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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汉语研究》《古文字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北方论丛》《学术交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东北师大学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古籍研究》《长江学术》《长安学术》《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燕赵学术》《华夏文化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郭锡良、江蓝生、竺家宁、沈培等都曾或引用或给予较高的评价。发表的学术论文被全文转载、摘评、引用为参考文献近四百次。2001年以来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汉语史、金文等方面的）1．《<五灯会元>中的是非问句与选择问句》，《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1期2．《副词“也”的产生与发展》，《吉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期3．《副词“都”的产生和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5期4．《<太平广记>中的范围副词“都、全、了”试探》，《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3期 5．《“应该”类助动词的发展》，《学术交流》2002年4期6．《魏晋六朝汉译佛经中的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初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4期7．《<儿女英雄传>中的程度副词述评》，《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4期8．《从程度副词的来源看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国与中国学》（韩国岭南大学）2003年2期9．《程度副词“好”的产生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2期10．《程度副词“非常、异常”的产生与发展》，《古汉语研究》2004年2期11．《<朱子语类>中的“十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2期12．《<红楼梦>中“尤最”副词探讨》，《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2期 13．《程度副词“十分”的产生与发展》，《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6期14．《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双音程度副词》，《延边大学学报》2005年2期15．《试论副词“全”的产生与发展》，《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16．《古代汉语中双音程度副词的产生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3期17．《金文“以”字用法初探》，《北方论丛》2005年3期18．《试论副词“总”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第四卷），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年19．《金文“于”字用法初探》，《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3期 20．《金文“于”并列连词用法辨正》，《长春大学学报》2005年5期21．《试论“既”字在金文中的用法》，《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22．《金文中的连词“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10期23．《两周金文中否定副词“毋”的特殊用法》，《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期24．《两周金文中的无指代词》，《长江学术》2006年3期25．《两周金文“亡”字用法初论》，《古籍研究》（2006·卷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 26．《西周金文中“休”字的一种特殊用法》，《华夏文化论坛》（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27．《两周金文指代词“是”“兹”“之”用法之别》，《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期28．《两周金文中连词“则”的用法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2期29．《两周金文“及”字用法试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期30．《两周金文中“乃”字的词性和用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期31．《李白诗歌中“何”字的运用特点》，《华夏文化论坛》（第二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32．《金文“在”字词性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6期33．《殷周金文中“咸”的特殊用法》，《古汉语研究》2008年1期34．《两周金文中的“偕同”义介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2期35．《两周金文中的祈求义动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期36．《两周金文宾语前置句简论》，《华夏文化论坛》（第三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37．《两周金文“暨”字用法释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2008年38．《两周金文助动词释论》，《殷都学刊》2008年4期39．《两周金文介词“以”、“用”用法比较》，《绥化学院学报》2008年5期40．《杜诗中“一”字的运用特点》，《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6期41．《两周金文中“雩”的词性和用法》，《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年1期42．据金文补正《古代汉语》的若干注释，《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2期43．《殷周金文中的特殊句型》，《燕赵学术》2009年春之卷，四川辞书出版社2009年44．《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45．《殷周金文中的征战类动词》，《北方论丛》2009年4期46．《殷周金文中的运动类动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4期47．《两周金文中“休”的词性和用法》，《长春大学学报》2009年7期48．《两周金文心理动词试论》，《华夏文化论坛》第四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49．《先秦汉语叹词试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5期50．《两周金文语法札记（四则）》，《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6期51．《两周金文叹词初论》，《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52. 《两周金文中“用”的词性和用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6期53. 《两周金文并列连词初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1期54. 《殷周金文范围副词释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期55. 《殷周金文词汇研究综述》，《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2期56. 《殷周金文中的赐予义动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57. 《殷周金文动词类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58. 《两周金文“承继”类动词试论》，《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6期59..《殷周金文虚词研究述要》，《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七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60.《两周金文第一人称代词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1期61.《两周金文中的“奉事”类动词》，《长安学术》（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2月。62.《殷周金文语法研究综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 期。
文献学论文 具体怎么写，我也不知道！(*^__^*) 嘻嘻……没学过
文献学综论 〔摘要〕文献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科,曾受到国内外人们重视。本文略论文献学的产生发展、基本理论及学科体 结构等问题。 〔关键词〕文献;文献学; 在20世纪初,文献学曾盛行一时,并一直延续至今。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信息理论的发展,似乎已淹没或 替代了“文献”和“文献学”。但是,目前在我国各类型图书 馆的工作中,主要从事的仍是文献信息类型,而且,我国高 等教育专业目录,仍保留了文献学这门学科。可见,它并没 有在“信息”、“网络”浪潮中消失,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 传承性。然而,研究现代文献学的专著和论文,却寥若星辰。 本文仅作一试述,以引发“知音”者共鸣。 1 文献学的产生与发展 文献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的孔子,而后汉代刘向、刘歆整理宫廷典籍,就是文献工作。 但文献学这个名词和学科的产生,却是上世纪初的事。正如 张舜徽先生所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 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仇学家。所以校 仇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见《中国文献学》)这就把我 国传统文献学的涵义、内容、范围和任务作了一个比较简明 的概述。张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学》,主要指文献学是研究 我国古文献的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辩伪,注释,编纂 与印刷源流的一门学科。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我国已有郑鹤声,郑鹤春编著了《中国文献学概要》,其内容 与《中国文献学》基本相同。近年来,我国又陆续出版了吴 枫先生《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洪 湛侯先生《中国文献学新探》、张玉勤先生《实用文献学》、 杜泽逊先生《文献学概论》等,但从内容上说,都没有脱离 古文献学的范围。如王欣夫所说:“广度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 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 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他的目 录、版本、校仇三个部分作为文献学的主要内容。“编目录是 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是为了选择可靠的材料,佼仇是 整理材料的方法。”应该说,这是我国古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因此,我国这几部有关文献学的专著,有的书名称为 “古典文献学”,无可非议,而称“文献学”的,实际也只是 古典文献学,没有涉及近现代文献以及国外文献的基本情况 和研究问题。 现代文献学是古代文献学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新学科与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那 些不适应时代发展内容的文献已逐步减少。