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文化研究价值论文

明祖陵的历史文化价值明祖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朱元璋一统天下以后，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在此地建祖陵，追封并重葬其祖父朱初一、曾祖朱四九和高祖朱百六三代帝后，次年在陵前建享殿，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又建棂星门及围墙。明祖陵虽为衣冠冢，但作为明王朝的“祖宗陵”，其历史文化价值是十分丰厚的，需要我们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挖掘、辨析和再认识，有的需要发扬，有的则需要扬弃或批判。首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孝道”思想。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以农民为社会主要构成力量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人们必须依赖土地、用汗水来获得生存，同时又要不断地挣扎、力图摆脱土地去谋求更加理想的生存环境的双重人格。在科技研究尚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自觉需要与追求的情况下，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农民战争就成了必然要上演的一幕。在这出戏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已经成了定律。成功者不仅可以赢得自己的荣华富贵，更可以光宗耀祖、福荫子嗣。在中国封建社会列代王朝更迭过程中，大凡由农民起义出生而获得政权者，这种定律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对父辈的“孝道”又是这种定律中的重要内容。明祖陵以及明皇陵的兴建，就是朱元璋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孝道”思想影响的一种物质性的典型体现。后来，朱元璋将马皇后追谥为“孝慈皇后”，并将马皇后的所葬地命名为“孝陵”，最后又在他71岁驾崩后与马皇后合葬，这一系列的作为也许有其他原因可以分析，但它是朱元璋“孝道”思想的再度体现应是毋庸置疑的。“孝”是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的体系主要靠“仁”与“孝”两根大柱来支撑。从明祖陵兴建过程中提炼出“孝道”这一儒家传统文化内涵，不仅有历史文化的根源，也应有现实的意义。其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理论。明祖陵及其四周的原始风貌因沧海桑田而丧失殆尽，今人难以一睹其山水形胜。根据《帝乡纪略》等记载，明祖陵营建的地点杨家墩原来只是一个方圆数百丈、高丈余的漫土堆，位于淮河下游西岸，地处河洼与岗坡相接之处，由于杨家墩所处的地势像龙头，加之葬身这块“地气暖”的风水宝地后，其子嗣能出天子的传说，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祖母王氏在死后就葬在了这里，期待这块宝地可以给朱家带来好运，果然在第三代就出了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因此，杨家墩在明代又被称为朱明王朝“肇基帝运”、“耀灵显吉”的“基运山”，是“葬祥孕秀”的圣地。这种风水宝地出贵人的传说尽管有附会成分，但毕竟有地形地貌等作为依凭，它与山水形胜对人的成长会有潜移默化影响是同样道理，我们要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进行审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能简单地将用“封建迷信”将其一棍子打死。风水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风水学也是一门具有学术根基与生命力的学问，我们从后起的明代帝王陵墓地形选择中不难看出，明祖陵的风水理念影响是深远的。朱元璋的明孝陵坐落在南京紫金山的独龙埠玩珠峰下，其他如位于北京昌平区天寿山下的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金山脚下的景泰陵，以及位于湖北钟祥县城东北松林山下的明显陵等，无不与灵山秀水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祖陵找到原型。第三，体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帝王君临天下思想。朱元璋父亲朱五四（朱世珍）、母亲陈氏的合葬墓英陵（即明皇陵）在安徽凤阳，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合葬墓明孝陵在南京，这与他的出生地与定都所在地有关。其祖陵所在地为何在现在的江苏盱眙，很值得回味。元明时期的盱眙也许不能以今天的行政区划作为隶属标准，同时，根据《帝乡纪略》、《泗州志》等记载，应与朱元璋祖父朱初一当年曾葬在杨家墩有关。但从思想根源上来进行分析，应与中国封建帝王视天下如囊中之物的君临天下思想有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是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期的有识之士对“君权神授”社会现象的概括，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始终。正是在这种封建帝王君临天下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可以将自己的祖陵、皇陵乃至于自己及后裔的陵墓按照需要来任意择地而建。