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幽灵，一个西方称之为“反叛”的幽灵，正在东欧大地徘徊。这个幽灵并非从天而降，它所困扰的制度，正进入了一个历史阶段，它乃是这个历史阶段不可抗拒的自然产物。千万条理由都注定了现制度依赖纯粹和残暴无理的权力来扼杀一切异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叛的幽灵应运而生。现制度在政治上已成一具僵尸，因此在体制内的任何异动、背离都是无法进行的。
这些所谓的“不同政见者”们是何许人也?他们的观点来自何方，有何意义?他们合力推动的“独立首创运动”意义何在，又有几分成功的把握?能否视“不同政见者”为反对党?若是反对党，他们在现政权体制内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做些什么?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希望是什么?基础是什么?这些位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次等公民们，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能对社会和社会制度产生什么影响呢?他们真的能改变现实吗? 我想要检讨这些关于“无权者”们的潜力的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无权者们生存环境中的权力的本质。
二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通常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政治命脉的官僚制度。恐怕“专制”这个名词，不管在其他场合有什么含义，往往不是澄清，而是混淆了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通常，专制是指一小撮用武力攫取政权的人，他们的权力是公然的，直截了当的，专制者们随心所欲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他们与大多数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野泾渭分明。传统或古典的“专制”概念，一个基本特点是暂时性、短促性，缺乏历史基础，其寿命由统治者们的生命长短来决定。WwW.133229.CoM这种专制通常有区域性局限，无论它所标榜的正统意识形态如何，其权力最终来自军队和警察。对它的最大威胁，就是敌手的武装实力可能超过它，进而取而代之。
仅就以上简浅分析论，我们这个社会与传统的专制相似极微。首先，现社会制度不受小范围的区域地理局限，反之，它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操纵下囊括了一大块政治版图。当然，不同地区、国家之间有地方上或历史上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最终由一个单一、统一的权力构架所制约。专制不仅在各国有相同的政治原则和结构(由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操纵演变)，而且超级大国的中心控制网络渗透到每个国家，它们对超级大国的利益唯命是从。当然，在当前核均势僵持不下的世界格局内，我们的社会制度较之传统的专制有前所未有的外在稳定性。许多区域性危机如果发生在孤立的国家，可能会引起政权的蜕变，但在东欧则由其他成员国的武力干涉来解决问题。
再者，传统专制的一个特点是缺乏历史基础，常常表现为历史上的反复，群众性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所异致的非理性结果，但我们的社会制度则不那么简单。虽然我们的专制制度与当年造就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早已异化了，但这些社会运动的真实性(我指的是19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赋于现制度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这些历史渊源为现制度的建立提供过坚固的基础。直到现制度演变为今天的新的社会政治现实，这个现实成了当代世界格局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些历史的根源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而导致了社会革命运动。正确的理解的核心，就孕育着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异化倾向。这个问题在这儿并不重要。这个问题当然是当时的气候造成的，有机成长发展的，也有同样历史根源的。
现社会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当年的“正确的理解”的遗产。这是区分现制度与其他专制的特征。现制度的意识形态十分精确、合乎逻辑、易于理解，其精髓又很灵活应变。就其完整性而论，这个意识形态几乎是一个世俗化的宗教。它能够解答一切问题。人们很难部分接受它。全盘接受，则对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一切形而上的，存在的确定观念都处于危机中。人们失去了根基，互相异化，丧失了理解世界的能力。但我们制度的意识形态则拥有催眠的法术。它为四处游荡的人类提供了家园：一旦接受它，一切就会一目了然，生命又有了新的意义，一切神秘莫测的疑难，一切忧虑和孤独感，都烟消云散了。毫无疑问，要住进这间廉价公寓，代价极高：人们必须放弃个人的理性，良知与责任感。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就是把理性与良知交到更高的权威手里。这儿的原则是：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在我们这儿，与拜占庭的教廷有惊人的相似：最高的世俗权威即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当然，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再能掌握群众了，起码在东欧国家之内(俄国也有可能是个例外，那儿的农奴心态，那种对统治者盲目和宿命的崇拜，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仍占着上风，而且与超级强权的爱国主义结合，将王朝利益高置于人类利益之上)。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的工作仍是卓有成效的(后面我还要详谈)，这正是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本质。