因此,文献的类 型扩大了,文献整理的技术进步了,文献研究的方法更新了。 现代文献学是适应国际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古典文献学主要 是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 用的一门学科。现代文献学就要与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 传播学、信息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紧密结合,更注重研究文 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开发、利用等规律的探索。因此, 文献学应与时俱进,扩展其研究空间,这样才能传承、发展 这门学科。 2 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 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研究对 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和认识的客体; 研究内容,是指研究对象的内部实质和外部联系。这些都是 每门学科基础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上述原理往往又不是 一门学科刚建立时就明确了的,只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和 不断研究探讨才能趋于一致。 “文献学”这个词汇,是1905年由比利时的保尔·欧莱特 律师(Paul Otlet, 1868—1944)提出来的,也是从法文docu- mentation一词演变而来的,当时他主要是将文献工作作为一 种人类实践活动来认识,以至出现了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的混 淆与纷争,甚至有人只承认文献工作而不承认文献学这种现 象,反映了现代文献学还不很成熟。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多位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对文献 学的定义,也持有不同说法。如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 认为:“文献学是搜集、分类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动 的技艺”;德国学者R·S·泰勒认为:“文献学指一系列的技术 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提供组织传递记录的专业知 识,使所包含的情报达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美国文献 学家J·H希拉认为文献学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展新的分 析、组织和检查的方法,使它能够充分的利用各种记录得来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
一
给书籍分类排次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很早以前，就有圣人给《诗》《书》《礼》《乐》《易》《春秋》排过序。后来有贤人改良这个排法，结果排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排序都是有道理的。前一个次序是教育学的，也就是按施教的先后排序；后一个次序是历史学的，也就是按书的年代先后排序。不过相比之下，影响更大的是后一个次序。它由《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保留下来，成为几千年中国目录学的圭臬。我们于是想：既然从20世纪中期以来，出土了许多汉以前的文献，那么，是否有必要按《汉志》的标准，也给它们排个序呢？显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这样做有两个很明显的意义：一方面，对考古学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作一个总结；另一方面，验证和补充《汉志》，丰富这份关于汉代知识体系的记录。
限于篇幅，我们打算先提出一份关于子书文献的清单。这主要因为，子书在出土文献中占有很大比重，品种很多样，而且大部分是佚籍。比如《汉志》著录诸子之书4324种，新出土的相关文献有65种，约为1.5%。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
现在，我们打算按《汉志》的体例来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书文献。为此，提出一份相关简帛资料的缩略语名单，如下：
1. 子弹库楚帛书：即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1942年，因被盗掘而问世，今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2. 信阳楚简：即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简。1957年至1958年，在两座战国墓中出土，共148简。
3. 银雀山简：即山东临沂银雀山的竹简。1972年，在两座西汉初年墓（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36年至118年之间）中出土，共4956简。
4. 马王堆简和马王堆帛书：即1972年至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出土的文献，包括竹简617简、帛书12万多字。
5. 八角廊简：即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竹简，约2500简。
6. 阜阳汉简：即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竹简，约6000简。
7. 张家山简：即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
8. 放马滩秦简：即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竹简，共461简。
9. 慈利楚简：即1987年，在湖南省慈利县城关石板村出土的竹简，整简1000余简，共计21000字，主要记载吴越二国史事。
10. 郭店楚简：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竹简，共804简，有字简730简，其上有13000多个楚国文字。
11. 上博简：1994年，两批战国楚竹书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海博物馆斥资购回，共得1200余简，其中第二批为497简。
12. 清华简：2008年，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在海外流散的战国竹简，共2496简。
13. 北大简：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得到3300多简西汉竹简，其中完整简有1600余简。
就出土子部文献来说，以上最重要的是郭店楚简、上博简和年代较晚的马王堆帛书。依马王堆3号墓墓主下葬时间（前168）推算，本文介绍的出土子部文献，均应产生在刘向校书（始于公元前26年）之前。
以上诸项并不代表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的全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文物。例如1951年至1954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出土了战国简；1959年至198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旱滩坡、五坝山等地出土了汉简；1965年以来，在湖北江陵望山、凤凰山、藤店、天星观、九店、岳山、秦家咀、扬家山、毛家园、高台、王家台、周家台等地出土了大批战国至西汉的竹简木牍。这些新资料，已经得到各方面关注，成果很多。除掉发掘报告、简帛汇编、研究论文和校读记以外，还有一些概论性的著作。今参考这些成果，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部文献如下。
二
儒家：《汉志》著录52种，以《晏子》为首，次为《子思》及孔子后学之书，次为《孟子》及稷下儒家书，次为其他儒家书，次为汉儒之书及杂著。诸书特点是生发六经，留意仁义，祖述尧舜，宗师仲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29种。
（1）《晏子》一种，银雀山简。今存102简，约3500字。共16章，为《晏子春秋》的最早传本。据此拟题。晏子生卒在孔子前，刘向《晏子实录》云其书“皆合六经之义”，故列为儒家之首。
（2—3）《缁衣》两种：一为上博简，24简，978字，简长54.3公分。一为郭店楚简，47简，存1156字，简长32.5公分。两种《缁衣》均为23章，每章均以“子曰”开头，内容接近传世本《礼记·缁衣》，据拟篇题。《汉志》“诸子略”以《子思》为儒家次篇，梁沈约曾说《缁衣》“取子思子”。今据此著录。
（4—5）《五行》两种：一为郭店楚简。50简，1144字，简长32.5公分（同《缁衣》），共28章，有篇题。一为马王堆帛书，存180行，约5400字，经外有传。两种《五行》皆属思孟五行的作品，据拟篇题。
（6—9）郭店楚简四种：一为《性自命出》，67简，约二十章，前半论“乐”，后半论“性情”，据简文拟题。一为《成之闻之》，40简，论君子立教、立言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尊德义》，39简，存千字左右。篇首云“尊德义民乎民伦可以为君”云云，据拟篇题。一为《六德》，49简，据内容拟题。四篇简长皆为32.5公分，内容亦接近上文《缁衣》《五行》。
（10—11）郭店楚简二种：一为《鲁穆公问子思》，8简，存150字。据首句拟题。一为《穷达以时》，15简，存300余字，载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6.4公分，皆出孔子后学之手。
（12—13）郭店楚简二种：一为《唐虞之道》，29简，论尧舜禅让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忠信之道》，9简，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8.2公分。一说此二篇属纵横家。查郭店楚简有纵横家书《说之道》，简长15.2公分。此二篇的形制与之不合，故仍归儒家。
（14—26）上博简十三种：其一《性情论》，40简，1256字，简长57.2公分，分6章。据内容拟题。其二《子羔》，14简，395字，简长55.5公分，记述孔子答子羔问先王之游事。据第5简简背上端文字拟题。其三《鲁邦大旱》，6简，208字，简长55.5公分，记孔子答鲁哀公论刑德。以首四字为题。其四《相邦之道》，存4简，107字，简长55公分，记述孔子与子贡讨论王道。据末篇内容拟题。其五《弟子问》，存25简，简长54.7公分。据内容拟题。其六《孔子见季桓子》，存27简，554字，简长54.6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七《君子为礼》，存16简，简长54.5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八《中弓》（“中弓”即孔子弟子“仲弓”），存28简，简长47公分。据第16简简背文字拟题。其九《颜渊问于孔子》，存14简，312字，简长46.2公分。据句首文字拟题。其十《民之父母》，14简，397字，简长45.8公分。记子夏问诗及为政之道，文字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多相重而稍胜，据拟篇题。其十一《昔者君老》，存4简，158字，简长44.2公分。记太子接受国君遗训的经过，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十二《子道饿》，存6简，121字，简长44公分。据首简首三字拟题。其十三《从政》，存24简，659字，简长42.6公分。据内容拟题。
（27）《宁越子》，慈利楚简，简长45公分。应即《汉志·诸子略》儒家所载《宁越子》。
（28—29）《儒家者言》两种：一为八角廊简，存104简，分为27章。一为阜阳汉简，木牍正、背面共存有47个篇题。二书皆记孔子及弟子言行，内容与《孔子家语》《说苑》等书相重，据拟篇题。
道家：《汉志》著录37种，以《伊尹》等三代道书为首，次为《老子》，次为《文子》《庄子》《周训》等先秦道家书，次为黄帝书，次为其他道家书及杂著。诸书皆宗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等君人南面之术。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9种。
（1—3）马王堆帛书三种：一为《九主》，存52行，约1500字。内容为伊尹论“九主”（一说出自《伊尹》），据拟篇题。一为《明君》，存48行，约1500字，以奏疏口吻说明君之理，据拟篇题。一为《德圣》，存13行，约400字。论德、圣，据拟篇题。三篇均抄写在帛书《老子》甲种卷后。
（4—6）《老子》三种，郭店楚简。甲种存39简，简长32.3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二十章；乙种存18简，简长30.6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八章；丙种存14简，简长26.5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五章。
