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福，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吴倩，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硕士生
大学排名产生的初衷是为了评价大学的办学质量，彰显大学的办学影响力。但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市场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学排名的自我测评功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大学排名的社会服务性功能越来越强，大学排名逐渐成为家长和学生择校、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政府衡量教育质量、配置科教资源的重要依据之一。[1]大学排名在执行社会服务功能时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大学排名机构、大学、政府、学生及家长、用人单位。大学排名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质量要求，致使利益主体间的博弈不可避免。
按照博弈理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关系，本身是一种博弈关系。所谓博弈关系，是指决策和利益相互影响的主体(局中人)间的相关关系。在博弈中，每一局中人都有一系列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或策略组合，局中人对行动方案或策略组合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不同方案或策略组合的理性偏好。而每一局中人博弈结局的利益获得，不仅取决于自己选择的行动方案，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局中人采取的相应策略。总的来看，博弈有两种类型：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零和博弈是指博弈的结果是各局中人得失之和恒为零。一方所得正是一方所失，局中人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相互对立，互不相容。而非零和博弈是指各局中人间利益得失之和不为零的博弈关系。大于零称正和博弈，小于零称负和博弈。负和博弈是博弈各方局中人最不愿见到的情形，即大多数人利益都为负或者所有人利益都为负。而正和博弈正好相反。在正和博弈中，局中人的利益关系并不一定是对抗的，甚至是互利的。局中人可以一致地接受某一博弈结局。即在博弈中，每一局中人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失。笔者认为，除了正和博弈外，负和博弈与零和博弈都属于局中人总体利益小于或等于零的情况，处在正和博弈的反面，所以将负和博弈与零和博弈统称为非正和博弈。
本文从博弈理论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大学排名中利益主体的关系，进而探讨如何从目前我国大学排名的非正和博弈的状态转变为正和博弈，通过促进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为我国大学排名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献计献策，以尽快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关于“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的内容。
一、“非正和博弈”：我国大学排名主体间利益博弈现状
尽管大学排名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综观我国目前的大学排名活动，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这使得大学排名利益主体之间形成非正和博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学和排名机构之间利益同构
大学排名的主办机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杂志和门户网站为主的社会媒体；另一类是研究机构。[2]大学排名涉及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这是一项有着较高要求的活动。它要求大学排名机构应具有与大学排名相关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研究能力、可靠的资金支持、严格的行为纪律要求，参与排名评价的相关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等。而这些条件和要求需要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但是从目前国内现有20多家排名机构的总体情况来看，由于缺乏政府监管，以至于出现个别大学付给排名机构所谓的“赞助费”来提升大学排名的现象，即一种大学和大学排名机构之间的合谋，使得两者的利益都有所增加。人民网2008年刊登了一则《大学排行榜为何变成“付费广告”》的报道指出，高校贿赂大学排名机构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潜规则”。[3]
(二)大学和排名机构各谋己利
大学排名结果通常是一个分数从高到低的列表，所使用的数据一部分是由大学排名机构自行调查的，另一部分是由大学提供的。在大学提供数据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个别大学为了提高自身排名而对数据进行隐蔽性造假，[4]使自身获利。
大学排名指标体系是大学排名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若指标体系不合理，则整个大学排名活动就会失去它的意义，排名结果也就不能反映出有价值的信息。大学排名机构有的是一些大学的下属机构。一般而言，这些大学的衍生排名机构有可能会设计出对自己有利的排名指标体系。以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大学50强”[5]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大学排行榜”[6]为例，这两个排名机构都在自己的排行榜中将自己所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分别排在前10，这种排法与英国泰晤士报排名和上海交大排名大相径庭。可见，大学排名机构有可能受外界因素影响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指标体系，进而影响指标体系的客观性。
