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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势力席卷十八个省市，沉重打击了晚清王朝。只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不免最终失败。但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太平天国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一探讨。只是囿于资料的限制和学识的浅薄，文中定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方家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一是导致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著特色。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派出了大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都无济于事。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比如，曾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具体表现为：1、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以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出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2、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盐运道、粮储道系户部的派出机构，分掌一省财政。但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以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财政大权逐渐下移。1853 年，清廷谕令：“按年定数指拨解部”。（《洋务运动》第三册542页）。这一谕令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这样，中央集中财政的体制遂限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地方督抚遂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3、人事任免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他们（指督抚）往往以军务紧张为由，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次下谕令其保荐督抚大员。这样，“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了。总之，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清政府依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这样，清王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权力得以膨胀。二是导致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各族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也是清朝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的一对重要矛盾。满洲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以征服者自居，满人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行政官额的一半。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平天国期间产生了变化，使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发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了统治阶级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汉人巡抚占到70%以上，也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败，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增强，导致离心力的扩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为以后辛亥革命的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使清朝顷刻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准备了条件。三是促使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但清政府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昧于世界局势，一味的“夜郎自大”，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一个与之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腹之患”。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逐步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应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这样，开明，务实的洋务派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陆续创办一批军事企业、民用企业、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了艰难而凝重的一步。尽管并非情愿，但是它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至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洋务派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总之，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左、胡、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洋务派人士。他们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变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农民与太平天国的兴亡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而从整个运动过程看，太平天国政权的兴亡与农民的支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太平天国的兴起离不开农民的支持，而要获得农民支持，就必须重视和照顾农民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根据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苦难的愿望，表示了对土地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强烈不满。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对私有制作了深刻批判，认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太平军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主义的土地方案去实行，但许多实际行动还是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部分解决。在有些地区，太平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田尽入公。有时，太平军还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剥夺地主的钱粮，勒令富户进贡。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许多地区的农民展开抗租、减租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因争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这些土地经当地太平军的许可而由农民占有耕种。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下，不少地区原有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改变，“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国《汤溪县志》，卷三）。这样，不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太平军的支持下，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从而也就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性。除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外，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广泛动员和依靠农民。1851年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明确表示要打破封建礼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试图把农民从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广泛动员农民和依靠农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首先是重视对农民的思想动员。