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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萨玛节流传于贵州省榕江县、黎平县、从江县及周边的侗族地区，主要以榕江县车江侗族萨玛节为代表。 萨玛节是贵州南部侗族地区现存最古老而盛大的传统节日，有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风俗的遗留。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侗人“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多耶”祭萨。节日规模最为盛大的当属榕江县车江大坝的三宝侗寨。李顶郎带着官兵随后追来，把“弄堂概”围得水泄不通，战斗越来越激烈。款众使用的滚木、檑石、刀剑越来越少，官兵步步逼上山来。款众拼死抵抗，伤亡越来越大，但仍然坚持打退官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石道吩咐杏妮守住山顶，自己率领部分款众冲下山腰杀敌。混在款众中的王素突然对准冲在前面的石道张开弓箭，九库眼明手快，立即对准王素狠狠地放了一箭。石道英勇地倒下了，王素也被九库的箭牢牢地钉在一棵大树上。
吴玉康 21民本 2021410067 “萨玛节”是南部侗族现存最古老而盛大的传统节日，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萨玛系侗语，“萨 ”即祖母，“玛” 即大,萨玛汉译过来就是大祖母的意思。萨玛是侗族人民信奉、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女神,她代表了整个侗族共同的祖先神灵的化身,是侗族唯一共同祭祀的、 本民族自己的神。同时萨玛又是古代侗族女英雄，在侗族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侗家人认为萨玛能赋予他们力量去战胜敌人、战胜自然、战胜灾难，赢得村寨安乐、人畜兴旺。-般是农历十月、二月，但有时也根据生产、生活或其他重大活动情况改为其它月份举行。平时每月初一、十五由管理萨堂的人打扫萨堂，敬供香茶。而一年一度的重大萨玛节祭萨活动，各村都请专门的祭师来主持祭祀仪式。我收集了从2002年至今为止有关侗族萨玛文化的论文（文章）四篇，下面以这些论文（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进行综述。 2010年杨先民、杨宗有、张实裕等人的《镇远侗族“萨玛之歌”》，主要是关于萨玛文化由来和作用，讲述了一位名叫贝芬的侗族少女带领侗族人民反抗封建地主统治的故事，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少女便把她的故事口口相传下来，以激励侗族人民们吃苦耐劳、勇斗邪恶,敢于自我牺牲,奋发向上。“萨玛之歌”中的十一个小标题展示了贝芬带领侗族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所付出的艰苦代价。以我找到的资料来看对于萨玛文化由来的准确消息并没有过多的准确消息，更多的是在人们口口相传中流传下来。张泽忠《萨玛神的“元信息”解读——侗族大神母研究系列之一“》表明了张泽忠先生的观点：以文化自觉的责任意识重新审视萨玛神的意义信息，有助于认知和理解这一具有人类文明标识意义的”大神母“神话遗存的实际意义。张泽忠先生认为侗语词语中称女性长者为”玛“，与希腊神话中称”大地女神“为”玛“皆源于对”大神母“的尊称。但我找寻资料后发现萨玛神对于侗族人民来说她的原型却是一位女首领，并没有被神化。萨玛神对于侗族人民来说是有血有肉的一位带领者。 2016年刘畅在《论侗族”萨玛节“的功能》中指出萨玛节的功能主要有几点：1：文化传承功能；2：社会教化功能：3：民族认同功能；4：群体凝聚功能；通过举行“萨玛节”，祭祀了逝去的先人们的灵魂，向族魂进行了祷告，表达了心愿，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财两发、富贵双全的期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一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也成为侗家人共同的选择和合理的诉求。刘畅先生表明如今的“萨玛节”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对侗族“萨玛节”功能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侗族社会历史发展，了解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了解侗族同胞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对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我查阅资料后中所发现举办萨玛节对于侗族人民的意义有些夸大了，萨玛节的举办参与者只有寨老和已婚的妇女，他所覆盖的人员并没有很大，受到影响的人并没有很多，刘畅先生对于萨玛文化的作用我认为是有一些的夸大了 2017年粟文清、吴文君的《论古州侗族萨玛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指出人们对萨玛节存在着两个重要误区:1、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先验地认定萨玛节为侗族“原生态文化”，并以榕江县萨玛节最为典型。2、普遍认为萨玛节是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风俗的遗存。吴文君、粟文清在对三宝地区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资料，和黎平侗族进行比较，重新审视了三宝地区的萨玛文化，提出了下面的观点：1、在湘黔桂交界的广大侗族地区，三宝侗族的萨玛文化与众不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2、地处迅速城镇化榕江县城，当下三宝侗族的文化正在急剧.变迁，但变迁并不是刚刚开始，而是自古就有,变迁也不仅仅源于现代化对古老侗族文化的冲击的单一向度，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最后粟文清和吴文君根据在三宝侗寨的考察期间获得的有关村寨的民俗生活的材料，特别是口头传说中有萨玛的故事和传说等，质疑了三宝萨玛节的”母系氏族遗存“和”原生态“等普遍说法，并且提出了在侗汉民族居住交界处文化”多维度变迁“的新的分析思路。萨玛文化在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甚至是发展下来，已经极具现代化因素，但对于萨玛文化的由来到底是如何来的我觉得这并没有很重要了，但不可否认是萨玛文化对于侗族文化来说还是极具特色的，这不是意味着萨玛文化可以作为侗族地区的一个特色旅游节目而得到更多的人认识呢？还可以带动侗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不是萨玛文化所能带来的效应呢？值得思考。 综上所述，侗族萨玛文化的由来是一位侗族女首领带领侗族人民跟地主的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侗族首领而举办的节日，萨玛节寄托着侗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但萨玛文化也跟希腊的神的文化有着相同之处，但在人们口口相传的信息中却能深究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于萨玛文化的由来又有着另一种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萨玛文化已经是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跟侗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已经成为了侗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于萨玛文化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并传承起来，赋予它经济的理念在现代社会是不是更能有助于萨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参考文献 杨先民、杨宗有、张实裕等《镇远侗族“萨玛之歌”》2010年衫乡文学第六期 张泽忠《萨玛神的“元信息”解读——侗族大神母研究系列之一》2010年百色学院学报第五期 刘畅《论侗族“萨玛节”的功能》2016年凯里学院学报第五期 粟文清、吴文君《论古州侗族萨玛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2017年贵州民族研究第三期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民族众多。由于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生活在各自不同环境区域中的各族人民，身着各式各样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无不体现着所处的地理环境特色和民族风情。总体可以概括为北边长南边短，北边宽南边窄，北边厚南边薄。 同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族服饰情感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 青藏高原地区，主要人口为藏族，他们生活的地方，海拔高，气温低，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因而他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袍，冬季皮袍，夏季棉袍，袖长宽松，白天当衣，晚上当被。为了生活方便不论男女都将右膊裸露在外，袖子别在腰间。每逢节会，欢歌四起，长空舞袖。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这是黄土高原的真实写照。由于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气候条件，使黄土地上人们的服装另有一番情景。冬天人们穿着老羊皮袄，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夏季白布的尕汗褡儿，青布的黑夹夹儿，是这一地区典型的民族服装。 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兄弟的服饰，则明显的带有西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特色，这显然是由于地理环境因素而形成的。 例如：维吾尔族传统的民族服装为男子穿绣花衬衣，外套斜领、无纽扣的“裕袢”，“裕袢”身长没膝，外系腰带。在北疆因天气较寒冷，外套常常有纽扣，妇女则喜欢穿色彩艳丽的连衣裙，外面往往还套穿绣花背心。男女皆喜欢头戴绣花小帽，脚穿长筒皮靴。维吾尔族在此服装用料上喜欢选用纯毛、纯棉、真丝、真皮，妇女喜欢艳丽的衣物，并以耳环、戒指、手镯、项链等饰物点缀。手工刺绣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工艺，衬衣、背心及小圆帽上所绣的花纹图案都十分精美。 居住在云贵高原的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也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习相关。最具特色的是侗族，他们的蜡染闻名于世，成为贵州地区亮丽的风情线。由于这一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山大沟深，林木茂密，溶洞暗河遍布。长期以来与世隔绝，交通不便，为了生存，他们自己纺纱织布，加工洗染。这种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布料厚实、美观、耐用，可穿、可佩、可戴、可提，不仅有实用价值，更有观赏价值，近年来又成为旅游开发项目之一。作为重要民族的傣族，他们的传统服饰，男子多穿对襟或大襟无领短衫，肥筒长裤，也有少数人穿深色筒裙，用白、青、浅蓝、淡黄色的布包头。女子服饰因地域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西双版纳的妇女上穿白色、绯色或淡绿色紧身窄袖短衫，下着各种花样的长及脚面的筒裙，束银腰带，喜欢留长发，并挽髻于顶，插上梳子或鲜花，典雅大方；也有用大布巾包头的。德宏和耿马的妇女上穿齐腰短衣，下着色彩艳丽的筒裙，发髻位于脑后，余发散拖一绺在背后。