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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明君，对于百姓：他反元建明，轻徭役，爱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节省民力，惩治贪官，澄清吏治，打击豪强，为仁宣盛世奠定了基础，于民他是当之无愧的明君！对于国家：他提拔贤才以治国，他北伐残元，守护国家领土完整，竭力加强国家的边防，重视发展经济！怎么能说他不是一个明君！......当之无愧的明君！缺点：残暴好杀（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对贪官的剥皮，洪武大案哪都牵涉了万人左右），有点不念旧情，开国的功臣除了汤和外无一幸免都被他杀了！但是皇帝也是人，一个普通人自然会尤其优缺点，普通人都不能十全十美，更何况是一个坐拥天下，集权一身的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濠州人。朱元璋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7岁那年，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青年朱元璋只得出家当和尚，以求温饱。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这次外出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身体，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反元的思想。 回到家乡后不久，由小时的玩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取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打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这只队伍的控制权。 朱元璋并不满足以得的地盘，他要大占宏图就要有稳定的根据地，这样南京（集庆）就走入了他的视线。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良、缓称王”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他在南京外围大败陈友亮，鄱阳湖血战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亮军团，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沈杀韩林儿，派徐达、常遇春北伐。逐个消灭了各个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将元顺帝赶出北京。建国后，他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废除丞相，实行六部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设立锦衣卫，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朱元璋的屡兴大狱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洪武时期的功臣除了耿并文等少数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杀。胡惟庸一案，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人，朱元璋晚年的蓝玉案又牵连了一万五千人。以至于到了靖难之役南京朝廷竟无将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 1398年5月，明太祖朱元璋病死于南京，在位31年，终年71岁。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著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六百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六百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昏 京郊马场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专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的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精力，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他杀了很多人，做错了很多事，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个孤独的老人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挥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是的，一切又回来了：皇觉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规，光耀后代！他纵马驰奔，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王保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他背叛过，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敌人。此生足矣，足矣！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烈怒弦张！我雄武兮大明强！我雄武兮天下壮!他勒住马头，迎着落日的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河山投下最后的一瞥，仰天大笑：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较真实地描写了朱元璋年轻时候的苦难生活，分析了他走上了农民革命战争道路的历程，并对他成了明皇朝的开国皇帝之后的种种表现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辩证的分析。其一，关于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朱元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急速医治历经劫难的社会创伤。朱元璋采取减免赋税，清丈田亩，与民屯田，开垦荒地，以及兴修水利等措施，促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凡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免征三年。朱元璋防止群众造反的另一措施，就是下令取缔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认为这些都是“左道惑众”，为首者斩。吴晗指出: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所标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朱元璋深知这类预言富有鼓动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弥勒教获得成功的，因而也决不允许别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他的统治。有人指责朱元璋背叛白莲教，吴晗却认为，明封建王朝用严刑取缔，压制秘密宗教，目的是维护、巩固明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是说，朱元璋取缔邪教是无可非议的，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其二，关于朱元璋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吴晗认为，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朱元璋让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一面又指责富民多豪强，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迁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势力。