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一生正当明清交替之际,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频,使得他个人的际遇也十分坎坷。一生可分三个时期。早期从青年时代到三十三岁,由于仰仗祖上的余荫,尚能过著“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的富贵文人的生活。中期自甲申从北京逃返南都,又经浙江,福建到两广,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二岁,艰苦的十几年流亡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晚年从顺治九年(1652年)北归,到康熙十年(1671年)六十一岁时,病殁于赣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滩。这时期潜心学术,写出了大量理论著作。在对现实失望后,放弃了少年时的经世抱负,出家后,虽然看似逍遥法外,但仍不忘救世,讲学宏道,交朋纳友。
早期 从青年时代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 方以智青年时代活动地点主要是南京和桐城,也间或经过江浙各地,最后去北京。 桐城泽社的活动。当崇祯初年,方以智在他父亲所建的城郊泽园中,成立“泽社”。社中有方的堂叔方文(字尔止),妹夫孙临(字克咸),以及钱秉镫(又名澄之),周岐(字农父)等人。方或赋诗作文,或读 经、史,又关心“万物之理”,随时札记,积累了丰富知识,奠定了学术基础。方的两位业师,一是白瑜(字瑕仲),一是江西金溪人王宣(字化卿,号虚舟)。当时王已七十余岁,所著《物理学》对方以智以后写作《物理小识》多有启发。泽社中一群有朝气的青少年,往往慷慨酣歌,论天下大事。方自述说。“处泽园,好悲歌……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孙武公集序》)这个团体与当时东南一带的会社一样,不仅研究文学,也带上政治色彩。 那时,桐城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党,崇祯初即被列入“逆案”名单。方的同学钱澄之曾加入阮大铖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的江社,经方以智劝阻后,又退出江社。《钱田间年谱》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条下记载了这件事:“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即钱澄之)言曰:吴下事与朝局相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吴下事”指张溥,张采成立复社的事。“辨气类”就是要分清东林、复社与阉党的界限。这样一来,钱澄之转而参加泽社的文课,凡江社的会期都辞谢不赴。而作为“乡先辈”的阮大铖开始对方产生仇隙。南都的《留都防乱公揭》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结交天下名士有黄宗羲、吴应箕、陈贞慧、冒襄、侯方域、顾杲、沈昆铜、陈梁等人。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他们大会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魏学濂等于桃叶渡。方以智和陈梁曾写长诗纪事,为东林党扬声吐气。这时阮大铖寄居南京,谈兵说剑,联络各方,希图再起。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驱逐阮大铖的宣言《留都防乱公揭》。公揭以东林创始人顾宪 成之孙顾杲以及黄宗羲为首署名,总计一百四十人。阮大铖在千夫所指之下,隐藏到城外牛首山,不敢进城。尽管方以智这年春天回桐城,秋后重来南京应试,未曾在揭贴上署名。而阮大铖联系江社往事,仍认为公揭出于方以智主谋,因此怨毒更深。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弘光在南京即位,阮大铖夤缘通过关系成为兵部尚书,对大批东林后人以及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入北京,方以智被起义军郭营所得,不久乘机逃到南京。这时阮大铖当权,修复旧怨,借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后没有“殉节”,而把方列入“从逆六等”中的第五等,处理方法是“宜徒拟赎”。方以智在南都不能久留,由陈子龙介绍,经过浙江,福建辗转到达广州避难,结束了早年时代生活。这一时期中,由于方以智对经、史、百家知识基础坚实,“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桐城耆旧传》卷六)。崇祯十四、十六年已分别开始写作《通雅》与《物理小识》。 方以智早年没有更多的研究哲学,而主要是写作诗、词和政治论文。他主张“公”和“明”。《通雅》卷首中说:“治在君、相,人在师教,学在实讲,公、明而已。”《中涓议》中又引证了朱熹的“惟公惟明,相道毕矣”。他认为“公”就是没有偏见,“明”就是“能好能恶”。这与一百年后戴震所强调的“去私”与“去蔽”的政治主张有相通之处。
中期 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清顺治九年(1652年)在广州期间 方以智改名吴石公,后被南海令姚奇胤(字有仆)所发现。姚是方的故人和庚辰(公元1640年)考试的同年,他请方为其儿子姚端的老师。在南海令官署,方以智重新整理《通雅》旧稿。又曾写《锦缠玉》剧本,亲教伶人排唱。这时他写作的诗集取名为《瞻旻》。方到粤不久,其夫人潘氏携第三子方中履经福建来广州团聚。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监国,任方以智为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由于党派斗争,太监专权,他看到事无可为,坚决退隐在湖南广西交界的苗峒中。永历多次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十次上疏辞退。这些辞疏尚都保存,可以看出他当日对时局的观感。他的诗句“西南更望层云黑,谁把新亭泪眼看”!说明了他对永历朝廷的失望。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兵入广西桂林,瞿式耜与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共同守城殉难。方以智去昭平仙回山“披缁为僧”。方中履随方以智入山“父析子荷,父汲子炊”,过著饥寒交迫的生活,终于被清兵搜出。清帅马蛟驎反复逼降无效,最后听任方为僧。