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易经的研究论文

浅析《周易》的尚中思想 [内容摘要]：儒家向来崇尚中庸之道，而如其它众多儒家经典一样，《周易》中也有丰富的崇尚“中”的思想。本文从中爻位、中正和时中三方面进行阐述《周易》的尚中思想。 [关键词]： 中、位、刚柔、时 在《周易》里，尚中思想被置于最高位置，夬卦九五爻辞曰：“苋陆夬夬中行，无咎。”“中行”指九五爻居于上卦中位，行中道，所以无咎。所以“中”是《周易》的至上追求。劳思光说：“就‘中’观念讲，则是与‘变化’观念相配者。就各状态（无论是人生历程或宇宙历程）之相续而论，有变化观念出现。但分别就每一状态论，则每一状态中又皆有一个可供选择之“中”。与‘变化’观念比观，‘中’观念即含有‘变中不变’之义。盖无论各状态如何变易不息，每一状态中皆有‘中’在。此‘中’被视为得正，故为‘吉’。[①]《周易》对“中”的理解，与孔、孟、《中庸》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中”的本意不是折中，而是“无过无不及”之“中”，而这个是否过或不及的标准，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的理则，就是天道；而儒家向来讲求推天道以尽人事，所以遵循天道，尚中守中，便是人道。在《周易》里，无时无刻步体现尚中的思想。 得中则正的中爻 中爻，即处于中位的爻，中位的说法，首先是由《易传·彖传》提出来的，它在解释《易经》时，以爻象在全卦象中所处的地位来说明卦爻辞的意义，从而创立的当位、应位、中位等爻位说，并被《易传》中的《象传》、《系辞传》所采用。而中位，就是指六爻中的二、五两个爻位。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居于这两个位的爻象被称为中爻。 《彖传》认为，中则无不正，故中又称为中正、正中、中行、中道。中正，便是无过、无不及、无偏无邪的恰好的状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中爻往往都是吉的。而“中”又有“刚中”与“柔中”之分，凡阳爻居中位，表征“刚中”之德；阴爻居中位，则表征“柔中”之德。如巽卦《彖》曰：“刚巽乎中正而志行。”九二《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九五《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比卦《彖》曰：“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九五《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解卦《彖》曰：“其来复吉，乃得中也。” 正因为此，爻辞通例，二五两爻大多皆吉。即便是在凶卦之中，二五两爻依然较好。比如升卦《彖》曰：“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就是九二爻以刚中而应六五爻柔中，相应则相得，九二可以上升而亨通，这种有应可以亨通，正与应位原则相符。但是九二是阳爻居阴位，六五是阴爻却居于阳位，按当位原则，它们都不当位，应该是凶，然而它们居中，彼此相应，所以吉、亨通。所以，即使不当位，只要居于中位，也是无咎、吉的。再如《彖传》释噬嗑卦：“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柔得中”指六五爻。它以阴柔居阳位，不当位，而且与六二阴柔也无应，但它居于上卦的中位，所以有利于断狱。而蒙卦九二、六五爻以阳爻处阴位、阴爻处阳位分别居下、上体之中，虽不当位，但因其为刚柔得中之象，故其《彖》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再如睽卦其《彖》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而其九二刚爻居阴位，六五爻却是以阴爻居阳位，二爻皆失位，但皆得中，得中即不失道。王弼在此注：“处睽失位，将无所安……虽失其位，未失道也。”[②] 可见，在《周易》那里，“中德”要优于“正德”，也就是说如果一爻居中位，但不当位，亦没有大碍。同时，如果阴阳爻既当位又得中即处于中正之位，则更是《周易》所极力推崇的。在《易传》对《周易》古经的阐释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中正”一词。如乾卦九五爻以阳爻处中位且阳位，即中正之位；阳爻符示刚健之德，故其《文言传》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同人卦二五两爻柔刚得位得中，其《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需卦九五爻以刚爻居上卦的中位，得中且正，是最为尊贵的天子之位，所以其《彖》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由此看来，《周易》是主“中”的，但是，如果既能处中又能刚柔当位，自然是更加吉祥亨通。 刚柔并济的中正之道 天地万物皆有阴阳错杂构成，贲卦《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周易》中，阴阳以刚柔体现于人事之中，如邵雍称：“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③]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设六爻以效三才之动，故六画而成卦也。六位，爻所处之位也。二、四为阴，三、五为阳，故曰‘分阴分阳’；六爻升降，或柔或刚，故曰‘迭用柔刚’也。” 这即是说圣人作《周易》是顺合万物的性质和自然的变化规律的，确立天的道理为“阴”和“阳”两方面，确立地的道理有“柔”和“刚”，人的道理有“仁”和“义”。天地人统称“三才”，又各自包含着两个方面，即“三才两体”，是卦爻的基本元素,交错成八卦,八卦组合又成二十四卦。