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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未成人违法犯罪新动态的研究 与治理对策的思考 内容提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智能化和犯罪类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提高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能力,加强教治和加大刑法力度势在必行. 首先是低龄化特征较为突出,而且高危人群集中在闲散青少年中,不满16岁甚至刚满14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逐渐增多,未成年人案件逐年增加,侵犯财产犯罪严重,团伙暴力案件比例加重,网络,毒品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日益密切,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增多,智能化明显. 其次是社会,家庭,教育对为成年人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弱化,预防措施流于形式,矫治办法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相应转变,对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的社会,家庭等方面的责任不够明确,造成号召性,倡导性多,而实际落实力度差的不良现象. 第三是法律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观念不够科学,对影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会责任处理不够法制化,特别是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低龄化,暴力化惩戒力度不够,刑罚处罚的年龄底限还没有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实际形态相适应,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居高不下的警示重点. 关键词: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 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被列入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也是我国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是指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触犯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目前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智能化和犯罪类型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下面,笔者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动态和如何加强治理工作作以论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动向和特征 据统计,我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达4亿多,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20—30%;2003年,25岁以下违法犯罪人员占全国刑事案件作案人员的45%,占全国治安拘留人员总数的33%,1999年到2003年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增长了4.7%,刑事案件作案率增幅1.4倍,特别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势头明显,犯罪类型增多.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变化,利用计算机网络,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犯罪等新型,恶性案件的频繁出现,表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低龄化特征较为突出,而且高危人群集中在闲散青少年中.不满16岁甚至刚满14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逐渐增多,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如贵阳市破获的入室盗窃案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中,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11岁,在破获的抢夺妇女首饰团伙中,年龄在16岁以上的6人,14—16岁的7人,14岁以下的6人,在其它一些案件中发现最小的只有8,9岁,较上个世纪犯罪的初始年龄提前了3-5岁;2002年7月,在西安市纠集3名中学生砍死"仇人"的辍学少年王某,刚满15岁;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危人群还多集中于这些辍学闲散的青少年中.据团中央对2361名青少年罪犯调查后发现,闲散青少年为1445人,占62%,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体,在大中城市,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也较严重,最新统计,该群体违法犯罪占一些城市犯罪总数的60%. 未成年人案件逐年增加.1995年全国刑事犯罪145万人,其中未成年人犯罪为82万之多,占56%,未满18岁的少年犯罪有17万人;在沈阳的调查发现,2001年判决生效的少年犯424人,2002年增加到499人,2003年增加到596人;未成年人犯罪增加速度之快,数量之多成为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 侵犯财产犯罪严重.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抢劫罪,盗窃罪两项共占总数的71%,在过去5年中,盗窃和抢劫始终排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前两位. 团伙暴力案件比例加重.据南方某教育局的老师估计,暴力案件占整个跨校,跨区校园滋扰事件的六成左右,而且杀人,抢劫,抢奸,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2003年4月,永嘉某校学生徐某组建了一个名叫"十三鹰"的学生团伙,并购得一支单管火药枪,对抗名叫"十八党"黑社会组织,引起当地警方的震惊;2002年10月在福建破获的在校中学生杀害在校生案件中,抓获犯罪团伙5人,缴获作案工具两轮摩托车,六四式军用手枪子弹3发等物品;2004年2月1日晚,西安市一商贸学院16岁学生马某,将家庭院一14岁女学生掐死后实施奸淫,事后,马某将些事告诉景某,景某帮其移尸,并资助马某外逃,其作案手段残忍令人发指,手段的成熟化已接近成人犯罪特征. 网络,毒品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日益密切.上网成为近年来青少年中颇为时髦的话题,不少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色情和网恋不能自拔,整日夜不归宿,上网没钱就去偷盗,便捷地走上犯罪道路.据统计,因网络游戏或互联网传播的不良信息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比率,由2000年的4.1%上升到2003年的25%,增加了5倍多;江苏学生余某从初三开始光顾网吧,迷恋电子游戏而逃课上网,家里又穷支付不起上网费,最终因盗窃而犯罪;湖南的陈某在网上结识王某并相恋,后二人又预谋将河北的网友刘某至武汉,共同对刘某实施了抢奸,抢劫犯罪.滥用毒品现象在未成年人群中也较严重,一些未成年人为了解脱身心压力或寻求精神刺激,吸食毒品,沉溺于感官刺激,并因吸毒引发贩毒,卖淫等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到2003年底,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到105万人,未成年人占72%. 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增多,智能化明显.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使未成年人涉足犯罪的领域不断拓宽,一些未成年人利用互联网行,充当"黑客"攻击计算机网络安全,甚至参与到黑社会组织犯罪和伪造各种专用发票等新的犯罪中,2003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罪名达到120多个,与1998年相比,增加了22.4%. 当前我国未成人违法犯罪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性源于造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一些不良的社会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流入未成年人的生活领域,影响未成年人的正常成长,在他们思想不成熟,价值观不稳定的时期内,会被诱惑走上歧途,终因难以自控,道德失衡引发犯罪.究其原因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方面的原因.随着改革开放层次和程度的深入,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的调节难免会造成一定的人,财,物流动调节失衡,大量农村未成年人盲目涌入城市,而城市失业和下岗现象普遍存在,失业和无业等闲散未成年人因法制知识缺乏和生计困难,会铤而走险,也就容易滋长各种违法犯罪,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发布的青少年犯罪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目前至少有1000多万闲散未成年人,在未成年罪犯中闲散未成年人比例高达62%.另外西方的不良社会文化以及媒介的误导造成未成年人迷失准则,加上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导致了社会自力约束和自发发展现象的蔓延,助长了未成年人大胆涉足他们不宜涉足的领域,从而迈向犯罪的深渊. 二是教育方面的原因.目前教育的口号是素质教育,但实际落实的仍是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教育口号因教育体制尚未转化而不能付诸于实践,与后面更高的教育阶段是不衔接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教育理念必然异化素质教育,社会文化与教育体制的脱节继层也必然使未成年人的教育留下遗撼;在教育投入和管理上,由于存在地区差别,一部分中小学校是人满为患,本应承受45个学生的教室却不得不容纳100多个学生,使教育的质量大打折扣;在学校环境管理方面,存在基层政府重视不够现象,一些夫妻用品商店设在了学校门口,一些不法盗版商贩把黄色"口袋书"摆在了学校门前,一人多高的丑陋广告围了一圈学生,污染了学生的视听,"口袋书"成了学生争相传阅的"上品",一些校外恶势力也趁机渗入校园,发展,拉拢或胁迫敲诈学生,加剧了校园暴力活动和治安环境的复杂化,诱发未成年人的偏差行为,把未成年人拖入违法犯罪的泥潭. 三是家庭方面的原因.随着社会的日益工商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和家教模式悄然发生了嬗变,产生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如家庭亲职教育弱化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家庭为了生计,常年奔波在外,无暇管教子女,子女与父母的交流减少,代沟加剧,使家庭不能更好地发挥亲职教育功能;如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传统的家庭格局被打乱,各种婚外情,离异单亲家庭,破碎家庭,犯罪家庭相伴而生,"问题家庭"的增多,不仅破坏了家庭稳定,使子女失去家庭的归属感与温馨感而变得恐惧,焦虑,容易冲动,为未成年人的成长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最新统计显示,父母离异家庭子女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4.2倍;中央宗治委在对全国18个少管所和监狱的调查中,有26.6%的未成年人罪犯来自于破碎家庭,有近一半的未成年人罪犯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问题家庭"是未成年人犯罪增多的重要原因,也是最初原因.