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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综论 〔摘要〕文献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科,曾受到国内外人们重视。本文略论文献学的产生发展、基本理论及学科体 结构等问题。 〔关键词〕文献;文献学; 在20世纪初,文献学曾盛行一时,并一直延续至今。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信息理论的发展,似乎已淹没或 替代了“文献”和“文献学”。但是,目前在我国各类型图书 馆的工作中,主要从事的仍是文献信息类型,而且,我国高 等教育专业目录,仍保留了文献学这门学科。可见,它并没 有在“信息”、“网络”浪潮中消失,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 传承性。然而,研究现代文献学的专著和论文,却寥若星辰。 本文仅作一试述,以引发“知音”者共鸣。 1 文献学的产生与发展 文献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的孔子,而后汉代刘向、刘歆整理宫廷典籍,就是文献工作。 但文献学这个名词和学科的产生,却是上世纪初的事。正如 张舜徽先生所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 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仇学家。所以校 仇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见《中国文献学》)这就把我 国传统文献学的涵义、内容、范围和任务作了一个比较简明 的概述。张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学》,主要指文献学是研究 我国古文献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辩伪,注释,编纂 与印刷源流的一门学科。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我国已有郑鹤声,郑鹤春编著了《中国文献学概要》,其内容 与《中国文献学》基本相同。近年来,我国又陆续出版了吴 枫先生《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洪 湛侯先生《中国文献学新探》、张玉勤先生《实用文献学》、 杜泽逊先生《文献学概论》等,但从内容上说,都没有脱离 古文献学的范围。如王欣夫所说:“广度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 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 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他的目 录、版本、校仇三个部分作为文献学的主要内容。“编目录是 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是为了选择可靠的材料,佼仇是 整理材料的方法。”应该说,这是我国古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因此,我国这几部有关文献学的专著,有的书名称为 “古典文献学”,无可非议,而称“文献学”的,实际也只是 古典文献学,没有涉及近现代文献以及国外文献的基本情况 和研究问题。 现代文献学是古代文献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新学科与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那 些不适应时代发展内容的文献已逐步减少。因此,文献的类 型扩大了,文献整理的技术进步了,文献研究的方法更新了。 现代文献学是适应国际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古典文献学主要 是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 用的一门学科。现代文献学就要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 传播学、信息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紧密结合,更注重研究文 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开发、利用等规律的探索。因此, 文献学应与时俱进,扩展其研究空间,这样才能传承、发展 这门学科。 2 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 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研究对 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和认识的客体; 研究内容,是指研究对象的内部实质和外部联系。这些都是 每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上述原理往往又不是 一门学科刚建立时就明确了的,只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和 不断研究探讨才能趋于一致。 “文献学”这个词汇,是1905年由比利时的保尔·欧莱特 律师(Paul Otlet, 1868—1944)提出来的,也是从法文docu- mentation一词演变而来的,当时他主要是将文献工作作为一 种人类实践活动来认识,以至出现了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的混 淆与纷争,甚至有人只承认文献工作而不承认文献学这种现 象,反映了现代文献学还不很成熟。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多位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对文献 学的定义,也持有不同说法。如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 认为:“文献学是搜集、分类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动 的技艺”;德国学者R·S·泰勒认为:“文献学指一系列的技术 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提供组织传递记录的专业知 识,使所包含的情报达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美国文献 学家J·H希拉认为文献学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展新的分 析、组织和检查的方法,使它能够充分的利用各种记录得来
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 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以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是教育部在全国条件较好的大学批准成立的第一批古籍研究机构之一。本专业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 本专业远绍黄侃、胡小石、汪辟疆等大家所开创的南京大学中文系传统文史研究的朴实雄厚之学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首任所长程千帆先生、现任所长周勋初先生和唐代文史研究名家卞孝萱先生的带领下，经过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努力，在古典文献的整理、考订和理论阐发诸方面，形成了谨严踏实的学风，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赋予传统的古典文献研究以现代学术的品质。本专业在继承谨严求实的学风同时，又不断开拓发展的空间，如将古典文献研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如加强海外汉学文献与域外汉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本专业现有教师10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2人。1985年该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该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有博士研究生导师4人，硕士研究生导师9人。目前该专业已培养硕士研究生21人，在读硕士研究生20人，培养博士生3人，在读博士生10人。本专业现任带头人为程章灿教授。 本专业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密切协作，承担了一批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如程千帆先生主持的《中华大典·文学典》已出版，其中有卞先生负责的《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程先生主编的《全清词》顺康卷二十册也在南大百年校庆前面世；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荣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以上几项重大成果，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本专业原学科带头人周勋初先生治学出入文史，视野开阔，所撰七卷本《周勋初文集》在新时期的传统文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博士生导师徐有富教授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完成古委会的重点科研项目《校雠广义》，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获，另撰有《郑樵评传》、《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博士生导师蒋广学教授于晚清学术史研究多有建树，有专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行世，《梁启超评传》即将完稿；博士生导师程章灿教授在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研究方面深有心得，有《魏晋南北朝赋史》《刘克庄年谱》《世家大族与六朝文学》等专著出版，于石刻文献亦研究多年，已有《石学论丛》出版，并在古典文献学专业逐步形成石刻文献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目前正在进行《魏理与二十世纪英国汉学》研究；博士生导师曹虹教授在中国散文史和佛藏文献研究方面齐驱并进，撰有《阳湖文派研究》和一批重要论文刊行，新著有《慧远评传》，目前正在进行域外汉文学研究。此外，严杰教授在唐宋文学文献研究方面有《欧阳修年谱》《白居易集校正》等成果；武秀成教授在《旧唐书》研究方面有潜心多年的专著《旧唐书辨证》，另有《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陈振孙评传》等书；姚松副教授在《册府元龟》整理和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多有心得；赵益副教授在道藏文献研究方面有《六朝道教与文学》，又及有《丘处机》、《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变法批判》二书；徐雁平副教授撰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一书。 本专业已出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二十余种，出版《古典文献研究》集刊六辑，在学界均有很好的口碑。
·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109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13.[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01.[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2.【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
中华文明的西传对西方社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如下:
一，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和印刷；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
二，文化方面，隋唐时中外交往空前频繁，周边国家大多仿效中国的各项制度，特别是日本，派来大量留学生、流血僧，一大批日本学者回国后在日本发动了大化改新，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文化圈也在这时形成。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
三，交通方面，路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元朝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四，经济方面，虽然封建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但是不能说中国古代对世界经济是没有积极影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水稻种植的传播极大促进了其他地区农业的发展，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五，对外交往，郑和下西洋时倡导：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维亚非国家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影响深远。
