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研究论文

关于对未成人违法犯罪新动态的研究 与治理对策的思考 内容提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智能化和犯罪类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提高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能力,加强教治和加大刑法力度势在必行. 首先是低龄化特征较为突出,而且高危人群集中在闲散青少年中,不满16岁甚至刚满14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逐渐增多,未成年人案件逐年增加,侵犯财产犯罪严重,团伙暴力案件比例加重,网络,毒品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日益密切,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增多,智能化明显. 其次是社会,家庭,教育对为成年人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弱化,预防措施流于形式,矫治办法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相应转变,对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的社会,家庭等方面的责任不够明确,造成号召性,倡导性多,而实际落实力度差的不良现象. 第三是法律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观念不够科学,对影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会责任处理不够法制化,特别是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低龄化,暴力化惩戒力度不够,刑罚处罚的年龄底限还没有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实际形态相适应,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居高不下的警示重点. 关键词: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 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被列入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也是我国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是指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触犯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目前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智能化和犯罪类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下面,笔者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动态和如何加强治理工作作以论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动向和特征 据统计,我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达4亿多,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20—30%;2003年,25岁以下违法犯罪人员占全国刑事案件作案人员的45%,占全国治安拘留人员总数的33%,1999年到2003年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增长了4.7%,刑事案件作案率增幅1.4倍,特别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势头明显,犯罪类型增多.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变化,利用计算机网络,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新型,恶性案件的频繁出现,表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低龄化特征较为突出,而且高危人群集中在闲散青少年中.不满16岁甚至刚满14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逐渐增多,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如贵阳市破获的入室盗窃案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中,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11岁,在破获的抢夺妇女首饰团伙中,年龄在16岁以上的6人,14—16岁的7人,14岁以下的6人,在其它一些案件中发现最小的只有8,9岁,较上个世纪犯罪的初始年龄提前了3-5岁;2002年7月,在西安市纠集3名中学生砍死"仇人"的辍学少年王某,刚满15岁;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危人群还多集中于这些辍学闲散的青少年中.据团中央对2361名青少年罪犯调查后发现,闲散青少年为1445人,占62%,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体,在大中城市,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也较严重,最新统计,该群体违法犯罪占一些城市犯罪总数的60%. 未成年人案件逐年增加.1995年全国刑事犯罪145万人,其中未成年人犯罪为82万之多,占56%,未满18岁的少年犯罪有17万人;在沈阳的调查发现,2001年判决生效的少年犯424人,2002年增加到499人,2003年增加到596人;未成年人犯罪增加速度之快,数量之多成为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 侵犯财产犯罪严重.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抢劫罪,盗窃罪两项共占总数的71%,在过去5年中,盗窃和抢劫始终排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前两位. 团伙暴力案件比例加重.