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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原出于《礼记·大学》。
《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皆以"格物致知"为前提，即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
《大学》之八条目虽以"格物致知"为首，但长期以来，"格物致知"之说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作为理学思想源头之一，唐代韩愈虽在《原道》中重提《大学》之要，然而重点仍在"正心诚意"而非"格物致知"上。
直至二程才把对《大学》的重视落在了"格物致知"四字上。
南宋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继承了二程对于《大学》的观点，其作《补传》高度概括地论述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并把二程的思想作了纵深的推进。
就朱熹哲学而言，"格物致知"论不仅是对一般典籍的整理，更是根据他的"理气论"的哲学结构而阐发的为学方法。
同时，这还是阐述把外在伦理规则内化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论。
所以，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内外本末工夫的一以贯之，"精粗具到，统体兼尽"(钱穆《朱子学提纲》)。
用陈来先生的话说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同时，强调外部事物的考察和知识的学习扩展"。
因而，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是求真和求善的结合。
一、格物、致知释义
宋明理学在为学或修养之方上都讲格物，但含义各不相同，有于事事物物上求理的格理者，也有"发明本心"的格心者。
总之，"格物"可以被视作理学在认识论关键词。
朱熹的"格物"论是沿习了二程关于"格物致知"的看法，朱熹曾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上认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朱子语类》十四)可见"格物"之重要。
何谓"格物"?朱熹讲："格，至也。
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大学章句》释经一章)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
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 (《大学或问》卷一)"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行乎其极。" (《大学或问》卷二)
在朱熹看来，"格物"之"格"有二意：一则训"格"为"至"。
"格物"便是"至于物"，也就是达到极至。
这里"格物"要达到至物其极，而且至物其极就能够"知至"。
二则训"格"为"尽"。
"要见尽十分方是格物，既见尽十分便是知止" (《朱子语类》十五)以"格"为"尽"，则"格物"就是"知尽"，而"知尽"便是"理穷"。
因而，"格物"向与"穷理"并称。
朱熹沿习二程的说法，把"格物"之"物"训为"事"。
"事"不仅指事体，也指事情，因而"物"的概念就十分宽泛。
所谓"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眼前凡所应接的都是物"(《朱子语类》十五)。
明晰了"格物"之字意，便可看到朱熹的"格物"之说包括 "即物"、"至极"，而且"格物"又是"穷理"。
"格物"之功便是主体考穷事物之理，其的核心在穷理。
在朱熹看来，理穷而物格，才能知至。
朱熹常把"格物"、"穷理"并称，可见二者关系之紧密。
综合起来，格物之说就是"明其物之理"、"即是物而求之"和"必至其极而后已"的综合。
何谓"致知"?
"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
"致知知识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致知知识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
此其文义知识如此，才认得定，便请以此用功，但能格物则知自至，不是别一事也。"(《答黄土子耕五》，《文集》五十一)
朱熹的致知与格物是相联系而讲的。
单独来看。
"致"，就是推及，扩充的意思。
所谓"致者，推致之谓……推之而止于尽也"(《大学或问》卷一)，"扩而充之，便是致"(《朱子语类》卷十六)相对与"致"，"知"的含义较为复杂。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大学章句》)
这样人心莫不有知即是致知之识，其有二意，即能知和所知，能知为能觉之知，即主体的认识能力;所知为知识之知，即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
朱熹在论述"格物致知"时，肯定了人有认识能力，其有与众不同的地位。
"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 (《大学或问》卷一)但主要还是训"知"为"识"。
所谓"致知"，就是推及知识，使认识的知识得到扩充而所得的结果。
陈来先生认为，"致知是主体通过考穷物理在主观上得到的知识扩充的结果"根据"致知"的字意可知，朱熹肯定了人本来是有知的，但是因为理未穷，受到世间事物的蔽塞而不能达到通明，"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所以必须进行后天的学习方能达到。
"格物"、"致知"虽是分列为《大学》两个不同的条目，实际上两者是一体的。
一方面，"格物"可以被视为"致知"的前提，而"致知"是"格物"在格物的过程中自然实现的。
朱熹在《大学或问》卷一中提到：
"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
"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
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亦诣而无不尽矣"。
"知"是随理穷而至，这表明"致知"是"格物"、"穷理"的结果。
"格物"的行为目的在于即事穷理，穷理则有知。
推及我心之知则"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另一方面，"格物"和"致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种不同的为学之方。
虽然，朱熹也说过"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朱子语类》卷十五)"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五)。
但是，"格物"和"致知"并非分别以"理"和"新"为对象的不同工夫。
"格物"解为即事求理以至极，其是就主体作用与对象的具体行为而言;而致知解为推扩心之知以至无所不尽，是就主体自身通过格物的行为而引起的结果而言的。
因此，"格物"、"致知"可看作是同一为学之方的"内外"工夫，如《朱子语录》云："物格是要得外面无不尽，知至是里面亦清澈无不尽。
"本质上，两者是统一的过程，所谓"只是一本，无两样工夫也"。
二、"格物致知"与"穷理"
朱熹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格物"、"致知"都与"穷理"相联。
朱熹把体认"理"作为认识的最终目的。
他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根据"理气论"中"理--气--物"的结构："气"是"理"的安顿、挂搭处，而"物"则是"理"气化的结果。
"理"是绝对的存在，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理"与"物"相依不相合，相分不相离。
"理"虽在"气"、"物"之先，却能主宰万物。
因此，"格物"的精义就在于穷理。
"格物"于事事物物上所至者，就是"理"。
"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求其理"(《中庸或问》卷四)。
"理"的含义广泛，"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
格物所穷之理，既是自然之理，又是道德伦理。
因此，"格物"的基本精神就是人通过对外在的对象的考察，从而把握体现在事物中的义理;或者是通过践履外在的伦理规范而体认其真谛。
理穷则知至。
一方面，理穷是推及吾心之知至的前提，所谓"则理有未穷，知必有蔽，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
(《大学或问》卷一)"穷理"在前而"致知"在后。
"致知"在"穷理"中得到实现所穷之理包括了"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则知至就是"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穷理"、"致知"既是对外部事物的认识，也是伦理上的修养。
另一方面，"致知"和"穷理"又不是等同的。
"致知"与"穷理"的关系与致知格物的关系相近。
"穷理"是即事而与事事物物上求理之极，其强调的是对于外在个体的考穷工夫。
而"致知"主要则是只主体自身知识得到扩充的结果。
因而，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
穷理是以主体以外事物为对象的行为。
而致知则是这样的行为作用与主体自身而引起的结果。
由上可见，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中"格物"、"致知"和"穷理"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而且格物穷理而知至的工夫是一个积习到贯通的过程。
这里朱熹沿习了二程的学说，肯定了"凡有一物，必有一理"。
格物便是即物而穷理。
程伊川讲"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这种格物的方法看似有支离、繁琐之嫌，且今日格物所穷之理与他日格物所穷之理的关系并不明显，因此为够积习能够贯通天理呢?对此，二程讲："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格物的"分殊"之功，而"万理同出一原"则点出了格物所要达到的是"理一"。
因此，"理一"既使得贯通成为可能，也是格物、穷理"分殊"之功所要到达的最终目的。
所以，从此意义上看，理气论上的"理一分殊"与格物致知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而且格物致知论也可以看作是修养认识论上对"理一分殊"的阐发和实践。
程朱讲积习到贯通时，也指出了他人一些有所偏差的理解。
其一是"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大学或问下》)事实上，这是点明了格物穷理中"积习"的含义，强调了体识"天理"是有一个量上的积累的过程。
二程认为"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二程遗书》十八)。
所谓"脱然有贯通处"不是类似于佛家的顿悟之说，朱熹批判用禅宗的顿悟方式来达到格物"此殆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
"(《文集》七十二)这是建立积渐工夫上而产生的认识的飞跃，从而达到豁然贯通的境地。
朱熹解释二程思想时说"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
乃是零零碎碎凑合起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
"(《朱子语类》卷十八)。
因此，如果说"贯通"指的是一种直觉的话，那么其就应该是认识过程中"智的直觉"的体现。
其二是"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处，但与一事上穷尽"这里点明的是"格物穷理"要达到至极之意。
格物的目的在于穷理，而非格物自身，所以不必要事事物物亲自去格一番;从而也反对了繁琐的而不知其旨的格物。
同时，要格物穷理，便要努力做到"至"、"尽"。
与事上格尽物之理，加之万理同出一原作为保证，便可以达到对"天理"的贯通。
所谓"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
三、"格物致知"的工夫及目的
朱熹对于二程"格物穷理"是一个积习到贯通的学说推崇备极，他评价道：
"程子之说，切于己而不遗于物，本于行事之实，而不废文字之功。
极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
学者循是而用力焉，则既不务博而陷于支离，亦不径约而流于狂妄。
既不舍其积累之渐，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
从总体上来看，朱熹肯定格物致知的工夫是一个由量上的积累到质变的过程，他侧重认识过程中的"贯通"，只有到达"豁然贯通"的境地，才能"物格"、"知至"、"理穷"。
但从具体的"格物"、"穷理"的方法上看，朱熹则又肯定了耳目之官的"闻见之知"和思虑的作用。
一方面，他讲"格物"是即事而穷其理，这种实际的作用于外物的工夫就是肯定了通过耳目之官而得到的直接知识。
另一方面，穷理方法，即朱熹所谓"用力之方"：有读书明理，即"求之文字之中";有论辩，即"索之讲论之际"，亦即二程所谓"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还有"考之事为之着"，"处事而求其当"，这些具体的方法都强调了吸收间接知识的重要性。
在获得间接知识上，朱熹又侧重了"思"这个环节。
就是以客观对象为依据，运用"吾心之知"的知觉能力以通"理"。
虽然"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但是"盖此义理尽广大，无穷尽，不入思虑，则缘会通!"(《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三)由此，他并没有忽视理性思维在"格物穷理"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思"还是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到"豁然贯通"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这说明朱熹已经认识到了理性思维在认识过程中优于基于耳目的`感性认识;而且在方法论上，思辩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此，清代的王夫之继承了朱熹思与耳目之官并用的思想，并对此作了清晰的唯物主义的阐发：
"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辩者，皆其学问之事。
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
致知在格物。
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
"(《大学经十》，《读四书大全说》卷一)
朱熹在"格物穷理"的具体方法上肯定了耳目之官与思辩对穷理的作用，肯定了人学习知识和外部事物的重要性，但他"格物穷理"的目的并不在运用所穷之理，所致之知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改造，不在于把握世界万物的规律，或应用与技术发明来促进人类的进步。
这与近代西方认识论兴起的背景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朱熹所谓"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善"。
"格物致知"说原居于《大学》八条目之中，其理应服务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目。