(三)学生、家长及用人单位盲从错误的大学排行信息
大学排名作为大学“被消费”的商家行为，[7]学生及家长在选择学校时必然会将大学的教育水平、师资力量、学科设置、科研能力、社会影响、就业率等各方面因素作为考虑的对象。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呢？如果仅凭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大学经过包装的招生介绍，很难做出选择。大学排名比那些辞藻华丽的招生简章更具参考价值，可以相对准确地引导学生择校。“2003年天津市高考考生、家长高考填报志愿情况”的问卷调查中，有56.9%的考生和64.6%的家长“赞成”或“比较赞成”给大学排名，而有45.8%的考生和50.5%的家长明确表示会把大学排名作为填报志愿的“重要的参考依据”。[8]但是错误的大学排行信息会严重地误导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最终的结果是学生选择了非理想的大学。不合理的大学排行就会丧失其为学生及家长提供正常的信息服务的功能。
合理的大学排名有助于用人单位筛选人才，但是错误的大学排名会使这一美好的设想落空。很多用人单位信任大学排名中的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但是一些大学通过不正当手段来提升排名，并非是真正实力强大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并非出类拔萃，致使用人单位利益受损。
(四)不合理的大学排名误导政府的资源配置及政策调整
由于个别大学和大学排名机构在大学排名活动中非正当得利，做出不合理的大学
排行榜，致使政府资源配置失当以及政策调整失效。在教育经费投入有限的条件下，政府分配给高等教育的资源必须合理配置，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错误的大学排名会误导政府的资源配置行为。同时，大学排名机构可以利用排名结果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报告”，帮助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对现行高等教育政策进行修正和完善，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管理职能。但是大学排名不当最终会导致高等教育政策出现偏颇，从而影响我国整体的教育事业发展。从这点上来说，政府的利益严重受损。
可见，在我国大学排名利益主体博弈中，个别大学和大学主办机构获利，而博弈中的大部分主体即用人单位、政府以及学生和家长的利益严重受损，所以说我国大学排名的利益主体博弈呈非正和博弈的现状，即博弈各方的得失之和为零甚至小于零，博弈各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是一种“你输我赢”的状态。
二、我国大学排名主体间利益“非正和博弈”现状的原因
我国大学排名利益主体造成“非正和博弈”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是其中的一个主体造成的，而是各个利益主体都制造了“非正和博弈”的诱因。
(一)合目的性错误
大学排名的合目的性是指大学排名机构在对高校进行评价的过程当中，必须使评价所使用的手段合事实、合理性、合逻辑，具体到大学排名上就是排名机构在方法的选取、指标的选择、信息的获取、结果的公布等方面必须全方位地达到合理化。如果这些达到目的的手段中有一些是不合理的，那么大学排名的结果必然也不合理。[9]由于目前个别大学排名机构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在进行大学排名时合目的性存在一些问题，从总体上来说，使得大学排名的可信度下降；从更深层次上来说，这不仅影响了大学排名机构自身的形象，同时也对大学排名中的其他主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二)合规律性减少
大学排名的合规律性主要是指在进行高校评价的活动中，必须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高校作为学术机构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大学排名的合目的性相比，合规律性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合目的性反映的是大学排名机构的观念及其行为选择，而合规律性反映的则是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特点与高等教育规律的问题，这与大学排名机构如何处理与高校之间的关系高度相关。[10]但是个别大学现在与大学排名机构合谋，虚假地提升自身在大学排名中的竞争力，而不是从学术机构的特点与高等教育规律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就导致现在某些大学的排名上升实际上并不利于大学自身的发展，对于其他大学排名利益主体的危害更是显而易见。
(三)管理缺失
通过立法手段干预大学排名，是各国对于大学排名监督的一条重要经验，但是我国在大学排名方面的立法还处于空白，只有少量的相关立法，主要是涉及教育评估方面的，因此造成现在大学排名无法可依的状况。《教育法》第二十四条提到“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关于教育评估法制建设方面，除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这一部行政法规外，其余的便是散见于其他法规中关于评估的条款。《普通高等学校评估暂行规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很多方面早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排名中大学排名机构、大学、政府的职责与权限迫切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界定和规范。
(四)监督缺位