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有效预防和矫治严重不良行为的对策 列宁说过:"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对于未成年人的"犯错",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应从家庭,群众,社会等方面予以保护,予以适当的教育,引导和预防,矫治,保护未成年人把错误化为正确的可能性. 我国新宪法明确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到国家的保护."《义务教育法》也从法律上保障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我国较全面,系统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是1991年9月4日颁布并于199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规范了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主要工作,1999年6月28日颁布,11月1日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我国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预防犯罪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我国还非常非常重视借鉴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努力把我国的法律,政策与贯彻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紧密结合统一起来,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等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标准和规范,在我国法律中都通过相应的条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与社会综合保护预防体系建设上有不衔接或脱节现象,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的意识和措施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效加强,而是相对弱化. 对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提高预防能力和矫治犯罪的对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要进一步营造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保护未成年人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每个公民都要切实落实好《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提高社会综合保护能力.二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环境,要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多方面做起,用优秀的文化引导,用严格的司法制度约束,净化未成年人的发展环境,使其成长和教育的过程尽可能不受犯罪和不法行为的影响.三是加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家庭,学校,社会团体要针对不同的社会时期,对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及社会公德规范教育条件,让未成年人学会报警,自助等自护手段,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以及违法犯罪行的引诱和侵害.四是重视未成年人司法管理,少年法庭的成员中要有一名女性,法官要具备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公安机关对于羁押的未成年人犯,要实行与成年人分管,分押,并成立未成年人案件预审组,采用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方式进行讯问;检察机关要成立未成年人案件起诉组,公诉人在庭审中注意将揭露犯罪与寓教于追诉融为一体;律师事务所要调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职律师,专门从事维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工作.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措施.一是要确定重点群体,中小学生,闲散青少年,进城务工青年,流浪儿童,罪错青少年这五个群体,是教育,管理和服务的重点,要密切关注他们的行为趋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强化预防违法犯罪的意识和能力.二是确定重点场所,坚决铲除滋生未成年人犯罪的"温床",掐断暴力,色情等有害文化传播的途径,文化,工商部门应坚持整治与建设并举的原则,针对暴力卡通画册,不健康"口袋书"以及违规"网吧"等问题,一方面严厉打击,尤其对违规经营的黑网吧,夜总会,游戏厅,要用"重典",罚得倾家荡产,使其无利可图,不敢再犯;另一方面,依托中小学网络教室和城市社区青少年网络教育,逐步建立一批专供未成年人上网的"阳光网吧";运用行政,市场,社会等多种手段推动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基地建设,减少未成年人建法犯罪的社会诱因.三是确定重点阵地,家庭,学校和社区是重心,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建立完善科学的教育辅导,治疗体系,设置心理咨询机构,由专家和心理医生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善进行专门的系统调研,研究控制不良心理的对策,提供预心犯罪和犯罪预测的实践依据;同时要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纳入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评体系,严格实行奖励和责任追究,形成多维立体的预控网络. 加大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力度.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是指他们严重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所以说,矫治是有效挽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最后环节,很多未成年罪犯都能在严格的矫治中悔过自新,积极改造,有的还考上了大学,重新犯罪率大大降低.一是要运用好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手段,对那些在违法犯罪团伙中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分子坚决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简化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少管"的审批程序,综合审批时间,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该"少管"的坚决予以"少管"处理,强调社会防卫,事前防卫,进行必要的处罚.二是强化社区矫治措施,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罪犯置于社区内,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通过从事一定的劳动,接受法律知识学习和心理医生的辅导,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这一方法在合肥市得到成功试验,两名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已移交该市一街道社区矫正点进行矫正.三是加强未成年罪犯的管制和管教,工读学校,管教所以及司法机关要坚持"禁诫警示与正面教育"并重的原则,进行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管教,设立专职人员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文化,法制,劳动技能教育,使工读学校和少管所成为矫治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式场所.四是要在学校和社区内设置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负责人,将法制教育经常化,制度化,阵地化,同时对当前未成年人的思想状况和参与社会行为趋向,进行调查研究,如近期出现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症现象,要建立心理矫治中心或基地,形成以社区为平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的社区法制服务体系. 进一步加大社会责任追究与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惩治的对策 法律的作用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戒来实现的,预防犯罪发生的法律更应强调这一点.法律是严肃的,如果立法将重点放在号召倡导大家去从事某事,那就与法律的本意相悖,也起不到规避某种犯罪行为发生的作用.我们不可能指望依靠人们的自觉性杜绝犯罪的发生,如果这样能起到作用,那还要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作什么!1999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是期望借助法律的硬性手段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开辟通道.所以,笔者认为,在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处理,使那些在犯罪边缘上的未成年人能悬崖勒马,受到震慑,使那些有犯罪苗头和迹象的未成年人有所畏惧而不敢以身试法,收到"惩治一个,教育一片"的作用. 强化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自颁布实施以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改进立法非常必要.一是要明确立法上的强制性.本法是我国首次在预防犯罪领域立法,欠缺经验,可操作性不强,针对性弱,弱性条文多,禁止性,强制性,硬性的少,法律责任不够明确;所以在立法思想上应明确具体法律责任和强制性法制思想,突出"积极"预防的特点.二是要对具体责任做出规定.本部法律多处使用的都是"应该"字眼,对违反这些法律规定的相关部门和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未作明确规定,如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等,如果他们不履行职责,法律仅规定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而在日本惩戒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以及预防犯罪的法律中,对父母的失职行为,处以数量不菲的罚金,从而使责任落到了实处;又如第十五条规定,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但他就是出售了,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未加明确;第三十三条规定,营业性歌厅,营业性电子游戏场等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对违反规定的由文化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等等,这些都有弱化法制力度的问题,首先是文化部门的执法力度较弱,其次是手段不强硬,而应由公安机关予以重罚或关停,使经营者十分明确承担的责任,而不会因谋这点利而以身试法.