他在《大学章句》最后指出"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因而，"格物致知"论从一个角度上说就是对于儒家伦理的认识和修养方法。
由此可见，"格物"、"致知"、"穷理"之说最终当落于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上。
"格物致知"是为了"正心诚意"，而道德的修养则依靠对于伦理原则的认识和把这些原则内化为"在我者"的程度。
所以，"格物致知"道德上的修养方法和认识论的结合。
总的来看，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既在求真，也在求善。
于事事物物上求理的"格物"之功，不仅获得了对于外部事物的知识，也是对于自身道德体认的践履。
知识愈多，认识就愈广愈深，心中之知就愈明;推而扩之，便能够达到对事物义理的认识和对"天理"的体认，即所谓"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所以，通过这样的为学工夫，既丰富了知识，又能正心诚意，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
从"格物致知"是求真求善的途径上可知，朱熹哲学中"穷理"和"明善"是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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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当心灵被劳动与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我以为，十分努力的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很多的书，但一定要读得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反复读。就像西方虔诚的信徒用一生来读《圣经》那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读几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既可从轻松阅读中“发现”愉悦、轻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尔；也可从沉重阅读中“发现”生命内部的震撼，灵魂的激荡风暴。
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朱熹音乐思想的崇古与创新 摘要：朱熹好琴，精于乐律，著有数量不少的谈论音乐文章，其提倡雅乐的思想具有崇古性， 其提出创办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才的思想又具有创新性。 关键词：音乐思想；崇古；创新；朱熹 朱熹（1130—1200），是伟大的思想家、经 学家、教育家，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堪与孔子 相比肩。朱熹将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加以继 承、改造，建立起庞大的理学体系，使儒学获得 新的生机，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五千 年的中华文化长河中，犹如耸立着的一座航标 塔，导引着航船前行。翻开《朱子语类》卷第九 十二，上面记载的文章，是朱熹与众多门生讲论 古今音乐的内容，涉及衡量尺度、十二律、五音， 以及历代音乐著作，参与讲论的门人有蔡元定、 黄义刚、黄杲、廖德明、杨道夫、万人杰、李闳 祖、滕璘、辅广、陈淳、王力行、陈文蔚、周僩、 潘时举、熊节、包扬、叶贺孙、李方子、潘植等， 而以蔡元定的音乐成就为著。就音乐领域而言， 朱熹及其门人所做的清源正本的贡献，值得后人 去研究。 朱子好琴精于乐律 朱子学专家钱穆先生说：朱子好琴，精于乐 律 ① 。这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朱熹有诗句“琴书 四十年”之自况，而在其生平丰富的著作中，涉 及古今之乐的诗文甚多，如诗《琴》、《闻琴》、《赵 君泽携琴载酒见访分韵得琴字》，为琴作铭，如 《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黄子厚琴铭》、《紫 阳琴铭》，谈《琴律说》，作《声律辨》，以及为 《律吕新书序》，表明朱熹对律吕和音乐知识的 了解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精通。限于篇幅，内容 不录，但有必要对刘屏山、黄子厚、赵君泽、蔡 元定、紫阳这个琴师群体作些简单介绍。 刘屏山即朱熹少年时期的从学老师，名叫刘 子翚，厌倦官场生活，从福建路兴化军通判任满 后息影于武夷山下，屏居于五夫的潭溪上，在六 经堂里教授子弟，课余时间，抚琴而歌，对朱熹、 黄铢的影响巨大。朱熹的琴学知识，最早来源于 屏山先生。黄子厚即朱熹少年时期的同窗学友黄 铢，因科举连连失利，隐居于浦城，以诗歌成就 而闻名。子厚经常携琴过境访问朱熹，谈论之余， 抚弦而歌，朱熹为其琴作铭。赵君泽乃赵宋王朝 之王孙，雅好琴声，从福州北上崇安访问朱熹， 朱熹招集一批同人道友会聚，座上饮酒分韵，依 字作诗，即诗度曲，依律而歌，成为音乐现场交 流会。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者蔡发之子，生而颖悟，明 道见心，不事科举，师事朱熹四十年，相互问学 解难，朱熹视为畏友，实为朱熹之高足。其学， 无所不讲，天文、地理、礼乐、兵制、度数皆能 正其源，是个博学多才、造诣很深的学者，其著 作宏富，著有《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等书。 紫阳乃朱熹自称，他请人修制了一只琴，闲暇时 经常应弦而歌，甚至在讲说音乐知识时，还边弹 边唱边说，俨然是个地道的音乐教师。 弹琴唱歌离不开乐律，朱熹所作《琴律说》、 《声律辨》，就是对乐律研究后的成果总结。朱 熹常向门人谈论三分损益法，通过不断将九寸律 管长度乘以2/3，下生一律，此律4/3，上生一 律，如此反复，便可生成十二律；五音的生成， 同样可用三分损益法得出。朱熹用的计算单位， 从尺、寸，到厘、丝，已精确到小数点的后四位， 以保证音调的高低的合律。而《律吕新书序》， 是朱熹为门人蔡元定的著作所作的一篇序文。可 惜的是，蔡元定被反道学的掌权者韩侂胄诬为庆 元伪党而遭受打击，庆元三年三月，编管偏远的 湖南道州舂陵，次年八月九日含恨病逝于贬所。 《律吕新书》中的吹律未谐的部分，经由朱熹与 蔡元定长子的更改而定，实际上也倾注了朱熹的 心血。 尊敬乐家批评时儒 音乐在中国文化中的具有重要的地位，被儒 家看成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孔子提倡“依于 仁，游于艺”之后，朱熹则强调说：“艺”亦不 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 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理会，这 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朱熹一再 对门人说，若有人不懂音乐中的某些要点，应求 教于乐家或知音律之人，以解决疑难问题。表明 朱熹对音乐家的尊敬。 朱熹的高弟子蔡元定，精于数学，又能言琴 理，著《律吕新书》。该书的撰述完成，多与朱 熹多次探讨、修订而成。朱熹评价蔡元定的“律 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朱熹下此定 语，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对蔡元定所作音乐专 著水平的高于近世诸儒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对 南宋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的另一高足詹体仁，淳熙十五年为太学 博士，绍熙四年除太常少卿，长期生活在都城， 在杭州录得歌谱，回老家浦城令乐工以俗乐谱 《诗经》中的风、雅、颂篇章，教人音乐，又以 笙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属，其歌调却 只用太常谱，尚可听。后吹《文王》诗，则其声 都不成模样。这是朱熹访元善，亲眼所见，亲耳 所闻之后的感受。朱熹又说：“然亦只做得今乐， 若古乐必不恁地美。人听他在行在录得谱子。大 凡压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调， 章尾即以某调终之。”朱熹列举数首后批评道： “元善理会事，都不要理会个是，只信口胡乱说， 事事唤做曾经理会来。如宫、商、角、徵、羽， 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 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 徵、羽。何者？盖自有个疾徐高下。”《诗三百首》， 既然分成风、雅、颂，名既不同，其声想亦各别， 但詹体仁却没能区别对待，这与朱熹强调事事理 会的格物致知的学问方法相去甚远，朱熹直接批 评其下学工夫不足。 早在北宋时期，朝廷官员司马光与范镇、胡 安定与阮逸、李照等为古乐发生过争议。朱熹认 为是一场“空自争辩”，他们都不曾去看杜佑编 撰的《通典·乐典》所载内容。南北朝中原离乱， 中华雅乐中绝，又因唐末经历黄巢之乱，乐师离 散，中国原有的古乐失传，而西域传来的胡乐畅 行。唐代杜佑书中，仍收入部分古乐。北宋时期， 俗乐流行，却只有宫、商、羽三种曲调。而宋廷的重大活动，几乎有离不开音乐，使许多朝臣伤 透脑筋。提倡雅乐，对现实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朱熹说：“今世无人晓音律，只凭器论造器，又 纷纷如此。”以至于宋仁宗时，李照造乐，范镇 谓差过了一音，每思之为之痛心。这种不协调的 音乐，使仁宗皇帝听了之后得了心疾。这是朱熹 引用典型事例对当时音乐现状的批评。 朱熹对北宋音乐歌词做了分析，说：“今朝 廷乐章长短句者，如《六州歌头》，皆是俗乐鼓 吹之曲。四言诗乃大乐中曲。本朝《乐章会要》， 国史中只有数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 诗》，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横渠只学古 乐府作，辞拗强不似，亦多错字。”实际上也是 对时儒提出严肃的批评。 仁宗喜好音乐，令胡安定同阮逸修《乐书》， 令天下名山藏之，朱熹认为这种做法甚好。有个 现象，引起朱熹的注意，就是北宋时期之乐没有 徵调，宋徽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 而不能以徵音终。此乃匮乏精通音乐人才的结 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朱熹认为谱不成徵 调，怀疑必是“其中有个什么欠缺处，所以做不 成”。这似乎是个音乐悬案，未知是否有人破解。 而经历战乱南渡到杭州的赵宋王朝，完全失 去了北宋的雄风，各种机构遭受破坏，掌管官方 祭祀、庆典活动的演出，没有常规的队伍，教授 音乐的人才匮乏，使用的教材不规范，因此，音 乐演奏不能适合大型的、隆重的、庄严的国家庆 典、祭祀等活动的要求。州县使用歌妓演唱俗乐。 这种礼坏乐崩的局面，使朱熹等道学家感到担 忧，并努力为此作出积极的干预。 崇古思想追求中和 朱熹研究历史得失，将音乐与世运、德行联 系在一起考察，他倡导儒家的中和思想，对音乐 的要求也是要求中律。以律管而言，只吹得中声 为定。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史中记载， 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乐于晋 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乐于周世宗，世 宗亦死。李照造乐，仁宗得了心疾。惟宋太祖， 初不曾理会乐律，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低 一分，其声遂和。朱熹认为唐太宗与宋太祖所定 之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且对门人说，音 律如尖塔，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 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故取五声者中声也。 朱熹的终身努力，就是要维系人伦，使中庸之道 畅行，而礼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稳定。因此，将 音乐对人的性情、修养乃至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研究，表明朱熹的见解之高明。 古代乐器有长度规定，以尺度衡量，定其尺 寸。古代有用羊头山黍排列宽度作为尺度的做 法，至北宋时以并排一千二百粒黍为阔宽九寸之 度的说法，曾引起争议。南宋朱熹认为此法于今 不可取，其所取度量之古尺有两种，一是短的周 尺，一是长的景表尺。若尺度不定，则十二律就 失准。乐律失准，乐器的规格就会混乱，演奏的 音乐就不能中律，造成高亢或低靡，扰乱听者的 神志，会导致不良后果。 ② 朱熹注意到作乐只用七声的问题。即使是合 律之乐，演奏还须视场合而定，“惟宫声宴席不 敢用，用则宾主失欢”。蔡元定曾截段小竹做笛 子吹出美妙的笛声来，但朱熹在审阅《律吕新书》 原稿时，却发现吹律未谐，便给受伪学之禁蔡元 定写信，期待元定“归来更须细寻讨”，可是， 残酷的事实是蔡元定被编管道州，折磨致死，未 能同朱熹继续商定，朱熹不得不承担起重任，完 成对吹律未谐的修正工作。 朱熹还注意到，时行的音乐，不是主流社会 所需要的音乐，朝廷与庙堂所需要的音乐，必须 是庄重的、和谐的音乐。朱熹所追求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音乐。那么，对歌词内容、音乐声调的 要求就要求相当严格。而古代流传下来的音乐， 在朱熹看来，就是经过时间考验、没有退出历史 舞台、具有生命力的音乐。因此，朱熹的音乐思 想，具有崇古的一面。 海纳百川独具创新 作为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善吹铁笛，有 穿云裂石之声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其音乐思想， 同样存在包容性，更重要的是创新性。 朱熹少年时，曾随刘子翚翻过梅岭到武夷山 的水帘洞访问刘甫，此人与子翚为同族兄弟，隐 居在山崖下的洞天里，晦迹读书、横吹铁笛，过 着悠闲的生活，其笛声清脆悠扬，穿云裂石之声 回荡在山野，也震撼着朱熹的心灵。朱熹在往后 的日子里率友人寻访故地，耳际仍回响着美妙的 笛声，在洞壁留下“百世如见”四个大字。 朱熹自己写了大量的诗、词，有些诗篇、辞 赋，就是可以按律吟唱的，如《招隐操》、《虞帝 庙迎送神乐歌词》、《水调歌头》等，特别是中晚 年时期，朱熹在动员门人道友整理关于礼乐资料 时，在研读大量文献后，对音乐的见解具有自己 的独到之处。甚至当有门人问：“今俗妓乐不可 用否？”朱熹曰：“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 得？亦在人斟酌”。斟酌二字，就在于自己能否 鉴赏音乐与区别对待。 有个很会唱歌的女童，给朱熹留下很深的印 象。他告诉弟子说：（其）天然理会得音律，其 歌唱皆出于自然，盖是禀得这一气之全者。这个 未留名的女孩，被朱熹认为是个有音乐天赋的 人，应当让她施展才华。 朱熹曾对门人说：“今之士大夫，问以五音、 十二律，无能晓者。要之，当立一乐学，使士大 夫习之，久后必有精通者出。” ③ 在南宋，朱熹提 出创办一所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 才，这种独特的思想，超迈前人，虽然南宋衰世 没能实现其愿望，但可以说，后代的专门音乐教 育的机构的创立，与朱熹的大胆建议有关联。单 从这点出发，给教育家——朱熹的音乐思想标注 上独具创新性，当不为过。 引文出处：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02：204.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2185 ③朱熹.朱子全书卷九十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3093.
