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参照如下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新城魏晋壁画砖墓】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现有六号和七号墓室对游人开放。魏晋墓分为二室和三室两种,有拱形斜坡式墓道相通,以于砖垒砌而成,多为家族聚族而葬的墓地。墓室四壁的砖画,笔法简练,形象生动,系统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科技等内容,其绘画以中国传统的写实手法为主,早于莫高窟艺术,填补了魏晋时期绘画艺术的空白。
古人传递信息的方法大约有以下几种: [1]羽檄:插有羽毛的书信多用于战事紧急。 [2]鸡毛信:一般用于民间。 [3]羽书:用于征调军队。 [4]信鸽传书[所说的飞鸽传书] [5]快马传书。 [6]传竹筒:官家,民间都用,类似现在的信封。 [7]急脚递:用于传递紧急军事情报之用,俗称“传金牌”。 [8]烽火/狼烟等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传递方式。 [9]驿传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生活又不只诗和远方,还有田野和家乡。为了让我们感受到课堂之外的学习魅力,开拓我们的视野,在学校领导、老师的精心组织下,我们各年级到高台县、平川镇芦湾村开展了一次有意义的研学旅行 。 我们到研学之路始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它坐落于张掖市高台县,前身为高台烈士陵园,园内掩埋着许多红军西路军革命先烈的忠骨,纪念馆陈展内容以“理想高于天,热血铸祁连”为主题,有许多详细的史料、图片、物件及雕塑,无一不在向我们重现那些撼人心魄的过去。“风萧萧兮易水寒,战士一去兮不复还……”行走此间,我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他们于河西走廊不畏枪林弹雨、冒死冲锋、无私奉献 、坚韧的革命作风,是如此令人敬畏。 第二站便是高台博物馆,共有两个展区,其一为《西塞遗珍――高台文物精品展》,主要展出彩陶、简牍、彩绘木器、汉晋丝绸、金银铜器等,以沙盘模型、动画、雕塑等形式,穿插历史事件来反映古代高台在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宗教等方面繁荣的历史盛况。其二展区为《古冢丹青――高台魏晋壁画砖陈列》,以墓葬形制结构图,复原场景等再现了高抬台人民在农业开发、民族融合、丝绸之路畅通的历史画面。 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临泽县平川镇芦湾村,在村史村情馆,我们了解到芦湾村村情村史、民风民俗、农耕文化、先进典型、改革发展等,让我们亲身感悟和传承文化。 结束旅程,返回学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研学旅行让我开拓了视野、陶冶了情操、感受到了美丽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多的是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受益匪浅。
古代人传递信息的故事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2 人们传递信息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3 人们传递信息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4 人们传递信息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在远古时候,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末期。 到西周时候,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邮驿通信逐渐完备起来。 三国时期,曹魏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制定《邮驿令》。 隋唐邮传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 我国元朝时期,邮驿又有了很大发展。 清代 邮驿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 清朝中叶以后,随着近代邮政的建立,古老的邮驿制度就逐渐被淘汰了。 【烽火传军情】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周,延至明清,相习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台,亦称烽燧、墩堠、烟墩等。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报警。一台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千里,以达到报告敌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 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为了讨得美人欢心而随意点燃烽火,最终导致亡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周灭商后建都镐京,历史上称作西周。