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研究论文

二、调研基本的方法文无定法。调研工作没有固定的模式，但以下基本的方法还是应该坚持的。1、厚积薄发。调研的难点在思想而不在文字，要写好调研文章，绝不是一天两天能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有些人面对一个调研题目苦思冥想，就是不知道写啥，原因是“肚里无货”，没有思想、没有观点，只有直观的感受，缺乏理性的认识，头脑中混沌一片，自然不知道写什么。文学作品是进行艺术的加工，要求精骛八极、神游万里，理论调研虽然是讲道理，要求集中论述，但同样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不断积淀自己的文化素养。要想做“专家”应该首先是个“杂家”，单纯地会背诵或掌握一些法条是写不好调研文章的。要事事关心，积累各方面的知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全面学习法学基础理论，与检察业务紧密相关的法理知识深入掌握，共性方面的、基础性的法学理论也要学习。既要掌握当今的，也在了解古代的，既要掌握中国的，还有适当涉足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法学理论。(2)、要掌握一定的法学思想，尤其是法哲学知识，这是实务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的重要桥梁和必经台阶。法哲学是对基础问题深入思考后的结论，于调研极有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系列中，许多论著很值一读，如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3)、要学习一些逻辑学、社会学、系统论、信息论等一些科学知识。(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调研人员必须学习国家的大政方针，学习党的一些重要文件，清楚基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强烈的政治意识。实践中我们一些干警写调研，法条很熟，再难的案子也知道怎么办，但调研文章就是写不出来个一二三来，不知道说什么话写什么东西。原因是自己知识面太窄、知识结构太单，无法做到高境界的融会贯通、旁征博引，甚至把一个简单的道理讲清楚也显得捉襟见肘、困难重重。积淀一个全面的、厚实的文化底子，并不是每篇文章都能必然地用上，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如农人种田，只有肥沃的土地上才能长出好收成，贫瘠、板结的干土梁，无法结出累累硕果。教育上有一句行话：“要给学生一碗水老师首先要有一桶水。”此例亦可适用于调研工作：“要写出1000字的好稿子，至少要有一万字、十万字、甚至百万字的知识积淀。”此之谓厚积而薄发也。2、调查研究。调研从字面上讲就是调查研究，其实这四个字也应该成为调研工作最基本的方法。如前所述，检察机关从事的理论研究准确地讲应该是检察应用研究，反映检察情况，分析检察工作，解决检察问题。故我们的调研，必须真实地、实事求是地就检察实务工作开展研讨。怎样进行实务研究呢？必须牢牢地扎根于现实基础之上，用事实来说话。完成一个调研课题，不要坐在办公室凭空想象，这种想当然的调研方法，内容流入空洞，认识、分析很难有深度，工作对策也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时即使能自圆其说，但说服力是不会很强的。写任何一篇成功的调研文章，必须进行认真的实践准备，就课题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深入到工作一线，了解具体、真实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议论。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质量问题，到底高与不高不能坐在办公室凭空想象，实事求是地到办案部门去调查了解一番，调查一下近几年来本院共立了多少这样的案件，撤了几件，捕了几件，诉了几件，判了几件，有罪判决几件，无罪几件，实体刑几件，缓刑几件，实体刑中三年以上几件，三年以下几件等，只有全面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有感而发，写出来的东西才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再如有些文章谈检察机关经费保障问题，是多是少都不应妄下结论，而是深入实际调查一下，全院总经费是多少，人头经费多少，办公经费多少，用于办案的多少，缺口有多少等都掌握了，写出来的东西有事实基础，才能令人信服。为此，提倡两种比较重要的调研方法。一是采访式调研。调研人员如果情况不清楚，就主动地到业务部门去，找办案干警座谈、询问，了解情况，记者通过采访才能写出好稿子，采访得越深、越细，稿件质量才可能越高。写调研文章虽不一定背个话筒，但如果涉及到具体情况或具体情况不清时，就有必要躬身采访一回，把具体情况必须摸清楚。前面讲调研人员的脸皮要厚一些，也包含了这层意思。二是用数字写调研。在所有的论证方式里面，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其他的评述，语言再雄辩也是认识性的、主观性的，读者可接受也可拒绝，而只有数字是最客观的，确凿无疑的数字一摆，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经常见到一些质量较高的调研文章，列举出了许多确凿无疑的数字，言之凿凿，非常有说服力。有些好的文章从头到尾用一组组确凿的数字来论证，如北大教授、著名国情咨讯专家胡鞍钢的文章，数字感就非常强。反观我们的调研文章，数字论证做得很不够，文章从头到尾讲了一大串空头道理，但就是缺乏一些真实的具体的数字情况。本来可以用数字说明的，经常用一些“有些”、“部分”、“少数”、“近半数”、“大约”等模糊语言代过，看不到具体情况。这种现象，一种原因是工作懒惰不愿下功夫去了解掌握具体的数字情况，写到相关情况就是用一些模糊的词语一笔代过；另一种情况是缺乏这一方面的意识，没有“数字感”，这种有力的论证武器有意无意地放弃或忘掉了。我们迎来了一个数字化的信息时代，生活在一个数字社会里，每个人几乎都变成了一个数据库。希望大家在检察调研的写作方面，增强数字意识，用数字来写调研。当然，用数字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观点，数字要为观点服务，要变为论据，不能简单地堆砌在那里。3、联合搞调研。调研不能单兵作战，更不能孤军奋战。尤其是写一篇成功的调研文章，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运用集体的智慧来完成。毕竟，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即使在专职调研岗位上工作，视野也总是有限的，要突破这些局限，使调研工作从这些狭隘的思路和视角中走出来，必须整合力量，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发挥检察机关不同岗位、不同人群的资源优势，不断提升调研的整体效能。一是与业务部门联合搞调研。就某一调研课题，调研人员与相关业务部门相互联系、沟通，业务部门就相关问题的工作情况提供真实的信息资料，包括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希望采取的对策等，发挥其在实践方面的优势。调研人员则充分发挥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优势，着力进行理论上的纵深分析和全面拓展，两种优势互相结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有助于理论和实践充分地结合。提高调研文章的针对性和说服力。这种联合可以共同署名，也可以课题组名义刊发，版权共享，皆大欢喜，而乐而不为。二是调研人员之间相互联合。人的认识总是有差异性的，对同一问题总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同一层面的调研人员，对某一课题也总会从不同的视角去洞察、分析、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故调研人员应该改变各自为战、封闭割裂的工作状态，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以进行智慧的共享。就同一调研课题，同一个院、或不同院的数名调研骨干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研究和文稿撰写，通过联合，发挥众人所长，避免重复研究，调研人员互相之间也是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受益极多。