（7）《老子》一种，北大简。存282简，约5265字，简长约32公分。
（8—9）《老子》二种，马王堆帛书。甲种存69行，约抄于高帝时期；乙种存31行，约抄于文帝时期。《德篇》在前，《道篇》在后。
（10）《文子》，八角廊简，残存277简，约2790字。其中87简内容与今本《文子》相重，据拟篇题。
（11—12）《庄子》两种：一为阜阳汉简，残存8简。其内容与传本《庄子》中的《外物》《让王》《则阳》等相合，据拟篇题。一为张家山简，存44简，约1692字，原有篇名作“盗”。
（13）《周训》，北大简。存200余简，约4800字，分14章。原题“周驯”。
（14）《太一生水》，郭店楚简，14简，约350字，简长26.5公分。含“太一生水”“天道贵弱”两主题，据篇首文字拟题。
（15）《亘先》，上博简。存13简，500字左右，简长39.4公分。“亘先”二字抄写在第3简简背，意为先天地而生。
（16—19）马王堆帛书四种：一为《经法》，存55行，约5000字，含《道法》《国次》等9篇，以农战、法治为主题。篇名“经法”二字写在篇末。一为《经》，又名《十六经》，存65行，4000余字。全篇共15组，以阴阳刑德为主题，有《立命》《观》等篇题。一为《称》，存25行，1600余字。篇题“称”写在篇末。一为《道原》，存7行，464字。篇题写在篇末，其后记字数“四百六十四”。以上四书均抄写在帛书《老子》乙种之前。
阴阳家：《汉志》著录21种，以早期阴阳家书《宋司星子韦》为首，次为《公梼生终始》《邹子》等六国阴阳家书，次为《容成子》等历法五行阴阳家书，次为汉阴阳家书及杂著。小序云阴阳家出自天文历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楚帛书》，子弹库楚帛书，900余字。分三部分，分别讨论四时、天象、月忌。有神像图，无篇题。
（2—3）银雀山简两种：一为《阴阳散》，论及“阴散为生，阳散为死”。二为《曹氏阴阳》，论及天地四时刑克。二篇均有篇题。
法家：《汉志》著录10种，前7种为战国古书，含《李子》《慎子》；后3种为汉代书、不知作者之书及杂著。小序云法家出自刑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种。
（1）《慎子曰恭俭》，上博简。6简，128字，简长32公分。简首云“慎子曰恭俭以立身”云云，据拟篇题。
墨家：《汉志》著录6种，首为周初尹佚所传之《尹佚》，次为墨子弟子书，末为《墨子》。小序云墨家的主张是贵俭、兼爱、尚贤、右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2）上博简两种：一为《鬼神》，又名《鬼神之明》，存8简，197字，简长53公分，据首句拟篇题。一为《容成氏》，53简，3000多字，简长44.5公分，有篇题。前者主题（“鬼神之明”）又见于《墨子·明鬼》，后者所述上古帝王传说有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的倾向。据此录为墨家。
（3）《墨子》，信阳楚简，存119简，470余字，简长45公分，似是《墨子》佚文。原无篇题。
纵横家：《汉志》著录12种，前5种为《苏子》等战国书，中1种为秦代书，后6种为汉代书。小序云其出自行人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5种。
（1）《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帛书。存325行，约11000字。前半讲述苏秦游说，后半辑录战国游说故事。据内容拟题。
（2）《说之道》，郭店楚简。27简，403字，简长15.2公分。一说所记为苏秦言行。篇首云“凡说之道，急者为首”云云，据拟篇题。
（3—5）《语丛》三种，郭店楚简，格言体。甲种存113简，简长17.3公分，一拟篇题为《物由望生》；乙种存54简，简长15.2公分，一拟篇题为《名数》；丙种存73简，简长17.6公分，一拟篇题为《父无恶》。体式接近《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等书，据拟篇题。
杂家：《汉志》著录20种，前2种为“黄帝之史”等人所作，次6种为周秦书（含《吕氏春秋》），次9种为汉代书，末3种为“杂”集之书。小序云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今著录出土文献1种。
（1） 《吕氏春秋》，阜阳汉简。存40余简。内容与《吕氏春秋》相合。其中《知士》《童（重）言》等章有标题。
小说家：《汉志》著录15种，前9种为先秦人所作，后6种为汉代人所作。两部分皆依作者为序，而未以书中人物为序。小序云其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4种。
（1） 《赤鹄之集汤之屋》，清华简。共15简，简长45.1公分。讲述伊尹救夏桀故事，标题见末简简背。
（2—3） 复生故事两种：一为《丹》，放马滩秦简，存8简，简长约23公分。述及“丹”死而复生故事，据拟篇题。一说应题《志怪故事》或《墓主记》。一为《泰原有死者》，北大木牍，168字，牍高23公分。以复生者口吻说丧祭宜忌，秦人所作，据篇首文字拟题。
（4） 《妄稽》，北大简。存107简，约2700字，简长约23公分。讲述汉代妒妇故事。原有篇题。
三
我们在编写以上这份子部文献目录的时候，想到一些有意思的道理。
第一，关于中国“书”观念的形成。
按照《汉志》的六部分类，以上列举的只是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中的诸子之部；如上文所说，还有许多文献未予介绍。比如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荆门包山楚墓、随县曾侯乙墓、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很多记录车马甲胄的遣策，或者记录司法、交易、疾病、祷祝、占卜等日常事务的书信、律令、簿籍、签牌。这些文献是我们通常说的档案或文书，不是“书”（典籍），所以按刘向等人的目录体例，本文未予著录。但这些资料恰好提示了刘向等人校书时的环境：他们必须面对大量文书文献，必须把“书”和文书档案明确地划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们写下的《别录》《七略》和《汉志》，便成为中国“书”观念形成的标志。
刘向等人所建立的“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几千年来，各种文书档案都被目录学家排斥，而未阑入“古典文献学”的范围。学者们昧于对文书档案的了解，于是有“中国古‘书’产生于何时”的困惑。解决这个问题难吗？其实不难。以上目录告诉我们：只要和文书作个比较，“书”的来历就清楚了。“书”区别于文书的主要特点，从形式上看，是经过了编纂；比如刘向等人的校书，主要内容便是采用合并众本为一定本的方式编书。但从实质上看，二者功能不同：“书”是公诸大众的文献，而文书则是用于日常事务，只在当事人中小范围流传的文献。因此可以说，“书”的形成，其实质就是大众文献的形成。换言之，“书”的产生，其实就是把原来用于日常事务的文献加以提升，使之具有超越意义。正因为这样，最早的中国“书”有三大特点：其一被称作“典”“谟”“训”“诰”，其二以律令、道德教训等具普遍意义的知识为内容，其三用于体制化的教学。“六经”就是这样的“书”。而子部“书”的形成，则表明“经”的扩大。正因为这样，《汉志》把子部书看作“《六经》之支与流裔”。
第二，关于六部分类法的形成。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为“书”下一个定义：“书”就是因传播需要而被编纂的文献。从这个角度看，目录学上的六部分类法，乃意味着社会对六类文献提出了传播需要，使之进入编纂。这六类书，就是《汉志》所说的“六略”。其中“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书由刘向校理，原是皇室之书；“兵书”“数术”“方技”三略之书分别由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校理，原是官守之书。透过这种分工，可以看出两种“书”的分别：刘向校理的是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是已经成形的“书”；另外三人校理的是部门资料室的收藏，尚未脱离档案性质，是半成形的“书”。不妨说，所谓“校书”，是让后一种“书”取得正式身份的仪式。
那么，为什么在“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外，增加的是“兵书”“数术”“方技”三部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出土文献中找到答案。资料表明，在出土文献中，子部书占有很大比重（从数量看，是诗赋文献的十倍）。按照刘向等人“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这意味着，有一批官守——例如联系儒家的司徒之官、联系于道家的史官、联系于名家的礼官、联系于墨家的清庙之守、联系于法家的理官、联系于阴阳家的羲和之官、联系于纵横家的行人之官、联系于杂家的议官、联系于农家的农稷之官等等——在提升档案为“书”的历程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在战国至汉初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兵书”和“数术”“方技”之书。其中兵书有银雀山的《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六韬》等，有张家山的《盖庐》等；数术书有多种《历谱》、多种《日书》、多种卜筮祭祷竹简，以及马王堆的《天文气象杂占》《五星占》《出行占》《木人占》《阴阳五行》《太一辟兵图》等；方技书则有《脉书》《病方》《白水侯方》《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引书》《脉死候》《六十病方》《医马书》等。这些资料意味着：刘向等人校书之时，其实对官守文献做过调查，进而从百官中选出步兵校尉、太史令、侍医三职——选出了三类书的代表。正因为这样，《汉志》认为：从档案到“书”的演变，是首先在官守中完成的。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部分类法的形成，而且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类中各小类的形成。
第三，关于学派分类的标准。
对于“诸子百家”“九流十家”等概念，研究者曾提出怀疑，认为这些概念不符合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事实。比如著名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就说：“刘向和刘歆所编的书目，作为遗产，所留下的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分类却往往是错误的。”（中译本第696页）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因为它忽视了刘向等人的文献学实践，进而忽视了思想同物质的关联。
不过，这一说法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如何“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事实上，解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古代子部文献编一份目录。因为编子部书目的关键就是进行学派划分，划分过程中必须试用各种方法，从而找到正确的出路。从简帛研究者的经验看，可用的方法有三条：一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特色词，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同一个学派会有相同的问题和语言方式）；二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思想主旨，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学派成立的基础是有相近的学说）；三是从暧昧文献的存在样态——比如出土地点、物质形式——中找到古人赋予的分类属性，进而得出判断（因为学派意味着历史上的认同）。本目录就是这样做的。比如，除掉注意出土文献同传世文献在文句、主题词、思想倾向的关联外，也注意这些文献在出土时彼此类聚的方式。这样一来，“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基本道理便呈现出来了。其核心是三句话：（一）对于当今的分类来说，古人的分类是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必须尊重。（二）古人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们说了什么，而且表现在他们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三）因此，思想考察应该从语言的物质载体和物质表现入手。
以上这些话，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古代人进行学派划分，是有其物质依据的。主要有三种物质：一是人。比如《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说的就是作为学派标志的人。这种人又称“子”，也就是代表了某个师承系统。二是书。比如《汉志》以“凡某某家”表书的数量，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云云，这其实就是把书作为“家”（学派）的代表。三是官守。比如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意思是六家之分取决于求“治”的路线，每家源于一种为官的职责和习惯。第三项最为重要，因为在上古时代，官守不仅掌管了资料（书），而且掌管了教育（人），具有根本意义。刘向等人虽然是面向“书”来进行学派划分的，但他们却能尊重传统，把学派的渊源归结于官守，便可以说是把握了事物本质。《汉志》中有这样一个事例：同样是容成公所传书，《汉志》却把《容成子》归入诸子略阴阳家，把《容成 *** 》归入方技略房中术，因而打破了“人”的标准（所以，本目录也依据《容成氏》同《墨子》的关联，将其判为墨家）。《汉志》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呢？最有力的推测是：依据官府所藏。由此看来，《汉书·叙传》所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是富于深意的一句话。这句话说明，九流十家是刘向、刘歆、班固共同认可的学术分类。
