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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教育 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能力是人们一生中最大的财富。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科技教育教学类论文 范文 ，希望大家喜欢!
《中学语文课堂中渗透科技教育的有效教学策略》
摘要: 为了补充和完善中学语文教学体系,努力实现“ 语文学习 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的目标,引导中学生将学习语文的视野引向更加广泛的空间,本文作者就“中学语文课堂中如何渗透科技教育”的论题,提出几点有效教学策略,已期达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学科技教育渗透
中学语文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态,有着养成学生基本的现代语文能力与习惯的要求。现在的语文学科对学生渗透科学教育是比较薄弱的。将科技内容渗透到听说读写的训练中,不仅能提高语文的应用能力,而且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为学生积累大量素材,为提高应用写作能力做好铺垫和准备。其更进一步的意义是使得语文学习变得更加生动起来,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再作为知识的接受者被动地听教师的指令,而是带着各自的兴趣、需要和观点直接与客观世界对话,在教师的指导下分享学习的乐趣,使得学习成为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发展过程。至于“如何将科技教育渗透到中学语文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则是见仁见智,笔者结合自己工作五年以来的 经验 ,作 总结 如下,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1.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
教师应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让他们敢于表达,大胆争辩,甚至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这是语文课堂上渗透科技教育的一个大前提。试想一下:学生不敢发言、不敢参与的语文课堂必定不会很成功。
如教授《雅舍》一文时,教师可设计“现实生活中雅舍的‘雅’在何处”问题,让学生自由发言,激发参与的兴趣,之后教师便可引入对课文中“雅舍”外部特征的学习,让学生在这种鲜明的比较中感受到名教授的“雅”旨在何处,引导学生畅所欲言。教师可出示本文的写作背景,及时表扬所有能品味到“生活情趣”、“审美情趣”的学生,营造良好的心理教学环境。
2.创设合理的情境
所谓情境是指教师在正式讲授教学内容之前,创设相关的问题情景,以引发学生的好奇与思考,激发他们探究学习语文的兴趣。其具体的操作程序可设计为:教师设疑→学生探究→学生深思→学生尝试→师生解决。
例如:在教授《口语交际――即席发言的技巧》这节说话课时,笔者在揭示课题时精心准备了一个小问题:“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令人害怕,一个是原子弹,谁知道另一个是什么?”在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后,笔者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的科技教育渗透的优势作用,投影展示《__妙解“沾老子光”》、《先生选婿》的经典画面,同时播放录音,启发学生大胆作出“即席发言”的尝试。接着,笔者又介绍《顾维钧的 故事 》,让学生试着总结即席发言的技巧,形成一定的共识。在这些共识被逐步揭示出来以后,笔者设计了一些学生中常见的矛盾场合,让学生尝试着运用这些共识来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做到活学活用。这些情境,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渗透了自我探索的意识,体现了科技教育的精神所在。
3.创设信息交流的平台
中学生对信息的储备与收集的量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匮乏的。而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是本该避免的。语文作为信息的载体,其内涵应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各门科学知识和人类思想的结晶。如果我们的语文教学脱离生活着的社会 文化 环境,只局限在学科所属的社会科学范畴,不仅会使语文缩小它载体的功能,而且会使学生的知识结构片面单一,思路狭窄,缺乏文理贯通的能力。创设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正是“语文学科渗透科技教育因素”的一种实践和研究。
4.创设课外模拟
课外模拟就是模仿课外的生活实际。教师在教学中根据科技渗透的需要,组织相应的活动,积极鼓励让学生担任相关角色,模拟情景,以强化学生的科技体验与语文学习意识。其基本过程是:视频播放→规则公布→情境模拟→角色扮演→活动中再认识。
结合语文学科与课外的活动实践,笔者认为语文教师可试着从以下方面作尝试。
(1)应用文体的活用。
语文学科的性质和 语文教材 的功能决定了教师在语文学科中渗透科学教育必须结合语文学科自身固有的特点,必须在结合具体语言材料的训练中进行,尤其在实用文体的阅读与写作教学中更应如此。教师可给学生播放精心准备的人才招聘会的现场实况录像或关于演讲的影像资料,让学生先有一个视听上的感触,充分发挥科技教育的巨大魅力。接着,教师可给学生公布相关文体的规则,给学生一定的理论依据,然后设置相关的情境,鼓励学生去模仿、去实践,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既收获才艺又收获求职、应聘、倡议、演讲等应用文体的知识,可谓一举多得。
(2) 辩论 赛的精心准备。
有经验的语文教师大多有这样的感触:一场成功的辩论赛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教师可安排以下环节:精选辩论选手、观看经典的辩论影像、精讲辩论的规则与要点、小范围的辩论尝试与分析整改、全班的正式辩论汇演,最后全面总结得失。
5.创设开放的写作训练课题
众所周知,语文的写作训练是锻炼中学生科技思维的有效 方法 之一。教师要根据不同年级与时代特点确定适合学生实际的写作主题,让学生得到科学合理的科技思维锻炼。
中学生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比较全面和深入,而且写作水平较高,教师可引导他们进行科幻小说的写作。例如1999年全国高考语文 作文 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是写作训练中渗透科技教育的经典体现。又如职教语文教材第四册的写作训练中就有明确的“引申与联想”的阅读要求。在一些命题作文中,如《科技进步带来的难题》、《未来之旅》、《科技的利与弊》、《科技信息》、《科技与生活》、《与“神七”对话》等,既可调动学生的科技思维,又可妥善地协调科技教育与语文学科的关系。
6.结语