三是要加大对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传播宣扬淫秽,暴力等内容的人或单位处罚力度.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其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不能有力制止该行为的发生,应对这种行为直接予以刑罚,才能足以震慑,打击传播,出售不良文化的行为,才能更好地预防不良文化流入未成年人群体. 加大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审理的透明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未成所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对于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于已满16岁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虽然这些规定是为了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避免因其罪行在社会上广泛扩散,造成不利于未成年人今后生活的社会影响,但事实上这种怀柔和期望并不能起到预期目的;因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出成人化趋势,其作案手段之残忍与作案动机之恶劣已不能将未成年人犯罪过分迁就于其幼稚与无知,未成年人的早熟是有目共睹的;另外,即便是不公开未成年人犯罪审理过程,也不能因此而减少或消除其罪行对社会的影响,也不一定对犯罪人的社会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反而,公开透明地审理,审判,是更加有效地进行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教育,增强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生动素材,同时,当前信息的快速反映化,立这样的规定也是形同虚设. 降低对未成年人处以刑罚的年龄底限.我国《新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14岁的低龄化的事实,不适当降低刑罚年龄底限,不加大对恶性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力主,无疑会使低龄化的犯罪趋势得不到有效扼制.日本为了遏止不断升高的青少年恶性犯罪率,日本众议司法委员会通过法案对青少年犯罪法进行修改,青少年犯罪判刑的年龄将从16岁降至14岁,14岁以上的少年犯罪都可以作为成年人对待,判处刑罚.我国刑法既规定了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罪犯要负刑事责任,又规定要从轻或减轻处罚,18周岁以下不负死刑,这些规定未免弹性系数较大.以16岁为例,如果将16岁以上罪犯作为与成年人一样对待的话,那么16岁至18岁也应适用死刑;如前面案例中16岁学生马某掐死,奸淫女学生外逃等犯罪行为,足以判处死刑,又如北京17岁少年为偷钱上网当场砍死奶奶,砍伤爷爷,福建5少年杀死同学勒索20万元,并缴获军用手枪等等案例,都向我国刑法提出了预警.所以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成人化和恶劣化,暴力化,需要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刑罚力度进一步加大,将应纳入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内,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要用"重典",处于死刑的年龄底限应降低至16岁,对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重犯给予成年人一样的刑罚,使处以刑罚的最低龄限和处罚力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未成年人犯罪形态得到相应调整,做到保证正面教育引导与必要司法保护的同时,正确对待未成年人犯罪.这样,对促进法制与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建设,都必将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四川地震发生的原因 中国四川下午发生芮氏规模七点八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忙。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陈朝辉表示，根据推测，这起地震是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推挤所造成，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二百五十二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 陈朝辉表示，根据美国地震观测的数据，中国四川下午二时三十八分发生的大地震，震央在四川成都西北方九十二公里处，芮氏规模高达七点八，震源深度二十九公里，比台湾在1999年发生的九二一大地震（芮氏规模七点三）还大。 他说，学理上，地震强度每增加芮氏一级的规模，所释放出的能量就增加三十二倍，虽然今天下午在四川发生的规模七点八地震，规模与台湾九二一地震只差零点五，但释放出的能量大约是九二一大地震的二十倍以上。 陈朝辉指出，规模七点八的大地震，所释放出的能量，大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投掷在日本长崎、广岛的那种原子弹，二百五十二颗爆炸的总和，威力相当惊人。 他表示，四川因邻近喜马拉雅山，而喜马拉雅山南麓就是印度，因此推测这起地震是中国所处的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推挤所造成；像这种规模的地震，全球每年大约会发生十起，今年日本、印尼就各发生一起，四川则是第三起。 虽然世界各国对于灾害性地震没有统一标准，但因规模七点八地震，已经足以造成人员伤亡、房屋倒塌，因此今天下午四川发生的地震，已达灾害性地震的程度。 陈朝辉表示，在台湾，只要地震高于芮氏规模六或六点五以上，就足以造成灾害，因此被称为灾害性地震。 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到底有多大呢？陈朝辉表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发生在1960年五月二十二日，地点在智利，芮氏规模九点五；其次是1964年三月二十八日阿拉斯加地震，规模九点二；史上第三大地震，发生于1957年三月九日的阿拉斯加，规模九点一。 至于史上第四大地震，高达芮氏规模九，总共有二次，分别是1952年十一月四日堪察加半岛，以及200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苏门答腊。其中，苏门答腊引发的南亚海啸，造成近二十三万人死亡、超过五十一万人受伤。 陈朝辉指出，发生于1976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唐山大地震，规模也是芮氏七点八，整个唐山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当年造成二十四万余人死亡。 根据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资料显示，四川地震规模七点八，相当于两百五十一颗原子弹能量释放，是台湾九二一地震的五倍，它发生的原因相当罕见，并不是板块之间相互推挤，它是欧亚板块内部释放百年累积的能量所导致。 大陆四川成都地震相当剧烈，由于它是浅层地震，震波相当长，传递范围相当广，包括北京、上海、泰国、台湾都感受到地震，几乎半个亚洲都在摇晃，在台湾的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也监测到讯号。 过去一般的地震发生都是板块与板块之间的挤压所造成，不过四川这个强震很罕见，是欧亚板块内部的能量释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个欧亚板块长年在边缘的能量不断向内集中，在四川成都附近聚集，板块内这个区域经过百年以上的能量累积，之后大量释放，才会造成这个板块内的地震。也因为这是属于板块内地震，测报中心判断，之后的馀震会持续比较久，几个礼拜甚至长达一年以上的可能性不小。现在我们应该根据所认识的地震发生规律，用科学方法对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作预先的估计。地震预报则是在具备一定可靠程度的前提下将地震预测的意见向公众宣布。有实用价值的地震预报必须同时报出时间、地点和强度。科学的地震预测是将来实现地震预报的基础。 地震预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展的探索性研究项目，特别是中、短期或临震前的预测尚处于探索阶段，远远没有到可以实用的程度。一些学者对实现地震预报抱有怀疑，对于用行政手段组织地震预测持保留态度。 地震预测的科学前提是认识地震孕育和发生的物理过程，包括地球介质物理、力学性质的异常变化。但是人类对地震成因和地震发生的规律还知之甚少，主要是因为地震是宏观自然界中大规模的深层的变动过程，不同于实验室中单纯的可控条件下进行的样品试验，其影响因素过于复杂，还可能有人类未知的因素存在。人们所能做的是在地面上观测某些物理量，这种观测通常是不完全的和不完善的。在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人们还不能深入地球内部直接或间接观测深层介质的物理状态 ，因为测量过程本身就将打破原有的状态。而所能观测的物理量异常变化是否与地震的发生真正相关还不能确知 。这就是地震预测研究所以进展缓慢的真实原因。地震预测研究有3种不同的思路:①地震地质。地震发生在地壳中上层，故认定地震应属于地质过程。研究已发生的大地震的地质构造特点，应有助于今后判定何处具备发生大地震的地质背景。但有些地震发生前，地质构造往往不甚明朗，震后才发现有某个断层，认为与地震有关。②地震统计。对过去已发生的地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从中发现地震发生的规律，特别是时间序列的规律，根据过去以推测未来。此法把地震问题归结为数学问题。因需要对大量地震资料作统计，研究的区域往往过大，所以判定地震的地点有困难，而且外推常常不准确。③地震前兆。地震是地球介质的破裂，故认定地震应属于物理过程。观测地球物理场各种参量以及地下水等异常变化，可能找到有用的地震前兆 。前兆研究中的最大困难是，观测中常遇到各种天然的和人为的干扰，而所谓的前兆与地震的对应往往也是经验性的。尚未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可靠的前兆。 以上 3种思路都有片面性，都不能独立地解决地震预测问题 。实际采取的是综合的办法，把3种不同思路所得放在一起对比参照，力求对未来的地震活动作出估计。 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第一，地球的不可入性。大家知道上天容易入地难，我们对地下发生的变化，只能通过地表的观测来推测；第二，地震孕律的复杂性。通过专家多年的研究，现在逐渐认识到地震孕育、发生、发展的过程十分复杂，在不同的地理构造环境、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震级的地震都显示出相当复杂的孕律过程；第三，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大家可能都感觉到，全球每年都有地震发生，有些还是比较大的地震。但是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地震发生的重复性时间是很长的，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而进行科学研究的话，都有统计样本。而这个样本的获取，在有生之年都非常困难。 