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伦理对古典诗词影响研究论文

额~历史系？你是说的东湖校区人文学院的里面有。理工有两个学院：一个是老校区（元和校区），一个是东湖校区。网址里有联系电话、系部介绍什么的，你可以去看看至于主任是谁，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很遗憾%>_<%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希望能对你有用，O(∩_∩)O~ 学院教授简介 许 霆：1951年生，男，江苏太仓市人。常熟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8月上海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课程班结业。1998年晋升为教授。任编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列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博士点重点项目《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撰稿；主持过“十四行体在中国”等6项省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新文学史料》、《上海社会科学》》、《江海学刊》、香港《诗双月刊》和《诗网络》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理论专著《新格律诗研究》（与鲁德俊合作），《十四行体在中国》（与鲁德俊合作）、《新诗理论发展史(1917—1927)》、《中国新诗的现代品格》、《中国现代诗学史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等，多次获得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刘华民：1952生，男，山东牟平人，中共党员。2001年晋升为教授。现任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主要著作有《文天祥诗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版）、《宋词导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论语》导读》（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参撰《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宋词艺术技巧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实用文写作》（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0世纪古诗研究新思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并在多家学报和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还撰写出版散文集《逝水钩沉》（雅园出版公司，2008年版）。曾获江苏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省教育系统百名勤政廉政好干部等荣誉称号。科研成果曾获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丁晓原：1958年生，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士，常熟理工学院副院长，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我国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和从事散文研究的重要学者。1982年1月本科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2001年6月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2000年晋升教授。江苏省省级优秀学科梯队、常熟理工学院重点建设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江苏省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报告文学和散文。主持7项省（含省教育厅）项目，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社科规划项目。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2篇为《新华文摘》转载，20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中心复印，30篇为CSSCI收录。《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首次发布的（2000年）作者年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排序列全国文学学科第一。出版专著5部，主编著作（作品）5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教育厅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获全国曾宪梓优秀教师奖，中国文联优秀文艺评论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苏州市首届“东吴中青年学者”。 李铁匠：1944年1月生，男，江西新建人。北京大学伊朗研究所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中古史等基础课程教学、研究工作。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有：《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伊朗部分条目（1990年版）；国家社科基金65规划重点课题《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分册（1986年版）；国家社科基金75规划重点课题《外国帝王传》伊朗和以色列部分；国家社科基金95规划重点课题《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伊朗部分（1999年版）；95规划重点课程《中国外交大辞典》伊朗部分。近年来，撰写出版的史学著作有《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古波斯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承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中国军事通信百科全书》古代伊朗部分条目。200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张浩逊：1949年生，男，江苏省无锡市人。2000年被评聘为教授。主要从事唐诗研究。已出版《唐诗分类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唐诗导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5种。参撰《唐诗艺术技巧词典》、《唐代文学百科词典》等7种中型工具书。在《中国韵文学刊》、《中国典籍与文化》、《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社会科学评论》、《古典文学知识》、《杜甫研究学刊》等刊物发表唐诗研究论文50多篇，其中10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全文复印、介绍、摘登。目前正在进行专著《唐诗接受研究》的写作，国内尚未见同类著作出版。 张道理：1947年出生，男，安徽定远县人。1969年7月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1996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安徽科技学院思政室主任、社科部书记、党委宣传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等职。