第四，传统专制的权力运用必包含某种程度的随机性。权力结构大部分都不稳固，常常导致偶然性、非常规的权力运作。反对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心理上和实际环境中都有存在的条件。简言之，权力表层有许多漏洞和空子可钻，这样政权的稳固就难以实现。但我们的制度在苏联已发展了六十多年，在东欧也有三十余载。其中很多结构上的特点，是从沙皇的专制主义演变而成的。在权力的外在机制方面，造就了复杂缜密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全体国民的系统。这种系统作为权力的基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我们同时不应忘记，这个体制的效率通过国有化经济、中央指令性生产方式而得到极大强化。因此，权力结构具有前所未有、难以驾驭的自我投资能力(譬如在官僚体制和警察系统方面)。作为唯一的雇主，权力结构更易于把公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牢牢掌握住。
最后，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烈的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的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已消失殆尽了。东欧集团多年以来已不复是一个孤立于国际发达社会之上的封闭世界，不受国际社会发展的影响。正相反，苏联集团已成为大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同世界共享和共创未来。具体来讲，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实质上已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与西方的长期和平共处加速了这一同化的进程。也即是说，我们的社会也演变成为一个消费和工业化社会，带有该社会形态的一切社会、思想以及心理方面的问题。不考虑这些因素，则无法理解我们制度内的权力的本质。
在权力结构上，我们现制度与传统专制的深刻差异(希望我上述肤浅的比较已经说清了这个差异)使我寻找某种适当的概念来在本文目的范围内描述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下面将要用“后极权制度”来形容我们的制度。虽然我知道我的概念并不是最精确的，在还没找到更贴切的用词时，我们姑妄用之。我不是说名词前缀“后”是指我们的制度已不复专制独裁了。正相反，我是指现在的独裁形式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极权和传统专制有根本的区别。
我上面提到的环境，只构成了后极权社会权力构成的一部分条件因素和某种现象上的框架，我下面将分别加以阐述。
三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们传送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都来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从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标语是上面批发洋葱和胡萝卜的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因为这是习以为常，司空习惯的事情。但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有过上“与社会谐调一致”的生活保障。
水果商对于标语的内涵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的。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愿望来让公众了解标语表达的理想。这当然不是说水果商的举动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标语什么都没告诉大家。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包含了一个说不出口来但却十分明确的信息。口头上说起来，可以这样表达：“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这个符号当然有一个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级领导；符号同时也是一个挡箭牌，用来防范那些揭发举报者。标语的真实意义因此深扎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那么，什么是他的根本利益呢?
请注意：假如水果商奉命贴上这么条标语：“我胆小怕事，因此最安分守己。”虽然意思是真的，水果商对其内涵反倒不会无动于衷了。在橱窗上张贴这样直接了当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标语，水果商是感到非常羞辱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有着做人的尊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水果商就得采纳这样的符号来表示忠诚，起码在字面上看起来具有不涉及个人利益的信念。它必须让水果商能够说：“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样符号可以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而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类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实质轻易地脱离。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意识形态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
假若专制的国家较小，在现代化过程的分化程度较弱的，独裁者的意志就发挥得更加直接了当。换言之，独裁者可以诉诸赤裸裸的法令，避免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复杂的解释世界和自圆其说的程序。但如果权力的机制越复杂，社会分化程度越高，权力建立的历史越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多，意识形态的作用就越重要。意识形态在人民与政权间起了桥梁作用，使二者相互沟通。由此可明白意识形态在后极权社会里的重要性：专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种复杂的官僚体制、等级制度的传送带、种种间接的控制手段来保证其天衣无缝的整体运转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一切开脱，为每一部分找寻借口，那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四