论朱熹的思想与诗歌
论文关键词：朱熹；道学性格；忧患意识；人生经历；教育活动
论文摘要：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还创作了一千二百多首诗，是他深邃的理学思想与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展现。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传承儒学、倾心书院的教育活动。通过对这些诗歌的深入解读，以足够的事实证明，朱熹的诗歌蕴含了多层次的价值，是研究朱熹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理学著作，还创作了一千二百多首诗。一般来说，理学家比较注重理性思维，大多视诗歌为雕虫小技。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中有这样的话：“哲学家对诗歌的排斥和歧视在历史上原是常事，西洋美学史一开头就接触到柏拉图所谓‘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朱熹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程颐的“作文害道”，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诗歌的轻视。宋代后期开始，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步成为主流思想，受到高度重视，他的理学家身份也逐渐确立。同时，他的诗歌也慢慢被人所忽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有学者关注到他的诗歌。本文是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朱熹诗中所展示的一代大儒丰富真切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并结合他的理学思想，揭示其诗歌的独特意味。统观朱熹的诗歌，大体可分为四类：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传承儒学、生动活泼的教育思想。
一、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
朱熹系统的儒学思想并不是一时形成的，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这也体现在他的诗中。王柏《跋北山书朱子诗送韦轩》已经注意到了朱熹诗的这种阶段性，以三十岁为界，他把朱熹的诗分为二个大阶段，即少年之作与成熟之作。和他同时代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朱熹早年一度流于佛道。“绍兴二十一年春铨试授同安县主簿，至二十三年赴任同安。留意佛老之学，是这个时期朱熹思想的特征之一。”他在这一阶段创作了一些有关佛道的诗，如《久雨斋中诵经》：“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读道书作六首其一》：“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据《朱子语类》卷一百四载：“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一自注）”。绍兴十四年（1144），朱熹在刘子罩处初见道谦禅师，向他学禅。这两首诗分别作于绍兴二十二（1152）、二十三年（1153），此时朱熹已接受近十年的佛学熏陶了，从诗中也可见朱熹对佛老之学的熟稔。晚年他作《论语集序》说“昔者吾几陷焉”，应该指的是早年溺于佛道。不过佛道并没有让朱熹真正解脱。他这一阶段的大部分诗作中流露的情绪都比较低落，他经常提到“端居”、“斋居”、“独居”等词语，如“端居独无寐，林扉空掩关”，“幽林欲雨气含凄，春晚端居园径迷”。
绍兴二十七年（1157）朱熹开始师事李侗，逐渐脱离佛道走上儒学的道路。不久写出了《仁术》、《克己》等表达钻研儒学的感受，如《困学二首》其一：“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此诗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朱熹曾把“网学”作为他的斋名。据王懋兹《朱子年谱考异》：前两句“乃用达摩、慧可故事称已十余年出入佛禅”，后两句“乃谓已舍弃佛禅而返归儒学正途”。这一时期朱熹还有写得最好的说理诗，化理学思想人诗中，诗致与理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理趣横生，如《观书有感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两首诗是朱熹和许升讨论“敬”字活与不活时，吟咏自己对“敬”的豁然领悟。源头活水就是指“敬”，“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辩其是非，则不活”。“会读书的正如一个船搁在浅水上，转动未得，无那活水原将去，更将外面的事物搭载放上面，越见动不得。”王柏评日：“前首言日新之功，后首言力到之效”。诗中并没有直接说这些道理，而是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通过对日常现象的简易描画传达出这种深层次的领悟，真正做到融情、景、理于一炉，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诗“寓说理而不腐”，“惟有理趣而无理障”。这两首诗是为后人极其称道的，至今仍广为传诵。
干道八年（1172），朱熹作《斋居感兴二十首》，从“昆仑大无外”、“人心妙不测”、“大易图象隐”到“圣人司教化”等，其儒学思想比以往更系统，是对于寒泉时期思想的系统总结，从诗中可见其理学思想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二、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
有宋一代，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关注国事的热情在宋代诗人身上有深刻的体现，而在理学家诗中却不多见。据查，朱熹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诗，基本上没有反映国事的作品。仅邵雍有几首这方面的诗，如《思患吟》：“仆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国。自古知不平，无由能绝得。”不过，有意识地集中反映最新时事的，只有朱熹。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以“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势领兵南下，妄图一举歼灭南宋。开战之初，直逼两淮，朱熹很担心，作《感事》：“闻说淮南路，胡尘满眼黄。弃躯惭国土，尝胆念君王。却敌非干橹，信威藉纪纲。丹心危欲折，伫立但彷徨。”十月，刘镝皂角林之捷后，朱熹即写诗庆贺，即《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谴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
诗中，作者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几乎每首诗的后一句都直接提到了战争的胜利，即“好音”。到了十一月，虞允文统领士兵，获采石矶大捷，金主完颜亮被部下杀死，朱熹作《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如其三：“雪拥貂裘一马驰，孤军左袒事难期。奏函夜入明月殿，底事庐儿探得知。”
十二月，金兵北退，朱熹在《与黄枢密书》中主张：及时安抚淮北遗民，起用张浚这样的良将，最终击退金兵，收复失地。他担心朝廷有什么变故，于是写了《感事书怀十六韵》寄刘珙：“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翠华栖浙右，紫塞仅淮阴。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一朝颁细札，三捷便闻音。授钺无遗算，沈机识圣心。东西兵合势，南北怨重寻。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旃裘方舞雪，雪刃已披襟。残类随煨烬，遗黎脱斧砧。戴商仍夙昔，思汉剧讴吟。共惜山河固，同嗟岁月侵。泉蓍久憔悴，陵柏幸萧掺。正尔资群策，何妨试盍簪。折冲须旧衮，出牧仗南金。众志非难徇，天休讵可谌。故人司献纳，早晚奉良箴。”刘珙是朱熹老师刘子翠的侄子，朱熹早年与刘珙友善。此诗表现了朱熹对当时朝廷倾向的深刻洞察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这样慷慨激昂的爱国诗可与陆游的《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等诗相媲美。除了关注当前重大时事外，朱熹“一刻未敢忘忧国”，在南宋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守在主战派的立场上。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上孝宗《应诏上封事》：“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今敌与我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每当国家命运落到主和派手里或者是抗战不利时，朱熹便忧心如焚。朱熹对当时主战派将领张浚尤其敬重，写过《拜张魏公墓下》：“念昔中兴初，孽竖倒冠裳。公时首建义，自此扶三纲。精忠贯宸极，孤愤摩穹苍。……士心既豫附，国威亦张皇。”朱熹与爱国诗人陆游、辛弃疾交往深厚，互以道义相许，都主张抗金。朱熹逝世时，正值理学被禁，许多弟子、朋友都不敢去送行，陆游、辛弃疾等却冒死相送。
除了关注国事外，朱熹还很关心农民。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还说过“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朱熹十分同情农民的艰难处境，如《杉木长涧四首》其四：“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这首诗作于干道三年（1167）七月，崇安山洪暴发，诗中描绘了无辜农民死伤无数的惨状，呼吁上层统治者要抚恤农民。当时朱熹得到州府传檄参与赈灾事宜，在《答林择之书》中说：“熹以崇安水灾被诸司檄来与县官议赈恤事，因为之遍走山谷间十日而后返，大率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此外，朱熹在绍兴二十三年（1152）任同安主簿、干道四年（1168）崇安县饥荒、淳熙六年（1179）南康旱灾及淳熙九年（1182）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灭蝗虫等等，做出了许多成绩，而且他曾多次乞请减轻农民的赋税。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大多数时间过着著述讲学的生活，常亲事稼穑。他的有些诗句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凿井北山址，耕田南涧湄。”
三、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
理学家写自然山水诗，并非自朱熹始。邵雍《伊川击壤集》有很多的流连山水的诗。但真正把自然山水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并结合与朋友的游历酬唱，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自然山水诗的，非朱熹莫属。
朱熹天性喜好山水景物，他曾说：“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外，竞日目不瞬。”“堂后林阴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怀我意，千里梦相寻”。《福建通志·列传》卷十二《朱熹传》：“自号 *** ，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南康志庐山，潭州志衡岳，建州志武夷、云谷，福州志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山壑，虽迂途数里，必往游”。朱熹为官时间不多，《宋史·本传》载：“熹登第五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这为朱熹游山观水提供了客观条件。正如刘勰所说：“人禀七情，因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自然与诗情融合在一起，“不堪景物撩人甚，倒尽诗囊未许悭。”“石滩联骑雪垂垂，已把南山入小诗。”
朱熹常与同仁一起出游，如淳熙元年（1174），“与刘光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游之，既皆赋诗以纪其胜，余又叙次其详如此……以识其趣”，写下了《百丈山六咏》，如“层崖俯深幽，微迳忽中断。努力一跻攀，前行有奇观。”“颠崖出飞泉，百尺散风雨。空质丽晴晖，龙鸾共欣舞。”
淳熙八年（1181），朱熹与尤袤同游庐山，作《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而且朱熹生平中几次大型的学术交流都产生了优秀的山水诗。干道三年（1167），朱熹应邀前往湖南讲学，与张拭张孝祥游历长沙，以及后来同游南岳编成《南岳酬唱集》，留下了许多山水诗篇，如：
“寂寞番君后，光华帝子来。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从知爽鸩乐，莫作雍门哀。”（《登定王台》）
“穿林踏雪觅钟声，景物逢迎步步新。随处留情随处乐，未妨聊作苦吟人。”（《道中景物甚胜吟赏不暇敬夫有诗因次其韵》）
除此之外，朱熹还有不少咏物诗，最突出的是“梅”与“雨”。据初步统计，咏梅诗约有32首。朱熹很少直接描写梅花的姿态，大部分是借梅花抒己意。如借梅花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如《梅花两绝句》其一：“溪上寒梅应已开，故人不寄一枝来。天涯岂是无芳物，为尔无心向酒杯。”或是抒发心中的不满，如《墨梅》：“梦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凛冰霜。如今白黑浑休问，且作人间时世装。”据郭齐先生考证：此诗作于庆元四年（1198），正值诏禁伪学，“如今白黑浑休问”，表达了朱熹对是非不分的党禁的愤懑。另一种则是展示梅花高贵的品质，如《梅花两绝句》其一：“幽壑潺谖小水通，茅茨烟雨竹篱空。梅花乱发篱边树，似倚寒枝恨朔风。”此诗赞扬了生长在恶劣环境中的梅花。这种颇具个性的梅花形象也是朱熹本人性格的写照。朱熹的仕途并不顺利，朱熹的理学思想也有过曲折经历，但他始终坚持理想，有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精神，与梅花的个性有共同之处。宋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梅花类”中选录朱熹咏梅诗达八首，可见朱熹的咏梅诗很受诗坛重视。
朱熹集中写雨的约有20首，大部分是借雨抒发个人的幽独情怀，如《夜雨二首》其一：“拥衾独宿听寒雨，声在荒庭竹树问。万里故园今夜永，遥知风雪满前山。”一个人在寒夜听雨声，推想出故乡的今日已是大雪满山了，不由得产生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朱熹还有少量直接描绘出下雨时的情形的诗，如《山馆诸兄共赋骤雨鹭鸶二绝》其一：“平畴焦渴不堪论，箫鼓悲秋彻帝阍。霹雳一声云自墨，山前山后雨翻盆。”由此诗可知这是久旱不雨后下的一场大雨，来势凶猛，描述得很形象生动。除此之外，朱熹还借雨抒发对下层农民的关注，如《苦雨用俳谐体》：“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自死禾。”《和喜雨二绝》其二：“黄昏一雨到天明，梦里丰年有颂声。起望平畴烟草绿，只今投笔事农耕。”第一首诗抱怨大雨过于频繁，使农作物腐烂了；第二首是对滋润农作物的及时雨的喜悦之情。
