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亦不患无立锥地也。”(3)关于康有为的帖学、碑学修养,我们从《广艺舟双楫·述学》中可见一般:十一岁临池便以《乐毅论》及欧赵书为范本,后又涉猎小欧《道因碑》,并取《圭峰》、《虞恭公》、《元秘塔》、《颜家庙》临之。行草则取法孙过庭《书谱》及《阁帖》,兼取法张芝、索靖、皇象章草,又临苏米,攻太傅《宣示》、《戎辂》、《荐季直》诸帖。三十八岁时的小楷《殿试状》,可以代表这方面的成绩,亦可以算作二十余年来“帖派”楷书学习的总结。二十五岁时入京应试不第,而购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才颇远于俗。至三十三岁著成《广艺舟双楫》,提出一整套“尊碑”的书法理论。至此,为其“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的书学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政治理想与社会实践所占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使他真正纳碑于贴、入碑化贴并兼淘古今的实践,还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岁月里进行的。从流传下来书法作品看,这种“欲兼诸美”的理想书风应是在他流亡生涯结束后才得以形成,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康有为按照自己“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4)的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地实践磨砺,完成了“有个性地兼众美”的书风。他创造出来的这种书法风格,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又一奇特的景观。对于这一创新,康有为自己的评价是:“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同识而夺之,移赠翰臣得入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康有为《天青室白联》跋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人们审美习惯的新型风格,被书法界称为“康体”。
马宗霍先生认为:“南海书法想在六朝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霎岳楼笔谈》)
祝嘉先生认为康氏“书其母墓碑,固尝极力摹仿《爨龙颜》,然则体态则以《六十人造像》为近,岂亦三折肱于此耶?”(《愚庵书话》)
商承柞先生认为:“其‘尊魏卑唐’,并非实情与偏见,而是以此掩其虚伪。知其然,须从其历史谈起。其童年曾写过欧、颜等碑,还写过赵孟頫,在魏碑也下过功夫。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的《千秋亭记》,刻在四川省巴县某江岸的岩石上,知道的人不多。康氏得此拓本后,视为至宝。刻意摹写,并在该刻笔势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夸张,遂成‘康体’。我将此拓与康字对照,立即剥去他的伪装。”(5)
沙孟海先生认为:“他对于《石门铭》得力最深,其次是《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各种。他喜作‘擘窠大字’,固然由于他的意量宽博,但其姿态,则纯从王远得来(也有几层颜字),众目可共看也。邓石如、张裕钊是他所最倾倒的,作书时,常常参入他们的笔意,但还有一家是他写大字写小字以及点画使转种种方法之所出,而他自己不曾明白说过的,就是伊秉绶。试看他两人的随便写作,画出平长,转折多圆,何等之似。潇洒自然,不夹入几许人间烟火气,这种神情,又何其仿佛。”(6)
康有为虽然遍写各种碑帖,但确有偏重处,到底哪些碑帖对其书法风格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从“康体”书法形式美角度分析其渊源,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综观康有为书法成熟期可以称作“康体”的作品,我们认为马、沙二位先生把其形式美最根本的渊源归结为《石门铭》的观点,是最有洞察力的。
“康体”在体势上深受北魏《石门铭》的影响,结体于庄严之外透露出纵横开张的气势。康有为于书法极重视体势。他说:“学书有序,必先能执笔,固也。至于作书,先从结构入,画平竖直,先求体方,次讲向背、往来、伸缩之势。字妥贴矣,次讲分行、布白之章。求之古碑,得各家结体章法,通其疏密、远近之故。求之书法,得各家秘藏验方,知提顿、方圆之用。浸淫久之,习作熟之,骨血气肉精神皆备,然后成体。体既成,然后可言意态也。《记》曰:‘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体不备,亦谓之不成书也。”(7)他认为“骨血气肉精神皆备,然后成体。体既成,然后可言意态也。”并强调“体不备,亦谓之不成书也。”王田葵先生在分析“康体”书法艺术特征时说:“在‘孳乳浸多’的‘康体’里,流贯着一脉‘雄强茂密’的神采,在它的笔画里,结构里,章法里显示着形象的骨、筋、肉、血以及动态线条的关联。康氏喜欢用逆峰入笔以蓄势,涩笔迟进以藏刀,饶有邓石如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张裕钊恢弘宽博,峻拔奇逸的气势。康氏晚年创作的《佛语轴》(天津博物馆收藏),整幅字贯注着一脉魏碑风格。笔法多以尖峰起笔,收处无挫锋,折处提笔圆转,少方棱折角;横画多有隶意,行笔逆入藏出;点画中似乎有一种‘张力’,笔势纵横排荡,潜藏着书家无法遏止的情感力量。