古代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兰西斯. 培根曾说：“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了......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四大发明在欧洲文明产生以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火药传入欧洲,使欧洲在武器制造方面逐渐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使骑士阶层日益衰落,同时促进了采矿业和金属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指南针的传入,为欧洲造船和航海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证,为欧洲人开辟新航路,打开世界市场,进行殖民扩张,提供了条件.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便利了文化知识的传播,成为新教传播的工具,对欧洲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总之,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
对欧洲的影响：①火药传入欧洲，使欧洲的武器制造方面逐渐居于时间领先地位，使阶层日益衰落，同时促进了采矿业和金属知道业的迅速发展。②指南针的传入，为欧洲的造船和航海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证，为欧洲人开辟新航路，打开世界市场，进行殖民扩张，提供了条件。③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便利了文化知识的传播，成为新教传播的工具，对欧洲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
1.西方殖民侵略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回顾中国近代历史，我们都会提到”西方殖民侵略打开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大门”。抛开这种殖民行为的无耻动因不论，从结果来看，概括来说，西方殖民侵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一进程对社会结构的改变上，在这些影响的推动下，中国脱离了封建社会的母体，进入了近代社会结构。首先，它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的"传教工具"（甚至是"侵略工具"），但它们在传扬宗教的同时，也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因此，尽管外报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是在资本扩张特性的驱使下强行进入中国的，但是"他们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是比封建文化思想要进步得多的意识形态" ，因而在客观上对长期处于封建文化禁锢下的中国民众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不但如此，在外报影响下产生的资产阶级舆论，对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加速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这个加速过程，仅靠自明以来萌发的资本主义萌芽自然演进的话，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恐怕要延迟许多年。 其次，它促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先进思想，投身改革．从洋务派到维新知识分子，再到后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受外报影响甚深． 再次，它为中国人自己办报提供了样板． 外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只是西方殖民侵略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的一个小缩影．然而窥一斑得以知全豹，从这里我们还是能学到相当多东西的． 2.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角度带有感情色彩来看:外国人侵略中国，这是他们的罪恶，同时也是我们的耻辱！他们在我们领土上犯下了谈天大罪，是不能被原谅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又是必然的，又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当时的世界上，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二次工业革命，国家已经强盛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已经不满足国内的发展，急需向海外扩张与发展！而反观当时的中国，经过几年的闭关锁国，错过了世界上的几次工业发展的好机会，且当时的政府又腐败无能，这使中国就远落后于世界的其他国家。外因于内心就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瞄向中国，开始了他们的侵略。“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不变的发展规律！想想我们中国，在元朝强盛时，不也是一直向周边扩张吗？最后快要当然一方面是中国的屈辱史，另一面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啊，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还是农业社会的形态，现代化是历史所趋，我们只是不愿意所以人家来强迫你愿意而已。3.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近代中国受到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如何看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和国情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大学生容易感到困惑和疑问较多的问题。国内外的某些言论曾引起一些学生思想上的混乱和迷惑。因此，认识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给予解答，而应该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进行全面、辩证的阐述和深入、具体的剖析。本文着重分析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以及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及文化渗透的主要方式与特点。过去一般泛用广义的帝国主义概念，这一概念实际上包括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本文采用更为确切的资本—帝国主义概念。一、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问题有人曾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也有人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还有人甚至说：“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这些人往往还以马克思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和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提法，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再来读读马克思的几段话，领会其精神和内涵。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谈到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他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则谈到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我们应该认真研读马克思的原著，全面准确地领会和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原意和精神，学习马克思分析历史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下面我结合中国近代历史来谈谈学习马克思这几段话体会到的几层意思。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第二，从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角度。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马克思在著作中愤怒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因此决不能因其有“双重使命”的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第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即使殖民主义有所谓的“建设性使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但这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和痛苦的代价，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流血与污秽”，蒙受了“苦难与屈辱”。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源，也是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和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其自身利益，在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的同时，又有意保留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扶植中国封建势力，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成果和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享受不到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因为这“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因此中国人民必须首先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和民主，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的。二、关于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要回答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历史事实的阐述。我们要用大量可靠的历史事实、生动的例子、具体的统计数字、形象的图片资料等，给学生剖析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各种方式、手段和罪行。下面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简要地概括其侵华的主要方式和特点。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和赤裸裸的方式是军事侵略。它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特别是军舰和大炮，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至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的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华战争，从1840年至1919年的近80年间，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10多次。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迫使中国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掠夺中国的大片领土，勒索赔款，掠夺财富。这些自称为“西方文明传播者”的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文明的野蛮本性。这些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战争是近代列强侵华的重要手段，中学历史教材在中国近代史部分重点介绍了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六次侵华战争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当前，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仍然威胁着世界安全，区域性战争此起彼伏，世界并不安宁，争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吸取历史教训，认清帝国主义本质，对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列强侵略和自身发展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巨变，其中最大的变化也是最本质的变化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在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出现了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两种趋势。半殖民地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半封建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的发展。