由于地震预测作为一个世界性科学难题，全世界都在努力研究地震预测，探索地震预测的有效途径，但就现在来说，不管国内还是国际上，还很难完全准确地预报地震。一次真正的有社会显示度的预报意见必须给出未来地震时间、地点和震级，即时空强三要素，一种实用的预报方法必须具有较高的准确率。 动物对于地震更为敏感，许多动物的某些器官感觉特别灵敏，它能比人类提前知道一些灾害事件的发生，例如海洋中水母能预报风暴，老鼠能事先躲避矿井崩塌或有害气体等等。至于在视觉、听觉、触觉、振动觉，平衡觉器官中，哪些起了主要作用，哪些又起了辅助判断作用，对不同的动物可能有所不同。伴随地震而产生的物理、化学变化（振动、电、磁、气象、水氡含量异常等），往往能使一些动物的某种感觉器官受到刺激而发生异常反应。如一个地区的重力发生变异，某些动物可能能过它的平衡器官感觉到；一种振动异常，某些动物的听觉器官也许能够察觉出来。地震前地下岩层早已在逐日缓慢活动，呈现出蠕动状态，而断层面之间又具有强大的磨擦力，于是有人认为在磨擦的断层面上会产生一种每秒钟仅几次至十多次、低于人的听觉所能感觉到的低频声波。人要在每秒20次以上的声波才能感觉到，而动物则不然。那些感觉十分灵敏的动物，在感触到这种声波时，便会惊恐万状，以致出现冬蛇出洞，鱼跃水面，猪牛跳圈，狗哭狼吼等异常现象。动物异常的种类很多，有大牲畜、家禽、穴居动物、冬眠动物、鱼类等等。动物反常的情形，人们也有几句顺口溜总结得好： 震前动物有预兆，群测群防很重要。 牛羊骡马不进厩，猪不吃食狗乱咬。 鸭不下水岸上闹，鸡飞上树高声叫。 冰天雪地蛇出洞，大鼠叼着小鼠跑。 兔子竖耳蹦又撞，鱼跃水面惶惶跳。 蜜蜂群迁闹轰轰，鸽子惊飞不回巢。 家家户户都观察，发现异常快报告。 除此之外，有些植物在震前也有异常反应，如不适季节的发芽、开花、结果或大面积枯萎与异常繁茂等。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品牌扩展策略，是指企业利用其成功品牌名称的声誉来推出改良产品或新产品，以凭借现有名牌产品，形成系列名牌产品的一种名牌创立策略。由于这种做法既节约了推出新品牌的促销费用，又可使新产品搭乘原品牌的声誉便车，得到消费者承认，起到“借船出海”、“借势造势”的作用，有人便形象地称之为“搭乘名牌列车”策略。正因为如此，品牌拓展策略被许多企业视为拓展经营范围、提高知名度的利器,纷纷采用。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名牌战略的实施，品牌培育和发展就成了企业工作重心，企业经营已从产品行销转向品牌行销。如青岛海尔集团，自1984年到1991年7年的时间里，只生产一种产品——“海尔”牌电冰箱。当“海尔”牌成为当时中国家电产品唯一驰名商标后，海尔集团利用“海尔”名牌效应和健全的全国性销售与服务网络，从电冰箱扩展到电冰柜、空调器、洗衣机、微波炉、彩电等27个门类的产品，成为国内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的成功典型。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企业盲目实施品牌扩展策略，似乎企业涉足的行业越多，产品门类越齐全，便越像一个有综合实力的大公司，结果不但没有取得实效，反而把企业给“拖垮”了。因此，总结国内外企业实施品牌扩展策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求科学、规范的实施办法，显得十分重要。 (一) 纵观国内外企业实施品牌扩展策略的实践，我们发现，有五个问题值得重视： 问题之一：扰乱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定位。 所谓定位，就是把产品定位在未来潜在顾客心中。具体地说，就是要在潜在顾客的心目中为产品创造一定的优势和特色，赋予一定的形象，以适应顾客一定的需要和偏好。企业在创牌过程中，一旦顾客接受了某个品牌，那么这个品牌极易成为它的第一种产品的代名词。也就是说，消费者趋向于把某个品牌看成某种特定产品。如“娃哈哈”本来是儿童果奶的代名词，“娃哈哈=儿童食品”的印象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已根深蒂固，随着“娃哈哈”红豆沙、“娃哈哈”八宝粥、“娃哈哈”纯净水的出现，消费者的心目中的品牌意象也就出现了模糊，从而冲淡了“娃哈哈”在儿童食品领域的领导地位，“娃哈哈”这一牌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定位被扰乱了。“雪佛兰”汽车是美国家庭轿车的代名词，但是在“雪佛兰”将生产线扩展到卡车、赛车领域后，消费者心目中的“雪佛兰就是美国家庭轿车”的定位模糊了，而“福特”汽车则乘虚而入，坐上了第一品牌的宝座。 问题之二：使消费者产生心理冲突。 有些企业在进行跨行业的品牌扩展过程中，不顾核心品牌的定位和“兼容性”，把同一品牌用在两种不同行业的产品中，当两种产品在用途上存在矛盾时，消费者通过联想就会产生心理冲突。例如，以生产“999”胃泰起家的三九集团，企业的品牌经营如此成功，以致于消费者把“999”视为“胃泰”这种药物的代名词。然而，企业把“999”扩展到啤酒，消费者就难以接受了。因为“胃泰”和“啤酒”很容易使人通过联想产生心理冲突，当消费者想起“999”胃泰这种药，喝带有“心理药味”的酒时，自然不是一种好享受。倘若进一步联想到饮酒过量会伤胃，“999”品牌无疑是在提醒消费者要少喝酒，或不喝酒。如此，三九啤酒的销路就值得怀疑了。湖北有家很有名的企业，本是生产化肥农药的，现在却利用核心品牌扩展到生产冰淇淋等冷饮，当消费者产生联想时，不知这种冰淇淋会是什么滋味。 问题之三：损害原品牌的高品质形象。 企业在实施品牌扩展的过程中，下面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损害原品牌的高品质形象：其一，许多企业在创出“名牌产品”之后就急于实施品牌扩展策略，却受到厂房、设备等因素的制约，只好走收购、兼并其他小企业或重新投资生产的路子。而这些小企业的技术力量都比较薄弱，产品质量不上去，重新投资生产又受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影响产品质量，从而损害原品牌的高品质形象。如：美国A·C吉尔伯特公司，经过多年努力，已在消费者心目中树起了名牌男孩玩具的形象。1961年该公司决定将品牌扩展到女孩玩具上，结果由于质量低劣、价格低，使公司作为高品质男孩玩具制造商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害。1966年，吉尔伯特公司宣告破产。其二，把高档品牌使用在低档产品上，就有可能损害原品牌的高品质形象。早年，美国的“派克”钢笔质优价贵，被视为身份的象征。然而，1982年新任总经理詹姆斯·彼得森上任后，盲目扩展品牌，把“派克”品牌用于每支售价3美元的低档笔，由此毁坏了“派克”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结果丧失了部分高档笔市场。 (二) 品牌，尤其名牌，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盲目进行品牌扩展，有可能对企业的原品牌产品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是致命的打击。对于我国企业来说，重要的是如何科学地实施品牌扩展策略。我认为，首先，打好基础是关键。从战略的高度依据事先确定的企业任务、企业目标、营销目标，结合产品的属性和目标顾客的特点进行品牌名称的命名，为实施品牌扩展策略打下伏笔；其次，是否进行品牌扩展，要看新产品和核心品牌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否达成一致：一是品牌定位、价位、目标市场、目标顾客是否相同；二是分销渠道是否相同，能否利用原有的网络优势；三是售前与售后服务是否相同，即能否在品牌扩展之后让顾客产生“统一感”或“一致感”。具体地说，企业在实施品牌扩展策略过程中，可以采取三个方面的对策： 对策之一：企业进行品牌扩展时，应充分考虑现有品牌的定位及其适应范围。 在多元化的市场上，企业都意识到它无法为该市场的所有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所以要进行市场细分，确定目标市场并进行品牌的具体定位。品牌定位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关的品牌形象，以吸引目标顾客。而一旦品牌定位确立后，在实施品牌扩展策略时，要考虑到品牌的一致性和“兼容性”。如“金利来”是“男人的世界”，就决定了“金利来”公司不宜生产经营女性用品。“雅戈尔”是名牌衬衫，就决定了“雅戈心”必须保持较高的质量，并且一般只能从事服装的生产与经营。一般情况下，品牌定位的最大范围，就是第一次使用这一品牌的产品所属的行业。因此，如果企业想跨行业经营，受原品牌定位的限制，应考虑选择多品牌策略。 对策之二：是否进行品牌扩展，要看新产品与原产品之间的关联程度。 “关联程度”是指新产品与原产品在生产技术、分销渠道、售前售后服务方面的相关程度。如果关联程度大，品牌扩展就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如果是跨行业经营或是关联程度小，往往就不适宜采取品牌扩展策略。如“长虹”品牌在彩电领域获得极大成功之后，扩展到空调领域，在保证长虹空调高性能、高品质的前提下，利用其原有的庞大的售后服务系统，很快赢得了市场。 对策之三：在进行品牌扩展之前，准备评估品牌资产价值。 因为品牌扩展的目的，就是要借助已有品牌的声誉和影响，迅速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因此品牌扩展的前提，就是这一品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在消费者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当品牌资产价值并不是很高，并且受到许多竞争对手强有力的挑战时，就急于进行品牌扩展，很容易给企业造成被动局面。比如，巨人集团在最初经营的电脑行业没有取得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进军生物保健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结果顾此失彼，致使企业、人、财、物等资源过度分散，使本来很有希望的企业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对策之四：为减少“株连”效应，可采用新颖独特的方式，将原品牌挂上次品牌或副品牌。 所谓“株连”效应，是指当扩展品牌经营不善时，会影响核心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为了避免单一品牌扩展的风险，经营者也可在商标不变的情况下，为新产品再起个小名，即所谓次品牌或副品牌。这样各种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就形成了一定的“间隔”，从而有效地减小了“株连”的危险性。如“康师傅”品牌下的“珍品”系列、“家常”系列、“大排档”系列等等。 此外，企业在进行品牌扩展时，还要看企业对新品的期望值大小。如果企业对新产品在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寄予很高的期望，就不宜采用品牌扩展策略，必须使用新的名称；而期望值较低的产品，则可背上原有品牌。
对名牌理论的思考 朱传华 邵军 名牌是无形资产，是企业产品高质量的代名同，名牌既是企业整体素质的体现，又是企业最佳经济效益的载体。企业创造了美好的产品，拥有名牌，不仅树立了自身良好的形象，而且拥有了获得持续、快速发展的市场、资金和人才。本文通过对名牌理论的思考，旨在进一步丰富与探讨无形资产理论。 一、 对名牌性质的思考 1． 创造名牌产品是企业发展目标的手段 争创名牌产品的关键在于抓好产品质量，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有一席之地，必须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发展目标，企业必须将争创名牌、抓好质量工作贯穿于科研开发和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郑州日产在此方面作出了表率，该企业主导产品之一EQ10603t载货车的主要技术指标居国内同类车型领先水平，相继荣获河南省“兴豫杯”金奖、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被确认为国家级新产品和河南省名牌产品。现已发展为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多品种、系列化产品。其另外一个主导产品UD21轻型汽车（皮卡车）是引进日本日产公司具有国际90年代先进水平的产品，自投产以来，产销持续同步增长，市场前景广阔。在“第四届北京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上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该企业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现已实现国产化率31.5％，计划年来达到《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中的国产化要求。