗》中。王之涣在两唐书均无传。王之涣画像撰写王之涣墓志铭的是一个名叫靳能的人，当时他担任河南府永宁县尉，他与王之涣堂弟王之咸是僚属关系，和王之涣属同一级别。志未署书丹者姓名。有人推测书丹者为唐著名书法家张旭或其弟子邬彤，但无可考。志文称：“公名之涣，字季凌，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即后魏绛州刺史隆之五代孙。曾祖信，随朝请大夫著作佐郎，皇蒲州安邑县令。祖表，皇朝散大夫，阳翟丞，瀛州文安县令。父昱，皇鸿胪主簿，雍州司士，汴州浚仪县令。公即浚仪第四子。”墓志铭说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享年55岁，推之可知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墓志称王之涣“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义之奥”，以门子身份调补冀州衡水主簿。因为王之涣“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因此得到了衡水县令李涤的特别赏识。722年，李涤将年仅18岁且“性含谦顺，德蕴贤和”的三女儿许配给已经35岁的王之涣。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王之涣愤然辞官而去，“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谈珪爵，酷嗜闲放。”就这样，王之涣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过了15年自由的生活。十五年后，由于一些亲朋好友不断劝他入仕，王之涣又于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任职期间，王之涣为官清正，心系百姓。可是，任职不久，王之涣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享年55岁。在墓志铭中，靳能对王之涣的诗极力推崇，“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皎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他对
石景山地区出土了清代李绶墓志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如4月20日的《北京日报》第五版“石景山工地挖出清代墓碑”一文讲：墓志铭是在鲁谷地区的道路施工中发现的，分为篆盖和正文两块，墓志以纪晓岚撰文和刘墉书写为最大特点。“五一”期间，笔者与李新乐先生前往模式口田义墓看到了该墓志。墓志的志盖和志石均为上等的汉白玉石质，正方形，长宽各73厘米，厚16厘米，打磨的非常精细。志盖阴刻篆字5列19字，即“皇清诰授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志铭”，涂朱，书写者叫董诰，书法上乘；志文有近1000字，蝇头小楷，涂朱，尾刻“桐城彭德风镌”，叙述了墓主李绶的生平。李绶是什么人呢？据纪晓岚所撰墓志讲：李绶，“生于康熙癸巳”年，也就是1713年，死于1792年，享年79岁。他“字佩廷，号杏浦，又别号竹溪”，是受到当时学者尊重的“杏浦先生”。他的祖先从山东移居到今天的北京地区，后来因为他的名气，祖先们“皆以公贵，覃恩赠一品”，真正是光宗耀祖了。李绶从小就很有才干，仕途一路顺风。他22岁从科举起步，从地方小官做到巡抚，两次外任奉天府丞（相当于今沈阳市长），到乾隆52年已做到“左都御史”从一品的高官，在清代，汉人做到如此职位，已是罕见的奇迹。李绶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他学问好，喜读书，“作诗不下数千首”，“文章俱有法度”，中过进士，做过翰林，编写过史书，任过内阁学士。还做过主考官，提督过学政，制订过教育制度，“所甄拔皆得人”，是桃李遍天下的大学者。所以，人们才尊称他“杏浦先生”，纪晓岚、刘墉才会给他撰写和书写墓志！他为什么葬在今石景山地区的黄庄呢？推测应有两个原因。一是那里景色优美。黄庄在今鲁谷小区的东面，那里原有明代修建的大慈寺，其现存的碑文说那一带“有田可耕，有园可种，果木绕于墙垣，流水周于舍下，西山一片，居然在几案间。”二是传说五代时的大教育家窦禹钧在那里开办过著名学校“五花院”，窦禹钧就是《三字经》中“教五子，名俱扬”的“窦燕山”。从李绶的教育成就看，可能是清代学者心目中的又一个“窦燕山”！李绶的人品也好。经过他的努力，哥哥、弟弟们有了功名。他帮助收留的徐氏孀妹，把孩子徐朗元培育成“登科入仕”的人才。他平时不愿意显山露水，但关键时刻却敢做敢为。如“官奉天府丞时奏毁前明违碍碑碣，官湖南巡抚时奏赈茶陵水灾、奏增衙郴诸路驿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谕允。官御史时奏吏部胥魁受贿、奏浙江巡抚匿灾，并邀褒嘉”。那些事，没有些胆量是做不来的。李绶有2子7女，他去世时已有7个孙子和2个重孙子，是真正的四世同堂。李绶墓志的撰写者纪昀，字晓岚，比墓主李绶小11岁，就是演员张国立在电视剧里扮演的与奸臣和珅唱对台戏的历史人物。《清史稿》上说他：“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沉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有趣的是，他也当过与李绶一样的“左都御史”。他给李绶写墓志，可能是职责所在，也可能就是出于对李绶的敬重。李绶墓志的书写者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比李绶小7岁，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刘罗锅子”。