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发动战争、强占领土、迫签条约、开辟商埠、建立租界、控制关税、垄断航运以及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多种方式，对中国从政治上加强控制，经济上大肆掠夺，文化上逐步渗透，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主权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侵犯。①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如割让土地、强占租借地、强辟租界与划分势力范围。②破坏中国的国防主权，包括破坏领海主权，在内河派驻军舰和强行驻军等。③控制中国海关，从关税税率确定到海关行政管理，直至关税征收使用，中国海关的基本权利逐步落入外国人之手。④破坏中国司法主权，始于《南京条约》附件中规定的领事裁判权。⑤破坏外贸自主权，始于《南京条约》附件中规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⑥干涉中国内政，包括控制中央政府或实力派人物，作为侵略工具。如列强先后控制过清政府、扶持利用袁世凯、控制军阀各派系头目、控制国民政府及其内部有关派系等；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镇压和破坏人民斗争和中国革命，使之向有利于列强利益的方向发展和演变。 列强对华以经济侵略为主，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是为经济侵略服务的。概括地讲，近代前期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分为不同的两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列强对华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他们通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主要目的是：如何确保其商品倾销中国市场，如何便利其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为此，列强通过增开通商口岸、控制中国海关、免收内地税、保证其人员在华活动自由和安全并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这是这一时期列强发动战争的动因和确定不平等条约内容的主要依据。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科技优势，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强迫贷款、开设银行、修筑铁路、开设工厂、开采矿山等。因此，确保其在华资本的安全，便成为列强在这一时期进行政治、军事和文化侵略的主要任务。近代后期，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分布在三个阶段：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急剧增长，并向中国倾销商品，1932年出现中国外贸史上入超的最高记录。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沦陷区疯狂掠夺。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形成独占局面。 列强对华的文化侵略主要通过教会、学校、报刊书籍等途径，用传教布道、兴办慈善事业等方式进行渗透，强制性地进行文化移植，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鼓吹“中国人种西来说”，胡诌“中国社会停滞论”，惟有依靠列强侵略才能发展，惟有依靠传教士传布福音，才能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等等。文化侵略具有隐蔽性强、影响深远的特点，其主要目的是丑化淡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思想，配合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以巩固和扩大在华既得利益。列强侵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列强侵华带来的最大影响，其他的影响都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也是通过它而起作用的。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中国的主权被破坏殆尽，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如领土完整遭破坏，使中国长期不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海关行政权的丧失，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被宰割的地位，无法保护本国的民族工商业，也不能增加国家收入，仅仅有利于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允许鸦片（毒品）进口，仅作为商品征税，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贸易主权，而且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公使进京和在中国驻军，使中央政府处于列强外交和刺刀的监视之下。其次，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是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源。如巨额赔款，使中国丧失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机遇，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严重的依赖性。自1842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向中国勒索赔款之后，其后的《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赔款数额步步升高。截止1901年，中国对外八次主要赔款达19.53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全年财政总收入的16倍。伴随着巨额赔款而来的是，清政府无力偿还时，不得不向外国银行团借款，忍受其高利贷盘剥。在偿还赔款时，又要以白银折合金币（美元、英镑）偿付，随着金涨银跌，列强从中捞取到更多好处，从财政和金融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而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却越来越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越来越大。中国人民也因此越来越贫困化。总之，列强的经济侵略使近代中国成为“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第三，列强在进行侵略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旧制度、旧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列强的经济侵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然，西方列强在侵华的时候只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主观动机是不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因此千方百计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挠和破坏中国社会进步。相对于它们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消极作用来看，其在客观上的积极作用无疑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国家才能走上富强的道路。（
随着中国近几年来的迅猛发展和沟通的日益方便，外国文化以及西方流行也开始在中国侵占市场，各种繁多欧美以及日韩文化、产品开始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开始普及，以至于出现了“哈日族”、“哈韩族”、“街舞”、“极限运动”、“80后”等等新名词。那么，这类新名字与新文化的出现会给现金的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一、 美国街头文化是美国社会一样很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由于近50年来，美国社会当中还具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当时的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非常低，所以美国的黑人当中就开始流行一种街头文化，以此来进行发泄自己对于社会的不满。街头文化里，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街舞”、“HIP HOP音乐”、“街头篮球”还有诸如“涂鸦”（画在墙上的一种美术形式，在美国低特律的地铁墙上随处可见，内容包括一些有关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不满的发泄）、“battle比赛”（美国地下的一种音乐比赛，一对一，以挑出对方身上的缺点进行对骂的形式，歌词中大多有挑衅的意味）等。当然要纠正一点，很多人以为街舞就是街头文化的主要部分，其实应该是battle，街舞在美国街头并不是很流行，现在主要是在日韩比较流行。 接下来是正题，中国的流行乐坛，大多受美国、日韩等地的影响，歌曲旋律、歌词当中所包括的文化内涵也基本都是外国文化的味道，而有本国文化的音乐人却很少，即便有，也不太受到国内歌迷的支持和欢迎。受支持的大多是一些20出头的年轻歌手，而恰恰他们的歌基本属于模仿欧美风格。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与他们国家的社会背景以及发展状况慢慢演变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国家他们的文化分支都是具有本国的文化内涵在内的，这也造成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的不同。中国的文化是古老而传统的，因为发展的历史久远，文化也就有了一些传统和古老的味道，这正是重点，正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很古老，使得很多国内的年轻人认为中国文化老土，以导致崇洋媚外。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可悲的是，中国的年轻一带受的都是外国文化的熏陶，而且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再举个例子，前几天，李连杰先生的新片《霍元甲》上映了，整部片子整体来说很不错，让人看了很感动。从长远来说，李连杰的古装功夫片总是能体现出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与霸气。从《黄飞鸿》系列到《功夫皇帝方世玉》再到《精武英雄》，这次的《霍元甲》也是一样。但是，在影片的最后，霍元甲因为日本人的毒害而倒下的时候，也正是全最高潮的时候，却突然蹦出来一个周杰伦开始嘻嘻哈哈，一下子打乱了影迷先前的情绪，于是整个高潮片段都给一首歌搞砸了。这就说明不同社会背景下发展出来文化在很多场合是无法相互融合的，这就好比在维也纳音乐会上放京剧，是同一个道理。 二、 日本动漫。 日本动漫确实好看，我不否认，因为我也曾经痴迷，日本人的坚强和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也确实值得人们尊敬，日本动漫在年轻一代当中的风行，在我看来，是无法避免的。 小学5年级，那时候看《火影忍者》不知道有多少疯狂，什么忍者刀啊什么忍者道具之类动漫周边产品买了也挺多钱。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动漫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精神是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这是好处，但带来了什么坏处呢？日本动漫在中国的痴迷群体，一般在青少年，也就是10-16岁的年龄段，这一年龄段的人，大多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一些处世原则都还未成熟，看到了喜欢的东西就会过分盲目地崇拜，而日本的动漫中体现出来的大多是日本传统文化与精神。这就是所谓的“思想侵略”。日本人从本质上来说，写这些漫画是有某些政治目的的。设想一下，中国的年轻一代，脑子里装的都是日本的文化，都是看日本文化长大的孩子，到我们这一代长大了以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有谁还记得，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还从何寻找？！ 三、 “80后”文学热潮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近几年来，一批又一批80年后出生的年轻作家开始侵占中国文学市场，随着“新概念全国作文大赛”的越办越好，像郭敬明、韩寒这样的作家开始在中国的青少年群体当中大红大紫起来。在早期，因为中国教育机制的某些缺陷，部分地区的学生，特别是初中、高中学生的学习压力非常大（当然这种缺陷现在依然存在），所以早期有很多喜爱文学的初、高中生曾经写了一些叛逆并且带有批判意味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符合了当时大多学生的心理，所以有较多的学生开始模仿这种写作风格。渐渐地，这种带有叛逆色彩风格的文章更加成为了一种形式，这些学生写东西不再是真实感情的流露，而是刻意地使写的文章达到某种效果。更加严重的是，因为这种风格的文章写得多了，想法也有些过头了，很多的学生有了消极的念头，更有甚者因此得了心理疾病，并且有更多的学生开始认为，写文章是为了追逐某种潮流，而这并非文学的本质。 当然，这些现象也有好的一面，因为追逐潮流和这种新的“颓废风”，很多学生也开始拿起了笔试着写作，其中有一部分人挖掘了自己对于写作的兴趣，当然也有人永远无法领悟到写文章的实质意义。不过“80后”之风还是为久经沉寂的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 四、 来自美国的“摇滚颓废风” 同上面的“80后”一样，美国的摇滚朋克风潮一样带有颓废的意味。其实摇滚很好听，我也很喜欢，但从为去认真研究过，也从未想过学习它的什么或者崇拜它的什么，只是以之为乐。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为之着迷。摇滚乐中带着强烈的颓废意味，虽然有汉森乐队这样的清新摇滚乐队，但是却少之又少。外国的摇滚歌手有很多带有心理疾病，并且常做出疯狂的举动，可是国内的歌迷也居然有人认为这很有个性，纷纷为之效仿，这真是让人想不通。加上“80后”风的熏陶，今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着耍酷，学叛逆，学颓废。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心理状况，而是一种刻意制造出来的性格特点，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生活、对于学习和对于事业的消极想法。 总结：外国文化确实绚丽多彩，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抨击外国的文化，也不是说不能去欣赏外国的文化，但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当中，能够意识到自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把这些外国的文化因素做为兴趣，但千万别迷失了心智，过于地崇拜，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有它瑰丽眩目的一面，为什么不尝试着接受呢？还有，要是真的喜欢日本的漫画，建议你相信自己有了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后再去看日本漫画，日本漫画中体现出来的许许多多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们要删去坏的方面，学习好的方面。 最后套用一句经典的台词： “取洋人之长，补国人之短，耀出千分光，发出百点热！” ——电影《黄飞鸿系列之西域雄师》