随着语文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语文学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具学科。它除了发挥自身的学科功能外,还将成为各种教育渗透的重要载体。同时,语文是集“基础性”、“综合性”、“知识性”三者于一体的特殊学科,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也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基础,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语文学科中渗透科技教育的因素”,就是要不失时机地辅之以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优化课堂教学的方法策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实现由兴趣向志趣的转变,以便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当然,中学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如果还能考虑到引导学生做到以下几点:在科学态度上,树立怀疑、严谨、求实的态度;在科学思想上,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逐步养成“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在科学方法上,养成有计划性,善于自我总结 学习方法 等,那么在中学语文课堂中同步实施科技教育的策略就越发具有可行性了。
参考文献:
[1]孟庆欣,王晓秋.语文学科也要注重渗透科学教育.
[2]林燕华.“语文学科渗透科技教育因素”的实验与思考.
[3]黄春梅.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美育作用摭谈.
[4]于漪.于漪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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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当中，一共只有两个半外交家， 一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是周恩来，剩下半个是顾维钧。"这种说法显然有些主观，有些片面，但是这种说法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外交历史当中，顾维钧先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头衔： √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的缔造者之一 √中国驻法、英、美等国大使 √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和副院长 √世界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 这都是我们的历史书本对他头衔的一些界定。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头衔，一个非书面化的头衔，他是民国三大绝世美男之一。在中华民国时期有三大绝世美男，分别叫顾维钧、梅兰芳、汪精卫。此三人颜值爆表。 顾维钧的祖上顾氏家族，曾经是江南一带的名门望族，在江南一带特别有实力，声名显赫。但是在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江南一带饱经了几年的兵火战乱之苦。在此期间，顾氏家族又因经历了好几次重大变故而家道中落。 直到顾维钧的父亲这一代甚至可以用家境贫寒还形容。顾维钧的父亲叫顾溶，在顾溶十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家贫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进入社会靠打工谋生。不过顾溶生性聪敏机警，并且踏实肯干，最早在一家小公司里面做学徒， 期间得到老板的赏识，提拔他做了总账房，大概就相当于今天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收入上也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家境相对改善，之后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婚后顾溶夫妻先后生育了两子一女，一共三个孩子，于1888年，顾溶妻子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就是顾维钧。这次怀孕并没有让两夫妻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老小，生活压力巨大。所以两夫妻商量后打算不要这第四个孩子。他们尝试两三次拿掉这个孩子，但是均告失败。最终这第四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取名字就叫顾维钧。 顾维钧几乎从自己一出生，就彰显了他自己生命力的强大。而且还特别旺他的父亲，他的年出生几乎成为了他父亲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顾溶从此开始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就在顾维钧出生的那一年，顾溶离开了原来供职的小公司，进入了当时著名的洋务企业“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进入之后，顾溶负责海运业务，并做出了很好地业绩，得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赏识。盛宣怀，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之一，中国著名的官商，红顶商人，洋务派的实际领袖之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并且是上海轮船招商局当时的实际负责人，直接提拔顾溶为招商局的高层管理人员。 顾溶的独特的具有天赋的理财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工作做得特别出色。他又进一步得到了当时上海道台袁树勋的赏识。“上海道台”相当于是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将顾溶从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调出来掌管上海钱庄，并且一路提拔，最终坐到了当时上海交通银行第三任总经办，说通俗一点，就是交通银行总行第三任行长。算是他人生的事业巅峰，从此进入上流社会。 家庭条件的优渥，使得顾维钧从小就能接受到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自费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完成预科班学习后，顺利的进入了当时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大学阶段的学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独特的超乎常人的一些天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彰显和发挥。首先是他卓越的社交能力，那个年代美国人对留辫子的中国人总是存在一些看法和排挤，当时他们对顾维钧却不是这样，他似乎特别能融入那些美国同学的圈子，特别受同学们喜欢，搞什么活动都喜欢邀请他一起来参加。