在后极权制度的目标和人类生存的目的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生存的本质是倾向于多元、多样和独立、自治，转向人类自由和完善的。而后极权制度要求服从、统一和纪律。生存在不断地寻求创造新的、无或然性的生命，而后极权制度则强迫将生命纳入其可能性和规臬。这个制度显示出内倾性这个基本特征。这个制度不断地、无保留地向着自我运转，而影响圆周则不断地扩展延伸。它为人民提供的只是使人民为之效力的最起码生存条件。除此之外，一切能让人们超越他们指挥的角色的举动，都被视作大逆不道，是对制度本身的攻击。的确如此，任何一点越规之举，都是唾弃现制度的表示。因此我们可以说，后极权制度的内在目标不仅仅是表面上权贵们死抱权力不放而已。这种自我保护的社会现象是受一种更高的、盲目的自动性制约。整个制度都受这种自动性驱使。在权力金字塔中，个人不论职位高低，在整个制度里他们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是这个自动的大机器的部件和能源罢了。因此，个人的权力欲只有在与整个制度自动性的方向一致时，才能够允许实现。
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来开脱和提供借口，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的目的之间的鸿沟。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因此，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
五
我们看到水果店标语的真实意义和字面意义不相干。即使如此，大家对其真实意义都心中有数，因为谁都明白规则：水果商对上司献忠诚(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接受规定的仪式，把幻象当作现实，服从游戏规则。因此，水果商也就变成了游戏中的一员，使得游戏得以开锣，得以延续。
如果意识形态起先不过是制度与独立个人之间的桥梁，那么一旦个人踏上桥头，这座桥沟通的就是制度和属于制度的个人了。也就是说一开始，意识形态由外部用心理的借口和名义了促成了权力的形成，一旦人们接受了那个借口，权力就由内部产生，人们也就变为权力的活跃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开始成为权力制度内部的仪式交流的主要工具。
假若没有某种“形而上”的秩序来维系权力结构中的各个部分(我们已讨论过它的外部陈述)，那么整个权力结构就无法生存。这个“形而上”的秩序使各部门顺理成章，各司其职，有统一的规章可循，提供各种规章、指令、法令的游戏规则。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这一形而上的秩序是根本的、标准的，综合结构中的各个交流媒介，在内部传递各种信息和指令。它好似交通讯号、路标的汇编，给整个过程定形定量。这个形而上的秩序是极权制度内部聚合性的保障。它又是粘合剂，是约束性的法则，是实施极权戒令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粘合剂，极权制度的结构就会完蛋，就会四分五裂，各部分自行其事，乱成一团糟。极权制金字塔一旦失去了粘合剂，自己便会像一枚引爆的炸弹，分崩离析。
作为权力结构对现实的解释，意识形态最终听命于权势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的背离现实的倾向，制造假象，变成祭祀的仪式。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社会中，公众控制权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识形态为权力辩解和开脱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总会有办法来纠正意识形态用假象代替现实的倾向。但极权社会没有这种纠偏的办法，无法阻止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的趋势。这样就逐渐导致了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
然而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因此，权力离意识形态更近，离现实更远了。权力从理论中汲取力量，成为理论的附庸。这样难免就导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结果：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权力服务，而是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象意识形态在权力中凌驾权力之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最后，看起来是理论、意识形态和仪式来做出影响人民生存的决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意识形态是权力内在同一性的根本保障，它同时也成为权力连续性的重要保证。在传统专制社会里，权力继承是个复杂的问题(篡位者无法为篡权正名，因而总是诉诸武力)。在后极权社会里，权力从个人到个人、派别到派别、老一代到新一代的交替则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选僭位者时有一位“王位选定人”出来主持：这是仪式的合法性，依靠仪式，完成仪式的要求，利用仪式，从而僭越仪式之上。当然，后极权社会内也存在着权力斗争，而且往往比开放的社会要剧烈得多。这是因为斗争是不公开的，隐秘的，不受民主程序制约和公众监督的(很难找出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换马时各种军事与保安力量不处在戒备状态的例子)。然而这种权力斗争就像传统专制一样，从来不会对政权的本质和延续造成威胁。最多只能动摇一下权力结构，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这是因为维系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未受到破坏。不论谁代替谁，权力继承都只能在仪式的范围和背景之下实现，而绝不可能在否定仪式的情况下实现。
由于专制是仪式性的，权力则取消了个性，个性几乎在仪式中消解。个人任凭仪式主宰命运，经常看起来是仪式把个人一举从默默无闻中抬上了权力的宝座。个人在权力金字塔的各个阶层，常常被一群没有面孔的人和木偶、执行仪式和常规的穿制服的阿谀小人们推来推去，这样的情形在后极权社会里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吗?权力结构的自动性取消了人性，个性的消亡变成了一个基本原则。看上去正是这个自动性的专制特征决定了那些毫无个性的人为权力结构服务，正是充满空洞词藻的专制召集了那批善长空洞词令的人，来保证后极权制度自动性的连贯和延续。