在《古汉语研究》《古文字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北方论丛》《学术交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东北师大学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古籍研究》《长江学术》《长安学术》《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燕赵学术》《华夏文化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郭锡良、江蓝生、竺家宁、沈培等都曾或引用或给予较高的评价。发表的学术论文被全文转载、摘评、引用为参考文献近四百次。2001年以来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汉语史、金文等方面的）1．《<五灯会元>中的是非问句与选择问句》，《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1期2．《副词“也”的产生与发展》，《吉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期3．《副词“都”的产生和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5期4．《<太平广记>中的范围副词“都、全、了”试探》，《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3期 5．《“应该”类助动词的发展》，《学术交流》2002年4期6．《魏晋六朝汉译佛经中的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初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4期7．《<儿女英雄传>中的程度副词述评》，《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4期8．《从程度副词的来源看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国与中国学》（韩国岭南大学）2003年2期9．《程度副词“好”的产生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2期10．《程度副词“非常、异常”的产生与发展》，《古汉语研究》2004年2期11．《<朱子语类>中的“十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2期12．《<红楼梦>中“尤最”副词探讨》，《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2期 13．《程度副词“十分”的产生与发展》，《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6期14．《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双音程度副词》，《延边大学学报》2005年2期15．《试论副词“全”的产生与发展》，《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16．《古代汉语中双音程度副词的产生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3期17．《金文“以”字用法初探》，《北方论丛》2005年3期18．《试论副词“总”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第四卷），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年19．《金文“于”字用法初探》，《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3期 20．《金文“于”并列连词用法辨正》，《长春大学学报》2005年5期21．《试论“既”字在金文中的用法》，《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22．《金文中的连词“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10期23．《两周金文中否定副词“毋”的特殊用法》，《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期24．《两周金文中的无指代词》，《长江学术》2006年3期25．《两周金文“亡”字用法初论》，《古籍研究》（2006·卷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 26．《西周金文中“休”字的一种特殊用法》，《华夏文化论坛》（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27．《两周金文指代词“是”“兹”“之”用法之别》，《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期28．《两周金文中连词“则”的用法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2期29．《两周金文“及”字用法试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期30．《两周金文中“乃”字的词性和用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期31．《李白诗歌中“何”字的运用特点》，《华夏文化论坛》（第二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32．《金文“在”字词性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6期33．《殷周金文中“咸”的特殊用法》，《古汉语研究》2008年1期34．《两周金文中的“偕同”义介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2期35．《两周金文中的祈求义动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期36．《两周金文宾语前置句简论》，《华夏文化论坛》（第三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37．《两周金文“暨”字用法释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2008年38．《两周金文助动词释论》，《殷都学刊》2008年4期39．《两周金文介词“以”、“用”用法比较》，《绥化学院学报》2008年5期40．《杜诗中“一”字的运用特点》，《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6期41．《两周金文中“雩”的词性和用法》，《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年1期42．据金文补正《古代汉语》的若干注释，《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2期43．《殷周金文中的特殊句型》，《燕赵学术》2009年春之卷，四川辞书出版社2009年44．《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45．《殷周金文中的征战类动词》，《北方论丛》2009年4期46．《殷周金文中的运动类动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4期47．《两周金文中“休”的词性和用法》，《长春大学学报》2009年7期48．《两周金文心理动词试论》，《华夏文化论坛》第四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49．《先秦汉语叹词试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5期50．《两周金文语法札记（四则）》，《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6期51．《两周金文叹词初论》，《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52. 《两周金文中“用”的词性和用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6期53. 《两周金文并列连词初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1期54. 《殷周金文范围副词释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期55. 《殷周金文词汇研究综述》，《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2期56. 《殷周金文中的赐予义动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57. 《殷周金文动词类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58. 《两周金文“承继”类动词试论》，《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6期59..《殷周金文虚词研究述要》，《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七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60.《两周金文第一人称代词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1期61.《两周金文中的“奉事”类动词》，《长安学术》（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2月。62.《殷周金文语法研究综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 期。
文献学论文 具体怎么写，我也不知道！(*^__^*) 嘻嘻……没学过
文献学综论 〔摘要〕文献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科,曾受到国内外人们重视。本文略论文献学的产生发展、基本理论及学科体 结构等问题。 〔关键词〕文献;文献学; 在20世纪初,文献学曾盛行一时,并一直延续至今。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信息理论的发展,似乎已淹没或 替代了“文献”和“文献学”。但是,目前在我国各类型图书 馆的工作中,主要从事的仍是文献信息类型,而且,我国高 等教育专业目录,仍保留了文献学这门学科。可见,它并没 有在“信息”、“网络”浪潮中消失,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 传承性。然而,研究现代文献学的专著和论文,却寥若星辰。 本文仅作一试述,以引发“知音”者共鸣。 1 文献学的产生与发展 文献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的孔子,而后汉代刘向、刘歆整理宫廷典籍,就是文献工作。 但文献学这个名词和学科的产生,却是上世纪初的事。正如 张舜徽先生所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 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仇学家。所以校 仇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见《中国文献学》)这就把我 国传统文献学的涵义、内容、范围和任务作了一个比较简明 的概述。张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学》,主要指文献学是研究 我国古文献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辩伪,注释,编纂 与印刷源流的一门学科。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我国已有郑鹤声,郑鹤春编著了《中国文献学概要》,其内容 与《中国文献学》基本相同。近年来,我国又陆续出版了吴 枫先生《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洪 湛侯先生《中国文献学新探》、张玉勤先生《实用文献学》、 杜泽逊先生《文献学概论》等,但从内容上说,都没有脱离 古文献学的范围。如王欣夫所说:“广度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 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 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他的目 录、版本、校仇三个部分作为文献学的主要内容。