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对农民广泛宣传太平军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罪恶。为此，太平军曾大量印行许多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诸如《太平诏书》、《天条书》、《待百姓条例》等等；同时还注意随时随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口头宣传，当时人称之为“讲道理”。其次，太平天国还依靠农民，建立地方政权。《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还规定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形式与职能。为了便于动员农民和保证正常的军需供应，太平天国推行乡官制，设总制与监军两级，多由太平军文官担任，监军以下乡官分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全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乡官带领乡兵，或维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军参加战斗。乡官制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承认：“到处遍立乡官，是我民尽为贼助。”这表明乡官制在初期不仅保证了太平天国军需粮饷的正常供应，而且对保护农民利益、动员农民参加地方政权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太平天国政权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二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因为从分配形式看，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现实的空想，无法具体实行。从所有制结构看，太平天国虽然主张有田同耕，但农民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太平天国强调所有土地归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实际上，这不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国还推行“圣库”制度，将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有权统统废除。这样做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他们的愿望。据载，当时反映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诚然，大平天国在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动员需要而宣传平均主义和实行“圣库”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仍然将这些主张作为新政权的经济纲领，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后来迫于形势，太平天国要求农民“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太平军的供给困难，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无助，反而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承认。在一些地区，太平军规定“富户贫民宜一体完纳”，“示谕佃农照常输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8页、第134页）。太平军还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田凭，设立收租局，公然保护地主利益，强迫农民交租，规定“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沈梓《避寇日记》）。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统治的许多地区，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有些附加税，如田捐由太平军直接向佃农征收，就更加引起广大佃农的不满。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制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的基层组织，可是后来逐渐为地主和地痞无赖所把持，“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0页）。这些人利用职权，在乡间横行霸道，对农民“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太平天国》，第六册，第649页）。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王朝的更替，但透过历史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王朝的兴与衰都和农民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定律”，从本质上看就是由农民问题而引发的，太平天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运动初期，其领导人以拜上帝教为中心，把耶稣上帝的启示和中国农民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以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均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败的清王朝。这不仅激发了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使太平天国的队伍日益壮大，农民运动势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没有根据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太平天国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而且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事实上，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天朝田亩制度》，相反，出于一时需要下令农民要“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旧秩序，甚至纵容无赖乡官姿意勒索，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使许许多多农民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一）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1.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背景（1）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拼命搜刮百姓（2）鸦片输入引起白银外流、银贵钱贱（3）土地兼并加剧，地租剥削率日高（4）人民反抗彼伏此起2.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进程（1）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组织群众（2）金田起义后，势如破竹，迅速发展（3）定都后北伐、西征，很快达到全盛3.太平天国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观原因：其一，这是一次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正义战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二，太平军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军纪；其三，坚强的领导核心、灵活主动的战略战术。客观原因：清军腐败，不堪一击。（二）《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1．《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及评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1）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2）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两”（3）设立“圣库制度”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一）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1．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2．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3．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4．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5．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二）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1．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科学的革命纲领2．