所以，仁义的德性在《周易》中就具体表现为刚和柔。就这一段，孔颖达正义注疏：“‘立人之道’至‘成章’。正义曰：天地既立，人生其间。立人之道，有二种之性，曰爱惠之仁；与断刮之义也。既备三才之道，而皆两之，作《易》本顺此道理，须六画成卦，故作《易》者，因而重之，使六画而成卦也。六画所处，有其六位，分二、四为阴位，三、五为阳位，迭用六、八之柔爻、七、九之刚爻而来居之，故作《易》者分布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注‘二四’至为‘阳者’。正义曰：‘二、四为阴，三、五为阳’者，王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之说也。”[④] 和阴阳一样，刚柔是一对矛盾，却是有具体内容而不是抽象的矛盾，它们对立统一不可分离。易学家认为，中爻是阴阳堆里两极相逢并相互作用的中界限，王弼在注乾卦彖词“保合大和”时说：“不和而刚暴”。[⑤]即是说，乾道阳刚则要急迫的变化，其结果必然发展到它的反面，使自身难以存在。再如妒卦，《彖》曰：“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九五《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此卦一柔五刚，九五刚中得位，孔颖达疏：“若刚遇中正之柔，男得幽贞之女，则天下人伦之化乃得大行也。”而同人卦二五爻分别柔居位，《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刚柔并济在《周易》中还集中体现为“交感”的观念，如果上下卦所代表的的对象和其实际位置相悖，就会出现互换转化，力求赢得顺承交感。泰卦《象》曰：“天地交、泰。”此卦上卦为坤下卦为乾，与天上地下的实际位置相悖，所以，上下卦在互逆中产生交感。刚由下而上，由顺而乘；柔由上而下，由乘而顺。再入豫卦《彖》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在刚和柔的互逆中，刚柔交感，从而达到顺达人情臻和天意。 “时中”的中节之道 在《周易》里，“中”并非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处于流变状态之中。于是这里就涉及到了《周易》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时”。在《周易》看来，每个人都是处于大宇宙生生不息之流转、社会人生无穷之变迁的背景之下，宇宙及社会的时、空、物三要素结合起来对人构成了“遇”的意义。既然宇宙万有都是一种“时”的存在，它们的变化都是在特定的“时”之下的，那么，作为万事万物最佳呈现状态的“中”亦是“时之中”。因此，对人而言，人们在当下所居之人文分位上,要想达到“中”，就必须秉持“时”的理念，做到如艮卦《彖传》所说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使自身刚健奋勉，既要契合于每一时点或时段，又能偕时不断向前推进，才能“其道光明”。所以乾卦九三爻《文言》有云：“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只有应时行其刚健奋勉的大有为精神，并随时通权达变，才能达到“中”的境界。 那么“时”又如何在《周易》中落实于人事？乾卦《彖》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而《说卦》曰：“易六位而成章。”由此可知，在《周易》里，可以把六十四卦看作宇宙间六十四种时间状态的表征，而每一卦中的六个爻，便看成是呈显该卦时间动态意义的六个相连续的单位，而周易中的每一卦都处于生生不息的变易之中。所以每一卦也都代表一个具体的情景，比如《屯》代表屯难之世，在这种时候，君子应该建功立业；《遁》象征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君子见此，应该远离小人等等，所以每一卦都有其时，也就是每一卦整体所体现出的具体情景。爻处于具体的卦中，其材质刚柔不同，所居的位不同，其吉凶悔吝也就不相同，所以卦吉，爻未必吉；卦凶，爻亦未必凶，但总的来说，顺时则吉，逆则凶。 前文已说，“中”并非掐去两端独取中间，而是变通趋时，随时而应随时而动。所以随卦《彖》曰：“随时之义大矣哉！”而《周易》对能够“时中”的理想的圣人人格亦有所阐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⑥]可见，“大人”作为理想人格的代言，唯其能够把握天道之恒常，因时而动，才可以时刻持守中正之道，才能彰显出其光明伟岸之中正人格。 而“时中”也是朱熹所一直强调的，在《语类·卷六十七》中记载了多段他对此问题的看法：“如‘君子而时中’，则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时不中，即‘正未必中’。盖‘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事有未恰好处，故未必‘中’也。”所以朱熹进而引申，“时中”不能光指形式上的“中”，更需要在实际的人事运用中，也能做到义理上的“恰到好处”、“斟酌得宜”、“无不当理”，他曾举例说明：“凡事先理会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会甚中？……‘中重于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为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饥渴饮食是正；若过些子，便非中节。中节处乃中也。责善，正也，父子之间则不中。”而朱熹所讲的中节，也并非是节制，而是维护事物相对的动态平衡和最优适度。 由此可以看出，尚中思想体现于《周易》的时、位之上，蕴含于经传系辞的方方面面中，揭示了事物最佳的存在和运动的方式，其内涵精蕴丰富，本文寥寥数千字难尽其义。〕，仅以有限的材料与所知，作浅微的分析。