初期,周王为巩固国家政权,先后把自己的兄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各地作诸侯,建立诸侯国,还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青鸟传书】 据我国上古奇书《山海经》记载,青鸟共有三只,名曰诏兰、紫燕(还有一只青鸟的名字笔者没有查阅到),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将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传递给人间。据说,西王母曾经给汉武帝写过书信,西王母派青鸟前去传书,而青鸟则一直把西王母的信送到了汉宫承华殿前。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成为百鸟之王——凤凰。 南唐中主李璟有诗“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唐代李白有诗“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李商隐有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崔国辅有诗“遥思汉武帝,青鸟几时过”,借用的均是“青鸟传书”的典故。 【黄耳传书】 信鸽传书,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现在还有信鸽协会,并常常举办长距离的信鸽飞行比赛。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不会迷路,源于它所特有的一种功能,即可以通过感受磁力与纬度来辨别方向。 信鸽传书确切的开始时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已经很普遍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有“传书鸽”的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此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风筝通信】 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到了唐代以后,风筝才逐渐成为一种娱乐的玩具,并在民间流传开来。 【灯塔】 灯塔起源于古埃及的信号烽火。世界上最早的灯塔建于公元前7世纪,位于达尼尔海峡的巴巴角上,像一座巨大的钟楼矗立着。那时人们在灯塔里燃烧木柴,利用它的火光指引航向。 公元前280年,古埃及人奉国王托来美二世菲莱戴尔夫之命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对面的法罗斯岛上修筑灯塔,高达85米,日夜燃烧木材,以火焰和烟柱作为助航的标志。法罗斯灯塔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1302年毁于地震。9世纪初,法国在吉伦特河口外科杜昂礁上建立灯塔,至今已两次重建,现存的建于1611年。 在古老的灯塔中,意大利的莱戈恩灯塔至今仍在使用。这座灯塔是建于1304年,用石头砌成,高50米。美国第一座灯塔是建于1716年的波士顿灯塔。此后,1823年建成透镜灯塔,1858年建成电力灯塔,1885年首次用沉箱法在软地基上建造灯塔,1906年落成第一座气体闪光灯塔。1850年,全世界仅有灯塔1570座,1900年增到9400座。到1984年初,包括其他发光航标在内,灯塔总数已超过55000座。 【通信塔】 18世纪,法国工程师克劳德.查佩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加快信息传递速度的实用通信系统。该系统由建立在巴黎和里尔230千米间的若干个通信塔组成。在这些塔顶上竖起一根木柱,木柱上安装一根水平横杆,人们可以使木杆转动,并能在绳索的操作下摆动形成各种角度。在水平横杆的两端安有两个垂直臂,也可以转动。这样,每个塔通过木杆可以构成192种不同的构形,附近的塔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表示192种含义的信息。这样依次传下去,在230千米的距离内仅用2分钟便可完成一次信息传递。该系统在18世纪法国革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信号旗】 船上使用信号旗通信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旗号通信的优点是十分简便,因此,即使当今现代通信技术相当发达,这种简易的通信方式仍被保留下来,成为近程通信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进行旗号通信时,可以把信号旗单独或组合起来使用,表示不同的意义。通常悬挂单面旗表示最紧急、最重要或最常用的内容。例如,悬挂A字母旗,表示"我船下面有潜水员,请慢速远离我船";悬挂O字母旗,表示"有人落水";悬挂W字母旗,表示"我船需要医疗援助"等等。 【旗语】 在15-16世纪的200年间,舰队司令靠发炮或扬帆作训令,指挥属下的舰只。1777年,英国的美洲舰队司令豪上将印了一本信号手册,成为第一个编写信号书的人。后来海军上将波帕姆爵士用一些旗子作"速记"字母,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旗语字母。1805年,纳尔逊勋爵指挥特拉法加之役时,在阵亡前发出的最后信号是波帕姆旗语第16号:"驶近敌人,近距离作战。" 1817年,英国海军马利埃特上校编出第一本国际承认的信号码。舫海信号旗共有40面,包括26面字母旗,10面数字旗,3面代用旗和1面回答旗。旗的形状各异:有燕尾形、长方形、梯形、三角形等。旗的颜色和图案也各不相同。 参考资料:有的不用 回答者: 樱蝶霜 - 初学弟子 一级 5-19 21:22青鸟传书 唐太宗一生信神,一天飞来一只青鸟,十分美丽(也就是后来的凤凰)唐太宗见了忙请教道士,道士告诉他说此鸟是王母的信使,他来了王母就该来了,唐太宗忙摆席招待,一会王母果然来了。 