1998年调入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现任常熟理工学院教授。社会兼职有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张道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在常熟理工学院期间主要担任“伦理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教程”、“思想政治教育学”、“教师职业道德”、“领导科学”、“人生哲学新论”、“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专著《人生哲学新论》、《法律基础教程》；主编《思想道德修养》等；参编《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形势政策学》等多部教材。先后在《高校理论战线》、《中国高等教育》、《江淮论坛》、《黑龙江高教》、《高等农业教育》、《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等70余篇，在《中国教育报》、《安徽日报》发表论文、述评多篇。完成了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全国职大学生思想观念调查研究”课题，其成果获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战线科技成果一等奖。多篇论文被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二等奖。参编的《大学生思想修养》获安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曹培根：1957年10月生，男，江苏吴县人，现任常熟理工学院宣传部部长。中国索引学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员。2006年聘为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以来从事高校文献检索课教学与研究工作。参撰《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古籍提要》丛书卷（中华书局）等，独立承担教育部师范教育科研课题"高师学生的科研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师司〔1997〕40号）、常熟文献史研究"（苏教财「1996」27号）、"文献检索与用户教育史研究"（苏教财[1997]98号）等。有论文集《文献史料论丛》，编纂《黄人集》（原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标校《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完成教育部、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吴中历史藏书概述》、《汉语史料学》等多项。主要著作有《文献检索知识概要》、《书乡漫录》等6种。主持标校《重修常昭合志》，在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札记百余篇，其中多篇全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何东亮：1952年出生，男，江苏常熟人。主要从事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开设过心理学、教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等课程。主持的“苏南发达地区师专教育改革综合实验研究”课题获“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改革课题”江苏省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发表专业研究论文“学习因素诊断测验在苏南地区的试用报告”（心理科学）、“人格理论的两个核心范畴”（南师大学报）、“弗洛伊德分析心理学中的辨证思想”（苏州大学学报）等二十多篇；出版编著、教材有：师范教育心理学、教育学原理、管理心理学。2002年被评为江苏省教育厅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苏州市心理学会理理事，江苏省教师教育研究会理事。 杨景龙：1962年生，男，河南省安阳市人。是安阳市“名师工程”首批名师、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优秀青年社科专家、市管优秀专家。长期从事中国诗歌教学研究工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诗探索》、《词学》、《古籍研究》、《文史知识》、《名作欣赏》等刊发表古代诗词曲和现当代新诗研究文章70余篇，出版独著、合著多部，主持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蒋捷竹山词校注》、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另参与国家社科项目、省社科项目多个。论著获1997年度、2004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市1997年度、2004年度、2006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独著的《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一书，在上海“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文学遗产》论坛”上受到好评，被誉为“中国诗学研究领域贯通古今的具有学科创新性质的专著”，获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张幼良：1963年生，男，江苏省无锡市人。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长。200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参与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江苏省教育厅项目两项，科研成果获市厅级以上奖两项。近五年来在《江海学刊》、《江汉论坛》、《江苏社会科学》、《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1篇，CSSCI期刊收录10篇，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1篇，为各类文章和学术机构选录4篇，出版专著1部，合作出版专著3部。张 永：1967年生，男，江苏句容人，中共党员，文学博士，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民俗学研究、沈从文诗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等。1993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6年6月入伍，先后在解放军炮兵学院基础部、政治部工作，中校军衔；199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1年到2003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朱晓进教授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4年到2007年，在扬州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文艺学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沈从文小说的民俗世界”（2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2005）。在权威期刊《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发表论文三篇，其他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其中《论沈从文情爱小说的民间意象》一文获2003年度《文学评论》学术提名。