西方的苏联学专家们常常对后极权社会内的个人作用夸大其词，而忽视统治者们尽管拥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权力量，却常常是这个制度的内在法律的盲目执行者这个事实。统治者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对这个内在法律进行反思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个制度的自动性远比个人意志强大。如果一个人有更为独立的意志，则不得不把他的意志掩藏在毫无个性的面具之后，非此不得进入权力的门坎。一旦入了门，这个人若企图实现他的个人意志，必将迟早被有着巨大惰性的自动性作为异体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渐放弃他的个人意志，从而重新融汇于自动性中，为之效劳。这样一来，这个人与他的前任后任们就又难以区别了(让我们回忆一下胡萨克和齐穆卡的命运吧)。不断掩藏在幕后和诉诸仪式的必要性，使得权力中那较开明的人士也常常为意识形态所困扰。他们无法直接面对现实的底层，而总是设法混淆黑白，根本上就是利用意识形态的虚假现实(依我所见，杜布切克集团在1968年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原因之一就是在极端情势下和最后问题面前，权贵们根本无法从假象世界里彻底脱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保障权力的聚合性的内部联络工具，在后极权社会内已超越于实际权力的实施之上，而具有相当的支配力量，趋向于保证权力的连贯。它是这个社会处在稳定的支柱之一。
但这个支柱的基础却是很不稳固的。这个基础建立在谎言之上，只有当人们愿意在谎言中生存的时候，才能奏效。
六
为什么我们那位水果商要把他的忠诚在橱窗里张贴呢?他难道在各种内部和公开的场合表示得还不够吗?在工会投票时他总得循规蹈矩，总是参加各种竞赛活动。选举时他是个守法公民。他甚至在反对宪章运动的文件上签了名。那么除此之外他为什么还要公开表白他的忠诚呢?无论如何，行人在橱窗前是不会止步来看他的标语，认为水果商想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事实上，行人根本不会注意这条标语，他们也许根本没看见。如果你问一位在橱窗前停步张望的妇女看到了什么，她一定会告诉你里面有没有西红柿，而不会注意到标语，更不会看清标语的内容。
看起来，让水果商公开表白他的忠诚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却非常清楚。人们不会看他的标语，因为四下里贴满了同样的标语：橱窗里、路灯杆上、广告栏上、公寓窗户上、建筑物上，到处都是。这些标语构成了生活总体的一部分。人们忽略细节，但对总体的存在却了如指掌。水果商的标语无非是日常生活那巨大背景上的一部分而已。
水果商不得不把标语贴在橱窗里，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这个全景当然还有一个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环境和对每个人的期望。它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做的事情，让他们跟着做，假如他们不想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不想受孤立，与社会离异，破坏规矩，冒失去和平、安宁和平稳之险的话。
那位对水果商的标语视而不见的妇女也许一小时以前在她办公楼的走廊里张贴过一张一模一样的标语。她贴的时候想也不想，就跟水果商一样。她这样做是按照社会全景的要求。她对此很明白，在这个全景里当然包括了水果店的橱窗。水果商去访问她的办公室时，同样也不会看见她的标语。然而，他们的标语互相依存，互相了解共同的大背景，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大背景的控制之中。他们共同帮助建设了那个大全景，造就了专制的机器。水果商和办事员按照环境的要求来生活，同时也帮助造就了生活环境。他们做了已经做的，该做的和将要做的，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确认了一切都非做不可这个事实。他们俯首于特定的指令，由此维系了这个指令的永恒性。抽象意义上，水果商不贴他的标语，则办事员就不会贴他的标语，反之亦然。他们互相向对方建议来重复某种行为，也互相接受对方的建议。他们对彼此标语内容的视而不见，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在现实中，他们张贴标语，敦促对方接受规矩俯首于权势。首先命令他们张贴标语的就是权势。这两者均为控制系统里的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他们都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系统手里的工具。
假若某个市区到处充斥着谁都不看的标语，这在一方面是区党委书记向上级党委的一个交代，同时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这是社会自我完善原则的一个小小的范例。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一样，加入到体制的普遍义务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
更进一步来讲，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整个参予的同谋不仅仅是另一个人，而是体制自身。权力结构中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责，但这不是无限制的，也不能为某个个人彻底开脱罪过。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传统专制政体内，社会冲突仍可按阶级来划分。
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群人强加在另一群人头上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和造就了社会的因素。仅仅从原则上几乎无法把握住和下一个定义，然而它却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时刻表现出来。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以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纪录。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简单来说，后极权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与谎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调和性，社会自动总体的随意的蔓延，难道不是和人们消费型心态里不愿为了精神与道德尊严而放弃物质实惠的特点相连吗?难道不是由于人们在现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诱惑之下宁愿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难道不是因为人们易于与大众的麻木不仁认同吗?说到底，后极权社会生活的苍白与空虚难道不是现代人类生活境况夸张了的一幅漫画?我们的情形难道不是对西方社会的一种警告(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文化远远落在西方之后)，揭露西方隐藏着的一种趋势?