同时，通过田地和户口的普查，制定了鱼鳞图册和黄册，颁布了租税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户口通过登记固定下来，皇朝从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其三，关于朱元璋采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他对贪官污吏采取严刑惩治的办法。他说，过去在民间，见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对“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此，制定了很严厉的法律。朱元璋痛斥这些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吴晗指出，应该承认，在朱元璋执政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较清正的。其四，关于朱元璋大搞封建集权的作法。除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外，朱元璋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吴晗指出，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掌握。“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
从乞丐到皇帝的奋斗史
1111元代末年，朝纲不振，灾荒不断，民不聊生，义兵四起，元朝统治日趋衰败。
1111元代末年，朝纲不振，灾荒不断，民不聊生，义兵四起，元朝统治日趋衰败。1111在这兵荒马乱之年，泗州有一朱姓夫妇拖儿带女，肩挑箩筐迁往濠州（今凤阳县），女主人陈氏身怀六甲，临生到月，步履艰难。这日，朱家老小来到抹山（当时属濠州界内，今属明光市，离明光城约5华里），见山脚下有座二郎庙，夫妇决定暂在这里落脚。1111当天夜里，朱家主妇陈氏渐觉肚子阵阵疼痛，一家人抱柴的抱柴，烧火的烧火，整被褥的整被褥，一齐忙碌起来。随着"呱哇，呱哇！"一阵啼哭，朱家又一生命诞生了。听哭声是个男孩，可朱家穷得"叮当"响，多条生命多张嘴，两个老的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哥哥姐姐们高兴地跑里跑外，忙得热火朝天。1111就在朱家小生命降世时，红光满屋，冲过门窗映红了半边天，附近村里的人见到这情景都惊叫："失火了，快救火呀！"一时间村邻四起，拿盆的拿盆，担桶的担桶，向二郎庙奔去。可是人们跑到二朗庙，只见庙里庙外安然无事，没有一点失火的迹象。人们再抬头看看天空，天空依然红彤彤光亮如白昼，在场之人无不感到神奇。人群中有一长者，对天象略知一点皮毛，他听到婴儿的哭声，脑中一闪自语道："难道有大贵人降生？"于是跑所庙中要一睹这大贵人尊容。可是当主人把婴儿抱起，他看到眼前的婴儿，黑如炭，瘦如猫，长脸、翘腭，又看到这家是一个讨饭人家，心想：这家这孩子哪能和"大贵"扯到一起呢？摇头叹气离去了。这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婴儿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倒元建明的明太祖朱元璋。他也没有看出这满天红光乃是玉帝派人送一朝天子降生时挑的天灯所发出的光芒。1111就在朱元璋降生时，离抹山千里之遥的浙江青田有一隐士就看出当时的天象。这是位隐居石门的进士，他读千书，晓万卷，上懂天文识天象，下知地理识风水。此人也就是日后大明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辅佐大臣刘伯温。当时他和几个朋友在西湖赏月，忽见西北方的天空红光普照，同游者都非常惊异刘伯温见此天象道："淮楚地方有天子降生也。日后我定当全力辅之。"此话像风一样很快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后来元朝皇帝惶惶不安，以至发生了"三洗凤阳，七洗濠梁"多少孕妇和孩童惨遭杀戮的悲惨故事，那是另说。1111再说当时抹山脚下有一小镇，叫太平集。在那天灾不断，兵祸连年的时代，人口并不稠密，人们依山而居，傍水而渔，虽远离城池，却也是山明水秀，朝闻鸡鸣、暮听渔歌的好地方。集上有几户李姓人家，其中一户李贞，30岁才娶妻，妻名朱佛女，是朱元璋的二姐，婚后生子李文忠，长成后随其舅朱元璋驰骋疆场。朱元璋建明朝后封李天忠为武靖王。一年武靖王回乡省亲，见太平集今非昔比，人口稠密，市井繁荣，已颇具规模。李姓家族也从几户发展到几十户。李文忠十分高兴，返京后上书皇帝请求替太平集赐名。朱元璋接到外甥上书，龙颜大悦，一时想起其出生时，二郎庙红光照耀，光明如白昼的一段传说，提笔挥毫欣然作诗一者："衔山抱水景物菁，凤枝龙脉九州屏，春风萧夜化铁马，明光钦赐宝地名。"1111从此，太平集改名为"明光"，且一直沿用至今。
浅谈朱元璋论文
朱元璋是中国明朝的开国皇帝，又是少有的暴君。同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不像刘邦、李世民、赵匡胤等人那样雍容大度、善待功勋呢？这体现出朱元璋独特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特质。
在起义初期，朱元璋善于挖掘人才，聚集了宋濂、刘伯温、朱升等谋士，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建立大明王朝。可天下方定，朱元璋就开始担心文臣会鄙薄自己贫贱的出身，武将会篡夺皇位，久而久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表现，如缺乏自信、极度敏感、易妄想等。
比如，官员徐一夔曾在贺表中出现“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为秃僧，“作则”是喻自己做贼，便大兴文字狱。为缓解焦虑，朱元璋还以整肃朝廷命官为乐，比如发明廷杖等刑罚，使得上至宰相，下至平民，没人能维持人的尊严，他却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
心理学对焦虑的定义是，对威胁性事件的一种高度忧虑不安的状态，可导致精神高度紧张。一般程度的焦虑者会产生痛苦、担心、嫉妒、报复等情绪，而且还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严重时往往非常激动、痛苦，报复心极强。对于朱元璋来说，他由贫僧一跃成为开国皇帝，本该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充满自信。但他急功近利，将自己遥比尧舜，希望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结果却在现实中遇挫，也没有自我反省，反而期望以严刑治乱世，到头来只能增加挫败感。朱元璋越老越自卑，他既不相信唐太宗 的布衣宰相班子会善始善终，也不相信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高枕无忧，生怕被朝廷要员架空。所以，臣子的成就越高，他的皇位焦虑就越强。
归根结底，朱元璋的焦虑根源是成就焦虑和皇位焦虑。在这两种焦虑的交互作用下，朱元璋长期生活在高度忧虑与紧张的亚健康状态下，性格日益偏执。他一生的焦虑构筑了一个个“心牢”，使他不断陷入庸人自扰的困境。朱元璋在临终前忏悔：“吾不及古人（指尧舜）。”这说明他意识到自己是“心牢”的牺牲者。朱元璋想做“仁君”但最终成为“暴君”，可以说是心理上的悲剧。
自己写啊，呵呵》
浅谈朱元璋论文
朱元璋是中国明朝的开国皇帝，又是少有的暴君。同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不像刘邦、李世民、赵匡胤等人那样雍容大度、善待功勋呢？这体现出朱元璋独特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特质。
在起义初期，朱元璋善于挖掘人才，聚集了宋濂、刘伯温、朱升等谋士，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建立大明王朝。可天下方定，朱元璋就开始担心文臣会鄙薄自己贫贱的出身，武将会篡夺皇位，久而久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表现，如缺乏自信、极度敏感、易妄想等。
比如，官员徐一夔曾在贺表中出现“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为秃僧，“作则”是喻自己做贼，便大兴文字狱。为缓解焦虑，朱元璋还以整肃朝廷命官为乐，比如发明廷杖等刑罚，使得上至宰相，下至平民，没人能维持人的尊严，他却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