论著《民俗学与20世纪20、30年代乡土小说》（25万字）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周 宏：1962年生，男，江苏省吴江市人，哲学博士。人文学院院长、社会科学部主任，《常熟理工学院学报》主编、编辑部主任；江苏省333工程科学技术带头人，校学术带头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校重点扶持学科带头人，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分配到校担任哲学教师至今。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南京大学学报》、《道德与文明》和《江海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发表《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论略》、《哲学：智慧的地平线》、《唯物史观的返本开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知识经济》、《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等著作10余部；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家、省级和省厅级科研项目，6次获国家和省厅级奖励；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获得江苏省精品课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员，江苏省哲学学会理事，江苏省伦理学会理事，江苏省政治学会理事。 张锡庚：1957年生，男，江苏省江阴人。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常熟市文化局副局长、常熟市书画院院长、常熟市文联副主席、常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书法作品入选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五、六、七、八、九届书法展；第一、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书法展、全国三、四、五、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并在四、五、八届获奖。2006年获全国首届行书展一等奖、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二等奖，入选国际和全国的名家邀请展、编入国家重点图书《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并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杰出艺术奖、文化部第十二届群星奖“银奖”、第十三届群星奖“金奖”、获苏州市“五个一”工程奖、苏州市“十佳”书法家称号。被《书法》杂志评为“中国书法2006十大年度人物”。 论文发表于《文物》、《中国书法》、《书法》、《书法世界》等专业刊物。出版著作有《张锡庚书法作品集》、《书法与文化》、《行书经典十讲》、《书法教与学》、《大学生书法》、《怎样学书法》、《古代名帖临摹》、《难得糊涂——郑板桥和他的书法艺术》等十余种。《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杂志为其作品作过专题介绍，被《书法》杂志选为特邀点评嘉宾。《书法之友》为其举行创作研讨会。三度应邀赴美参加“国际书法教育研讨会”、举办个人书法展并讲学，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应邀赴日进行书法交流。学院领导及行政人员 周 宏：人文学院院长、社会科学部主任 丁晓良：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 黄 斐：教学工作副院长 徐志坚：学生工作副院长 党总支副书记 张锡庚：副院长顾国梅：学院办公室主任 王莉莉：教务秘书 蒋 超：学院分团委书记、06级辅导员 陈清森：07级辅导员 负责学生军训 宿舍管理 体育锻炼 范 莉：08级辅导员 负责日常管理 学生奖惩 档案管理 王 梓：05级、09级辅导员 负责学生就业 勤工助学 学生考勤

当人类为吃饭问题而奔波的时候，当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被当权者奴役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当全世界的君主都认为天下是自己一个人的的时候。当中原的大地残杀，饥荒，战争，瘟疫，苛政，死难让千里无人烟，白骨露于野的时候，当强大异常的周边异族威胁着中原无辜苍生的时候。 在世界的东方，一个军人挺身而出，夺取了政权。他让这个国家的人们知道了除了吃饭，富裕，自由，民主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也是应该享受的，在世界的东方，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富裕，自由，民主是人们幸福的三大标尺。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军队不是当权者维护统治的工具，而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工具。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土地不是唯一的财富。最大的财富是在于聪明创造。 这个国家开创了人类古代史上经济的奇迹，拥有全世界最富裕的财富。在北宋富强的一百六十年，以及南宋蒙元入侵以前的那一百多年。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幸福的国都，没有饥荒，没有贫困，没有灾难，没有苛政，没有死亡。没有皇权暴政。没有官吏欺压。 赵匡胤，是全世界第一个让人们沐浴在富裕，民主，自由国度的人。 而宋朝，也成为地球上11世纪最富强的国家。 三、欧洲文艺复兴的发起人 当东方文明被草原上的蝗虫摧毁了以后。偌大的亚欧大陆，只有两个地方的文明没有受到蒙古人糟蹋。一是奇怪的天气拯救了日本。而是西欧，因为他们距离这写蝗虫的灾发地实在太远了。因此西欧人的文明没有受到摧残和践踏。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蒙古人的入侵让中国人失去了独霸全球的机会。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却逐渐让西方人强大起来。世界力量的重心开始从中国西移到了欧洲。文艺复兴，让欧洲人摆脱了千年黑暗时期，真正开始了近代文明的到来。 四、支持开辟新航路的葡萄牙国王 新航路的开辟，将原本互相封闭的几块大陆联系到了一起。证明地球是圆的，从此人类文明互相交流日益增加，国家与国家的距离在拉进。这直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前进。从此西欧各国君主野心勃勃，支持海盗建立海外殖民地，积极开拓世界霸权， 五、英国女皇伊利莎白 大西洋上的硝烟，让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永沉海底。从此在世界上，一个小小的岛国建立起了它的海上霸权，这个岛国的发展对人类近代的影响巨大。英伦强大起来，他们征服了世界上许多殖民地，并且大批移民美国。英语成为世界最流行的语言。虽然英国入侵过很多国家，但是同时却也带去了先进的近代文明。促使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人们早日接触到先进的近代文明，避免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二十世纪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从一九一九年孟真的《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开端 到二○○○年底结束，共八十余年，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一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创期(1919-1948)；（二）重建期(1949-1977)；（三）繁盛期(1978-2000)。以下分述三期的基本情况，勾勒其发展的大体轮廓。 一、开创期 这一时期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八，整整三十年。