七
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一天我们的水果商忽生变故，为了自娱，停止四处张贴标语。他不再去投票，明白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在政治会议上他开始讲心里话，他同时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来表达他对那些他的良心所支持的人的认同。水果商的反叛让他从谎言中脱身。他拒绝了仪式，也破坏了游戏的规章。他再度发现了自己被压制的人性和尊严。他赋于他的自由一个实在的意义，他的反叛是为了在真实中生活。他的代价很快就来了。水果店的经理职位被解除，他被派到仓库去。他的工资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亚渡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了威胁。他的上司会来骚扰他，同事们会对他大惑不解。周围的人这样对待他并非发自内心。他们不过是受到环境的压力，那个环境曾迫使过水果商四处张贴标语。他们迫害水果商，不是因为他们非做不可，就是因为他们得设法向上司效忠，或者仅仅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人们明白如何处理这样的事，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特别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沾上任何嫌疑。命令执行者因此与大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他们是后极权社会的组成部分，都是其自动性的代理人，都是社会自我运转的工具。
权力结构就是这样通过命令的执行者们，这些体制的毫无个性的零部件，来清除水果商。权力体制用在人民中的异化的力量来惩治水果商的反叛。体制的自动机制和自卫功能驱使它这样做。水果商的罪行不是一件简单、孤立的特殊个案，而是十分严重的。破坏游戏规则，就意味着破坏了游戏自身，揭开了游戏的庐山真面目。他动摇了假象世界这个社会的支柱。他打碎了将这个社会支撑起来的事物，破坏了权力的结构。他告诉大家，在谎言中生活就是在谎言中生活。他打碎了社会种种受敬畏的偶象，让权力的基础脱然于世。他指出皇帝没穿衣服。因为事实上皇帝光着身子，就出现了极为危险的情形：水果商的行为宣告大家，让人们看见了幕后的真相。
他向大家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性。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
这是可能理解的：只要表象不与真实相碰头，就难辨真伪，在谎言中生活的人只要不遇到真实中生活的人，就不存在揭露谎言的视角。只要一有不同的选择，表象和在谎言中生活就受到了威胁，在本质上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上都是如此。同时这个不同选择的地盘究竟有多大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个不同选择的力量不在其物理的特性，而在其揭露社会支柱和不稳定基础所投射的光。水果商对社会构成的威胁不来自他个人所拥有的实际力量，而来自于他的行为超过了自身意义这个事实。他的行为启发了周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真实中生活，对于后极权社会不但具有存在方面的意义(让人性复归)或认识上的意义(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义(为别人树立榜样)。它还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政治意义。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这就是这种行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严厉的惩罚之故。
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真相的力量如何运作?作为权力的因素如何运作?它的权力是如何实现的?
