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报时期发表的论文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参考资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人民报刊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报刊思想，既是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报刊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报刊思想的最初起点。抓住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这个最初起点———“人民报刊思想”，认真研究其实质、核心，对于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有着重大意义。一、“人民报刊思想”的基本内涵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论著中，“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自由的出版物”、“人民报刊”这几个概念，在内涵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指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性质报刊，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为了强调报刊的某一特性而使用不同罢了，为了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首先必须搞清楚几个关键的概念。关于“自由的出版物”1842年5月，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首先使用了“自由的出版物”这个概念。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是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想化的获得体现的文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出版物”必须具备人民性、历史个性，并且要表达一定的人民精神。关于“自由报刊”1842年7月，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第一次正式使用“自由报刊”这个概念。他说：“报刊应不应该是真正的报刊，即自由报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4页）。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关于“人民报刊”及“真正的报刊”1843年1月上旬，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中，马克思使用了“人民报刊”这个概念。马克思在抗议反动当局查封《莱比锡总汇报》的一篇文章中率先指出：“假定所有这些罪状都是有根据的，那末，试问这些罪状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的任性呢，或是用来反对方兴未艾的年轻的人民报刊的必然性呢？问题是关于某一类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6页）。马克思认为，方兴未艾的人民报刊就是真正的报刊，这种报刊是有声的，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新闻工作论著，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新闻思想主要体现为“人民报刊思想”。二、“人民报刊思想”的核心及发展轨迹纵观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新闻活动，“人民报刊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核心（主体）不外两个方面，即：报刊的人民性（人民）和出版的自由性（自由）。在马克思主义报刊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找到这两个核心发展的轨迹。（一）“人民性”的发展轨迹1842年1－2月发表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既是马克思政治性报刊活动的发端，又是他系统阐发报刊的人民性思想的开始，该文旨在呼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还给“人民”真正的自由与民主。这个时候的“人民”真正含义表示为自然人。1842年4月－184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曾提出并论述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和“人民报刊的人民性”问题。马克思指出，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人民同世界联系的有声的纽带。在其它的文章中，马克思也认为，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必须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这里的“人民”，其含义已经由“自然人”进而特指劳苦大众。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对“人民报刊”（自由报刊）思想作了更深层次的论述，使“报刊的人民性”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指出“人民报刊”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人民的需要，而不是普鲁士政府的“施舍”与“宽容”。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预见到：“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萎靡不振”。也就是说，人民报刊是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的。这里“人民”的含义为贫困的和一无所有的阶级，不是个别的受苦人群，而是整个无产阶级。在以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中，也可以找到“报刊的人民性”思想发展的轨迹。1844年《德法年鉴》的出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标志着他们两个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完成，他们便把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57页）。这里的“人民”已经演变为与当权者相对的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报刊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中心，是人民———无产阶级的耳目和喉舌。从以上的史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理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人民性”思想的发展轨迹：自由人→劳苦大众→一无所有（贫困）的阶级→无产阶级。（二）“自由性”的发展轨迹“人民报刊”的“自由性”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政治性报刊活动的又一主体思想。“报刊的人民性”与“报刊的自由性”构成马克思恩格斯“人民报刊思想”的核心与主体。《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争取出版自由、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的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揭露了普鲁士政府迫使作者“强颜欢笑”的书报检查令的危害，一方面表达了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追求与呐喊———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他们把出版自由看作是“天赋人权”，把报刊看作是“人类理性的最自由的表现”，他们是站在黑格尔哲学这个最初起跑线上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是马克思恩格斯抨击封建王朝的书报检查制度，争取出版自由的又一重炮。他们从“理性说”这个最初起跑线上勇敢地冲出了第一步。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处于贫困状况人民的需要必然导致人民报刊的产生。这样，他们就越出了精神领域，从由精神自由来论证出版自由而跨入到由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来论证出版自由的必然性；从把“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体现”而进一步要求报刊维护人民群众的真正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这里的出版自由已赋予了阶级的含义，他们认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包括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在内。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民主革命的深入和世界观的转变，他们将出版自由放进阶级社会、阶级关系中去考察。在新闻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自由与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问题，他们强调指出，不要把出版自由当作一种行业自由，“出版自由———同时旁边还有绞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32页）。两位导师告诫人们，必须将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利用出版自由这个有效武器，去夺取政权，去实现无产阶级的完全自由。“人民报刊”的“自由性”在以后的党报思想及党报活动中，也可以找到发展的轨迹。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第一国际机关报和德国的机关报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党报工作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报必须施行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唯此，党才能前进、才能发展，党报才能发展。由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理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自由性”思想的发展轨迹为：自然人的自由（理性说）→天赋人权→工人运动需要自由→无产阶级运动需要自由→党的斗争发展需要自由。（三）关于“人民性”、“自由性”的一点看法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人民报刊思想”的核心体现在“报刊的人民性与自由性”，闪烁着不朽的思想光辉，理所当然必将成为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报刊思想乃至党报思想的逻辑起点。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把“治于人者”、特别是贫困民众的意志、感情、苦难、要求，摆上了社会突出的位置，希望通过报刊的呼吁，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同情和关心，这对“治人者”及其封建报刊长期以来对劳苦大众的轻蔑、侮辱，是前所未有的批判。这一点，是早期资产阶级想都未曾想到的，更是早期的资产阶级报刊难以做到，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无法接受的。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政治性报刊活动，将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与改造主观世界的斗争结合起来，才使报刊的人民性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的“人民性与自由性”也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唯心主义与空想的成分。