该企业在争创名牌产品、抓好产品质量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为推动河南省乃至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2．维护名牌产品是企业的中心工作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名牌”是一个动态概念，名牌产品是一定时期的成果、产物，企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只有不断创新、不断丰富、不断提高产品的性能及技术含量，才能永葆名牌产品的活力，才能拥有市场、赢得客户认同。因此，珍惜名牌、维护名牌是企业的中心工作，应不断、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二、 对名牌实施战略的思考 1．发挥名牌市场作用，创建名牌企业，资源合理配置 创建名牌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国内外名牌企业间交流与合作是推动实施名牌战略的一条有效措施。 在我国企业中，目前存在着有一些企业经过努力研究和开发，已经创造出来有名的品牌，但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原因，这些企业发展受到限制，而另一些企业拥有大量资源闲置，却生产着一般商品，或明显过时的商品，经济效益很差，有的甚至发生亏损。这使国家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失去了平衡，并且严重阻乃碍了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满足社会对名牌产品的需求，就必须组建一批名牌企业集团，让名牌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通过实行兼并、联合等方式，使企业共同生产、创造和发展名牌，提高资源运营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向社会提供大批量的名牌产品。 2． 加大宣传力度、抓好产品质量，正确树立企业品牌形象 市场竞争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是质量竞争，而质量竞争又是通过品牌竞争实现的。一个企业的产品能否为广大消费者接受，形象很重要，形象树立得好，就容易打动消费者。反之，就容易被消费者忽视。特别是在目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改变了仅仅是消耗、成本、质量、价格等硬件方面的竞争，突出了包括品牌、服务、包装、款式。营销策略、管理方式等软件的竞争，而且后者越来越重要，也是企业树立品牌形象的关键。企业要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最重要的是抓住机遇扩大品牌的宣传。 3． 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1） 企业要适应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生产管理过程中，科学制定劳动定额，采用先进科学的管理手段，使生产现场整洁有序，基本消除了无效劳动和浪费。 （2） 强化全员质量意识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质量工作应坚持以人为本，牢牢把握“始于教育、终于教育、得益于教育”的指导思想，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质量教育，宣传、贯彻《产品质量法》和《GB/T19000—ISO9000系列标准》等有关法规政策及有关规定，提高员工质量意识，树立质量法制观念。 （3） 明确各职能部门责任，突出职位和岗位重点，强化素质和技能培养，以工作质量保证产品质量。严格执行工艺纪律，落实工艺责任，建立了统一有效的工艺管理体系，重点抓住薄弱环节工艺纪律和质量控制规范化整顿，定期进行检修和普查，生产过程中按规章制度严格操作，杜绝无序作业，全面落实质量否决制度，严格考核、奖惩兑现，有效控制产品质量的提高。 （4） 建立总经理质量例会和定期检查制度，对于主要产品进行质量抽查，及时进行质量整改。 （5） 根据市场反馈的质量信息，对于产品设计、工艺、采购、制造到销售服务全过程进行的质量整改。严格进行经济责任制考核做到每条措施责任到人，对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促进作用。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在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其主要做法是：由于EQ10603t车的外协配套产品占整车的70％以上，抓好外协配套产品质量是提高整车质量的重要保证。经过几年实践，公司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外协配套产品质量管理办法，相继颁布实施了《外协配套厂质量保证能力认定管理标准》、《外协配套产品质量抽查检验制度》、《EQ1060外协配套产品质量评级暂行规定》、《外协配套厂质量管理原则》等一系列制度。1994年以来，公司制定实施了《94243质量工程》，与协作配套厂家共同对已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整改，使三大总成、关键件、保安件的质量稳定提高，为整车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还坚持以人为本，强化质量管理，使其主要产品质量指标稳步提高。1995年度，主导产品“郑州东风” EQ10603t车在国家汽车产品质量突检中被评为一等品，“郑州尼桑”的整车及国产化零部件质量已达到日方技术标准。 4.珍惜名牌、爱护名牌，并敢于向现有名牌挑战 名牌产品都是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形成的，企业制定长远发展计划，也是创造名牌的重要保证措施之一。企业创立了名牌，还要求企业家有执着无悔，与企业共命运的敬业精神、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具有超前发展及善于捕捉机遇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创名牌难，保名牌更难。若不珍惜名牌、爱护名牌和保护名牌。最后只有倒牌。世界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名牌，这就要求企业创造名牌后要千方百计保住名牌，可有以下几方面做法：一是对传统生产创造、创新，赋于新技术、新工艺等内容，创造的产品要跟上时代潮流，反映时代风尚；二是要珍惜名牌产品、爱护名牌运用有关法制法规保护自己的名牌产品；并建立打假防伪信息网，一经发现迅速查处，必要时进行法律诉讼。三是认真贯彻《GB/T19000—ISO9000系列标准》有关规定；四是采用高技术和推广名牌技术，提高仿冒成本；五是对商标的管理要规范化、制度化。 此外，国家政府建立健全法制保护名牌，采取措施扶持名牌企业、名牌产品，培养名牌企业家，确保名牌称号的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保证市场有序竞争。 三、 对名牌会计处理的思考 名牌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给企业带来了潜在的、不定的未来经济效益。名牌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应加以确认、计量和入账。 1．名牌为一项商标，属于购入无形资产，其价值在于企业有特别名称的优质商品，是企业拥有的在某类指定的商品上使用特定的名称。名牌经过商标管理机关审核后，成为注册商标，受到法律保护，商标具有永续的法定寿命。只有将名牌这一无形资产变为有形资产，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世界上著名商标的价值都很高， 1994年“可口可乐”达359.5亿美元，“万宝路”达330.4亿美元，深圳的“三九胃泰”值1亿元，最高的恐怕是云南“红塔山”值100亿元。 2.名牌作为一种商誉，属于自创无形资产。名牌一旦确立，公众（或消费者）就对其有一种信任感，无论企业生产什么产品，公众都容易接受。因此，名牌往往不仅代表这种品牌的某一种产品，而代表的是这个企业生产的、使用该商标的某一大类商品，甚至涵盖了该名牌企业所生产经营的所有产品和服务。一般说，具有名牌的产品比普通产品、不著名产品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作为商誉的名牌不能作为无形资产入账，只有当企业合并时（并购时），可以按买者付给卖者价款总额与买进企业净资产总额之间的差额确认、计算。 （作者单位：北京联大商务学院） 严启发：提高企业竞争力 实施品牌战略期待提速 发布时间:2005-10-22 | 来源:严启发 品牌是企业无形资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商业信誉的重要载体；实施“品牌战略”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出口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品牌战略”的层次和范围高于四大传统外贸战略，具备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条件；应将实施“品牌战略”作为商务乃至全部经济工作的新战略取向之一；实施“品牌战略”需提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需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品牌培育、品牌保护、品牌推介的政策措施体系。 时机已具备，条件已成熟 从经济学角度看，品牌有三大特征：其一，品牌是企业无形资产。企业可凭借品牌优势不断获取经济利益，可在市场交易，具有交易价值。如最新出版的《商业周刊》公布的全球100大品牌排行榜中，美国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为696.4亿美元，其二，品牌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品牌具有独占性、特殊性和稳定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品牌是商业信誉重要载体。品牌是产品和服务走向市场的通行证，强势品牌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品牌有时比产品或服务更具价值，更具影响力。 实施“品牌战略”，是指政府将培育自主品牌，作为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并为此制定政策措施。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推进“品牌战略”已成为各国抢占国际市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举措。研究实施“品牌战略”的思路和目标，制定促进自主品牌发展的政策措施，已成为关系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实施“品牌战略”基础坚实，意义重大 我国实施“品牌战略”时机已成熟，条件已具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26年保持年均9.4%的增速，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6位，实施“品牌战略”具有强大物质基础； 我国一大批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已形成一批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涌现出一批拥有核心技术、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部分跨国公司已进入全球500强，具备实施“品牌战略”的主体基础； 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2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品牌意识开始深入人心，对品牌的消费需求持续增加，实施“品牌战略”具备坚实的市场基础。 