四、传承儒学、倾心书院的教育活动
朱熹的诗集里还有一些题咏书院、精舍的诗，这在他之前的理学家中是少有的。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文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了平民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也免不了把人们引向醉心场屋、图名逐利的歧途。而书院与官学不同，不必通过科举考试，而提倡“为己之学”，在北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有了著名的四大书院。在这方面，朱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统计，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共有67所，其中他参与创建了4所，修复了3所。朱熹诗集中提到的书院有10所。其中朱熹修建的白鹿洞书院最为有名。淳熙六年（1179），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寻访白鹿洞遗址，写过《寻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议复兴建感叹有作》：“清泠寒涧水，窈窕青山阿。昔贤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几时，高轩绝来过。学馆空废址，鸣弦息遗歌。我来劝相余，仗策搴绿萝。……永怀当年盛，莘莘衿佩多。博约感明恩，涵濡熙泰和。”修复后，朱熹写过《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呜。三爵何妨奠苹藻，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这几乎是朱熹经营书院的宗旨：与同道同学，潜心学问，不追求眼前的利益。“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并要学生“珍重个中无限意”，“莫苦羡腾骞”，“有志须精学”，“莫谈空谛莫求仙”。朱熹不仅修复了白鹿洞书院，还亲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并于淳熙八年（1182），邀请陆九渊前来讲学。
能与白鹿洞书院相提并论的是著名的武夷精舍、云谷晦庵草堂。蔡元定就曾在这两个书院从师于朱熹。淳熙十年（1183），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弹劾唐仲友受挫之后，奉祠主管崇道观而归居武夷，当时“上无人主之知，次无元老大臣之助，下无天下之誉，又值王鲁公辈当轴秉钧，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别无他法”。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住武夷，创建了武夷精舍。朱熹写到武夷精舍的诗很多，如《行视武夷精舍作》：“神山九折溪，沿溯此中半。水深波浪阔，浮绿春涣涣。上有苍石屏，百仞耸雄观。崭崖露垠塄，突兀倚霄汉。浅麓下萦回，深林久丛灌。”
而且“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蹊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鱼艇不济”。在这样的环境下，“日用无余功，相看俱努力”，“林间有客无人识，歙乃声中万古心”。据考证，朱熹在武夷精舍有91个门人。再看云谷晦庵草堂，“危石下峥嵘，高林上苍翠。”“峰回危迳转，垂练忽千寻”，因而“自作山中人，即与云为友。一啸雨纷纷，无劳三奠酒”。“高居远尘杂，崇论探杳冥。叠直玄运使，林林群动争。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宁？…‘登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沉疴何当平？膏肓今自砭。”
书院在南宋勃兴的过程，正是理学传播和普及的过程，在遭受官方压制的环境中，在理学被斥为伪学的情况下，朱熹及其弟子们通过书院讲学著述，使理学逐步发扬光大，并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独立研究的传统和精神，并影响到朝鲜。正如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所说：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我国书院传统的开创者”、“我国书院精神的奠基者”。
除了这四种外，朱熹诗集中还有其他类别的诗，如题画诗、挽诗，都达十首以上。题画诗中写得不错的如《题祝生画呈裴丈二首》。
的确，我们能找到朱熹降低诗歌位置的诗论，如“今言诗不必作，且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自知作诗果无益”。朱熹只是认为，作为理学家，应该集中精力钻研理学，不应把重点放在诗上，这也是有道理的。宋代儒者与诗人的界限已经很分明了。所以朱熹说：“熹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答杨宋卿》），“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重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实他并非盲目地反对诗歌，而是强调要言之有物，要平淡自然，这就是他在诗论上超越前代理学家的地方。
朱熹说：“间隙之时，感时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实际上，朱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造就了很高的文学素养。作为一个诗人，他一旦进入了创作境界，便“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更多的是事物与神思刹那交融的展现，这是多数诗人包括朱熹能超越自己的诗论创作出高水平作品的原因。把朱熹的诗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仍是有分量的。后人对朱熹的诗也有过很高的评价，如“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李重华《贞一斋诗话》在论及陆游诗的时候，就说过：“南宋陆放翁堪与香山踵武，盖开浅直路径，其才气固自沛乎有余，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较放翁，则更滑薄少味，同时求偶对，唯 *** 朱子可以当之，盖 *** 雅正明洁，断推南宋一大家。”今人钱钟书也说：“朱子早岁本号诗人，其后方学道名家。”正如束景南先生所说，朱熹的诗“最生动反映他的生平交游、道学性格与文化心态”，是很值得研究的。因而，我们在研究朱熹理学思想的同时，对他的诗歌予以关注也是必要的。
朱熹德育思想问题研究论文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当心灵被劳动与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我以为，十分努力的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很多的书，但一定要读得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反复读。就像西方虔诚的信徒用一生来读《圣经》那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读几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既可从轻松阅读中“发现”愉悦、轻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尔；也可从沉重阅读中“发现”生命内部的震撼，灵魂的激荡风暴。
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浅析《周易》的尚中思想 [内容摘要]：儒家向来崇尚中庸之道，而如其它众多儒家经典一样，《周易》中也有丰富的崇尚“中”的思想。本文从中爻位、中正和时中三方面进行阐述《周易》的尚中思想。 [关键词]： 中、位、刚柔、时 在《周易》里，尚中思想被置于最高位置，夬卦九五爻辞曰：“苋陆夬夬中行，无咎。”“中行”指九五爻居于上卦中位，行中道，所以无咎。所以“中”是《周易》的至上追求。劳思光说：“就‘中’观念讲，则是与‘变化’观念相配者。就各状态（无论是人生历程或宇宙历程）之相续而论，有变化观念出现。但分别就每一状态论，则每一状态中又皆有一个可供选择之“中”。与‘变化’观念比观，‘中’观念即含有‘变中不变’之义。盖无论各状态如何变易不息，每一状态中皆有‘中’在。此‘中’被视为得正，故为‘吉’。[①]《周易》对“中”的理解，与孔、孟、《中庸》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中”的本意不是折中，而是“无过无不及”之“中”，而这个是否过或不及的标准，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的理则，就是天道；而儒家向来讲求推天道以尽人事，所以遵循天道，尚中守中，便是人道。在《周易》里，无时无刻步体现尚中的思想。 得中则正的中爻 中爻，即处于中位的爻，中位的说法，首先是由《易传·彖传》提出来的，它在解释《易经》时，以爻象在全卦象中所处的地位来说明卦爻辞的意义，从而创立的当位、应位、中位等爻位说，并被《易传》中的《象传》、《系辞传》所采用。而中位，就是指六爻中的二、五两个爻位。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居于这两个位的爻象被称为中爻。 《彖传》认为，中则无不正，故中又称为中正、正中、中行、中道。中正，便是无过、无不及、无偏无邪的恰好的状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中爻往往都是吉的。而“中”又有“刚中”与“柔中”之分，凡阳爻居中位，表征“刚中”之德；阴爻居中位，则表征“柔中”之德。如巽卦《彖》曰：“刚巽乎中正而志行。”九二《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九五《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比卦《彖》曰：“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九五《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解卦《彖》曰：“其来复吉，乃得中也。” 正因为此，爻辞通例，二五两爻大多皆吉。即便是在凶卦之中，二五两爻依然较好。比如升卦《彖》曰：“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就是九二爻以刚中而应六五爻柔中，相应则相得，九二可以上升而亨通，这种有应可以亨通，正与应位原则相符。但是九二是阳爻居阴位，六五是阴爻却居于阳位，按当位原则，它们都不当位，应该是凶，然而它们居中，彼此相应，所以吉、亨通。所以，即使不当位，只要居于中位，也是无咎、吉的。再如《彖传》释噬嗑卦：“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柔得中”指六五爻。它以阴柔居阳位，不当位，而且与六二阴柔也无应，但它居于上卦的中位，所以有利于断狱。而蒙卦九二、六五爻以阳爻处阴位、阴爻处阳位分别居下、上体之中，虽不当位，但因其为刚柔得中之象，故其《彖》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再如睽卦其《彖》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而其九二刚爻居阴位，六五爻却是以阴爻居阳位，二爻皆失位，但皆得中，得中即不失道。王弼在此注：“处睽失位，将无所安……虽失其位，未失道也。”[②] 可见，在《周易》那里，“中德”要优于“正德”，也就是说如果一爻居中位，但不当位，亦没有大碍。同时，如果阴阳爻既当位又得中即处于中正之位，则更是《周易》所极力推崇的。在《易传》对《周易》古经的阐释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中正”一词。如乾卦九五爻以阳爻处中位且阳位，即中正之位；阳爻符示刚健之德，故其《文言传》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同人卦二五两爻柔刚得位得中，其《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需卦九五爻以刚爻居上卦的中位，得中且正，是最为尊贵的天子之位，所以其《彖》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由此看来，《周易》是主“中”的，但是，如果既能处中又能刚柔当位，自然是更加吉祥亨通。 刚柔并济的中正之道 天地万物皆有阴阳错杂构成，贲卦《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周易》中，阴阳以刚柔体现于人事之中，如邵雍称：“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③]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设六爻以效三才之动，故六画而成卦也。六位，爻所处之位也。二、四为阴，三、五为阳，故曰‘分阴分阳’；六爻升降，或柔或刚，故曰‘迭用柔刚’也。” 这即是说圣人作《周易》是顺合万物的性质和自然的变化规律的，确立天的道理为“阴”和“阳”两方面，确立地的道理有“柔”和“刚”，人的道理有“仁”和“义”。天地人统称“三才”，又各自包含着两个方面，即“三才两体”，是卦爻的基本元素,交错成八卦,八卦组合又成二十四卦。所以，仁义的德性在《周易》中就具体表现为刚和柔。就这一段，孔颖达正义注疏：“‘立人之道’至‘成章’。正义曰：天地既立，人生其间。立人之道，有二种之性，曰爱惠之仁；与断刮之义也。既备三才之道，而皆两之，作《易》本顺此道理，须六画成卦，故作《易》者，因而重之，使六画而成卦也。六画所处，有其六位，分二、四为阴位，三、五为阳位，迭用六、八之柔爻、七、九之刚爻而来居之，故作《易》者分布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注‘二四’至为‘阳者’。正义曰：‘二、四为阴，三、五为阳’者，王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之说也。”[④] 和阴阳一样，刚柔是一对矛盾，却是有具体内容而不是抽象的矛盾，它们对立统一不可分离。易学家认为，中爻是阴阳堆里两极相逢并相互作用的中界限，王弼在注乾卦彖词“保合大和”时说：“不和而刚暴”。[⑤]即是说，乾道阳刚则要急迫的变化，其结果必然发展到它的反面，使自身难以存在。再如妒卦，《彖》曰：“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九五《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此卦一柔五刚，九五刚中得位，孔颖达疏：“若刚遇中正之柔，男得幽贞之女，则天下人伦之化乃得大行也。”而同人卦二五爻分别柔居位，《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刚柔并济在《周易》中还集中体现为“交感”的观念，如果上下卦所代表的的对象和其实际位置相悖，就会出现互换转化，力求赢得顺承交感。泰卦《象》曰：“天地交、泰。”此卦上卦为坤下卦为乾，与天上地下的实际位置相悖，所以，上下卦在互逆中产生交感。刚由下而上，由顺而乘；柔由上而下，由乘而顺。再入豫卦《彖》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在刚和柔的互逆中，刚柔交感，从而达到顺达人情臻和天意。 “时中”的中节之道 在《周易》里，“中”并非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处于流变状态之中。于是这里就涉及到了《周易》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时”。