服饰衣料过去为土布，现多为丝绸、细花布，更显傣女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身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江南地区的形容和向往。河流密布，湖海相连，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地势平坦，植物茂盛。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生活的各民族同胞，他们的服饰天人合一，环境造就，典雅别致，小巧玲珑，以薄、短、轻、柔、艳而著称。 彩云之南的傣族、僳僳族、白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边疆，这里气候宜人，山川秀丽，天蓝水碧，风景如画。他们的服饰色彩艳丽，轻柔飘逸，女人们的裙子有摆裙，有长裙，有褶裙。特别是傣家妇女穿的筒裙，五颜六色，美丽得像孔雀开屏，不仅好看而且合身适用。由于这里地处边陲，过去封闭落后，观念保守，所以，很少有短裙。瓦族妇女的裙子也是筒裙，但没有傣族筒裙长，色彩以黑、红相间为主，这与她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 我国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是重要的农耕地带和人口集中区域，生活在这里的广大同胞以汉族为主，服饰介于高原和水乡之间。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民，服饰与其他各地区民族的服饰相比较，则是最简洁不过的了。渔民们长年生活在气候温热湿潮的水上作业，捕鱼打捞，穿着简练、轻便、易于晾晒的服装，这完全是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 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妇女，将多种图腾崇拜的形象融合于一体，以水牛的头和角、羊胡、虾须、蛇身、鱼尾等整合为意象中的“苗龙”形象，刺绣在自己的衣服和围裙上，表达自己的民族信仰。 这些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不仅对服装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使服装呈现千姿百态、靓丽夺目的艺术效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以形象化的创造性语言，记录下了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世界的演变，为研究民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佐证。同时，这些信息符号也反映了勤劳智慧的苗族超凡的艺术概括和对装饰艺术的大胆追求。 我国北方民族喜欢在嫁妆的鞋垫、肚兜上刺绣鸳鸯戏水、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富贵白头、并蒂莲、连理枝、蝶恋花及双鱼等民俗图案，以隐喻的形式，将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白头到老的纯真爱情注入到形象化的视觉语言之中，反映了朴素纯洁的民俗婚姻观，同时，赋予纹样造型以生命的律动，表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勃勃生机。而方胜、如意纹、盘长等造型符号和纹样，则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真诚期盼，表达朴素纯真的审美情趣。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服饰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形象。它的功能一是遮风祛寒，二是装饰美观。但是，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情感的影响，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不打上这一地区的烙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地理环境和情感造就了民族服饰。
贵州是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业极有发展前途。在贵州，每年有类型不同大小各异的民族节日重删除次；许多民族聚居区有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民族建筑；文物众多的旅游景点，吸引着中外游客。特别是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更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独具一格，它与外界有着独特的交流渠道。在贵州的重点文化旅游景点中，大多是贵州独有的，如贵州各民族独特的民族建筑、众多的风物特产、可口的美食餐饮、历史名人文化、贵州龙文化、苗侗原生态文化、沙滩文化、阳明文化、奇石文化、屯堡文化等等。这些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并与独特的喀斯特风光构建起贵州旅游文化的灵魂，使贵州的山山水水充溢着浓浓的文化氛围，成为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旅游资源。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以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产品发展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但贵州的旅游业起步较晚，过去，人们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了解甚少。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各方面人士来贵州各风景名胜区观光旅游的逐年增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被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所认识。侗族的多声部无伴奏合唱“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首次亮相，便引起了震动；苗族的木鼓舞从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跳上世界舞台，便以狂放的风格被称为：“东方迪斯科”；苗族服饰以其精美的工艺和丰富的文化信息承载功能被称为“无字的史书”；六枝梭嘎苗族社区因其文化独特并保存良好，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被国际戏剧界称作“戏剧活化石”的地戏、傩戏等，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以风情浓郁内涵丰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贵州高原山区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内，各民族承袭着自己的传统，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积累，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相通性，但又各自独立，每一种文化经验和智慧以及信息库藏都是其它文化无法完全替代的。这一切都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通过开发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兴办经济实体，借助旅游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可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群众快速脱贫致富。与“信贷扶贫”、“民政扶贫”等其它扶贫方式相比，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是一种全新、高效的扶贫方式。它有其理论依据：从旅游业的产业特点来看，旅游业是典型的资源依托型产业，其发展的前提在于旅游资源；作为高度关联的经济型产业，能够带动市场需求，树立地区整体形象，带动物流、财流、信息流及新观念流，从而带动相关部门及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点能够为少数民族地区带去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可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富裕劳动力问题。此外，作为窗口性行业，通过发展旅游业可加强与外界交流，增进了解，促进招商引资。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这一命题不是人为的，而是旅游业作为经济产业的本质特征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旅游扶贫纳人重要的工作议程，明确提出“加强对资源条件和市场前景看好的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以旅游业带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划中，发展旅游业也是重中之重。因此可以相信，旅游扶贫在缩小东西部差距、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中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行吗??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合作,本人撰写3万，万字)人民出版社 1985年侗族文学史 (主编并撰写12万， 万字)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年神判论 (万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合作, 全书万字，本人撰写15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1月侗族通览 (合作,全书 万字，总纂并撰写7万)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 (万字)社科文献出版社 1995年9月 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学的主要特征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关于侗歌的翻译问题 (万字)《民族民间文学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关于侗族文学发展史的分期问题 (万字)《民族文学动态》1985年第1期历史的足迹 科学的印记 (万字)《黔东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款词 (万字)《民族文化》1985年第2期侗族革命文学的开拓者 (万字) 《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古代女英雄的颂歌—《嘎萨岁》(万字)《民族文化》1985年第3期侗族民间歌师吴朝向 (万字)《民族文化》1985年第6期侗族文学史上的丰碑 《珠郎娘美》(万字)《民族文化》1986年第1期侗族文学小史 (万字)《黔东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侗族南北文化差异的历史根源 (万字)《民族纵横》1986年第3期侗族曲艺源流略考 (万字)《侗族曲艺》1986年第5期《侗族文学史》编写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5期侗族款词传承情况和社会影响的考察 (万字)《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5期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6期侗族革命文学的开创者—苗延秀 (万字)《黔东南报》1986年9月27日神话究竟是什么 (万字)《<神话新探>论文集》1986年第10期“鼻饮”辨析 (万字)《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弯弯曲曲的坦途—对当代侗族作家文学的思考 (万字)《鼓楼》 1987年第3期《祖公上河》的成因与侗族族源 (万字)《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民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万字)《中央民族学院学学报》1987年第4期论“嘎想”的伦理道德教育作用 (万字)《黔东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民族艺术的绚丽花朵—侗族大歌 (万字)《中国文化报》1987年4月8日《珠郎娘美》搜集整理方法 (万字)《中芬民间文学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化合反应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吴勉起义的性质浅探 (万字)《铲平王吴勉》1988年第8期公正呼？