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人民报刊思想”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理性”、“人类自由”、“精神特权”等，没有切实的社会政治含义和内容。他们的“人民报刊思想”，只是作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基于自己当时的哲学信仰所提出的一种报刊思想，免不了具有空想的成分。第二，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而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仍然以黑格尔的精神自由观点来争取出版自由。他们把实现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出版法上，而这个出版法又要由刚刚颁布书报检查令的普鲁士政府来制订。这样就陷入了一个十分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他们同普鲁士封建国家压制自由、限制出版自由的专制统治展开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和希望由这样一个专制政府来制订出版法。这一矛盾，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受到了黑格尔的“国家是理性自由和道德的体现”的观点的影响。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受社会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约束的精神或人的自由是没有的。尽管如此，毕竟是瑕不掩玉，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仍然闪烁着人民性和自由性相溶合、相统一的思想光辉，成为马克思主义报刊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我们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和党报思想的关键之所在。

马克思（Karl Marx，1818.5.5—1883.3.14），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著作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学生时代 1818年5月5日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律师家庭。1830年入特利尔中学。在中学毕业时写的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初次阐述了道德和人生理想问题，认为选择职业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并提出“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观点。1835年进波恩大学攻读法学，第二年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但主要精力在研究历史和哲学。1837年起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1841年初写成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文中称颂这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思想，阐明哲学和生活的辩证统一原则，公开表明自己是同宗教誓不两立的无神论者。同年4月15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1842年10月任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莱茵报》编辑。负责撰写有关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社论，对政府的反动政策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因《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鲜明，1843年4月1日被当局查封。1843年5月，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研究，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批判黑格尔对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理论，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即经济决定政治，在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中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1843年10月到巴黎，与卢格筹办《德法年鉴》杂志。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前一篇批判“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主张“人的解放”即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后一篇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认为无产阶级是惟一能够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的解放的阶级，革命理论要和革命实践相结合，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表明马克思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到共产主义。 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1844年4—8月，马克思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劳动异化思想，用“异化”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揭露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还考察了美的本质。认为人类的劳动创造了美，美的本质取决于人类的劳动实践和人的本质。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克服异化劳动，人才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充分自由自觉地全面地创造美，使美得到高度的发展。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从此开始他们的合作。第一个成果是合写《神圣家族》。他们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马克思进一步论证物质生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指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把生产方式看作是认识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志。他还进一步论证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并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 1845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逐出法国，迁往布鲁塞尔。开始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着重阐明实践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中的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提纲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萌芽。1845～1846年他与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提出研究“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新的历史观的“前提”，“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运用大量的经济和历史事实，论述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运动和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指出应当把物质生产及市民社会理解为历史的基础，从此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指出道德是“许多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抽象”。人的审美意识与存在是辩证的统一。审美活动必须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受一定经济基础、社会生活的制约，并随着它们的发展而发展。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达到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共产主义是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这一伟大发现揭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为科学共产主义奠立牢固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的—生是伟大的一生。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马克思的名字永垂史册，他的学说将永放光芒。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站在历史高度的深邃的思想家、学者，但研究他们的传记和当时的有关记载，不难发现他们也是深深打动了当时人心的报刊工作者。在长期的新闻工作生涯中，第二，尊重隐私权和消息来源保密 第三，维护报刊的独立地位 第四，公正 第五，真实性 第六，纯洁与反庸俗化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报纸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辊輷讹。它对于“我们这些天性不那么灵活的德国人（因此犹太人在这方面也‘胜过’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通过这个工作，你会在各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会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辇輮讹。”报纸不仅能够锻炼新闻工作者本身，也能教育、启蒙、引导广大的读者。 马克思恩格斯从事新闻工作的年代，离今天有一百多年。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斗争的需要及新闻传播发展的水平，与今天当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他们作为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怀抱的专业理想，他们对于价值中立的追求，对于国家、民族利益界限的超越，他们对于隐私权的尊重和对消息来源保密的呼吁，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执着和报刊独立地位的维护，他们对于真实性、客观性原则的坚持，以及他们崇尚纯洁与反对庸俗化、低俗化的努力，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我们迷醉于金钱游戏而丧失理想，或屈服于权力意志而忘却责任时，重温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新闻专业精神，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城。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才能出众的律师，对马克思少年时代的思想成长起过良好的影响。母亲罕丽达·普勒斯堡是个贤慧的妇女，主要操持家务。 说将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