第四，关于目录学的学术要求。
在中国学术史上，刘向等人的校书活动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它不仅建立了“书”的观念，而且创立了一套目录学体系，包括六略三十八部的分类和为古书整理本撰写叙录的方法。在子部书方面，则有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用校勘、辑佚等手段将大量散简、异本汇编为子书，其二是用目录序次展现学术的时代变迁。从本目录可以看到：《汉志》诸子略著录各家，都是严格按文献的形成年代排序的。也就是说，重视文献自身的源流，是刘向等人最重要的工作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本目录在编制之时，也充分关照古人通过行为所表达的文献分类。这类行为有三种：其一，往往将同类文献抄集在一处；其二，往往用不同质量的竹帛抄写不同内容的文献；其三，为便庋藏，往往用相同长度的简帛抄写同类文献。通过这些行为，我们懂得：古文献的载体是同它的文体相对应的。比如竹制载体有“简”有“楬”。“简”是大竹，通常载录书籍，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书；“楬”是小竹，通常用为签牌。又如竹、木之间也有体用之别，即通常把竹质材料用为书籍的载体，而把木质材料用为文书的载体。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对出土文献进行目录编制，必须注意载体的形制，把它们用作分类、排序的依据。比如郭店楚简有《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简长28.2公分；又有《说之道》，简长15.2公分。后者的性质很明确，是纵横家书；如何判定前者的性质呢？从形制不合这一点看，本目录认为其学派属性也不相合，遂把前者判属儒家之书。
总之，为出土文献编制目录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它拉近了我们同资料的距离，使我们渐次走进刘向等人的工作现场。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目录学的基本要求，我们于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所谓“辨章学术”，意味着要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认识古代知识与思想的逻辑关系；所谓“考镜源流”，意味着要结合制度与人这两个要素，来探明古代知识与思想的来龙去脉。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墨子“爱人、利民”的造物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先秦时期墨家的代表墨翟在《墨子》一书中，从“兼相爱、交相利”的视角，提出“爱人、利民”的造物价值观，并围绕这一价值判断标准，阐释百工造器应遵守的工艺技术原则及职业，明确表达“重质轻文”的造物观念。
论文关键词：墨子；“爱人、利民”；百工；造物伦理思想 墨子，名翟，生卒于春秋战国之际，略后于。墨翟生、长于鲁之小 邾 国，其学术渊源亦来自于邹鲁文化( 邾 娄)。春秋战国时期，邹鲁造物文化发达，“古代舟、车、服、用器物，多称以 邾 或娄”。从《墨子·公输》、《墨子·各城门》等诸篇对于军用器械及守城防御器械制作的记载，墨翟本人就是能工巧匠，精通制造器械的各种技艺。
墨翟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其学术思想集中于《墨子》一书中。《墨子》一书在汉代存有71篇文章，目前只存留了53篇。据考证，其中《尚贤》《兼爱》《非命》等24篇记载了早期墨子及墨家思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是墨家后期思想。“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和伦说是墨子思想体系中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造物层面，“爱人、利民”的造物伦理思想贯穿于《法仪》《七患》《节用》《节丧》《备城门》等诸篇中。
一、“爱人、利民”的造物伦理价值观
先秦时期，首先提出了“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伦理思想。“仁”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其内涵可理解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此言为孔子弟子有子所说，但是也表达出孔子对于“仁”之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观点，发源于家庭血缘关系的“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情感，扩展到层面非血缘的“泛爱众，而亲仁”，儒家的仁爱原则便具有上下、尊卑、远近的不同。与儒家不同，墨家则提出：“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的伦理观。既国无大小，人无贵贱，皆为天之邑、天之臣，那么不论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遵守天之法度，实现彼此之间的尊重与友爱，遵循“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准则，完成仁人所应完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使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天下之大利兴”应是墨家“兼爱”思想的最终目标。从墨家功利主义观而言，“天下之大利兴”便是实现天下百姓的富庶、安定，这一价值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百工的造物活动。对百姓有利的，就要多加生产，对于百姓无利的，就停止生产，《节用》篇云：“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日：凡天下群百工，轮、车、 鞲 、 匏 、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日：凡足以奉给民用诸，加费不加民利则止。”。造物的门类、量的多寡，质的高低均以是否与民有利为最终的评判标准，在造物层面体现出墨者“爱人、利民”的伦理价值观。
二、百工“遵法仪”“尽其能”、“大利至巧”的职业操守
《考工记》总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势，以饬其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该处百工有多种含义，一种指周代主管营建制造等事的职官名，如汉代郑玄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另一种指各种工匠，如《·徐无鬼》：“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墨子》文中“百工”是第二层意思，作“从事各种行业的工匠”解。《墨子》文中虽谈政治理想与治国法则，但是常常以百工之事为例证。文中多处提及百工之职及“遵法仪”“尽其能”“大利至巧”的职业操守。 1．“遵法仪”作为百工，若要成其事，首要的便是“遵法仪”，《墨子·法仪》篇中提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法仪：法度之义，应遵循的法则。抛却墨子治国、治天下的理念，仅从百工造物这一层面进行论述，墨子所论及百工应遵守的五种法则，在《考工记．舆人》篇。与《吕氏春秋．职分》篇中都有记载。墨子认为，巧匠遵守五法，能够造出符合标准的器物，拙匠依之，也可以做到不逾矩而成器。匠之不论巧、拙，若要成其事，皆应以此五法为度，不可违背。“遵法仪”是百工的成器之道，应遵循的技术法则。从百工的职业操守而言，若使所造之器符合使用要求，利于民用，不论是良工，还是拙工，都必然的要遵守上述这五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法的制定既是百工应遵循的技术原则，也是百工利人、利民、减少无谓耗费，兢兢业业、恪守职责的职业的要求。
2．“尽其能”《淮南子·兵略训》云：“若乃人尽其才，悉用其力。”墨子在《节用》篇中强调百工以“民用足”为标准各尽其能，“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日：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鞍、 匏 、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日：凡足以奉给民用诸，加费不加民利则止”轮、车、鞍、 匏 、陶、冶、梓、匠，百工之事，皆关系到百姓日用的方方面面，百工尽其能，就能满足百姓日用：为良工，纵使王公大人，也要有所依托。墨子认为，百工各尽其能制器为用，但是所作之物皆要于民有用，民用足且加费不加民利则止。结合墨子“节用”“节丧”“非乐”等篇中尚质轻文的`文质观来看，此处“凡足以奉给民用诸，加费不加民利”可做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为日用器物生产量的多寡而言；另一方面为器物加工过程中实用功能的实现而言。综合这两方面论述，百工所造之器要做到器物量与质的满足民用，百工造器就应控制在适度的量的把握和器物实用功能的实现两个方面。先秦时期，百工并不能控制器物数量的生产权限，作为百工“尽其能”的“能”的职责发挥就是要要限定在物质功能性以满足百姓日用要求范围之内，完全避免“加费而不加利”的文饰性追求。从而使百姓获益。在物质财富尚不富足，普通百姓生活尚处于贫困的先秦时期，墨子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及百工在制器之量与质两个方面提出的“尽其能”的职业道德性要求，是有时代的进步意义的。
3．巧与拙中国造物工艺史中非常重要的两部工艺性文献，一部是先秦时期《考工记》，另外一部是明末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这两部工艺文献都在技术层面强调造物过程中“工巧”的重要性。“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既是贯穿《考工记》《天工开物》等工艺文献中主要的造物思想，也是中国传统造物的造物原则和价值评判标准。如果说“天时，地气，材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因素，“工巧”则是所有自然因素转化为良器的重要的技术手段，传统工艺造物中对于工之巧否多停留在对于工匾技艺精湛与否的评价层面。如许慎《说文》解释：“巧，技也，从工謦”《墨子》一文中也多次论及工之巧拙，《墨子》文中工之巧拙观念不仅停留于技术层面，而是以最大化功效性的实现为目标，进入到以“利人与否”为价值评判标准的造物的道德层面。如《鲁问》篇中以公输子制雀为例，来说明墨子的工巧观念：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日：“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文中公输子能够“削竹木制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可谓之巧，公输子也自以为此举已是工之至巧，但是墨子并不以为然，墨子从造物的功效性、性出发，认为“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才是真正的巧。对于巧拙的判断，墨子直言：“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对于工之巧拙，除了对公输子“削竹木制鹊”这一事例进行评判以外，在《外储说左上篇》还记载了“墨子为木鸢”的事例，同样说明了墨子对于工之“巧、拙”的这一观点。墨子认为自己“三年而成的木鸢，蜚一日而败”“不如为车鞔者巧，“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李砚祖先生在《“目意中绳”：韩非子设计思想评述》一文中，提出“这里实际上摈弃了技术层面上的高低和巧拙的一般性讨论，而进入了从造物的经济性、效用性出发审视工艺技术的价值这一更高层面的探析，这是一个性的道德层面。” 三、“质先文后，去文重质”的造物观念
1．文与质“文与质”是中国古典一对基础范畴。“文”可以解释为人的感官所能感知的事物的声音、线条、色彩有机组合所形成的形式美感，“质”则是与文有别的实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日文。”其意为“文”是人的五官能够感知的声、色、形的协调组合；《周礼·冬官·考工记》“设色”篇中论述“画 缋 之事”，提出“青与赤谓之文”；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文，错画也。”“质”概念的最初涵义，与物相关。《说文》云：“质，以物相赘，从贝，从所”“赘”意为“以物质钱，从敖，从贝”，由此可以看出许慎有关质的解释，质之内涵应与物之可交换的实用价值有关。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解释日：“质，朴也、地也，如质有文是。”