一个完整的大学排名监督和评估体系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监督，另一是外部监督。大学排名就是由有关评估机构通过对大学社会声誉和学术地位等指标的调查而做出的一种评估。从本质上看，大学排名是大学教育质量监控的必要手段，大学排名是大学教育的举办者、管理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及社会所需要的。目前大学排名很多是由大学研究机构来做的，这种机构的内部监督就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对大学排名的监督任务主要应该落在外部，即政府、学生、家长及用人单位。由于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正在中国形成，因此政府不该像以往一样事事包办，应该释放部分职能。大学排名真正的监督主体应该是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而现状是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并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他们只是将大学排名作为一个“风向标”，引导自身的行动，但并未观察过“风向标”是如何运行的，运行的是否准确。
三、“正和博弈”：未来大学排名主体间利益博弈的诉求
大学排名是一个大学排名机构、大学、政府、学生及家长、用人单位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场域。由于目前的非正和博弈情况对绝大多数利益主体不利，所以需要寻找出改变现状的途径，以达到各方合作的目的，即各方利益都为正，或至少合作各方的总体利益为正，实现正和博弈。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做。
(一)加强大学和大学排名机构的道德意识
大学排名中主体间非正和博弈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大学和大学排名机构的道德意识不强。随着大学排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学排名开始成为大学声誉的制造者，引发了大学之间的声誉竞争，一些急于求成的大学采用不公平的手段谋求在排行榜上的上佳表现，大学排名机构也趁机从中分一杯羹，从而产生了大学排名的道德风险。在不考虑大学排名的社会功能的情况下，大学必须明确排名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测评，这种弄虚作假的排名结果只能使大学止步不前，而没有任何的益处，大学排行榜上的名次提升并不代表大学能获得利益，即便得到利益，也是虚假的，而且还会损害大学排名中其他主体的利益。大学排名机构制造虚假排名，会使得自身的信誉严重下降。所以只有大学和大学排名机构同时增强道德意识，大学排名才能发展得更好，才能有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提升大学申报数据透明度
大学申报数据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大学排名的公信力，数据透明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数据的真实性。笔者认为大学申报的数据应由校长签字、学校盖章，校长及其所在大学对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负责任，在大学排名机构正式公布排名前的一定时间内，可先行对各大学提供的数据信息在大学排名机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或相关大学的网页上予以公示，以接受社会及其他高校的监督，[11]这样才体现出数据的透明。与此同时，国家应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建立大学数
据共享平台，大学排名机构可以直接从数据共享平台上选用所需的数据进行排名，一方面提高可大学排名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可有效杜绝排名机构和高校合谋窜改数据的可能性。[12]如果查出某所大学的申报数据不实，那在下一年的大学排名中该所大学将不能参加排名，并进入大学排名黑名单，经整顿之后再予以排名，大学的校长也将进入诚信黑名单，并在国家重要媒体上做出道歉。
(三)建立全方位监督机制
建立大学排名全方位监督机制分为两大块，一是建立监督或顾问机构，二是建立学生及其家长的外部监督。大学排名的监督或顾问机构可以为大学排名提供一些原则性的指导，从而保障大学排名的质量，赢得公众和业内人士的信任，促进大学排名活动可持续性地向前发展与提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华盛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于2004年共同发起成立的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以下简称IREG)为大学排名的顾问组织提供了典范，该组织于200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柏林原则”(Berlin Principles on Ran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13]为大学排名提供了指导性范本。另一方面，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应该发挥舆论作用，对于大学排名不公现象进行曝光，来规范大学排名的行为，同时，学生、家长、用人单位也应该将自身对于大学排名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大学排名机构，使其大学排名的社会服务作用很好的发挥。
(四)设立个性化定制排名
传统的大学排名以指标与权重为基础，指标和权重均由大学排名机构确定，并且一旦确定不能更改，不能全方位地满足学生、家长和大学本身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指标和权重的确定带有明显的主观性色彩。个性化定制排名是一种不给定指标和权重，而是通过建立指标库，让学生及其家长能够根据需要选择指标和权重，定制符合自己要求的大学排名，为择校提供有效参考。比如学生和家长需要对全国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排名，他们需要向大学排名机构付一定的费用，大学排名机构将在规定的时限内将这项排名发送给购买人，这样使得大学排名机构从正规途径有利可得；同时大学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全方位分析自身所处的位置，为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个性化定制排名将决定权交给了消费者，使排名结果更加科学、针对性更强。[14]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CHE大学排名就是这样一种个性化排名，它是站在高等教育消费者的角度上对大学做出的评价，充分考虑了消费者利益，如今已经有很多欧洲国家的大学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