6岁——沙洲静思画八卦 朱松向朱熹传授的不只《孝经》，还有《易经》。 朱熹寓居的郑氏馆舍前，有一条溪，叫青印溪，溪中有一沙洲。这个沙洲，是朱熹和小伙伴们童年游玩的乐土。 有一次，有人发现一群小孩子在沙洲上嬉闹玩耍，唯独朱熹一个人静坐在沙地上若有所思。走近一看，朱熹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八卦图，正对着八卦图冥思苦想。 朱熹沙洲画卦的故事，在福建建瓯也有流传。这是因为，不久后朱松携家在建瓯栖身，差不多年纪的朱熹，既然会在尤溪的沙洲上画卦，自然也会在建瓯的沙洲上画卦，两者并不矛盾。 在古代，《易经》号称“群经之首”，被看做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朱熹也曾感叹：“经书难读，此经尤为难读。” 朱熹在早年的时候，写过一本《周易本义》，其中的内容相对简略，那时候的朱熹对《易经》的解读还不算很深。 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谈到《周易》时说：“有些《易经》的注解，有的是不对的，不能看的，尤其宋朝朱熹注的《易经》，也许比我高明，可是他一辈子也没有读通，如参考他的，就完全走错了路。” 但是从后来的《朱子语类》，我们能够发现，朱熹在晚年时，对《易经》的解读程度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由此可见，朱熹对《易经》的研究是穷其一生的。 朱熹主张，读《易经》的最高境界，是超越《易经》一书寻求“画前之易”。也就是要追寻当年伏羲体会到大宇宙中交易、变易之深厚底蕴及其自然规律。朱熹的这一观点，最终推动宋代《易经》从占卦之学、卜筮之学回落为生命之学、实践之学。 7岁 ——半亩方塘二度 桃 朱熹寓居的郑氏馆舍，原本就是主人郑安道为文友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自然是按园林式建筑设计、建设的。 馆舍中有一池塘，为方形，面积半亩有余，塘中植有荷花，周边种有桃树。 童年朱熹在父亲朱松的督导下，自是勤学不辍。 一日，朱松给朱熹讲唐诗《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要求朱熹默写这首唐诗。 朱熹立即研墨、铺纸，不一会儿就写好，呈给朱松过目。朱松见朱熹书法略有长进，喜上眉稍。忽然他脸色一变，原来他发现朱熹将“桃”字写成了“挑”字。他对朱熹批评道：“心正则字正，心不正则字不正。” 朱熹拿眼偷瞟自己写的字，发现自己粗心犯下的错误，立即认错：“怪我粗心，罚我写一千个‘桃’字吧。” 就在那个时刻，忽然天气突变，雷声大作，风雨交加，将池塘边的桃花打落一地，朱松见此情景，有如块垒填胸，甚是不快。朱熹不受这不测风云的影响，一笔一划，专心致致写“桃”字。当他写完一千个“桃”字，已是手痛腰酸，脸布细汗。 说来奇怪，当朱熹写完一千个“桃”字时，天空又突然放晴，艳阳高照。朱松见儿子能不受狂风骤雨影响，在电闪雷鸣中不分心，写成的字个个端正有力，不免嘉奖儿子一番。 当朱松带儿子走出屋外，不禁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原本被暴风骤雨打落的桃花，此刻地上却不见残红，而枝头上的桃花，如同没有经受过风雨一样，含笑绽放。 这个“半亩方塘二度桃”的故事，颇富神话色彩，但在民间流传很广。学者钱文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三字经》的时候，就用这一故事，作为刻苦勤学的典范。