2．质先文后与尚质反文有关文与质的美学关联，始见于经典，“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川，儒家从秩序之美视点出发，完成文饰与质实的观点的统一。与儒家文质观不同，墨家对于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从功利主义的层面先后提出了质先文后，甚至是尚质反文的观点。墨子曾言“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
由此可以看出墨子对于文、质的观点十分明确，先解决物质层面的生存需要，文饰形式美感的追求依附于物质功效性的最大化实现，质先文后。
对于文与质关系孰重孰轻的价值评判中，墨子分别对于宫室、四时服装、出行的舟车提出应遵循的“尚质去文”的制造法则，并对于违背这一法则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警示。
(1)宫室建造对于宫室建造，墨子以节约用度，国富民安为最终目标，围绕最大化实现宫室的基本使用功效，提出宫室建造要遵循的原则，并对于当时统治者宫室建造“台 榭 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的追求提出批评。墨子认为，宫室功能有三：一为遮风挡雨；二为防盗。：三为别男女之礼。围绕这三项功能，宫室建造的尺度与规模要达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 圉 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宫室建造只要实现了这几项功能，就要停止、物力的继续投入，谓之“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然当时的统治者在宫室建造中并未能遵循墨子所提出的这一建造原则，而是劳民伤财，求美，求饰。墨子对于这一现象提出批评，并指出这一尚文的宫室建造追求“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其直接后果便是“国贫而民难治也。”文中也可看出，墨予以为“台 榭 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本身并非不美，只是耗费民财、使民疾苦的后果不美。故与功能无关，不能加利于民的装饰，则要一概废除掉。由此也可以看出，墨子认为，国利、民利是宫室建造中首要考虑的伦理责任。
(2)服装制作对于服装制作，墨子要求以服装的轻便适体，冬暖夏凉为标准，“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稀络之中，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批评“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的制衣装饰的追求。认为这一追求一定是建立在“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使“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这一“荣耳目而观愚民”无用的行径上，提出“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而对于不能加利于民，反而要耗费民财、民力追求文采装饰这一无益的追求，墨子认为要完全废除。
(3)舟车制造舟车是先秦时期水陆方面主要的工具，墨子认为舟车制造“以便民之事”为制造目标。因此“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成为制造舟车应遵循的法则。其好处是“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在舟车的制造中并未遵循这一原则，在舟车使用功能已经实现的情形下，“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对于舟车装饰之美的追求，致使“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这对于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模式的小农将是一重要的打击，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民生活的“饥寒交迫”。
墨子以为，不论是宫室、服装、舟车、兵器等物制造，皆以“用材不费，民德不劳”为目标，强功用、去装饰为准则，实现造物功效的最大化，实现利民、爱人这一造物伦理原则。
结语
墨子作为先秦时期小生产者的代言人，以“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为，以“爱人、利民”为造物的最终目标及、价值评判标准，提出百工应共同遵守的约定俗成的法仪制度，各尽其能；在造物实践中表达出尚质反文的造物伦理思想，以实现造物功利的最大化。墨子的造物伦理思想，在感性质料的层面有其的局限性，但是造物为民，以百姓得利与否，造物的是否以实现“爱人、利民”作为造物的道德原则与最终的价值评判标准，今天看来仍然有其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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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文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前后时代的文化的延续，就像今天习惯于阅读白话文的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会感到吃力、晦涩一样。当唐朝的人去阅读汉代的文学典籍例如史记的时候同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对前代的文章进行解释、注释等。而且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古典文献的载体大多是纸质书籍，但是作为文献的载体实则有过众多的变迁，因为纸张没发明之前，古人所采用的记录用品可谓多种多样，例如兽骨、竹简等，这些记录品各有优缺点，而且不易书写，极大的影响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学的传播。古典文献而且文献的发展以及应用一直都是由文人来攥写的，文献越往后期发展则越成熟，越来越标准化，但是也就造成了后面的编纂文献的人不得不按照前人已有的格式来进行攥写，但是有的人却觉得这样过于形式单一，过于单调，反而不愿意采用相同的格式。因此就有着众多的大学者开始想办法自创一种文献编纂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在文献的编纂中就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文献类型。从甲骨文到纸质文献的演变甲骨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古典文献以及较为成熟的系统文字，迄今为止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以及其上面所刻写的文字多达四千五百个，但是真正可以被解读的甲骨文字却不到一半，由此可见甲骨文的考证之艰难。但是通过已经解读出的文字依旧可以推算出甲骨文上面主要记载的是殷商时期的统治者进行占卜的相关事宜，一大部分是卜辞，有一部分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事件，对于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之所以称其为甲骨文主要是由于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之上，主要是龟的腹板以及牛羊的肩胛骨等，这是我国最早的文献载体，而且甲骨相对之后的竹简等便于保存不易腐烂，但是却不容易获得，数量有限。甲骨文十二生肖而在甲骨文之后主要是将文学刻写于金石之上的，金，主要是指当时的青铜器皿，而且上面刻写的也大多是有关祭祀的事件，但是更为详尽，内容丰富；石，则是主要指雕刻于石头上的文字，例如秦刻石鼓文、曹魏时期的"三体石经"等皆是石刻文字，但是金石文字其最大的缺点就是难以刻写尤其是青铜器皿之上的文字，极为耗费人力，而石刻文字又极易磨损，而且重量太大，难以挪动，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风吹日晒中，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样子。青铜器皿在先秦以及汉代的时候最为常见的书写物品乃是竹简以及帛书，但是其中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极为不便，而且价格昂贵，不易保存，哪怕其质
汉语言文学作为人文类的传统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论文优秀例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历史悠久，是高等院校设置最普遍的基础性文科专业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大，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步向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大众化过渡，对传统汉语言专业在承担社会人才培养的功能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快速发展，正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固有的教育和人才观念，冲击着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命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历史悠久，是高等院校设置最普遍的基础性文科专业之一。缺乏鲜明的特色和实用的技能，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表现为以下方面的发展变化，体现出时代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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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适应计划经济时代对汉语人才的需要而制定的，比较切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人才配置方式和市场需求的实际。
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开设课程有：文学概论、写作、文学作品导读、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逻辑学、语言学概论、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美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学术思想通史、西方哲学概论、高等数学、英美文选、科学概论、史学专题、科研论文阅读与写作，共19门。
课程的设置基于培养目标。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培养目标极不明确的专业，它培养的学生所从事的职业，涉及新闻、广告、出版、广播、影视、戏剧、文秘、教育、行政(文化宣传、各级政府)等部门，专业的设置较为宽泛，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对象无法做到精确的定位，课程的安排没有一个明确的导向。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课程观念上，重语言文学轻文章。第二，在课程结构上，重学术轻实践。第三，在课程内容上，重学科专业轻文化基础。
传统知识型人才培养模式，知识的讲解传授成为教学和考试考查主要内容。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的现象相当严重。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本专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创业普遍困难。
学生专业不专，特色不突出，就业竞争能力较差，出现了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不相适应，学生知识结构、能力与素质不相适应，教师素质能力与人才培养定位不相适应等系列问题。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显得尤为必要，优化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迫在眉睫，我们应该探索出一种既能有效解决目前的各种矛盾，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培养出真正合格的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应用型模式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更为迫切。