开展这种调研，课题制是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就某一重要的问题，抽选数名调研人员组成课题组，由一人任组长，统筹规划，各成员分别负责一个问题或一个研究侧面，最后形成一份全面、有深度的调研文章。近年来，高检院不断注重检察理论研究的课题化，每年给各地分配调研课题，省院也给各地市分配有年度调研课题，课题化研究是检察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也是调研工作出成果的有益途径。4、调研→转化→再调研。调研的目的是什么？不管直接目的有多少，其根本目的总是要为检察业务服务的。这种服务，必须要以调研成果的转化来体现。也即调研中提出的思路、对策实践工作要积极借鉴、运用，调研中分析到的问题和不足，实践中力争不再重犯，使调研真正为办案工作起到指导、服务作用。实践中，我们的调研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不少同志的调研停泊在自己写、自己读、自己收藏的“自闭”层次。即自己关在房间写，读者是自己，最后即使发表了，也是剪辑下来自己收藏，对业务工作几乎起不到什么指导作用。这种工作模式，影响了调研人员的工作热情，也不利于质量的提高。调研要充分发挥对业务工作的指导作用，必须形成动态的、螺旋上升的工作态势，就调研工作来讲，应该形成一个动态发展的工作过程，即：调研→转化→再调研这种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调研，积极地分析、研究工作问题，撰写调研材料；二是转化，一项调研成果(具体讲就是一篇调研文章)出来后，积极地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促其转化；三是再调研，经过转化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不足或漏洞，在此基础上再完善、再补充，写出更深入、针对性更强的调研文章。这三个过程，不是横向、平面的重复，而是纵向、深入地提高，真正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哲学观点，是一种科学的调研方法。倡导“调研→转化→再调研”的调研方法，是因为调研只有考虑到转化问题，才能提高其针对性，发挥其本身的价值，因为有用才受人关注。只有在转化中再调研，才能发现深层次的问题，才能提出更科学更实用的真知灼见，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有深度，才会受到实践的欢迎，如果每一个论题都按这样的过程做，都能下这样的功夫，一定能写出有质量、有份量的调研文章。5、大众化调研。调研工作的发展，首先要有量的积累，只有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有质的飞跃，要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践中，许多干警喜欢办案也会办案，但就是怕动笔，怕写文章。即使写些东西，通讯宣传类的写得多，而调研类的写得很少，调研工作常常推给文字综合人员当作任务来完成。改变这种倾向，调研工作必须走大众化的路子。所谓大众化调研，就是调研要成为各部门共同完成、广大干警广泛参与的共性职能工作，而不是一两个文字综合人员的固定差事。要实现调研的大众化，必须改变调研工作曲高和寡的窘况，不能让人觉得是阳春白雪，因畏难而不敢参与。目前对绝大多数的检察干警来说，从事调研文章写作的思想认识、逻辑思维、语言文字等基本能力是过关的，缺的只是工作的热情和勇气。走大众化调研的路子，一是院里在工作部署上，将这项工作作为一项共性职能，成为每个部门都应承担的责任。二是要组织动员越来越多的干警参与这项工作，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点旺人气。三是每一个干警克服畏难情绪，大胆地尝试、参与这项工作。每个人都能写好调研，首先要敢写，爱拼才会赢，只有写出数量，才能提高质量。近年来我市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涌现出了一支稳定的、不断壮大的调研骨干队伍，但实事求是地讲，参与率还不是非常高，有些院还只是三、五个人在搞调研，有些调研骨干也只是列入了名单，写文章很少或不写文章，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工作。有个别院只注重个别骨干人员的培养，不注重面上工作，一旦人事变动就产生断层，恢复过来要一定时间，最后实质上对工作造成损失。6、广泛涉猎资料。信息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趋势。理论调研作为前瞻性的工作，必须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优势，适应信息社会的各种特征，通过信息的广泛运用提升调研工作质量。(1)、广泛运用资料。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便捷、丰富的信息载体，如网络、报纸、杂志、广播等。检察信息的传播也日益丰富、便捷。尤其是基层调研工作，前几年只能看到非常有限的一两种刊物，现在媒介形式非常丰富，鼠标一点各种信息资料尽收眼底，又新鲜又全面，为调研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物质条件。理论工作具有鲜明的前瞻性和独到性，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为此，要求作者必须广泛地涉猎资料，只有广泛地占有资料，思考才能有深度。只有全面地把握情况，才能知道对某一问题理论界有没有研究？已经提出了哪些观点？还有没有新的问题和思路？有时自己不去把握或把握不全面，辛辛苦苦撰写出一篇调研文章，结果一看这个问题刊物早已登过了，白白做了许多无用功。同时，基层调研有很多局限性，我们接触的案件就那么几类，遇到的问题比较有限，因而如果单纯凭经验或工作实践搞调研，我们的视角将是比较狭窄的，和高层的、专业性的理论研究人员相比，我们只是井底之蛙。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广泛地涉猎各方面资料，读名家大家的新作，掌握理论发展的前沿动态，通过资料的补充，来弥补实践性的狭隘和理论上的先天不足。这一点和我们倡导的实务性研究不矛盾，只有广泛吸纳理论观点提高理论素养，研究实践问题才能得心应手，也才能写出深度文章，论文才具有科学性、可行性。2004年我市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人权保护研讨会交流一篇论文，全文只有4000字，但写作过程中，查阅的各种资料不下二十万字，作的资料摘录就有近两万字，仅查阅相关资料就用去了两个多星期时间。(2)、科学运用资料。对资料既要有使用的意识，也要有合理的方法。实践中，不少同志撰写调研文章下了很大功夫，查阅了很多的有关资料，但是写出来的调研文章并不成功，原因是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偏差。一是忽略了原创性。前文一再强调，搞理论研究一定要注重原创性。不管论述的是什么问题，一定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要有个性特征，而不是别人的观点整理或重复。但是在调研报送中，经常发现一些调研稿件查阅了很多资料最后变成了罗列了很多资料，只是把理论界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论述摘抄整理到一块，既没有分析比较，也没有更深层次的拓进，变成别人观点的简单罗列，看不到属于自己的东西。二是不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理论成果都凝聚着他人的心血，我们在坦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给予足够的尊重。现在各学术刊物要求越来越严，要求引用别人的观点一定要注明原创者和出处，一些学术性很强的刊物编稿时，看到论文引用别人观点但不注明出处，就视为形式不规范直接不进入编辑的视野。实践中，基层干警报送的论文大多不引用专业资料，有些即使引用也不规范，用一些笼统的话如“有专家认为……”、“有人提出……”、“有观点认为……”等，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地讲清楚，是谁的观点，在哪篇文章或哪本著作中，哪个版本，哪个出版社，哪一页等，不管用夹注、脚注还是尾注，一定列举清楚。（近年来许多理论刊物一般要求用尾注。）这样做，既体现了对别人的尊重，也使得内容很严谨，增强了文章的证明力。7、反复修改。文章是改出来的，必须反复锤炼，反复修改。有些感情渲泄性的文学作品还可一气呵成，理论性很强的调研文章，必须不断思考、不断修改，要字斟句酌，反复锤炼，非是觉得成熟就不要脱手，千万不能把粗制滥糙的东西投出去，这既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也体现了一种严谨、细致的文风。修改，既注重大的思想、观点以及论证过程的修改，使思想、观点严谨、科学，不容差错；同时，要注重字句的修改，再好的观点，字句上不注重修饰、表达，也可能使你的论证大打折扣。