研究开始时王国维尚未去世，研究过程中 王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加上这三十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各政治派别为了本派的利益 曲解王氏文学批评，使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复杂的状况。 1.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之奠基 前三十年的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中，著名学者的评价格外引人注目。 一九一九年元旦，时值《宋元戏曲史》单行本发行不久，傅斯年就发表了以《宋元戏曲史 》为题的书评。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 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注：傅斯年.宋元戏曲史[M].新潮第1卷第1号，1919.1.1）给予王氏《宋元戏 曲史》以高度评价。文中作者体会到了王氏开创性工作的难度，罗列了王氏的精辟之论。 北京朴社一九二六年重印《人间词话》，这是《人间词话》首次单行出版，俞平伯为之作 短序。俞氏从批评方法入手高度评价这本小书，同时也指出开展研究的难度。《人间词话》 单行本刊印和俞氏的序，使广大读者更方便接触王氏的文学批评，扩大了人间词话的影响。 陈寅恪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四大教授之一，两人私交甚笃。王氏自沉后，陈为其写清华纪念 碑铭文。陈氏不仅了解王之为人，更通读他的著作。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写 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 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 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崖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四十年代，郭沫若比较王国维与鲁迅，对他们的学术研究，郭沫若有这样的评论：“王国 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 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注：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J].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1946.10.） 以上著名学者的文章只是初步的评介，并没有对王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细致、系统周密的研 究。从著名学者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评价可见出王氏文学批评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 位。由于学术大师们的推崇介绍，广大读者开始接触王氏文学批评，对王氏文学批评的整体 研究逐渐兴盛起来。 2.多样化的研究 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开创期三十年中，有四篇文章经常被研究者提及。吴文祺有二篇：《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李长之的《王国维 批评著作批判》和壳永的《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吴文祺、壳永、李长之代表三派人， 即革命派、传统派和科学社会主义派。他们从自身的地位、思想观念出发，用不同的批评视 角研究王氏文学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在此革命派是指主张文学革命的派别。 我们先看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吴文祺的文章。在他的第一篇研究文章中，吴氏给予王国 维新文学家的地位。“不料在二十年前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双眼大声疾呼 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其见解之卓越，较之现代的新文学家，有过之无不 及，其人为谁？就是海宁王静安先生。”（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J].小说月报，卷17号外，1927.6.）作者通过大量引用《静庵文集》中《宋元戏曲考》中的论述，如强调文学的现实价值、肯定悲剧的力量、认为文艺的目的是给人审美的愉悦 、提出文学以自然为贵、反对格律和用典，借以表达革命派的文学主张——反对文言、力倡 白话。吴氏想借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替文学革命制造声势。 吴氏的第二篇文章是找到了以前未见材料后对第一篇的补充。作者的立场没有改变。吴氏 的两篇文章，虽说是研究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摘抄王氏的文学见解为己服务，并没 有从整体上把握王氏的文学批评。所选材料多是王前期的杂文和《宋元戏曲考》中的一部分 观点，由于《人间词话》用传统的文论样式——词话来批评古典诗词，因此在两篇文章中不 曾一见，尽管它当时极常见，影响也越来越大。作者不了解王的为人，更谈不上理解，没有 看到王氏治学道路的转变。用王氏的话说是没有“入乎其内”，自己心存己见，这样的研究 牵强之处就在所难免。另外，作者的批评方法散漫随意，多是引用材料，少分析研究，没有 进一步深入丰富本派的理论，反映了革命派早期的激进浅薄。 李长之的《王国维批评著作批判》与吴文祺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于同一期《文学季刊》。李 文与吴文的弊端大致相似，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作者所持的立场，故在此不重复。 传统派的文章是《大公报》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的一篇，作者题为 壳永，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是吴宓写的文章，此说可从。全文用文言写成，分三部分立论。 第一部分，历史的批评。开篇盛赞王氏对文学发展过程的论述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具有历 史的眼光。第二部分，美学的批评。吴氏突出王国维所论第二形式之美，即古雅在文学批评 中的地位，且解说王氏后从事戏曲研究并没有放弃古雅说。第三部分，伦理的批评。《< 红楼梦>评论》中有一章专门讨论《红楼梦》伦理上之价值。就象王所用“美术”一词不是 我 们今天的美术一样，“伦理”一词在此是指宗教或哲学上人生的解脱。（注：壳永.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期，1928.6.1.）综观此文，条理清 晰、论述谨严，较客观地反映了王的文学思想。这与作者与王国维有深交且对王中后期的学 术思想熟识于心有关。但此文也有缺陷，从作者立论的三个方面，就可看出他的派别观点。 作者第二部分过度强调了古雅在美学上的地位，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发表于一九 零七年《教育世界》，此时王正在进行治学道路的转变。作者忽视了这个转变，没有看到王 前期有一个“与叔本华之为伴侣之时代”（注：王国维.静庵文集·序[A].王国维论学集[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406.），也没有完全理解王前期的文学批评，如在第三 部分伦理的批评中，作者所谓的伦理道德并不完全等同于王氏文中所论之伦理。总的来说， 此文比上论两派文章更切合、更有深度，缺陷用王国维的话说是不能“出乎其外”。 朱光潜的《诗的隐和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也发表于一九三四年。 朱光潜的研究没有掺杂任何门派之见，他用诗的隐和显来代替解释王国维的隔和不隔、有我 之境和无我之境。