导语：《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致予无上的敬意。相反的，认为仅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近于巫祝的诬词，卑不足道，只是经过孔子传述《周易》以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甚之，近代以来，还有许多类似轻薄的讥刺。

无可否认的，《易经》原是上古卜筮的学术，但到了商、周之际，经过文王的整理和注述，把它由卜筮的范围，进入“天人之际”的学术领域，由此《周易》一书，便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自东周以来，再经过孔子的研究和传述，同时又散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如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和诸子百家，乃至唐、宋以后的儒、佛、道等诸家之学，不从《易经》探研，便有数典忘祖之概了。

《易经》与三易

通常我们提到《易经》，就很自然地知道是指《周易》这本书。因为中国文化，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以后，冠以《周易》一书，统称“六经”。经是天地的大准则，也是人生的大通道。称《周易》等书为六经，便是说明经过孔子所整理过的这六部书，它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天人之际”所有学问的大原理、大法则。

自秦、汉以后，研究易学的，对于《易经》一书命名的内涵问题，就有“三易”之说的异同出现了。

第一：属于秦、汉以后正统儒家学派的理论，根据《易纬·乾凿度》这本书的观念，认为“易”的内涵，包括三个意义：

(一)易。就是简易、平易的意思。因为天地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那样简朴而平易的。

(二)变易。认为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随时在交互变化之中，永无休止。但是这种变化的法则，却有其必然的准则可循，并非乱变。

(三)不易。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虽然随时随地都在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变化之中，但所变化者是其现象。而能变化的，却本自不易，至为简易。

第二：属于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者通用的观念，根据《周礼·大卜》篇对于三易的涵义，是指上古以来直到周代初期之间的《易经》学术思想，约分为三个系统：(一)《连山易》。(二)《归藏易》。(三)《周易》。

据说，伏羲时代的易学，是《连山易》。首先以“艮卦”开始，象徵“山之出云，连绵不绝”。

黄帝时代的易学，是《归藏易》。首先以“坤卦”开始，象徵“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意思是指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以大地为主。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

周代人文文化的开始，便以现在留传的《周易》为宝典，首先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入之际”的学问。

但东汉的大儒郑玄，认为夏代的易学是《连山》。殷代的易学是《归藏》。当然，周代的易学便是《周易》了。

又另有一说：认为上古的神农氏世系名“连山氏”，又名“列山氏”。所谓“连山”，便是“列山”的音别。黄帝的世系又名“归藏氏”。

因此两说，又有异同的问题存在其间，如果认为夏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连山易》。殷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归藏易》。到了周代，经过文王的整理，才构成为《周易》体系的易学。那么关于这两个分歧的意见，也就没有太大的出入了。

但以考据学者的观点来看《易纬·乾凿度》和《周礼·大卜》篇这两种文献资料，应该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历来考据学家们，认为《易纬·乾凿度》等书，纯出汉末或魏、晋人的伪作，假托是上古的传承。这种观念，并非完全无理，也的确值得研究、考虑。

可是两汉以后的学者，硬性舍弃《周礼·大卜》的观念而不采信，偏要采用更有问题的《易纬·乾凿度》之说，认为“简易、变易、不易”为天经地义的易学内涵，这便是后世以儒理说易的根据。那是不顾考据，只取所谓三易原理的内义，用之说明易学的大要而已。

此外，关于“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之说，在汉、魏以后道家的学术思想中，便又发生了两种观念。

(一)认为《连山》、《归藏》这两个系统的易学，早已失传。

(二)认为汉、魏以后的象、数易学，便是《连山》、《归藏》的遗留，颇为合理。而且《连山》、《归藏》易学的精义，确已成为秦、汉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的主干。如十二辟卦之说，便是以“归藏”的“坤”卦为主。卦气起“中孚”之说，便是以“民卦”的半象为用。