不能克服领导集团的腐败，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3．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保留了封建纲常伦理原则4．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一、洋务事业的兴办（一）洋务派的形成及其指导思想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1．洋务派阵营的构成（1）以奕䜣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派（2）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2．洋务派的口号前期：19世纪60-70年代，提出“求强”口号，即训练新式军队和设厂制造船炮，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后期：19世纪70-90年代， 在继续“求强”口号下，提出“求富”口号，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二）洋务派的主要活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1．兴办军用工业以自强2．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3．建立新式海陆军4．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一）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做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即不应全盘否定它，也不能全盘肯定它，我们应该加以分析，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中国近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是其本质还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不可能真正担负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也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1．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2．培养了新式人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3．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三）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1．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2．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3．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洋务运动打着“求强”和“求富”的旗帜，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等海军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有识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严重缺陷，认识到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必需将改革从物质技术层面进一步转向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上，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和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所以洋务运动的真正历史作用不在于它的正面作用，而在于它所提供的历史教训。即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行生产关系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

太平天国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首义诸王到天京后迅速腐败。1852年，太平天国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斥责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说：“凡有 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太 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5页），将清王朝的腐败黑暗统治揭露得淋漓尽致。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并实 行全体衣食皆由圣库开支、一律平均分配的政策。这些措施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保障军队供给、吸引贫苦百姓参加太平军，保证义军纯洁性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太平天国正是在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斗争中兴起和发展壮大起来并取得节节胜利的。但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也像360年前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样，在 犯骄傲错误的同时，也迅速地腐败了。他们抛弃与广大将士共艰苦的好传统，大搞封建等级制，即“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享乐腐化，追求奢侈的生活， 认为天下是我打出来的，享受是理所当然的。“情同骨肉”的兄弟手足之情逐渐淡化，“彼此暌隔，猜忌日生”……进南京后，洪、杨等诸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 府、东王府，劳民伤财。据记载，天朝宫殿“城周围十余里，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东王府也是建筑宏伟，“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 洪、杨影响下，诸王及将领都大兴土木，此风一直伴随到太平天国的灭亡。忠王李秀成在苏州的王府，连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 仙窟宅。”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诸王却过着挥金如土、奢侈豪华的生活。而与诸王的豪华天堂生活相反，广大士兵则过着家庭离散，不许夫妻团聚，吃不饱，穿不 暖的贫穷生活，仍然处于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这一点连东王也不否认，他说太平军士兵认为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 今未息”（《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4页）。1861年曾经访问过天京的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说：“太平军占据扬州、苏州等城，财产多而富美 色，太平军之道德乃每况而愈下。盖繁华富丽，固足以消磨其壮志，而促其灭亡也。”（《西学东渐记》，第98、99页） “历览前贤国与家，盛由勤俭败由奢”。太平天国以反对清朝腐败统治而兴起发展，再到自己因迅速腐败而灭亡，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又一条重要历史教训。马克思在1853年就有一段评“太平天国”的话：“除了改朝换代……他们给予民众的灾难，比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用破坏来与腐朽对立。没有建设的破坏，就只能带来更多的腐朽”。 洪秀全（ 1814— 1864）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获得了一部名为《劝世良言》的宗教书籍，再加上他屡试不第的窘状，使他开始宣传拜上帝，进而创立了拜上帝会。就是这样一 步步的发展下，洪秀全于 1851年的 1月 11日在广西金田村，率拜上帝会会众宣布反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太平军于 18 53年 3月 29日攻克南京，并改其名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从此，在大清国的疆域内，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形成了。在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的军队随即进行了 北伐和西征，其结果是一败一胜，时间持续到了 1856年。在此之后，太平天国开始走向衰亡。先从内部开始了分裂和屠杀，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接着，又是连年征战，虽然暂时性地取得了很多胜利，但也耗 费了太平军很多实力。最后，在封建势力和前来助剿的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打击下，首都“天京”于 1864年 7月陷落，到年底，余部也被全部剿灭。至此，中国历史上这场前后奋战14年，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彻底失败了。造成这场运动失败的原 因，从客观上分析，是由于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干预造成的。但是，这场农民战争的失败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多方面原因。 一、农民阶级思想的局限性。 