科学呼？—与朽木次郎商榷《越人歌》的族属(万字)《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论侗族“约法款” (万字)《中南民族学院学学报》1989年第2期侗族文学人物形象的历史演化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5期“萨”神试析 (万字)《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 (万字)芬兰《赫尔辛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0年5月神判之源考释 (万字)《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4期理性认识的曙光 (万字)《侗族文化新论》1991年第8期当前侗族民间文学的女性化倾向 (万字)《苗岭风谣》1992年第1期关于跨国民族文学史编写问题 (万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通讯》1992年第1期侗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万字)《黔东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桃源深处是侗乡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苗侗文坛》1992年第4期侗族“约法款”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万字)《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文学史的五个建设阶段 (万字)《民族论坛》1993年第1期中国比较文学史建设问题 (万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从杨再思的族属看湘黔桂边界的民族关系 (万字)《怀化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历程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侗款的历史变迁 (万字)《民族论坛》1994年第2期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生存年代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论多民族共同语文学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民族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万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培养多种多样的侗族人才—兼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万字)《苗侗文坛》1996年第3-4期世纪之交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古老的民族与古老的文化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社会概况与文学综述 (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民间诵词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民间歌谣 《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大理段氏总管时期的诗文作品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南方少数民族文人文学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文人创作与文学批评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近代南方少数民族文学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南方少数民族的现代文学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宋词寻根-南方少数民族对词的贡献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回顾与前瞻 (万字)《风雨桥》1998年第1期 人物形象与民族命运—读新时期的侗族小说 (万字)《苗族文坛》1999年第2期南方少数民族汉文创作的兴起 (万字)《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南方少数民族汉文创作的兴起 (万字)《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民族文学交流的使者：苏轼—兼记民族文学交流史上的“精神互补”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人物形象与民族命运—谈改革时代的侗族小说 (万字)《苗侗文坛》1999年第2期李白与长江流域的浪漫诗风 ( 万字)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期王昌龄与侗蛮乞诗 (万字) 《黔东南社会科学》2000年1期柳宗元与柳州峒氓（万字）《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2期
潘年英，男，侗族，1963年生于天柱县石洞镇盘杠村。1980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1984年毕业分配到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先后加入贵州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学术团体。1994年荣获庄重文学奖，1997年3月调厦门大学任教，1997年获贵州省民间文学奖、广西民间文学奖，2000年获首届侗族文学“风雨桥奖”。2001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2003年被泉州市委、市政府作为泉州市第三批优秀拔尖人才予以表彰。 有哲者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是人类前进的战斗号角。在人文生态普遍受到关注而文坛低迷文学在低谷徘徊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潘年英先生用人类学和文学完美合璧筑起的精神家园。是的，潘年英以其独特的天赋、超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华，创作并出版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人类学著作和文学著作，据统计他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共有13部之多，而且他本人就是一本丰厚的读不透的奇书。
潘年英，侗族，1963年生于贵州天柱盘杠村。在故乡生活17年。1980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4年毕业，分配至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1997年10月调入福建泉州黎明大学从教。2003年7月到湖南科技大学任教。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南科技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创作小说和散文，同时发表过少量诗歌。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山花》、《花溪》、《天涯》等刊。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4年当选为贵州省作协理事，1995年至今，任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2005年任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副会长。1994年获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成法文和英文。主要结集出版的著作有： 《我的雪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民族·民俗·民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扶贫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寂寞银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边地行迹》（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故乡信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木楼人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伤心篱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文化与图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雷公山下的苗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保卫传统》（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在田野中自觉》（民族出版社2005）《顿悟成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西南田野笔记》（东方出版中心2007）
侗族有“侗不离酸”、“侗不离鱼”的饮食习惯，食油茶、黑糯米饭和“腊也”（合拢饭）。
1、诗歌
侗族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侗族诗歌的韵律严谨，题材广泛，情调健康明朗，比喻生动活泼。抒情歌优美细腻，真挚热情；叙事歌委婉曲折，含意深长，是侗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2、音乐
侗族人民善长音乐，唱歌在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年长者教歌，年轻者唱歌，年幼者学歌，歌师传歌，代代相传，成为社会风习。侗族大歌，琵琶歌，拦路歌，均是侗族音乐的优秀代表。
3、舞蹈
侗族舞蹈有芦笙舞、“多耶”舞、耍龙舞、狮舞等。其中芦笙舞曲调繁多，舞姿有“鱼跃”、“斗鸡”、“盘龙”等10多样，秋后赛芦笙，参会的芦笙上千架，方圆数十上百个村寨参加，观众达上万人。
4、侗戏
侗戏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剧种，产生于清朝道光年间。侗戏台步简单，动作纯朴，曲调唱腔多样，由贵州黎平腊洞的吴文彩（约1798-1845年）首创，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有民间戏班近500个，传统和现代剧目近千出。
扩展资料
侗族的风俗习惯：
1、侗族服饰多种多样，不同年龄、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装饰，有左衽、右衽、对襟；有布扣、铜扣、银扣；有裤装、裙装；喜青、蓝、黑、白各色；有头饰、颈饰、胸饰、腰饰、手饰、脚饰等等。