心理学对焦虑的定义是，对威胁性事件的一种高度忧虑不安的状态，可导致精神高度紧张。一般程度的焦虑者会产生痛苦、担心、嫉妒、报复等情绪，而且还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严重时往往非常激动、痛苦，报复心极强。对于朱元璋来说，他由贫僧一跃成为开国皇帝，本该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充满自信。但他急功近利，将自己遥比尧舜，希望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结果却在现实中遇挫，也没有自我反省，反而期望以严刑治乱世，到头来只能增加挫败感。朱元璋越老越自卑，他既不相信唐太宗 的布衣宰相班子会善始善终，也不相信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高枕无忧，生怕被朝廷要员架空。所以，臣子的成就越高，他的皇位焦虑就越强。
归根结底，朱元璋的焦虑根源是成就焦虑和皇位焦虑。在这两种焦虑的交互作用下，朱元璋长期生活在高度忧虑与紧张的亚健康状态下，性格日益偏执。他一生的焦虑构筑了一个个“心牢”，使他不断陷入庸人自扰的困境。朱元璋在临终前忏悔：“吾不及古人（指尧舜）。”这说明他意识到自己是“心牢”的牺牲者。朱元璋想做“仁君”但最终成为“暴君”，可以说是心理上的悲剧。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著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六百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六百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昏 京郊马场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专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的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精力，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他杀了很多人，做错了很多事，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个孤独的老人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挥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是的，一切又回来了：皇觉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规，光耀后代！他纵马驰奔，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王保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他背叛过，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敌人。此生足矣，足矣！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烈怒弦张！我雄武兮大明强！我雄武兮天下壮!他勒住马头，迎着落日的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河山投下最后的一瞥，仰天大笑：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清除权臣参见：胡惟庸案、蓝玉案明初，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朝，朱元璋进行了改革。首先是废除行省制。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 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在中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丞相制。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胡惟庸胡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威胁皇权。而且胡惟庸日益骄横，懈怠政事。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接着，朱元璋又杀掉蓝玉。1392年的一天，早朝快结束时，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当吏部尚书詹徽令蓝玉招出同党时，蓝玉大呼：“詹徽就是我的同党!”话音未落，武士们便把詹徽拿下，审判官们目瞪口呆，不再审了。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杀死，尔后，就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胡、蓝两案，前后共杀四万人。打击贪官参见：郭桓案、空印案、大诰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果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他的办法很特别：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当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大胆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朱元璋发现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边疆充军。三年后，又查出户部侍郎（相当今天的副部长）郭桓和各司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捏报侵欺手段贪污国库物资折合粮食达两千四百万石的犯罪事实。他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各省、府、县牵连人员无一幸免，一时几万贪官人头落地，受到不同处理的人就更多了。洪武二十五年，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十几万银两东窗事发，结果夫妻二人双双成了刀下鬼。洪武十六年，刑部尚书开济接受一死囚家贿银万两，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他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20口人全部自杀的悲剧。洪武十九年，刑部郎中、员外郎受贿虚报死亡并私放两死囚。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洪武十八年，工部许多官员借营建宫廷之机，采取虚报工匠工役人数天数多领工银，发放时克扣工匠银两私吞。朱元璋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就查处侍郎韩铎、李桢贪污受贿案，并且带出中央专门派去监督工部的工科给事中。[洪武十八年，兵部侍郎王志把征兵之机当作生财之道，接受逃避服兵役的世袭军户所送贿银达23万两。朱元明朝官服璋把他也送上断头台。洪武十九年，礼部侍郎章祥，伙同员外郎辛钦，竟然私自侵吞皇帝赏赐公主婚礼的银两，也被朱元璋拿了个正着。朱元璋为了监督各级官吏行为，专设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职位。然而这些监督部门也被腐败了。洪武十九年，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处理一宗案件。到达后他故意拖着案子不审，吃了原告吃被告，勒索两家许多钱物，还诱奸良家民女。后被朱元璋处死。朱元璋又查出六科有61个给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一一做了处理。[2][20]第三，朱元璋发明“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一天，朱元璋在翻阅一批处死贪官的卷宗时突发奇想：百姓痛恨的贪官一刀斩首太便宜了他们，何不采取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他还创造了“剥皮揎草”刑法，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处死贪官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触目惊心的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在斩杀他们时伤心的连连叹气。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第六：允许民间百姓上访。明朝还有一项较为独特的制度，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如果明朝官吏在征收税粮以及摊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既可以向上级官吏举报，也可以直接扭送。