编辑最反感错别字，不只是增加了编辑的工作量，关键是反映了作者草率、应付的工作态度。有不少文章观点本来不错，但是因为错别字太多，编辑只好舍弃。修改的方法可以灵活一些，不一定靠自己集中修改。“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自己写得再精彩的文章，也必有疏漏，自己看不出来，因为思维已经形成定势，看得越多定势越强，很难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这时候，不妨请别人来看，不必羞怯和遮掩，不管是比你水平高的还是稍逊一些的，相信都能给你提出有益的意见或建议。如果领导有空，不妨请领导来把把关，不要想着领导们日理万机不一定有精力研究文章的写作技巧，任何情况下，领导总有他的超人之处，总是站得比我们高，领导的修改或指点，也会使我们的文章增色不少。第二种方法是“冷处理”。一篇文章，如果集中思考的时间太长，也会形成思维定势，每看一遍都将顺着过去的思路走下去，很难发现新的问题。这时候，就不要集中重复，而应采取“冷处理”办法，先放下做些其他的事，把思想转移开这个问题，想想其他的事，过两三天后，再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时重新阅读、思考，便会有新的认识。第三种是对比修改。实践中有些同志费尽心思写稿，梦寐以求发稿，一旦稿子被刊用，就陶醉在个人的名字中，认为万事大吉，什么也不再去想了。这种认识，不但偏离了调研的根本宗旨，也放弃了非常有益的学习机会。任何刊物，编辑的水平总会比作者高，尤其是层次越高，编辑水平就会越高。基于这种因素，强烈建议各位作者，稿件一旦刊登后，一定不能束之高搁，认为万事吉祥。非常必要的做法是把自己的原稿找出来，与刊登稿逐字逐句逐标点地对比，看一看编辑都改了哪些地方，是怎样改的。如果你细细地对比一下，一定会叹服编辑就是改得高明，这种修改，每个句子，每个字词，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有其高明之处，对它们的对比和思考，将会给你带来极为有益的营养。如我市某作者投送了一篇稿子，《检察日报》作修改后予以刊登，原稿和刊登稿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许多“神来之笔”，细细揣摩，你会深为叹服。原稿如下：领导干部要做一个透明的人领导者领导干部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一个透明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有透明的工作方法。在工作的决策和实施中，严格按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办事，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工作原则，集思广益，认真听取并广泛吸纳群众的意见，对于人事、财务、工程建设等群众关心注的焦点问题在许可的范围内努力进行做到透明化的工作，扩大群众对决策的知情权和监督力度。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避免“暗箱操作”，积极实行施政过程中的阳光作业，交给群众交一个份明白账、放心账。这样既可以有效地减少群众的猜疑和不信任，也能更好地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二是要有透明的工作作风。作为领导干部，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真正树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公仆本色。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身体力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凡事先从自己做起。要敢于公开自己的有关情况，个人的财产和经济状况应该让群众有所了解，自己的亲属、子女、配偶的职业、收入、工作等情况等也应该如实向组织如实报告，让群众知悉。一句话，要让群众相信自己，自己就要畅敞开心扉，让群众了解自己、欢迎自己。千万不能跟成克杰那样，装模作样地说：“一想到广西还有一千多万人没有脱离贫困，我就连觉也睡不着”，暗地里却声色犬马、贪赃纳贿。毕竟，假面具永远只能戴一时，用一时，管一时。三是要有透明的思想境界。作一个透明的领导干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透明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境界，自己是怎么想的，世界观是怎么改造的，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对待金钱、权力的观点和态度是什么，这些思想意识的东西都应该透明。千万不能会上讲的是一套、文件上念的是一套，心里想的、私下里做的却是另一套。要把真实的思想展现出来，就要有正气、公心、服务意识，善于用自己用透明的精神境界感召属下，吸引群众，这样才能产生巨大的工作向心力。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一个人只要心胸开阔，不污不暗，把个人的心声展现出来完全是可行的，这样做也能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力和人格上的魅力。领导干部应该有这样的勇气。透明的另一面是虚伪，现在如今有不少虚伪化的干部太多，他们工作中“暗箱操作”、作风上表里不一、做起事来言行不一致同，思想上搞两种面孔，这是群众最厌恶的，也是最伤群众感情的，这种虚伪的作风的后果只能使干部自己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淡，距离越来越远。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我们学习的这些领导干部的楷模都是一个属于透明的人领导者。群众很容易地看到了他们的心里去内心世界，他们也很容易地走到了入群众的心里来。相反，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成克杰、胡长清等都是虚伪的人，他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给群众说的是一套，私下里自己搞的又是一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们灵魂里中污秽的成分太多，他们不愿意也不敢把自己的心扉敞开，最终被群众所唾弃，自己也身败名裂遗臭史册成为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此处另起一段）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就要勇于做一个透明的人。注：黑体字是编辑加上的，方框划掉的是编辑删除的。修改要细，不能粗枝大叶，观点要正确、新颖，在一些遣词造句等问题上也要反复推敲，不能得过且过，否则，将可能养成习惯最后形成一种不良的文风，小节的不注意将可能影响整篇文章的质量。如我市与《中国检察论坛》协办期间，曾向该刊寄送过一篇稿件，但因字词等小节问题的不注意，编辑予以严厉批评，并把修改稿专门寄了过来，要求引以为戒。修改的字词分别是：盲然不觉→茫然不觉 然实践中→然而实践中抵毁→诋毁 唯此→惟此 切近→贴近 祈望→期望冷竣→冷峻 骄养了执法人员的无情→娇纵了执法人员的无情推衍→推演 勿宁说是→毋宁说是 渺视→藐视心理定势→心理定式 缘于前苏联→源于前苏联一种根蒂化思想→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精准程度→精确程度(注：左边为原稿用字，右边为编辑修改用字)修改之后，主编石京学在原稿中写下这样几句话：这只是我初步修改，就发现许多错误，请各位在以下校对时对错误再加修正，严加把关。请寄作者一阅。怎么能出现如此之多的错字，写出一些字典、词典中都没有的词语，尽管准予发表，亦应对此学术态度予以警示。之所以在用词方面出现上述问题，主要原因是作者的语言基本功不扎实，一些常见的字词使用不准确，许多误用养成了习惯，导致语言规范问题出现。同时，有些作者追求一些“文绉绉”的感觉，把一些文言文的用法用到了论文写作中，或者不正确地对语言进行缩略，自己不觉得，但读者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样的问题，论文写作中也要引以为戒。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该规定改变了旧《刑事诉讼法》中律师只能在审判阶段参与诉讼的做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它曾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强化、律师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的标志。