他的书法受到清代学者的特别喜爱，他为李绶书写墓志，无疑给墓主抬高了身价。李绶墓是清代的名墓。李鸿章编《畿辅通志》卷165载：“国朝李绶墓在黄庄。”并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其墓志，与出土的志文比，仅少3行字，估计是采用了纪晓岚文集的内容。但新出土的墓志比《畿辅通志》提供的信息量大，为考证清代历史显现了更直观的资料，十分珍贵。李绶墓何时被毁还不清楚，但其墓志集名家撰文、名家书写、名家镌刻于一身，说它是清代的“三绝碑”不算过誉，文物品位极高，也是北京市考古发现的一大惊喜！近日，林埭镇发现5块明代墓志铭，据有关人士反映，尽管我市在土地平整中陆续发现一些墓志铭，但在同一个地方发现5块墓志铭还是比较少见。这5块墓志铭是林埭镇共和村一农民从土地整理过程中发现的，石块呈正方形，由于受风化，刻在墓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刻在志上的小字仍然字体清楚。据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分析，这5块墓志铭大致是明朝中期的。从依稀可辨的字体中可以看来，中间大的一块是吏部侍郎沈升的墓志铭。据史料记载，沈家是古代有名的官宦人家，沈升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443年前后考中进士，是平湖建县以来考取的首批进士。大儿子官至广州知府，二儿子官至山东道监察御使。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5块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当地的一些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墓志铭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庆，北魏时官至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镇，为就便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后来又因为不能迎合权贵，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个权贵死了，才重新被用为侍御史。为人以刚直著称，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时候就精锐敏捷，通达事理。当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纪轻，已经独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显露出超凡的气象，众人都说柳家有了个好儿子。以后又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授集贤殿正字。他才能出众，端方坚毅，每有议论往往引据古今事典为证，贯通经史百家学说，识见高远，意气风发，经常使在座的人为之折服。他的名声因此大振，一时间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显要们，也争着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异口同声地赞誉举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出任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获罪，他被视为一党，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还未到任，又一道被贬为州司马。居官清闲，愈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记诵，写作诗文，如江河泛滥，湖海蓄积，其造诣可谓精深博大无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飞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以子厚为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翻译古文主要是要把古文中时常出现的频率高的文字弄清楚意思~
曹操墓发现和确认的消息传出后，在各专业人士之间以及普通百姓之间均引起了大量的质疑。发现和确认曹操墓都是官方和职业考古机构的行为，权威性毋庸置疑；提出质疑的多是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古代文学等各行业内造诣颇深的专家，质疑的根据也非常确切，即便是普通百姓，也常常提出一些符合逻辑、颇有见地的质疑。 纵观各方的质疑，绝大多数人认可将西高穴大墓的年代定位于东汉末年或曹魏时期，规模比较大，另外墓主人应该和古邺城密切相关。以上三点争议不大。但是约有超过80%的质疑者不认可墓主是曹操。争议主要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业之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考古学家并不负有判定墓主人的职责，对于考古材料，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并不能就此取代历史学的研究。如“魏武王”三个字涉及复杂的礼制、语境等诸多问题，如何解读是一个历史学课题，判断墓主人不是一个考古学问题，考古学者应该尽快公布所有材料供学术界研究，而不是自己径直下结论。