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不利于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碳排放空间是公共物品，各国存在搭便车的动机，所以国际合作联盟有利于解决碳排放问题。京都议定书协议可看作为一个合作博弈,这种博弈可以完成多于各国独自联盟时的减排量。文章利用合作博弈模型对根据不同政治经济状况分类的欧盟、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这三类成员国进行分析，得出现行的博弈是不稳定的博弈。碳减排利益分配格局需要继续调整，中国作为其中的重要联盟成员应积极的参与国际碳减排规则的制定，除了自身在国内推行碳减排措施，还要在国际上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
关键词：碳减排； 博弈机制； 京都议定书协议
1、 国际碳减排机制
CO2的浓度超过一定的限度会引起大气温度上升，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的第一份国际协议。根据《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具体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在第一阶段没有具体的减排责任 [1]。Zhan Fashu（2009）认为气候变化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长期挑战，二氧化碳减排式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2]。
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是全球公共资源，各国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往往导致“公地悲剧”[3]。各国单打独干，会导致“搭便车现象”，以致碳排放更多，国际气候环境恶化。崔大鹏(2003)认为气候合作属于一种国际合作，国际合作的博弈机理、影响要素和转化条件等完全适用于气候谈判与合作[4]。基于公共物品的特性，单个国家没有动力提供足够的减排量，因为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体理性、个人选择的最优，其结果可能是无效率的[3]。所以京都的缔约国与参与国之间的博弈是合作博弈。合作博弈采取的是一种合作的方式并且可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合作博弈亦称为正和博弈，研究人们达成合作时如何分配得到的收益，即收益分配问题。
2、 合作博弈
N人合作博弈模型主要讨论：（1）、N个局中人之间如何构成联盟（2）、各个联盟的支付或收益多大（3）、局中人最终在联盟中分配多少
2、1联盟的形成
本文分成员国为三类：一类是欧盟等承诺具体减排任务的国家。2007年3月，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一类是美国。美国1998年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2001年退出， 虽然在2002美国推出自己的减排计划，不过该计划比京都的任务小得多。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可见美国有搭便车的嫌疑。
另一类是中国及参与《京都议定书》但没有具体减排任务的国家，比如77国集团。它们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碳减排上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并坚持在后京都谈判中不接受进一步的承诺，强调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起表率作用。
2002年中国参与《京都议定书》。虽然在第一期承诺中没有减排任务，只是参与CDM。 但中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巨大。一方面，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两倍多。由于煤炭在几大能源中碳排放系数高达到0.75 ，使得我国单位能源消耗的CO2排放量明显偏大。另一方面，中国综合能源效率较低。虽然现在不承担具体的减排量，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强烈要求中国承诺具体减排任务。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美国将对未采取减排行动国家的某些产品进行边界调节。而且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后，发达国家碳边界调节措施的提议再次浮出水面。与前期中美的激烈争论不同，这次是以法国为首，要求对所谓“减排程度不足”的中国、印度等国家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征收进口关税。2010年4月，法国又提出和美国在碳边界调节方面进行合作。可见，中国的碳减排迫在眉睫。
2、2 合作博弈模型
设局中人集合N={1，2，3…n}，N的任意子集称为联盟，记所有的联盟构成的集类为B。对于任意的S∈B，用V(S)表示联盟S中的局中人通过合作所得到的支付，把（N v）称为一个联盟博弈。（N v）的全部分配所构成的集合为I（v），对于联盟博弈（N v），集合I（v）称为联盟博弈的稳定集。如果稳定集内部任何两个分配无优超关系即联盟具有内稳定性；不属于稳定集内部的任何分配Y，总可以在稳定集内部中找到优于Y的分配X，则联盟具有外稳定性。《京都议定书》是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博弈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地悲剧”问题，但要真正解决“公地悲剧”，还需要更有效的机制激励各国更广泛地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合作[5]。要使国际碳减排机制的总体效用达到帕累托最优，实际是让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分配达到最优，即合作博弈具有内部稳定性。
2、3 稳定性分析
由于在这三类成员中，只有欧盟等是率先有具体减排任务的国家。如果欧盟不承担具体的减排任务，假设这时的利益分配为y1 ，相对于有具体减排任务时候x1而言，环境效用下降了，政治效用下降了，经济效用可能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一般不会超过环境效用与政治效用的下降之和。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很发达，对环境以及政治地位的偏好强于发展中国家，所以总体而言y1 < x1 ，因此不满足优超条件。
另一类利益分配的格局是美国承担分配给他的具体减排任务，假设这时美国的利益分配为y2 。其利益所得包括环境信用的提高，政治形象的改善及提升。虽然减排后经济效用会受到影响，但只要减少的效用小于环境和政治效用之和，其总效用也是上升的。
而事实是美国在2001年退出了京都，其后来自身推出的减排任务要比京都小得多。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政府给气候变化政策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其希望通过合理设计的气候变化政策来支持美国经济复苏、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权。其不但想在国际碳减排格局中搭便车，还想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充当领导者。2009年美国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相比较环境、政治效用更偏好于经济效用，然而在经济低迷、贸易量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避
免传递贸易保护主义的信号，否则只有两败俱伤，不会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用。可见，减排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比不减排优超。
另外，如果现在中国参加具体的减排任务，对于中国的发展影响将是很大的，所以目前不满足优超条件。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全球分工的格局让发展中国家更关注消费者责任认定原则为减排原则。否则，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成本，还需要额外交费，才能把本国高碳产品出口给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而发达国家消费商品的同时，还把高碳产品的生产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以上分析得出京都的协议， 存在着内部不稳定性，并且存在一种新的利益分配优于现在的分配状况，即美国承担具体的减排任务。美国长期的搭便车行为会使欧盟不满，其政治形象恶化。
3、 结论及对策建议
碳气体排放空间是全球公共资源。各国合作协议碳减排措施包括碳税减排措施和碳交易减排措施，其全球的帕累托最优的减排量就会大于从各国自利最大化出发的减排量。因此合作比不合作强。
《京都议定书》协议， 从长期看存在内部不稳定。这也是落实《京都议定书》具体减排任务举步维艰和后京都时代的国际碳排放格局摇摆不定的原因。而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又把矛头指向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碳关税措施。这显然是从自利的角度以贸易政策解决碳泄露问题。贸易政策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手段[6]。碳减排利益分配格局需要继续调整，各个国家需要反复不断的调整减排量，直到达到全球减排的目标为止，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谈判过程。而中国作为其中的重要联盟成员国应积极的参与国际碳减排规则的制定，除了自身在国内推行碳减排措施，还要在国际上积极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
参考文献：
[1]杨红强 聂影. 碳排放贸易与环境保护协调策略[J] . 商业时代.2006，(5) :63 - 64.
[2]Zhan Fashu ，Jiang Dongmei ，Fan Hua. Status of CO2 Emissions ， DrivingForces and Mitig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Tianjin ， China [J] . Ecological Economy ，2009 ， (3) :207 - 216.
[3]余光英，祁春节. 国际碳减排利益格局:合作及其博弈机制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2010，（5）：18-21.
[4]崔大鹏. 国际气候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9 - 32.
[5]陈洪波，蒋天文. 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博弈[J] .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 ( 10 ) : 58 - 63.
[6]东艳.全球气候变化博弈中的碳边界调节措施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7）65-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