对于封建时代的百姓而言，完全打破了一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传统惯例。上访，在明朝，受到了朝廷的保护，不仅如此，对于应当接访而没有接访处理的上级官员，亦要依法论处。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以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未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未根除，晚年只能发出“如何贪官此锁，不足以为杀，早杀晚生”哀叹。集权统治参见：锦衣卫、巡检司明朝殿阁大学士朱元璋利用特务机构，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遍布朝野，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意地说：“果未朕。”著名儒士钱宰被征参编《孟子节文》，一日散朝回家，随口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日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便问钱宰：“昨天的诗不错，不过朕没有‘嫌’迟，改作‘忧’字，如何?”钱宰一听，吓得忙磕头请罪。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祥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在地方上，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 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某些野史记载，朱元璋出生贫寒，并且早年做过和尚，所以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但经过现代学者考证，此类记载多为不实。朱元璋从未忌讳谈及自己曾为和尚，《大明皇陵碑》及明太祖御笔诗文等都大谈朱元璋少年时做和尚的事迹。野史称朱元璋忌讳“光”“秃”“僧”“生”等字眼，缺乏一定的可信度。以上关于“文字狱”的记录，不见于《明史》《明实录》等较正式的史书。经王春瑜、陈学霖等历史学家考证，大多为不实记载：如上文提到的徐一夔，在野史中记载为朱元璋所杀。但是据《杭府志.职官表》和《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徐一夔直至建文二年仍然在世；徐一夔所写的《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其日期为建文元年。因此“朱元璋因文字而杀徐一夔（kuí）”为误。野史记载僧来复（见心）的《应制诗》中有诗句触怒朱元璋，被斩。然而考证《补续高僧传》《继灯录》，可得知僧来复是因为胡惟庸谋反时，与胡惟庸互通消息而被杀，告发者为僧智聪。（所谓触怒朱元璋的《应制诗》，其实收录于《皇明雅颂》，颇得赏识。）上文提到的文字狱使文官人人自危，不得不设计标准措辞，实情是户部尚书茹太素等人所写的奏折过于冗长，字数一万多，朱元璋为防止再次发生，设立了文体规矩。璋所设立的文体规范，有“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凶恶字样以外，无其他应避忌讳”的规则，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的名字为两个字，使用此二字中的任何一个字无需避讳，也无需避讳皇帝名字的同音字。勤政廉政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参见：
浅析《周易》的尚中思想 [内容摘要]：儒家向来崇尚中庸之道，而如其它众多儒家经典一样，《周易》中也有丰富的崇尚“中”的思想。本文从中爻位、中正和时中三方面进行阐述《周易》的尚中思想。 [关键词]： 中、位、刚柔、时 在《周易》里，尚中思想被置于最高位置，夬卦九五爻辞曰：“苋陆夬夬中行，无咎。”“中行”指九五爻居于上卦中位，行中道，所以无咎。所以“中”是《周易》的至上追求。劳思光说：“就‘中’观念讲，则是与‘变化’观念相配者。就各状态（无论是人生历程或宇宙历程）之相续而论，有变化观念出现。但分别就每一状态论，则每一状态中又皆有一个可供选择之“中”。与‘变化’观念比观，‘中’观念即含有‘变中不变’之义。盖无论各状态如何变易不息，每一状态中皆有‘中’在。此‘中’被视为得正，故为‘吉’。[①]《周易》对“中”的理解，与孔、孟、《中庸》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中”的本意不是折中，而是“无过无不及”之“中”，而这个是否过或不及的标准，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的理则，就是天道；而儒家向来讲求推天道以尽人事，所以遵循天道，尚中守中，便是人道。在《周易》里，无时无刻步体现尚中的思想。 得中则正的中爻 中爻，即处于中位的爻，中位的说法，首先是由《易传·彖传》提出来的，它在解释《易经》时，以爻象在全卦象中所处的地位来说明卦爻辞的意义，从而创立的当位、应位、中位等爻位说，并被《易传》中的《象传》、《系辞传》所采用。而中位，就是指六爻中的二、五两个爻位。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居于这两个位的爻象被称为中爻。 《彖传》认为，中则无不正，故中又称为中正、正中、中行、中道。中正，便是无过、无不及、无偏无邪的恰好的状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中爻往往都是吉的。而“中”又有“刚中”与“柔中”之分，凡阳爻居中位，表征“刚中”之德；阴爻居中位，则表征“柔中”之德。如巽卦《彖》曰：“刚巽乎中正而志行。”九二《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九五《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比卦《彖》曰：“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九五《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解卦《彖》曰：“其来复吉，乃得中也。” 正因为此，爻辞通例，二五两爻大多皆吉。即便是在凶卦之中，二五两爻依然较好。比如升卦《彖》曰：“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就是九二爻以刚中而应六五爻柔中，相应则相得，九二可以上升而亨通，这种有应可以亨通，正与应位原则相符。但是九二是阳爻居阴位，六五是阴爻却居于阳位，按当位原则，它们都不当位，应该是凶，然而它们居中，彼此相应，所以吉、亨通。所以，即使不当位，只要居于中位，也是无咎、吉的。再如《彖传》释噬嗑卦：“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柔得中”指六五爻。它以阴柔居阳位，不当位，而且与六二阴柔也无应，但它居于上卦的中位，所以有利于断狱。而蒙卦九二、六五爻以阳爻处阴位、阴爻处阳位分别居下、上体之中，虽不当位，但因其为刚柔得中之象，故其《彖》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再如睽卦其《彖》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而其九二刚爻居阴位，六五爻却是以阴爻居阳位，二爻皆失位，但皆得中，得中即不失道。王弼在此注：“处睽失位，将无所安……虽失其位，未失道也。”[②] 可见，在《周易》那里，“中德”要优于“正德”，也就是说如果一爻居中位，但不当位，亦没有大碍。同时，如果阴阳爻既当位又得中即处于中正之位，则更是《周易》所极力推崇的。在《易传》对《周易》古经的阐释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中正”一词。如乾卦九五爻以阳爻处中位且阳位，即中正之位；阳爻符示刚健之德，故其《文言传》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同人卦二五两爻柔刚得位得中，其《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需卦九五爻以刚爻居上卦的中位，得中且正，是最为尊贵的天子之位，所以其《彖》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由此看来，《周易》是主“中”的，但是，如果既能处中又能刚柔当位，自然是更加吉祥亨通。 刚柔并济的中正之道 天地万物皆有阴阳错杂构成，贲卦《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周易》中，阴阳以刚柔体现于人事之中，如邵雍称：“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③]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设六爻以效三才之动，故六画而成卦也。