据南方某教育局的老师估计,暴力案件占整个跨校,跨区校园滋扰事件的六成左右,而且杀人,抢劫,抢奸,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2003年4月,永嘉某校学生徐某组建了一个名叫"十三鹰"的学生团伙,并购得一支单管火药枪,对抗名叫"十八党"黑社会组织,引起当地警方的震惊;2002年10月在福建破获的在校中学生杀害在校生案件中,抓获犯罪团伙5人,缴获作案工具两轮摩托车,六四式军用手枪子弹3发等物品;2004年2月1日晚,西安市一商贸学院16岁学生马某,将家庭院一14岁女学生掐死后实施奸淫,事后,马某将些事告诉景某,景某帮其移尸,并资助马某外逃,其作案手段残忍令人发指,手段的成熟化已接近成人犯罪特征. 网络,毒品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日益密切.上网成为近年来青少年中颇为时髦的话题,不少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色情和网恋不能自拔,整日夜不归宿,上网没钱就去偷盗,便捷地走上犯罪道路.据统计,因网络游戏或互联网传播的不良信息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比率,由2000年的4.1%上升到2003年的25%,增加了5倍多;江苏学生余某从初三开始光顾网吧,迷恋电子游戏而逃课上网,家里又穷支付不起上网费,最终因盗窃而犯罪;湖南的陈某在网上结识王某并相恋,后二人又预谋将河北的网友刘某至武汉,共同对刘某实施了抢奸,抢劫犯罪.滥用毒品现象在未成年人群中也较严重,一些未成年人为了解脱身心压力或寻求精神刺激,吸食毒品,沉溺于感官刺激,并因吸毒引发贩毒,卖淫等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到2003年底,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到105万人,未成年人占72%. 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增多,智能化明显.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使未成年人涉足犯罪的领域不断拓宽,一些未成年人利用互联网行,充当"黑客"攻击计算机网络安全,甚至参与到黑社会组织犯罪和伪造各种专用发票等新的犯罪中,2003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罪名达到120多个,与1998年相比,增加了22.4%. 当前我国未成人违法犯罪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性源于造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一些不良的社会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流入未成年人的生活领域,影响未成年人的正常成长,在他们思想不成熟,价值观不稳定的时期内,会被诱惑走上歧途,终因难以自控,道德失衡引发犯罪.究其原因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方面的原因.随着改革开放层次和程度的深入,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的调节难免会造成一定的人,财,物流动调节失衡,大量农村未成年人盲目涌入城市,而城市失业和下岗现象普遍存在,失业和无业等闲散未成年人因法制知识缺乏和生计困难,会铤而走险,也就容易滋长各种违法犯罪,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发布的青少年犯罪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目前至少有1000多万闲散未成年人,在未成年罪犯中闲散未成年人比例高达62%.另外西方的不良社会文化以及媒介的误导造成未成年人迷失准则,加上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导致了社会自力约束和自发发展现象的蔓延,助长了未成年人大胆涉足他们不宜涉足的领域,从而迈向犯罪的深渊. 二是教育方面的原因.目前教育的口号是素质教育,但实际落实的仍是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教育口号因教育体制尚未转化而不能付诸于实践,与后面更高的教育阶段是不衔接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教育理念必然异化素质教育,社会文化与教育体制的脱节继层也必然使未成年人的教育留下遗撼;在教育投入和管理上,由于存在地区差别,一部分中小学校是人满为患,本应承受45个学生的教室却不得不容纳100多个学生,使教育的质量大打折扣;在学校环境管理方面,存在基层政府重视不够现象,一些夫妻用品商店设在了学校门口,一些不法盗版商贩把黄色"口袋书"摆在了学校门前,一人多高的丑陋广告围了一圈学生,污染了学生的视听,"口袋书"成了学生争相传阅的"上品",一些校外恶势力也趁机渗入校园,发展,拉拢或胁迫敲诈学生,加剧了校园暴力活动和治安环境的复杂化,诱发未成年人的偏差行为,把未成年人拖入违法犯罪的泥潭. 三是家庭方面的原因.随着社会的日益工商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和家教模式悄然发生了嬗变,产生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如家庭亲职教育弱化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家庭为了生计,常年奔波在外,无暇管教子女,子女与父母的交流减少,代沟加剧,使家庭不能更好地发挥亲职教育功能;如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传统的家庭格局被打乱,各种婚外情,离异单亲家庭,破碎家庭,犯罪家庭相伴而生,"问题家庭"的增多,不仅破坏了家庭稳定,使子女失去家庭的归属感与温馨感而变得恐惧,焦虑,容易冲动,为未成年人的成长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最新统计显示,父母离异家庭子女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4.2倍;中央宗治委在对全国18个少管所和监狱的调查中,有26.6%的未成年人罪犯来自于破碎家庭,有近一半的未成年人罪犯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问题家庭"是未成年人犯罪增多的重要原因,也是最初原因.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有效预防和矫治严重不良行为的对策 列宁说过:"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对于未成年人的"犯错",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应从家庭,群众,社会等方面予以保护,予以适当的教育,引导和预防,矫治,保护未成年人把错误化为正确的可能性. 