其他如古文学、古文字学、金石学等各学科的专家都曾就本人研究的专业方向先后发表了自己的质疑。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认为，非考古专业人员的质疑缺乏专业性，外行充专家，学术问题娱乐化。地域之争1、河南方面的人士认为现在的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确信无疑；2、河北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等表示西高穴大墓认定为曹操墓依据不足难以服众，且方位不合帝王陵墓的传统，真正的曹操墓应当在距离现在西高穴大墓不远的河北境内（漳河对岸偏西偏北的山地中）。这种意见属于河北方面的主流意见。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曹操墓可能在西高穴村东南方向的亮马岗村（古称野马岗）一带。4、河北邯郸民间学者张立刚（网名“山尖子”）认为曹操墓在河北邯郸磁县的索井村，他并提出了曹操墓应当是由曹操墓、陪葬墓等若干大墓组成墓群。具体请见参考资料中的“曹操西陵研究”博客。这种意见比较旁门，支持的人比较少，突出之处是如果曹操墓真的在这里，那么其“风水”位置是比较理想的 。5、另外安徽亳州方面认为亳州有公认的曹操家族墓，并且已经成功发掘出曹操女儿曹宪和曹操父亲、祖父及其他族人的墓葬，由此判断曹操墓也有可能在安徽亳州。 证据之争 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表示，“这些证据我觉得都不是第一手证据，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但考古专家孙新民指出，同类八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中有七块为科学发掘出土，只有一块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而来。位置之争1、 目前判定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文献记载与邺城西门豹祠、铜雀台以及后来发现的鲁潜墓志等的相对位置是重要依据。然而历史上邺城、西门豹祠等位置多次变动，西门豹祠甚至先后有十多个位置，鲁潜墓志并非从墓中取出，确切来源无法确定，因此以此为依据确定曹操墓显得依据不足。另外假定由鲁潜墓志标明的相对位置找到曹操墓，反过来应当是根据 高陵（曹操墓）图册 曹操墓也能找到鲁潜墓，但是至今在相应的位置并没有找到鲁潜墓。2、 目前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同一陵园之内只有两座墓葬，中轴线在两座墓葬之间，两墓葬一南一北对称分布，相距30米，朝向一致坐西向东。《三国志》卷1《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曾就自己陵园的规划建设，下达过如下指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由此可见，就曹操亲口安排的自己陵园规划而言，他本人是独自居于先王所在的主位，位置在最为尊崇的顶端，左、右两侧不能有其他墓葬与之并肩等列；陪葬的诸侯、大臣，则以功勋地位的高低，在自己前方的左、右两边依次排列，左为尊位，右为卑位。显然，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和曹操本人的规定以及当时的礼仪都有很大差别。此外，曹操要求王公大臣在自己陵墓附近陪葬，也就是说曹操墓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墓群，但目前经过详细探测，陵园内只有两座墓。3、 都城与陵区方位的历史传统没有在都城西南方位的，两汉帝陵、已知魏陵、西晋帝陵都是如此，汉献帝的禅陵也在山阳城西北，按洛阳方位算是东北，没有例外。西南在八卦中属于坤位，建造上常常是造厕所的方位。西高穴2号墓，东西向而偏南，不是如想象中偏向东北，接受铜雀台上典礼的祭拜。因此这个墓认定为曹操墓，此处也是绕不过去的坎 。4、 曹操后代如曹丕等的有关文档，多次显示曹操墓在“阿”、“冈”的字眼，也就是与“山”密切相关。然而西高穴大墓却在平原上，附近并没有什么山。墓主之争1、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认为，西高穴大墓墓主就是曹操。2、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已故）：西高穴大墓绝不可能是曹操墓，因为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与曹休墓是一个级别的，也就是侯这一级的，而不是王或帝王级的。西高穴大墓当然也是有考古价值的，但定性应当是东汉末年的大墓。而曹操墓之所以被质疑，并不存在外行内行之说，而是证据不可靠。3、魏晋南北朝文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有关方面公布的“曹操墓在安阳”证据并非第一手材料，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在还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公布相关消息，有悖学术研究的严肃精神。不能否认西高穴墓墓主认定的其他可能 。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名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方北辰，从礼制研究入手认为西高穴大墓不是曹操墓，并从陪葬物品、墓的形制、方位、规格以及墓主骨骼年龄等方面分析，西高穴大墓二号墓墓主是曹宇（曹操与环夫人之子，与曹冲为同父同母的兄弟），一号墓墓主是曹奂（曹宇的儿子并未入葬是空墓） 。