据有关资料，我国2004年品牌商品销售增幅，比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幅高出约15个百分点，显示出品牌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长期以来，中央对实施“品牌战略”给予高度重视，就此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1992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造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 2002年品牌问题第一次写入党代会文件，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在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程中，要“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最近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名牌产品和知识产权，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要“积极支持，大力推进国家名牌战略，努力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一批世界知名品牌”。 实施“品牌战略”意义重大。 第一，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远未取得成功，基本属于粗放型增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企业主要在加工制造环节参与国际分工，多数企业采取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方式，处于全球产业链最低端。据测算，在这一国际分工格局下，我国企业在制造环节平均仅获利5%，其余95%被拥有品牌、设计、营销等环节的外国企业获得。据统计在GDP构成中，美国60%的GDP来自品牌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我国GDP中只有不到20%是品牌产业创造的价值。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依靠品牌提高附加值还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来保证。我国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仅相当于日本的10.3%、欧盟的16.8%、美国的28.6%。由于单位产品能耗和资源消耗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高增长必然导致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因此要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统一，就有必要实施“品牌战略”，大力培育和发展自主品牌。 第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新经济格局，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经济规模扩大效益提高，更要关注高新技术研发和自主品牌创立。没有高新技术和自主品牌，产业体系即使建立起来，根基也难稳固。只有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和持续源动力；大力培育和发展自主品牌，我国企业才能有持久国际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培育许多新经济增长点。 从国际经验看，品牌经济是重要的新增长点。因此必须致力于创造品牌产品，打造品牌企业，培育品牌产业，发展品牌经济。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第三，促使中国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 如以时间为横轴观察我国对外贸易就会发现，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呈现一条快速向上曲线，而对外贸易条件却呈现一条不断向下曲线，二者形成鲜明反差。如1991~2002年间，我国皮鞋、橡胶及塑料布鞋、球类、伞、鬃刷、热水瓶等6种小商品出口规模增长51%，但综合平均价格却下降21.7%，这意味着我国出口企业用较多资源换取较少外汇，大量利润流失。 虽然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缺少知名出口品牌，出口附加值不高。 据统计，目前全国各类进出口企业中，拥有自有商标的不到20%，自有品牌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比重不足10%。2003年全国出口500强中，34个知名企业出口额仅占6%，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更是寥寥，缺乏自主品牌已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软肋之一。 由于缺乏自主品牌，我国制造能力虽强大，但盈利能力非常弱。这一状况与我国贸易大国、出口大国、制造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贸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摩擦趋于加剧，继续依靠出口数量增长已难以为继。一个品牌弱国，不可能是贸易强国，更不可能是经济强国。必须大力培育出口品牌，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出口竞争力，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第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实施“品牌战略”，促进企业通过品牌培育和发展，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配置全球资源，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应通过“品牌战略”，不断提升品牌价值，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品牌战略”应与国家其它经济战略，如“走出去”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等有机结合，以此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缺少自主品牌，已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如果国外品牌和外商拥有的品牌，占据我国较大市场份额，就可能影响我国某些产业、行业的发展和安全。要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应积极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培育自主品牌，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族企业和跨国公司。 虽然实施“品牌战略”基础已具备，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 一是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知名品牌少，影响力弱。中国现有15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称得上世界品牌的却极少。据《财富》杂志资料，2003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中，中国大陆只有“海尔”一个品牌入选； 二是我国企业品牌价值较低，与国外品牌价值相比差异悬殊。2002年海尔品牌价值为489.00亿元，仅相当于当年可口可乐品牌价值的8.5%； 三是在国际高端市场中，国产品牌几乎不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导致国产品牌国际竞争力弱，这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致命弱点。 为提高产品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继而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实施“品牌战略”已迫在眉睫。 实施“品牌战略”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实施“品牌战略”的重要前提，是明确提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研究制定中长期规划，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政策措施。 就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而言，可从如下角度考虑：一是从把握国内外全局、面向未来的战略高度，认识品牌的极端重要性，将“品牌战略”作为商务部四大外贸战略之后，新战略的取向之一，并适时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使之成为国家意志；二是作为国家经济战略。“品牌战略”应涵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各领域，其层次高于四大传统外贸战略；三是将实施“品牌战略”，纳入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具体工作日程，使之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切入点；四是通过实施“品牌战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各类企业开发核心技术，培育自主品牌，提高我国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五是实施“品牌战略”需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营造有利于自主品牌发展的外部环境。 “品牌战略”目标可包括以下几方面： 短期目标(1~3年)：研究和编制“品牌战略”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实施步骤和阶段目标；分别提出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品牌发展方向；研究制定促进品牌培育和发展的政策措施，初步形成促进体系；积极发展名牌系列产品出口，力争使品牌商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例达到15%左右； 中期目标(3~10年)：形成相对完善的品牌促进、保护、推介、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品牌培育的良好环境，品牌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在家用电器、电子、服装、轻工、高新技术等优势领域，形成若干国际知名品牌和一批国际知名企业；品牌商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例达到30%左右； 长期目标(10~20年)：涌现一批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经济增长方式基本走上集约化轨道，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成就，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品牌商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例达到70%左右。 实施“品牌战略”的政策选择 品牌培育和发展，仅靠企业和市场力量难达最优效果，需要时间也较长。政府应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品牌培育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第一，促进技术创新，加大对自主创新和品牌培育的投入 增加政府投入，是对自主创新和品牌培育最直接的激励措施。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成熟做法和经验。如197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政府R&D投入曾占全美R&D总投入的65%。1970年代以后，在政府投入引导下，企业R&D投入不断增加，逐步成为投入主体。