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诗品论文研究

文学旨趣 《二十四诗品》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本身也是批评的文学作品——一组美丽的写景四言诗，用种种形象来比拟、烘托不同的诗格风格，颇得神貌，并在诗歌批评中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体裁。� 司空图概括的二十四种诗歌风格是：� 雄浑 冲淡 纤秾 沉着 高右 典雅 洗炼 劲健� 绮丽 自然 含蓄 豪放 精神 缜密 疏野 清奇� 委曲 实境 悲慨 形容 超诣 飘逸 旷达 流动 由于《二十四诗品》文字惝恍，旨意遥深，古今学者对其主题的把握不一，聚讼纷纭。论者或以之为创作论，或以之为风格学，又或以之为赏鉴说。但是都难以穷尽作者的心源。甚至有人认为“或以不解解其不解”。实际上如果超越一般的文学理论的层面，从更高的审美角度审察，问题则会迎刃而解。� 桑塔耶那说：最伟大的诗人都是哲思的，诗像哲学一样，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最高形式，伟大的诗像哲学一样，是对宇宙间最深刻关系的把握。正像庄周不妨是一位诗的哲人一样，司空图则不妨是一位思的诗人。在《二十四诗品》中，他借助玄学的理论范畴把自己的审美经验通贯起来。其一，体道。司空图崇尚老庄，而老庄哲学认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是道。因此，司空图认为诗的意境必须表现这个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他在《二十四诗品》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如“真体内充”、“返虚入浑”(《雄浑》)，“乘月返真”(《洗炼》)，“饮真茹强”(《劲健》)，“俱道适往”(《绮丽》)，“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含蓄》)，“由道返气”(《豪放》)，“道不自器，与之方圆”(《委曲》)，“俱似大道，妙契同生”(《形容》)。这里的道、真、真宰等都是指宇宙的本体和生命，没有对它的把握，一切无从谈起。其二，主静。诗人体道，要如老庄之言，“心斋独忘”、“涤除玄览”，主体必须保持虚静的状态。“素处以默，妙契机微”(《冲淡》)，“虚�NB025�神素，脱然畦封”(《高古》)，“体素储洁，乘月返真”(《洗炼》)，都是强调诗人必须超越世俗的欲念、成见的干扰和束缚，使心灵处于虚静的状态，从而提升精神境界。�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高古》)� “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韵。”(《自然》)� “高人惠中，令色絪緼。御风蓬叶，泛彼无垠。”(《飘逸》)� 道体的充实与心灵的自由把诗学放入了一个宏伟的宇宙生命架构之中，从而揭示出深层的审美意蕴。“《诗品》以《雄浑》居首，以《流动》终篇，其有窥于尺地之道也。”清人孙联奎《诗品臆说》的判断，的确是把握《诗品》主题与意旨的关键。�审美意蕴 虽然历代的学者从总体的诗歌风格、个别的鉴赏角度，以及具体的艺术创作的结构、语言和手法等多个侧面疏解《二十四诗品》的内容，达到了非常深入的地步，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指出全书的核心本质。这篇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它区分了诗歌意境的不同类型，更在于它论述了诗歌意境的美学本质。司空图以“比物取象，目击道存”的思维方式，将哲人对生命的体知，诗人对诗意的了悟，论者对诗思的省会三种心理活动统一起来，超越经验世界而进入实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主要强调“思与境偕”，“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及“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所谓“思与境偕”，就是说诗人在审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灵感与形象的融合；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就是超越于具体有形描写之外而暗示出来的令人驰骋遐想、回味无穷的艺术意境；而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则是诗歌直接呈示的风采韵度、滋味兴趣之外的他致他旨和余致余旨。他为这一审美理想的直接体现，《二十四诗品》的每一首都精美深邃，富于形象性、思辩性和哲理性。它是有无相生，虚实相形，主客相通，诗思谐和的全息图像。它所敞开的可能性，具有极为丰富的“象外之象”和“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孙少康先生曾在《论司空图的〈诗品〉》一文曾进行了精彩的解说，撷择数则，浅尝一脔——� 《超诣》：� 幽神之灵，匪机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行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气，终与俗违。乱山高木，碧苔芳晖。诵之思之，其声愈稀。� 从老庄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看来，道与俗是相对立的，道是指他们所理想的超现实的哲理境界，而俗则是现实的人生社会。思想超脱现实，不沾染世俗尘垢，故可与清风、白云，同归纯洁无瑕的太空。在乱山高木、碧苔芳晖之间，超诣的人，居之若素，吟诵清诗，有大音希声之妙。� 《豪放》：观化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易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召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 这种豪放，不是人间英雄豪志之豪放，而是“畸人”、“真人”那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和宇宙共死生的真率表现。此种豪放之气产生于自然之道，是“真力饱满元气充实的表现。这种豪放的人如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巨龙，而游手四海之外”。� 《二十四诗品》就是以这样精美的简约的文字，构筑了恢宏的诗歌宇宙，展示了广褒的艺术时空。它是关于诗歌的理论，更是诗，是一部体大虑周的艺术哲学著作。�[编辑本段]作品影响 《二十四诗品》产生以后，对中国文学史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各种丛书，均有辑录，同时，在中国近古文学史上标榜“性灵”与“神韵”的两个重要流派，都从中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现代学者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美学史，也都把《二十四诗品》看作意境诠释的典范。� 不仅如此，《二十四诗品》还远播外国，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在西方，最早翻译和论及此书的，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1901年纽约)，此后克兰默·宾在《翠玉瑟琶：中国古诗选》(1909年伦敦)中进行了更精道的阐述，说它“引导我们一种特殊的途径进入了富有魅力的宇宙。……使我的进放精神世界的无限的自由中。”此后西方对《二十四诗品》的翻译、研究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1946年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翻译和研究》，使《二十四诗品》在苏联的汉学研究中成为一个热点。日本学者对《二十四诗品》的研究也作出了相当优秀的工作，如《二十四诗品举例》、《诗品详解》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四诗品》不是一部普通的诗歌理论著作，它是贯通古典美学与现代文艺的美丽通道，是激活技术文明时代诗与思的一个能量源。