5、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从位置、陪葬物品、墓的形制结合历史记载判断，西高穴大墓的墓主是曹奂。6、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江苏省考古学会会员倪方六：能认定墓主的东西，都具有惟一指向性，即所谓“铁证”。现在西高穴墓葬中出土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惟一”的，都可以作出 高陵（曹操墓）图册 完全相反的解释。比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这是认定墓主是曹操的关键东西，但恰恰是这件东西透露出，墓主一定不是“魏武王”本人。 常理而论，“魏武王”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写上名字再随葬的。曹操更不会，他惟恐别人找到他的墓 。 7、另外，西安市委党校历史教授、三国史研究专家胡觉照认为安阳“曹操墓”实则五胡十六国时期军阀姚襄墓穴。8、从事历史研究三十余年、著有专著《曹操墓研究》的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说：“曹操墓不是孤墓而是群墓，如果这座墓不能确证为曹操墓，而是陪葬墓的话，极有可能是曹操最亲信的大将夏侯惇的墓。 ”9、四川一位古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钱玉趾认为西高穴大墓的墓主可能是曹魏时期名臣常林的墓葬。10、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徐光冀先生认为，此墓很可能是曹操墓的陪葬墓。11、历史学者、作家刘秉光认为墓主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第三任皇帝石虎。称呼之辩历史上除了曹操外，十六国时期冉闵，姚襄等也都有“魏武王”的称号。而考古单位对八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碑却只是指向曹操，其做法也受到一些民众的质疑；有学者怀疑，曹操葬礼由曹丕主持，时曹丕继为魏王，应不会直称父亲为“魏武王”，而只称作“武王”；就算要使用全名，也应该用“汉魏武王”而不是“魏武王”；学者以此判断发现之陵墓不为曹操墓。遗骨之惑 河南发掘点并没有享寿七十岁的曹操妻子卞皇后遗骨，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卞皇后太和四年去世，与曹操合葬高陵，卞皇后二十岁嫁曹操，是曹丕生母，曹丕享寿四十岁，卞皇后此时就已经超过六十岁，之后到太和四年去世，享寿七十岁。另外文献记载曹操墓中有迁葬来的曹冲遗骨，但是实际考古发现也与此不符。 另外，还有的学者提出，同时期的帝王墓，王后都是在墓主的东南方向另起一墓，如果这个曹操墓的东南方向附近没有发现卞皇后墓，则可以肯定不是曹操墓。玺印之疑 根据《晋书·礼志》，曹丕于曹操墓的墓道筑了一个石室，放了金玺。河南发掘点不但没有金玺，连藏玺的石室都没有，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曹操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丕连金玺都不敢放进墓室，河南发掘点却出土了金银珠玉，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此外根据已公布的此墓考古报告，墓内发现一铜质印章，上边的篆体文字经古文字学者考证为“奂”字，印章的质地以及上边的文字都与曹操的身份不符。造假之嫌 学者闫沛东向媒体明确指出曹操墓考古队队长参与造假，因为考古队获得安阳方面230万元挖掘资金后挖出空墓难以向对方交差。对此，曹操墓地考古队队长、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切等闫沛东公布证据后再作答复。但闫沛东在2011年12月被河北警方确认为逃犯，真实姓名为胡泽军。
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社树壁画考南昌东晋漆盘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葬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风格背后——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西汉石椁墓与墓葬美术的转型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关于汉代丧葬画像观者问题的思考墓主画像研究墓主画像的传承与转变——以北齐徐显秀墓为中心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论“邺城规制”——汉唐之间墓葬壁画的一个接点崔芬墓壁画初探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承担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等课题。郑岩多次参与国内外研讨会，并协同著名美术史家巫鸿先生发起“汉唐之间”中国考古美术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集三部。郑岩先生多次提出“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领域的次学科，并且将其定义为“以考古提供的材料为核心，融美术史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郑岩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考古学提供的仅仅是材料吗？》和《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二文中详实的论述了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新学科的发展演变史。郑岩先后翻译多部外文美术史著作，其个人论文亦多次被翻译到国际学术界，在汉唐美术史与美术考古领域达到国际水平。