方以智于是去梧州,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两年。至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八月,偕同施闰章(宣城人,号愚山)至庐山,同年年底回桐城省亲。他的哲学著作《东西均》的开章即写于到达庐山之时。这一阶段是方以智一生的转折点,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红灯绿酒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桐城耆旧传》的作者马其昶论方以智说。“躬豪杰之才,遭逢季运,以占毕称,岂其志哉。”就在这一阶段,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于是全部精力转入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活中。在流离中缺乏图书资料,他自己说“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亦有命”(见《通雅》卷三附记)。然而在这一时期终于写成《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书。
方以智酷爱自然科学知识,自幼塾中诵读之余,即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物理小识》卷五)明清之季,西学东渐,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他终于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方以智学识渊博,《清史稿》本传说:“以智生有异秉,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他在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例如,在学术分类问题上,他把学术分为三类,说:
“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
在这三种学术中,他讲得比较多的是通几与质测。他说: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物理小识·自序》)
可见,所谓通几,是对事物发生根本原因的探讨,而质测则要求脚踏实地考察事物变化原因,按特性予以整理分类,总结验证已知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变化。显然,通几与质测是从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着眼对学术活动所做的分类。在中国,这种分类是方以智的独创。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方以智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并非盲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消化。例如他对于西方地圆说,就是首先考察了地圆说赖以成立的观测证据,然后才加以接受的。对于传教士的错误说法,他则予以批驳。例如传教士曾说,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多倍,而太阳距地球只有1600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计算(定地球圆周长约9万里),太阳的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三分之一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运用自己的“光肥影瘦”理论,对这一问题做了解释,指出人目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发光体要大,因此按几何方法进行的测量并不准确。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历象考成》的作者所接受。
在物理学方面,方以智更有诸多创见。他从气一元论自然观出发,提出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认为: “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物理小识》卷一)
显然,方以智认为,光的产生是由于气受到激发的缘故。由于气弥漫分布于所有空间,彼此间无任何空隙,被激发的气必然要与周围静止的气发生相互作用,“摩荡嘘吸”,将激发传递出去,这就形成了光的传播。由此,方以智所描述的是一种朴素的光波动学说。为了与近代光的电磁波动说相区别,可以称之为气光波动说。
从气光波动说的角度出发,方以智进一步提出了光不走直线的主张,他把它叫做光肥影瘦,认为光在传播过程中,总要向几何光学的阴影范围内侵入,使有光区扩大,阴影区缩小。他并且指出,由于光肥影瘦现象的存在,使得基于光线直进性质进行的测量得到的结果都不准确。他说:
“物为形碍,其影易尽,声与光常溢于物之数,声不可见矣,光可见,测而测不准矣。”(《物理小识》卷一)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做了小孔成像实验,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常见光学现象。所有这些,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都是很新鲜的。
另外,他对于光的反射和折射,对于声音的发生、传播、反射、隔音效应,对于色散,对于炼焦、比重、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记述,都是领先于同时代人的。
在生物医学方面,方以智也有诸多值得一提之处。他在其《物理小识》一书中,记述有大量动植物的生态学内容和栽培、管理等知识。他引述了传教士“脑主思维”之说,介绍了他们关于人体骨骼、肌肉等方面的知识,认为中西之学各有所长,尝言西医“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故引用汤若望之《主制群征》中西医之解剖学,介绍于国人,但剔除了传教士所说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之类的内容。他自己对于传统医学也素有研究,撰有多种医学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传世不多,我们难以窥其全貌。方以智可视为我国早期汇通思想医家之一,于我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