朱氏比王国维年纪小，曾留学欧洲，接触了一些王不曾见到的文艺理论， 受二十世纪初欧洲美学思想的影响，他用谷鲁斯、立普斯的“移情说”理论，认为王氏所谓 “有我之境”实相反为无我之境，他名之曰同物之境；同样“无我之境”实为有我之境，朱 氏命名为超物之境，并且构架自己的理论体系，用了大量诗词进行论证，自成一说。（注：朱光潜.诗的隐和显[J]，人间世，第1期，1934.4.）朱光 潜的这篇文章，一改上面四篇研究论文的面貌，以自己扎实的古典诗词和通晓西学的优势， 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打开了局面。可惜的是这一趋势并没有立即发展下去，直到差不多 五十年以后，纯学术研究才慢慢承续上前半个世纪的接力棒。 王国维前三十年的研究，从无到有，最后呈现多样化的研究格局，整体研究达到了一定的 高度。但与大师们的评价和王国维文学批评对中国近现代文论的深远影响比较，其研究状况 、研究水平是不相称的，还有待于拓展。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复杂，要点大致有三。其一 ，王国维所处时代及人生道路的复杂性。其二，王氏文学批评的写作发表与时代不同步，难 以形成共鸣。当王氏接受西方美学、哲学理论来改造中国古代文论时，走在时代前列；而国 内鲜有人知道、了解西欧的哲学，王氏的文章难以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王氏治中国宋元俗文 学——戏曲时，文学革命还没有开始。而当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开始后，王 氏又回到了革命派的对立面，现实的批判掩盖了王氏曾作出的贡献。其三，其文学批评的本 身特征。如《<红楼梦>评论》的晦涩难懂、《人间词话》难以整体把握、《宋元戏曲史》 的艰深性、开创性等。 二、重建期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七年，也是三十年。研究主要在前十五年，后十五年由于 文化大革命，研究完全停顿。国内共有论文三十二篇，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低潮期。 三十二篇论文中《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二十五篇，《宋元戏曲考》的研究占四篇，《<红 楼梦>评论》的研究最少，只有三篇。此期的研究，研究者尽量避开敏感话题，如王国维人 生道路、早期文学批评中受尼采、叔本华和康德思想的影响，即使做研究也无一例外的是批 批判，如佛雏的《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再批判》、王达津的《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 学依据》等。《宋元戏曲考》由于考证较多，相对较艰深，研究论文也不多。《人间词话》 解放前有几个版本，印数很大，流传广泛，内容与政治不太关联，自然研究得最多。这一时 期国内的研究紧跟政治运动的步伐，但也有学术性研究。整个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主 潮流的研究，二是重学术的研究。 按照现已成型的文学史分期，王国维应属于近代文学中的人物，文论也收入近代文论选。 由于近代文学强烈的现实性和能为政治运动服务，解放后、文革前这一段时间里，王国维变 成激进研究批判的靶子。其中林雨华的《试论王国维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和王季思的《王国 维戏曲理论的思想本质》等就是主潮流研究的突出代表。 重学术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钱仲联和周振甫。 钱仲联的文章《境界说诠证》（注：钱仲联.境界说诠证[N].文汇报，1962.7.14.）定义“境界”用王自己的论说材料说话，追寻“境界”说 的渊源，认为近人用艺术形象解释“境界”有一定理由，但“境界”还不完全等同于形象。 作者有感于当时研究文章的简单化倾向，自己虽然不发表很有见地的看法，但希望通过整理 相关研究资料，引导研究工作走上专业化、学术化的路子。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研究面狭窄，研究方法单调，导致论文质量低， 研究水平不高；其二受政治气候左右，表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 与前一期的研究相比较，本期研究批判的多，肯定的少，整个研究趋于同化，缺乏另类的 声音，传统的研究在本期基本绝迹。 三、繁盛期 经统计，繁盛期共有论文三百一十三篇，虽然时间比前两个时期短，但研究文章的数量是 前两期的十倍左右。学术研究经过建国三十年的制约束缚后，在解放思想的号角声中，逐步 走 上正轨，迎来了最后二十年的辉煌。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支支流，它的 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历程。 1.八十年代研究概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新时期刚开始，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承袭了解放后三十年的研 究 方向，《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主导地位。七九年共有六篇研究文章，其中《人间词话》的研 究占四篇；八零年共有十三篇文章，《人间词话》研究占七篇，另有二篇研究王的美学思想 ，其取材多从《人间词话》；八一年共十二篇，五篇是《人间词话》研究，七篇是文艺美学 研究；八二年共十四篇，八篇是《人间词话》的研究，二篇是文艺美学研究。《人间词话》 是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代表作，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影响最大，对它的研究在整个王文学批评 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九十年代以后仍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章。但前四年的整个研究，我们还 是能感受当时学术界乍暖还寒的基本状况。 新时期初期研究工作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八十 年代初中期，全国掀起美学热，以美学的观点来解说文学，成为流行趋势。马克思关于“艺 术”掌握世界的思想给大家以启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语”理论也成为一种 思考的资源。由此形成了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 审美反映”的观点。对王的研究也卷入这一潮流，八十年代研究王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占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部专著，它们分别是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 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哲学思想的研究与美学思想的研究类似，在此不复赘述。 八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低知识群体一部分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成为新时期 富翁，而知识分子待遇偏低，与知识分子的贡献不对称，整个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受到冲击， 知识分子纷纷下海，此时也正是中国学术的转型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也遭遇同样情形 ，这一段时间表现较为低迷，论文数量相对较少，质量不高，如八九年全年仅仅只有六篇论 文，为八十年代最少的一年，其中四篇是前人已谈到的或简单的评述，只有二篇相对价值较 高，即周锡山的《王国维的戏曲美学思想》、新雨的《王国维纯粹美学观新辨》。整年的文 章与前期的研究对比没有大的突破，从视角到观点以至批评方法都缺乏新意。 2.九十年代研究概况 九十年代以后，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前期研究的 深入，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史的研究。 (1)对前期研究的深入 新时期前一段的研究，上面已讲到多有建国后三十年研究模式的痕迹。九十年代随着整个 大环境的改变和学术本身的转型，学术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一部分文章承继着八十年代的话 题深入进行研究，论文质量大幅度提高。具体表现为：其一，研究的系统化和细致化。如陈 良运的《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魏星的《王国维“三境界”源出尼采说》；其二， 注重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如郭志今的《晚清启蒙思潮与王国维非功利文学论》，蔡仲翔 、李哲理的《天才、超人、赤子——从王国维的作家论看中西文化的融合》；其三，王国维 文学批评现代意义的发掘。如张新颖的《王国维现代意识的变动过程》，童庆柄的《略论王 国维文艺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其四，传统研究方法的续接。如蒋哲伦的《王国维论清 真词》，赵义山的《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其五，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如《论王国维对 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2)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九十年代以后在国内蓬勃发展。杨牧曾推王国维为“中 国第一位从事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王国维文学批评无疑再恰 当不过了，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园地，九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此类文章。柯尊全的《论王国维 的古雅理论兼与贝尔的形式理论比较》、周波的《中外文学关系：康德“意象”说与王国维 “意境”说比较》、蒋英豪的《王国维与世界文学》等是中西进行比较。国内不同时期进行 比较的有易容的《王国维的人生“欲”与“美”及梁启超的“趣味”说》、解玉峰在《论两 种戏剧观念——再读宋<元戏剧史>和<唐戏弄>》、耿明奇的《王国维与王夫之文艺观比较》 等。 (3)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 进入八十年代，王国维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八十年代初中期每年有为数 不少的论文，到九十年代，海内外研究王国维的专著已经出版十多种。 唐增德的《评有关王国维研究的三本书》专评陈鸿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三部专著 ——《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王国维年谱》。唐增德认为陈氏 三部著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极其重视王国维史料的发掘搜集工作，以此作为研 究的基础；第二个特点是陈著不仅在资料的占有和考证上十分用力，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开拓 上亦颇有气魄；第三个特点是著者勇于碰硬，拨谜析疑，在许多重要的然而又有争议的问题 上，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新见解。 夏中义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之研究》是从文献学比较的角度来肯定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 究》。 3.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专著 开创期和重建期没有出现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专著，随着研究深度、广度的扩展，研究专 著出现在繁盛期。繁盛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专著有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陈 鸿 祥的《王国维与文学》、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祖保泉、张晓云的《王国维与 人间词话》等。下面择取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代表专著——叶嘉莹的《王国维及文学批 评》来稍作评介。 叶著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集大成者，此书由香港书局始印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此书在国内一出版，国内王氏文学批评研究论文质量明 显提高，王国维文学批评专著遂如雨后春笋般破士而出。直到九十年代末，有研究文章还在 完全袭用叶嘉莹此书中的观点，如代迅的《成功与失误：王国维融会中西文论的最初尝试》 。叶氏此书可以说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繁盛期的扛鼎之作，自然也是八十年来王氏文学 批评研究的权威著作。具体在书中体现为结构完整和论说细密。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分两部分。第一编主要介绍王国维的生平。焦点在于第二章王国 维死因的探讨，第二章第一节叶氏罗列了王国维自沉原因的几种不同说法，第二、三节抓住 王氏自沉原因中的三种主要关系，即王氏与罗振玉、清室、民国政府的关系，弄清了这三种 关系，王氏自沉之原因就跃然纸上。而第一章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则 是王氏之死和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铺垫。第一章第一节叶嘉莹认为王氏的个性有三个鲜明的 特点。一是知与情兼胜的禀赋，二是忧郁悲观的天性，三是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叶嘉莹对 王氏性格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三点结论有根有据，读后对王氏为人及文学批评的理解豁 然开朗。第二节时势对王氏的影响，主要是两次事变对王氏治学道路的影响。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二编探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占了全书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篇 幅，是全书的重点。第一章是序论。初步介绍王国维的二组文学批评，一组是以《<红楼梦> 评论》为主的前期杂文，一组是《人间词话》和同时期风格相近的一部分文章。而王氏的《 宋元戏曲考》叶嘉莹则没有提及，全书中也没有论及。 第二章探讨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即第一章所谓的第一组文学批评。第一节作者总论王氏 早期杂文，归纳出这些杂文中表现的几方面的文学观念。第一反功利的文学观，第二王国维 文学批评中的美学观念，第三是王氏对衡量文学作品之内容所持的价值观念。叶嘉莹的研究 特别注重分析，在归纳出结论后，他往往要探究出原因。在第一章中这样的例子时而可见， 在此，作者也分析了王国维这几点文论观点形成的三点原因：性格、西方影响、中国传统， 而且注意到每点观念中的这三方面所占比重。《<红楼梦>评论》理所当然是这一章的重点， 第三节全部讨论《<红楼梦>评论》，在介绍了此文后，作者对《<红楼梦>评论》一分为二的 评价，一方面是此文的长处，如：第一他认为《<红楼梦>评论》全以哲学与美学为批评之理 论基础，在七十年前的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的眼光识见，便已经大有其过人之处；第二 ，批评体系的建立；第三，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另一方面，《<红楼梦>评论》有一个无可 挽回的缺点，即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在此节中，论缺点所占篇幅远远大 于优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此文的评价态度，前面当作者谈读此文的意义时，也是将对现 在的借鉴价值放在突出位置。