我国新宪法明确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到国家的保护."《义务教育法》也从法律上保障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我国较全面,系统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是1991年9月4日颁布并于199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规范了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主要工作,1999年6月28日颁布,11月1日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我国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预防犯罪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我国还非常非常重视借鉴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努力把我国的法律,政策与贯彻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紧密结合统一起来,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等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标准和规范,在我国法律中都通过相应的条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与社会综合保护预防体系建设上有不衔接或脱节现象,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的意识和措施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效加强,而是相对弱化. 对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提高预防能力和矫治犯罪的对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要进一步营造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保护未成年人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每个公民都要切实落实好《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提高社会综合保护能力.二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环境,要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多方面做起,用优秀的文化引导,用严格的司法制度约束,净化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使其成长和教育的过程尽可能不受犯罪和不法行为的影响.三是加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家庭,学校,社会团体要针对不同的社会时期,对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及社会公德规范教育条件,让未成年人学会报警,自助等自护手段,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以及违法犯罪行的引诱和侵害.四是重视未成年人司法管理,少年法庭的成员中要有一名女性,法官要具备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公安机关对于羁押的未成年人犯,要实行与成年人分管,分押,并成立未成年人案件预审组,采用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方式进行讯问;检察机关要成立未成年人案件起诉组,公诉人在庭审中注意将揭露犯罪与寓教于追诉融为一体;律师事务所要调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职律师,专门从事维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工作.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措施.一是要确定重点群体,中小学生,闲散青少年,进城务工青年,流浪儿童,罪错青少年这五个群体,是教育,管理和服务的重点,要密切关注他们的行为趋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强化预防违法犯罪的意识和能力.二是确定重点场所,坚决铲除滋生未成年人犯罪的"温床",掐断暴力,色情等有害文化传播的途径,文化,工商部门应坚持整治与建设并举的原则,针对暴力卡通画册,不健康"口袋书"以及违规"网吧"等问题,一方面严厉打击,尤其对违规经营的黑网吧,夜总会,游戏厅,要用"重典",罚得倾家荡产,使其无利可图,不敢再犯;另一方面,依托中小学网络教室和城市社区青少年网络教育,逐步建立一批专供未成年人上网的"阳光网吧";运用行政,市场,社会等多种手段推动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基地建设,减少未成年人建法犯罪的社会诱因.三是确定重点阵地,家庭,学校和社区是重心,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建立完善科学的教育辅导,治疗体系,设置心理咨询机构,由专家和心理医生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善进行专门的系统调研,研究控制不良心理的对策,提供预心犯罪和犯罪预测的实践依据;同时要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纳入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评体系,严格实行奖励和责任追究,形成多维立体的预控网络. 加大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力度.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是指他们严重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所以说,矫治是有效挽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最后环节,很多未成年罪犯都能在严格的矫治中悔过自新,积极改造,有的还考上了大学,重新犯罪率大大降低.