2、侗族饮食习俗很有特色。侗族以大米为主食，也食用小米、玉米、小麦、高粱、薯类，但通常为调剂口味而搭配。
3、侗族居住的村寨多具有依山傍水的特点。侗寨一般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寨边梯田层层，寨脚溪河长流，寨头村尾树木参天。大的侗寨六七百户，小的二三十家。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侗族
侗族是分布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毗邻地区的南方少数民族，其中以贵州省人口最多。古代文献中称“骆越”、“僚”、“侗蛮”。他们主要从事山坝农业，兼营林业和渔猎，手工业发达。出产“香禾糯”（有“糯中之王”之称）、“稻花鲤”、油茶、杉树，善于编织侗锦，“鼓楼”和“风雨桥”是其特有的精湛建筑艺术，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 侗族主要居住在湘、黔、桂毗邻地区，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榕江、从江、锦屏、天柱、和铜仁地区的玉屏、铜仁、江口等县及万山特区。湖南的新晃、靖州、通道、芷江侗族自治县和广西的三江、龙胜等县。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侗族共有人口297万。侗族主要以“禾”米为主食，以粳米、小米、包谷、小麦、薯类为辅。按稻米的性质分为糯米饭和粳米饭两种。饭类调制方法分为煮饭和蒸饭两种，糯米饭的蒸煮方法是：头天先将糯米浸泡于水桶，待第二天捞出淘洗滤干水，再放进木甑里蒸熟，即可食用。侗族有一日三餐的习俗，一般是早上出工，到山上干活，把全天的饭做好，早饭后，用饭篓或篮子装糯米饭，加上腌鱼、肉、菜之类，拿到山上，趁中午休息，便在田边地头吃起来，既方便实惠，又经济、节省时间。以糯米作各种菜肴的配料，是食俗的一大特色。杀鸡宰鸭，用鸡鸭汤煮糯米粥，撒些葱花、薄荷，别具风味；糯米和鸡血、鸭血混合，煮熟后切小块，拌上香料炒，又成为别具风味的菜肴，称为“狼棒”也是一款鲜美的佳肴。此外，糯米还用来做粽子、糍粑、打油茶。侗族好饮自酿米酒。米酒制法与周边各族相同，以糯米酿制。制成后冲上清凉的井水或泉水饮用，消疲劳，解干渴。还喜欢用糯米甜酒酿成的“重阳酒”，即在农历九月用新糯米酿成“甜酒酿”，密封于坛内，置火塘边慢慢温烤，或埋在肥堆里，让其发酵，春节时取出来饮用。此酒液粘结成丝，味甜过蜜，醇香异常，十分诱人。侗族日常喜食酸品，侗家有句俗语，“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倒蹿”。在侗族食品中，酸食冠于菜肴之首，每天用菜肴50%都是酸味。几乎每家每户都置有五、六个酸坛或酸桶。侗族的酸食种类也多：有荤酸、素酸、煮酸、腌酸之别。腌酸品，一年四季皆可，有什么荤素品，就腌制什么。尤其是腌鱼，久负盛名，具有酸、辣、甜的特点，肉鲜味美，十分开胃。不仅平日食酸，而且待客送礼、红白喜事、敬神祭祖，皆不离酸。油茶在侗族饮食中有重要位置。有的地方，早、晚两餐都吃油茶。打油茶被称为“侗族茶道”，广泛地用于社交、喜庆活动。油茶，由阴米（炸糯米花）、煮熟的豆角（还可以加煮熟的红豆、花生、豌豆等）、油果、茶叶等配制而成。先将大米炒微黄，然后加上特制的茶叶炒香、然后放水一起煮开。油茶煮好以后香味扑鼻，在吃的时候，碗里放之前准备好的煮熟的豆角，一、二块糍粑或者糯米或者米粉，再在上面放一些阴米油果，异常可口。侗族的油茶因配料不同，可分为糯米粑粑油茶、糯米水圆油茶、香皮藤粑粑油茶、艾叶粑粑油茶、虾子鱼仔油茶、猪肝粉肠油茶等。均咸香可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侗族还有一种“豆茶”，制法与油茶不致相同，味道清淡，是用糯米花、苞谷或黄豆（用灰水泡软）、焦米、新茶共煮而成，主要在喜庆活动时饮用。侗族嗜好酒，平日常以酒解乏。遇喜庆事更以酒为礼，以酒为乐。家家会自酿自烤米酒。酒多以糯米酿成，有的经过蒸馏，有的连酒带糟一起饮用。 侗族饮食均以大米为主粮，人们犹喜糯食。亲友来访，常以糯食相赠；婚嫁吉日礼品多为糯米所作，节庆的粽子、糍粑无不以糯米为本。南部地区山坡多，田地远，糯米饭既便携带，且不易馊，很多村寨以糯米为主粮。糯米分红糯，黑糯、白糯、长须糯、秃壳糯、旱地糯、香禾糯等类，同类又分不同品种。其中香禾糯是糯中之王，有一家蒸饭全寨香的赞誉。糯饭的食用，因其粘性大，不便以碗盛食，须得洗手干净，捏饭成团，正中史料中以手搏饭的记载。食用时，亦与食馍不用碗而以手抓同一道理。苞谷、小米、高粱等作物亦是侗家人的辅助粮食，随着与汉族的交往，还引进了小麦，荞子、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侗族男性多会饮酒，主要在于应付仪礼、节日、祭祀、社交往来方面。每当客人到来或节庆喜宴，总闻酒歌飘香，使人闻之心醉。侗家人的饮食餐次为一日三餐，早餐约上午十点；中餐为下午两点左右；晚餐晚上九时前后。与汉人杂居的村寨晚餐较为早些。侗族特殊食品有扁米、油茶、酸食、烧鱼、紫血肉、牛瘪肉等。油茶是侗族家常食品，平时来客，也以油茶相待，特别是妇女相互往来，常聚一处食油茶。油茶的制作过程称为打油茶。打油茶先发荫米，即把糯饭晒干，将荫米放入茶油锅内炸为米花，再炒花生、黄豆，然后将粘米入锅炒焦，即放茶叶入锅拌和，倒入适量的温水，加盐煮沸为茶汁。以少许葱花、菠菜、茼蒿等着料放于碗中冲以茶汁，将米花及花生，黄豆等物一齐拌入碗中即可食用。
贵州地区的饮食文化贵州地处祖国西南云贵高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无霜期长，是一个特有的绿色植物王国。贵州的崇山峻岭和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广阔的森林，给各族人民提供了丰富的饮食资源。漫山遍野的山珍野味、河鲜野蔬为贵州民族菜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调制出了许多历史悠久、加工独特、闻名遐迩的民族特色菜点。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大省，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和养殖业。由于其居住地域的不同，在主、副食方面是有差异的。大体说来，居住在平坝、河谷地带的土家、布依、侗、壮、水等民族，水稻为主要的农作物，他们则终年以大米为主食。而居住在山区的彝、苗、仡佬等民族，水田极少，主要是旱地，以种植薯类和玉米、麦类为主，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以小麦、玉米、土豆、荞麦等粗杂粮为主食。贵州少数民族的家常菜几乎都以辣为佐料，当地人可以用一种或多种辣椒烹调出干辣、油辣、糟辣、酸辣、青辣、麻辣、蒜辣、酱辣、复合辣等十多种独具风味的系列辣味，仅用辣椒制作的调味就有几十种。同样是辣，三个吃辣出名的省份又有区别。四川是麻辣，湖南是干辣，而贵州是真辣。半尺长的朝天辣椒，油里煎炸后，上桌直接入口。贵阳一年有300天阴天下雨，空气湿度大关节易发病，吃辣能去风湿，辣味是西南地区饮食的共同特点。贵州地区历来缺盐，勤劳、智慧的苗、侗等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摸索出了以酸代盐，以酸补盐的烹调艺术。少数民族都喜食酸菜，家家有酸汤缸，户户有腌菜坛，几乎天天用酸汤烹饪菜肴。酸菜的制作也很简单，即将青菜洗净，放入缸内用淘米水浸泡两三天即成。常见的酸菜有泡酸萝卜、酸豇豆、酸鸡、酸鸭、酸肉以及既辣又酸的盐酸菜、酸辣椒等。苗族、侗族的酸味菜特别有名，酸汤鱼就是一道著名的苗族风味菜，其做法是将酸汤加水、食盐煮沸，取鲜活鱼割去苦胆，入酸汤中煮制而成。肉嫩汤鲜，清香可口，佐以辣椒，酸辣香嫩，令人食欲大增。蘸水是民族菜一绝，品种极多，不同的菜肴要求不同的蘸水，同一菜肴可用不同风格的蘸水，如常用的油辣椒蘸水、煳辣椒蘸水、烧椒毛辣角蘸水、糟辣椒蘸水等。在边远的民族山区，还保留有原始的民族一锅香菜肴，即将各种蒸、炒、烧、炖、煮菜加工好后，依序全部倒在一个铁锅内上火继续烹煮，人们围炉而坐，将蘸水碗置于锅中间或锅边蘸食。花江是贵州西部关岭县的一个小镇，以做狗肉火锅名世。选一岁半肥嫩狗宰杀烫毛刮洗干净，狗肉在沸水中焯一下捞出漂洗干净。砂锅内放汤加入花椒、胡椒粉、姜、葱、砂仁、草果、大料、桔子皮等，下狗肉置旺火上炖至汤沸除去泡沫，再用小火炖至软烂时取出滤水，然后切成半厘米厚的薄片。原汁狗肉汤烧开，放入切好的肉片，加入少许盐、味精使其入味。吃时取小碗放入适量煳辣椒面，用狗油烧烫浇在辣椒上，加入盐、姜米、蒜泥、鱼香菜、芫荽、葱花、胡椒粉、花椒粉、原汤、味精调匀制成蘸水与狗肉同时上桌。汤清爽而鲜美，肉白嫩而醇香，蘸汁吃到嘴里，麻、辣、鲜、香，其味无穷，系花江布依族的特色菜。碗儿糕又称泡粑，是将大米洗净浸泡8小时，然后连水带米舀入石磨中磨成米浆，将少部分米浆下锅煮熟制成“熟芡”备用，白糖、红糖分别融化备用；其余的米浆用布口袋装起，滤干水后让其自然发酵。将融化的白糖与一半熟芡掺入部分米浆制成白浆，融化的红糖与另一半熟芡掺入剩下的米浆制成黄浆，待4个小时发酵后在蒸前放少许碱面搅均；上锅蒸时把黄、白两种米浆分别舀入专制的凹碗形模具内，表面洒上一点芝麻、果脯，放入蒸屉内大火蒸，蒸熟至“开花”后取出即成。特色是白的雪白，黄的金黄，膨松糯软，香甜微酸。清明粑：将清明菜洗净切细，引子（苏麻）100克炒香撖成茸加白糖拌匀制作馅子；糯米面250克、粘米面60克与清明菜75克拌好加开水和匀，再加适量的冷水揉成米粉面团，搓条分成20克左右一个的面剂，将引子馅逐个压扁包入面皮，封口向下，压成厚1厘米左右的圆饼坯。然后将平锅烧热刷油，放入饼坯用中火慢慢烙至两面微黄，熟后铲出装盘即成。风味特色是皮糍糯，馅甜香，有浓郁的清明菜香味，为贵州时令小吃。
一、高罗苗寨概况 武陵山区地处我国中西部结合地带，苗族便是居住在我国长江以南武陵大娄山脉的一个山地民族。据2000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得知，苗族现有人口810万，其中以清江流域为主要分布区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约有28万人。作为调查研究样本的高罗苗寨村，是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宣恩县高罗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该村距高罗乡镇村所在地约公里，与小茅坡营村相邻，该村住户为297户，总人口1092人，其中劳动力589人，据统计，外出“打工”挣钱劳动力高达559人，经济状况总体良好，其整体生活水平居全县中等以上水平。 苗寨总面积约为平主公里，其中森林面积平方公里，该村下设十个村居小组，现有村干部1人，组干部7人。这里春迟秋早，湿润多雨，光线不足，年均气温℃，无霜期263天，年降水量毫米，年日照数为小时，该村粮食作物有玉米、水稻、黄豆、红薯等，经济作物主要有烟叶、油菜等，该村虽是二高六村庄，但在前任书记吴官志的带领下，修建了柏油路公里，乡村公路20公里，每小组都通了公路，完全解决了饮水问题，每家每户都安装上了水池。 该村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到目前为止，该村已有大学生4人，高中生13人，初中生27人，小学生35人，在政府的关怀之下，村民修建了一所占地1778平方米，教育设施占320平方米的小学。 村民勤劳致富，目前已有33户居民修建了平房，其中有9户还搬运到了高罗街上，从事着各种不同的生意生活。村民积极利用了技术，科学种植，勤劳致富，目前该村的粮食作物中，水稻产量达到1000斤/亩，玉米600斤/亩。到2006年底，该村人均收入可达到1797元/年。 另据调查，苗族占该村总人口的87%，其中张、杨、吴、袁为该村的大姓家族，且均为苗族，汉族、土家族、侗族等与苗族形成杂居格局。由于现代化的冲击及其带来的影响，人们现在都讲汉语，调查中笔者发现，目前能讲汉语的为两类人，一种是年事较高的老人，另一类多半是女性，多半是从邻村小茅坡营娶回来的媳妇，但他们都只知晓纸言片语。 当地苗寨人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生存并得以发展的。 二、苗寨村落文化变迁：传统模板向现代模板的演变 文化变迁是指一种文化由于内部的发展和外部接触所引起的结构与功能，形式与内部的改变。在社会状况背景之下，文化的适时变迁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规律。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曾在对文化变迁情况的研究中提出了“文化堕距”理论，该理论认为物质文化总是于非物质文化而发生变化。两者是不同步的，这就是说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演讲过程。在研究苗寨村落文化的变迁方面，笔者认为可据传统和现代两种模板，尤其是从传统模板向现代模板的演变层面进行研讨。 （一）苗寨村落文化的传统模板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式制度文化。据调查得知，苗寨这一古老的村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经历和经营着具有苗寨特色的传统文化。