易名的定义

后世有人从《易经》内容所举例的动物，如龙啊!马啊!象啊!彖啊!鹿啊!等等着眼，并且采用《系辞传》所说，我们的老祖宗伏羲开始画卦时有“远取诸物”，的说明，认为原始的“易”字，便是取其象形飞鸟的观念。不过，此说并未引起重视。

到了近代，有人认为“易”便是蜥蜴的简化，蜥蜴这种生物，它的本身颜色随时随地变化多端，当它依附在某种物体时，它的颜色，便会变成与某种物体的色相相同。《易经》是说明天地间事物的必然变化之理，所以便取蜥蜴作象徵，犹如经书中的龙、象等一样。但总不能叫它是“蜴经”，因此便取名为“易”。主张此说的，以日本的学者中最为强调。这等于在第二次大战前，说“尧”是香炉、“舜”为蜡烛台、“禹”是爬虫，同样的都含有轻薄的恶意诬蔑，不值得有识者的一笑，不足道也。

那么《易经》的“易”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根据道家易学者的传统，经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所标出，认为易”字，便是上日下月“日月之谓易”的定义，最为合理。“的象形。《易经》学术思想的内涵，也便是说明这个天地之间，日月系统以内人生与事物变化的大法则。

并且从近世甲骨文的研究的确有象形上日下月的“易”字。因此更足以证明道家传统和魏伯阳之说“日月之谓易”的定义之准确性。目前《易经》的学术思想，在西方欧、美各国，逐渐大加流行，我们自己对国家民族祖先文化准确的定名和解释，绝对不能跟着人云亦云，含糊混淆，自损文化道统的尊严。

《易经》的作者

“易更三圣”。这是秦、汉以后的作者，对于上古形成易学传统者公认的定说。也是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易学者必须先得了解的问题。

秦、汉以后，儒家学者的共同认定，开始画八卦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演绎八卦的，当然是周文王。发扬易学精义的，便是孔子。因此说“易更三圣”就是指画卦者伏羲、演卦者文王、传述者孔子。事实上，文王演卦而作“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又祖述文王的思想而发扬扩充之，便著了《爻辞》，为什么三圣之中却不提到周公呢?据汉儒的解说，根据古代宗法的观念，父子相从，因此三圣之中便不另外提到周公了。关于这个问题，如此结案，是否公允而有理，还是很难认定。

开始画卦的，当然是伏羲，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经过文王演卦、周公祖述、孔子发扬以后，硬要赖掉周公在文化学术上的功劳，恐怕孔子梦对周公时，于心难安。同时，又轻易地溜掉“更三圣”的这个“更”字，也不应该。古文“更”字又有“曾经”的意思，所谓“易更三圣”者，是指易学经过三位圣人学者的整理，才得发扬光大。

由伏羲画八卦开始，到了商、周之际，再经过文王、周公、孔子三圣的研究和著述，才建立了《周易》学术思想的系统。因此可知“易更三圣”一语，严格地说，应该是对《周易》一书而言。如果说对所有的易学系统来说，硬拉下伏羲来凑合三圣，似乎有点牵强。连带这个问题而来的，便是“文王演易”和重复演绎为六十四卦的问题了。

伏羲画卦，这是古今公认的事实。由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却有四种说法：

(一)认为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排列的。

(二)有的认为六十四卦也是文王的演绎。

(三)认为由八卦重复排演成六十四卦的，是神农氏。

(四)认为重复演卦的人是夏禹。

主张第一说的，以王弼(辅嗣)等为最有力。主张第二说的是司马迁等。主张第三说的是郑玄等。主张第四说的是孙盛等。

要把这四种说法加以考据确定，实在不容易，而且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至于认定重复卦象的人是周文王，大概是从“文王演易”这个“演”字的观念来推定。其实，这个“演”字，不能硬说就是演绎六十四卦的涵义，只能说是对《周易》一书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周易》书中对卦爻辞的演义而言。这是无可否认的，都是文王的杰作。至于伏羲画出的卦象，它的原来次序程式究竟是如何排演的?为什么《连山》易的排列以“艮卦”为首，为什么《归藏》易的排列以“坤卦”为首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王辅嗣的主张，认为重复排演六十四卦者，仍是伏羲的创作，这是最为有理的。