公元218年6月，曹操写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终令》，这是一道安排他后事的命令《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了这道《终令》的内容，其规西门豹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公元220年，在洛阳的寝宫，曹操留下他生命里最后一道命令《遗令》，曹操在遗令中除了交代要薄葬外，再一次提出将自己葬在邺城西面的高岗上。这道《遗令》比两年前的《终令》内容更加细致，但对于墓葬地点的描述却是一致的。
河北省临漳县三台村有一处高大的土台，城墙夯土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这就是三国时代的邺城遗址，也是曹操在《终令》中提到的邺城。邺城的西边，是地势较高的黄土塬地貌，遍布着村庄和农田。如果曹操墓在邺城西边的这一片田地，那么经历了岁月变迁，曹操的墓葬究竟藏匿在哪里呢？
曹操生前要求将自己葬于西门豹祠西原上，唐代的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志》记载，曹操的西陵距离邺城三十里，与西门豹祠相距大约十五里，并且都在邺城的西边。因此，找到了西门豹祠，就等于找到了曹操墓的一个重要坐标。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邺县的县令，他带领当地人们治理漳水，破除了巫婆每年都要为河伯娶媳妇的迷信，将残害百姓的巫婆投进了漳河。西门豹治邺有方，受到百姓爱戴，当地人们为他修建了祠庙，西门豹祠由此而来，因此，要想寻找曹操的墓葬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首先要找到西门豹祠的位置。关于西门豹祠的位置最早的记述是距离曹魏时期，仅仅二百多年的北魏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水经注》。1985年，在河南安阳市安丰乡出土了一件后赵建武年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西门豹大夫画像，以及西门豹祠的重建时间、面积等内容。
后赵建武年间是公元335年至公元348年，时间距曹操去世的时间约有一百多年。《水经注》成书年代距离曹操去世，也只是二三百年，《水经注》的文字记载与所出土的勒柱石刻内容完全一致，考古专家认为出土后赵建武年间，勒柱石刻的西门豹祠遗址正是郦道元所描述的西门豹祠。在古邺城西的漳河北岸，有一处古城遗址，正是战国时代所建的武城，在他的东南方向约七里的漳河大桥南侧，安阳县安丰乡乐镇村东，有一处隆起的土台，台上立着一块宋代石碑，碑文明确记载这里就是西门豹祠。它的位置与《水经注》中所记载的西门豹祠的位置完全一致，专家认为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的西门豹祠，正是曹操在《终令》所指的西门豹祠，只是经过了后世的重修。
在考古人员认定的西门豹祠的西部，是地势较高的开阔地带，曹操在《终令》中所说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的地带，应该就是指这里。为考证西门豹祠西原的地貌特征是否同文献记载相符合，河南省安阳市的考古工作者对西门豹祠西原的地貌进行了测绘。考古人员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发现，这片开阔地带地势很高，比今天的漳河河渠明显高出12米，而在曹魏时代，这里的地势应当更高，同周边的土地相比，这片土地又很贫瘠，直到现在许多地方不能种植庄稼。曹操在《终令》中要求将自己埋葬在瘠薄之地，由此看出曹操首先看重的这里是一块不能种庄稼的瘠薄之地。考古人员通过种种迹象分析，埋葬曹操的陵墓应当就在这片开阔地域，也是曹操《终令》里所说的邺之岗西。由于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又经过了1700多年的风雨冲刷，在地面上很难找到陵墓遗存的痕迹了。难道曹操墓地没有一点地理上的特征可供辨别吗？
刘心长是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他几乎走遍了邺城周围十几里的山岗田野，对那里的文物古迹进行了细致的实地勘察。经过数年研究，认为曹操墓就在河北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讲武城乡西部以及河南安阳县安丰乡，共约五平方公里的范围，并把这一区域称作曹操墓田。刘心长划定曹操墓田区域的理由是，这一片区域正好在邺城的西边，又是岗丘地带，而去土地较为贫瘠。