然而，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看，律师在侦查阶段代为申诉、控告及申请取保候审权形同虚设。律师的会见难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严重妨碍着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达。侦查机关侵犯律师、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导致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数量的急剧下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状况面临巨大损害和危机。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律师权利缺乏司法保障，控辩双方地位严重失衡和侦查机关不履行义务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一、 该规范缺乏对律师权利实现的司法保障机制任何权利都是一种使他人负有义务的能力，赋予了一种对他人的强制力量。而这种强制必须以国家的司法保障为前提，没有司法的保障就没有权利的实现。为保障公民权的实现，现代法治对权力的行使采取了限制的办法。因为“每一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为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侦查机关的侵犯，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定了侦查机关对公民实施人身强制措施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制度。在英国警察进行无司法令状逮捕后，一般应在24小时内移交治安法院。在日本，无证逮捕或收到嫌疑人后至请求法官批准羁押的时限总计不得超过72小时。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不得制定取消司法裁判而剥夺人民私权及公权之法律。比利时宪法第七条规定：“人身自由应受保证。除现行犯外，任何人非有裁判官发出的命令，不受逮捕。此项命令必须于逮捕时或至少24小时内宣示。”德国、波兰、西班牙、希腊等其宪法中亦规定被监禁者应于24小时内移交法庭审问或规定一定时日内予以释放或改为司法监禁，并应通知之，使其答辩。另外，我国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第6 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人民被羁押时，得依法律以保护状请求法院提至法庭审查其理由。”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时，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24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者其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24小时内提审。” 对侦查机关人身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实质上是对犯罪嫌疑人答辩及律师代为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之理由能否成立的审查。只要律师的主张成立，就一定能够得到中立的司法裁判的支持。同时，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有期限性，权利实现若无期限等于没有权利。而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为律师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确定的期间（该期限为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人身强制措施至对该措施的司法审查结束），避免了律师权利实现在时限上的障碍。因此，司法审查的确立是律师权利实现的保障。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不仅是法治的产物，也是诉讼本身的要求。侦查机关对公民实施人身强制措施，律师对该强制措施提出异议，进行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这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争议。有争议就应有诉讼；有诉讼就应有超越当事人和当事人利益的司法裁决机制。这是利益平衡的要求。我国虽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作为普通法的刑事诉讼法并未体现法治的内容和要求。我国刑事侦查权的行使仍是侦查任意主义原则，对公民人身强制措施如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的实施完全由侦查机关根据案件需要自由决定，不接受司法审查。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逮捕虽要经检察机关批准，但这种审查属于行政审查，而不是司法审查。司法权具有中立性特点，而检察机关对批捕案件的审查完全是站在国家一方的角度考虑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有逮捕必要、提起公诉时控方的证据和主张能否被法院所采纳，并不考虑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利益的平衡。更何况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权也完全是自己决定，并不接受法官的监督。同时，我国虽将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但在国家和公民利益冲突发生的最初、最激烈的这一阶段却没有司法裁决机制，这就导致了律师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权利的行使缺乏专门的受理机构，权利的实现缺乏强制性和时限性。犯罪嫌疑人、律师与侦查机关的利益难以得到平衡。而没有利益的平衡，就没有正义的存在；没有正义的存在，便不可能有权利的实现。 二、 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是导致律师权利无法实现的直接原因律师权利的实现不仅要有司法机制的保障，还应有控辩双方平等法律地位的确立，若双方地位不平等，便无权利可言，只会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该96条不仅未依法治原则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进行限制，反而赋予了侦查机关对律师权利行使的审定权，这种让侦查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既当当事人，又当法官的做法，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在自己案件中担任法官，相反在自己案件中担任法官是非法的。” “任何人均不能作为其本人或者与其本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本人有所偏私一类案件的裁判者。”“不允许任何个人同时是法官和当事人。” 等法律格言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导致了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律师既缺乏对行政权力的对抗，又要受行政权力的制约，这就使得律师权利的规定成为虚设。由于控辩失衡，导致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应享有的主要权利没有设定，已设定的权利缺乏实效。1、为追求控辩平衡，国家有侦查权，犯罪嫌疑人应有调查权，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并未赋予律师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和律师应有的调查权。2、律师在行使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权时，侦查机关不是不答复，便是无端排斥律师意见，这就导致了《刑事诉讼法》执行中的四大问题之一—超期羁押（另三个问题是刑讯逼供、律师被迫害、执行过程中减刑假释的滥用）。有的未决犯被羁押几年，甚至十几年。