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计有一百余种。其中最为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识》,前者是综合性的名辞汇编书,后者是一部笔记,他的科学见解主要集中在这部书中。他的后期代表作是《药地炮庄》和《东西均》,均为哲学著作,书中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哲学命题。他的著作中另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浮山文集》、《博依集》、《易余》、《一贯问答》、《切韵源流》、《流寓草》、《周易图象几表》、《性故》、《学易纲宗》、《诸子燔痏》、《四韵定本》、《内经经络》、《医学会通》等。现存共二十余种。
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凤仪里(今桐城市区)人,出身士大夫家庭。方氏是桐城地区这一时期主要的世族。曾祖父方学渐,精通医学、理学,并且能学习诸子百家,融会贯通,自成体系 ,除记录赴东林讲学的《东游记》外,著有《易蠡》、《性善绎》、《桐夷》、《迩训》、《桐川语》等。祖父方大镇在万历年间,曾任大理寺左少卿,著有《易意》、《诗意》、《礼说》、《永思录》、《幽忠录》等数百卷。因方学渐曾受学于泰州学派的耿定理,《明儒学案》把他列入《泰州学案》。外祖父吴应宾,精通释儒,著有《学易全集》、《学庸释论》、《宗一圣论》、《三一斋稿》等。父亲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朝官至湖广巡抚,通医学、地理、军事,并且较早地接触西学,主张研习经世致用的知识,著有《周易时论》、《全边略记》、《尚书世论》等有《全边略记》等著作,《明史》有传。《周易时论》被《四库提要》列入存目。这书对方以智影响很大,方一生中经常提到它。
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他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姑姑方维仪是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维仪颇有才气,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曾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河北、京师等地,见名山大川,历京华胜地,阅西洋之书,颇长见识。除了家学,他所授业的老师亦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白瑜,长于词赋经史,崇尚实学。王宣则专攻名物训诂和《河》、《洛》之学,治学严谨,是当时治《春秋》的大家。傅海峰则是当时的名医。另外,家中还有藏书丰富,被誉为“两间皆字海,一尽始羲皇”的稽古堂。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年时代的方以智受到了浓厚学术氛围的薰陶。由于其祖辈都直接或间接同东林党有关系。他从小也养成了关心时世的习惯。十四岁时,曾徒步到数百里外的考场参加会试,以此来磨炼意志。
成年后,方以智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四处交游,结识学友。在他的学友中有西洋传教士毕方济与汤若望,并阅西洋之书,从他们那里,方以智学习了解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从而更加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学识。他认为:“今天下脊脊多事,海内之人不可不识,四方之势不可不识,山川谣俗,纷乱变故,亦不可不详也。”他曾作诗曰:“繁霜如雪孤南征,莫道能无故国情。斥抱揄方始大笑,牵牛负轭总虚名。凌云久动江湖气,杖剑时成风雨声。海内只今信寥落,龙眠山下有狂生。”表达了自己非凡的政治抱负。为谏议皇帝选贤用能,革除弊端,实行某些改革,曾写了《拟求贤诏》、《拟上求治疏》、《拟上求读书见人疏》等,决心以襄扶明朝中兴为己任。他曾在《书鹿十一传后》中表示要“挹东海之泽、洗天下之垢”。曾与张溥、陈子龙、吴伟业、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人称“四公子”,以文章誉望动天下。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怀血疏讼冤,方孔炤这才得释。一时传为佳话。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十岁的方以智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有人向崇祯皇帝推荐方以智,崇祯召对德政殿,方以智“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后在京任工部观政、翰林院检讨、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讲官。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两髁骨见”(《明史稿·方以智传》),但他始终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大难不死。当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传入江南时,友人皆把他比拟为文天祥。
方以智辗转奔向南京投奔南明弘光政权,仇敌阮大铖把持南明弘光朝政,不断受到排挤、迫害,于是不得不改名吴石公,流寓岭南、两广一带以卖药为生。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应,取名“三萍”,浪迹于珠江山水间。 顺治三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由于父执瞿式耗的引荐,方以智参与了拥立永历政权的活动,任左中允,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方以智很快便发觉桂王政权朝不保夕,名不符实,内则门户纷争,奸人当道,外则与广州绍武政权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桂王更是胆小如鼠,稍稍闻风鹤即奔走靡常,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后被太监王坤诬劾免职,不得不遁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湘、桂、粤西一带,过著“曲肱茅屋鸡同宿,举火荒村鬼作邻”的生活。
忆秦娥·花似雪
独往
清代方以智
三叠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