确有一种超凡大度之态。”又说:“康有为写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联,将魏碑的圆笔体势揉进行草,似不经意,又绝不乖张,工拙互见,欹正相生。康氏在尽可能地减少运笔动作,线条写得自然舒展,长短府仰,各随其体,取百物之状,依势成形,用一种生涩的笔势来促成隽雅雄健的气势。这是‘康体’典型的创造浑朴、奇宕书风的范例。而刊于《民国时期书法》的《行书轴》,则是另一类清峻瘦健一格的‘康体’字。没有常见的跳越、恣肆的笔法和洞达、奇逸的结体,似乎将痛快淋漓的心态收敛在平整的章法之中。然细细观察,便会发现这是以茂朴、雅拙的体势,峻厚的点画来造成浑穆气象的又一成功尝试。书家面对琼林瑶岛的自然景观,那江千远树,那岿然金山,一派浑穆宁静的气息溢于心中,这种心境化作手中的线条形象,便形成了浑穆的写意图境。整幅字气韵贯通,充分展示了“康体”的风貌神韵。正如丁文隽《书法精论》所说:‘康书纯以神行,不斤斤计较点画笔墨,乃其独到之处,一般书家难以语此。’”(8)文中提到的康有为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联,实是受宋初陈抟影响。前文中提到,康有为曾获观宋代陈抟书写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楹联,该联全法《石门铭》,这也成为康有为深入理解《石门铭》书法的一个途径,使他所书的这幅对联之神采意蕴更接近《石门铭》书法,气势开张、书风浑厚雄放,有纵横奇宕之气和阳刚之美。
康有为对《石门铭》书法形式美的继承与陈抟有所不同,在康有为的书法体系中,《石门铭》是一个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有着多方面的内容:秦篆、汉隶、北碑、南帖熔于一炉,创造了“千年未有之新体”——即“康体”。由于康体务求直率自然,故其字放纵随意,粗服乱头,以简驭繁,除尽小巧。点画线条直中见曲,富含张力,势如奔雷,力能扛鼎;间架结构纵横取势,横势为主,洞达疏阔,恢弘宽博;字与字之间多断而不连,纵横开阖,浑然一体;内心情感抒发任情恣性,畅通无阻,挥洒自如。以其大气、厚重、苍茫的高古气息,神妙境界卓然立于书坛。
“康体”的代表性作品如《飞白书势铭屏》,笔笔沉着,字字飞动,力韵兼盛,酣畅淋漓;《游华山登千尺峡诗轴》方圆绞转,贴势碑法,隶篆草情浑然一体;《追忆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已是碑帖泯迹,疾涩不拘,拗拔天成了。另外如《雄奇文章联》、《游存庐落成诗卷》、《广武将军碑跋文》等作品都充分体现着“康体”的艺术成就。从这些作品中随处可以感受到《石门铭》书法的笔法、体势、神彩、意蕴或隐或显的体现,《石门铭》书法已潜移默化融入到了“康体”之中,成为其书法形式美的核心因素。
张金梁先生把康有为书法的特点概括为雄、博、古、逸四个字,是非常恰当的,他说:“在对康有为众多的书法作品读过之后,我倒觉得用雄、博、古、逸四字概括更恰当一些。雄是说,康氏的书法雄伟雄健、刚劲豪放,一派阳刚之气,其用笔淡化技法,标榜气格,大有横扫千里之势,这是其他书家所不能比拟的;博是说,康字结体宽博,取法广博,知识渊博,康氏结字大都横向取势,体阔势足,稳如泰山,愈大愈妙。其学书的胸怀也够宽广的,欲‘集北碑南帖’、‘兼汉分秦篆而陶冶之’,没有过人的学识和高超的眼力是提不出这惊世骇俗之论来的,在熔古铸今方面,古今罕有书家与之匹敌;古是说,其书气象高古浑穆,用笔古拙,结体古朴,寓意古雅。‘康体’书法无唐后人意态,是难能可贵的,古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若入古出新、食古能化、古而不旧才是高手,康有为恰恰具备了这些素质;逸是说,康书大都逸笔草草,全以神行,无拘无束,飘逸潇洒,意态自然。在‘康体’书法中,罕见严谨刻板之作,手中之笔如一匹天马,不受任何羁绊约束而又不粗野。”(9)其中论及的“雄”、“逸”当与《石门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雄健豪放”、“飘逸潇洒”、“ 意态自然”构成了“康体”与《石门铭》书法共同的形式美特征,辉映古今。
参考文献
[1]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57页。
[2]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90页。
[3]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90页。
[4]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850页。
[5]商承祚著《我在学习书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见:《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71页。
[6]沙孟海著《近三百年的书学》,见:《沙孟海论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22页。
[7]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848-849页。
[8]王田葵著《康有为的书法艺术》,见:金开成,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621-622页。
[9]张金梁著《六朝神韵在斯翁—浅论康有为的书法艺术》,见《书法之友》1997年第4期,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