在《周易》看来，每个人都是处于大宇宙生生不息之流转、社会人生无穷之变迁的背景之下，宇宙及社会的时、空、物三要素结合起来对人构成了“遇”的意义。既然宇宙万有都是一种“时”的存在，它们的变化都是在特定的“时”之下的，那么，作为万事万物最佳呈现状态的“中”亦是“时之中”。因此，对人而言，人们在当下所居之人文分位上,要想达到“中”，就必须秉持“时”的理念，做到如艮卦《彖传》所说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使自身刚健奋勉，既要契合于每一时点或时段，又能偕时不断向前推进，才能“其道光明”。所以乾卦九三爻《文言》有云：“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只有应时行其刚健奋勉的大有为精神，并随时通权达变，才能达到“中”的境界。 那么“时”又如何在《周易》中落实于人事？乾卦《彖》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而《说卦》曰：“易六位而成章。”由此可知，在《周易》里，可以把六十四卦看作宇宙间六十四种时间状态的表征，而每一卦中的六个爻，便看成是呈显该卦时间动态意义的六个相连续的单位，而周易中的每一卦都处于生生不息的变易之中。所以每一卦也都代表一个具体的情景，比如《屯》代表屯难之世，在这种时候，君子应该建功立业；《遁》象征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君子见此，应该远离小人等等，所以每一卦都有其时，也就是每一卦整体所体现出的具体情景。爻处于具体的卦中，其材质刚柔不同，所居的位不同，其吉凶悔吝也就不相同，所以卦吉，爻未必吉；卦凶，爻亦未必凶，但总的来说，顺时则吉，逆则凶。 前文已说，“中”并非掐去两端独取中间，而是变通趋时，随时而应随时而动。所以随卦《彖》曰：“随时之义大矣哉！”而《周易》对能够“时中”的理想的圣人人格亦有所阐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⑥]可见，“大人”作为理想人格的代言，唯其能够把握天道之恒常，因时而动，才可以时刻持守中正之道，才能彰显出其光明伟岸之中正人格。 而“时中”也是朱熹所一直强调的，在《语类·卷六十七》中记载了多段他对此问题的看法：“如‘君子而时中’，则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时不中，即‘正未必中’。盖‘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事有未恰好处，故未必‘中’也。”所以朱熹进而引申，“时中”不能光指形式上的“中”，更需要在实际的人事运用中，也能做到义理上的“恰到好处”、“斟酌得宜”、“无不当理”，他曾举例说明：“凡事先理会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会甚中？……‘中重于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为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饥渴饮食是正；若过些子，便非中节。中节处乃中也。责善，正也，父子之间则不中。”而朱熹所讲的中节，也并非是节制，而是维护事物相对的动态平衡和最优适度。 由此可以看出，尚中思想体现于《周易》的时、位之上，蕴含于经传系辞的方方面面中，揭示了事物最佳的存在和运动的方式，其内涵精蕴丰富，本文寥寥数千字难尽其义。〕，仅以有限的材料与所知，作浅微的分析。
6岁——沙洲静思画八卦 朱松向朱熹传授的不只《孝经》，还有《易经》。 朱熹寓居的郑氏馆舍前，有一条溪，叫青印溪，溪中有一沙洲。这个沙洲，是朱熹和小伙伴们童年游玩的乐土。 有一次，有人发现一群小孩子在沙洲上嬉闹玩耍，唯独朱熹一个人静坐在沙地上若有所思。走近一看，朱熹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八卦图，正对着八卦图冥思苦想。 朱熹沙洲画卦的故事，在福建建瓯也有流传。这是因为，不久后朱松携家在建瓯栖身，差不多年纪的朱熹，既然会在尤溪的沙洲上画卦，自然也会在建瓯的沙洲上画卦，两者并不矛盾。 在古代，《易经》号称“群经之首”，被看做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朱熹也曾感叹：“经书难读，此经尤为难读。” 朱熹在早年的时候，写过一本《周易本义》，其中的内容相对简略，那时候的朱熹对《易经》的解读还不算很深。 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谈到《周易》时说：“有些《易经》的注解，有的是不对的，不能看的，尤其宋朝朱熹注的《易经》，也许比我高明，可是他一辈子也没有读通，如参考他的，就完全走错了路。” 但是从后来的《朱子语类》，我们能够发现，朱熹在晚年时，对《易经》的解读程度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由此可见，朱熹对《易经》的研究是穷其一生的。 朱熹主张，读《易经》的最高境界，是超越《易经》一书寻求“画前之易”。也就是要追寻当年伏羲体会到大宇宙中交易、变易之深厚底蕴及其自然规律。朱熹的这一观点，最终推动宋代《易经》从占卦之学、卜筮之学回落为生命之学、实践之学。 7岁 ——半亩方塘二度 桃 朱熹寓居的郑氏馆舍，原本就是主人郑安道为文友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自然是按园林式建筑设计、建设的。 馆舍中有一池塘，为方形，面积半亩有余，塘中植有荷花，周边种有桃树。 童年朱熹在父亲朱松的督导下，自是勤学不辍。 一日，朱松给朱熹讲唐诗《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要求朱熹默写这首唐诗。 朱熹立即研墨、铺纸，不一会儿就写好，呈给朱松过目。朱松见朱熹书法略有长进，喜上眉稍。忽然他脸色一变，原来他发现朱熹将“桃”字写成了“挑”字。他对朱熹批评道：“心正则字正，心不正则字不正。” 朱熹拿眼偷瞟自己写的字，发现自己粗心犯下的错误，立即认错：“怪我粗心，罚我写一千个‘桃’字吧。” 就在那个时刻，忽然天气突变，雷声大作，风雨交加，将池塘边的桃花打落一地，朱松见此情景，有如块垒填胸，甚是不快。朱熹不受这不测风云的影响，一笔一划，专心致致写“桃”字。当他写完一千个“桃”字，已是手痛腰酸，脸布细汗。 说来奇怪，当朱熹写完一千个“桃”字时，天空又突然放晴，艳阳高照。朱松见儿子能不受狂风骤雨影响，在电闪雷鸣中不分心，写成的字个个端正有力，不免嘉奖儿子一番。 当朱松带儿子走出屋外，不禁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原本被暴风骤雨打落的桃花，此刻地上却不见残红，而枝头上的桃花，如同没有经受过风雨一样，含笑绽放。 这个“半亩方塘二度桃”的故事，颇富神话色彩，但在民间流传很广。学者钱文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三字经》的时候，就用这一故事，作为刻苦勤学的典范。
导语：《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致予无上的敬意。相反的，认为仅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近于巫祝的诬词，卑不足道，只是经过孔子传述《周易》以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甚之，近代以来，还有许多类似轻薄的讥刺。
无可否认的，《易经》原是上古卜筮的学术，但到了商、周之际，经过文王的整理和注述，把它由卜筮的范围，进入“天人之际”的学术领域，由此《周易》一书，便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自东周以来，再经过孔子的研究和传述，同时又散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如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和诸子百家，乃至唐、宋以后的儒、佛、道等诸家之学，不从《易经》探研，便有数典忘祖之概了。
《易经》与三易
通常我们提到《易经》，就很自然地知道是指《周易》这本书。因为中国文化，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以后，冠以《周易》一书，统称“六经”。经是天地的大准则，也是人生的大通道。称《周易》等书为六经，便是说明经过孔子所整理过的这六部书，它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天人之际”所有学问的大原理、大法则。
自秦、汉以后，研究易学的，对于《易经》一书命名的内涵问题，就有“三易”之说的异同出现了。
第一：属于秦、汉以后正统儒家学派的理论，根据《易纬·乾凿度》这本书的观念，认为“易”的内涵，包括三个意义：
(一)易。就是简易、平易的意思。因为天地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那样简朴而平易的。
(二)变易。认为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随时在交互变化之中，永无休止。但是这种变化的法则，却有其必然的准则可循，并非乱变。
(三)不易。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虽然随时随地都在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变化之中，但所变化者是其现象。而能变化的，却本自不易，至为简易。
第二：属于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者通用的观念，根据《周礼·大卜》篇对于三易的涵义，是指上古以来直到周代初期之间的《易经》学术思想，约分为三个系统：(一)《连山易》。(二)《归藏易》。(三)《周易》。
据说，伏羲时代的易学，是《连山易》。首先以“艮卦”开始，象徵“山之出云，连绵不绝”。
黄帝时代的易学，是《归藏易》。首先以“坤卦”开始，象徵“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意思是指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以大地为主。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
周代人文文化的开始，便以现在留传的《周易》为宝典，首先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入之际”的学问。
但东汉的大儒郑玄，认为夏代的易学是《连山》。殷代的易学是《归藏》。当然，周代的易学便是《周易》了。
又另有一说：认为上古的神农氏世系名“连山氏”，又名“列山氏”。所谓“连山”，便是“列山”的音别。黄帝的世系又名“归藏氏”。
因此两说，又有异同的问题存在其间，如果认为夏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连山易》。殷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归藏易》。到了周代，经过文王的整理，才构成为《周易》体系的易学。那么关于这两个分歧的意见，也就没有太大的出入了。
但以考据学者的观点来看《易纬·乾凿度》和《周礼·大卜》篇这两种文献资料，应该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历来考据学家们，认为《易纬·乾凿度》等书，纯出汉末或魏、晋人的伪作，假托是上古的传承。这种观念，并非完全无理，也的确值得研究、考虑。
可是两汉以后的学者，硬性舍弃《周礼·大卜》的观念而不采信，偏要采用更有问题的《易纬·乾凿度》之说，认为“简易、变易、不易”为天经地义的易学内涵，这便是后世以儒理说易的根据。那是不顾考据，只取所谓三易原理的内义，用之说明易学的大要而已。
此外，关于“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之说，在汉、魏以后道家的学术思想中，便又发生了两种观念。
(一)认为《连山》、《归藏》这两个系统的易学，早已失传。
(二)认为汉、魏以后的象、数易学，便是《连山》、《归藏》的遗留，颇为合理。而且《连山》、《归藏》易学的精义，确已成为秦、汉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的主干。如十二辟卦之说，便是以“归藏”的“坤”卦为主。卦气起“中孚”之说，便是以“民卦”的半象为用。
易名的定义
后世有人从《易经》内容所举例的动物，如龙啊!马啊!象啊!彖啊!鹿啊!等等着眼，并且采用《系辞传》所说，我们的老祖宗伏羲开始画卦时有“远取诸物”，的说明，认为原始的“易”字，便是取其象形飞鸟的观念。不过，此说并未引起重视。
到了近代，有人认为“易”便是蜥蜴的简化，蜥蜴这种生物，它的本身颜色随时随地变化多端，当它依附在某种物体时，它的颜色，便会变成与某种物体的色相相同。《易经》是说明天地间事物的必然变化之理，所以便取蜥蜴作象徵，犹如经书中的龙、象等一样。但总不能叫它是“蜴经”，因此便取名为“易”。主张此说的，以日本的学者中最为强调。这等于在第二次大战前，说“尧”是香炉、“舜”为蜡烛台、“禹”是爬虫，同样的都含有轻薄的恶意诬蔑，不值得有识者的一笑，不足道也。
那么《易经》的“易”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根据道家易学者的传统，经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所标出，认为易”字，便是上日下月“日月之谓易”的定义，最为合理。“的象形。《易经》学术思想的内涵，也便是说明这个天地之间，日月系统以内人生与事物变化的大法则。
并且从近世甲骨文的研究的确有象形上日下月的“易”字。因此更足以证明道家传统和魏伯阳之说“日月之谓易”的定义之准确性。目前《易经》的学术思想，在西方欧、美各国，逐渐大加流行，我们自己对国家民族祖先文化准确的定名和解释，绝对不能跟着人云亦云，含糊混淆，自损文化道统的尊严。
《易经》的作者
“易更三圣”。这是秦、汉以后的作者，对于上古形成易学传统者公认的定说。也是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易学者必须先得了解的问题。
秦、汉以后，儒家学者的共同认定，开始画八卦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演绎八卦的，当然是周文王。发扬易学精义的，便是孔子。因此说“易更三圣”就是指画卦者伏羲、演卦者文王、传述者孔子。事实上，文王演卦而作“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又祖述文王的思想而发扬扩充之，便著了《爻辞》，为什么三圣之中却不提到周公呢?据汉儒的解说，根据古代宗法的观念，父子相从，因此三圣之中便不另外提到周公了。关于这个问题，如此结案，是否公允而有理，还是很难认定。
开始画卦的，当然是伏羲，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经过文王演卦、周公祖述、孔子发扬以后，硬要赖掉周公在文化学术上的功劳，恐怕孔子梦对周公时，于心难安。同时，又轻易地溜掉“更三圣”的这个“更”字，也不应该。古文“更”字又有“曾经”的意思，所谓“易更三圣”者，是指易学经过三位圣人学者的整理，才得发扬光大。
由伏羲画八卦开始，到了商、周之际，再经过文王、周公、孔子三圣的研究和著述，才建立了《周易》学术思想的系统。因此可知“易更三圣”一语，严格地说，应该是对《周易》一书而言。如果说对所有的易学系统来说，硬拉下伏羲来凑合三圣，似乎有点牵强。连带这个问题而来的，便是“文王演易”和重复演绎为六十四卦的问题了。
伏羲画卦，这是古今公认的事实。由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却有四种说法：
(一)认为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排列的。
(二)有的认为六十四卦也是文王的演绎。
(三)认为由八卦重复排演成六十四卦的，是神农氏。
(四)认为重复演卦的人是夏禹。
主张第一说的，以王弼(辅嗣)等为最有力。主张第二说的是司马迁等。主张第三说的是郑玄等。主张第四说的是孙盛等。