六位，爻所处之位也。二、四为阴，三、五为阳，故曰‘分阴分阳’；六爻升降，或柔或刚，故曰‘迭用柔刚’也。” 这即是说圣人作《周易》是顺合万物的性质和自然的变化规律的，确立天的道理为“阴”和“阳”两方面，确立地的道理有“柔”和“刚”，人的道理有“仁”和“义”。天地人统称“三才”，又各自包含着两个方面，即“三才两体”，是卦爻的基本元素,交错成八卦,八卦组合又成二十四卦。所以，仁义的德性在《周易》中就具体表现为刚和柔。就这一段，孔颖达正义注疏：“‘立人之道’至‘成章’。正义曰：天地既立，人生其间。立人之道，有二种之性，曰爱惠之仁；与断刮之义也。既备三才之道，而皆两之，作《易》本顺此道理，须六画成卦，故作《易》者，因而重之，使六画而成卦也。六画所处，有其六位，分二、四为阴位，三、五为阳位，迭用六、八之柔爻、七、九之刚爻而来居之，故作《易》者分布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注‘二四’至为‘阳者’。正义曰：‘二、四为阴，三、五为阳’者，王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之说也。”[④] 和阴阳一样，刚柔是一对矛盾，却是有具体内容而不是抽象的矛盾，它们对立统一不可分离。易学家认为，中爻是阴阳堆里两极相逢并相互作用的中界限，王弼在注乾卦彖词“保合大和”时说：“不和而刚暴”。[⑤]即是说，乾道阳刚则要急迫的变化，其结果必然发展到它的反面，使自身难以存在。再如妒卦，《彖》曰：“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九五《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此卦一柔五刚，九五刚中得位，孔颖达疏：“若刚遇中正之柔，男得幽贞之女，则天下人伦之化乃得大行也。”而同人卦二五爻分别柔居位，《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刚柔并济在《周易》中还集中体现为“交感”的观念，如果上下卦所代表的的对象和其实际位置相悖，就会出现互换转化，力求赢得顺承交感。泰卦《象》曰：“天地交、泰。”此卦上卦为坤下卦为乾，与天上地下的实际位置相悖，所以，上下卦在互逆中产生交感。刚由下而上，由顺而乘；柔由上而下，由乘而顺。再入豫卦《彖》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在刚和柔的互逆中，刚柔交感，从而达到顺达人情臻和天意。 “时中”的中节之道 在《周易》里，“中”并非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处于流变状态之中。于是这里就涉及到了《周易》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时”。在《周易》看来，每个人都是处于大宇宙生生不息之流转、社会人生无穷之变迁的背景之下，宇宙及社会的时、空、物三要素结合起来对人构成了“遇”的意义。既然宇宙万有都是一种“时”的存在，它们的变化都是在特定的“时”之下的，那么，作为万事万物最佳呈现状态的“中”亦是“时之中”。因此，对人而言，人们在当下所居之人文分位上,要想达到“中”，就必须秉持“时”的理念，做到如艮卦《彖传》所说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使自身刚健奋勉，既要契合于每一时点或时段，又能偕时不断向前推进，才能“其道光明”。所以乾卦九三爻《文言》有云：“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只有应时行其刚健奋勉的大有为精神，并随时通权达变，才能达到“中”的境界。 那么“时”又如何在《周易》中落实于人事？乾卦《彖》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而《说卦》曰：“易六位而成章。”由此可知，在《周易》里，可以把六十四卦看作宇宙间六十四种时间状态的表征，而每一卦中的六个爻，便看成是呈显该卦时间动态意义的六个相连续的单位，而周易中的每一卦都处于生生不息的变易之中。所以每一卦也都代表一个具体的情景，比如《屯》代表屯难之世，在这种时候，君子应该建功立业；《遁》象征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君子见此，应该远离小人等等，所以每一卦都有其时，也就是每一卦整体所体现出的具体情景。爻处于具体的卦中，其材质刚柔不同，所居的位不同，其吉凶悔吝也就不相同，所以卦吉，爻未必吉；卦凶，爻亦未必凶，但总的来说，顺时则吉，逆则凶。 前文已说，“中”并非掐去两端独取中间，而是变通趋时，随时而应随时而动。所以随卦《彖》曰：“随时之义大矣哉！”而《周易》对能够“时中”的理想的圣人人格亦有所阐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⑥]可见，“大人”作为理想人格的代言，唯其能够把握天道之恒常，因时而动，才可以时刻持守中正之道，才能彰显出其光明伟岸之中正人格。 而“时中”也是朱熹所一直强调的，在《语类·卷六十七》中记载了多段他对此问题的看法：“如‘君子而时中’，则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时不中，即‘正未必中’。盖‘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事有未恰好处，故未必‘中’也。”所以朱熹进而引申，“时中”不能光指形式上的“中”，更需要在实际的人事运用中，也能做到义理上的“恰到好处”、“斟酌得宜”、“无不当理”，他曾举例说明：“凡事先理会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会甚中？……‘中重于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为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饥渴饮食是正；若过些子，便非中节。中节处乃中也。责善，正也，父子之间则不中。”而朱熹所讲的中节，也并非是节制，而是维护事物相对的动态平衡和最优适度。 由此可以看出，尚中思想体现于《周易》的时、位之上，蕴含于经传系辞的方方面面中，揭示了事物最佳的存在和运动的方式，其内涵精蕴丰富，本文寥寥数千字难尽其义。〕，仅以有限的材料与所知，作浅微的分析。
6岁——沙洲静思画八卦 朱松向朱熹传授的不只《孝经》，还有《易经》。 朱熹寓居的郑氏馆舍前，有一条溪，叫青印溪，溪中有一沙洲。这个沙洲，是朱熹和小伙伴们童年游玩的乐土。 有一次，有人发现一群小孩子在沙洲上嬉闹玩耍，唯独朱熹一个人静坐在沙地上若有所思。走近一看，朱熹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八卦图，正对着八卦图冥思苦想。 朱熹沙洲画卦的故事，在福建建瓯也有流传。这是因为，不久后朱松携家在建瓯栖身，差不多年纪的朱熹，既然会在尤溪的沙洲上画卦，自然也会在建瓯的沙洲上画卦，两者并不矛盾。 在古代，《易经》号称“群经之首”，被看做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朱熹也曾感叹：“经书难读，此经尤为难读。” 朱熹在早年的时候，写过一本《周易本义》，其中的内容相对简略，那时候的朱熹对《易经》的解读还不算很深。 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谈到《周易》时说：“有些《易经》的注解，有的是不对的，不能看的，尤其宋朝朱熹注的《易经》，也许比我高明，可是他一辈子也没有读通，如参考他的，就完全走错了路。” 但是从后来的《朱子语类》，我们能够发现，朱熹在晚年时，对《易经》的解读程度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由此可见，朱熹对《易经》的研究是穷其一生的。 朱熹主张，读《易经》的最高境界，是超越《易经》一书寻求“画前之易”。也就是要追寻当年伏羲体会到大宇宙中交易、变易之深厚底蕴及其自然规律。朱熹的这一观点，最终推动宋代《易经》从占卦之学、卜筮之学回落为生命之学、实践之学。 7岁 ——半亩方塘二度 桃 朱熹寓居的郑氏馆舍，原本就是主人郑安道为文友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自然是按园林式建筑设计、建设的。 馆舍中有一池塘，为方形，面积半亩有余，塘中植有荷花，周边种有桃树。 童年朱熹在父亲朱松的督导下，自是勤学不辍。 一日，朱松给朱熹讲唐诗《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要求朱熹默写这首唐诗。 朱熹立即研墨、铺纸，不一会儿就写好，呈给朱松过目。朱松见朱熹书法略有长进，喜上眉稍。忽然他脸色一变，原来他发现朱熹将“桃”字写成了“挑”字。他对朱熹批评道：“心正则字正，心不正则字不正。” 朱熹拿眼偷瞟自己写的字，发现自己粗心犯下的错误，立即认错：“怪我粗心，罚我写一千个‘桃’字吧。” 就在那个时刻，忽然天气突变，雷声大作，风雨交加，将池塘边的桃花打落一地，朱松见此情景，有如块垒填胸，甚是不快。朱熹不受这不测风云的影响，一笔一划，专心致致写“桃”字。当他写完一千个“桃”字，已是手痛腰酸，脸布细汗。 说来奇怪，当朱熹写完一千个“桃”字时，天空又突然放晴，艳阳高照。朱松见儿子能不受狂风骤雨影响，在电闪雷鸣中不分心，写成的字个个端正有力，不免嘉奖儿子一番。 当朱松带儿子走出屋外，不禁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原本被暴风骤雨打落的桃花，此刻地上却不见残红，而枝头上的桃花，如同没有经受过风雨一样，含笑绽放。 这个“半亩方塘二度桃”的故事，颇富神话色彩，但在民间流传很广。学者钱文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三字经》的时候，就用这一故事，作为刻苦勤学的典范。