1、太平天国的性质是一场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不可能用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封建生产关系，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 领。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受着严重的剥削，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但是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 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纪律，借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和运用这些经验来指 导革命实践的能力。太平天国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两个纲领性文件，但或者是由于其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注定了不可能实现，或者是由于其他主 客现条件决定了无法实行。太平天国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而又能动员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纲领，这就不能长期保持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因而他就不能把战争 引向胜利。 2、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的目的性不明确，大多是迫于贫困，希望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 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 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 1840— 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 荡更为激烈。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中，洪秀全和冯云山虽都是自小饱读诗书，但青年时有屡试不第。可以说他们是从小接受了较强的正统封建思想的教育，但却又 被封建阶级始终压迫着的迫切需要反对这种压迫的人。而杨秀清和萧朝贵都是典型的贫苦农民出身，是在封建阶级的压迫下痛苦呻吟的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起 义领导人和广大农民走到了一起，并爆发了这场起义。在太平天国的初期，从上到下都保持严格的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精神。但在建都“天京”后，却首先从领导人开 始，滋生享乐、保守思想，逐渐破坏了团结统一的局面，导致发生了内乱、分裂和一系列不正常事件。再到后来，朝纲败坏，许多将领拥兵自重，敛财自肥，腐化堕 落，甚至发生一连串叛变投敌的行为，从而瓦解了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的失败。 3、长期在封建社会下生活，使他们始终摆脱不了天上神权、地上皇权这种封建思想。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和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在试图推翻 而还没有足够力量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时，往往采取一种神秘的形式。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洪秀全等也因袭了这种形式。他把自己变成 了“神”，成为了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的胞弟、奉天承运的人间君主。而中国封建君主制的核心是“朕即国家”，定天下于一尊。就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为上 帝次子之后，杨秀清、萧朝贵亦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这样，在人间天上，太平天国内部便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权力系统。于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 与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权与君权之间，权力交叉，尊卑颠倒，形成了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制中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当皇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调和 时，一场惨痛的天京内讧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可以这么说，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宗教——成也于此，败也于此。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理想来动员民众；另一方面又 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避邪享乐的宗教理论来鼓惑民心。洪秀全于武宣登极或永安建制之后，如果及时取消上帝教，将大权集于一 身，矫正神权与皇权交叉矛盾的政权体制，也许可避免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但洪秀全陷于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仅将所谓天父、天兄下凡显示的“无数神迹 全能凭据”刻为诏书，广泛印发，而且将太平军血战所取得的胜利均归于“托赖天父天兄之全能”；并扬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 死，略显全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全然不顾人力之所为。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系统与遍及各阶层的宗教教育，将上帝教教条与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为一 体，使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即使是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仍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 但最终上帝的神话还是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烬。 三、治国无方。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所以上帝教的教条既是军规，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这种兼法律与军规的宗教教条，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作战 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治国之策，而是将治军的上帝教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定都“天京”后，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职官员。一个县约分五军，一军13156家，每家出一人为伍卒，组成一军，寓兵于农，“有警则首领统之 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由于土地归公，所以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留口粮外，一切都要上缴，由两司马支配，甚至农民的生活也要受 两司马的监督和支配。这种政策遭到农民强烈抵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在所控城市，太平天国更是强令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家庭。定都天京后，完全废除私有制，按性别把居民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 妻不得同居，居民原来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六十岁以上老人和十六岁以下儿童入“牌尾馆”，男性青壮年则住“牌面 馆”，其任务除参加战斗外还从事体力劳动。手工业技能者进入诸营与百工衙、天茶衙、豆腐衙、酱人衙……在监管之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产品不经过市场的交换 直接入“圣库”分配，生产者除按定额分配的吃、穿外也别无报酬。按照“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一切私营商业资本全部被没收，个体小商贩也不 例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经商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圣库”，商业实际上被完全废除了。女馆则不分年龄，在监管之下参加各种诸 如抬砖运瓦、收割拾柴一类的劳动，善女红者则编入锦秀营。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都听见，以防说“私房话”。 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遭到了各式各样的抵抗。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匮乏，粮荒日益严重。为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统治者只能 用重典、施严刑，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基本手段。