要把这四种说法加以考据确定，实在不容易，而且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至于认定重复卦象的人是周文王，大概是从“文王演易”这个“演”字的观念来推定。其实，这个“演”字，不能硬说就是演绎六十四卦的涵义，只能说是对《周易》一书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周易》书中对卦爻辞的演义而言。这是无可否认的，都是文王的杰作。至于伏羲画出的卦象，它的原来次序程式究竟是如何排演的?为什么《连山》易的排列以“艮卦”为首，为什么《归藏》易的排列以“坤卦”为首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王辅嗣的主张，认为重复排演六十四卦者，仍是伏羲的创作，这是最为有理的。
“十翼”的作者及其他
研究易学，都须知道有汉儒郑玄所提出的“十翼”之说。“翼”，当然是羽翼的意思。《周易》一书的内容，有十种论著，都是辅翼易学、发扬而光大之主要著作。这便是：
(一)上经的彖辞。(二)下经的彖辞。(三)上经的象辞。(四)下经的象辞。(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八)说卦传。(九)序卦传。(十)杂卦传。
这是郑氏对于《周易》内容所作的分类范围，凡欲研究易学者，应当先加了解。
至于有关“十翼”的作者问题，大致说来，又有三种异同的见解。
一般的认定，“十翼”都出于孔子的手笔。这是传统的观念，完全从尊孔的意识出发。
其次，认为文王作《卦辞》，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象辞》也是周公的著作，并且根据《左传》中“韩宣子适鲁，见易象”说：“吾乃知周公之德”的话，更为有力的佐证。汉末的学者马融、陆绩等，都同意主张此说。
事实上，《象辞》与《彖辞》对卦象的论断，有许多地方，彼此互有出入，实在难以确认同是一人的观点。复次，除了《象辞》、《彖辞》以外，关于《系传》以及《序卦》、《说卦》等篇，不但它的文辞、思想，处处有先后异同的论调，严格说来，绝对不能认为都是孔子的手笔。其中有许多观念，可能都是孔子以后后人的著作。或者可以说是孔门弟子们的著作，统统归并于夫子的名下，那也是古代著述中常有的事。
易学的传承及其他
在中国文化的领域中，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之后，由他编著了六经，赞述《周易》以来，关于《周易》易学的传承，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范晔的《后汉书》中，都记载有孔子以下易学传承的系统。
但自唐、宋以后，我们所读的《周易》，关于“十翼”的排列程序，事实上，大多都是根据汉末王弼的排列的。他把“乾”“坤”两卦的文言，拿来放在本卦下面，同时把《系传》的中间次序，有些地方也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颠倒安排。等于我们现在读的《大学》一书，那是经过宋儒的安排，并非原本的《大学》的次序。现在对于研究《周易》来讲，这点应当注意及之。
自孔子至战国末期的易学：孔子授商瞿，商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其人是荀卿之子)，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此其一。
又：孔子殁，子夏也讲易学于河西，但受到孔门同学们的驳斥，认为他对于易学的修养不够，所以子夏以后的传承，并无太准确的资料。唯后世留传有《子夏易传》一书，真伪难辨，但确具有古代“易学”思想上的价值。此其二。
西汉的易学：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梁)丁宽、(齐)服生。四人皆著《易传》数篇，但后世已散佚。
其次：自(东武)王同子中一系，再传(菑川)杨何，字元敬。元敬传京房，房传梁丘贺，贺传子临，临传王骏。
丁宽一系，又再传田王孙，王孙传施?，?传张禹，禹传彭宣。
以上都是著名专长易学学者的传承。至于阴阳、纳甲、卦气等易学，自田何到丁宽之后，又另有一系。
主阴阳、卦气之说的，由王孙传孟喜。喜再传焦赣，字延寿，著有《易林》一书，迥然打破《周易》的蹊径。又另一京房，承传焦延寿的易学，著有《京房易传》一书，开启象数易学的阴阳“纳甲”之门。
东汉与后汉的易学：西汉的易学，到了东汉时期，其间的`传承似乎已经散失不备，因此象数之学与易理的分途，也便由此而形成了。后汉的易学，传承的系统更不分明。此时的著名易学大家，便有马融、郑玄、荀爽、刘表、虞翻、陆绩，以及魏末的王弼等人。
其中荀爽的易学，曾经有后人采集当时的九家易学合成一编的论述，故在后世研究易学中，经常有提到“九家易”或“荀九家”的名词，就是对此而言。
郑玄的易学，开始是学京房的象数，后来才舍离京学，专学费直之说，以孔子《易传》来解说易学。汉末的易学，大概都跟着荀爽、虞翻的脚跟而转，愈来愈加没落，因此才有青年才俊的王弼的起来别走一途，专从老、庄玄学的思想而说“易”了。最为遗憾的，后世的易学，大体上又一直跟着王辅嗣的脚跟在转，不能上穷碧落，下极黄泉，直探羲皇之室。
两派十宗及其他
由秦、汉以后直到现在，大致综合易学发展的系统，我过去曾胪列它为两派六宗。所谓两派：
(一)即是以象数为主的汉易，经唐、宋以后，其间贯通今古的大家，应当以宋代邵康节的易学为其翘楚。又别称为道家易学系统的，这便是道家易学的一派。
(二)宋儒崛起，间接受到王辅嗣等易注的影响，专主以儒理来说易的，这便是儒家易学的一派。
所谓六宗：
(一)占卜。(二)灾祥。(三)谶纬。(四)老庄。(五)儒理。(六)史事。
“占卜”、“灾祥”、“谶纬”等三宗易学，其实都是不脱象数的范围。以“老庄”来说易的，开始于魏、晋之初，由阮籍、王弼等开其先声。继之而起，便有北魏以后的道教，套用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的观念，彼此挹注，杂相运用“易”与“老庄”的道理。“儒理”说易，大盛于南北宋时期，如司马光的《潜虚》、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易传》，以至于朱熹的《易本义》等，大抵都属于这一范围。史事一系，也由宋儒开始，如杨万里的易学，便偏重于这一观点。
事实上，我以前所提出的六宗之说，还不能尽概两千馀年易学关连的内容。如果加上由象数易学的发展，包括术数的杂易等，应该可归纳为十宗，除了以上所说的六宗以外，另有四宗，便是：(七)医药。(八)丹道。(九)堪舆。(十)星相。
至于明末清初，佛教中的大师，如蕅益和尚所著的《周易禅解》、道盛和尚的《金刚大易衍义》等，都从唐末曹洞宗的爻象思想所开发，虽别有会心之处，但究竟不能列入易学的正宗。但上述四宗所涉及的易学，都以象数为主，比较偏向于固有的科学性质，素来不为寻章摘句、循行数墨的学者所能接受，因此在过去的学术专制时代中，便被打入江湖术士的方伎之流，无法有所增益与发明，颇为可惜。
事实上，《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发更大的光茫。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臼。例如焦延寿的《易林》、京房的《易传》、南宋以后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以及假托邵康节所著的《河洛理数》、明代术数家们所著的《太乙数统宗》等易书。虽然对于象数易学，别有心得，完全不采用《周易》的原意，大胆地创设卦爻辞例，但仍困于灾祥休咎的观念，只作人事吉凶的判断，并未扩充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的境界。
清代的儒者，研究易学的风气颇盛，如王船山、惠栋、江永、焦循等，都有专著，唯仍多依违于汉、宋儒易的范围，为清代的经学生色不少，如近人杭辛斋、尚秉和颇得象数的效用，亦自成家。
易学的精神
唐、宋以后的易学研究，应该说又建立了另一“三易”之说。这个新的“三易”观念，也是说明秦、汉以后以至现代的易学内涵之范围。换言之，唐、宋以后所谓易学的内涵，它大要包括有“理、象、数”的三个要点。如果用现代的观念来说：
“理”，便是类似于哲学思想的范围。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形上、形下的能变、所变，与不变之原理。“象”，是从现实世界万有现象中，寻求其变化的原则。“数”，是由现象界中形下的数理，演绎推详它的变化过程，由此而知人事与万物的前因后果。反之，也可由数理的归纳方法，了解形而上的原始之本能。
再来综合这三种内涵的意义，便可知“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总而言之，完整的易学，它必须要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并非属于纯粹的思想哲学，只凭心、意识的思维观念，便来类比推断一切事物的。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综罗易学“理、象、数”的内涵，无非教人知变与适变而已。知变是“理”智的结晶。适变是“象、数”的明辨。《礼记·经解》中，提到易学的宗旨，便说“絜静精微，易之教也。”所谓“絜静”的意义，是指易学的精神，是具有宗教哲学性的高度理智之修养。所谓“精微”的意义，是指易学“絜静”的内涵，同时具有科学性周密明辨的作用。但在明辨理性之间，倘使不从沉潜静定的涵养而进入易学的境界，稍一走向偏锋，便会流入歧途，自落魔障。故《经解》中，又说到易学的偏失，很可能会“使人也贼”。
从“理、象、数”的精华来看易学，由“乾”、“坤”两卦开台，错综重叠，旁通蔓衍，初从八卦而演变为六十四卦。循此再加演绎，层层推广，便多至无数，大至无穷，尽“精微”之至。
如果归纳卦爻内在的交互作用，便可了解六十四卦的内容，只有“乾、坤、剥、复、睽、家人、归妹、渐、姤、夬解、蹇、颐、大过、未济、既济”等十六卦象。在六十四卦的内在交互中，这十六卦象，每卦都出现四次。
再由此十六卦而求其内在交互的作用，便只有“乾、坤、既济、未济”四卦，每卦各出现四次。
复由此类推，就可了知在此天地之间，除了“乾、坤、坎、离”代表阴、阳的元本功能以外，凡宇宙以外的物理或人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它的吉凶观念价值的构成，唯有“既济、未济”两个对待的现象而已。
由此而精思入神，便可了解一画未分以前，阴、阳未动之初的至善真如之境界，可以完全体认大易“絜静精微”的精神，就能把握到自得其圜中的妙用了。
本书译事的经过
本书的完成，说来非常惭愧。远在三年前，有一天，程沧波先生对我说：商务印书馆要翻译《周易》为白话，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刘百闵先生担任。刘先生承诺以后，忽然作古，所以王云五先生与程先生谈起，想叫我来担任这个工作，我与百闵先生也认识，当时听了，便冲口而出承担了此事。在我的想法，如果没有别的打扰，每天翻译一卦，至多半年可以完成。谁知开始着手翻译时，才发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
一、译本的原文是《周易》，必须要尽量与原文原意不离谱。不可以随便说自己的易学见解，也不能独取某一家的易学见解为准。
二、上古的文字，一个字或两三个字便可代表一句话或几句话的语意。如果已经了解了古文的内涵，《周易》原文的本身，本来就是白话，用不着更加语译。现在既要用现代语来译出，既不能离经一字，又必须要加上解释字义、考证原意等工作。有时原文只用一个字，但我们需要用好多字来表达它，而且还不能作到尽善尽美。因此便要在“今译”以外，再加“今释”，才能了解。
三、历代学者对于“五经”的著述和研究，包括“四库”以后的著述，如《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书以外，要算有关《易经》的著述为最多，而且各家都别有会心，甚至互相矛盾的也不少。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这些资料而不顾，究竟如何取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当时的立意，是以汉易为原则，尽量避开宋易的解释。因为易学的内涵，虽然以“理、象、数”为主，如果真能懂得了注重“象、数”的汉易，其理自然便在其中了。“象外无词”，原是研究易学的笃论。
有了这些问题横梗在前，所以开始翻译乾坤两卦时，便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其馀每一个卦，原意计划用一个星期把它翻译出来，结果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在这一段时间，除了手边原有收藏有关《易经》的书籍以外，还得王新衡先生的帮助，送我一套文海出版社《国学集要》第十种中有关《易经》这一全部的书籍，盛意可感，至今还欠上这笔情债。
跟着，我的俗事和课务纷至沓来，实在无法闲坐小窗翻《周易》了，所以一拖再拖，翻到“观”卦时，便搁笔迟延，一直没有继续工作。中间曾经写信向王岫老商量，希望另请高明完成此事，结果岫老又坚持不便改约。
去年春天，徐芹庭来看我，谈到《易经》译稿的事，他看我忙的可怜，便愿意替我完成其事。我当时也想叫他试试看。因为芹庭刚进师大的那一年，便认识我。除了欣赏他诚朴的气质以外，还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善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是一个孝子，每个星期都要赶回苗栗乡下，赤脚耘田，帮助父母去种地。所以我就叫他先从《来注易经》入手，希望他对《易经》下番工夫，结果他的硕士论文照着这个目的来完成，博士论文则研究汉易。他目前偏重“来易”和汉易。从我研究“象、数”方面的朱文光博士，又远在国外，不能和他互相切磋。
半年以后，芹庭送来全部译稿，他从“噬嗑卦”以后，一气呵成的成绩。我看过以后，便对他说：“很可惜”你仍未脱离“来易”及汉易的范围。但是，有了这样的成就，的确很不容易。
这样一搁又是一年。到了年底，程沧波先生又催我交卷。我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再去信和岫老商量，希望能采用芹庭的译稿，而且由芹庭负起这本书的著作责任。结果得到岫老的勉强同意，但说必须注明是我和芹庭的合著。因此才有本书的问世。
但我仍以至诚，向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先生以及读者，致无限的歉意。才力和精力有限，未能达成想像中的任务，希望将来能够好好地完成一部《易经》的研究，贡献给大家以作补偿。这是否能成为“既济卦”或“未济卦”的祝词，便很难预料了。
主要根据后面两句诗来写。
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其二）（朱熹）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其一）半亩大的方形池塘像一面镜子一样展现在眼前，天空的光彩和浮云的影子都在镜子中一起移动。要问为何那方塘的水会这样清澈呢？是因为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为它源源不断地输送活水.（其二）昨天夜里江边涨起了阵阵春潮，巨舰大船轻盈得如同一片羽毛。向来行驶要白费很多推拉力气，今天却能在江水中央自在顺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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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熹的思想与诗歌
论文关键词：朱熹；道学性格；忧患意识；人生经历；教育活动
论文摘要：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还创作了一千二百多首诗，是他深邃的理学思想与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展现。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传承儒学、倾心书院的教育活动。通过对这些诗歌的深入解读，以足够的事实证明，朱熹的诗歌蕴含了多层次的价值，是研究朱熹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理学著作，还创作了一千二百多首诗。一般来说，理学家比较注重理性思维，大多视诗歌为雕虫小技。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中有这样的话：“哲学家对诗歌的排斥和歧视在历史上原是常事，西洋美学史一开头就接触到柏拉图所谓‘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朱熹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程颐的“作文害道”，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诗歌的轻视。宋代后期开始，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步成为主流思想，受到高度重视，他的理学家身份也逐渐确立。同时，他的诗歌也慢慢被人所忽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有学者关注到他的诗歌。本文是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朱熹诗中所展示的一代大儒丰富真切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并结合他的理学思想，揭示其诗歌的独特意味。统观朱熹的诗歌，大体可分为四类：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传承儒学、生动活泼的教育思想。