“编目录是 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是为了选择可靠的材料,佼仇是 整理材料的方法。”应该说,这是我国古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因此,我国这几部有关文献学的专著,有的书名称为 “古典文献学”,无可非议,而称“文献学”的,实际也只是 古典文献学,没有涉及近现代文献以及国外文献的基本情况 和研究问题。 现代文献学是古代文献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新学科与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那 些不适应时代发展内容的文献已逐步减少。因此,文献的类 型扩大了,文献整理的技术进步了,文献研究的方法更新了。 现代文献学是适应国际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古典文献学主要 是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 用的一门学科。现代文献学就要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 传播学、信息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紧密结合,更注重研究文 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开发、利用等规律的探索。因此, 文献学应与时俱进,扩展其研究空间,这样才能传承、发展 这门学科。 2 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 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研究对 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和认识的客体; 研究内容,是指研究对象的内部实质和外部联系。这些都是 每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上述原理往往又不是 一门学科刚建立时就明确了的,只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和 不断研究探讨才能趋于一致。 “文献学”这个词汇,是1905年由比利时的保尔·欧莱特 律师(Paul Otlet, 1868—1944)提出来的,也是从法文docu- mentation一词演变而来的,当时他主要是将文献工作作为一 种人类实践活动来认识,以至出现了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的混 淆与纷争,甚至有人只承认文献工作而不承认文献学这种现 象,反映了现代文献学还不很成熟。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多位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对文献 学的定义,也持有不同说法。如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 认为:“文献学是搜集、分类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动 的技艺”;德国学者R·S·泰勒认为:“文献学指一系列的技术 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提供组织传递记录的专业知 识,使所包含的情报达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美国文献 学家J·H希拉认为文献学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展新的分 析、组织和检查的方法,使它能够充分的利用各种记录得来
额~历史系？你是说的东湖校区人文学院的里面有。理工有两个学院：一个是老校区（元和校区），一个是东湖校区。网址里有联系电话、系部介绍什么的，你可以去看看至于主任是谁，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很遗憾%>_<%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希望能对你有用，O(∩_∩)O~ 学院教授简介 许 霆：1951年生，男，江苏太仓市人。常熟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8月上海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课程班结业。1998年晋升为教授。任编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列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博士点重点项目《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撰稿；主持过“十四行体在中国”等6项省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新文学史料》、《上海社会科学》》、《江海学刊》、香港《诗双月刊》和《诗网络》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理论专著《新格律诗研究》（与鲁德俊合作），《十四行体在中国》（与鲁德俊合作）、《新诗理论发展史(1917—1927)》、《中国新诗的现代品格》、《中国现代诗学史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等，多次获得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刘华民：1952生，男，山东牟平人，中共党员。2001年晋升为教授。现任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主要著作有《文天祥诗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版）、《宋词导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论语》导读》（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参撰《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宋词艺术技巧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实用文写作》（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0世纪古诗研究新思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并在多家学报和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还撰写出版散文集《逝水钩沉》（雅园出版公司，2008年版）。曾获江苏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省教育系统百名勤政廉政好干部等荣誉称号。科研成果曾获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丁晓原：1958年生，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士，常熟理工学院副院长，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我国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和从事散文研究的重要学者。1982年1月本科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2001年6月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2000年晋升教授。江苏省省级优秀学科梯队、常熟理工学院重点建设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江苏省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报告文学和散文。主持7项省（含省教育厅）项目，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社科规划项目。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2篇为《新华文摘》转载，20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中心复印，30篇为CSSCI收录。《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首次发布的（2000年）作者年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排序列全国文学学科第一。出版专著5部，主编著作（作品）5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教育厅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获全国曾宪梓优秀教师奖，中国文联优秀文艺评论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苏州市首届“东吴中青年学者”。 李铁匠：1944年1月生，男，江西新建人。北京大学伊朗研究所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中古史等基础课程教学、研究工作。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有：《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伊朗部分条目（1990年版）；国家社科基金65规划重点课题《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分册（1986年版）；国家社科基金75规划重点课题《外国帝王传》伊朗和以色列部分；国家社科基金95规划重点课题《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伊朗部分（1999年版）；95规划重点课程《中国外交大辞典》伊朗部分。近年来，撰写出版的史学著作有《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古波斯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承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中国军事通信百科全书》古代伊朗部分条目。200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张浩逊：1949年生，男，江苏省无锡市人。2000年被评聘为教授。主要从事唐诗研究。已出版《唐诗分类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唐诗导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5种。参撰《唐诗艺术技巧词典》、《唐代文学百科词典》等7种中型工具书。在《中国韵文学刊》、《中国典籍与文化》、《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社会科学评论》、《古典文学知识》、《杜甫研究学刊》等刊物发表唐诗研究论文50多篇，其中10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全文复印、介绍、摘登。目前正在进行专著《唐诗接受研究》的写作，国内尚未见同类著作出版。 张道理：1947年出生，男，安徽定远县人。1969年7月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1996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安徽科技学院思政室主任、社科部书记、党委宣传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等职。1998年调入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现任常熟理工学院教授。社会兼职有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张道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在常熟理工学院期间主要担任“伦理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教程”、“思想政治教育学”、“教师职业道德”、“领导科学”、“人生哲学新论”、“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专著《人生哲学新论》、《法律基础教程》；主编《思想道德修养》等；参编《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形势政策学》等多部教材。先后在《高校理论战线》、《中国高等教育》、《江淮论坛》、《黑龙江高教》、《高等农业教育》、《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等70余篇，在《中国教育报》、《安徽日报》发表论文、述评多篇。完成了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全国职大学生思想观念调查研究”课题，其成果获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战线科技成果一等奖。多篇论文被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二等奖。参编的《大学生思想修养》获安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曹培根：1957年10月生，男，江苏吴县人，现任常熟理工学院宣传部部长。中国索引学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员。2006年聘为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以来从事高校文献检索课教学与研究工作。参撰《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古籍提要》丛书卷（中华书局）等，独立承担教育部师范教育科研课题"高师学生的科研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师司〔1997〕40号）、常熟文献史研究"（苏教财「1996」27号）、"文献检索与用户教育史研究"（苏教财[1997]98号）等。