导语：《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致予无上的敬意。相反的，认为仅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近于巫祝的诬词，卑不足道，只是经过孔子传述《周易》以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甚之，近代以来，还有许多类似轻薄的讥刺。
无可否认的，《易经》原是上古卜筮的学术，但到了商、周之际，经过文王的整理和注述，把它由卜筮的范围，进入“天人之际”的学术领域，由此《周易》一书，便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自东周以来，再经过孔子的研究和传述，同时又散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如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和诸子百家，乃至唐、宋以后的儒、佛、道等诸家之学，不从《易经》探研，便有数典忘祖之概了。
《易经》与三易
通常我们提到《易经》，就很自然地知道是指《周易》这本书。因为中国文化，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以后，冠以《周易》一书，统称“六经”。经是天地的大准则，也是人生的大通道。称《周易》等书为六经，便是说明经过孔子所整理过的这六部书，它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天人之际”所有学问的大原理、大法则。
自秦、汉以后，研究易学的，对于《易经》一书命名的内涵问题，就有“三易”之说的异同出现了。
第一：属于秦、汉以后正统儒家学派的理论，根据《易纬·乾凿度》这本书的观念，认为“易”的内涵，包括三个意义：
(一)易。就是简易、平易的意思。因为天地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那样简朴而平易的。
(二)变易。认为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随时在交互变化之中，永无休止。但是这种变化的法则，却有其必然的准则可循，并非乱变。
(三)不易。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虽然随时随地都在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变化之中，但所变化者是其现象。而能变化的，却本自不易，至为简易。
第二：属于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者通用的观念，根据《周礼·大卜》篇对于三易的涵义，是指上古以来直到周代初期之间的《易经》学术思想，约分为三个系统：(一)《连山易》。(二)《归藏易》。(三)《周易》。
据说，伏羲时代的易学，是《连山易》。首先以“艮卦”开始，象徵“山之出云，连绵不绝”。
黄帝时代的易学，是《归藏易》。首先以“坤卦”开始，象徵“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意思是指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以大地为主。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
周代人文文化的开始，便以现在留传的《周易》为宝典，首先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入之际”的学问。
但东汉的大儒郑玄，认为夏代的易学是《连山》。殷代的易学是《归藏》。当然，周代的易学便是《周易》了。
又另有一说：认为上古的神农氏世系名“连山氏”，又名“列山氏”。所谓“连山”，便是“列山”的音别。黄帝的世系又名“归藏氏”。
因此两说，又有异同的问题存在其间，如果认为夏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连山易》。殷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归藏易》。到了周代，经过文王的整理，才构成为《周易》体系的易学。那么关于这两个分歧的意见，也就没有太大的出入了。
但以考据学者的观点来看《易纬·乾凿度》和《周礼·大卜》篇这两种文献资料，应该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历来考据学家们，认为《易纬·乾凿度》等书，纯出汉末或魏、晋人的伪作，假托是上古的传承。这种观念，并非完全无理，也的确值得研究、考虑。
可是两汉以后的学者，硬性舍弃《周礼·大卜》的观念而不采信，偏要采用更有问题的《易纬·乾凿度》之说，认为“简易、变易、不易”为天经地义的易学内涵，这便是后世以儒理说易的根据。那是不顾考据，只取所谓三易原理的内义，用之说明易学的大要而已。
此外，关于“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之说，在汉、魏以后道家的学术思想中，便又发生了两种观念。
(一)认为《连山》、《归藏》这两个系统的易学，早已失传。
(二)认为汉、魏以后的象、数易学，便是《连山》、《归藏》的遗留，颇为合理。而且《连山》、《归藏》易学的精义，确已成为秦、汉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的主干。如十二辟卦之说，便是以“归藏”的“坤”卦为主。卦气起“中孚”之说，便是以“民卦”的半象为用。
易名的定义
后世有人从《易经》内容所举例的动物，如龙啊!马啊!象啊!彖啊!鹿啊!等等着眼，并且采用《系辞传》所说，我们的老祖宗伏羲开始画卦时有“远取诸物”，的说明，认为原始的“易”字，便是取其象形飞鸟的观念。不过，此说并未引起重视。
到了近代，有人认为“易”便是蜥蜴的简化，蜥蜴这种生物，它的本身颜色随时随地变化多端，当它依附在某种物体时，它的颜色，便会变成与某种物体的色相相同。《易经》是说明天地间事物的必然变化之理，所以便取蜥蜴作象徵，犹如经书中的龙、象等一样。但总不能叫它是“蜴经”，因此便取名为“易”。主张此说的，以日本的学者中最为强调。这等于在第二次大战前，说“尧”是香炉、“舜”为蜡烛台、“禹”是爬虫，同样的都含有轻薄的恶意诬蔑，不值得有识者的一笑，不足道也。
那么《易经》的“易”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根据道家易学者的传统，经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所标出，认为易”字，便是上日下月“日月之谓易”的定义，最为合理。“的象形。《易经》学术思想的内涵，也便是说明这个天地之间，日月系统以内人生与事物变化的大法则。
并且从近世甲骨文的研究的确有象形上日下月的“易”字。因此更足以证明道家传统和魏伯阳之说“日月之谓易”的定义之准确性。目前《易经》的学术思想，在西方欧、美各国，逐渐大加流行，我们自己对国家民族祖先文化准确的定名和解释，绝对不能跟着人云亦云，含糊混淆，自损文化道统的尊严。
《易经》的作者
“易更三圣”。这是秦、汉以后的作者，对于上古形成易学传统者公认的定说。也是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易学者必须先得了解的问题。
秦、汉以后，儒家学者的共同认定，开始画八卦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演绎八卦的，当然是周文王。发扬易学精义的，便是孔子。因此说“易更三圣”就是指画卦者伏羲、演卦者文王、传述者孔子。事实上，文王演卦而作“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又祖述文王的思想而发扬扩充之，便著了《爻辞》，为什么三圣之中却不提到周公呢?据汉儒的解说，根据古代宗法的观念，父子相从，因此三圣之中便不另外提到周公了。关于这个问题，如此结案，是否公允而有理，还是很难认定。
开始画卦的，当然是伏羲，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经过文王演卦、周公祖述、孔子发扬以后，硬要赖掉周公在文化学术上的功劳，恐怕孔子梦对周公时，于心难安。同时，又轻易地溜掉“更三圣”的这个“更”字，也不应该。古文“更”字又有“曾经”的意思，所谓“易更三圣”者，是指易学经过三位圣人学者的整理，才得发扬光大。
由伏羲画八卦开始，到了商、周之际，再经过文王、周公、孔子三圣的研究和著述，才建立了《周易》学术思想的系统。因此可知“易更三圣”一语，严格地说，应该是对《周易》一书而言。如果说对所有的易学系统来说，硬拉下伏羲来凑合三圣，似乎有点牵强。连带这个问题而来的，便是“文王演易”和重复演绎为六十四卦的问题了。