并且这种传统文化的缩影，在今天仍能找到很多。 1、苗寨传统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人们在适应和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来的，其主要目的是维持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和发展，在这里，笔者按农业技术，衣食住行等方面，对传统物质文化进行研讨。 （1）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苗寨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农耕村落，农业经济是该村主要的经济命脉，调查表明，尤是在改革开放以前，该村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显得相当落后，在那个年代，种田没有肥料，但分了补给土地肥力，家家户户都去捡牛粪，甚至不惜去很远的地方；在生产方面，靠力气干活，很多东西都用肩挑背扛，曾有一句流行的话“过去栽苕肩挑担，人倒肩松担两半……”可见农民的辛苦，并且即时的作物质量很差，农作物经不起风吹雨打，“那是真正靠天吃饭”被访的吴书记这样说，不仅这样，当时人们的思想很保守，不懂得科学种植的重要性，曾经有位覃书记来这儿推广矮杆粮技术，几乎遭到了当时全村人的反对。正是这样，那里的人们都很难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生产技术的极端落后，加剧了村庄的贫穷。 （2）传统的居住文化。苗族的居住文化土家居住文化的影响，也可以追溯到“土司”时期，虽然当时的苗家房舍赶不上土家居屋的富丽堂皇，但也是备受人们关注的。苗寨世代都是一个平凡的村庄，数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达官贵人，因而居民住房都相差无已。总体而言，都是以木结构为主的，该村大多数有着半个世纪以上年代房屋都证明着这一点。尤其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苗家房屋也很注重建筑方面的“选梁砍梁，竖梁及上梁”等方面，一般而言，房屋的深木多以杉树或桐木为主，因为这两种树易发芽，用吴书记的话说，就是肯“发儿”——即人丁兴旺（可见这对生育文化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起房前一天砍梁木，梁木只能往上倒，并且砍梁木的人应是主人的主要亲戚，而且还有一个讲究，梁木上面不允许任何人跨过，梁木砍好之后，锯掉两端，每锯一端使挂上一个红色，然后再由两个人抬上去，每端挂一个红包，一色香烟，抬上中途不能停，如果路途较远，则一般选四个人去；当到达建屋地时，必须两端同时放下，两端同时开工，架到梁上去，然后由木匠讲一些奉承之类的话，然后再准备其他事宜。这是建筑房方面的讲究。当然，房屋的基本布局仍是以“堂屋为主要之开间并排住宅”。苗族住房和土家差不多，有的也有吊脚楼，不过当地人叫做吊楼子，一般而言，当正房高，两边低时，则修吊楼子；若正房低，两边高，则修厢房。其房屋用途和土家族相差不大，都是吊脚楼上面一层住人，下面喂养牲畜。以前，该村的房屋还有朝门方面的讲究，一个大院有一共同大门叫大朝门，每户的门叫小朝门。 （3）传统的饮食文化。由于受落后生产技术的影响，生活水平自然不会高。苗寨以前的粮食，产量不足300斤/亩，苗寨本身就是一个田少林多的地方，粮食的不足，加之人口的较多，自然很难达到生活上的幸福，被调查的张明德老人说“那时候吃洋芋不剥皮，粮食经常不足，所以就常吃坡上野菜，那时喉啊，要是吃上一顿大米饭，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哦！”由于人的吃饭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所以当时也很少有人喂养牲蓄。 2、苗寨的传统制度文化。 苗寨是一个有着较长历史的古老村庄，因而也有着较长制度文化历史。族长制应该算得上是该村一种较早的制度，当时规定，凡嫖赌者，由族长召集起来，任族长处置：头顶水，用棒打。唯有违法人的舅可以担保。获保之后，违法人则在堂屋中，点上香蜡纸烛，跑于屋中，向屋内每个人作揖相求，求之保佑；对履教不改者，施行“打活埋”，在地上挖坑，违犯者自己跳下去，再由众人埋上土，该村的杨老十便是一例。接下来便是治何制度，在村里治保委员会，每一小组为治保队。治保会为帮教组织，共产党员点化帮教，用政治制度，毛泽东语录等来衡量，不施行体罚。 3、苗寨的传统精神文化。 调查表明，该村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堂屋的壁上设有神龛，上面记述了自己的家庭及来源等。并且，在杨姓“四字堂”的神龛上，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符号“TT”，据村长杨占清解释，这“四字堂”，相传是杨家将中四郎杨忠保的后人，为了纪念杨忠保，后人更用这个符号来表示，其他的杨姓没有；据书记吴官志介绍，在改革开放前，该村曾有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当然也有部分村民有白虎图腾；另外，该村之前曾有一座名为“天王庙”的庙宇，庙里曾供奉着十八罗汉、观音菩萨、木莲菩萨等，该庙由集体集资建成，每年都举行观音会，除本村居民拜访外，还有很多外来朝拜者。该庙于1959年被拆掉。 （二）苗寨村落文化的现代模板。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苗寨，这样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村落，在现代化的大潮之中，也已经或正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 1、苗寨物质文化的现代模板。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某一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1）苗寨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调查表明，该村村民虽然在生产中仍然多采用传统的农业工具来进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但在现代化的推动和政府的引导下，起农业耕作技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采用了先进的农业工具，引进了优质的高产作物，施用了日趋现代化的耕作技术。科学种田意识明显增强，新工具（如育秧器）、优良品种、育秧薄膜、科学施肥等不断推广，使得种田效率提高，劳务省事省时；另外，部分农民还购买了微型农产品加工机器（如面粉机、豆芽机、粉碎机等），通过对农产品的加工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最后，小型农业运输交通工具的使用，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动量。目前，该村拥有三轮车2辆，四轮车3辆，这些都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苗寨村落文化变迁：传统模板向现代模板的演变 文化变迁是指一种文化由于内部的发展和外部接触所引起的结构与功能，形式与内部的改变。在社会状况背景之下，文化的适时变迁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规律。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曾在对文化变迁情况的研究中提出了“文化堕距”理论，该理论认为物质文化总是于非物质文化而发生变化。两者是不同步的，这就是说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演讲过程。在研究苗寨村落文化的变迁方面，笔者认为可据传统和现代两种模板，尤其是从传统模板向现代模板的演变层面进行研讨。 （一）苗寨村落文化的传统模板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式制度文化。据调查得知，苗寨这一古老的村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经历和经营着具有苗寨特色的传统文化。并且这种传统文化的缩影，在今天仍能找到很多。 1、苗寨传统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人们在适应和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来的，其主要目的是维持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和发展，在这里，笔者按农业技术，衣食住行等方面，对传统物质文化进行研讨。 （1）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苗寨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农耕村落，农业经济是该村主要的经济命脉，调查表明，尤是在改革开放以前，该村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显得相当落后，在那个年代，种田没有肥料，但分了补给土地肥力，家家户户都去捡牛粪，甚至不惜去很远的地方；在生产方面，靠力气干活，很多东西都用肩挑背扛，曾有一句流行的话“过去栽苕肩挑担，人倒肩松担两半……”可见农民的辛苦，并且即时的作物质量很差，农作物经不起风吹雨打，“那是真正靠天吃饭”被访的吴书记这样说，不仅这样，当时人们的思想很保守，不懂得科学种植的重要性，曾经有位覃书记来这儿推广矮杆粮技术，几乎遭到了当时全村人的反对。正是这样，那里的人们都很难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生产技术的极端落后，加剧了村庄的贫穷。 （2）传统的居住文化。苗族的居住文化土家居住文化的影响，也可以追溯到“土司”时期，虽然当时的苗家房舍赶不上土家居屋的富丽堂皇，但也是备受人们关注的。苗寨世代都是一个平凡的村庄，数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达官贵人，因而居民住房都相差无已。总体而言，都是以木结构为主的，该村大多数有着半个世纪以上年代房屋都证明着这一点。尤其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苗家房屋也很注重建筑方面的“选梁砍梁，竖梁及上梁”等方面，一般而言，房屋的深木多以杉树或桐木为主，因为这两种树易发芽，用吴书记的话说，就是肯“发儿”——即人丁兴旺（可见这对生育文化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起房前一天砍梁木，梁木只能往上倒，并且砍梁木的人应是主人的主要亲戚，而且还有一个讲究，梁木上面不允许任何人跨过，梁木砍好之后，锯掉两端，每锯一端使挂上一个红色，然后再由两个人抬上去，每端挂一个红包，一色香烟，抬上中途不能停，如果路途较远，则一般选四个人去；当到达建屋地时，必须两端同时放下，两端同时开工，架到梁上去，然后由木匠讲一些奉承之类的话，然后再准备其他事宜。这是建筑房方面的讲究。当然，房屋的基本布局仍是以“堂屋为主要之开间并排住宅”。苗族住房和土家差不多，有的也有吊脚楼，不过当地人叫做吊楼子，一般而言，当正房高，两边低时，则修吊楼子；若正房低，两边高，则修厢房。其房屋用途和土家族相差不大，都是吊脚楼上面一层住人，下面喂养牲畜。以前，该村的房屋还有朝门方面的讲究，一个大院有一共同大门叫大朝门，每户的门叫小朝门。 （3）传统的饮食文化。由于受落后生产技术的影响，生活水平自然不会高。苗寨以前的粮食，产量不足300斤/亩，苗寨本身就是一个田少林多的地方，粮食的不足，加之人口的较多，自然很难达到生活上的幸福，被调查的张明德老人说“那时候吃洋芋不剥皮，粮食经常不足，所以就常吃坡上野菜，那时喉啊，要是吃上一顿大米饭，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哦！”由于人的吃饭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所以当时也很少有人喂养牲蓄。 2、苗寨的传统制度文化。 苗寨是一个有着较长历史的古老村庄，因而也有着较长制度文化历史。族长制应该算得上是该村一种较早的制度，当时规定，凡嫖赌者，由族长召集起来，任族长处置：头顶水，用棒打。唯有违法人的舅可以担保。获保之后，违法人则在堂屋中，点上香蜡纸烛，跑于屋中，向屋内每个人作揖相求，求之保佑；对履教不改者，施行“打活埋”，在地上挖坑，违犯者自己跳下去，再由众人埋上土，该村的杨老十便是一例。接下来便是治何制度，在村里治保委员会，每一小组为治保队。治保会为帮教组织，共产党员点化帮教，用政治制度，毛泽东语录等来衡量，不施行体罚。 3、苗寨的传统精神文化。 调查表明，该村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堂屋的壁上设有神龛，上面记述了自己的家庭及来源等。