你是五年级语文的吧 我也是 回答者: 紫伊千惠 - 魔法学徒 一级 5-19 21:36周幽王为夺妃子一笑,吩咐下手点燃烽火 回答者: 水滴紫 - 魔法学徒 一级 5-19 22:39烽火通信 远在周代我国就有了烽火传递信息的方法,烽火作为一种原始的声光通信手段,服务于古代军事战争。从边境到国都以及边防线上,每隔一定距离就筑起一座烽火台。内储柴草,当敌人入侵时,便一个接一个地点燃起烽火报警,各路诸侯见到烽火,马上派兵相助,抵抗敌人。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 不是听说有飞鸽传书吗. -------------------------------------------------------------------------------- 要看是干什么用。 传递书信: 一般的平民传递书信,主要靠过路人,僧人,文人等云游的人,这些人捎信,在路途之中可以解决食宿问题,他们也很愿意! 官方主要就是驿站了。 传递军情: 这方面军队一定有专职的人员了,另外还有烽火台,信鸽。 -------------------------------------------------------------------------------- 信鸽送信的准确性低,大多是书信,但都要花上以月为单位的长时间,也有通过骑马的100里加急、200里加急、300里加急、、、、、、但要花大钱,一般这种“快递”多用于官场书信。 -------------------------------------------------------------------------------- 古人传递信息的方法大约有-- 羽檄:插有羽毛的书信,表示战事紧急。 鸡毛信:一般用于民间。 羽书:用于征调军队。 信鸽传书:多用于朝庭、官家、帮派。 传竹筒:官家,民间都用,类似现在的信封。 急脚递:用于传递紧急军事情报之用,俗称“传金牌”。 -------------------------------------------------------------------------------- 还有烽火/狼烟等军事上的手段 -------------------------------------------------------------------------------- 可以用火把 -------------------------------------------------------------------------------- 古人传递信息的方法大约有以下几种: [1]羽檄:插有羽毛的书信多用于战事紧急。 [2]鸡毛信:一般用于民间。 [3]羽书:用于征调军队。 [4]信鸽传书[所说的飞鸽传书] [5]快马传书。 [6]传竹筒:官家,民间都用,类似现在的信封。 [7]急脚递:用于传递紧急军事情报之用,俗称“传金牌”。 [8] 烽火/狼烟等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传递方式。 古人传递信息的故事
【烽火传军情】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周,延至明清,相习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台,亦称烽燧、墩堠、烟墩等。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报警。一台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千里,以达到报告敌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 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为了讨得美人欢心而随意点燃烽火,最终导致亡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周灭商后建都镐京,历史上称作西周。初期,周王为巩固国家政权,先后把自己的兄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各地作诸侯,建立诸侯国,还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青鸟传书】 据我国上古奇书《山海经》记载,青鸟共有三只,名曰诏兰、紫燕(还有一只青鸟的名字笔者没有查阅到),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将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传递给人间。据说,西王母曾经给汉武帝写过书信,西王母派青鸟前去传书,而青鸟则一直把西王母的信送到了汉宫承华殿前。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成为百鸟之王——凤凰。 南唐中主李璟有诗“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唐代李白有诗“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李商隐有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崔国辅有诗“遥思汉武帝,青鸟几时过”,借用的均是“青鸟传书”的典故。 【黄耳传书】 信鸽传书,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现在还有信鸽协会,并常常举办长距离的信鸽飞行比赛。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不会迷路,源于它所特有的一种功能,即可以通过感受磁力与纬度来辨别方向。 