伏羲画卦，这是古今公认的事实。由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却有四种说法：
(一)认为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排列的。
(二)有的认为六十四卦也是文王的演绎。
(三)认为由八卦重复排演成六十四卦的，是神农氏。
(四)认为重复演卦的人是夏禹。
主张第一说的，以王弼(辅嗣)等为最有力。主张第二说的是司马迁等。主张第三说的是郑玄等。主张第四说的是孙盛等。
要把这四种说法加以考据确定，实在不容易，而且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至于认定重复卦象的人是周文王，大概是从“文王演易”这个“演”字的观念来推定。其实，这个“演”字，不能硬说就是演绎六十四卦的涵义，只能说是对《周易》一书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周易》书中对卦爻辞的演义而言。这是无可否认的，都是文王的杰作。至于伏羲画出的卦象，它的原来次序程式究竟是如何排演的?为什么《连山》易的排列以“艮卦”为首，为什么《归藏》易的排列以“坤卦”为首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王辅嗣的主张，认为重复排演六十四卦者，仍是伏羲的创作，这是最为有理的。
“十翼”的作者及其他
研究易学，都须知道有汉儒郑玄所提出的“十翼”之说。“翼”，当然是羽翼的意思。《周易》一书的内容，有十种论著，都是辅翼易学、发扬而光大之主要著作。这便是：
(一)上经的彖辞。(二)下经的彖辞。(三)上经的象辞。(四)下经的象辞。(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八)说卦传。(九)序卦传。(十)杂卦传。
这是郑氏对于《周易》内容所作的分类范围，凡欲研究易学者，应当先加了解。
至于有关“十翼”的作者问题，大致说来，又有三种异同的见解。
一般的认定，“十翼”都出于孔子的手笔。这是传统的观念，完全从尊孔的意识出发。
其次，认为文王作《卦辞》，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象辞》也是周公的著作，并且根据《左传》中“韩宣子适鲁，见易象”说：“吾乃知周公之德”的话，更为有力的佐证。汉末的学者马融、陆绩等，都同意主张此说。
事实上，《象辞》与《彖辞》对卦象的论断，有许多地方，彼此互有出入，实在难以确认同是一人的观点。复次，除了《象辞》、《彖辞》以外，关于《系传》以及《序卦》、《说卦》等篇，不但它的文辞、思想，处处有先后异同的论调，严格说来，绝对不能认为都是孔子的手笔。其中有许多观念，可能都是孔子以后后人的著作。或者可以说是孔门弟子们的著作，统统归并于夫子的名下，那也是古代著述中常有的事。
易学的传承及其他
在中国文化的领域中，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之后，由他编著了六经，赞述《周易》以来，关于《周易》易学的传承，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范晔的《后汉书》中，都记载有孔子以下易学传承的系统。
但自唐、宋以后，我们所读的《周易》，关于“十翼”的排列程序，事实上，大多都是根据汉末王弼的排列的。他把“乾”“坤”两卦的文言，拿来放在本卦下面，同时把《系传》的中间次序，有些地方也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颠倒安排。等于我们现在读的《大学》一书，那是经过宋儒的安排，并非原本的《大学》的次序。现在对于研究《周易》来讲，这点应当注意及之。
自孔子至战国末期的易学：孔子授商瞿，商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其人是荀卿之子)，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此其一。
又：孔子殁，子夏也讲易学于河西，但受到孔门同学们的驳斥，认为他对于易学的修养不够，所以子夏以后的传承，并无太准确的资料。唯后世留传有《子夏易传》一书，真伪难辨，但确具有古代“易学”思想上的价值。此其二。
西汉的易学：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梁)丁宽、(齐)服生。四人皆著《易传》数篇，但后世已散佚。
其次：自(东武)王同子中一系，再传(菑川)杨何，字元敬。元敬传京房，房传梁丘贺，贺传子临，临传王骏。
丁宽一系，又再传田王孙，王孙传施?，?传张禹，禹传彭宣。
以上都是著名专长易学学者的传承。至于阴阳、纳甲、卦气等易学，自田何到丁宽之后，又另有一系。
主阴阳、卦气之说的，由王孙传孟喜。喜再传焦赣，字延寿，著有《易林》一书，迥然打破《周易》的蹊径。又另一京房，承传焦延寿的易学，著有《京房易传》一书，开启象数易学的阴阳“纳甲”之门。
东汉与后汉的易学：西汉的易学，到了东汉时期，其间的`传承似乎已经散失不备，因此象数之学与易理的分途，也便由此而形成了。后汉的易学，传承的系统更不分明。此时的著名易学大家，便有马融、郑玄、荀爽、刘表、虞翻、陆绩，以及魏末的王弼等人。
其中荀爽的易学，曾经有后人采集当时的九家易学合成一编的论述，故在后世研究易学中，经常有提到“九家易”或“荀九家”的名词，就是对此而言。
郑玄的易学，开始是学京房的象数，后来才舍离京学，专学费直之说，以孔子《易传》来解说易学。汉末的易学，大概都跟着荀爽、虞翻的脚跟而转，愈来愈加没落，因此才有青年才俊的王弼的起来别走一途，专从老、庄玄学的思想而说“易”了。最为遗憾的，后世的易学，大体上又一直跟着王辅嗣的脚跟在转，不能上穷碧落，下极黄泉，直探羲皇之室。
两派十宗及其他
由秦、汉以后直到现在，大致综合易学发展的系统，我过去曾胪列它为两派六宗。所谓两派：
(一)即是以象数为主的汉易，经唐、宋以后，其间贯通今古的大家，应当以宋代邵康节的易学为其翘楚。又别称为道家易学系统的，这便是道家易学的一派。
(二)宋儒崛起，间接受到王辅嗣等易注的影响，专主以儒理来说易的，这便是儒家易学的一派。
所谓六宗：
(一)占卜。(二)灾祥。(三)谶纬。(四)老庄。(五)儒理。(六)史事。
“占卜”、“灾祥”、“谶纬”等三宗易学，其实都是不脱象数的范围。以“老庄”来说易的，开始于魏、晋之初，由阮籍、王弼等开其先声。继之而起，便有北魏以后的道教，套用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的观念，彼此挹注，杂相运用“易”与“老庄”的道理。“儒理”说易，大盛于南北宋时期，如司马光的《潜虚》、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易传》，以至于朱熹的《易本义》等，大抵都属于这一范围。史事一系，也由宋儒开始，如杨万里的易学，便偏重于这一观点。
事实上，我以前所提出的六宗之说，还不能尽概两千馀年易学关连的内容。如果加上由象数易学的发展，包括术数的杂易等，应该可归纳为十宗，除了以上所说的六宗以外，另有四宗，便是：(七)医药。(八)丹道。(九)堪舆。(十)星相。
至于明末清初，佛教中的大师，如蕅益和尚所著的《周易禅解》、道盛和尚的《金刚大易衍义》等，都从唐末曹洞宗的爻象思想所开发，虽别有会心之处，但究竟不能列入易学的正宗。但上述四宗所涉及的易学，都以象数为主，比较偏向于固有的科学性质，素来不为寻章摘句、循行数墨的学者所能接受，因此在过去的学术专制时代中，便被打入江湖术士的方伎之流，无法有所增益与发明，颇为可惜。
事实上，《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发更大的光茫。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臼。例如焦延寿的《易林》、京房的《易传》、南宋以后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以及假托邵康节所著的《河洛理数》、明代术数家们所著的《太乙数统宗》等易书。虽然对于象数易学，别有心得，完全不采用《周易》的原意，大胆地创设卦爻辞例，但仍困于灾祥休咎的观念，只作人事吉凶的判断，并未扩充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的境界。
清代的儒者，研究易学的风气颇盛，如王船山、惠栋、江永、焦循等，都有专著，唯仍多依违于汉、宋儒易的范围，为清代的经学生色不少，如近人杭辛斋、尚秉和颇得象数的效用，亦自成家。
易学的精神
唐、宋以后的易学研究，应该说又建立了另一“三易”之说。这个新的“三易”观念，也是说明秦、汉以后以至现代的易学内涵之范围。换言之，唐、宋以后所谓易学的内涵，它大要包括有“理、象、数”的三个要点。如果用现代的观念来说：
“理”，便是类似于哲学思想的范围。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形上、形下的能变、所变，与不变之原理。“象”，是从现实世界万有现象中，寻求其变化的原则。“数”，是由现象界中形下的数理，演绎推详它的变化过程，由此而知人事与万物的前因后果。反之，也可由数理的归纳方法，了解形而上的原始之本能。