结果是滥施刑罚，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 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承认要有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洞察一切的“上主”来“分配”，这种公正、平等，实际 却是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为“主权者”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有权任意运用“圣库”内的公共财产，这必然要走向腐败。 在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之后的 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并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他上任不久，便颁布了《资政新篇》。根据“因时制宜，审时度势”的原则，他提出了 许多新的主张。然而，这个在当时代表了新的政治观点具有十分鲜明进步意义的纲领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施。在整个太平天国史中都没有看到什么治国良方， 这也难怪最终灭亡的厄运。 四、政治上腐败是太平天国加快灭亡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国起义时的目的是打击封建势力，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目的下， 1853年定都天京后的太平天国却变成了一个新的封建势力。在取得一些胜利后，坐享其成，不思进取，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在封建社会，反抗统治者压迫的农民战争当然是正义的，但最终却不可能建立一个超越封建专制的特殊政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早在一八五一年三月，金田起义不 久，洪秀全就登极称天王，年末又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充满中“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 国的皇权专制、等级制度更是恶性发展。与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洪秀全本人也以“朕”自称，经常告诫臣民“天下万国朕无二”、“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将自己 比作“太阳”、“日头”，臣民遇见天王必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真命天子”当然是世代相传，“爷哥朕幼坐天国”，“父子公孙永作主”。不仅天王世 袭，各王也都世袭，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也世袭，“世食天禄”“累代世袭”，打破了以往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后期，洪秀全全然不顾汹汹群情，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的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结果，后来总共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太平天国的封建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早在永安建制时就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 违者要受到严惩。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乘四十八人抬大轿，甚至连基层小官两司马也乘 四人抬轿。诸王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了严惩。 从天王到王与地方各级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刚刚入城一个月，敌人威胁还未解除，洪秀全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建天王府每天征用万余民工，拆毁民房 万余间。宫中金碧辉煌，重殿叠宇，象征九重天庭。金龙殿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光彩夺目。宫中珍宝无数，在外征战的太平军将领一直源源不断将各种奇珍异宝运 到天王府。就连天王所用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东王府也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竟超过了天王府。直到后期，大兴土木之风一直未息，如忠王 李秀成驻在苏州，一直与敌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之豪华也令人叹止，据说仅次于天王府。直到苏州城陷前夕仍一直动工，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都惊叹“真如神仙 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同样也为太平天国所继承，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就有三十三个“王娘”，到天京后 有八十八个“王娘”，还经常挑选民间秀女入宫，就连九岁的幼主洪天贵也分了四个“幼娘娘”。其他诸王大多也都如此。 可见，在太平天国中，统治阶级的腐败，特别是在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的迅速蔓延，正是无情侵蚀太平天国的躯体，加速太平天国灭亡的催化剂。 五、军事上的失误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建立后，太平军迅速席卷大江南北，很快便攻克南京，并建立首都。但就是在这种大好局面下，太平军在军事上却先后进行了北伐和西征。虽然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它将自己整体的强大的军事实力分成了若干个小规模的相对弱小的军事实力，这就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纵观整个太平天国战史，很难看到一种谋定后动、贯穿全局的战略计划，却常出现坐困突围、随机性较大的战略失误。如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 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给了清廷足够的时间去重视和剿灭太平军的机会。其后又在永安“蕞尔山城”中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更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 将的机会，若不是最后的破釜沉舟和太平军英勇杀敌，差点使太平天国夭折在了永安。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后，又使太平天国领袖们忘乎所以，夜郎自大，自以为 “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而非人力之所为。故建都天京后，洪、杨等人置清军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和 西征。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果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当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 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直捣黄龙，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取得的结果会截然不 同。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是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从中我 们也可以看出，在军事指挥上没有足够的谋略，军事思想上又充分低估敌人的实力，军事储备上又没有足够的准备的太平军最后被剿灭的命运是早已注定的。 六、领导人的不和与权利相争是导致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这一点毋庸置疑，给太平天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天京变乱与石达开出走便是领导人的不和与权利相争发展到极点的产物。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 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营救冯云山归来后，肯定了杨秀清在关键时刻挽救拜上帝会的功绩，承认他“代天父传言”的合法性，承认他受天父特差下凡的地位。这 样，太平天国就出现了“一朝二主”的现象。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间的矛盾，使洪、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分 裂埋下伏笔。 1856年 8月，天京外围敌人威胁解除不久，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只得答应：“东王打江山，亦 当万岁。”这样，潜伏已久的洪杨矛盾不能不迅速激化。面对杨的步步紧逼，洪秀全急忙密诏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韦昌辉、在丹阳作战的顶天侯秦日纲立即率部回京 诛杀杨秀清。 9月 1日深夜，韦昌辉率精兵三千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冲入卧室，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而后又血洗东王府，将府中其他官员、卫兵、杨的亲属、仆役等无论男女老 幼，全部杀尽。