3、律师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律师会见难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律师在侦查中的会见权被侦查机关以种种理由推脱而无法得以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见不到犯罪嫌疑人的情况绝不是少数。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律师甚至律师事务所对办理刑事案件的抵触。犯罪嫌疑人能否得到律师帮助是衡量一国人权状况优劣的标志。而我国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没有律师的帮助，而且这个比例会愈来愈高。4、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严重妨碍了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达。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明确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的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延迟的、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的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该规定作为人类共有的法律文化成果，在我国却得不到丝毫的执行。 该96条之规定导致控辩双方地位失衡的原因和体现主要是：1、在权力和法律二者关系上，强调权力至上。当国家和公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寻求控辩平衡的有效手段就是通过法律限制国家权力。我们却将法律视为实现权力的工具，而未将其界定为约束权力，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源头。这就导致了侦查机关强制措施的实施不仅缺乏司法审查，而且缺乏对该措施严格的适用条件，导致侦查权的行使任意性。这种权力不受法律严格制约的作法，必然导致控辩地位的失衡。 2、在权力和权利发生冲突时，主张权力优先。这主要体现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律师不得介入；律师的代为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权只能向侦查机关提出；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要经侦查机关的批准和同意；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律师会见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嫌疑人，应经侦查机关批准。这很明显已将行政权力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违背了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权利优先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因为法治保护私人公民以对抗行政机构侵入私域这种日益发展的趋向，所以法治才在当下具有了如此重要的意义。”权利只受法律的约束，而不应受权力的限制。3、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观念，追求司法的最大效率。然而“一项法规如果只想为公共利益服务，却拒绝为个人利益作任何辩护，那他也就根本不可能要求获得法之名分。”且“最大效率意味着最多的司法暴行”因为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核心是个人和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 条根本未将犯罪嫌疑人作为诉讼主体对待，而是作为诉讼的对象和打击的目标。这就导致为犯罪嫌疑人服务的律师也不可能取得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如果一项制度不将人作为主体对待，便无所谓人的权利。更谈不上权力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如果一个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结果，而不关注人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独裁和压迫。”三、该规范缺乏对侦查人员不履行义务的制裁措施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是由两部分构成即行为模式和后果。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以他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为前提，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义务性法律规范的后果就是制裁措施，只有辅之以制裁措施，义务性法律规范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只有义务的履行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可以说，制裁措施是法律规范的核心，没有制裁措施就没有法律规范。制裁的目的就是在于保证法律的遵守与执行。埃德温帕特森认为：“每一种法律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一种法律制裁形式，而且制裁是每一法律体系和每一项法律规定的必要特征。” 乔治奥•德尔•韦基奥称“哪里没有强制力，哪里就没有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和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都是建立在侦查机关履行相应义务的基础上。但《刑事诉讼法》并没对侦查机关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作出规范。因而随之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为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中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该规定看似对侦查机关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作出了强硬规定，但并未为解决律师会见难问题带来任何生机，因为该规范在设计时仍未制定不履行义务时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制裁应存在于一切义务性法律规范之中，公民不履行义务要受制裁，侦查人员不履行其义务，妨碍公民权利行使的，同样应受制裁。作为权利的救济方法，这在欧美有关国家法律中早有规定。该规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对主管官吏科以罚金，再犯则加倍处罚，并褫夺其官职。此项罚金则由被害人承受之，此乃英国出庭法所明定；二是论以私擅监禁之罪、并赔偿被害人一切损失，为希腊宪法所规定；三是概括规定应负一定责任。如西班牙、墨西哥宪法。制裁是法律的生命，没有制裁就没有权利的保障。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律师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诉讼权利，但是，比较而言，我国现行立法仍存在以下不足:1、立法歧视的存在。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种对律师单独规定罪名的做法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非常少见的。因为在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控辩双方都可能发生。这种歧视性规定的存在，在实践中，给一些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为其在实体辩护失利或失势情况下对辩护律师进行职业报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以说，正是这些规定的存在，才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2、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过多。