并且，在杨姓“四字堂”的神龛上，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符号“TT”，据村长杨占清解释，这“四字堂”，相传是杨家将中四郎杨忠保的后人，为了纪念杨忠保，后人更用这个符号来表示，其他的杨姓没有；据书记吴官志介绍，在改革开放前，该村曾有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当然也有部分村民有白虎图腾；另外，该村之前曾有一座名为“天王庙”的庙宇，庙里曾供奉着十八罗汉、观音菩萨、木莲菩萨等，该庙由集体集资建成，每年都举行观音会，除本村居民拜访外，还有很多外来朝拜者。该庙于1959年被拆掉。 （二）苗寨村落文化的现代模板。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苗寨，这样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村落，在现代化的大潮之中，也已经或正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 1、苗寨物质文化的现代模板。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某一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1）苗寨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调查表明，该村村民虽然在生产中仍然多采用传统的农业工具来进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但在现代化的推动和政府的引导下，起农业耕作技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采用了先进的农业工具，引进了优质的高产作物，施用了日趋现代化的耕作技术。科学种田意识明显增强，新工具（如育秧器）、优良品种、育秧薄膜、科学施肥等不断推广，使得种田效率提高，劳务省事省时；另外，部分农民还购买了微型农产品加工机器（如面粉机、豆芽机、粉碎机等），通过对农产品的加工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最后，小型农业运输交通工具的使用，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动量。目前，该村拥有三轮车2辆，四轮车3辆，这些都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
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
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
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
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
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
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
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
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
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
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
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
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
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
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
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
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
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补充：
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
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
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
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
补充：
感觉。
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
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
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
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
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
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
补充：
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
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
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
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
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
1、诗歌
侗族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侗族诗歌的韵律严谨，题材广泛，情调健康明朗，比喻生动活泼。抒情歌优美细腻，真挚热情；叙事歌委婉曲折，含意深长，是侗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2、音乐
侗族人民善长音乐，唱歌在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年长者教歌，年轻者唱歌，年幼者学歌，歌师传歌，代代相传，成为社会风习。侗族大歌，琵琶歌，拦路歌，均是侗族音乐的优秀代表。
3、舞蹈
侗族舞蹈有芦笙舞、“多耶”舞、耍龙舞、狮舞等。其中芦笙舞曲调繁多，舞姿有“鱼跃”、“斗鸡”、“盘龙”等10多样，秋后赛芦笙，参会的芦笙上千架，方圆数十上百个村寨参加，观众达上万人。
4、侗戏
侗戏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剧种，产生于清朝道光年间。侗戏台步简单，动作纯朴，曲调唱腔多样，由贵州黎平腊洞的吴文彩（约1798-1845年）首创，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有民间戏班近500个，传统和现代剧目近千出。
扩展资料
侗族的风俗习惯：
1、侗族服饰多种多样，不同年龄、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装饰，有左衽、右衽、对襟；有布扣、铜扣、银扣；有裤装、裙装；喜青、蓝、黑、白各色；有头饰、颈饰、胸饰、腰饰、手饰、脚饰等等。
2、侗族饮食习俗很有特色。侗族以大米为主食，也食用小米、玉米、小麦、高粱、薯类，但通常为调剂口味而搭配。
3、侗族居住的村寨多具有依山傍水的特点。侗寨一般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寨边梯田层层，寨脚溪河长流，寨头村尾树木参天。大的侗寨六七百户，小的二三十家。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侗族
侗族Dong ethnic minority group 侗族人口约为二百九十万人。 民族概况 我国的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黎平、从江、榕江、天柱、锦屏、三穗、镇远、剑河、玉屏，湖南省的新晃、靖县、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龙胜、融水以及湖北恩施、宣恩、咸丰等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侗族人口数为2960293。使用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北部两个方言。原无文字，沿用汉文，1958年设立了拉丁字母形式的侗文方案。 秦、汉时期，在今广东、广西一带聚居着许多部落，统称之为“骆越”(“百越”的一支)。魏晋以后，这些部落又被泛称为“僚”。明代邝露所著的《赤雅》中说，侗族也是属于“僚”的一部分。现在侗族的分布和属于“百越”系统的壮、水、毛南等民族的住地相邻，语言同属壮侗语族，风俗习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侗族可能是由“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侗族经过原始社会发展阶段，于唐代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有的人认为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从唐至清，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建立羁縻州、土司制度，社会处在早期封建社会。清初实施“改土归流”，清朝对侗族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土地日益集中，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但是，侗族社会内部某些氏族组织残余，例如以地域为纽带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合款”，仍普遍存在。每个氏族或村寨，皆由“长老”或“乡老”主持事务，用习惯法维护社会秩序。“合款”分大小。“小款”由若干毗邻村寨组成；“大款”由若干“小款”联合。“小款首”由寨内公推，“大款首”由“小款首”商定。共同议定的“款约”必须遵守，款民大会是最高权力组织，凡成年男子均须参加，共议款内事宜。这种组织一直保存到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初期。 社会经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侗族地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帝国主义、清朝官吏、封建地主以及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下，侗族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一直到解放前的侗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仍占主要地位。有的地方地主每人平均占有土地为贫下中农的20倍以上，地主阶级通过地租向农民进行剥削。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也极其严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侗族地区实行了反动的保甲制度，利用一些封建上层人物充当伪乡、保长，为虎作伥，并以“连保连坐”的方式对劳动人民进行法西斯统治，使侗族人民陷于无限痛苦的深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8月19日，广西龙胜县侗族人民和壮、瑶、苗等兄弟民族建立了龙胜各族自治县。1952年12月3日建立了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1954年5月7日建立了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1956年7日23日建立了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同年12月5日建立了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1984年11月7日建立了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实现了侗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这些自治地方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完成了民主改革。