应用人才，是指培养人才不以学术型、研究型的精英教育为取向，而以适应广大用人单位实际需要的大众化教育为取向，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强化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培养，既注重智育又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创新型人材，是指培养的人才比技能型应用人才有更“宽”、“专”、“交”的知识结构和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不仅具有胜任某种职业岗位的技能，而且具有应用知识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的能力。致力于培养出既具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知识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又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在行政、教育、新闻出版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等不同领域从事编辑评论、文秘及文化宣传工作的汉语言文学创新型应用人才，是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首要任务。
市场经济社会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具有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具有在谈判、公关、策划、教学、写作等活动中，运用美好的、得体的、雄辩的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通过语言能够进行广告宣传和公司企业形象设计等。由此，专业课堂教学中的文学观念、语言观念发生了变化。文学的认知功能、宣传教育功能在弱化，而潜移默化的心理疏导功能、娱乐功能、审美功能等在增强。社会要求通过文学培养人才的主要目标：在人文素养的教学中，培养熏陶人的人品人格、提升人才的审美品位。在专业教学中，语言的符号学性质得到确认，它不再只是工具性的，它更是思想性的。社会对通过语言进行交际的实践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母语交流沟通的水准要求越来越高。另外，对写作人才的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要求。
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是上承学科研究成果，下接职业技能训练的中间环节，肩负着吸收学术成果、拓展能力、指导具体实践、形成职业技能的任务。概言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既要有理论的修养做功底，又要在此基础上实现知识的迁移、职业技能的培养，这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的基本定位。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应是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主的能力型教学模式，遵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规律，设计新的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改变教学手段，配置相关教学资源。本专业课程体系将以文学类课程为主，语言类、写作类、实践类课程具体落实本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目标。具体操作方式是：
(一)文学类：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根据新的时代要求，改变观念，以提升人文素质、塑造完美的人、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人品为目标，重点培养学生的艺术感悟、艺术欣赏和审美判断能力，使学生对文学的把握从侧重理解抽象的、概念化的社会历史转变为侧重理解生动形象的人。课程设置也作相应的调整。
(二)语言类：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重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和倾听理解能力协调发展，更注重交际沟通能力。
(三)写作类：着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由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迫切需要“笔杆子”，而能说会写也是毕业生就业最好的标签。写作课将以培养学生实践写作能力为主，根据学生的个性需求，提供相应的文学写作、公文写作、新闻写作的课程，外聘著名作家、记者、编辑、秘书等开设专题讲座，负责学生课外写作辅导，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从本质上改变原有写作课侧重于理论的性质，使写作课的实践本质落到实处。
(四)实践类：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一是专业工作能力层，通过学期论文、课程论文和各类实习让学生掌握综合能力;二是创新能力层，通过课外职业实践活动、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培养学生的工作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根据各个层次的培养目标，实践教学体系优化应采取的主要措施即建立校内外实习基地和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在完善和改革教学的基础上，形成较为清晰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应该面向社会、重视基础、强化实践，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能说、能写、能办事的高素质应用型中文人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应立足于传统中文基础与现代实用中文基础的有机结合，立足于课堂的拓展和实践教学的深入展开，立足于立体开放型师资结构的建立。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体现人文精神，对社会、对生活、对人体悟的最直接的载体，它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该专业的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它是一个知识系统，更是一种价值谱系，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与人有关的工作的，需要广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和反应力、较强的分析归纳能力，需要宽容的心胸、健康的心态、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足够的合作意识等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重心在于学生的人文素养，它的应用性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它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着实用性专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价值不在于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与“高素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不能仅强调与职业技能相关的动手能力，而更应该注重与人的素质相关的专业素养。动手能力的强化，可以使学生快速适应自己的工作，但能否胜任或者是否有发展前景，则要看他的内功和修养。[1]
大学的类型、层次不同，对 社会的功能自然有所差异，汉 语言 文学专业在不同大学也自然有不同的定位，实现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
三、复合型模式
高校是人才的培养基地，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人才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就业的质量，也决定着学校的社会声誉。因此，为实现学生的充分就业，高校必须始终坚持从源头抓起，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学生充分就业的根本来抓;必须根据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来适时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式方法，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强化大学生的 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培养，努力打造综合素质高、能力强的 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得以不断提高，并以此来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水平和质量。
当代社会是一个知识 经济初现端倪，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代。为了更快地适应这一时代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我国政府及时地调整了高等教育政策，以扩大招生规模的方式淡化高等教育的精英色彩，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同时在人才使用上采取就业渠道多元化的市场化人才调配方式，这给大学教育理念及人才培养规格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对高等教育改革带来了深刻影响。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当代社会现实和高等教育理念的这些变化无疑对人才培养规格及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2]
(一)当代社会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汉语人才。随着就业渠道的多元化，一种 职业定终身的现象恐怕再也不会重新出现了。人才的培养教育必须从传统的“专才型”向一专多能“复合型”方向 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上进行深入研究和调整。在保证学习好本专业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前提下，既要重视类似于讲演辩论、新闻 写作、公文写作、节目主持、书法 艺术、广告设计、篆刻剪纸、编辑采访等与本专业比较接近课程的开设与学习，也要重视其他跨类较大的学科如法律、经济、旅游、 计算机、外语等知识的学习，同时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还要鼓励他们攻读第二学位。
(二)当代社会需要精通双语的高素质应用型汉语人才。在汉语言文学方面基础深厚又精通两门以上外语的人才肯定倍受青睐，这就为我们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 计划时提出了开设类似于“双语教学”这方面课程的现实要求。
(三)当代社会需要富于创新精神的开拓型汉语人才。当代社会需要个性特色鲜明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这就要求作为人文学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为我们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开拓型人才，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这种创新还包括对 文化载体及传播媒介的重新认识，因为单一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正在被以视像和 网络文化为主的多媒体文化所分割，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汉语人才具有整合跨类艺术的才能，它不仅需要创新，而且还需要开拓文化的新局面。那种在文学、影视和网络媒体多栖的创新型人才一定会倍受推崇。因此，人才培养计划必须增加类似于“影视创作与欣赏”、“博客教程”等方面课程的比重。