叶氏在书中条分缕析，其说最为详备。此书印行后凡评价《< 红楼梦>评论》的文章都承袭叶氏的观点，此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对《<红楼梦>评论》最权 威的评判。 第三章是下编的重点，论王氏文学批评代表作——《人间词话》。叶氏研究王国维自己编 定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六十四则词话，把前九则定位为批评理论之部，后五十五则为批 评实践之部，此说是叶氏新创。王国维长期徘徊于旧传统、新理论之间，王氏写作《人间词 话》时正在逐渐回归传统学术，但王氏早年接触的西学却并没有完全抛弃，逻辑谨严、论辩 缜密也是王氏后期治甲骨、金石、史地之学的行文风格。对《人间词话》结构的安排可见出 王氏的苦心孤旨，同时也显现了叶氏治学的细致精微。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关于《人间词 话》中的“境界”说，三年后在《宋元戏曲考》中都改为“意境”。解释这个现象时，普遍 的看法是认为王氏晚年修改前说，复用中国文论的旧范畴。而叶氏考究王氏文论，发现《人 间词话》的一年之前，又曾用它于《人间词话》已脱稿的三年之后，而且‘意境’二字之表 面字义又较‘境界’二字尤易为人所了解和接受，那么何以他在论词之专著《人间词话》一 书中，于标示他自己评词之准则时，却偏偏不选用一般人所认为易解的‘意境’二字，而却 选用了较难为人理解的‘境界’一词？以静安先生一向治学态度之谨严，其间自然必有其所 以选用‘境界’一词的道理，也就是说，‘境界’一词之含义必有不尽同于‘意境’二字之 处。”（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89-190.）不同之处在于“静安先生之选用此词，原来就特别重于其可以真切生动的感受及表 达之特质，而此种感受又兼内在之情意与外在之景物而言，是则境界一词盖原已含有一般指 作品中‘情意’或‘景物’的习惯用法之意。而无论其为‘情意’或‘景物’，既已表现于 作品之中，当然便也有一般习用的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之界域之意。再就其可以作为衡量一 篇作品的艺术成就之基准言，当然也会有某一阶段或某一层次的意味。”（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96.） 叶氏系统受过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熏陶，推理思辩能力极强，明显让人感觉不同于建国后 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书中论述的逻辑性卓异于国内的学者。 截止二零零零年，全国共召开了三次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它们分别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 至十二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至二十七日在海宁召开的“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七年在海宁召开的“九七 王国维戏曲史论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于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一九九零年出版 了了三集《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促进了王国维文学批评的 研究。 综观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繁盛期，研究工作逐步脱离时代和政治影响，学术走上前沿，学 术个性得以张扬，尤其是九十年代的研究，这十年是王氏文学批评研究八十年来最重要的十 年，也是与前两期显著不同的十年。 展望本世纪的研究。就材料来说，《宋元戏剧史》及与其同期相关论文的研究应加强；就 研究方法来说，比较研究还大有作为，新的研究方法还需不断寻求运用，如其它学科的观念 和方法，文化学研究视角等；就研究态势来说注意深入细致与整体研究并重，深入细致还有 许多工作可做，如王国维写出《<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的个性心理研究，对王国 维文学批评的接受研究，由微观的研究作为基础来促进整体的研究工作。^

在戏曲研究中，他是偏考证的，开戏曲史研究之先河；另，与他同时代的吴梅则是篇戏曲本身之研究，如制曲、度曲等。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文明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我国之所以是历史悠久、有着璀璨文化的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这神州大地上能生存、繁衍、发展、进取，也是基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绵延。中国诚所谓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苦难中始终蕴育着勃勃生机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的咏农诗歌更是时刻在记录着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农业发展。当然，从某种角度我们也不难发现，不仅中国的咏农诗歌记录中国农业的发展，中国农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咏农诗歌的发展，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咏农诗歌既有贴近大自然，与大自然产生亲切的生命共感，达到与自然间的主客交融、物我为一的真实古代务农者的真实生活写照，也有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黑暗的社会情况的描写；既有对农夫们创造农业具械的智慧和好丁们在劳动中的表现出的集体精神的高度赞扬，也有对农民世世代代担负沉重的租税，以致家破人亡的悲惨政治局面所表达出愤慨不平之情，中国古代咏农诗歌出呈现出的画面无不最真实最直接的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是中国农业历史的另一种体现与记录。

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文化教化.人们的个性,气质,情操,靠文化培养;人们的崇高与渺小,靠文化赋予;人们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价值观,靠文化确立.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当今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经有260多种.迄今为止,"文化"仍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自身同样长久的历史,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的文化史,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民族文化,企业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陶瓷文化,服饰文化等等,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首先,让我们看看古人是怎样理解"文化"这个概念的." 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对"文"作解释较早的是《易经·系辞下》中有这样一段话:"物相杂,故曰文.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文字中"观鸟兽之文",就是指观察鸟兽身上的各色交错的纹理.这段文字说明,我们的祖先包牺氏重视观察自然与人类自身,从自然界与人类自身领悟道理,概括为"八卦"来通天地万物之神妙,来分类归纳万事万物的情状.