1954年，三江侗族自治县采用民主协商改革的方式，进行了土地改革。接着，这些自治地方又分别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使侗族地区发生了变化。这些地方纷纷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农、林、牧、副、渔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地方工业有了很大发展，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立机械、化肥、水泥、造纸等中小型地方工业。三江侗族自治县大部分村寨用上了电。水电事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前，黔东南仅有不到500公里的公路；现在，湘黔铁路横贯黔东南，并且县县有了公路，乡乡通了汽车。解放前，每县仅有中学l所，小学最多不过3所；现在，中学已普及到区，小学已普及到在队，已有大批青年进入中等学校以至大学深造。各级各类学校已培养造就出大批侗族出身的国家干部、教员、技术员、工程师，专家和学者。有的侗寨，还自己动手，办起了业余夜中学。过去，侗族人民生病求巫信鬼，而今已延医治疗。天花、疟疾、霍乱、痢疾等恶性传染病已基本消失，有效地保证了人民的健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不少人家有了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 文化艺术 侗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有“诗的家乡，歌的海洋”之美誉。侗族诗歌的韵律严谨，题材广泛，情调健康明朗，比喻生动活泼。其中抒情诗歌优美细腻，真挚热情。；叙事诗歌委婉曲折，含意深长，是侗族民间文学的一项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诗歌歌词多以人类起源、民族迁徙和习惯法为题材，具有史料价值。以《珠郎娘嫫》、《莽岁》、《三郎五妹》等流传最广。音乐曲调既多又美。一领众和、多声合唱的“大歌”声音宏亮，气势磅礴，节奏自由。琵琶歌，因以琵琶或加“格以琴”(侗语称ki212，俗称牛罢腿)伴奏而得名，曲调欢快流畅，为侗族所特有。民间的故事传说，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表现手法富于浪漫性，体现了侗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追求光明、战胜邪恶的善良愿望。侗戏是由原有的叙事说唱发展起来的，始于19世纪初，相传是黎平侗族吴文彩(约1798～1845)所创。台步简单，动作纯朴，曲调唱腔多样。演唱时，用胡琴、“格以琴”伴奏，击锣钹鼓闹场，着侗装，不画脸谱，富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侗族民间舞蹈，有“哆耶”、芦笙舞和舞龙、舞狮等。“哆耶”是群众性的集体歌舞，或男或女，彼此互相牵手搭肩，围成圆圈，边走边唱。芦笙舞是由舞者吹奏芦笙边吹边舞的集体舞蹈。乐器除上述者外，还有侗笛、唢呐等。手工艺品有挑花、刺绣、彩绘、雕刻、剪纸、刻纸、藤编、竹编。刺绣是侗族妇女擅长的工艺，她们有服饰上刺绣各种图案花纹、人物、禽兽、花卉、草虫，形象生动，色彩绚丽而调和。银饰有颈圈、项链、手镯、耳环、戒指、银簪、银花。纺织品有侗锦、侗帕、侗布。先用靛染，后涂蛋白的“蛋布”，颜色鲜亮，为侗族固有衣料。 侗族擅长石木建筑，鼓楼、桥梁是其建筑艺术的结晶。鼓楼为木质结构，以榫头穿合，不用铁钉。有三、五层以至十五层，呈4面或6面8面倒水，高4～5丈，飞阁重檐，形如宝塔，巍峨壮观，是族姓或村寨标志，也是公众集会的议事场所。风雨桥是石墩木桥，长廊桥道，桥亭重瓴联阁，雄伟壮丽，以三江县的程阳桥最负盛名，已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 风俗习惯 侗族人民大都穿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喜青、紫、白、蓝色。男子装束，近城镇者与汉族无异，唯边远山区略有差别，穿右衽无领短衣，着管裤，围大头帕。有的头留顶发。妇女装束各地互有差别，有着管裤、衣镶托肩、钉银珠大扣、结辫盘头者；有衣长齐膝、襟边袖口裤脚有滚边或花边、挽盘发者；有着大襟衣、大裤管、柬腰带、包头帕、挽头髻者；有着对襟衣、衬胸布、围褶裙、系围腰、着脚套或裹绑腿、髻插银椎者；有宽袖大襟、衣滚绣有龙凤花卉、长裙过膝，梳盘发者；也有着汉装者。一般都喜欢戴银饰。 侗族人民的饮食以大米为主要食物，平坝地区以粳米为主，山区则多食糯米。普遍喜食辣椒和酸味。自行加工的“醅鱼”、“醅肉”，贮藏十数年不坏。用油茶待客，是侗族人民的一种好客习惯。侗族的村落依山傍水，以南部地区最富有特色。村头寨尾多蓄有古树，溪流上横跨“风雨桥”，寨中鱼塘四布。按族姓聚居，鼓楼耸立其间。住“干栏”房，楼上住人，楼下关养牲畜和堆置杂物。 “月也”，是这一村群众到另一村作客，并以吹芦笙或唱歌、唱戏为乐的社交活动。农闲斗牛，是集体娱乐之一。届时老少咸集，人山人海，欢声四起，锣鼓喧天，铁炮震动山谷。有外寨客人途经本寨，则阻之于寨边，以歌对答，谓之“塞寨门”。“行歌坐月”又称“行歌坐夜”，是青年男女进行社交和谈情说爱的通称。北部侗族地区称为“玩山”，青年男女在劳动之余，三五成群，相约在山坡上对唱情歌。南部侗族地区称“走寨”，或称“走姑娘”，晚上姑娘们结伴在屋里作针线活，客寨男青年携带乐器前来伴奏对唱，互相倾诉爱情，深情时男女互相“换记”(送礼物)定情，约为夫妻。三江县富禄等地侗族群众常于夏历3月3日或2月2日汇集于广坪上，用一特制火包冲一铁环腾空而起，降落时，让大家抢夺，获得者受重奖，叫做“抢花炮”。 侗族婚姻为一夫一妻制。姑舅表婚较为流行，姨表兄妹和辈分不同的不能通婚。女子婚后有“坐家”(即“不落夫家”)的习俗。解放前，侗族的社会基本单位是封建家长制的父系小家庭。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低于男子，妇女禁触铜鼓；男人或长辈在楼下，不准上楼。侗族姑娘在婚后才能享受父母和自己积累的“私房”以及分得少量的“姑娘田”、“姑娘地”。男子继承家业，无继承人的可招赘养子。 丧葬一般同汉族，行土葬。个别地区还有停葬习俗，人死入殡后将棺材停放在郊外，等本族与死者同年同辈的都死亡以后，才一同择日安葬。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信仰多神，崇拜自然物，古树、巨石、水井、桥梁均属崇拜对象。以女姓神“萨岁”(意为创立村寨的始祖母)为至高无上之神，每个村寨都建立“萨岁庙”。以鸡卜、草卜、卵卜、螺卜、米卜、卦卜测定吉凶。 侗族的节日以春节、祭牛神(农历四月初八或六月初六)、吃新节(农历七月间)较为普遍。有些地区还有在十月或十一月过侗年。由于民族之间的交往，侗族还有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
侗族（侗语作 Gaeml）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区主要在贵州、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湖北恩施也有部分侗族。侗族人口总数为296万人（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侗族在老挝也有一个分支，叫“康族”。侗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百越、干越。有研究指出江西的简称“赣”即来自古代侗族自称。隋唐五代宋朝时期的“僚”、元明清时期的“峒人”，后来又有许多汉族人来到他们的居住地，与当地人混合而成。侗族的名称来自“溪洞”，这是当地人传统的行政单位，今天当地还有许多地名叫“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这些地方居民统称为侗族。中文名：侗族外文名：Gaeml总人口数：296万分布地区：中国 老挝 越南语言：侗语宗教信仰：多神教兄弟：壮、水、布依、仫佬、毛南分享民族概况侗族（dòng zú）（The Kam People）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湖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汇处，以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外，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三省侗族人口各有几万。根侗族文化形象大使－双子组合（三湘四湘）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侗族人口数为2960293。侗族中有一些是北侗族，有100万多名说北侗族话的人生活在中国南部贵州省和湖南省交界处的地方，大部分北侗族人生活在湖南省的新晃县和贵州省的天柱县。侗族自称Gaeml（发音近似于汉语的“干”、“佄”或“更”字），依据联合国倡导的“名从主人”原则，国际标准译名为“Kam”、“Kam People”。侗族的名称，最早以“仡伶”，见于宋代文献。明、清 两代曾出现“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他称。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侗族。民间多称“侗家”。侗族使用侗语，属壮侗语系，分南、北部两种方言。原无文字，沿用汉文，1958年设立了拉丁字母形式的侗文方案。大部分通用汉文。主要从事农业，兼营林木。林业以产杉木著称。以生产鱼粳稻为主，选育栽培有本民族独特优质的水稻品系——“香禾糯”（Kam Sweet Rice) ；善用稻田养鱼，贵州从江县龙图侗族春节创造和传承了以“稻鱼鸭共生”为特点的侗乡有机农业文化遗产。有自己的民间戏曲——侗戏。鼓楼、风雨桥、风雨亭是侗族的主要标志。风雨桥因桥上建有长廊式，可遮蔽风雨的桥屋而得名。三江著名的程阳风雨桥，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桥上建有五座多脚宝塔，通道两侧有栏杆，形如游廊。桥梁结构不用一根铁钉，只在柱子上凿穿洞眼衔接，斜穿直套，结构精巧，十分坚固，令人叹为观止。侗族的箫、笛、芦笙是中国传统的乐器之一。侗族还以建筑艺术见长。每个寨子都有造型别致的木楼。这种不用一钉一铆的木结构建筑吸收了中国古代亭台、楼阁建筑的部分精髓，建筑中的代表有：风雨桥、吊脚楼。民族历史虽然历史学家们都普遍认为侗族源于古代百越，但具体源于百越中的哪一支，尚无定论。秦、汉时期，在今广东、广西一带聚居着许多部族，统称之为“骆越”（“百越”的一支)。多数学者认为侗族是起源于侗族母女油画“骆越”，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起源于“干越”。魏晋以后，这些部族又被泛称为“僚”。明代邝露所著的《赤雅》中说，侗族也是属于“僚”的一部分。侗族的分布和属于“百越”系统的壮、水、毛南等民族的住地相邻，语言同属壮侗语族，风俗习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侗族可能是由“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侗族经过原始社会发展阶段，于唐代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有的人认为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从唐至清，中央王朝在侗族地区建立羁縻州、土司制度，社会处在早期封建社会。清初实施“改土归流”，清朝对侗族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土地日益集中，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但是，侗族社会内部某些氏族组织残余，例如以地域为纽带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合款”，仍普遍存在。每个氏族或村寨，皆由“长老”或“乡老”主持事务，用习惯法维护社会秩序。“合款”分大小。“小款”由若干毗邻村寨组成；“大款”由若干“小款”联合。“小款首”由寨内公推，“大款首”由“小款首”商定。共同议定的“款约”必须遵守，款民大会是最高权力组织，凡成年男子均须参加，共议款内事宜。这种组织一直保存到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初期。宗教信仰信仰多神，崇拜自然物，古树、巨石、水井、桥梁均属崇拜对象。以女姓神“萨岁”（意为创立村寨的始祖母）为至高无上之神，每个村寨都建立“萨岁庙”。以鸡卜、草卜、卵卜、螺卜、米卜、卦卜测定吉凶。有的地方受汉族影响，还信汉族的一些神。相信灵魂不死。佛教也有流传，有庵堂寺庙，但信奉的人不多。基督教、天主教也曾传入，但信奉者也不多。文化艺术侗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有“诗的家乡，歌的海洋”之美誉。侗族诗歌的韵律严谨，题材广泛，情调健康明朗，比喻生动活泼。其中抒情诗歌优美细腻，真挚热情。；叙事诗歌委婉曲折，含意深长，是侗族民