八
个人的自我异化是因为存在着产生异化的事物。在这个范围内的侵害对象就是人们的真实存在。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在这里互相直接交织在一起。在谎言中生活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对真实的目标的一个不真实的反应。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谎言中生存才具有意义，只是由于这个背景才存在。这种向壁虚构和自圆其说的人类秩序的基础，乃是人类对于真理的倾向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谎言世界井井有条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生活的真正目的，和生活隐藏的对真理的开放性。
在真实中生活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来自这样的事实：在真实中公开地生活，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所不在的同盟即隐藏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在真实中生活的目标得以发展，得以公开发表它的言论并得到理解。在这里存在着互相沟通、交流的潜力。这个领域是隐秘的，对于权势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中孕育的风暴一直在暗处发展，一旦冲破黑暗，从各方面对社会制度产生震撼的时候，再按常规来遮遮掩掩，已为时晚矣。这样造成的局面，就使当局惊恐万状，狼狈不堪，被迫作出极不明智的反应。
看起来，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后极权社会最广义上的反对派的温床。反对派与政权间的冲突的形式，显然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不同。一开始，这一冲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这是一种细菌的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当然不是因为他拥有实力，或者说当局觉得他会向当权者们夺权。索尔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缘故：他力图发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转变整个社会意识，而这个转变终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后极权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应：为了捍卫它自己，就得捍卫假象世界的完整。谎言世界的外壳是由奇怪的物质构成的，只要它把整个社会封闭起来，它就会看上去坚如磐石。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这时，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整个外壳就会无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我们说在真实中生活，自然不仅仅指思维的产物而已，如一群知识分子写信提出抗议等等。它可以是个人或群体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识分子的抗议信，工人的罢工，摇滚音乐会或学会示威，拒绝参加选举闹剧，在官方会议上发表声明，或者绝食，等等。假如压制目的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是对生活的一切言论和舆论的不同方面的操纵，那么，生活中每一个自由的言论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构成了对后极权制度的间接威胁。这些言论包括了那些在其他社会制度内绝不会产生任何潜在的政治意义，更不用说具有爆炸性力量的言行。
人们通常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在真正的权力层面上两个集团的对抗：一派要维持这个政权。但人们常常忘了这个对抗不过是一幕长剧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幕剧的剧场，则主要是社会的精神和良心的领域。在这幕剧的开端，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时刻里表达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愿望。这群人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现在自然很难确定何时、通过何种地下和曲折的途径，他们的言行对环境产生了影响。我们也难以追寻真理的细胞是如何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现在清楚的是：政治改革的企图并不是社会觉醒的原因，而是社会觉醒的最终结局。
我想，我们当前的局势也能由此经验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千余人的宪章分子与后极权制度对抗，政治上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如果我们透过开放社会的传统角度来观察，这个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在开放社会里，政治力量的强弱主要根据其实际掌握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像宪章派这样的小党派一定不会有赢的机会。但我们一旦把这个对抗放在后极权制度的背景里来观察，则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目前还难以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怎么看《七七年宪章》运动的存在和地下活动，以及宪章运动唤起民众的企图。这种投资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能够产生政治改变方面的利润，就更难预测了。但是宪章运动的一切，当然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在存在的意义上的一个构想，它把个人重新带回到他们的自我和个性的坚固的土壤；作为政治行动，它把个人抛入一场机会的游戏，人们在这场游戏中不是一无所获，就是得到一切。因此，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的人都是那些相信为了得到一切不惜冒一无所有之险的人，或者是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无任何其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真正选择。
这其实是一回事：这个结论只有那些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他或她的人格的人才能得出，抑或是那些不相信政治必须牺牲人格的人才能得出。
后极权制度对在真正权力层面上的对手和任何独立于其法律自制性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挫伤越彻底，任何政治威胁的中心就越为转向存在的和政治之前的层面，一般毋须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真实中生活就会自然地变成一切反抗体制是自制性活动的出发点。即使这种活动终于超越了在真实中生活的范围，转化为各种平行的结构、运动和团体，开始成为政治性活动，开始对官方体制产生压力并且事实上对真正的权力产生了某种影响，它们始终都保持着它们这一起源的标志。因此我以为，只有不断地思考这个特殊的背景，才能正确理解我们所称的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意义。
九
在谎言中生活造成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制造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它当然有道德上的意义。首先它表现为社会的深刻的道德危机。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观诱惑，其自我在大众文明杂七杂八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对任何比自己的个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责任感，他就变成了非道德的人。后极权制度依靠这个非道德化，加强这个非道德化，而且事实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会中的化身。
与此相反，在真实中生活作为人类对强加的境遇的一种反抗，企图重新掌握自己的责任感。换言之，它显然是一个道德的举动，不仅因为个人必须为之付出高昂代价，而且主要因为它不是利己的：冒风险可能的报酬是情况的全面改善，也可能一无所获。在此方面，如前所述，它是一场全赢或全输的赌博。很难想像一个有头脑的人投身这个事业仅仅是为了让今天的牺牲得到明天的报答，哪怕是普普通通的感谢(补充一句，权势的代表们毫无二致地不断把各种功利主义的动机加在那些在真实中生活的人头上，说他们贪欲权力和财富，想至少也把他们纳入那个非道德化的世界)。