一是要运用好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手段,对那些在违法犯罪团伙中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分子坚决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简化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少管"的审批程序,综合审批时间,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该"少管"的坚决予以"少管"处理,强调社会防卫,事前防卫,进行必要的处罚.二是强化社区矫治措施,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罪犯置于社区内,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通过从事一定的劳动,接受法律知识学习和心理医生的辅导,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这一方法在合肥市得到成功试验,两名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已移交该市一街道社区矫正点进行矫正.三是加强未成年罪犯的管制和管教,工读学校,管教所以及司法机关要坚持"禁诫警示与正面教育"并重的原则,进行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管教,设立专职人员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文化,法制,劳动技能教育,使工读学校和少管所成为矫治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式场所.四是要在学校和社区内设置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负责人,将法制教育经常化,制度化,阵地化,同时对当前未成年人的思想状况和参与社会行为趋向,进行调查研究,如近期出现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症现象,要建立心理矫治中心或基地,形成以社区为平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的社区法制服务体系. 进一步加大社会责任追究与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惩治的对策 法律的作用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戒来实现的,预防犯罪发生的法律更应强调这一点.法律是严肃的,如果立法将重点放在号召倡导大家去从事某事,那就与法律的本意相悖,也起不到规避某种犯罪行为发生的作用.我们不可能指望依靠人们的自觉性杜绝犯罪的发生,如果这样能起到作用,那还要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作什么!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是期望借助法律的硬性手段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开辟通道.所以,笔者认为,在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处理,使那些在犯罪边缘上的未成年人能悬崖勒马,受到震慑,使那些有犯罪苗头和迹象的未成年人有所畏惧而不敢以身试法,收到"惩治一个,教育一片"的作用. 强化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自颁布实施以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改进立法非常必要.一是要明确立法上的强制性.本法是我国首次在预防犯罪领域立法,欠缺经验,可操作性不强,针对性弱,弱性条文多,禁止性,强制性,硬性的少,法律责任不够明确;所以在立法思想上应明确具体法律责任和强制性法制思想,突出"积极"预防的特点.二是要对具体责任做出规定.本部法律多处使用的都是"应该"字眼,对违反这些法律规定的相关部门和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未作明确规定,如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等,如果他们不履行职责,法律仅规定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而在日本惩戒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以及预防犯罪的法律中,对父母的失职行为,处以数量不菲的罚金,从而使责任落到了实处;又如第十五条规定,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但他就是出售了,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未加明确;第三十三条规定,营业性歌厅,营业性电子游戏场等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对违反规定的由文化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等等,这些都有弱化法制力度的问题,首先是文化部门的执法力度较弱,其次是手段不强硬,而应由公安机关予以重罚或关停,使经营者十分明确承担的责任,而不会因谋这点利而以身试法.三是要加大对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传播宣扬淫秽,暴力等内容的人或单位处罚力度.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其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不能有力制止该行为的发生,应对这种行为直接予以刑罚,才能足以震慑,打击传播,出售不良文化的行为,才能更好地预防不良文化流入未成年人群体. 加大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审理的透明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成所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对于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于已满16岁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虽然这些规定是为了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避免因其罪行在社会上广泛扩散,造成不利于未成年人今后生活的社会影响,但事实上这种怀柔和期望并不能起到预期目的;因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出成人化趋势,其作案手段之残忍与作案动机之恶劣已不能将未成年人犯罪过分迁就于其幼稚与无知,未成年人的早熟是有目共睹的;另外,即便是不公开未成年人犯罪审理过程,也不能因此而减少或消除其罪行对社会的影响,也不一定对犯罪人的社会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反而,公开透明地审理,审判,是更加有效地进行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教育,增强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生动素材,同时,当前信息的快速反映化,立这样的规定也是形同虚设. 