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论文范文资料

1、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又游了一次香港，使康有为大开眼界。

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

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康有为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从此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2、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

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

4、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康有为自加拿大南游美国。同年秋，康有为赴欧洲，不久回到美国，撰《物质救国论》，以为中国之病弱，在于不知讲物质之学。

同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颁布预备立宪。正在欧洲漫游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九月四日，发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准备于新年元旦行大庆典，宣布新开国民宪政会。

5、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遭通缉，潜逃上海，此后又长期隐居茅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康有为

公车上书，创办《万国公报》，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变法开始的标志），组织保国会，伙同张勋复辟失败

结合戊戌变法谈谈改革的巨大作用 历史小论文 重读戊戌变法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

好大影响，毛泽东就是康有为的崇拜者，他对抗有为的《大同书》佩服之至 ！还有东汉《张鲁传》也是。

带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进一步影响

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又游了一次香港，使康有为大开眼界。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康有为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从此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有关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等方不住面争论的问题很多，下面选取五个争论较大的问题作一回顾。第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中刚由官僚、地主、富商中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反映了“正在上升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们要求革除旧制,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第二个问题,康有为早期思想的特质是什么?有的论者认为今文经学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主要理论。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运用的是今文经学的躯壳,而进化论才是使其改革思想大放异彩的灵魂。还有学者认为康有为早期思想体系的构成是多层次的:将西学融入中学,将今文经学对抗古文经学,将明末遗民思想充实儒学,将陆王心学排斥程朱理学,将佛学扩充儒学。第三个问题,康有为变法纲领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有为提出的变法纲领是开制度局。第三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是变官制。第四种观点则把康有为变法的纲领概括为“变科举,兴学校,更旧法,变官制,削君权,伸民权,开国会,定宪法”。第四个问题,康有为从主张开国会、立宪法转变为开制度局,是不是一种“倒退”或“背叛”?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这种行为,表明了他政治上的严重倒退。有的论者指出,“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抛到一边去了”。究其原因,“屈服于顽固派的压力,害怕‘愚民’起来造成大乱,这是康有为政治上发生倒退的根本原因”,此外与康有为的“个人的遭遇也有密切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有为从主张开国会改变为建议设制度局，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政治信念的“背弃”或“倒退”，而是一种“策略思想”。开制度局既不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倒退，更谈不上动摇变节，称之为施政纲领的具体化倒是比较贴切的。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政策主张的转变是因为个人处境的变化,因为既受皇上青睐和重用,当然以开非民选的制度局为宜。也有的论者认为对康有为政治纲领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情势,而不是维新派的个人境遇。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的转变是“减少了空想成分,增加了务实精神”。他的建立制度局的计划是比较可行的,是一种“过渡形式”。第五个问题,如何评价康有为的《大同书》?争论的问题主要在写作年代及大同思想的两个方面。在写作年代上,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手稿的发现,“使我们无可怀疑地认定它是1901~1902年间所撰”。也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自1884年开始撰写,到1902年正式成书,可基本上列为戊戌前的著作。还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较后,在该书最初发表之前夕。同样,对康有为这部著作的思想意义和历史评价,史学界也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具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两重性质,是康有为政治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反动的。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大同书》“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给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一个虽属虚幻、但却美丽动人的远景”。而当时从封建营垒里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在读到《大同书》的某些内容时，更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