2007年，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好穿越曹操墓田所在的区域。河南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南水北调，安阳固岸考古队队长潘伟斌提出，同刘心长一致的观点，认为决定曹操墓葬的人正是曹操自己。潘伟斌等人结合文献记载，对实地进行了细致的踏勘，把曹操墓可能所在的位置缩小到了更小的范围。曹操墓极有可能在河南安阳安丰乡，靠近漳河的一块不大的区域，一时间困扰世人的曹操墓葬之谜，再一次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高句丽即是中国的历史也是韩国的历史。
高句丽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政权。其人民主要是濊貊和扶余人，后又吸收一部分靺鞨人、古朝鲜遗民及三韩人。
高句丽极盛时疆域，东部濒临日本海，南部控制了汉江流域。西北跨过辽水，北部到辉发河、第二松花江流域。
高句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专业研究高句丽史、民族边疆史的历史学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杨秀祖《高句丽军队与战争研究》都指出高句丽有60万军队。
扩展资料：
史载高句丽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这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亦有描绘，比如洞沟12号壁画墓的斩俘图和三室墓第一室北壁的攻城图等。
攻城图整个画面为某个城的一角，城门紧闭，城外有二将乘骑手持长矛，正在酣战，人马均着甲胄。
在二将上方有二士卒滚抱厮打，画面简洁，主题突出，是描绘一幕城池的守御战，可能是为了表现墓主生前参与守卫某城有功的战绩场面。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高句丽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朝韩观点]（1）高句丽为扶余人所建。而扶余人是朝鲜人的主要来源之一。高句丽（卒本扶余）和百济（南扶余）都是扶余国的延续。高句丽被灭之后，其主要居民成为新罗和渤海国居民。而渤海国在被契丹灭之后，其居民大多迁移到王氏高丽。(注：战争中军队与平民是不同的。新罗灭高句丽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平民大多是留在朝鲜半岛的。）在王氏高丽建立以前，新罗贵族弓裔曾要复兴高句丽并建立后高句丽。可见新罗人和王氏高丽人都认为他们与高句丽属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中国观点]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2） 高句丽国曾立国700余年，而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其独立性是很明显的。如果高句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唐朝就不会帮新罗占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领土，并让高句丽人在中国东北部建立渤海国。[中国观点]韩国人很为高句丽的历史延续而自豪。而作为中国人来看高句丽历史，通常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并不为其感到激动。中国人认为，高句丽国家规模较小，政治控制比较容易的是高句丽立国延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而韩国人由于普遍缺乏宏观历史视野，所以对一特点显然认识不足。要知道中国早期的朝代周代立国800年，延续时间比高句丽更长。西汉与东汉合计也有四百多年，而在国家规模上，周朝已是高句丽的五到十倍，汉朝则是一个东西跨度万里的帝国，国家规模大约为高句丽政权的七十倍。这与高句丽偏安一隅，割据700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所以用高句丽的延续时间来证明其独立性是很不合理的。（3）统治者姓氏和民族的更替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有鲜卑族血统的杨氏隋朝和李氏唐朝被汉族赵氏的宋朝所取替。这被中国人认为是朝代继承。高句丽被新罗，王氏高丽取替也是同样的继承关系。（注：这种继承关系是指对朝鲜半岛霸主地位的继承。）[中国观点]统治者的姓氏和民族更替当然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问题是王氏高丽时期的人也不认为王氏高丽是继承的高句丽。在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我们无论是在该书的体例编排，还是内容的详略程度上都可以了解到王氏高丽人是以新罗为正统的。韩国古代历史学者的金富轼并不认为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时期的作家崔瀣在其《东人文序》里说的：“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傍无阕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归一，衣冠典礼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是辽、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三卷，汉城市，1990年，第27页；崔瀣传在《高丽史》109卷,列传22）崔瀣作为新罗大儒崔致远之后，由于家学渊源，其对文物制度的改换应是相当的了解的。