表现在:(1)辩护律师自行取证之限制。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诉讼，但是侦查阶段的律师参与诉讼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根本没有收集材料，调查取证的权利。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法律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律师可以向证人，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收集材料必须经这些人同意，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材料时，除经过这些人的同意外，还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这意味着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收集证据时，一旦上述人员不同意或司法机关不许可，辩护律师的这项权利便函无法实现。(2)请求取证之限制。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自己无法收集证据时，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辩护律师认为属于案件需要而检察院，法院不"认为有需要"，律师便无法取得这些证据。(3)阅卷之限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但并非全部材料。即使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也只能看到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其他证据材料却无法看到。

浅析当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偏低的成因及对策/左国新法律论文网浅析当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偏低的成因及对策左国新[摘要]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普遍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既有办案人员自身的原因，也有客观因素的制约，本文试对影响自侦案件质量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作一探讨。[关键词]检察机关 查办职务犯罪 质量 成因 对策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要切实履行好这项职责，确保公正执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质量，保证案件立得准、诉得出、判得了，否则就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办案实践中，常常暴露出办案质量不高的现象，其直接表现为“两高一低”，即不诉率高、撤案率高、起诉率低。本文试从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总体质量不高产生的原因和对策作一分析和探讨。一、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1、办案人员自身的业务素质不高。侦破案件是侦查人员搜集固定证据，并用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过程，办案人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能力的欠缺，会导致案件在实体方面产生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的问题；办案人员调查、取证技巧能力的欠缺，会导致案件出现非法取证、程序违法的问题。素质不高的案件承办人，不可能办出高质量的案件，所以说，办案人员业务素质的高低是决定职务犯罪案件质量最重要的因素。2、办案人员的执法观念存在误区以及外部监督与内部制约缺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案件质量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办案人员本身不具备避免这些问题的业务素质，而是由于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有些办案人员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没有认识到保护犯罪嫌疑人及证人、涉案单位的合法权益同查清犯罪事实、打击职务犯罪一样是自己的重要职责，反而认为作为检察干警，只要是为了查处犯罪，自己的那些“轻微”违法行为不能算作是问题，加上外部监督与内部制约的缺位，使得办案人员、办案单位在实施侦查行为时，常常出于赶进度、图方便、提速度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意或无意的简化、省略或变相使用各种侦查手段，导致了违法侦查行为的发生。3、考核机制不够科学，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都把检察业务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因此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也就自然成了检察业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于是有些检察院便把“立案数量”作为工作标准之一，有的直接或变相地规定了“办案指标”，甚至对完不成指标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这样，无形中就给办案人员施加了压力，从而产生了“紧迫感”。在办案过程中，为了完成任务数就搞一些凑数案子。这就给以后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埋下隐患，最后又不得不为处理这类案件找台阶下，每年都有一批上一年查办的案件被撤案，就是因为这时候上级院对工作已经考核完毕，撤案不会影响考核结果。4、地方行政干预，也是影响个案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部门领导与犯罪嫌疑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有的部门领导因怕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影响本单位年终考评从而影响其政绩，导致一些案件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还有一些案件由于领导认识上的误区，也会影响到案件的查处。比如说渎职侵权犯罪由于主体特殊，有的部门领导对渎职侵权犯罪就认识不深刻，认为渎职侵权行为是为公的，不仅无过，而且有功，对查处渎职侵权案件不配合，不理解，认为检察机关是小题大做，继而百般阻挠。5、办案手段单一，方法落后，经费不足等客观因素的限制。目前大多数自侦案件的侦破还是依赖于对“口供”的突破，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传唤时间只有12小时，在这种办案模式下，为运用侦查手段，如搜查，采取强制措施等，很多案件在初查刚达到立案起点的情况下进行了立案，出现平常所说的“踩线案”， 如贪污数额5000元，受贿数额8000元等，对这类案件，如果案件没有新的突破，而且有一笔犯罪数额的证据不够扎实，一旦发生翻证，就会导致案件的流产，也只好作撤案或不起诉处理。还有些案件涉案人员多、范围广，取证所需经费多，有些地方从经济角度考虑，往往不去取证，从而造成案件证据不足，结果也上不了法庭。二、提高办案质量的对策1、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和政绩观。坚持以检察业务为中心，把办案质量作为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正确处理办案数量与办案质量、办案力度与办案效果的关系，不断加大办案力度，坚持有案必办，有罪必究，不拔高，不降格，实事求是办案，依法办案，规范办案，不断提高办案水平。