正在湖北战场的冀王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急忙赶回，想要制止韦、秦滥杀。但此时韦昌辉已杀红了眼，不但不听规劝，反而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 慌忙逃出天京，结果韦昌辉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属满门抄斩。逃出天京后，石达开从湖北调回所部四万精兵攻入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经过天京事变，石达 开成为众望所归、辅佐朝政的理想人物。但在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之后，洪秀全对人更加猜忌，只重用洪氏兄弟，处处防备、排挤、打击、限制石达开。石达开 忍无可忍，最后率大批精锐部队出走，六年后终在大渡河被清军围歼。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且，“天父”“天兄”的自相残杀，神话开始受到质疑，信念开始破灭，太平天国的基础开始动摇，预示着以后的失败。 七、主要领导人的素质和失误是其灭亡的决定性原因。 领导人，特别是洪秀全的个人政策存在较大缺陷，给太平天国带来许多策略上的失误，使太平天国的失败不可避免。首先，洪秀全对宗教虚幻的思想依赖很深。他一 直以“天兄”自诩，除了他以外，在拜上帝会中，还有很多“神”。在取得胜利后，都归功于“神力”，而完全忽视了人力的作用。其次，对待人才，特别是知识分 子，他的态度是能用，但不能重用。这与拜上帝会所推行的反孔政策是分不开的。太平天国领导人也知道，要建设国家，必须有大批的人才，但小农思想的作祟，使 他们放弃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即使是为国效命的知识分子，也长期得不到重用，甚至遭到排挤和打击。如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军望而生畏的文武兼备 型的人才，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第三，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使很多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一被清军剿灭。如上海的小刀会、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 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都没有能很好地与之联合。最终，不但使自己的实力没有得到加强，还 使得这些相对较弱的力量被清军一一镇压。 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饿原因是腐败. 从一八五零年“金田起义”起，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清军，不久就攻占武汉三镇，随后沿江挥师东下，在一八五三年三月攻克向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并在此定都，改称“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虽然太平军的北伐失利，但其他军事行动却胜仗连连，尤其是一八五六年春夏，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在江西，太平军 控制了全省五十二个州府；在湖北，西征将士保卫武汉，打退清军一次次围攻；更重要的是在天京外围，太平军先后击溃长期直接威胁天京的敌“江北”、“江南” 两个大营，天京终于解围。 但就在这时，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权力之争终于爆发，发展到血洗天京的地步。“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洪杨矛盾由来已久，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体制有极大关系。洪秀全早年自视极高、抱负极大，但偏偏屡试不中，在失意、彷徨、痛苦和憎恨中于一八 四三年与冯云山等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从一些基督教小册子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他一切人们所崇拜的对象都是 “邪魔”，必须斩尽杀绝。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受上帝之命下凡“斩邪留正”。不久，他与冯云山来到偏僻的广西山区传教，信者甚众，准备 发动起义。（扯淡网编辑） 但就在紧张准备起义之时，冯云山却在一八四八年初被捕，洪秀全急忙奔走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会众发生混乱，面临分裂瓦解。这时，以烧炭为 业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利用当地流行的代鬼传话习俗，忽然口哑耳聋，不吃不睡，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怒责动摇分子，要广大会众遵守天父之命跟“万国之 主”洪秀全斩妖杀魔。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以天威神力稳定了众心，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太平天国就出现了“一朝二主”的现象。在政治 上，洪秀全是天王，是一国之主，位极人臣，称“万岁”；杨秀清是东王，位于洪下，称“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但在宗教神权上，洪只是皇上帝次子，而 杨却是皇上帝（天父）的代言人，在神权上杨秀清的地位反高于洪秀全，实际剥夺了洪秀全是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资格。由于太平天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 制，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对洪秀全在现世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间的矛盾，使洪、 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 由于杨秀清有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在永安建制封王时杨秀清被封为东王，而且“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地位高于其他各王，仅在洪下。不过，由于 在神权上杨高于洪，在战斗中杨曾屡次以“天父下凡”鼓舞士气确有实效，所以杨秀清常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斥责洪秀全，洪秀全虽知这是，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假戏真做，因为神话一旦被揭穿，连自己也被否定。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闭在深宫，耽于享乐，荒于政事，杨秀清更是不可一世，屡为无谓小事斥责、羞辱洪 秀全，借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如一八五三年十二月杨秀清曾以洪秀全虐待宫内女官为由，赶到天王府当众怒斥洪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洪秀全立即下跪回 答：“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杨继续怒喝：“尔知有错，即杖四十。”众人一再替洪求情，杨仍下令杖责，直到洪秀全俯伏在地表示愿意受杖才算罢了。有 时深夜杨秀清并无要事突往天王府，因朝门紧闭数重，洪秀全迎候稍迟，杨秀清就以天父之名要怒杖洪秀全，洪只得跪求：“求天父恩赦小子迟延之罪！”对天王尚 且如此，杨秀清对其他诸王大小官员更是任意打杀。久之，形成许多重大战略和政策都由杨秀清决定，一些典章制度也由他改定，大权由杨总揽的局面。 一八五六年八月，天京外围敌人威胁解除不久，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只得答 应：“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杨又逼问：“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又回答说：“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万岁。”这样，潜伏已久的洪杨矛盾不 能不迅速激化。面对杨的步步紧逼，洪秀全急忙密诏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韦昌辉、在丹阳作战的顶天侯秦日纲立即率部回京诛杀杨秀清。九月一日深夜，韦昌辉率精 兵三千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冲入卧室，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而后血洗东王府，将府中其他官员、卫兵、杨的亲属、仆役等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尽。杀戒一开 便难封刀，韦、秦之部又滥杀无辜，仅九月四日就屠杀已放下武器的杨秀清余部五千人，一个多月下来共杀两万余人，甚至婴幼儿童也不能免，天京城内一片恐怖。 正在湖北战场的冀王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急忙赶回，想要制止韦、秦滥杀。但此时韦昌辉已杀红了眼，不但不听规劝，反而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慌忙逃 出天京，结果，韦昌辉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属满门抄斩。逃出天京后，石达开从湖北调回所部四万精兵攻入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 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成为众望所归、辅佐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