2000年美国企业R&D投入比例达67.7%，联邦政府投入比例则下降为26.9%。美国联邦政府还从1993年开始，对企业R&D投资给予永久性税收减免。根据OECD统计2000年资料，当年各国政府R&D投入金额，美国为2653亿美元，日本为1420亿美元，德国为463亿美元，法国为278亿美元，英国为266亿美元，上述各国R&D投入占GNP比重均在2~3%之间。 2002年我国政府R&D投入估计为120亿美元，占GNP比重仅为1%左右。因此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和经验，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税收减免等方式，支持企业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支持研发机构扩大研发深度和广度，支持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促进企业形成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第二，促进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自主品牌发展的制度环境 良好政策和制度是自主品牌催化剂，也是政府大有作为的领域。借鉴有关国家做法，促进自主品牌培育的政策和制度，可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品牌培育政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通过制定实施支持创新、增加投入、鼓励企业创牌等政策措施，创造有利于品牌培育的竞争环境，为名牌企业发展创造公平市场环境，推动企业塑造品牌形象，发展自主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是品牌保护政策。制定和完善品牌保护的法律体系，不断加大对侵犯品牌等知识产权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积极利用有关品牌保护的国际法，保护本土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合法权益；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重点维护品牌商品经营秩序；鼓励生产品牌产品，建立严格、统一的质量监督管理制度，严格执行。 三是品牌推介政策。政府通过展会、研讨、国际交流等形式，积极推广品牌产品，扩大品牌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加强舆论引导，使全社会充分认识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的意义，大力培育创新文化，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鼓励，为品牌发展形成良好社会氛围。 第三，把高新技术品牌培育和产品出口放在突出位置，努力抢占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 高新技术具有巨大市场价值，关系国家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安全，关系一国经济的未来竞争力，也因此成为各国激烈竞争的重要领域。谁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竞争优势，谁就在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上取得先机。 我国经过20多年发展，已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拥有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下一步应在传统产业继续培育和发展品牌的同时，重点在高新技术产业实施“品牌战略”，支持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一批高新技术品牌，提高我国高新技术品牌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同时在“科技兴贸”战略框架下，继续加大对高新技术品牌的培育和支持力度。韩国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发展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和品牌，从而在汽车、半导体、合成纤维、石化、造船、钢铁、家电等产业，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应借鉴韩国经验，通过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品牌的支持，努力抢占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 第四，尽快引导、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中介机构 加强对开展品牌评价、推介的有关中介机构的扶持和管理，对参与品牌评价的中介机构实施资质认可，不断提高其评价的技术水平和市场运作透明度，提高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一批具有较高水准、较强影响力的中介评价机构。 第五，加强对“品牌战略”基本理论和国际经验研究 目前我国对“品牌战略”研究不够，研究人员相对缺乏，研究领域不宽广，缺乏高水平研究成果，尤其缺乏对“品牌战略”的国际比较与借鉴研究。要想实施“品牌战略”，就需对“品牌战略”深入研究，系统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品牌培育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对“品牌战略”实施高质高效的政策措施，才能促进自主品牌不断发展壮大，才能使我国逐步进入自主创牌时代。 中国服饰加盟商网
品牌营销经历了“产品至上”、“形象至上”和“定位至上”等几个阶段后，已经进入“价值至上”时代。营销的本质是促进价值交换，品牌对企业的价值取决于企业为顾客乃至社会所提供的价值。从顾客感知价值的角度，进行品牌定位，开展营销活动，是树立品牌的关键所在。 本论文从“理念”、“战略”和“战术”三个层面，从以顾客感受价值为导向的“功能性品牌”、“形象性品牌”和“体验性品牌”的定位角度，对海尔的品牌营销进行系统总结、分析，认为海尔品牌的建立，首先得益于坚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管理理念。在其指导下，通过有效的策略手段，开展“价值战”，逐步实现创品牌战略、品牌延伸(多元化)战略和海外品牌(跨国经营)战略。与此同时，海尔品牌定位也由功能性品牌提升到形象性品牌，并向体验性品牌迈进。 海尔的经验对一般企业的品牌经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品牌营销需要理念、战略和战术等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理念”是开展品牌营销的根本指导思想，为树立品牌指明基本方向；“战略”是树立品牌的基本保障，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规划并保证有关策略的有效实施；“战术”(策略)是树立品牌的手段，具体体现“理念”，实现“战略”。品牌建设，可以由“功能性品牌”、“形象性品牌”向“体验性品牌”递进，也可以根据企业的战略和目标顾客的价值追求，定位于“功能性品牌”或“形象性品牌”。 详细内容参考
三九胃泰的功效与作用:1对实验性胃炎各类病变有显著治疗作用和预防效果，有显著的止血和抗溃疡功效。2对精神紧张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有积极治疗和预防功效。
1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也就是说研究领域中一个新颖有意义的课题，被前人所忽略的。2、前人有研究过，或者阐述过但阐述论证的不全面和有不足的地方，作者加以丰满，或者驳斥前人的观点。总之就是，所写论文研究的意义一定要叙述的清晰并且是有一定的新意。次也要注意自己所使用的理论，是用什么理论证明此观点的，也要叙述清楚，否则难以有说服力。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试论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马清福 韩明安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它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是民族学和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已经非常重视民族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把民族理论作为唯物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早就清楚地看到了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者，研究民族理论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认识自己民族的特征，用以指导自己民族的发展；或者是为了认识各民族间的区别，用以加强对本民族和异民族的统治；也有的是为了认识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用以帮助统治者进行民族的侵略；只有为数不多的进步学者是为了弄清民族的政治、经济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用以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在这些立场、目的全然不同的民族理论研究中，多数人的观点是很狭隘的，表现出为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鲜明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阶级社会里理论研究的必然现象。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民族理论的研究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精神”范围，受到该时代阶级斗争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相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研究绝不是从狭隘的阶级目的或民族目的出发的，而是从最终在地球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个伟大目标出发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在民族理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充分看到了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大体表现在：首先，民族理论研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一定民族的具体状况和特点，从而帮助和推动民族的发展。民族做为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其状况和特点是非常复杂的。用马克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民族理论，有助于人们认识一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素质和独特的风俗习惯，并能帮助各民族人民群众克服自己民族发展中的短处，发扬民族特有的长处，推动整个民族更快地进步。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民族理论的研究工作。无论是民主革命阶段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无论是在处理一般的国家事务或者是处理民族事务时，都充分重视民族特征，充分考虑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中国共产党人处理民族事务的政策和措施，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帮助和推动各民族历史的发展为目的的。其次，民族理论研究是民族历史研究的基础。各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研究民族的发展史已经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和各方面人士所注重。