他认为王氏高丽是新罗的直接继承者，正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后人们确实是把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混为一团而忽视了新罗才是王氏高丽的前身。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在领土范围与人民民族构成上均有重大差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王氏高丽以高丽为名体现了王健意图利用中国处于五代短暂分裂的状态而北进侵入中国领土的野心。而这一野心随着宋的统一及辽的强大而告终。（4）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目前中国境内，并不能说其只是中国的历史。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况且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朝鲜半岛。[中国观点]事实上，没有中国学者说高句丽只属于中国历史。反到是韩国企图排他性的继承高句丽所有的历史遗产。韩国人一再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无非是要割裂中国东北与母体的历史联系。本人曾阅读过多部韩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只与汉族相关。而并不把少数民族当作中国人。他们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今天的汉族正是吸收了“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这一韩国式论断中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所谓“历史上统治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了渤海人（韩国人认为渤海国人主要逃入朝鲜半岛毫无根据）、辽（契丹人），金（女真人）”，而清代统治东北地区的满族，在当代更是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中国公民。这一切事实都无可质疑的说明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享有合理的历史权益。高句丽历史由中、朝、韩共同享有是可以的，而来自韩国的任何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割裂高句丽史而进行排他性占有的企图都是荒唐的。（5） 朝鲜许多王朝和国家，比如新罗，王氏高丽， 李氏朝鲜都曾被中国中央封建统治阶级册封。这并不代表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观点]这种看法是对历史事实的混淆。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虽被册封，但并未象高句丽那样在古代被中、韩灭亡与吸收。他们现在当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的某一特定时间曾接受中国的管辖则不可否认），而高句丽属于一个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古国，他的历史遗产，包括人口与领土与古迹已分别被现代中、朝两国继承与接收。所以高句丽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理，朝鲜也可以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提醒那些朝鲜民族主义者，你们应该正视中原古代文化对你们民族的影响。你们割裂历史，用这个古国的历史文化来强调本民族的伟大是不理性的。而认为自己古代文化与中国无关的看法更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逃避。在古代文化上，你们的祖先，包括一部分高句丽人都从中华文明中获益甚多，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影响你们民族今天的独立与发展。相反，会成为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基础。（6）高句丽民俗和文化与朝鲜人相似。[中国观点]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今天的韩国人、中国人在物质文化上都已经西方化，韩国更是亚洲最大的***国家。难道我们要说韩国人与欧洲人文化相似，所以韩国人继承了欧洲人？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些文化的相似现象，只是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的文化是在迅速传播中并且互相影响着的。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明确的，它是一个灭亡了的古国，其人民被中、韩古代国家吸收了。所以在朝鲜或韩国保留了与高句丽人相似的生活习俗是可以理解的。新罗人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而高句丽人起源于东北地区的秽貊人，他们或许有种族上的联系，但起初只是各自在隔绝的地理空间发展着，肯定并非同一民族。