(四)当代社会需要文化底蕴深厚纯正的风范型汉语人才。随着21世纪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必然需要一大批人文素养深厚、道德品质高尚的风范型人才来引领社会健康发展，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语言文学为研究对象，是一个传统的基础性专业，其本身肩负着两个责任：一是对本民族语言、文学和文化进行研究和传承，这方面侧重于理论研究;二是使人们能在实际 工作中更好地驾驭语言文字、更好地宣传民族文化等，这方面则侧重于实际应用。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功能逐渐倾向于实际应用方面。高校应充分根据自身的实际和社会市场需要，灵活地制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教育教学方式、考核评价体系等，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内容在注重人文方面的同时，必须有所改变，应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与经济、科学教育相配合，从而使学生成为既有谋生能力，又有人文素养，讲究责任与道德的新型复合型人才。
高校能否调整自己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规格，为社会提供大量学生和家长认可、企业需要、就业前景良好、创业意识强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判断一所高校是否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标志。加强高等院校办学的社会责任意识，重视对具备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将是各级相关高校贯彻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注释：
[1]周兴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当下之思[J].黑龙江高校研究，2008，(01).
[2]彭松乔.问题与出路——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J].江汉大学学报，2004，(05).
浅议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构想
一、前言
电大开放式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是知识经济时代人们获得终身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汉语言文学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社会在职人员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作为他们继续教育的专业，走进了电大。他们积极进取，希望学业有成，但参差不齐的文学水平和严重的工学矛盾使他们在电大的汉语言文学习中困难重重，怎样克服他们学习上的障碍，怎样使他们的学习轻松有趣，怎样顺利地完成电大学业，成为我们每位电大汉语言文学教师不容推卸的责任。
二、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的学习障碍
(一)电大学员的基本情况
电大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大事业蓬勃发展，已培养了百万多人才。然而，电大开放教育的学习特点和学生的构成特点给他们的学习增加了困难。电大学员是具有学生与成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他们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级别的单位，成分复杂。他们的社会经验、学识水平、心理状况都有别有普通大学生。电大学员大多是来自社会青年.在人生的历程中，他们初尝了充满希望、梦幻破灭、不甘沉沦的酸甜苦辣，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人的奋斗和追求、矛盾和困难。
(二)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点
汉语言文学是研究中国语言的词语、句法，赏析古今诗歌、散文、小说等众多的文学作品，熟悉有关编辑出版的基本知识的一门学科。通过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可以具备扎实的中国语言功底和较强的写作能力，知道如何去评价一个文学作品，进行编辑出版工作，而且还将拥有一笔财富——宽广的知识面和优秀的人文素质。首先是“语言”，然后是“文学”，其中“语言”起修饰“文学”的作用，“文学”是中心词，二者呈偏正关系。电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包括：
1.语言性的学习。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学概论》，《语言学概论》等课程。
2.文学性的学习。如：《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现代文学作品选》，《当代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作品选》等课程。
3.文学教育性的学习。如：《美学》，《写作学》，《文学概论》等课程。
(三)学习中的困难
1.工学矛盾。电大学员工作与学习的矛盾问题，是制约电大办学规模和提高教孕质量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学员工作单位要实行岗位责任制，优化组合和目标管理;另一方而学员所在学校要求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纪律严格.这事实上造成了学员不得不采取单一选择。
2.对生僻文字、语言难以理解。由于学员文学水平的参差不齐和一些生僻文字、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用到，使得他们理解起来很费力。致使一些课程的过关率较低，如《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作品选》、《文学概论》等。
三、教学构想
(一)培养电大学员的自学能力
培养电大学员的自学能力，是电大教学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提高电大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自学能力是指一个人独立学习、获取知识的能力。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能力更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电大函授学员，他们学习时间主要是从生活和工作中挤出来的，比较零碎，要把这些零碎的时间用于学习，就需要具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突飞猛进，知识老化、过时速度加快，一个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凭借学校所习得的知识谋求自身长久发展，学习将贯穿于人的一生，可谓“活到老学到老”。自学能力是学员完成远程开放教育的必要条件，是实现终生学习的基石。广播电视大学，是以现代化远距离为手段，以在职成人学员为主要对象的一所学校。它既具有普通专科高校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教学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施行远距离教学，师生分离，借助媒体，通过IP课件、BBS讨论等先进教学手段、对学生进行间接教学。因此，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前景。实践证明，现代化的教学媒体必须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远距离教育的最本质的特征是独立学习。事实上，电大教学虽然明确了采用远距离教学、面授辅导、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但从教学实际过程看，自学的环节没有很好的落实，学生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没有得到真正体现。
(二)提高阅读水平
利用远程教育的广阔平台，增加学员的文学阅读量，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水平。众所周知，阅读水平的提高并非靠一日之功，文言文阅读也不例外。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积累，一条是转化。
1.积累。不少人学习时只满足于扫清文字障碍，尤其是古文，认为老师已讲清楚，我也明白，这就够了。这种学习方法是极不可取的。尤其是学习文言文时一定要注重积累，而积累的最好办法就是背诵，把文言文中的若干重要篇章熟记在心，文言的实词的意义、虚词的运用、各种句式的变化等也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背诵可以学到古代名篇的构思立意、布局谋篇、语言修辞等方面的要义，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随着诵读篇目数量的增加，对文言的语言感知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文言的阅读水平也就会越来越高。这就好比盖房子先要打好地基，地基越坚固，房子也就可以盖得越高。背诵就是学习文言文的地基，这是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的根本途径。
2.转化。这里说的转化是指迁移能力，即在阅读背诵的基础上，把课内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就是要掌握一些学习规律和方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课内学习是第一位的，是基础，课内学得好、学得精，脑中装的文章就多，知识便可转化为能力，就会举一反三，阅读的水平也就会提高得很快;相反，平时不好好学习课文，学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到考试前只是盲目做题，考试时全凭猜测，那么，十个有十个是不会成功的。
四、结论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专业，远离社会，它就没有生命力。传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知识的讲解传授成为教学和考试考查主题内容。在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 中，明确提出实施“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工 程” 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在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中，以教师为中心将逐步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的主体地位无疑得到提高。开放教育教学过程的优化是实现开放教育目标要求的基本保证，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及与其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学习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客观要求。为贯彻落实《面向对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央电大从1999年实施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和探索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是实施开放教育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总干事马约尔在会上指出：“提供终身教 育与培训是我们惟一能够用必要的知识与能力武装人民的途径，使他们能够在变化的世界中生存”。市场经济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具有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具有在谈判、公关、策划、教学、写作等活动。面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为电大教师，我们应该积极关注学生，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寻求应用型专业发展之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适应性。