2、加强侦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现有的侦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员的数量也相差较大，这些都不利于侦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要大力优化侦查队伍的知识结构，充实侦查专家和业务骨干，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侦查队伍。在选好备齐人员的基础上，还要对侦查队伍加大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新形势下的整体侦查水平。3、加强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决定其本身应该通过加强行业自律实现对外监督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加强内部监督制约十分必要。尽管检察队伍主流是好的，但个别检察官或者因业务素质不高而导致办案质量不高，或者因思想品质低劣而违法违纪办案，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切实提高案件质量，就必须构建案件质量保障体系，形成规范、长效的案件质量监督机制，使之成为一个与其他作为监督对象的业务部门相分离，相对超脱的监督检察工作机构。通过规章制度赋予其相应监督职权，独立按规定程序进行监督。4、规范化的办案流程管理。规范化的办案流程管理，可以正确引导干警依法履行职责，避免造成工作失误。办案流程管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初查、立案、强制措施、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等审批制度外，还强调对询问、讯问行为及调取证据各种行为的规范化管理。这方面的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强化领导审批手续。在办案实践中，有些办案单位常常忽略这些侦查行为的审批手续，通常情况下都是由办案人员自己拿着法律文书直接实施侦查行为，有时甚至不拿法律文书就对证人进行询问或到有关单位调取证据，这种行为表现到卷宗上，就是有许多证据无合法来源。二是要加强对侦查行为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社会监督的.作用。通过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及配套的监督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制度、案件评查制度，有效的监督办案人员的工作和纪律作风，将其每一个办案行为都置于适时的、有效的监督之下，让其时刻感觉到自己处于被监督的状态，从而自觉地规范自己的侦查行为，及时纠正违法，使所办的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真正成为“铁案”。三是要加强制度制约。要建立案件质量责任追究制及违法或不文明办案行为惩戒机制。案件质量责任追究制对案件质量和办案人员进行同步监督制约，既可促进办案人员公正执法观的增强，又可减少和预防错案的发生。违法或不文明办案行为惩戒制是对具体侦查行为的监督，促进办案人员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行为。5、改善工作考核机制，正确引导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当前，检察机关对自侦、公诉、侦查监督等部门的考核评比大多数仅仅简单的考核办案数、起诉率、不起诉率、撤案率，有罪判决率，没有对案件质量进行综合考核。事实上，在司法活动中依法认定某个嫌疑人无罪，保护其合法权益，也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考核内容上，在对“三率”进行考核时，将个案质量达不到优秀的案件排除在外，不予计分，这样必将有力促进办案人员及办案单位对个案质量的重视程度。要允许公、检、法三家对具体案件不同认识的存在，允许合理的差错率存在。这样，才能保证侦查部门解除后顾之忧，真正做到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从而使办案质量得到提高。6、加强办案经费保障，提高检察机关办案部门装备的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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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是宪法定位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法律监督工作的好与坏,关涉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实践看,由于法律规定、职权配置、人员素质等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还存在监督不广、监督不深、监督不够、监督无力等现象。如何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完善法律规定,使法律监督更具操作性一是对法律监督的规定应尽可能细化。从目前看,宪法和法律虽然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是在哪些方面可以监督、如何监督、可以采取哪些监督手段等方面规定得较为模糊,在实际工作中不易操作。如: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见于《宪法》的第129条、《刑事诉讼法》的第8条和第87条、《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7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的第164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第372条到379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等,但这些大都为原则性规定,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规定(试行)》。然而上述规定多为程序方面的规定,又只是规定互相通报、建议、通知、送达、报请等,这种软性监督的方式对于被监督对象拖延不执行或拒不执行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实际操作性差。二是监督门槛设置不宜过高。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修订)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意见,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的时候,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工作实践中,对于那些“情节较轻”的,只能进行口头纠正,缺乏效力,监督效果不明显。三是应强化法律监督的手段。刑诉法、民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手段较为单一,除抗诉外,主要是发书面通知、检察建议等,一旦被监督单位或个人不予执行或拖延不办,没有后续措施,这就造成了监督不力的现象。如,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方面只有调查权,而没有侦查权。调查手段有限并缺乏强制保障措施,加之被监督机关对立案监督在案情认识上及证据收集上会有差别,必然会影响立案监督效果。四是应促进对等监督。应制定相应规定,在重点乡镇设置派驻乡镇检察室,强化对乡镇一级的法庭、公安派出所以及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另外,在民事诉讼监督方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8条和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和执行检察建议,应当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但是,同级法院接到再审检察建议后,不用经过审委会,就可以直接由副庭长进行回复,甚至敷衍、不回复。再如,在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提请抗诉后,法院发还重审时虽然另行组成合议庭,但有时负责签字审批的主管院长还是同一个人,对再审案件的公正办理有影响。二、强化内部分工配合,使法律监督更加专业化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侧重于刑事检察和自侦工作,对法律监督重视不够。