摘要：《二十四诗品》历来被视为以诗评诗的典范，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更加重大。虽然其是否为唐末文学家司空图所作尚不能确定，然而其中对诗歌的感悟与理解的确与司空图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将司空图的诗歌理论（见于《司空表圣文集》中的“论诗杂作”）与《二十四诗品》进行比较分析，即可见二者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司空图 诗歌理论《二十四诗品》“论诗杂作”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汪涌豪先生在《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一文中,认为《二十四诗品》通篇充盈道家气息,而司空图一生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进而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实际上，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共同影响了司空图的后半生；另一方面，从《诗品》内在精神来看，它应是道心、佛性、禅理、儒思的统一，前三者无需赘言，至于儒家思想的体现则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说前三者都表现为对尘世的一种超脱的话，那么儒家则崇尚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在《诗品》中的“幽人”、“高人”、“畸人”都是不拘束于现实而能够实现真正审美精神的主体形象，然而在这些形象的背后我们又隐约可见另一个灵魂，它在慨叹“大道日往，若为雄才”（《悲慨》），感受着“壮士拂剑，浩然弥哀”（同上）——这种发自心底的悲痛，足见其并未全然忘却世事。所以朱东润先生在《司空图诗论综述》一文中这样说：“《诗品》所能表现者，适为诗人当国破家亡之际所造之幻境，其目的在于自慰，其结果则转成幻灭而使诗人深堕于怅惘之境地……”而这样的心情，在当时又有谁比司空图更深有体会呢？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到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司空图的“论诗杂作”。按照与汪文同样的思路研读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与尚不能确定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之间，恰恰有着许多惊人的同趣之处。 一、“品”与“味”的契合 24首四言诗构成了这部《二十四品》，由于最早见于《虞侍书诗法》、《诗家一指》等著作，所以被后世称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我想先从这个名称说起，这里的“品”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它不同于南北朝时期钟嵘所作《诗品》之“品”，它不是品级的“品”， “《诗品》，品诗也” （杨振纲《琐言二则·一》），是对艺术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既有对诗歌韵味的咀嚼，也有对诗人心境的解读，生动凝炼地道出了各种创作体验与内心感受。作者从“雄浑”到“流动”细细地品味，从而完成了一次对艺术人生的巡礼。“品”的是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既指不同诗歌所呈现的不同的格调韵味，也指这种格调韵味中潜藏的诗人的创作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与“品”相关的“格”、“韵”、“味”，与司空图的诗论体系是相通的。司空图曾在他的《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诗味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来，并指出“味在酸咸之外”，进一步要求诗歌能表现“味外之味”。还是在这篇文章里，谈及王维和韦应物的诗作，司空图赞道：“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又赞道：“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在《题柳柳州集后》一文中更有这样的表述：“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从以上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司空图是惯于以品味的方式去探寻诗美的，这与《二十四诗品》对各种形态的美的咀嚼玩味又不谋而合。虽然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司空图就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但至少可看出二者对诗学研究的视角是一致的。 其次，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30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 二、对“全美”的追求 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的，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诗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可以说，二十四品各则名目都是在一定美学基准上选定的品格用语，曾有研究者把它们纳入到“素美、壮美、华美”三个范畴内（参见成复旺、黄葆真等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第四章），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而这也正与司空图“以全美为工”的诗学主张相一致。实际上，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24则意见罢了。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三、两相呼应的诗学理论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以散文为主（其中《诗赋》一篇为四言韵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 用“思与境偕”来概括诗歌创作的意境理论，是对前人诗歌意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唐代诗歌创作，特别是对陶渊明以来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实践的总结。具体来讲，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每一则几乎都是一首精致的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出这种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劲健》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具有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与王驾评诗书》），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等等，都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在此不必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对元白诗风的称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散见于其“论诗杂作”中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见司空图《与极浦书》）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告诉我们含蓄的艺术效果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境界，但同时要想做到含蓄，又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对于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综上，通过《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歌理论的比较，从中确实找到了许多可以相互生发之处，在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到底是谁之前，我觉得尊重历史上的判断，还是可取的，毕竟，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确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所称：《诗品》“理熟言弥粹”，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而从司空图的“论诗杂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品评诗坛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就曾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样一段唐代诗歌小史： “国初，主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 通观司空图一生的诗文创作理论主张，正是在追求主观世界与自然界的默契，人与艺术的和谐，而《二十四诗品》正体现了人的心灵与艺术世界的共鸣，这不能不被视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之间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我们并没有牵强地生拉硬拽，只是作一种客观的展示，而诸多“偶然”的“遇合”则有力地证明着一个必然的存在，也期待着能有更多新的研究、新的发现来为我们拨开迷雾。但不论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这两个点是否可以连成一条线，他们各自的存在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