如果在后极权制度里在真实中生活成为独立和反对政治理念的温床，那么，一切对于这些理念的本质和前景的思索必得把这个道德意义视为政治现象(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道德为"上层建筑"的信条妨碍了我们的朋友们全面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用某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包含在他们的世界观内，这只能伤害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机制的正确理解，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虚幻意识"的牺牲品--这正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一向怀疑别人如此的情形)。后极权制度中道德的特殊政治意义在现代政治史上至少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下面想说明的它可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十
不可否认，在胡萨克领导集团1969年出现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是《七七宪章》的诞生。但是它出现前后的精神和思想气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结果。产生这个气候，是一场对与"宇宙塑料人"滚石乐队有关的青年音乐家们的审判。这场审判不是两种不同政治势力或观点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的冲突。冲突的一方面是后极权制度严峻的清教主义，另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想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们不过想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唱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歌，想在尊严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这些人过去没有从事过政治。他们既非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政治反动派，亦非从权力结构中被清除的过时政客。他们完全可能适应现状，接受在谎言中生活的准则，过不受当局骚扰的平安日子。但他们决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案子对每个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发生了非常特殊的影响。不仅如此，在审判的时候，一种新情绪在多年等待观望、对抵抗行动的麻木不仁和怀疑彷徨之后，终于出现了。人们"对厌倦情绪感到了厌倦"，他们对于消极、无所事事和仅仅盼望着事情终将会变好起来的态度忍无可忍。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一击。许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愿合作，或采取难以实行合作的行动的倾向各异的小组，突然意识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个人都明白，攻击捷克地下音乐会是攻击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实际上每个人联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对"在真实中生活"这个观念的攻击，是对生活真正目的的攻击。人们把演奏摇滚的自由视作人类的一种自由，其本质上同进行哲学和政治的思考、写作、表达和捍卫社会中各种政治意见的自由是一回事。
人们受到启迪，真正觉得他们与青年音乐家们站在一条阵线。他们渐渐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人生观相去多远，如果不挺身而出捍卫他人的自由，便是放弃自身的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七宪章》赋于这个古老的命题一个崭新的、典型的意义，它对于现代捷克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斯雷别谢克在其《六八年》一书的精辟分析里所阐述的"排他性原则"，乃是我们今天一切道德与政治痛苦的根源。这个原则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是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奇特联盟的产物，随后不断深入发展，直至"苦难的终结"。《七七宪章》几十年来首次打破这个原则；宪章派的成员们第一次平等地携手共事。《七七宪章》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这种同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义--而是一个以向全民开放为前提的组织，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会置于低下的地位。这就是《七七宪章》诞生之时的气候。谁能预料，一两个无名小辈的摇滚乐队受审案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我认为，《七七宪章》的起源很好阐明了我前述的观点：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生活的真正目的当然有各种形式。有的时候，表现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时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之中生活。这种冲突之所以带上政治色彩，并非因为这些目标的根本政治内容力图显示自己，而是因为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这种由政治之前的边远地带发展起来的运动，它的任何最终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随后与体制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规划和政治冲动和面貌出现的。
1968年的事件再次证明了这点。想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党内政治家们推出他们的方案，并非由于突然受到神启，而是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这些压力产生于生活中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毫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他们试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实质上是制度的目标与生活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每天都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发生。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越来越公开化。学者和艺术家们受到整个社会的响亮的呼声鼓舞，用各种手段来揭露问题，而学生们则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七七宪章》的创建也说明了我指出过的问题的道德层面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如果没有各不相同的团体之间的强烈共识，没有那种忍无可忍的，那种无论会遇到何种制裁，不顾前景和结局如何难以预料，也非得团结起来大声疾呼的急迫意识，《七七宪章》运动是不可想像的。扬．帕托契卡死前不久写道："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受难的。"我想宪章分子们不仅仅把这句话看成帕托契卡留下的遗产，而且作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好的解说。
从外面看，尤其是从社会制度及其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七七宪章》的出现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雳。当然它不是什么晴天霹雳。但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孕育风暴的地方在暗处，在那个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难以梳理清晰的。预测宪章运动出现的可能性正像现在要预测它何去何从一样机会渺小。这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产生在隐藏在暗处的事物猛然冲破在谎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时刻。一个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这种事件发生时就越感到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