汉初三杰的人生思考 楚汉之争，历时四年之久，最终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从各方面相较而言，项羽都占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他却败给了一直处于下风地位的刘邦。很多人认为这是天命之故，是老天有意要毁灭项羽。连项羽自己也是抱有这种观念，所以他临死时曾大呼“时不利兮骓不逝”，把自己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时不利兮”，而不去反思自身的缺点。 项羽败亡，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不懂任用贤才，缺少左膀右臂，二是他刚愎自用，优柔寡断。而刘邦，恰恰与项羽相反，虽然自身的才能并不出众，却能发现人才，并且对他们委以重任，使各尽其才。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刘氏集团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后来才能与项羽一争高下。 在众多的人才中，有三个人最受刘邦器重，那便是被称为“汉初三杰”的萧何、韩信、张良。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遂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刘邦之言没有半字虚假，若不是“三杰”为他鞠躬尽瘁，刘氏江山也便无从谈起。 “三杰”虽然都因赫赫功绩而封侯拜相，但同时也遭到了刘邦的猜忌，怀疑他们包藏谋朝篡位的野心。通常情况下，君疑臣，则臣必死，因为皇上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但是，“三杰”中只有韩信被杀，萧何与张良却安然无事。难道韩信真的有造反之心吗？我认为并非如此，而是他错误的处世之道葬送了自己。他居功自傲，不懂收敛，从而给刘邦造成了很大的错觉，认定他要谋反，所以将其杀之以警示天下之人。 韩信若有反心，大可不必等到刘邦称帝后才行谋反之事。韩信攻占齐地之后，当时刘邦正被困荥阳，就有人曾劝韩信应趁机自立为帝，但是韩信念及刘邦对他的厚恩，并未采纳此建议，只是请求刘邦能封他为齐王。由此可见，韩信并无称帝的野心，但“封王”一事却在刘邦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一日，刘邦问韩信：“以卿观之，朕可以统领多少军马？”韩信说：“十万。”刘邦又问：“那卿能统领多少？”韩信仰天大笑，朗声说：“当然是越多越好！”在皇上面前韩信竟然如此口出狂言，这无疑就已犯下了欺君之罪，所以单凭这一件事就足以招致杀身之祸，更何况刘邦本来就对他十分猜忌。 后来，萧何与吕后联手杀死了韩信，并给他冠以谋反的恶名。自表面看来，此事似乎与刘邦无关，其实不然，斩杀韩信肯定是刘邦的命令，只是借他人之手行刑而已，自己落得一身“清白”。 在未发迹之前，韩信曾受“胯下之辱”，那份忍辱负重的气魄令人非常钦佩。如果他能一直保持住那种“忍”的境界，也便不会有后来的身败名裂！同是一人，得志前后的表现竟有如此悬殊的落差。可见“功劳”既能成就一个人，也能将其毁灭于张狂之中。 “三杰”中要数张良最为明智。刘邦封赏功臣时，对张良的封赏是“自择齐三万户”，然而他毅然谢绝，只要了“留”这个地方。此时的张良已形同隐居，不再过问朝中之事，很好地解除了刘邦对他的怀疑。功成身退，这无疑是最好的自保方式。在张良看来，功名利禄皆如过眼云烟，唯有远离纷扰享受人生的大好时光才是幸甚之事。 萧何，此人对刘邦最为忠心，活得也最劳累。当年，刘邦不能重用韩信，只给了他一个很小的官职，韩信一气之下离开汉营。为了替刘邦留住人才，萧何不顾年老体衰，在月光里纵马一路追赶下去，终于追到韩信并将他劝回汉营，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萧何月下追韩信”。 当刘邦要杀韩信的时候，萧何又义无反顾地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设毒计将韩信害死，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尽管如此，刘邦照样对他怀有猜忌之心，曾多次试探他。但萧何始终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例如，汉十二年，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御驾亲征，在外多次派遣使者回京打听萧何的动静。回报说：“萧相国在京安抚百姓，拿出财产资助军需，和平定陈豨反叛时一样。”于是有人来对萧何说：“恐怕阁下离灭族之祸不远了！阁下功高盖世，无以复加。您当初入关，已经深得民心，十余年来，百姓都已归附于您，您还要孜孜不倦地争取百姓的拥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皇上所以多次派人询问阁下所作所为，就是唯恐阁下控制关中动摇汉室。现在您不如做一点强购民田民宅、放高利贷之类的事情来‘自污’，败坏自己的好名声，这样皇上才能心安。”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一面为国家操劳，一面又必须时刻防备君主的猜忌，竟不惜用“自污名节”的手段来保命，萧何无疑生活在一个夹缝中，其悲苦境地可想而知。
“思想者”是一个著名雕像，完美的身姿刻画出栩栩如生的思想者。人的一生，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用于思考，连做梦也叫做一种思考。无论是对未来的思考，对过去的思考;对爱情的思考，对友情的思考，浓缩后就是一个“想”字。
思考能让一个人平静下来。他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整理方式，是对情绪的一个控制过程。思考能让伟大的哲学家莎士比亚悟出人生的道理，穿梭在知识的海洋中，发现人存在的意义。它让一颗烦躁跳动的心，很随着思想平稳起伏;它能平复一个人的情绪，使悲伤的人发现爱的存在，给予一个活下去的动力。
思考才能有所发明创造。在思考中觉悟，在思考中找到新的事物。爱迪生在一次次实验后，创造出了影响几个世纪的发明。思考中一次次否定原来的观点，建立新的观点，找到原来的破绽，修复它，创造出有利于人类的东西。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思考。
俗话说:“脑袋久了不用会生锈。”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勤于动脑，多思考脑子才会越来越灵光。如果放着一个脑袋不用，这算是变相的浪费资源。爱因斯坦大脑才开发了人潜力的百分之零点几，这说明人的脑袋是一个能源库，可关键是你是否愿意去打开那扇思考的门。思考是人脑开发的最好途径。愚笨的人往往是放着脑子不用的人，聪明的人也会去思考发觉其中奥秘所在。
让我们在思考的海洋里自由游动，开发我们的潜力，感悟人生哲学。思考是人生中最有价值也同样是最为享受的事。
硕士毕业论文盲审2022年这么严，主要背景原因有两点：1.研究生培养的策略正朝“严出”发展。2.层出不穷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丑闻。
1.研究生培养的策略正朝“严出”发展。
以往我国的培养策略更多侧重于“宽出”，换言之，只要你考上了研，那么一般毕业就不成问题，虽然会有一定的淘汰率，但总体来说还是偏低的。
低到什么程度呢?按华经产业研究院在2020年整理的数据显示，我国硕士研究生毕业率约在91%左右，淘汰率不足9%。换言之，在过去只要你考上研，并在读研阶段认真完成了日常的科研任务，论文写的水平不差，基本上就可以正常毕业，拿到硕士学位。
虽然说，按官方的说法，“宽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学质量，使一部分研究生缺乏紧迫感，并不认真去完成导师的任务，致使最后毕业的研究生或许是达不到培养要求的。但说实话，毕业生质量不高的直接原因真的是“宽出”导致的么?个人觉得未必。
可从国家宏观角度来讲，过去追求的是高学历精英人才的数量，而现在则是到了要追求精英人才质量的时候了，这也是导致研究生培养策略朝“严出”的一个背景原因。
2.层出不穷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丑闻。
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会曝出研究生毕业论文抄袭或代写丑闻，其中不乏一些985 211名校的全日制研究生。
其中最大的瓜，当属翟天临毕业论文抄袭事件，所以翟天临出事当年又被广大毕业生称之为“天临元年”，毕竟以此为分水岭，这之后的毕业论文要求是越来越严。
而导致研究生毕业论文丑闻频发的直接原因除了研究生自己不自律外，代写产业的过度发达也是诱因之一。
近些年，硕士毕业论文代写市场一直是异常火爆，每年临近毕业季都会有大量的代写公司或个人写手接单，其价格往往在每千字两百到三百元不等，如果要盲审只加收一两千元，算下来，一篇硕士毕业论文两三万字的体量少则七八千，多则一万出头。
而找代写的研究生不仅有在职的，还有很多是在校全日制的研究生，他们或因为自己没有时间精力，或是能力不足，想着花钱买一篇论文来毕业就行。
而那些写手或写手公司，基本上都会向这些购买代写服务的客户信誓旦旦的保证，文章是写手原创的等等，但实际上这些机构或个人最多能保证最后检测的重复率而已，而如果你明白重复率背后的猫腻，就能知道可以通过洗稿的方法把论文的重复率洗低达到学校标准的。
不光洗稿，很多代写机构还存在一稿多卖的情况，比如2020年天津大学毕业生刘某某和厦门大学毕业生林某就买到了同一篇毕业论文，最后被单位发现并撤销了相应学位。
可见，由于论文代写本身就属于学术不端行为，因而根本没法去约束代写机构在代写过程中胡作非为，他们在为学术违规者提供服务的同时，又推波助澜的制造出了大量的毕业论文丑闻，这无疑不让社会对于研究生的学术道德情况和学术素质产生了质疑，导致从整个舆论层面都在倡导研究生要“严出”。
综上，一方面是国家研究生培养的策略正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层出不穷的毕业论文丑闻，这两点都让国家意识到，必须要强化“严出”政策，要对研究生从严管理。而从严管理不能光喊喊口号就行，关键要要有相应的政策刺激各大高校严格管理自己的学生，于是乎在2022年，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反复提及毕业论文抽检制度。
因为很多的人写不出论文，非常的困难，他们就想到这个办法，去抄袭别人的，这样做省时省力，所以这种事情频频发生。
学校对于此次学术论文雷同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开始了相关调查，涉事人将面临着学校给予的严重处罚，严重的可取消其学位证。
湖南大学因为一起不可思议的硕士论文抄袭事件，上了热搜。11月3日深夜，湖南大学通过官微发布了一则《关于陈杰硕士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核查说明》，证实其2016届软件工程硕士毕业生陈某的学位论文，构成学术不端。
经查，陈杰的硕士学位论文《面向新媒体的新闻缩写关键技术研究》构成学术不端。依据相关规定，已撤销陈杰硕士学位，取消其导师唐克龙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论文全文抄袭学子的学位被取消，导师带研究生的资格被取消，看起来都被处理了，大快人心。但是作为一次如此明显、如此恶劣的一个全文抄袭案子，有责任的不止是学生和导师，学校的监管部门、监管领导又做啥去了？
“经过3个月的审查程序，已经得到该校学位评定会认定，已做出撤销陈某硕士学位，并取消其导师的导师资格的决定。”张华平在另一条“补充说明” 的微博表示，该所著名南方985高校尚未作出正式道歉，未发表正式文件或公告。
学位，是对学生十几年如一日的学习成果的一种肯定，伴随获得学位背后的学术公平问题也引起全社会关注。社会的发展，以后备人才为基础，而教育公平是人才培养的保障，学术公平是成就人才的方向。
对每一位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来说，论文作品都是自己学术生涯中宝贵的知识财富，其中每一份成绩，每一句话语，都是自己通过付出辛劳和汗水而得，成绩有限但知识无价，学术成果的神圣性不容侵犯，国内学术界这一片净土仍需守护。
湖南大学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将深刻反思，加强管理，绝不姑息。但抄袭年年有，湖南大学的这个最厉害，别人抄袭都是掐头断尾，从多篇稿子中选来选去，生怕人发现，这个研究生却全文照抄不误，还轻易地获得了学位。
完善查重机制，运用约束手段，让造假者处处受限，一经发现绝不姑息；另一方面加大论文科学评价制度建设，加强学生老师道德素养建设，用制度来保驾护航，构建起不会抄，不能抄，不敢抄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