降低对未成年人处以刑罚的年龄底限.我国《新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14岁的低龄化的事实,不适当降低刑罚年龄底限,不加大对恶性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力主,无疑会使低龄化的犯罪趋势得不到有效扼制.日本为了遏止不断升高的青少年恶性犯罪率,日本众议司法委员会通过法案对青少年犯罪法进行修改,青少年犯罪判刑的年龄将从16岁降至14岁,14岁以上的少年犯罪都可以作为成年人对待,判处刑罚.我国刑法既规定了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罪犯要负刑事责任,又规定要从轻或减轻处罚,18周岁以下不负死刑,这些规定未免弹性系数较大.以16岁为例,如果将16岁以上罪犯作为与成年人一样对待的话,那么16岁至18岁也应适用死刑;如前面案例中16岁学生马某掐死,奸淫女学生外逃等犯罪行为,足以判处死刑,又如北京17岁少年为偷钱上网当场砍死奶奶,砍伤爷爷,福建5少年杀死同学勒索20万元,并缴获军用手枪等等案例,都向我国刑法提出了预警.所以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成人化和恶劣化,暴力化,需要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刑罚力度进一步加大,将应纳入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内,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要用"重典",处于死刑的年龄底限应降低至16岁,对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重犯给予成年人一样的刑罚,使处以刑罚的最低龄限和处罚力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未成年人犯罪形态得到相应调整,做到保证正面教育引导与必要司法保护的同时,正确对待未成年人犯罪.这样,对促进法制与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建设,都必将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四川地震发生的原因 中国四川下午发生芮氏规模七点八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忙。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陈朝辉表示，根据推测，这起地震是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推挤所造成，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二百五十二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 陈朝辉表示，根据美国地震观测的数据，中国四川下午二时三十八分发生的大地震，震央在四川成都西北方九十二公里处，芮氏规模高达七点八，震源深度二十九公里，比台湾在1999年发生的九二一大地震（芮氏规模七点三）还大。 他说，学理上，地震强度每增加芮氏一级的规模，所释放出的能量就增加三十二倍，虽然今天下午在四川发生的规模七点八地震，规模与台湾九二一地震只差零点五，但释放出的能量大约是九二一大地震的二十倍以上。 陈朝辉指出，规模七点八的大地震，所释放出的能量，大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投掷在日本长崎、广岛的那种原子弹，二百五十二颗爆炸的总和，威力相当惊人。 他表示，四川因邻近喜马拉雅山，而喜马拉雅山南麓就是印度，因此推测这起地震是中国所处的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推挤所造成；像这种规模的地震，全球每年大约会发生十起，今年日本、印尼就各发生一起，四川则是第三起。 虽然世界各国对于灾害性地震没有统一标准，但因规模七点八地震，已经足以造成人员伤亡、房屋倒塌，因此今天下午四川发生的地震，已达灾害性地震的程度。 陈朝辉表示，在台湾，只要地震高于芮氏规模六或六点五以上，就足以造成灾害，因此被称为灾害性地震。 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到底有多大呢？陈朝辉表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发生在1960年五月二十二日，地点在智利，芮氏规模九点五；其次是1964年三月二十八日阿拉斯加地震，规模九点二；史上第三大地震，发生于1957年三月九日的阿拉斯加，规模九点一。 至于史上第四大地震，高达芮氏规模九，总共有二次，分别是1952年十一月四日堪察加半岛，以及200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苏门答腊。其中，苏门答腊引发的南亚海啸，造成近二十三万人死亡、超过五十一万人受伤。 陈朝辉指出，发生于1976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唐山大地震，规模也是芮氏七点八，整个唐山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当年造成二十四万余人死亡。 根据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资料显示，四川地震规模七点八，相当于两百五十一颗原子弹能量释放，是台湾九二一地震的五倍，它发生的原因相当罕见，并不是板块之间相互推挤，它是欧亚板块内部释放百年累积的能量所导致。 大陆四川成都地震相当剧烈，由于它是浅层地震，震波相当长，传递范围相当广，包括北京、上海、泰国、台湾都感受到地震，几乎半个亚洲都在摇晃，在台湾的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也监测到讯号。 过去一般的地震发生都是板块与板块之间的挤压所造成，不过四川这个强震很罕见，是欧亚板块内部的能量释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个欧亚板块长年在边缘的能量不断向内集中，在四川成都附近聚集，板块内这个区域经过百年以上的能量累积，之后大量释放，才会造成这个板块内的地震。也因为这是属于板块内地震，测报中心判断，之后的馀震会持续比较久，几个礼拜甚至长达一年以上的可能性不小。