现代科学研究,中国的"八卦"应该看作是逻辑数理的祖先,计算机使用的二进制计算方法就是借鉴了"八卦"的进位方法.这里主要是用"文"来表示动物身上的纹理.后来,在此基础上,"文"字又有许多引申意义.其一,引申为文字,文章.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诗词曲赋.其二,引申为古代的礼乐制度,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法令条文.其三,引申为精神修养,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文彩.其四,在礼乐制度和修养的基础上还引申为美,善,德行之义,如成语"文质彬彬" (《论语·雍也》)中的"文"即指文采和修养德行.总之,"文"在古人心目中,起初指纹理,后来又引申出近十几种引申义.其中,文字,文章,修养,德行与现在人们理解的"文化"一词的意义最为接近."化"的本意有三个方面:一是变化,二是生成,三是造化.主要指事物动态变化的过程.《庄子·逍遥游》中的"化而为鸟,其名曰鹏",中的"化"即指变化.《易·系辞下》中"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的"化"即生成,化生也是生成.雌雄构精,于是生成各种动物及某些植物.以上三个本义,最基本的是指改变,变化.即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引申为风俗,风气教化等等."化"字的引申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文化"一词最相近的是"教化",也即伦理德行的化成,如"潜移默化"."文"与"化"并联使用(但不是一个整词)最早见于《易·贲卦· 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材第2页),其中"刚柔交错"四个字加括号,是今人高补的,原文空缺.这段文字是任何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不能忽略的.这段文字说,日月往来,阴阳并陈,刚柔交错成文,这就叫作"天文".文化教育旨在使人行当所行,止当所止,这就叫做"人文".治国者观察天文,用以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观察人文,用以教化,造就天下的人.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天文",既指"自然变化规律",也指"人对自然变化规律的认识".这里所说的"人文",既指社会变化规律,也指人对人伦社会规律的认识."天文","人文"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文"与"化"分开使用,但整段文字强调的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百姓."具有明确的文明教化之意.西汉以后,"文"与"化"经常一块连用,后来渐渐凝固为一个词.但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人们常的"文化"一词.按照古人的理解,"文化"就是" 以文教化".近代(五四前后)在译介西方有关语汇(拉丁文culture)时,借用中国固有的"文明","文化"等词,赋予新义,就产生了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文化"一词.不过中国的"文化"一词侧重于精神领域的"文治教化",而"文明"一词则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把"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众多学科探究的对象,实际上发源于近代欧洲.西方语言的文化一词与汉语的文化有相近的一面,又有相异之处.《牛津词典》把1510年作为文化的精神, 人文用法在英语首次出现的日期.但此时的文化主要指栽培,种植的意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涵义.自中世纪起,文化与今日的文化概念相当,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的本义指精神文化,即人文——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有精神和人文的指向,因此,各国对文化的理解稍有差异,但也有共同之处.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作了系统阐释,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整理的是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他们于1952年发表了《文化的概念》,对西方当时搜集到的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做了梳理与分析,指出:文化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要素.关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含义:据当今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自"五四"前后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几乎有260多条,教材上基本采用了冯天瑜先生的说法(教材3页)"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中国文化史断想》第17页)".这里所说的主体是指人,客体是指自然.人是指整个人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指人类赖以生存并与之相对立的自然,也包括人类本身的各种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比如人脑具有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人类运用发达的头脑, 在认识,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创造了文化,也改善了人类本身.比如说,一块粘土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类烧制,并且绘上图案,成了彩陶,注入了人类的审美观念和劳动技能就成为彩陶文化.又如一个山洞,人类钻进去只是为了遮风避雨,繁衍后代,似乎这个山洞算不上有什么文化味.但一座建筑物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和建筑人员的精心施工,把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意境追求通过石头,木头和沙子体现出来了,那么这座建筑物就可称作体现文化价值的建筑艺术.由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引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界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简言之,"自然的人化,也即人化自然是文化的本质."依照人化自然即是文化的概念,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了文化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分支.比如企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更有大量的实用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广告文化,绿色文化,传播文化,旅游文化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化的分支,都不是我们学习和探讨的重点,充其量只是文化研究的素材.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精神文化,是以文,史,哲为骨干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国人精神生产最美丽的花朵和中国人智慧外化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