信鸽传书确切的开始时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已经很普遍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有“传书鸽”的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此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风筝通信】 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到了唐代以后,风筝才逐渐成为一种娱乐的玩具,并在民间流传开来。 【灯塔】 灯塔起源于古埃及的信号烽火。世界上最早的灯塔建于公元前7世纪,位于达尼尔海峡的巴巴角上,像一座巨大的钟楼矗立着。那时人们在灯塔里燃烧木柴,利用它的火光指引航向。 公元前280年,古埃及人奉国王托来美二世菲莱戴尔夫之命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对面的法罗斯岛上修筑灯塔,高达85米,日夜燃烧木材,以火焰和烟柱作为助航的标志。法罗斯灯塔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1302年毁于地震。9世纪初,法国在吉伦特河口外科杜昂礁上建立灯塔,至今已两次重建,现存的建于1611年。 在古老的灯塔中,意大利的莱戈恩灯塔至今仍在使用。这座灯塔是建于1304年,用石头砌成,高50米。美国第一座灯塔是建于1716年的波士顿灯塔。此后,1823年建成透镜灯塔,1858年建成电力灯塔,1885年首次用沉箱法在软地基上建造灯塔,1906年落成第一座气体闪光灯塔。1850年,全世界仅有灯塔1570座,1900年增到9400座。到1984年初,包括其他发光航标在内,灯塔总数已超过55000座。 【通信塔】 18世纪,法国工程师克劳德.查佩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加快信息传递速度的实用通信系统。该系统由建立在巴黎和里尔230千米间的若干个通信塔组成。在这些塔顶上竖起一根木柱,木柱上安装一根水平横杆,人们可以使木杆转动,并能在绳索的操作下摆动形成各种角度。在水平横杆的两端安有两个垂直臂,也可以转动。这样,每个塔通过木杆可以构成192种不同的构形,附近的塔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表示192种含义的信息。这样依次传下去,在230千米的距离内仅用2分钟便可完成一次信息传递。该系统在18世纪法国革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信号旗】 船上使用信号旗通信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旗号通信的优点是十分简便,因此,即使当今现代通信技术相当发达,这种简易的通信方式仍被保留下来,成为近程通信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进行旗号通信时,可以把信号旗单独或组合起来使用,表示不同的意义。通常悬挂单面旗表示最紧急、最重要或最常用的内容。例如,悬挂A字母旗,表示"我船下面有潜水员,请慢速远离我船";悬挂O字母旗,表示"有人落水";悬挂W字母旗,表示"我船需要医疗援助"等等。 【旗语】 在15-16世纪的200年间,舰队司令靠发炮或扬帆作训令,指挥属下的舰只。1777年,英国的美洲舰队司令豪上将印了一本信号手册,成为第一个编写信号书的人。后来海军上将波帕姆爵士用一些旗子作"速记"字母,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旗语字母。1805年,纳尔逊勋爵指挥特拉法加之役时,在阵亡前发出的最后信号是波帕姆旗语第16号:"驶近敌人,近距离作战。" 1817年,英国海军马利埃特上校编出第一本国际承认的信号码。舫海信号旗共有40面,包括26面字母旗,10面数字旗,3面代用旗和1面回答旗。旗的形状各异:有燕尾形、长方形、梯形、三角形等。旗的颜色和图案也各不相同。参考资料:有的不用
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风貌魏晋壁画墓 位于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处的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漠上,散布着1400多座魏晋时期(公元220-419年)的地下壁画砖墓群,这便是著名的魏晋古墓群,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他东西依酒泉市的果园乡,西北靠新城乡。大漠鼓起的一座座古墓,象大海中荡起的波涛点点。嘉峪关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起点,是九边重镇之一,归肃州卫所辖。后汉时,这里是"玉石障",五代称"天门关",是历代的军事必争之地。到了魏晋时期,战争越发频繁,特别是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先大闹蝗虫,后发生瘟疫、战争。人饿得吃光了草根树叶以至牛马毛,饿死病死的尸骨填塞河流,遮蔽田野,惨不忍睹。这处墓群就是这个时期(公元220年)到南北朝(公元589年)的三百六十多年中建造的。嘉峪关市文物部门于1972-1979年的七年间先后发掘了13座墓,从墓葬看是家族聚族而葬的墓地。其中8座是彩绘砖壁画墓,共出土壁画砖700余块,现有六号和七号墓室对游人开放。三号墓为单人葬,七号墓为四人合葬,其余的均为二人合葬。魏晋墓分为二室和三室两种,有拱形斜坡式墓道相通,以干砖垒砌而成。六号墓是这十三座墓中画像砖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一座,因此嘉峪关市文物部门把它作为唯一公开开放的墓室。它是采取了先挖墓道,墓室的洞穴,然后再用干砖垒砌墓室的办法建造的。