有论文集《文献史料论丛》，编纂《黄人集》（原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标校《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完成教育部、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吴中历史藏书概述》、《汉语史料学》等多项。主要著作有《文献检索知识概要》、《书乡漫录》等6种。主持标校《重修常昭合志》，在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札记百余篇，其中多篇全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何东亮：1952年出生，男，江苏常熟人。主要从事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开设过心理学、教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等课程。主持的“苏南发达地区师专教育改革综合实验研究”课题获“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改革课题”江苏省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发表专业研究论文“学习因素诊断测验在苏南地区的试用报告”（心理科学）、“人格理论的两个核心范畴”（南师大学报）、“弗洛伊德分析心理学中的辨证思想”（苏州大学学报）等二十多篇；出版编著、教材有：师范教育心理学、教育学原理、管理心理学。2002年被评为江苏省教育厅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苏州市心理学会理理事，江苏省教师教育研究会理事。 杨景龙：1962年生，男，河南省安阳市人。是安阳市“名师工程”首批名师、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优秀青年社科专家、市管优秀专家。长期从事中国诗歌教学研究工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诗探索》、《词学》、《古籍研究》、《文史知识》、《名作欣赏》等刊发表古代诗词曲和现当代新诗研究文章70余篇，出版独著、合著多部，主持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蒋捷竹山词校注》、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另参与国家社科项目、省社科项目多个。论著获1997年度、2004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市1997年度、2004年度、2006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独著的《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一书，在上海“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文学遗产》论坛”上受到好评，被誉为“中国诗学研究领域贯通古今的具有学科创新性质的专著”，获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张幼良：1963年生，男，江苏省无锡市人。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长。200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参与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江苏省教育厅项目两项，科研成果获市厅级以上奖两项。近五年来在《江海学刊》、《江汉论坛》、《江苏社会科学》、《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1篇，CSSCI期刊收录10篇，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1篇，为各类文章和学术机构选录4篇，出版专著1部，合作出版专著3部。张 永：1967年生，男，江苏句容人，中共党员，文学博士，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民俗学研究、沈从文诗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等。1993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6年6月入伍，先后在解放军炮兵学院基础部、政治部工作，中校军衔；199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1年到2003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朱晓进教授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4年到2007年，在扬州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文艺学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沈从文小说的民俗世界”（2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2005）。在权威期刊《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发表论文三篇，其他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其中《论沈从文情爱小说的民间意象》一文获2003年度《文学评论》学术提名。论著《民俗学与20世纪20、30年代乡土小说》（25万字）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周 宏：1962年生，男，江苏省吴江市人，哲学博士。人文学院院长、社会科学部主任，《常熟理工学院学报》主编、编辑部主任；江苏省333工程科学技术带头人，校学术带头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校重点扶持学科带头人，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分配到校担任哲学教师至今。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南京大学学报》、《道德与文明》和《江海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发表《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论略》、《哲学：智慧的地平线》、《唯物史观的返本开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知识经济》、《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等著作10余部；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家、省级和省厅级科研项目，6次获国家和省厅级奖励；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获得江苏省精品课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员，江苏省哲学学会理事，江苏省伦理学会理事，江苏省政治学会理事。 张锡庚：1957年生，男，江苏省江阴人。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常熟市文化局副局长、常熟市书画院院长、常熟市文联副主席、常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书法作品入选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五、六、七、八、九届书法展；第一、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书法展、全国三、四、五、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并在四、五、八届获奖。2006年获全国首届行书展一等奖、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二等奖，入选国际和全国的名家邀请展、编入国家重点图书《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并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杰出艺术奖、文化部第十二届群星奖“银奖”、第十三届群星奖“金奖”、获苏州市“五个一”工程奖、苏州市“十佳”书法家称号。被《书法》杂志评为“中国书法2006十大年度人物”。 论文发表于《文物》、《中国书法》、《书法》、《书法世界》等专业刊物。出版著作有《张锡庚书法作品集》、《书法与文化》、《行书经典十讲》、《书法教与学》、《大学生书法》、《怎样学书法》、《古代名帖临摹》、《难得糊涂——郑板桥和他的书法艺术》等十余种。《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杂志为其作品作过专题介绍，被《书法》杂志选为特邀点评嘉宾。《书法之友》为其举行创作研讨会。三度应邀赴美参加“国际书法教育研讨会”、举办个人书法展并讲学，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应邀赴日进行书法交流。学院领导及行政人员 周 宏：人文学院院长、社会科学部主任 丁晓良：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 黄 斐：教学工作副院长 徐志坚：学生工作副院长 党总支副书记 张锡庚：副院长顾国梅：学院办公室主任 王莉莉：教务秘书 蒋 超：学院分团委书记、06级辅导员 陈清森：07级辅导员 负责学生军训 宿舍管理 体育锻炼 范 莉：08级辅导员 负责日常管理 学生奖惩 档案管理 王 梓：05级、09级辅导员 负责学生就业 勤工助学 学生考勤
当人类为吃饭问题而奔波的时候，当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被当权者奴役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当全世界的君主都认为天下是自己一个人的的时候。当中原的大地残杀，饥荒，战争，瘟疫，苛政，死难让千里无人烟，白骨露于野的时候，当强大异常的周边异族威胁着中原无辜苍生的时候。 在世界的东方，一个军人挺身而出，夺取了政权。他让这个国家的人们知道了除了吃饭，富裕，自由，民主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也是应该享受的，在世界的东方，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富裕，自由，民主是人们幸福的三大标尺。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军队不是当权者维护统治的工具，而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工具。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土地不是唯一的财富。最大的财富是在于聪明创造。 这个国家开创了人类古代史上经济的奇迹，拥有全世界最富裕的财富。在北宋富强的一百六十年，以及南宋蒙元入侵以前的那一百多年。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幸福的国都，没有饥荒，没有贫困，没有灾难，没有苛政，没有死亡。没有皇权暴政。没有官吏欺压。 赵匡胤，是全世界第一个让人们沐浴在富裕，民主，自由国度的人。 而宋朝，也成为地球上11世纪最富强的国家。 三、欧洲文艺复兴的发起人 当东方文明被草原上的蝗虫摧毁了以后。偌大的亚欧大陆，只有两个地方的文明没有受到蒙古人糟蹋。一是奇怪的天气拯救了日本。而是西欧，因为他们距离这写蝗虫的灾发地实在太远了。因此西欧人的文明没有受到摧残和践踏。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蒙古人的入侵让中国人失去了独霸全球的机会。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却逐渐让西方人强大起来。世界力量的重心开始从中国西移到了欧洲。文艺复兴，让欧洲人摆脱了千年黑暗时期，真正开始了近代文明的到来。 四、支持开辟新航路的葡萄牙国王 新航路的开辟，将原本互相封闭的几块大陆联系到了一起。证明地球是圆的，从此人类文明互相交流日益增加，国家与国家的距离在拉进。这直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前进。从此西欧各国君主野心勃勃，支持海盗建立海外殖民地，积极开拓世界霸权， 五、英国女皇伊利莎白 大西洋上的硝烟，让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永沉海底。从此在世界上，一个小小的岛国建立起了它的海上霸权，这个岛国的发展对人类近代的影响巨大。英伦强大起来，他们征服了世界上许多殖民地，并且大批移民美国。英语成为世界最流行的语言。虽然英国入侵过很多国家，但是同时却也带去了先进的近代文明。促使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人们早日接触到先进的近代文明，避免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二十世纪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从一九一九年孟真的《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开端 到二○○○年底结束，共八十余年，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一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创期(1919-1948)；（二）重建期(1949-1977)；（三）繁盛期(1978-2000)。以下分述三期的基本情况，勾勒其发展的大体轮廓。 一、开创期 这一时期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八，整整三十年。研究开始时王国维尚未去世，研究过程中 王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加上这三十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各政治派别为了本派的利益 曲解王氏文学批评，使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复杂的状况。 1.