比如说，他是大学赛艇会的舵手，是辩论赛的辩手。并且在一次全校范围内的学生会的选举当中，他以高票当选了当时哥大九人学生会的成员。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受他同学们的欢迎。相比他的社交能力，更耀眼的应该是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彼时的哥大，可以说是名师云集，像宪法学、国际法学、经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几乎每一科都有一些国际顶尖的大学教授在这里讲学。顾维钧又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学，所以一口气把这所有的专业学科全给报了，并且每一科的成绩都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受这些教授的喜欢。 这些大教授们经常喜欢把顾维钧邀请到自己家里来，一起搞学术研究，开party，搞茶会，对这个学生特别的认可。 外人眼中的学霸人设，人生巅峰。当时顾维钧却有着自己的忧虑。他一直忧虑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己该往哪里去的问题；到底应该深入的学习哪个专业的问题，或者说是毕生追求方向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就在他人生最纠结、最犹豫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他人生影响非常大的老师，就是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家穆尔教授。 穆尔教授不仅仅是个大学者，还是个实干派，曾经担任过美国的代理国务卿，在政治上政绩斐然，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在当时美国政治界和法学界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 穆尔教授特别赏识顾维钧，有一次跟顾维钧的对话过程中，听出了顾维钧心中的忧虑，他于是说了一段话开导启发这个学生，大致意思是：我们在进行专业选择和职业方向选择的时候，比较低层次的选择是根据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但是对于一些特别有天赋、特别有才干的人来讲，如果也按照兴趣爱好去选择，可能经其一生会荒废埋没他的很多天赋和才干，所以应该做出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那就是根据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需要去进行选择。比如说，你所处国家医学不够昌明，你就可以选择去学医，在医学领域有所突破，改善民生。比如说你的国家军事武器比较落后，你就可以去研究国防、军事，甚至去研究物理、核导弹，以增强国家军事能力。比如说，你的国家国际社会没有地位，不能很好融入国际社会，缺一些出色的外交官和国际法学家，你就应该去研究国际法、外交学，然后更好的帮助你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活动，去融入世界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听了这段话，顾维钧深受启发，他认为当时中国缺的就是精通国际法的外交家。所以他拜入到穆尔教授的门下，来学习国际法学和外交学。他的这段求学生涯，为他整个后面人生的外交实践奠下了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 顾维钧刚来美国时，当时的中国还是晚清时期，清朝朝廷还在。读了几年书之后，大清亡了，中国已经是中华民国时期了。1912年12月，当时顾维钧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按照他的计划，他打算将自己博士论文分上下两卷共十九章来研究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一封来自中华民国驻华盛顿使领馆来信。为何民国会给自己寄信，阅信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中华民国政府想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这是天大的好事，是一个很高的从政起点，也正是顾维钧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他又陷入了极度纠结的状态，一边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另一边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选一边就要放弃另一边，于是他决定去找穆尔导师去商量，把自己的纠结阐述一遍，穆尔教授听完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怎么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呢？难道你在美国学习这么长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穆尔 当顾维钧收拾好行囊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穆尔教授送给了他一份厚礼，穆尔张罗了美国几个法学界的专家，组成了一个答辩委员会，准备给顾维钧做提前答辩。而且此次答辩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答辩会上提出问题分别是： √穆尔：承认一个新政府的标准？ √古德诺：美国宪法哪些特点适合中国？ √彼尔德：既然赞成共和制，理由何在？在中国，接受程度如何？ 这些问题都是顾维钧回国以后亟待去思考，亟待去解决的问题。两小时的答辩会，导师们给予了顾维钧满满的认可和期待。因此顾维钧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他的留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巨句号，收拾行囊，启程回国，从此掀开了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未完待续
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一位务实的职业外交官。故而不管是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或是蒋介石等政治强人，都可以容忍并接纳他。顾维钧在中国近代史上纵横驰骋55年，称其为中国近代史政坛第一不倒翁，一点都不为过。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当中，一共只有两个半外交家， 一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是周恩来，剩下半个是顾维钧。"这种说法显然有些主观，有些片面，但是这种说法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外交历史当中，顾维钧先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头衔： √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的缔造者之一 √中国驻法、英、美等国大使 √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和副院长 √世界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 这都是我们的历史书本对他头衔的一些界定。