夜郎的疆域是以贵州为中心的一个发展的概念，夜郎的本义是“团结的多筒”。仡佬、土家、彝为原生态夜郎系民族；布依、侗、水、苗、瑶和未定态汉族为融合态夜郎系民族。遁水圣母为夜郎系各族共同的祖先。遵义赤水河流域为夜郎1．夜郎的疆域是以贵州为中心的一个发展的概念 古夜郎国问题众说纷纭，延于今日。较主要的文献有余宏模的 <<古夜郎境内的彝族先民>>为古南越人口语的译音，“夜”本作“谢”。即古代的“谢”民族。战国中期，“西南夷君长以什计，夜郎最大。”②据<<水经注·江水注>>称之为“大夜郎国”，疆域在今川东、川南的资阳、安岳、 自贡、乐山、仁寿、眉山，黔北的遵义，桐梓、赤水，且“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③包括今之黔西部、黔西北部，滇东与滇东北部，和桂西北部。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军事已相当发达，拥有精兵十万，乃至于敢于同西汉中央相抗衡。汉初积贫积弱，皇帝都配不齐五匹颜色一致的马拉的车驾。乘牛车上班的王朝嫉妒富庶的夜郎。汉人“夜郎自大”之谓，实系狂妄的大国沙文主义。今日观之，并无贬义。 成语“夜郎自大”由是全世界皆知，其含金量不可评估。 夜郎因强大而致祸，天鼎六年以后，为汉武帝遣唐蒙杀之。竹王的三个儿子被降为列侯。④但夜郎仍保持其民族特性，西汉在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只得恢复了夜郎王的称号。至汉成帝时，夜郎王兴同牂柯太守“举兵相攻”，被将军王凤设计斩首。此后，夜郎族人遂以酋长身份臣服于中央王朝。西汉的夜郎国境在川则仅余今之珙县，在黔则有今之黔北、黔西北、黔西南，在滇则有今之宣威至路南、陆良一线。都城为夜郎县。秦朝置所在今之桐梓，汉在今之贞丰，晋在今之石阡，陈在今之辰溪，唐置夜郎郡在今之桐梓，又置夜郎县在桐梓、思州(岑巩)、⑤新晃⑥、与思南、黎平、镇远。治所显然是以黔北桐梓为中心， 向黔东、黔东南和湘西扩展。这一点，有信史与今之考古遗迹与地名作证。<<丹铅录>>云：“夜郎在桐梓驿西二十里，有夜郎城碑尚在，杨氏录据目见言之，其碑必是唐末废县时所立，是今之夜郎坝，即唐珍州治所。”又<<遵义府志>>云： “桐梓县城北七十里夜郎坝，城迹方圆里许，中有狮子碣，大树蓊蔚，人不敢伐，相传为夜郎县，亦为竹王城。”亦即今日桐梓之夜郎乡所在。唐贞观八年，置郎州(今遵义市西)。由此可知，从战国到唐宋，夜郎国境实包容了今之贵州全境，治所在今遵义之桐梓和红花岗区，遵义者，夜郎也!遁水者，赤水也! 目前，夜郎文化的考古成果主要有普安铜鼓山，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还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有关的考古工作显然还应当在面上加以扩大。 2．夜郎的本义是“团结的多筒” 创建夜郎文化的主要民族是仡佬，土家、彝，这三个民族称为原生态夜郎系民族；次为布依、侗、水、苗、瑶和未定态汉族。他们一般是在某个时期融入了夜郎的一个支系，因此，这六个民族称为融合态夜郎系民族。 众所周知，一部中华民族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今日大西南身高一米六左右的男女，实际上都是古代夜郎族或巴族的后裔，只不过他们的古民族族源失落了，从而无可奈何的融入了大杂烩的汉族。这部分汉人姑且称为未定态汉族。 前文已述，“夜”即古之“谢”族；“郎”既古之“狼”族，到夏商时其一支迁徙至中原，到周朝时还建立过不羹国；此处还有古之僚族(古濮人之后裔)。这三个民族为夜郎之本色，而夜郎文化的发祥地则是遵义的桐梓。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 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 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授其王印授。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郡国志》、《华阳国志．南中志》同。这是继《史记》之后关于夜郎的信史所载；前为7000多年前的一个美丽的图腾传说，后为2000多年前的史实。这个传说指示了夜郎竹崇拜的渊源，值得注意。竹王诞生的“三节大竹”就是隐指竹王所代表的“谢”、“狼”、“僚”三族也。而三族均源于那位“浣于遁水”的女郎，这就直指母系氏族时代一女多夫的婚姻关系。今桐梓至赤水之间的赤水河两岸，仍旧修篁扑面，长筏如龙。楠竹林场，浩瀚无边。这举世瞩目的水乡竹海，便是夜郎圣女鱼水欢歌的故乡!西汉初年的那位“竹王多同”，通“多筒”。仍强调其“多筒同一”的族源背景。后竹王为武帝所杀，“夷僚”(彝族、土家、仡佬)仍奉之如神，“甚重之，求为立后”，显示了对竹图腾异乎寻常的认同。 这是一首民族团结的翠竹青枝的悲歌。 夜郎各族似乎始终同“三”有不解之缘， “三节竹筒”之外，如唐朝牂柯蛮有东谢、西谢、南谢三个部落；据《华阳国志》，汉晋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祠。史志 证明，三郎祠遍布黔、桂、鄂、川、滇、湘各省。 据《酉阳直隶州志》称白帝庙供奉的三人为“母感龙产三男者，或日竹王江氏”。这是赤水圣母传说的又一版本。赤水下通长江，链接巴楚文明。圣母有感于江龙之奔腾，遂清净受胎，生下三个大胖小子。由此可见，“三节竹筒”确系“三男”，即三个民族。何光岳认为江氏即“金竹公多同”，可从。巴人所崇祠者为白帝，故巴人江氏为夜郎的一支。著名的竹枝歌，应即夜郎竹王之歌。由此可判夜郎为今之土家族先民。 今遵义方言惯称“竹”为“金竹”，鸭溪天旺有名为“金竹”之地。 建议在遵义制高点的竹林中塑立高大而美丽的遁水圣母雕像，手擎圣物——三节竹筒。政府年八月卯日公祭之，民间四季香火不断。其实遵义百姓崇祠的“送子娘娘”也者，实系遁水圣母。媒体可加大宣传力度，让遁水圣母之名声，不亚于圣母玛丽娅和妈祖!为此，可采用开通夜郎网站，举办国际夜郎文化节暨学术研讨会等措施。文学艺术界对此大有可为。 夜郎的一支融合于僚人，《苗防备览》所记仡佬语称“竹”为“盖脑”，其音同“仡佬”。可见今之仡佬族正是《汉书》所谓的“以竹为姓”的道地的夜郎后裔。 谢氏的一支融入彝族为“金竹金氏”“自谓夜郎竹王之胄也”“久之以金为氏”⑦。王子尧主持编译的《夜郎史传》为夜郎史研究的新创获。如余宏模所评，该彝文手抄本年代最迟不晚于清朝，上限无考。是书详细记述了彝族先民中武部族夜郎家支历史。可补汉文典籍之不足。 谢氏一支融入瑶族，成为瑶族十二姓之一。一支融入了湘西、贵州的苗族。 夜郎的一支融入今之侗族， 称为 “龙标之夜郎”⑧ 。一支融入贵州宋家之苗族，称为“浪宋人”⑨。 一支传入贵州布依族大姓之谢氏。 今遵义地区族属待定的土著汉人，多为夜郎后裔。 总之，“夜郎”一词的本义是“团结的多筒”，夜郎人就讲究民族团结与融合，是为真夜郎之风采。她肯定不属于今之哪一个少数民 族。她的一枝曾远播于中原，影响了中华文明。遁水圣母是今之仡 佬、彝、土家、布依、侗、苗、瑶、待定汉人等诸民族共同崇拜的 祖先。一节竹筒一民族，多节竹筒多民族；竹竿多节拔地顶天，坐 断西南傲霜雪!这当然仅属个人见解。 由于历史资料、考古资料、口碑材料之局限，欲充分确证夜郎之族属，的确困难。因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民族的杂居、通婚、以及大大小小几未中断的兼并战争与民族的迁徙等等，故欲考核其间变迁之详情，往往无从下手。是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故能从宏观把握一大致结论足矣! 有一点我想提请学界予以关注：即夜郎族属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民族团结与融合的问题，那么，有关族属的学术研究乃至政策审视，也应当落实到民族团结上面。同时，我们抓夜郎文化，就是抓生产力。 二、夜郎文化的传播与交融 1．夜郎文化的四大辐射区域 各代夜郎国和夜郎部落的疆域并不能划定夜郎文化的地图。因夜郎文化偏能以其独有的魅力，光芒四射，超越时空，为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包容和消化吸收，从而为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狼人从黔北迁至中原，其在中原必然留存它的影响；如良人在甲骨卜辞中为商王宫的美女，在良乡之北的昌平县北有狼山等⑩。这是前夜郎文化。有人以贵州至今尚有跳花杆的风俗，认为甲骨文“华”即花杆，中华文明源于夜郎，可参。今仁怀王志良的花杆芦笙曾获全国民族体育金奖，故此说信非虚言! 大约距今7000年前，黔北赤水河流域翠竹青枝的海洋中，诞生了遁水圣母的夜郎竹文化。遁水圣母的前人在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的发掘、鉴定中，被命名为“桐梓人”，这是中国华南地区用火最早的古人类。遵义遂为夜郎文化的核心辐射区域。今天，桐梓的“夜郎坝”应成为遵义的品牌。 夜郎在先秦占据川东、川南，那里自然留存了丰富的夜郎文化。遍及黔、桂、川、滇、湘各省的三郎祠，证明这五省有浓郁的夜郎文化。这些地区是为夜郎文化的强辐射区域。 据《通典》卷184所载，越南古’代曾有文郎国，学界多认文郎即夜郎。因此，中原和越南为夜郎文化的次辐射区域。 美丽的竹王传说和竹子生人的故事远播于东南亚、东北亚、南洋群岛和日本列岛。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夜郎文化的远辐射区域。 夜郎文化的四大辐射区域，决定了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和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和研究课题。 2．夜郎文化的历史长河长流至今 夜郎文化犹如历史的长河，它从远古的遁水流来，同多种文化交融，由娟娟细流汇集成大江，奔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又以昂扬的风姿，走向未来。 竹王多筒离我们已十分久远了，但竹文化中的竹筒文化却就在我们身边。中国南方火车上都能吃到小小的竹筒肉，西南餐桌上的大竹筒汤羹。贵州山地民族男女青年的“竹筒情歌”，一次又一次的演绎着遁水女郎的爱情故事。三节竹筒制的芒筒在姑娘们手中朝天吹着持续的低音，而男青年手捧着或抬着长短不一的竹制芦笙沸天地地吹奏着竹王的颂歌。以致于在竹筒文化中又衍生出一个毫无争议的重要概念——芦笙文化。芦笙文化是葫芦文化与竹筒文化相交汇的产物。 夜郎文化说到底就是竹文化。竹文化对中国音乐史的贡献，就是先秦八音乐器的分类(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中的“竹部乐器”。即排箫、篪、相、言、管、龠’应、雅等。至于竹弓、竹席、竹楼、竹筏之类的竹文化的经济意义自然是十分重大的。 贵州的仡佬族至今仍保留着竹为家神的传统。中国文人以竹为“岁寒三友”之一，便是竹文化与儒文化交融的产物。 1990年， 出于研究的需要，我曾给一个的侗族芦笙队的队长商量，打算购买他们全队的全套芦笙。我开始以为只要队长点头便成交了，岂料他却说要召集全队的成员开会商议此事。该队有60多岁的老人和十一二岁的娃娃，十来个人坐在一起商议此事，人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小娃娃的意见和老人的意见同要重要，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此事便告吹，我远远的看着那两个小孩一脸严肃地同成人们讨论着，真有几分担心。 侗族芦笙采集到了，我也从中感受到了侗族的民主精神。现在想来，这不就是古夜郎国“议朗制”的遗风么! 总之夜郎文化的主体是竹文化，它在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方面的意义均尚待更深入的研究。 如前所述。夜郎与巴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交融关系，巴文化是夜郎文化的一个分支。 到唐朝，黔北的夜郎文化又与佛教文化碰撞，相互影响和综合。史载唐朝牛腾在贵州大布佛教，大兴佛寺。寺庙建筑与苗侗吊脚楼悬空与寺庙的稳重相融合，如镇远青龙洞便是(11)。此后随着中央政权对贵州统治的加强，以文庙为载体的儒家文化也大举进入贵州，与夜郎文化交相辉映。因此，夜郎文化是兼容性极强的开放性文化。2000多年来，以黔北为中心区域，不断向周边辐射。 谨建议四大班子呈报将遵义市名恢复为“夜郎市”，将桐梓恢复其名为“夜郎县”。 所以，中国的古夜郎国在今贵州省桐梓县境内！只有他才是中心，其它地方号称夜郎的只不过是夜郎国的附属地，只不过是从夜郎国延伸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