高句丽被列入韩国历史体系源于韩国古代历史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从《三国史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新罗直接继承者的王氏高丽人并未自居高句丽后人。金富轼将高句丽作为“海东三国”与新罗、百济同列一书。而“海东三国”这一划分，就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欧洲国家”，“远东诸国”是同一类型的提法。其中并不包含有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同国家的价值判断与暗示。（7） 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朝都是传说。对檀君朝鲜真实性的攻击是不应该的。[中国观点]檀君朝鲜的真实性毫无历史遗迹作为支撑和证明。在中国境内现在已发现了大量夏朝同时期以二里头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迹。即使不谈夏朝，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文明的遗迹、文物、文字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仅仅用一个神话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悠久和民族的伟大。而朝鲜人证明自己历史悠久和伟大的却只有一个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檀君神话。（8） 中国以前一直认为高句丽是朝鲜三国之一。这也是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东北工程是利用学术搞政治。担心南北朝鲜统一后, 韩国会提出领土要求。[中国观点]学术研究的深入会带来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世界学术界并未形成高句丽“仅仅”属于韩国历史这样的共识。如果真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英文论文来论证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见到韩国历史学界提供这样的论文资料。中国对东北领土的主权是历史形成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中国人根本不会担心一个历史上的古国的历史归属会带来失去领土的后果。这种逻辑是可笑的。在当代，任何领土主权的变更都只能是战争的结果。高句丽灭亡后250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高丽国，史称王氏高丽，朝鲜王氏高丽王朝源名于高句骊，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不是一体相续的朝代，因为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领土95％以上不重合，语言不同，历史年代跨度过大（超过250年的差距），这是研究高句丽历史必须严正注意的问题。所以，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对于历史不能模糊，这也是防止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觊觎我国东北领土的证据之一，不可偏谬。
在唐朝的时候，高句丽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国家，韩国当时是新罗，与高句丽是敌国，唐朝出兵灭掉了高句丽，然后联合新罗灭掉了百济，并把部分百济的土地赐给了新罗这个小弟
[cp]#文化输出现象[超话]# 高句丽是纯中国政权，和朝鲜韩国，没有任何关系！ 高句丽在殖民朝鲜之前已经在中国吉林建立了政权，类似于契丹西夏等，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后来高句丽殖民了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被灭后，高句丽人几乎全部又迁回了中国，融入了汉族，被中国继承，只有极少一部分高句丽人（大约5000户）留在了新罗，朝鲜韩国就干不要脸说高句丽是他们的，把中国还有几百万朝鲜族通报呢，我们也没说朝鲜韩国是中国的呀[二哈]你殖民过我，那么你就是我的，简直强盗逻辑，那日本还殖民过朝鲜呢，日本人也留了一小部分在半岛呢，你们怎么说日本是你们韩国的？ 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美国俄罗斯学者都承认！最为有力的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份国家报告。据美国国会调查局一份研究报告认为，高句丽国属于唐朝的地方政权而非韩国先祖建立的政权。 俄罗斯学者，在深入研究了朝韩学者的论文和对远东地区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仔细比对，发现韩国的历史研究十分不严谨。其中，俄罗斯考古学家沙夫库诺夫批评，朝鲜韩国学者研究渤海国历史从不引用正史典籍，而是热衷于野史。同时，朝鲜韩国学者为了佐证野史的观点，不惜推翻韩国本国内一些严谨的历史学者做出的并为世界所公认的一些历史定论。 韩国学者歪曲历史热衷野史的不要脸行径看来在国际社会也是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