墓道宽2米,长20米,是斜坡形的,地上铺有各式花纹砖。墓门为拱券门,上端建有砖砌的门楼,门楼上除绘有彩色的青龙、白虎、朱雀、蜚蠊、麒麟外,还镶嵌上各种类型的建筑造型砖,象托梁赤帻力士造型砖,一手持连鼓,一手持槌的雷公画像造型砖,托梁兽造型砖,以及鸡首人身像,牛首人身像等,大大丰富了古墓壁画的民族色彩。 六号墓为三室墓,分前室、中室和后室。前、中室为盝顶,墓室平面近似正方形,后室为普通弧券。墓室各壁为表现劳动人民各种生产生活、妇婢仆从的杂役和墓主人奢侈豪华的享乐生活的砖画。 前室的四壁,分二层向内挑出半砖作檐,这是模仿了多层楼阁建筑。在墙上部建有一个"阁"和"壁龛",是象征卧室的。下部有三个拱券门的耳室,东壁一个,西壁两个。上写着:"臧内"(库房),"炊内"(厨房),"牛马圈"(牛马厩),在靠近东南角的二层台下,埋有一陶井,一半埋入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古墓室四壁还绘有多种建筑型装饰图案画,有虎头纹,彩绘马,云气纹,连续三角纹等。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墓室是完全模仿当时世家豪族宅地的构造。六号墓出土最珍贵的是壁画。已发掘的十三座墓中共出土六百六十幅壁画砖,而六号墓就出土一百三十二幅。占了出土壁画砖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所以人们把六号墓看作是整个魏晋墓群的缩影。墓前室共五十五幅,主要是表现墓主人庄园经济生活的。中室共六十五幅,主要表现墓主人家居生活的。后室共十二幅,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财富的。壁画砖内容十分丰富,反映的面很宽,很广。如放牧、农耕、采桑、养蚕、狩猎、屠宰、出巡、奏乐、博弈、舞蹈、繁殖、进食、宴饮、庖厨、酿造、服饰、梳妆、布帛、丝束等。画面反映最多的是农牧业,农业上,从下种、耕犁、耙耱、收割、打场、采桑、养蚕;牧业上,从配种、放牧、屠宰、狩猎都画得十分详细,甚至连每道程序都无一疏漏。这说明农牧业在当时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同时也为我们研究魏晋时期的农牧业,提供了一批珍贵而形象的资料。在132幅壁画中,表现宴饮的有28幅,而表现烤羊肉串的就有6幅。烤羊肉是龟兹族的习俗食品,这说明当时河西走廊一带是个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壁画中还有表现音乐的画面。以115号壁画为例,画的是两个乐师在宴会上的演奏。据《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载,隋唐宫廷乐部《西凉乐》中使用过三种不同的箜篌:卧箜篌、小箜篌、竖箜篌;三种不同的琵琶:阮咸琵琶、五弦琵琶、曲项琵琶和魏晋时期中国归乐的吹奏器一尺八长笛。可从前这些乐器的细部都没看到过,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何处,也很少为人所知。而在六号墓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些乐器,还看到了阮咸琵琶、尺八长笛的重奏,看到了卧箜篌和阮咸琵琶、尺八长笛的合奏(七号墓)。这对研究中国的音乐不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在壁画中,特别是后室,发现了十副"丝束画"、"布帛图",这实际上是与墓中随葬财富、钱币的意义相同。因东汉末年,经济衰败,货币混乱,已出现了绢帛取代货币的势头。 画像砖除军事题材外,壁画砖绝大部分都是一砖一画,笔法简练,形象生动,系统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科技等内容,其绘画以中国传统的写实手法为主,早于莫高窟艺术,故称壁画砖,或画像砖。但也有几砖一画的,如三号墓的《出行图》、《军帐》、《坞》等。是在几块砖上画一幅完整的画面,表现一个主题。有的则是用几个画面表现一个主题,而又能独立成画。如六号墓中的《出行图》,一共是由五块砖画成,前面三块砖画的是骑马的队列,第四块砖画的是牛车,最后一块画的是步行的官吏,这是一幅完整的画面。尽管仍是一砖一画,但因它表现的是一个内容,又前呼后应,这实际上是一幅小壁画。 魏晋时期的绘画艺术正处于我国绘画史上最繁荣的阶段,但由于连年交战,民不聊生,所以遗存下来的很少,嘉峪关魏晋墓壁画砖的出土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从绘画技巧看,这些壁画砖并不是罗列堆积事物,而是抓住最本质,最有个性的东西加以表现。所以许多画尽管寥寥数笔,画得很简单,却反映得很深刻,很准确。如17号壁画,只画了一个高墙大院,墙上竟建筑了12个碉堡,院门大开着,却没画一个人,尽管如此,却使人感到阴森,恐怖,而又压抑。又如96号壁画,这是一幅出行图,有6各官吏骑马疾驰,一个车夫赶着牛车紧紧相跟,车上看不出装得甚麽东西,但从牛瞪着眼,喘着粗气挣扎向前的神态和车夫紧靠车辕急躁的神情,使人能感到车内装的东西很重,却又走得很急。 画工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画法,画人物时多采用多种画法混合使用的技法。不同的部分采用不同的线条表现,如轻重、明暗、远近等。从六号墓的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用粗线条画人物服装的皱褶,增加了衣服的凝重感;用细线条画马的下腹部使人感到马腹部的柔软和弹性,这是民族绘画传统的具体发展的运用,对后代人物画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还有反映古代人民生产、生活的画。如狩猎、放牧、揉面、宰猪以及一些动物画,吃树叶的骆驼,守门的猎犬,被追逐的青羊,奔驰的骏马。画工们以简练流畅的线条,把这些动物描绘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在十三座墓中,唯一在六号墓中还发现了保存较完好的一块棺盖面。