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之奠基 前三十年的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中，著名学者的评价格外引人注目。 一九一九年元旦，时值《宋元戏曲史》单行本发行不久，傅斯年就发表了以《宋元戏曲史 》为题的书评。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 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注：傅斯年.宋元戏曲史[M].新潮第1卷第1号，1919.1.1）给予王氏《宋元戏 曲史》以高度评价。文中作者体会到了王氏开创性工作的难度，罗列了王氏的精辟之论。 北京朴社一九二六年重印《人间词话》，这是《人间词话》首次单行出版，俞平伯为之作 短序。俞氏从批评方法入手高度评价这本小书，同时也指出开展研究的难度。《人间词话》 单行本刊印和俞氏的序，使广大读者更方便接触王氏的文学批评，扩大了人间词话的影响。 陈寅恪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四大教授之一，两人私交甚笃。王氏自沉后，陈为其写清华纪念 碑铭文。陈氏不仅了解王之为人，更通读他的著作。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写 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 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 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崖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四十年代，郭沫若比较王国维与鲁迅，对他们的学术研究，郭沫若有这样的评论：“王国 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 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注：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J].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1946.10.） 以上著名学者的文章只是初步的评介，并没有对王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细致、系统周密的研 究。从著名学者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评价可见出王氏文学批评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 位。由于学术大师们的推崇介绍，广大读者开始接触王氏文学批评，对王氏文学批评的整体 研究逐渐兴盛起来。 2.多样化的研究 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开创期三十年中，有四篇文章经常被研究者提及。吴文祺有二篇：《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李长之的《王国维 批评著作批判》和壳永的《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吴文祺、壳永、李长之代表三派人， 即革命派、传统派和科学社会主义派。他们从自身的地位、思想观念出发，用不同的批评视 角研究王氏文学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在此革命派是指主张文学革命的派别。 我们先看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吴文祺的文章。在他的第一篇研究文章中，吴氏给予王国 维新文学家的地位。“不料在二十年前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双眼大声疾呼 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其见解之卓越，较之现代的新文学家，有过之无不 及，其人为谁？就是海宁王静安先生。”（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J].小说月报，卷17号外，1927.6.）作者通过大量引用《静庵文集》中《宋元戏曲考》中的论述，如强调文学的现实价值、肯定悲剧的力量、认为文艺的目的是给人审美的愉悦 、提出文学以自然为贵、反对格律和用典，借以表达革命派的文学主张——反对文言、力倡 白话。吴氏想借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替文学革命制造声势。 吴氏的第二篇文章是找到了以前未见材料后对第一篇的补充。作者的立场没有改变。吴氏 的两篇文章，虽说是研究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摘抄王氏的文学见解为己服务，并没 有从整体上把握王氏的文学批评。所选材料多是王前期的杂文和《宋元戏曲考》中的一部分 观点，由于《人间词话》用传统的文论样式——词话来批评古典诗词，因此在两篇文章中不 曾一见，尽管它当时极常见，影响也越来越大。作者不了解王的为人，更谈不上理解，没有 看到王氏治学道路的转变。用王氏的话说是没有“入乎其内”，自己心存己见，这样的研究 牵强之处就在所难免。另外，作者的批评方法散漫随意，多是引用材料，少分析研究，没有 进一步深入丰富本派的理论，反映了革命派早期的激进浅薄。 李长之的《王国维批评著作批判》与吴文祺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于同一期《文学季刊》。李 文与吴文的弊端大致相似，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作者所持的立场，故在此不重复。 传统派的文章是《大公报》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的一篇，作者题为 壳永，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是吴宓写的文章，此说可从。全文用文言写成，分三部分立论。 第一部分，历史的批评。开篇盛赞王氏对文学发展过程的论述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具有历 史的眼光。第二部分，美学的批评。吴氏突出王国维所论第二形式之美，即古雅在文学批评 中的地位，且解说王氏后从事戏曲研究并没有放弃古雅说。第三部分，伦理的批评。《< 红楼梦>评论》中有一章专门讨论《红楼梦》伦理上之价值。就象王所用“美术”一词不是 我 们今天的美术一样，“伦理”一词在此是指宗教或哲学上人生的解脱。（注：壳永.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期，1928.6.1.）综观此文，条理清 晰、论述谨严，较客观地反映了王的文学思想。这与作者与王国维有深交且对王中后期的学 术思想熟识于心有关。但此文也有缺陷，从作者立论的三个方面，就可看出他的派别观点。 作者第二部分过度强调了古雅在美学上的地位，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发表于一九 零七年《教育世界》，此时王正在进行治学道路的转变。作者忽视了这个转变，没有看到王 前期有一个“与叔本华之为伴侣之时代”（注：王国维.静庵文集·序[A].王国维论学集[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406.），也没有完全理解王前期的文学批评，如在第三 部分伦理的批评中，作者所谓的伦理道德并不完全等同于王氏文中所论之伦理。总的来说， 此文比上论两派文章更切合、更有深度，缺陷用王国维的话说是不能“出乎其外”。 朱光潜的《诗的隐和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也发表于一九三四年。 朱光潜的研究没有掺杂任何门派之见，他用诗的隐和显来代替解释王国维的隔和不隔、有我 之境和无我之境。朱氏比王国维年纪小，曾留学欧洲，接触了一些王不曾见到的文艺理论， 受二十世纪初欧洲美学思想的影响，他用谷鲁斯、立普斯的“移情说”理论，认为王氏所谓 “有我之境”实相反为无我之境，他名之曰同物之境；同样“无我之境”实为有我之境，朱 氏命名为超物之境，并且构架自己的理论体系，用了大量诗词进行论证，自成一说。（注：朱光潜.诗的隐和显[J]，人间世，第1期，1934.4.）朱光 潜的这篇文章，一改上面四篇研究论文的面貌，以自己扎实的古典诗词和通晓西学的优势， 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打开了局面。可惜的是这一趋势并没有立即发展下去，直到差不多 五十年以后，纯学术研究才慢慢承续上前半个世纪的接力棒。 王国维前三十年的研究，从无到有，最后呈现多样化的研究格局，整体研究达到了一定的 高度。但与大师们的评价和王国维文学批评对中国近现代文论的深远影响比较，其研究状况 、研究水平是不相称的，还有待于拓展。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复杂，要点大致有三。其一 ，王国维所处时代及人生道路的复杂性。其二，王氏文学批评的写作发表与时代不同步，难 以形成共鸣。当王氏接受西方美学、哲学理论来改造中国古代文论时，走在时代前列；而国 内鲜有人知道、了解西欧的哲学，王氏的文章难以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王氏治中国宋元俗文 学——戏曲时，文学革命还没有开始。而当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开始后，王 氏又回到了革命派的对立面，现实的批判掩盖了王氏曾作出的贡献。其三，其文学批评的本 身特征。如《<红楼梦>评论》的晦涩难懂、《人间词话》难以整体把握、《宋元戏曲史》 的艰深性、开创性等。 二、重建期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七年，也是三十年。研究主要在前十五年，后十五年由于 文化大革命，研究完全停顿。国内共有论文三十二篇，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低潮期。 三十二篇论文中《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二十五篇，《宋元戏曲考》的研究占四篇，《<红 楼梦>评论》的研究最少，只有三篇。此期的研究，研究者尽量避开敏感话题，如王国维人 生道路、早期文学批评中受尼采、叔本华和康德思想的影响，即使做研究也无一例外的是批 批判，如佛雏的《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再批判》、王达津的《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 学依据》等。《宋元戏曲考》由于考证较多，相对较艰深，研究论文也不多。《人间词话》 解放前有几个版本，印数很大，流传广泛，内容与政治不太关联，自然研究得最多。这一时 期国内的研究紧跟政治运动的步伐，但也有学术性研究。整个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主 潮流的研究，二是重学术的研究。 按照现已成型的文学史分期，王国维应属于近代文学中的人物，文论也收入近代文论选。 由于近代文学强烈的现实性和能为政治运动服务，解放后、文革前这一段时间里，王国维变 成激进研究批判的靶子。其中林雨华的《试论王国维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和王季思的《王国 维戏曲理论的思想本质》等就是主潮流研究的突出代表。 重学术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钱仲联和周振甫。 钱仲联的文章《境界说诠证》（注：钱仲联.境界说诠证[N].文汇报，1962.7.14.）定义“境界”用王自己的论说材料说话，追寻“境界”说 的渊源，认为近人用艺术形象解释“境界”有一定理由，但“境界”还不完全等同于形象。 作者有感于当时研究文章的简单化倾向，自己虽然不发表很有见地的看法，但希望通过整理 相关研究资料，引导研究工作走上专业化、学术化的路子。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研究面狭窄，研究方法单调，导致论文质量低， 研究水平不高；其二受政治气候左右，表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 与前一期的研究相比较，本期研究批判的多，肯定的少，整个研究趋于同化，缺乏另类的 声音，传统的研究在本期基本绝迹。 三、繁盛期 经统计，繁盛期共有论文三百一十三篇，虽然时间比前两个时期短，但研究文章的数量是 前两期的十倍左右。学术研究经过建国三十年的制约束缚后，在解放思想的号角声中，逐步 走 上正轨，迎来了最后二十年的辉煌。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支支流，它的 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历程。 1.八十年代研究概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新时期刚开始，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承袭了解放后三十年的研 究 方向，《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主导地位。七九年共有六篇研究文章，其中《人间词话》的研 究占四篇；八零年共有十三篇文章，《人间词话》研究占七篇，另有二篇研究王的美学思想 ，其取材多从《人间词话》；八一年共十二篇，五篇是《人间词话》研究，七篇是文艺美学 研究；八二年共十四篇，八篇是《人间词话》的研究，二篇是文艺美学研究。《人间词话》 是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代表作，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影响最大，对它的研究在整个王文学批评 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九十年代以后仍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章。但前四年的整个研究，我们还 是能感受当时学术界乍暖还寒的基本状况。 新时期初期研究工作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八十 年代初中期，全国掀起美学热，以美学的观点来解说文学，成为流行趋势。马克思关于“艺 术”掌握世界的思想给大家以启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语”理论也成为一种 思考的资源。由此形成了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 审美反映”的观点。