现在我们应该根据所认识的地震发生规律，用科学方法对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作预先的估计。地震预报则是在具备一定可靠程度的前提下将地震预测的意见向公众宣布。有实用价值的地震预报必须同时报出时间、地点和强度。科学的地震预测是将来实现地震预报的基础。 地震预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展的探索性研究项目，特别是中、短期或临震前的预测尚处于探索阶段，远远没有到可以实用的程度。一些学者对实现地震预报抱有怀疑，对于用行政手段组织地震预测持保留态度。 地震预测的科学前提是认识地震孕育和发生的物理过程，包括地球介质物理、力学性质的异常变化。但是人类对地震成因和地震发生的规律还知之甚少，主要是因为地震是宏观自然界中大规模的深层的变动过程，不同于实验室中单纯的可控条件下进行的样品试验，其影响因素过于复杂，还可能有人类未知的因素存在。人们所能做的是在地面上观测某些物理量，这种观测通常是不完全的和不完善的。在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人们还不能深入地球内部直接或间接观测深层介质的物理状态 ，因为测量过程本身就将打破原有的状态。而所能观测的物理量异常变化是否与地震的发生真正相关还不能确知 。这就是地震预测研究所以进展缓慢的真实原因。地震预测研究有3种不同的思路:①地震地质。地震发生在地壳中上层，故认定地震应属于地质过程。研究已发生的大地震的地质构造特点，应有助于今后判定何处具备发生大地震的地质背景。但有些地震发生前，地质构造往往不甚明朗，震后才发现有某个断层，认为与地震有关。②地震统计。对过去已发生的地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从中发现地震发生的规律，特别是时间序列的规律，根据过去以推测未来。此法把地震问题归结为数学问题。因需要对大量地震资料作统计，研究的区域往往过大，所以判定地震的地点有困难，而且外推常常不准确。③地震前兆。地震是地球介质的破裂，故认定地震应属于物理过程。观测地球物理场各种参量以及地下水等异常变化，可能找到有用的地震前兆 。前兆研究中的最大困难是，观测中常遇到各种天然的和人为的干扰，而所谓的前兆与地震的对应往往也是经验性的。尚未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可靠的前兆。 以上 3种思路都有片面性，都不能独立地解决地震预测问题 。实际采取的是综合的办法，把3种不同思路所得放在一起对比参照，力求对未来的地震活动作出估计。 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第一，地球的不可入性。大家知道上天容易入地难，我们对地下发生的变化，只能通过地表的观测来推测；第二，地震孕律的复杂性。通过专家多年的研究，现在逐渐认识到地震孕育、发生、发展的过程十分复杂，在不同的地理构造环境、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震级的地震都显示出相当复杂的孕律过程；第三，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大家可能都感觉到，全球每年都有地震发生，有些还是比较大的地震。但是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地震发生的重复性时间是很长的，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而进行科学研究的话，都有统计样本。而这个样本的获取，在有生之年都非常困难。 由于地震预测作为一个世界性科学难题，全世界都在努力研究地震预测，探索地震预测的有效途径，但就现在来说，不管国内还是国际上，还很难完全准确地预报地震。一次真正的有社会显示度的预报意见必须给出未来地震时间、地点和震级，即时空强三要素，一种实用的预报方法必须具有较高的准确率。 动物对于地震更为敏感，许多动物的某些器官感觉特别灵敏，它能比人类提前知道一些灾害事件的发生，例如海洋中水母能预报风暴，老鼠能事先躲避矿井崩塌或有害气体等等。至于在视觉、听觉、触觉、振动觉，平衡觉器官中，哪些起了主要作用，哪些又起了辅助判断作用，对不同的动物可能有所不同。伴随地震而产生的物理、化学变化（振动、电、磁、气象、水氡含量异常等），往往能使一些动物的某种感觉器官受到刺激而发生异常反应。如一个地区的重力发生变异，某些动物可能能过它的平衡器官感觉到；一种振动异常，某些动物的听觉器官也许能够察觉出来。地震前地下岩层早已在逐日缓慢活动，呈现出蠕动状态，而断层面之间又具有强大的磨擦力，于是有人认为在磨擦的断层面上会产生一种每秒钟仅几次至十多次、低于人的听觉所能感觉到的低频声波。人要在每秒20次以上的声波才能感觉到，而动物则不然。那些感觉十分灵敏的动物，在感触到这种声波时，便会惊恐万状，以致出现冬蛇出洞，鱼跃水面，猪牛跳圈，狗哭狼吼等异常现象。动物异常的种类很多，有大牲畜、家禽、穴居动物、冬眠动物、鱼类等等。动物反常的情形，人们也有几句顺口溜总结得好： 震前动物有预兆，群测群防很重要。 牛羊骡马不进厩，猪不吃食狗乱咬。 鸭不下水岸上闹，鸡飞上树高声叫。 冰天雪地蛇出洞，大鼠叼着小鼠跑。 兔子竖耳蹦又撞，鱼跃水面惶惶跳。 蜜蜂群迁闹轰轰，鸽子惊飞不回巢。 家家户户都观察，发现异常快报告。 除此之外，有些植物在震前也有异常反应，如不适季节的发芽、开花、结果或大面积枯萎与异常繁茂等。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重看洋务运动的成败 这是一场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运动。他在中国饱受凌辱，开明地主想挽救国家危机时开始，失败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这是场注定失败的运动，就像好多书上所说的那样。1、倡导洋务的几个大臣都是满清高官，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目的是维护清朝的统治。2、洋务派搞此运动的方法是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不是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体制。3、 仅靠地方上几个积极的大臣搞，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造成了活动的涣散，难成大器。这就是现代史学界给洋务运动失败定下的三大失败理由。 我的对这三大理由感到不满。 第一，些史学家们首先就提出了阶级问题。“阶级”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词，这是人由人划出的。本来一个国家的人很团结的，非要划出三六九等，分化穷人，富人，中产阶级。评价历史事件也是，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明显是贬义词，让人一看就感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中棠是坏蛋。