“十翼”的作者及其他

研究易学，都须知道有汉儒郑玄所提出的“十翼”之说。“翼”，当然是羽翼的意思。《周易》一书的内容，有十种论著，都是辅翼易学、发扬而光大之主要著作。这便是：

(一)上经的彖辞。(二)下经的彖辞。(三)上经的象辞。(四)下经的象辞。(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八)说卦传。(九)序卦传。(十)杂卦传。

这是郑氏对于《周易》内容所作的分类范围，凡欲研究易学者，应当先加了解。

至于有关“十翼”的作者问题，大致说来，又有三种异同的见解。

一般的认定，“十翼”都出于孔子的手笔。这是传统的观念，完全从尊孔的意识出发。

其次，认为文王作《卦辞》，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象辞》也是周公的著作，并且根据《左传》中“韩宣子适鲁，见易象”说：“吾乃知周公之德”的话，更为有力的佐证。汉末的学者马融、陆绩等，都同意主张此说。

事实上，《象辞》与《彖辞》对卦象的论断，有许多地方，彼此互有出入，实在难以确认同是一人的观点。复次，除了《象辞》、《彖辞》以外，关于《系传》以及《序卦》、《说卦》等篇，不但它的文辞、思想，处处有先后异同的论调，严格说来，绝对不能认为都是孔子的手笔。其中有许多观念，可能都是孔子以后后人的著作。或者可以说是孔门弟子们的著作，统统归并于夫子的名下，那也是古代著述中常有的事。

易学的传承及其他

在中国文化的领域中，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之后，由他编著了六经，赞述《周易》以来，关于《周易》易学的传承，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范晔的《后汉书》中，都记载有孔子以下易学传承的系统。

但自唐、宋以后，我们所读的《周易》，关于“十翼”的排列程序，事实上，大多都是根据汉末王弼的排列的。他把“乾”“坤”两卦的文言，拿来放在本卦下面，同时把《系传》的中间次序，有些地方也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颠倒安排。等于我们现在读的《大学》一书，那是经过宋儒的安排，并非原本的《大学》的次序。现在对于研究《周易》来讲，这点应当注意及之。

自孔子至战国末期的易学：孔子授商瞿，商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其人是荀卿之子)，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此其一。

又：孔子殁，子夏也讲易学于河西，但受到孔门同学们的驳斥，认为他对于易学的修养不够，所以子夏以后的传承，并无太准确的资料。唯后世留传有《子夏易传》一书，真伪难辨，但确具有古代“易学”思想上的价值。此其二。

西汉的易学：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梁)丁宽、(齐)服生。四人皆著《易传》数篇，但后世已散佚。

其次：自(东武)王同子中一系，再传(菑川)杨何，字元敬。元敬传京房，房传梁丘贺，贺传子临，临传王骏。

丁宽一系，又再传田王孙，王孙传施?，?传张禹，禹传彭宣。

以上都是著名专长易学学者的传承。至于阴阳、纳甲、卦气等易学，自田何到丁宽之后，又另有一系。

主阴阳、卦气之说的，由王孙传孟喜。喜再传焦赣，字延寿，著有《易林》一书，迥然打破《周易》的蹊径。又另一京房，承传焦延寿的易学，著有《京房易传》一书，开启象数易学的阴阳“纳甲”之门。

东汉与后汉的易学：西汉的易学，到了东汉时期，其间的`传承似乎已经散失不备，因此象数之学与易理的分途，也便由此而形成了。后汉的易学，传承的系统更不分明。此时的著名易学大家，便有马融、郑玄、荀爽、刘表、虞翻、陆绩，以及魏末的王弼等人。

其中荀爽的易学，曾经有后人采集当时的九家易学合成一编的论述，故在后世研究易学中，经常有提到“九家易”或“荀九家”的名词，就是对此而言。

郑玄的易学，开始是学京房的象数，后来才舍离京学，专学费直之说，以孔子《易传》来解说易学。汉末的易学，大概都跟着荀爽、虞翻的脚跟而转，愈来愈加没落，因此才有青年才俊的王弼的起来别走一途，专从老、庄玄学的思想而说“易”了。最为遗憾的，后世的易学，大体上又一直跟着王辅嗣的脚跟在转，不能上穷碧落，下极黄泉，直探羲皇之室。