对王的研究也卷入这一潮流，八十年代研究王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占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部专著，它们分别是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 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哲学思想的研究与美学思想的研究类似，在此不复赘述。 八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低知识群体一部分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成为新时期 富翁，而知识分子待遇偏低，与知识分子的贡献不对称，整个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受到冲击， 知识分子纷纷下海，此时也正是中国学术的转型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也遭遇同样情形 ，这一段时间表现较为低迷，论文数量相对较少，质量不高，如八九年全年仅仅只有六篇论 文，为八十年代最少的一年，其中四篇是前人已谈到的或简单的评述，只有二篇相对价值较 高，即周锡山的《王国维的戏曲美学思想》、新雨的《王国维纯粹美学观新辨》。整年的文 章与前期的研究对比没有大的突破，从视角到观点以至批评方法都缺乏新意。 2.九十年代研究概况 九十年代以后，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前期研究的 深入，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史的研究。 (1)对前期研究的深入 新时期前一段的研究，上面已讲到多有建国后三十年研究模式的痕迹。九十年代随着整个 大环境的改变和学术本身的转型，学术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一部分文章承继着八十年代的话 题深入进行研究，论文质量大幅度提高。具体表现为：其一，研究的系统化和细致化。如陈 良运的《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魏星的《王国维“三境界”源出尼采说》；其二， 注重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如郭志今的《晚清启蒙思潮与王国维非功利文学论》，蔡仲翔 、李哲理的《天才、超人、赤子——从王国维的作家论看中西文化的融合》；其三，王国维 文学批评现代意义的发掘。如张新颖的《王国维现代意识的变动过程》，童庆柄的《略论王 国维文艺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其四，传统研究方法的续接。如蒋哲伦的《王国维论清 真词》，赵义山的《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其五，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如《论王国维对 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2)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九十年代以后在国内蓬勃发展。杨牧曾推王国维为“中 国第一位从事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王国维文学批评无疑再恰 当不过了，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园地，九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此类文章。柯尊全的《论王国维 的古雅理论兼与贝尔的形式理论比较》、周波的《中外文学关系：康德“意象”说与王国维 “意境”说比较》、蒋英豪的《王国维与世界文学》等是中西进行比较。国内不同时期进行 比较的有易容的《王国维的人生“欲”与“美”及梁启超的“趣味”说》、解玉峰在《论两 种戏剧观念——再读宋<元戏剧史>和<唐戏弄>》、耿明奇的《王国维与王夫之文艺观比较》 等。 (3)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 进入八十年代，王国维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八十年代初中期每年有为数 不少的论文，到九十年代，海内外研究王国维的专著已经出版十多种。 唐增德的《评有关王国维研究的三本书》专评陈鸿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三部专著 ——《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王国维年谱》。唐增德认为陈氏 三部著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极其重视王国维史料的发掘搜集工作，以此作为研 究的基础；第二个特点是陈著不仅在资料的占有和考证上十分用力，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开拓 上亦颇有气魄；第三个特点是著者勇于碰硬，拨谜析疑，在许多重要的然而又有争议的问题 上，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新见解。 夏中义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之研究》是从文献学比较的角度来肯定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 究》。 3.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专著 开创期和重建期没有出现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专著，随着研究深度、广度的扩展，研究专 著出现在繁盛期。繁盛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专著有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陈 鸿 祥的《王国维与文学》、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祖保泉、张晓云的《王国维与 人间词话》等。下面择取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代表专著——叶嘉莹的《王国维及文学批 评》来稍作评介。 叶著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集大成者，此书由香港书局始印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此书在国内一出版，国内王氏文学批评研究论文质量明 显提高，王国维文学批评专著遂如雨后春笋般破士而出。直到九十年代末，有研究文章还在 完全袭用叶嘉莹此书中的观点，如代迅的《成功与失误：王国维融会中西文论的最初尝试》 。叶氏此书可以说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繁盛期的扛鼎之作，自然也是八十年来王氏文学 批评研究的权威著作。具体在书中体现为结构完整和论说细密。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分两部分。第一编主要介绍王国维的生平。焦点在于第二章王国 维死因的探讨，第二章第一节叶氏罗列了王国维自沉原因的几种不同说法，第二、三节抓住 王氏自沉原因中的三种主要关系，即王氏与罗振玉、清室、民国政府的关系，弄清了这三种 关系，王氏自沉之原因就跃然纸上。而第一章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则 是王氏之死和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铺垫。第一章第一节叶嘉莹认为王氏的个性有三个鲜明的 特点。一是知与情兼胜的禀赋，二是忧郁悲观的天性，三是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叶嘉莹对 王氏性格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三点结论有根有据，读后对王氏为人及文学批评的理解豁 然开朗。第二节时势对王氏的影响，主要是两次事变对王氏治学道路的影响。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二编探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占了全书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篇 幅，是全书的重点。第一章是序论。初步介绍王国维的二组文学批评，一组是以《<红楼梦> 评论》为主的前期杂文，一组是《人间词话》和同时期风格相近的一部分文章。而王氏的《 宋元戏曲考》叶嘉莹则没有提及，全书中也没有论及。 第二章探讨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即第一章所谓的第一组文学批评。第一节作者总论王氏 早期杂文，归纳出这些杂文中表现的几方面的文学观念。第一反功利的文学观，第二王国维 文学批评中的美学观念，第三是王氏对衡量文学作品之内容所持的价值观念。叶嘉莹的研究 特别注重分析，在归纳出结论后，他往往要探究出原因。在第一章中这样的例子时而可见， 在此，作者也分析了王国维这几点文论观点形成的三点原因：性格、西方影响、中国传统， 而且注意到每点观念中的这三方面所占比重。《<红楼梦>评论》理所当然是这一章的重点， 第三节全部讨论《<红楼梦>评论》，在介绍了此文后，作者对《<红楼梦>评论》一分为二的 评价，一方面是此文的长处，如：第一他认为《<红楼梦>评论》全以哲学与美学为批评之理 论基础，在七十年前的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的眼光识见，便已经大有其过人之处；第二 ，批评体系的建立；第三，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另一方面，《<红楼梦>评论》有一个无可 挽回的缺点，即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在此节中，论缺点所占篇幅远远大 于优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此文的评价态度，前面当作者谈读此文的意义时，也是将对现 在的借鉴价值放在突出位置。叶氏在书中条分缕析，其说最为详备。此书印行后凡评价《< 红楼梦>评论》的文章都承袭叶氏的观点，此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对《<红楼梦>评论》最权 威的评判。 第三章是下编的重点，论王氏文学批评代表作——《人间词话》。叶氏研究王国维自己编 定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六十四则词话，把前九则定位为批评理论之部，后五十五则为批 评实践之部，此说是叶氏新创。王国维长期徘徊于旧传统、新理论之间，王氏写作《人间词 话》时正在逐渐回归传统学术，但王氏早年接触的西学却并没有完全抛弃，逻辑谨严、论辩 缜密也是王氏后期治甲骨、金石、史地之学的行文风格。对《人间词话》结构的安排可见出 王氏的苦心孤旨，同时也显现了叶氏治学的细致精微。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关于《人间词 话》中的“境界”说，三年后在《宋元戏曲考》中都改为“意境”。解释这个现象时，普遍 的看法是认为王氏晚年修改前说，复用中国文论的旧范畴。而叶氏考究王氏文论，发现《人 间词话》的一年之前，又曾用它于《人间词话》已脱稿的三年之后，而且‘意境’二字之表 面字义又较‘境界’二字尤易为人所了解和接受，那么何以他在论词之专著《人间词话》一 书中，于标示他自己评词之准则时，却偏偏不选用一般人所认为易解的‘意境’二字，而却 选用了较难为人理解的‘境界’一词？以静安先生一向治学态度之谨严，其间自然必有其所 以选用‘境界’一词的道理，也就是说，‘境界’一词之含义必有不尽同于‘意境’二字之 处。”（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89-190.）不同之处在于“静安先生之选用此词，原来就特别重于其可以真切生动的感受及表 达之特质，而此种感受又兼内在之情意与外在之景物而言，是则境界一词盖原已含有一般指 作品中‘情意’或‘景物’的习惯用法之意。而无论其为‘情意’或‘景物’，既已表现于 作品之中，当然便也有一般习用的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之界域之意。再就其可以作为衡量一 篇作品的艺术成就之基准言，当然也会有某一阶段或某一层次的意味。”（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96.） 叶氏系统受过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熏陶，推理思辩能力极强，明显让人感觉不同于建国后 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书中论述的逻辑性卓异于国内的学者。 截止二零零零年，全国共召开了三次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它们分别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 至十二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至二十七日在海宁召开的“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七年在海宁召开的“九七 王国维戏曲史论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于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一九九零年出版 了了三集《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促进了王国维文学批评的 研究。 综观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繁盛期，研究工作逐步脱离时代和政治影响，学术走上前沿，学 术个性得以张扬，尤其是九十年代的研究，这十年是王氏文学批评研究八十年来最重要的十 年，也是与前两期显著不同的十年。 展望本世纪的研究。就材料来说，《宋元戏剧史》及与其同期相关论文的研究应加强；就 研究方法来说，比较研究还大有作为，新的研究方法还需不断寻求运用，如其它学科的观念 和方法，文化学研究视角等；就研究态势来说注意深入细致与整体研究并重，深入细致还有 许多工作可做，如王国维写出《<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的个性心理研究，对王国 维文学批评的接受研究，由微观的研究作为基础来促进整体的研究工作。^
在戏曲研究中，他是偏考证的，开戏曲史研究之先河；另，与他同时代的吴梅则是篇戏曲本身之研究，如制曲、度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