造成这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检察机关承担着较重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以我院为例,近三年来,侦监部门的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70件案件,人均2天1件;公诉部门的检察员、助理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公诉案件85件,每人平均天办理1件。这些固定的工作量占据他们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了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成为了“副业”。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以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契机,将法律监督单独抽出,设立诉讼监督局,或者成立诉讼监督组,专门从事刑事、民行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变副业为主业,变被动为主动。同时,独立出来的法律监督部门或办案组应与院内其他业务部门紧密合作,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一是与案管部门合作,强化对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监督;二是与批捕、起诉等刑检部门合作,刑检部门在审查案件中发现侦查机关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和诉讼监督部门或办案组联系,避免监督部门的二次阅卷和重复劳动,既提供了监督案源,又确保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完善证据链条、促进公正审判,为刑检部门扫清障碍;三是与自侦部门合作,对于在诉讼监督中发现侦查人员或者审判人员有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渎职失职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可以与反贪、反渎部门配合,既强化了法律监督手段,提高了法律监督效果,又为反贪反渎部门提供了案源;四是与监所检察部门合作,强化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对侦查人员是否存在暴力取证等进行监督调查,更好地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三、创新完善工作机制,使法律监督更加扎实有效一是应完善执法考核机制,促进法律监督。在工作实践中,有时候出现的监督难、难监督现象,与执法考核有关。比如立案监督,在检察机关这边有考核指标,而且上不封顶、多多益善,但在公安那边,受迫于破案率,往往采取不破不立的做法,被立案监督还有扣分项,所以不愿意配合,即使不积极、不主动。有的检察院甚至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与公安沟通协调,做假监督、纸面监督和数字监督,只为应付上级考核。个别基层院甚至出现批捕100件,立案监督80件的造假现象。所以,应当树立正确的思想,理清工作和考核的关系,考核是为了工作,而非工作是为了考核。因此,考核宜粗,抓大放小,尽量不要设指标;监督宜细,要规范明确,尽量具体。二是应完善公检法配合与制约机制。做好法律监督,需要公检法三家单位的配合协作,减少分歧,特别在统一执法尺度方面。应在立案标准、羁押必要性认识、批捕、起诉标准和法院审理标准上做到相统一、相一致。同时,重点还要相互制约。从实践看,相互配合有利于案件进展,相互制约才有利于公平公正。检察机关更要在案件事实、证据方面严把关、把好关,做到事实证据统一、程序实体兼顾,以法为是、秉公监督。三是应探索政法机关案件通报和信息共享机制。公开和共享是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手段。例如,笔者所在的武安市检察院,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2670余起,其中报捕案件218件,直诉案件110余件,在立案监督方面大有空间,但是仅仅依靠当事人申请、举报,渠道太窄,案源不多。如果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就可以从报案、受案开始进行监督,也可以扩展到对治安管理案件的监督,防止刑事案件的“降格处理”,真正做到“源头监督”。同时,信息共享也有利于加强对法院的审判监督。四、加强自我监督和检务公开,使法律监督更具公信力法律监督是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对检察机关自侦、捕诉部门的监督。因此,还要将监督触角向内延伸,结合案管部门,对本院受理的批捕、起诉案件的进行程序监督和反馈调查,杜绝错案和执法瑕疵,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公正办理;结合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对办案人的监督,杜绝执法过错和违法办案,确保每一名干警都能公正、廉洁执法。在强化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应加强检务公开,通过多种方式,搭建阳光检务平台,提升法律监督公信力。通过整合“检察开放日”、举报宣传周、涉农检察宣传、设立乡镇检察室等多种传统的检务公开方式,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会公众集中汇报和宣传检察机关履职尽责情况;通过升级检务大厅,设置律师会见、律师阅卷、综合查询、案件受理等功能区,开展法律咨询、案件查询、律师接待和阅卷、行贿档案查询等多项业务,实现“一站式”公开;通过纸质媒体、电视、广告大屏等媒介,定期公开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办案规程、立案范围、立案标准等内容,定期更新一些检察动态和有较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通过借力微博、微信、网络展馆等新兴媒体和方式,介绍检察职能,公开案件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公信力。五、抓好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法律监督工作,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自身素质。我们的监督对象有对法律非常谙熟的经验丰富的老法官,有身经百战的老办案民警,而且执法环境越来越严、越来越规范,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必然要具备更高的素质。一是要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对同属一个战壕的兄弟政法机关进行监督,必然面临方方面面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克服畏难情绪,坚持以法为是、唯法是从,以维护法律公正实施为己任,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做一个称职乃至优秀的法律“挑错人”。二是要善于学习,提升法律修养。要凸显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检察文化,建设学习型检察院,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干警文化品味和法律修养。三是要紧贴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法律监督点多面广,需要培养知识全、业务专的的法律监督实践者。可以通过实施全员轮训,让干警到各个业务部门去“兼职”和“实习”,这样有利于干警尽快熟悉和掌握刑事诉讼环节的各个程序,同时,也可以在轮训中发现和培养一专多能的法律监督人才。对年轻干警可以实施跟案培训,从案管受案开始,安排有经验的业务能手做其“导师”,领办某个案件的全流程,促进年轻干警尽快熟悉各项业务,迅速成长、成熟起来。四是要强化队伍的管理监督。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约,作为法律监督者,也不例外。必须坚持理想信念时时讲、职业道德时时抓、工作纪律时时记,同时,还要定期开展警示教育、执法检查、检务督察等活动,促进干警公正、廉洁地行使法律监督权。河北省武安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