从《帝乡纪略》卷一可知，明祖陵玄宫的营建地点并不是原来朱初一夫妇合葬墓原址上的扩展，而是在其西北，原因主要是怕风水跑掉、王气外泄，同时也是为了将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的魂灵能招进杨家墩。其三代祖先衣冠共处一茔，一方面表现了朱元璋对祖先的追思与孝道，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朱元璋作为封建帝王的率意而为，因为天下每一寸土地都是他朱皇帝的。第四，体现了中国帝王陵墓的墓葬制度。明祖陵虽不在明代皇帝的16座陵墓之内，但却是明代诸位皇陵中的“祖宗陵”，因此，明祖陵又有“明代第一陵”之称。在陵墓规制上，明祖陵虽仿照明皇陵，但它们是明代帝王陵寝“家族成员”中的最早表现形式，对明代帝王陵寝的规制有一定的影响。明祖陵营建前后28年，里外三层，最外面为土筑罗城，罗城内筑砖城，最里面为砖砌内皇城；有玄宫（地下宫殿），玄宫上培土为“山”，封为“万岁山”；有内外御桥、金水河、下马碑；主要建筑有皇城正殿、金门、红门等。其建筑空间布局与明孝陵相比，除神道长短及走势有所变化不同、建筑规模大小有别外，在陵墓建筑规制上是基本相同的。明代帝王陵墓建筑的空间布局我们可以从汉代的茂陵、唐代的乾陵中寻找到一些依据，但最重要的还是明代自身的陵墓规制在起重要作用，因为它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人们的思想与追求。我们要始终将明祖陵置身于明代帝王陵墓“祖陵”这一特殊位置来进行认识，这样才使人们不至于疏忽或看轻对明祖陵文化价值的认识与研究，从而为早日寻回明祖陵在“明清皇家陵寝”中的“首席”地位作出努力。第五，明祖陵石刻艺术是明祖陵历史文化价值的典型体现。明祖陵被洪水浸泡了300年，土木建筑荡然无存，唯有神道上的石刻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记忆与永恒，成了明祖陵600多年历史的见证。如果没有明祖陵石刻，很难想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明祖陵会是什么模样。明祖陵石刻共由21对石刻组成，据有关专家研究，从数量上看，比明皇陵少11对，比明孝陵多4对，比明十三陵多3对。在石刻种类上，明祖陵比明皇陵少虎羊豹，比明孝陵、明十三陵少象、骆驼和獬豸。这应该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关，与朱明王朝的政治需求有关，与社会习俗与伦理道德的需求有关。明祖陵石刻在雕刻手法上采用了浮雕、半浮雕的技法，石刻线条细腻流畅，技法娴熟，石刻中的狮子、石望柱（华表）等的雕刻技法有唐宋石刻粗犷、简朴的特点，对此后的明清陵墓石刻影响深远。但我们不能忽视明祖陵及明皇陵是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才出现的这一重要时代背景，不能忽略位于南京周边的南朝陵墓石刻对明祖陵及明代皇陵石刻的影响。我们要将明祖陵、明孝陵等明清皇家陵寝石刻的研究与南朝陵墓石刻的研究结合起来，为明祖陵等明清帝王陵墓石刻研究向纵深发展开启新的途径。我们今天能够见到南朝陵墓石刻，那么，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王公大臣们、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当时所有石刻艺术大师们，也应毫无疑问地会领略到这些前朝帝王陵墓石刻的艺术风采，匠师们在制作明代帝王陵墓石刻时，受南朝陵墓石刻的雄浑厚重与意气风发的艺术风格影响是必然的。

墓葬研究是以考古出土之墓葬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材料来探讨社会习俗以及宗教行为与观念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墓葬研究与人对死亡及死后世界观有著密切关系。由于生死之事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古今社会，一个成员的死亡，常隐含其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威胁。故生死之事不但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在古代社会中，由于人的生命一般均相当短促，死亡更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人类普遍习俗都会在某个社会成员死后，透过一套丧葬礼制的施行，帮助死者离开生者的社会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可以从生人处理死者和面对死亡的态度窥探此社会宗教信仰的特色。丧葬制度通常包括了丧礼仪式和埋葬两部分。丧礼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以结束他与这世界的关系，并且保证或引导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埋葬则将死者的身体以一种生者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葬礼为丧礼的延续，而在许多文化中，葬礼后还有祭祀，为生者企图与死者往来的活动。由于中国人一向对丧葬采取谨慎的态度，故人类著实可以利用墓葬材料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宗教与社会现象。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于葬礼重视的象征。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古墓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的遗存。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益为盛行。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也是中国应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的墓葬。这座古墓发现盗洞247个，其中有10数个盗洞直接打入椁室。 