1927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国学大师唐文治、钱基博两先生，研治中国古典文献学。1930年毕业，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受到钱基博先生的高度评价。经校长唐文治先生推荐，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协助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深受张元济先生器重和影响，在古籍版本、校勘方面日臻成熟。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毁，王先生回母校无锡国专任图书馆主任，兼授文言文写作。其间，撰写并发表了《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史通引述考初稿绪论》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1935年，应民族资本家薛福基之邀，就任江阴尚仁中学校长。抗战期间，辗转西南，为西昌《宁远报》创办人之一、《新宁远》月刊主编，对开拓西南边疆文化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金山县县长。1949年以后，到山东济南工作，长期任职于高校图书馆。1960年，考取著名学者、山东大学中文系高亨教授的函授研究生，研习先秦文学及周秦诸子。1963年，经高亨先生推荐，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旋奉高亨先生之命，撰成《商君书集释》一书。1966年，“文革”爆发，《商君书集释》的手稿在被抄家时毁失。1978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启动，王先生负责山大图书馆馆藏善本的鉴定、上报事宜，同时编成《山东大学古籍善本书目》初稿。1983年，调任山大古籍所教授，步入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我国古代文bai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即du单本的图书、零zhi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dao编纂或汇刻为一部大书的，则比较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是通过汇入、编入丛书和类书等途径保存下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史书、方志、笔记、别集、杂著、诗赋。文献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当时，记言记事有的刻在龟甲兽骨上，有的刻在铜器上，也有的刻在石头上。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中主要的胚胎形式，主要有“青铜书”和石头书。在纸出现之前。在纸出现之前，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策、帛书、版牍。纸出现以后，出现了写本纸书与印本纸书。写本纸书的形态主要有三种：(1)卷轴式，东汉至唐通行。(2)经折装(也称梵夹装)，即把长卷正反折叠，使之成为方形的书本形式前后用硬纸保护。(3)旋风装，即把长卷折成经折装，再用纸把首末页相连，可以循环翻阅不致失散。印本纸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全新质态的书籍形式。雕版印刷术对于书籍形态的更新说来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发行量，更主要地是极大提高了书籍形态的质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印本纸书形态始于唐代中后期，中经宋代的普及与完善，至明清时终于达到了我国古代书籍形态的最高水准。
文档介绍：第一章古典文献的载体和形式文献的载体和形式刻铸型载体(甲骨、金石) →书写型载体(简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等)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感应性载体(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汉代,我国发明了造纸术,纸张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类文献的理想载体,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直至目前,我国仍以纸为文献的主要载体。新近出现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即胶片和磁带,是一种新型的文献载体,颇受青睐,已被广泛采用,在某些领域,大有取代纸张的趋势。第一节载体形式1.甲骨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当时,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因治病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中药中的“龙骨”,即甲骨上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其得约1500片。不久,王懿荣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铁云)收藏,刘又继续收集,共计约5000片。选出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籍。1904年朴学大师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可谓我国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开始。1907年上虞罗振玉开始收藏甲骨,并亲自前往调查,所得甲骨三万片以上。罗振玉于1913年先后印行了《殷墟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从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后对河南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大批甲骨文,并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殷墟文字缀合》,近年又编成《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集甲骨文之大成。2.金石商代至秦汉时期,奴隶主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青铜器其上常常铸上或刻有文字,简称“铭文”,又称“金文”。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习称“钟鼎文”。石刻,比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较为容易,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10个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畋猎游乐生活,故又称“猎碣”。关于石鼓的制作时代,争议颇多,或谓周宣王时所作,或谓周成王时所作。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定为秦刻。后世亦多从此说,公认石鼓石为秦刻石,石鼓经千余年的辗转流移,十石文字大多剥落,其中一石,字迹竟全然无存,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可资参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行各地,到处刻石记功。计有泰山、峄山、琅琊、支罘、东观、碣石和会嵇等刻石。字体均为小篆,相传为李斯所书。这些石刻大都湮没,现仅琅琊石刻残存13行87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院。司马迁将这些石刻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先例。“石经”:自东汉以来,魏、唐、后蜀、两宋和清各朝均刻有石经。其中最重要的有《熹平石经》(东汉)、《正始石经》(魏)和《开成石经》(唐)三种。三、简牍简牍,即竹(或木)简与木版的合称。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为“牍”或“版”。版牍呈四方形,亦称“方”。把诸简编连在一起称“册”,是编连诸简的象形字。“册”通策,亦称“策”。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简策的编连方法,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用牛皮编连的称“韦编”。“晚喜《易》,读《易》书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有各种颜色“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刘向《别录》1977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先秦古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及军、政、阴阳杂占的佚篇。同年11月,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医药简版92块,完整医方30多个,另载针炙穴位,刺疗禁忌。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简版。墓主为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发现。阜阳汉简经整理编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有《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本子的并行本,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1155枚,计书10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等。1972年至1976年,额洛纳河流域发掘汉简近3万枚,编绳未烂,已整理出70多个较完整的薄册,这对于了解简策体制非常重要。牍是把干木头锯为段,再锯为薄片,削平,叫版,写了字总称牍。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比起甲骨、金石来,具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但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携带、阅读都很不方便。四、缣帛缣帛,丝织品的总称。古代的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一般称为帛书。丝织品又称素、缯、缣,故亦可称之为“素书”、“缯书”、“缣书”。还可简称为“素”和“缣帛”。帛书的优缺点:(优)轻柔薄软而平滑,易于书写;易于截取;方便携带等。(缺)不易长久保存;价格昂贵。帛书的产生大概在春秋简牍行时,已开始用丝织品写文章。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的记载,就是指竹简和帛书而言。西汉刘向校书竹、帛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缣帛,厌用简策。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史、哲学、历史等著述。其多而完整,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著于竹帛谓之书”,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一段时间里,缣帛仍然在继续使用。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五、纸张纸张,作为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文献载体。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昂贵,作为书写材料则不便于携带。《后汉书》卷78《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东汉和帝时,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发明“蔡侯纸”。这种纸造价低廉、轻薄,宜于书写,被逐渐推广开来。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经过六七百年后,流传到中亚,后又传播到欧洲、美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竹木简、纸张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观念仍然强烈。东晋永兴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纸代简”。从此,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结束了简帛时代。古代名纸宣纸薛涛笺谢公笺澄心堂纸毛边纸连史纸六、胶片、磁带胶片,感光材料的总称。印刷业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
文献学论文 具体怎么写，我也不知道！(*^__^*) 嘻嘻……没学过
·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109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13.[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01.[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2002.【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