洋务派的人确实为当时中国作了不少贡献，左中棠亲自出征收复新疆，他们在各地办新式工业厂局，新式学校，这些功劳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因为阶级这两个字。比如，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通常是说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但是，对于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评价，却说成是反动势力的强大，为什么不说成工人阶级的XX性呢？ “阶级”确实是一个很迷惑人的词，如果看了一些评价性论文，很容易被这个词给套住思维。所以，我认为，评价洋务运动的成败要先撇开什么阶级原因。我认为着第一条失败理由应该是这样：由于李曾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局限性，比如保守，封闭，导致思想肯定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造成了洋务派行动上不同。我想这只是时代的局限。 第二，按一些史学家的话来说，应该直接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政治体制，而不是搞什么技术。试想，这样可能吗？如果让他们向原始人来传授资本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原始人会接受的了。试想，在原始人中间实行资本主义，这可能吗？？这肯定不可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道这个原理的话，就很容易来理解洋务派学习先进技术的原因：当时清政府正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通过与外国军队的合作中，李曾等人认识到洋人先进的兵器的威力，认识到洋人机械的先进，这样他们自然，而然萌发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西方先进设备的念头。这在当时是适应历史潮流的，大多数中国人接触西方肯定不是像极少数的留学生那样，从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体制开始的，大多数的中国人接触西方还是要从接触其先进神奇的机器设备，技术开始。我觉得正是洋务运动的开始才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出现的可能。 很多人都忽视了洋务派关于培养新式人才的做法。比如送一些儿童出国留学，开办新式学堂，新式图书馆，给当时中国大众的思想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有了洋务派引进新机器，技术作铺垫，人们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也就自然一点。所以我认为洋务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是“器物”上的学习，这点理由有点牵强。有力证明就是之后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次运动是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标准的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可结果还是失败了。 第三，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对清政府来说，是一次合法的运动。我想一次合法的运动是有必要在中央搞一个指挥机构。但清政府又不是李鸿章曾国藩家的，建立一个什么机构不是那么随便的，搞不好还会被安个犯上欺君的杀头罪。况且李张等人又是位高权重，我想，搞一个中央性的，特别是能指挥得了李曾等人的机构，实在不好成立。再以前后史实为例，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都是有一个中央指挥机构，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关于对洋务运动“难成大器”的评价，我更不苟同。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次运动引进许多先进的机器，设备，可以说为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开辟了先河；又是戊戌变法甚至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如果这样还是没有成“大器”的话，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所谓的“大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不可忽视的运动，也是中国试图解救民族危机，振兴民族的一种尝试，虽然它失败了，可是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凭这点就应该向这次运动致敬。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这点的原因变一下。此次运动清政府的态度仅仅是中立，而洋务派当时的做法在民间看来简直是劳民损财，这样洋务运动虽然兴起了，但是却没人响应，使洋务积极分子热情减退，致使洋务运动后期都没有什么新的作为。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洋务运动的目的虽说是维护清朝统治，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大地还在痉挛，灾难还在延续，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同胞牺牲。生命在危机中，祖国在危机中。 但是，我们已经走出恐惧，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希望。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 这其实是对生命的礼遇。这种对生命的礼遇，在国家哀悼日达到了最高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所有的人都同时向逝者的亡灵默哀，所有的人都同时向生命的尊严低头。那一声声警报，是呜咽，是抽泣，但更是呼唤，呼唤我们重新体认人的尊严，呼唤我们重新体认生命的价值。 从雪灾到胶济惨案，从胶济惨案到四川大地震，灾难不但突如其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暴虐，一次比一次惨烈。我们原本以为物质上的金汤之城，足以让我们长治久安。但大自然的灾害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山川可以瞬间崩裂，既然道路可以瞬间扭断，既然城镇可以瞬间毁灭，在大自然无边的力量面前，既然一切物质的力量都现出了原形，都那么脆弱，都那么不堪——我们过去对于物质力量的迷信，就不免显得幼稚可笑。 