司马迁写述中山地方风习，注意到“掘冢”行为的普遍。掘冢盗墓虽然是“奸事”，当时却有人因此起家致富。西汉时不法贵族作恶地方，盗墓竟然成为一种骄悍者嗜好的游戏，于是有“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所发冢墓，不可胜数”的情形。两汉一些严重的社会动乱，如吴楚七国之乱、推翻新莽王朝的民众暴动等，都有大规模盗墓的记录。汉魏之际曾经发生盗墓的高潮，据说曹操军事集团甚至设立了名号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专门指挥盗掘冢墓的官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曾经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盗墓现象的普遍，历代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于是有“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的说法。 对墓主随葬物品的财产追求，是古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晋人皇甫谧宣传薄葬，有“丰财厚葬以启奸心”之说。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盗墓“奸心”启于厚葬的说法，虽然颠到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可以说明“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是对“丰财”的欲求。 对随葬品的某些特殊需求，也是我们在分析历代盗墓动机时不能不注意的。宋代有盗墓以取犀带、玉带的史例。有人因此甚至不惜发掘自己父亲的墓葬。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宋徽宗喜好古青铜器，于是地方官纷纷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陶弘景墓被盗掘，据说是为了劫取其中的“丹砂异书”。盗墓者分割“僵尸人肉”以为药，以及盗窃枯骨“以之合药饵”，则是盗墓史中的奇闻。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取其营造材料以为己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料的实例。江苏徐州还发现晚唐时人利用汉墓墓室重新下葬的情形。这样的现象，在文献资料中也有反映。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力争夺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端手段。掘墓，又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发墓，剖棺，鞭尸，同时又都用以发泄政治仇恨。《左传》中已有掘墓复仇的史例。司马迁记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清雍正年间兴文字狱，曾经发生吕留良因此被戮尸的著名事件。 盗墓技术的发明和传承，在史籍中有资料反映。而相应的反盗墓技术也逐渐成熟。如以疑冢或虚墓迷惑盗墓者的方式等，以石椁铁壁和储水积沙等强化防护的方式，以及以机弩、伏火、毒烟等杀伤盗墓者的方式等，都各有防盗的效用。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表现出中国文化对宗法关系的重视。历代多有严禁盗墓的法律。社会舆论对于盗墓行为也予以严厉谴责。古来还流行这样的民间传说，盗墓时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鼓角之声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多有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相联系的传说，甚至正史中也不乏此类记载。我们还看到，盗墓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导致原先皇室贵族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流散民间，使得黯然埋没于尸骨旁的许多绝世珍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古代文明之光。这种盗墓行为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骨董多来自盗墓所得，而因此所促成的金石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学术文化影响。简牍资料曾经多次充实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而有时发现途径是由于盗墓活动。例如汲冢遗书的出土，就是中国文化史的幸事。当然，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之粗暴，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许多在洗劫中残破遗失，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将一些虽然未必为骨董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归于毁弃。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他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致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是使关心和爱重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