两派十宗及其他

由秦、汉以后直到现在，大致综合易学发展的系统，我过去曾胪列它为两派六宗。所谓两派：

(一)即是以象数为主的汉易，经唐、宋以后，其间贯通今古的大家，应当以宋代邵康节的易学为其翘楚。又别称为道家易学系统的，这便是道家易学的一派。

(二)宋儒崛起，间接受到王辅嗣等易注的影响，专主以儒理来说易的，这便是儒家易学的一派。

所谓六宗：

(一)占卜。(二)灾祥。(三)谶纬。(四)老庄。(五)儒理。(六)史事。

“占卜”、“灾祥”、“谶纬”等三宗易学，其实都是不脱象数的范围。以“老庄”来说易的，开始于魏、晋之初，由阮籍、王弼等开其先声。继之而起，便有北魏以后的道教，套用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的观念，彼此挹注，杂相运用“易”与“老庄”的道理。“儒理”说易，大盛于南北宋时期，如司马光的《潜虚》、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易传》，以至于朱熹的《易本义》等，大抵都属于这一范围。史事一系，也由宋儒开始，如杨万里的易学，便偏重于这一观点。

事实上，我以前所提出的六宗之说，还不能尽概两千馀年易学关连的内容。如果加上由象数易学的发展，包括术数的杂易等，应该可归纳为十宗，除了以上所说的六宗以外，另有四宗，便是：(七)医药。(八)丹道。(九)堪舆。(十)星相。

至于明末清初，佛教中的大师，如蕅益和尚所著的《周易禅解》、道盛和尚的《金刚大易衍义》等，都从唐末曹洞宗的爻象思想所开发，虽别有会心之处，但究竟不能列入易学的正宗。但上述四宗所涉及的易学，都以象数为主，比较偏向于固有的科学性质，素来不为寻章摘句、循行数墨的学者所能接受，因此在过去的学术专制时代中，便被打入江湖术士的方伎之流，无法有所增益与发明，颇为可惜。

事实上，《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发更大的光茫。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臼。例如焦延寿的《易林》、京房的《易传》、南宋以后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以及假托邵康节所著的《河洛理数》、明代术数家们所著的《太乙数统宗》等易书。虽然对于象数易学，别有心得，完全不采用《周易》的原意，大胆地创设卦爻辞例，但仍困于灾祥休咎的观念，只作人事吉凶的判断，并未扩充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的境界。

清代的儒者，研究易学的风气颇盛，如王船山、惠栋、江永、焦循等，都有专著，唯仍多依违于汉、宋儒易的范围，为清代的经学生色不少，如近人杭辛斋、尚秉和颇得象数的效用，亦自成家。

易学的精神

唐、宋以后的易学研究，应该说又建立了另一“三易”之说。这个新的“三易”观念，也是说明秦、汉以后以至现代的易学内涵之范围。换言之，唐、宋以后所谓易学的内涵，它大要包括有“理、象、数”的三个要点。如果用现代的观念来说：

“理”，便是类似于哲学思想的范围。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形上、形下的能变、所变，与不变之原理。“象”，是从现实世界万有现象中，寻求其变化的原则。“数”，是由现象界中形下的数理，演绎推详它的变化过程，由此而知人事与万物的前因后果。反之，也可由数理的归纳方法，了解形而上的原始之本能。

再来综合这三种内涵的意义，便可知“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总而言之，完整的易学，它必须要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并非属于纯粹的思想哲学，只凭心、意识的思维观念，便来类比推断一切事物的。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综罗易学“理、象、数”的内涵，无非教人知变与适变而已。知变是“理”智的结晶。适变是“象、数”的明辨。《礼记·经解》中，提到易学的宗旨，便说“絜静精微，易之教也。”所谓“絜静”的意义，是指易学的精神，是具有宗教哲学性的高度理智之修养。所谓“精微”的意义，是指易学“絜静”的内涵，同时具有科学性周密明辨的作用。但在明辨理性之间，倘使不从沉潜静定的涵养而进入易学的境界，稍一走向偏锋，便会流入歧途，自落魔障。故《经解》中，又说到易学的偏失，很可能会“使人也贼”。

从“理、象、数”的精华来看易学，由“乾”、“坤”两卦开台，错综重叠，旁通蔓衍，初从八卦而演变为六十四卦。循此再加演绎，层层推广，便多至无数，大至无穷，尽“精微”之至。

如果归纳卦爻内在的交互作用，便可了解六十四卦的内容，只有“乾、坤、剥、复、睽、家人、归妹、渐、姤、夬解、蹇、颐、大过、未济、既济”等十六卦象。在六十四卦的内在交互中，这十六卦象，每卦都出现四次。