一、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
朱熹系统的儒学思想并不是一时形成的，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这也体现在他的诗中。王柏《跋北山书朱子诗送韦轩》已经注意到了朱熹诗的这种阶段性，以三十岁为界，他把朱熹的诗分为二个大阶段，即少年之作与成熟之作。和他同时代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朱熹早年一度流于佛道。“绍兴二十一年春铨试授同安县主簿，至二十三年赴任同安。留意佛老之学，是这个时期朱熹思想的特征之一。”他在这一阶段创作了一些有关佛道的诗，如《久雨斋中诵经》：“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读道书作六首其一》：“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据《朱子语类》卷一百四载：“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一自注）”。绍兴十四年（1144），朱熹在刘子罩处初见道谦禅师，向他学禅。这两首诗分别作于绍兴二十二（1152）、二十三年（1153），此时朱熹已接受近十年的佛学熏陶了，从诗中也可见朱熹对佛老之学的熟稔。晚年他作《论语集序》说“昔者吾几陷焉”，应该指的是早年溺于佛道。不过佛道并没有让朱熹真正解脱。他这一阶段的大部分诗作中流露的情绪都比较低落，他经常提到“端居”、“斋居”、“独居”等词语，如“端居独无寐，林扉空掩关”，“幽林欲雨气含凄，春晚端居园径迷”。
绍兴二十七年（1157）朱熹开始师事李侗，逐渐脱离佛道走上儒学的道路。不久写出了《仁术》、《克己》等表达钻研儒学的感受，如《困学二首》其一：“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此诗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朱熹曾把“网学”作为他的斋名。据王懋兹《朱子年谱考异》：前两句“乃用达摩、慧可故事称已十余年出入佛禅”，后两句“乃谓已舍弃佛禅而返归儒学正途”。这一时期朱熹还有写得最好的说理诗，化理学思想人诗中，诗致与理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理趣横生，如《观书有感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两首诗是朱熹和许升讨论“敬”字活与不活时，吟咏自己对“敬”的豁然领悟。源头活水就是指“敬”，“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辩其是非，则不活”。“会读书的正如一个船搁在浅水上，转动未得，无那活水原将去，更将外面的事物搭载放上面，越见动不得。”王柏评日：“前首言日新之功，后首言力到之效”。诗中并没有直接说这些道理，而是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通过对日常现象的简易描画传达出这种深层次的领悟，真正做到融情、景、理于一炉，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诗“寓说理而不腐”，“惟有理趣而无理障”。这两首诗是为后人极其称道的，至今仍广为传诵。
干道八年（1172），朱熹作《斋居感兴二十首》，从“昆仑大无外”、“人心妙不测”、“大易图象隐”到“圣人司教化”等，其儒学思想比以往更系统，是对于寒泉时期思想的系统总结，从诗中可见其理学思想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二、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
有宋一代，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关注国事的热情在宋代诗人身上有深刻的体现，而在理学家诗中却不多见。据查，朱熹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诗，基本上没有反映国事的作品。仅邵雍有几首这方面的诗，如《思患吟》：“仆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国。自古知不平，无由能绝得。”不过，有意识地集中反映最新时事的，只有朱熹。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以“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势领兵南下，妄图一举歼灭南宋。开战之初，直逼两淮，朱熹很担心，作《感事》：“闻说淮南路，胡尘满眼黄。弃躯惭国土，尝胆念君王。却敌非干橹，信威藉纪纲。丹心危欲折，伫立但彷徨。”十月，刘镝皂角林之捷后，朱熹即写诗庆贺，即《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谴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
诗中，作者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几乎每首诗的后一句都直接提到了战争的胜利，即“好音”。到了十一月，虞允文统领士兵，获采石矶大捷，金主完颜亮被部下杀死，朱熹作《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如其三：“雪拥貂裘一马驰，孤军左袒事难期。奏函夜入明月殿，底事庐儿探得知。”
十二月，金兵北退，朱熹在《与黄枢密书》中主张：及时安抚淮北遗民，起用张浚这样的良将，最终击退金兵，收复失地。他担心朝廷有什么变故，于是写了《感事书怀十六韵》寄刘珙：“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翠华栖浙右，紫塞仅淮阴。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一朝颁细札，三捷便闻音。授钺无遗算，沈机识圣心。东西兵合势，南北怨重寻。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旃裘方舞雪，雪刃已披襟。残类随煨烬，遗黎脱斧砧。戴商仍夙昔，思汉剧讴吟。共惜山河固，同嗟岁月侵。泉蓍久憔悴，陵柏幸萧掺。正尔资群策，何妨试盍簪。折冲须旧衮，出牧仗南金。众志非难徇，天休讵可谌。故人司献纳，早晚奉良箴。”刘珙是朱熹老师刘子翠的侄子，朱熹早年与刘珙友善。此诗表现了朱熹对当时朝廷倾向的深刻洞察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这样慷慨激昂的爱国诗可与陆游的《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等诗相媲美。除了关注当前重大时事外，朱熹“一刻未敢忘忧国”，在南宋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守在主战派的立场上。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上孝宗《应诏上封事》：“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今敌与我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每当国家命运落到主和派手里或者是抗战不利时，朱熹便忧心如焚。朱熹对当时主战派将领张浚尤其敬重，写过《拜张魏公墓下》：“念昔中兴初，孽竖倒冠裳。公时首建义，自此扶三纲。精忠贯宸极，孤愤摩穹苍。……士心既豫附，国威亦张皇。”朱熹与爱国诗人陆游、辛弃疾交往深厚，互以道义相许，都主张抗金。朱熹逝世时，正值理学被禁，许多弟子、朋友都不敢去送行，陆游、辛弃疾等却冒死相送。
除了关注国事外，朱熹还很关心农民。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还说过“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朱熹十分同情农民的艰难处境，如《杉木长涧四首》其四：“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这首诗作于干道三年（1167）七月，崇安山洪暴发，诗中描绘了无辜农民死伤无数的惨状，呼吁上层统治者要抚恤农民。当时朱熹得到州府传檄参与赈灾事宜，在《答林择之书》中说：“熹以崇安水灾被诸司檄来与县官议赈恤事，因为之遍走山谷间十日而后返，大率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此外，朱熹在绍兴二十三年（1152）任同安主簿、干道四年（1168）崇安县饥荒、淳熙六年（1179）南康旱灾及淳熙九年（1182）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灭蝗虫等等，做出了许多成绩，而且他曾多次乞请减轻农民的赋税。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大多数时间过着著述讲学的生活，常亲事稼穑。他的有些诗句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凿井北山址，耕田南涧湄。”
三、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
理学家写自然山水诗，并非自朱熹始。邵雍《伊川击壤集》有很多的流连山水的诗。但真正把自然山水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并结合与朋友的游历酬唱，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自然山水诗的，非朱熹莫属。
朱熹天性喜好山水景物，他曾说：“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外，竞日目不瞬。”“堂后林阴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怀我意，千里梦相寻”。《福建通志·列传》卷十二《朱熹传》：“自号 *** ，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南康志庐山，潭州志衡岳，建州志武夷、云谷，福州志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山壑，虽迂途数里，必往游”。朱熹为官时间不多，《宋史·本传》载：“熹登第五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这为朱熹游山观水提供了客观条件。正如刘勰所说：“人禀七情，因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自然与诗情融合在一起，“不堪景物撩人甚，倒尽诗囊未许悭。”“石滩联骑雪垂垂，已把南山入小诗。”
朱熹常与同仁一起出游，如淳熙元年（1174），“与刘光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游之，既皆赋诗以纪其胜，余又叙次其详如此……以识其趣”，写下了《百丈山六咏》，如“层崖俯深幽，微迳忽中断。努力一跻攀，前行有奇观。”“颠崖出飞泉，百尺散风雨。空质丽晴晖，龙鸾共欣舞。”
淳熙八年（1181），朱熹与尤袤同游庐山，作《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而且朱熹生平中几次大型的学术交流都产生了优秀的山水诗。干道三年（1167），朱熹应邀前往湖南讲学，与张拭张孝祥游历长沙，以及后来同游南岳编成《南岳酬唱集》，留下了许多山水诗篇，如：
“寂寞番君后，光华帝子来。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从知爽鸩乐，莫作雍门哀。”（《登定王台》）
“穿林踏雪觅钟声，景物逢迎步步新。随处留情随处乐，未妨聊作苦吟人。”（《道中景物甚胜吟赏不暇敬夫有诗因次其韵》）
除此之外，朱熹还有不少咏物诗，最突出的是“梅”与“雨”。据初步统计，咏梅诗约有32首。朱熹很少直接描写梅花的姿态，大部分是借梅花抒己意。如借梅花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如《梅花两绝句》其一：“溪上寒梅应已开，故人不寄一枝来。天涯岂是无芳物，为尔无心向酒杯。”或是抒发心中的不满，如《墨梅》：“梦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凛冰霜。如今白黑浑休问，且作人间时世装。”据郭齐先生考证：此诗作于庆元四年（1198），正值诏禁伪学，“如今白黑浑休问”，表达了朱熹对是非不分的党禁的愤懑。另一种则是展示梅花高贵的品质，如《梅花两绝句》其一：“幽壑潺谖小水通，茅茨烟雨竹篱空。梅花乱发篱边树，似倚寒枝恨朔风。”此诗赞扬了生长在恶劣环境中的梅花。这种颇具个性的梅花形象也是朱熹本人性格的写照。朱熹的仕途并不顺利，朱熹的理学思想也有过曲折经历，但他始终坚持理想，有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精神，与梅花的个性有共同之处。宋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梅花类”中选录朱熹咏梅诗达八首，可见朱熹的咏梅诗很受诗坛重视。
朱熹集中写雨的约有20首，大部分是借雨抒发个人的幽独情怀，如《夜雨二首》其一：“拥衾独宿听寒雨，声在荒庭竹树问。万里故园今夜永，遥知风雪满前山。”一个人在寒夜听雨声，推想出故乡的今日已是大雪满山了，不由得产生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朱熹还有少量直接描绘出下雨时的情形的诗，如《山馆诸兄共赋骤雨鹭鸶二绝》其一：“平畴焦渴不堪论，箫鼓悲秋彻帝阍。霹雳一声云自墨，山前山后雨翻盆。”由此诗可知这是久旱不雨后下的一场大雨，来势凶猛，描述得很形象生动。除此之外，朱熹还借雨抒发对下层农民的关注，如《苦雨用俳谐体》：“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自死禾。”《和喜雨二绝》其二：“黄昏一雨到天明，梦里丰年有颂声。起望平畴烟草绿，只今投笔事农耕。”第一首诗抱怨大雨过于频繁，使农作物腐烂了；第二首是对滋润农作物的及时雨的喜悦之情。
四、传承儒学、倾心书院的教育活动