这是新的抗战，这是全民族抗战。它要保卫的主要不是土地，而是无数无辜的生命。面对大自然强加的这场战争，我们注定不可能是胜利者。已经逝去的生命不可能重来，尤其是天使般的孩子们的夭折，应该让我们每念及此，都有锥心之痛。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将来都没有资格去庆功。但我们的确可以从灾难中学习。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悲壮的牺牲应该让我们清醒，单纯的物质上的强大并不足恃。如果连生命都无法保障，一切就都没有意义，物质上的强大就不过是沙滩上的建筑而已。 在泪眼之间，良知复苏；在废墟之上，人性挺立。大地震震掉了我们心灵的尘垢，震碎了我们日常的面具。不能等到埋到瓦砾下才去爱，每个人都是幸存者，每个人都值得爱。大地震让我们重新发现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所有的冷漠，所有的骄矜，所有的轻狂，这时都不再时尚。我们彼此珍惜，我们携手同心。原来中国人并不丑陋，原来中国人可以这么友善，原来社会可以这么脉脉温情。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是执政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的结果。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多难兴邦，拐点出现之迅速超出期待，于是，如一些网友所说，这次灾难中政府的表现没有让人民失望，人民的表现更是让政府动容。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拯救生命，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 固然，从技术着眼，此次救灾亦非尽善尽美，但即便不乏瑕疵，亦无损此次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地位。它是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执政理念发展的顶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崭新起点。 尤为难得的是，这次新的抗战正铸就我们新的民族气质，仁爱、包容、坚忍的民族气质。以这种新的民族气质做支撑，属于每个中国人，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方舟的新中国，将不难从灾难中崛起，有如浴血的太阳。这种软力量的崛起是体面的崛起，有尊严的崛起。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人们原本以为，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正在抵达历史三峡的出口；谁知，大自然提前给中国出了一道难题，而正如境外媒体评论的，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考试。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欣交集，中国能不能闯过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不能凤凰涅盘，否极泰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而在这点上，此次抗震救灾无疑是成功的操练，应该可以奠定我们的信心和决 心坚强，是精神的支柱；是跨越坎坷的信念；是成功胜利的根本。一个人，如果不坚强，那他的心灵就永远是一片黑暗沉寂的世界。 这次大地震，许多孩子都失去了父母亲人，成了孤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打击啊！可他们脸上露出的仍是天真无邪的微笑。因为他们选择了坚强，在困难面前抬起了头，擦干了他们泪水。 在一片废墟之中，有一个感人事迹，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被救援人员解救出来的那一瞬间，举起了他那稚嫩的右手，向救出他的人们敬礼！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军礼，这代表着一份怎样的敬意？！ 坚强，是精神的支柱；是跨越坎坷的信念；是成功胜利的根本。一个人，如果不坚强，那他的心灵就永远是一片黑暗沉寂的世界。 时间永远凝固在 2008年5月12日 14时 28分 。那一刻，孩子朗朗的书声戛然而止；那一刻，繁华的街市突然变得死寂；那一刻，归家的路变得遥遥无期。这次5.12汶川特大地震，夺取了多少鲜活的生命呀！ 这次大地震，许多孩子都失去了父母亲人，成了孤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打击啊！可他们脸上露出的仍是天真无邪的微笑。因为他们选择了坚强，在困难面前抬起了头，擦干了他们泪水。 在一片废墟之中，有一个感人事迹，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被救援人员解救出来的那一瞬间，举起了他那稚嫩的右手，向救出他的人们敬礼！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军礼，这代表着一份怎样的敬意？！ 坚强，是精神的支柱；是跨越坎坷的信念；是成功胜利的根本。一个人，如果不坚强，那他的心灵就永远是一片黑暗沉寂的世界。 时间永远凝固在 2008年5月12日 14时 28分 。那一刻，孩子朗朗的书声戛然而止；那一刻，繁华的街市突然变得死寂；那一刻，归家的路变得遥遥无期。这次5.12汶川特大地震，夺取了多少鲜活的生命呀！ 这次大地震，许多孩子都失去了父母亲人，成了孤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打击啊！可他们脸上露出的仍是天真无邪的微笑。因为他们选择了坚强，在困难面前抬起了头，擦干了他们泪水。 在一片废墟之中，有一个感人事迹，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被救援人员解救出来的那一瞬间，举起了他那稚嫩的右手，向救出他的人们敬礼！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军礼，这代表着一份怎样的敬意？！ 不论经历了多少风雨，多少坎坷，多少荆棘。但我们应该保持这样一个信念：不经历风雨的洗礼，怎能见绚丽的彩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许许多多困难在等待着我们。这时，我们应化悲痛为力量，选择坚强。 人生之路可不是阳光明媚的康庄大道，但我们只要越过障碍，就会发现另一片美丽的蓝 13亿血脉相连的红心，就是永远震不倒的钢铁长城！！！人生之路可不是阳光明媚的康庄大道，但我们只要越过障碍，就会发现另一片美丽的蓝人生之路可不是阳光明媚的康庄大道，但我们只要越过障碍，就会发现另一片美丽的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