上面画有十分生动的图案,它采用的是先用刀浅刻成图案,然后再涂以黑漆。图案两端为连壁纹,中间为人物图像。棺盖内面绘有伏羲、女娲各手捧一圆物(象征日月)。画得简洁、活泼、气韵生动。 在六号墓中还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从发掘的器物看,制作工艺都十分精细,如双耳绛色釉陶小壶,小如圆肚,小平底,肩部有两个横耳,壶内为肉红色,壶外涂以绛色釉,釉色光亮均匀,十分精致。 在墓内出土的漆器虽然不多,但就发现的这些也可看出魏晋时期的漆器业十分发达工艺十分高超。如出土的漆椭杯,椭圆形,小平底,长径20厘米,短径12厘米,高厘米,属漆羽觞。同时出土的还有漆盘、漆槅,工艺超群,实属出土漆器中的珍品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 马植杰《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 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王利华《中国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雷依群《北周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傅克辉《魏晋南北朝籍账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 王启涛《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史论考》,巴蜀书社,2001年。 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2000年。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程维荣《拓跋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 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刘长东《晋唐间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米文平著《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版,2000年 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1年 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唐长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刘磐修《盛世探源——汉唐农业发展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2003年1月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11月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世界汉学译丛),中华书局,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 丁福林《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3年 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张承宗《六朝民俗》(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卢海鸣《六朝都城》(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2年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考古新视野丛书),文化出版社,2003年 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中华书局,2002年2月 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林超民、王跃勇主编《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 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戴洪才、周瀚光《六朝科技》(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2003年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连镇标《郭璞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 汤伟侠《汉魏六朝教育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 彭自强《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巴蜀书社,2001年 范新干《东晋刘昌宗音研究》,崇文书局,2002年 小林正美著、李庆译《六朝道教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刘纯鑫《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2003年 李万生《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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