再来综合这三种内涵的意义，便可知“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总而言之，完整的易学，它必须要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并非属于纯粹的思想哲学，只凭心、意识的思维观念，便来类比推断一切事物的。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综罗易学“理、象、数”的内涵，无非教人知变与适变而已。知变是“理”智的结晶。适变是“象、数”的明辨。《礼记·经解》中，提到易学的宗旨，便说“絜静精微，易之教也。”所谓“絜静”的意义，是指易学的精神，是具有宗教哲学性的高度理智之修养。所谓“精微”的意义，是指易学“絜静”的内涵，同时具有科学性周密明辨的作用。但在明辨理性之间，倘使不从沉潜静定的涵养而进入易学的境界，稍一走向偏锋，便会流入歧途，自落魔障。故《经解》中，又说到易学的偏失，很可能会“使人也贼”。
从“理、象、数”的精华来看易学，由“乾”、“坤”两卦开台，错综重叠，旁通蔓衍，初从八卦而演变为六十四卦。循此再加演绎，层层推广，便多至无数，大至无穷，尽“精微”之至。
如果归纳卦爻内在的交互作用，便可了解六十四卦的内容，只有“乾、坤、剥、复、睽、家人、归妹、渐、姤、夬解、蹇、颐、大过、未济、既济”等十六卦象。在六十四卦的内在交互中，这十六卦象，每卦都出现四次。
再由此十六卦而求其内在交互的作用，便只有“乾、坤、既济、未济”四卦，每卦各出现四次。
复由此类推，就可了知在此天地之间，除了“乾、坤、坎、离”代表阴、阳的元本功能以外，凡宇宙以外的物理或人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它的吉凶观念价值的构成，唯有“既济、未济”两个对待的现象而已。
由此而精思入神，便可了解一画未分以前，阴、阳未动之初的至善真如之境界，可以完全体认大易“絜静精微”的精神，就能把握到自得其圜中的妙用了。
本书译事的经过
本书的完成，说来非常惭愧。远在三年前，有一天，程沧波先生对我说：商务印书馆要翻译《周易》为白话，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刘百闵先生担任。刘先生承诺以后，忽然作古，所以王云五先生与程先生谈起，想叫我来担任这个工作，我与百闵先生也认识，当时听了，便冲口而出承担了此事。在我的想法，如果没有别的打扰，每天翻译一卦，至多半年可以完成。谁知开始着手翻译时，才发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
一、译本的原文是《周易》，必须要尽量与原文原意不离谱。不可以随便说自己的易学见解，也不能独取某一家的易学见解为准。
二、上古的文字，一个字或两三个字便可代表一句话或几句话的语意。如果已经了解了古文的内涵，《周易》原文的本身，本来就是白话，用不着更加语译。现在既要用现代语来译出，既不能离经一字，又必须要加上解释字义、考证原意等工作。有时原文只用一个字，但我们需要用好多字来表达它，而且还不能作到尽善尽美。因此便要在“今译”以外，再加“今释”，才能了解。
三、历代学者对于“五经”的著述和研究，包括“四库”以后的著述，如《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书以外，要算有关《易经》的著述为最多，而且各家都别有会心，甚至互相矛盾的也不少。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这些资料而不顾，究竟如何取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当时的立意，是以汉易为原则，尽量避开宋易的解释。因为易学的内涵，虽然以“理、象、数”为主，如果真能懂得了注重“象、数”的汉易，其理自然便在其中了。“象外无词”，原是研究易学的笃论。
有了这些问题横梗在前，所以开始翻译乾坤两卦时，便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其馀每一个卦，原意计划用一个星期把它翻译出来，结果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在这一段时间，除了手边原有收藏有关《易经》的书籍以外，还得王新衡先生的帮助，送我一套文海出版社《国学集要》第十种中有关《易经》这一全部的书籍，盛意可感，至今还欠上这笔情债。
跟着，我的俗事和课务纷至沓来，实在无法闲坐小窗翻《周易》了，所以一拖再拖，翻到“观”卦时，便搁笔迟延，一直没有继续工作。中间曾经写信向王岫老商量，希望另请高明完成此事，结果岫老又坚持不便改约。
去年春天，徐芹庭来看我，谈到《易经》译稿的事，他看我忙的可怜，便愿意替我完成其事。我当时也想叫他试试看。因为芹庭刚进师大的那一年，便认识我。除了欣赏他诚朴的气质以外，还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善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是一个孝子，每个星期都要赶回苗栗乡下，赤脚耘田，帮助父母去种地。所以我就叫他先从《来注易经》入手，希望他对《易经》下番工夫，结果他的硕士论文照着这个目的来完成，博士论文则研究汉易。他目前偏重“来易”和汉易。从我研究“象、数”方面的朱文光博士，又远在国外，不能和他互相切磋。
半年以后，芹庭送来全部译稿，他从“噬嗑卦”以后，一气呵成的成绩。我看过以后，便对他说：“很可惜”你仍未脱离“来易”及汉易的范围。但是，有了这样的成就，的确很不容易。
这样一搁又是一年。到了年底，程沧波先生又催我交卷。我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再去信和岫老商量，希望能采用芹庭的译稿，而且由芹庭负起这本书的著作责任。结果得到岫老的勉强同意，但说必须注明是我和芹庭的合著。因此才有本书的问世。
但我仍以至诚，向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先生以及读者，致无限的歉意。才力和精力有限，未能达成想像中的任务，希望将来能够好好地完成一部《易经》的研究，贡献给大家以作补偿。这是否能成为“既济卦”或“未济卦”的祝词，便很难预料了。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凡是读书必须先要熟读，让里面的话都好像都出自我的嘴巴。进一步就仔细地思考，让它的意思好像都出自我的心里所想的，然后可以有所心得。至于那些对于文章意思有疑惑，大家的言论纷乱错杂，就也要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不要匆忙地在当中取舍。先把其中的一篇单独列为一说，顺着文章的思路去想，来验证它思路的通畅和阻塞，那么那些没有明显含义和道理的，不用等到和其他的学说相比较其中的道理，就已经屈服了。再用大家的言论互相诘问反驳，然后寻求它的道理的稳妥，来考证它的正确或错误，好像是对其实是错的，也将被公众承认的说法所否定而不能成立。一般情况下慢慢地停下来看，处理静止状态观察动态的，像加工坚硬的木头，先加工它的容易的地方而再加工它的关键之处；像解开缠乱在一起的绳子，地方有所不通就暂且放在那儿慢点去处理它。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 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出处】：中华诗词-南宋-朱熹这是一首有哲理性的小诗。人们在读书后，时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诗中就是以象征的手法，将这种内心感觉化作可以感触的具体行象加以描绘，让读者自己去领略其中的奥妙。所谓"源头活水"，当指从书中不断汲取新的知识。《观书有感》是南宋大学问家朱熹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名诗，抄录下来，与大家共同分析欣赏。希望对无心向学，不读书看报，只知玩玩乐乐的青年朋友，有所启迪勉励。原诗四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它实写的是明丽清新的一派田园风光，反复读上几遍，会觉得愈读愈爱读！你看，半亩的一块小水塘，在朱熹笔下是展开的一面镜子（一鉴开），起笔就恬静而幽雅得让人立时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第二句更引起读者遐想，这面“镜子”中映照着天上徘徊的云影，可想那清澈的水面那么静谧可爱了！作者在第三句提了个问题，这水为什么如此清澈呢？他高兴地自问答道，因为源头总有活水补充，一直不停地流下来。这幅美丽的自然风光图卷，已经令人读后清新明快了，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一看题目，是观书的感想，顿时这美的意境升华，与读书融合了。原来，大学者朱熹在赞美读书有所领悟，心灵中感知的畅快、清澈、活泼，以水塘和云影的映照畅叙出来了。他的心灵为何这样澄明呢？因为总有像活水一样的书中新知，在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啊！大才子朱熹的一首小诗，给我们诸多启示，多读一点好书，会让自己思想永远活泼，才思不绝，情操高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