再由此十六卦而求其内在交互的作用，便只有“乾、坤、既济、未济”四卦，每卦各出现四次。

复由此类推，就可了知在此天地之间，除了“乾、坤、坎、离”代表阴、阳的元本功能以外，凡宇宙以外的物理或人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它的吉凶观念价值的构成，唯有“既济、未济”两个对待的现象而已。

由此而精思入神，便可了解一画未分以前，阴、阳未动之初的至善真如之境界，可以完全体认大易“絜静精微”的精神，就能把握到自得其圜中的妙用了。

本书译事的经过

本书的完成，说来非常惭愧。远在三年前，有一天，程沧波先生对我说：商务印书馆要翻译《周易》为白话，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刘百闵先生担任。刘先生承诺以后，忽然作古，所以王云五先生与程先生谈起，想叫我来担任这个工作，我与百闵先生也认识，当时听了，便冲口而出承担了此事。在我的想法，如果没有别的打扰，每天翻译一卦，至多半年可以完成。谁知开始着手翻译时，才发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

一、译本的原文是《周易》，必须要尽量与原文原意不离谱。不可以随便说自己的易学见解，也不能独取某一家的易学见解为准。

二、上古的文字，一个字或两三个字便可代表一句话或几句话的语意。如果已经了解了古文的内涵，《周易》原文的本身，本来就是白话，用不着更加语译。现在既要用现代语来译出，既不能离经一字，又必须要加上解释字义、考证原意等工作。有时原文只用一个字，但我们需要用好多字来表达它，而且还不能作到尽善尽美。因此便要在“今译”以外，再加“今释”，才能了解。

三、历代学者对于“五经”的著述和研究，包括“四库”以后的著述，如《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书以外，要算有关《易经》的著述为最多，而且各家都别有会心，甚至互相矛盾的也不少。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这些资料而不顾，究竟如何取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当时的立意，是以汉易为原则，尽量避开宋易的解释。因为易学的内涵，虽然以“理、象、数”为主，如果真能懂得了注重“象、数”的汉易，其理自然便在其中了。“象外无词”，原是研究易学的笃论。

有了这些问题横梗在前，所以开始翻译乾坤两卦时，便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其馀每一个卦，原意计划用一个星期把它翻译出来，结果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在这一段时间，除了手边原有收藏有关《易经》的书籍以外，还得王新衡先生的帮助，送我一套文海出版社《国学集要》第十种中有关《易经》这一全部的书籍，盛意可感，至今还欠上这笔情债。

跟着，我的俗事和课务纷至沓来，实在无法闲坐小窗翻《周易》了，所以一拖再拖，翻到“观”卦时，便搁笔迟延，一直没有继续工作。中间曾经写信向王岫老商量，希望另请高明完成此事，结果岫老又坚持不便改约。

去年春天，徐芹庭来看我，谈到《易经》译稿的事，他看我忙的可怜，便愿意替我完成其事。我当时也想叫他试试看。因为芹庭刚进师大的那一年，便认识我。除了欣赏他诚朴的气质以外，还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善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是一个孝子，每个星期都要赶回苗栗乡下，赤脚耘田，帮助父母去种地。所以我就叫他先从《来注易经》入手，希望他对《易经》下番工夫，结果他的硕士论文照着这个目的来完成，博士论文则研究汉易。他目前偏重“来易”和汉易。从我研究“象、数”方面的朱文光博士，又远在国外，不能和他互相切磋。

半年以后，芹庭送来全部译稿，他从“噬嗑卦”以后，一气呵成的成绩。我看过以后，便对他说：“很可惜”你仍未脱离“来易”及汉易的范围。但是，有了这样的成就，的确很不容易。

这样一搁又是一年。到了年底，程沧波先生又催我交卷。我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再去信和岫老商量，希望能采用芹庭的译稿，而且由芹庭负起这本书的著作责任。结果得到岫老的勉强同意，但说必须注明是我和芹庭的合著。因此才有本书的问世。

但我仍以至诚，向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先生以及读者，致无限的歉意。才力和精力有限，未能达成想像中的任务，希望将来能够好好地完成一部《易经》的研究，贡献给大家以作补偿。这是否能成为“既济卦”或“未济卦”的祝词，便很难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