朱熹的诗集里还有一些题咏书院、精舍的诗，这在他之前的理学家中是少有的。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文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了平民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也免不了把人们引向醉心场屋、图名逐利的歧途。而书院与官学不同，不必通过科举考试，而提倡“为己之学”，在北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有了著名的四大书院。在这方面，朱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统计，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共有67所，其中他参与创建了4所，修复了3所。朱熹诗集中提到的书院有10所。其中朱熹修建的白鹿洞书院最为有名。淳熙六年（1179），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寻访白鹿洞遗址，写过《寻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议复兴建感叹有作》：“清泠寒涧水，窈窕青山阿。昔贤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几时，高轩绝来过。学馆空废址，鸣弦息遗歌。我来劝相余，仗策搴绿萝。……永怀当年盛，莘莘衿佩多。博约感明恩，涵濡熙泰和。”修复后，朱熹写过《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呜。三爵何妨奠苹藻，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这几乎是朱熹经营书院的宗旨：与同道同学，潜心学问，不追求眼前的利益。“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并要学生“珍重个中无限意”，“莫苦羡腾骞”，“有志须精学”，“莫谈空谛莫求仙”。朱熹不仅修复了白鹿洞书院，还亲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并于淳熙八年（1182），邀请陆九渊前来讲学。
能与白鹿洞书院相提并论的是著名的武夷精舍、云谷晦庵草堂。蔡元定就曾在这两个书院从师于朱熹。淳熙十年（1183），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弹劾唐仲友受挫之后，奉祠主管崇道观而归居武夷，当时“上无人主之知，次无元老大臣之助，下无天下之誉，又值王鲁公辈当轴秉钧，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别无他法”。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住武夷，创建了武夷精舍。朱熹写到武夷精舍的诗很多，如《行视武夷精舍作》：“神山九折溪，沿溯此中半。水深波浪阔，浮绿春涣涣。上有苍石屏，百仞耸雄观。崭崖露垠塄，突兀倚霄汉。浅麓下萦回，深林久丛灌。”
而且“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蹊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鱼艇不济”。在这样的环境下，“日用无余功，相看俱努力”，“林间有客无人识，歙乃声中万古心”。据考证，朱熹在武夷精舍有91个门人。再看云谷晦庵草堂，“危石下峥嵘，高林上苍翠。”“峰回危迳转，垂练忽千寻”，因而“自作山中人，即与云为友。一啸雨纷纷，无劳三奠酒”。“高居远尘杂，崇论探杳冥。叠直玄运使，林林群动争。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宁？…‘登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沉疴何当平？膏肓今自砭。”
书院在南宋勃兴的过程，正是理学传播和普及的过程，在遭受官方压制的环境中，在理学被斥为伪学的情况下，朱熹及其弟子们通过书院讲学著述，使理学逐步发扬光大，并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独立研究的传统和精神，并影响到朝鲜。正如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所说：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我国书院传统的开创者”、“我国书院精神的奠基者”。
除了这四种外，朱熹诗集中还有其他类别的诗，如题画诗、挽诗，都达十首以上。题画诗中写得不错的如《题祝生画呈裴丈二首》。
的确，我们能找到朱熹降低诗歌位置的诗论，如“今言诗不必作，且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自知作诗果无益”。朱熹只是认为，作为理学家，应该集中精力钻研理学，不应把重点放在诗上，这也是有道理的。宋代儒者与诗人的界限已经很分明了。所以朱熹说：“熹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答杨宋卿》），“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重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实他并非盲目地反对诗歌，而是强调要言之有物，要平淡自然，这就是他在诗论上超越前代理学家的地方。
朱熹说：“间隙之时，感时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实际上，朱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造就了很高的文学素养。作为一个诗人，他一旦进入了创作境界，便“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更多的是事物与神思刹那交融的展现，这是多数诗人包括朱熹能超越自己的诗论创作出高水平作品的原因。把朱熹的诗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仍是有分量的。后人对朱熹的诗也有过很高的评价，如“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李重华《贞一斋诗话》在论及陆游诗的时候，就说过：“南宋陆放翁堪与香山踵武，盖开浅直路径，其才气固自沛乎有余，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较放翁，则更滑薄少味，同时求偶对，唯 *** 朱子可以当之，盖 *** 雅正明洁，断推南宋一大家。”今人钱钟书也说：“朱子早岁本号诗人，其后方学道名家。”正如束景南先生所说，朱熹的诗“最生动反映他的生平交游、道学性格与文化心态”，是很值得研究的。因而，我们在研究朱熹理学思想的同时，对他的诗歌予以关注也是必要的。
朱元璋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明君，对于百姓：他反元建明，轻徭役，爱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节省民力，惩治贪官，澄清吏治，打击豪强，为仁宣盛世奠定了基础，于民他是当之无愧的明君！对于国家：他提拔贤才以治国，他北伐残元，守护国家领土完整，竭力加强国家的边防，重视发展经济！怎么能说他不是一个明君！......当之无愧的明君！缺点：残暴好杀（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对贪官的剥皮，洪武大案哪都牵涉了万人左右），有点不念旧情，开国的功臣除了汤和外无一幸免都被他杀了！但是皇帝也是人，一个普通人自然会尤其优缺点，普通人都不能十全十美，更何况是一个坐拥天下，集权一身的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濠州人。朱元璋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7岁那年，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青年朱元璋只得出家当和尚，以求温饱。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这次外出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身体，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反元的思想。 回到家乡后不久，由小时的玩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取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打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这只队伍的控制权。 朱元璋并不满足以得的地盘，他要大占宏图就要有稳定的根据地，这样南京（集庆）就走入了他的视线。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良、缓称王”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他在南京外围大败陈友亮，鄱阳湖血战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亮军团，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沈杀韩林儿，派徐达、常遇春北伐。逐个消灭了各个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将元顺帝赶出北京。建国后，他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废除丞相，实行六部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设立锦衣卫，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朱元璋的屡兴大狱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洪武时期的功臣除了耿并文等少数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杀。胡惟庸一案，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人，朱元璋晚年的蓝玉案又牵连了一万五千人。以至于到了靖难之役南京朝廷竟无将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 1398年5月，明太祖朱元璋病死于南京，在位31年，终年71岁。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著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六百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六百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昏 京郊马场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专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的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精力，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他杀了很多人，做错了很多事，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个孤独的老人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挥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是的，一切又回来了：皇觉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规，光耀后代！他纵马驰奔，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王保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他背叛过，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敌人。此生足矣，足矣！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烈怒弦张！我雄武兮大明强！我雄武兮天下壮!他勒住马头，迎着落日的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河山投下最后的一瞥，仰天大笑：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较真实地描写了朱元璋年轻时候的苦难生活，分析了他走上了农民革命战争道路的历程，并对他成了明皇朝的开国皇帝之后的种种表现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辩证的分析。其一，关于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朱元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急速医治历经劫难的社会创伤。朱元璋采取减免赋税，清丈田亩，与民屯田，开垦荒地，以及兴修水利等措施，促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凡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免征三年。朱元璋防止群众造反的另一措施，就是下令取缔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认为这些都是“左道惑众”，为首者斩。吴晗指出: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所标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朱元璋深知这类预言富有鼓动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弥勒教获得成功的，因而也决不允许别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他的统治。有人指责朱元璋背叛白莲教，吴晗却认为，明封建王朝用严刑取缔，压制秘密宗教，目的是维护、巩固明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是说，朱元璋取缔邪教是无可非议的，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其二，关于朱元璋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吴晗认为，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朱元璋让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一面又指责富民多豪强，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迁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势力。同时，通过田地和户口的普查，制定了鱼鳞图册和黄册，颁布了租税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户口通过登记固定下来，皇朝从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其三，关于朱元璋采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他对贪官污吏采取严刑惩治的办法。他说，过去在民间，见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对“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此，制定了很严厉的法律。朱元璋痛斥这些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吴晗指出，应该承认，在朱元璋执政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较清正的。其四，关于朱元璋大搞封建集权的作法。除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外，朱元璋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吴晗指出，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掌握。“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