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头衔，一个非书面化的头衔，他是民国三大绝世美男之一。在中华民国时期有三大绝世美男，分别叫顾维钧、梅兰芳、汪精卫。此三人颜值爆表。 顾维钧的祖上顾氏家族，曾经是江南一带的名门望族，在江南一带特别有实力，声名显赫。但是在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江南一带饱经了几年的兵火战乱之苦。在此期间，顾氏家族又因经历了好几次重大变故而家道中落。 直到顾维钧的父亲这一代甚至可以用家境贫寒还形容。顾维钧的父亲叫顾溶，在顾溶十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家贫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进入社会靠打工谋生。不过顾溶生性聪敏机警，并且踏实肯干，最早在一家小公司里面做学徒， 期间得到老板的赏识，提拔他做了总账房，大概就相当于今天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收入上也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家境相对改善，之后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婚后顾溶夫妻先后生育了两子一女，一共三个孩子，于1888年，顾溶妻子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就是顾维钧。这次怀孕并没有让两夫妻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老小，生活压力巨大。所以两夫妻商量后打算不要这第四个孩子。他们尝试两三次拿掉这个孩子，但是均告失败。最终这第四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取名字就叫顾维钧。 顾维钧几乎从自己一出生，就彰显了他自己生命力的强大。而且还特别旺他的父亲，他的年出生几乎成为了他父亲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顾溶从此开始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就在顾维钧出生的那一年，顾溶离开了原来供职的小公司，进入了当时著名的洋务企业“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进入之后，顾溶负责海运业务，并做出了很好地业绩，得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赏识。盛宣怀，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之一，中国著名的官商，红顶商人，洋务派的实际领袖之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并且是上海轮船招商局当时的实际负责人，直接提拔顾溶为招商局的高层管理人员。 顾溶的独特的具有天赋的理财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工作做得特别出色。他又进一步得到了当时上海道台袁树勋的赏识。“上海道台”相当于是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将顾溶从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调出来掌管上海钱庄，并且一路提拔，最终坐到了当时上海交通银行第三任总经办，说通俗一点，就是交通银行总行第三任行长。算是他人生的事业巅峰，从此进入上流社会。 家庭条件的优渥，使得顾维钧从小就能接受到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自费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完成预科班学习后，顺利的进入了当时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大学阶段的学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独特的超乎常人的一些天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彰显和发挥。首先是他卓越的社交能力，那个年代美国人对留辫子的中国人总是存在一些看法和排挤，当时他们对顾维钧却不是这样，他似乎特别能融入那些美国同学的圈子，特别受同学们喜欢，搞什么活动都喜欢邀请他一起来参加。比如说，他是大学赛艇会的舵手，是辩论赛的辩手。并且在一次全校范围内的学生会的选举当中，他以高票当选了当时哥大九人学生会的成员。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受他同学们的欢迎。相比他的社交能力，更耀眼的应该是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彼时的哥大，可以说是名师云集，像宪法学、国际法学、经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几乎每一科都有一些国际顶尖的大学教授在这里讲学。顾维钧又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学，所以一口气把这所有的专业学科全给报了，并且每一科的成绩都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受这些教授的喜欢。 这些大教授们经常喜欢把顾维钧邀请到自己家里来，一起搞学术研究，开party，搞茶会，对这个学生特别的认可。 外人眼中的学霸人设，人生巅峰。当时顾维钧却有着自己的忧虑。他一直忧虑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己该往哪里去的问题；到底应该深入的学习哪个专业的问题，或者说是毕生追求方向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就在他人生最纠结、最犹豫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他人生影响非常大的老师，就是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家穆尔教授。 穆尔教授不仅仅是个大学者，还是个实干派，曾经担任过美国的代理国务卿，在政治上政绩斐然，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在当时美国政治界和法学界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 穆尔教授特别赏识顾维钧，有一次跟顾维钧的对话过程中，听出了顾维钧心中的忧虑，他于是说了一段话开导启发这个学生，大致意思是：我们在进行专业选择和职业方向选择的时候，比较低层次的选择是根据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但是对于一些特别有天赋、特别有才干的人来讲，如果也按照兴趣爱好去选择，可能经其一生会荒废埋没他的很多天赋和才干，所以应该做出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那就是根据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需要去进行选择。比如说，你所处国家医学不够昌明，你就可以选择去学医，在医学领域有所突破，改善民生。比如说你的国家军事武器比较落后，你就可以去研究国防、军事，甚至去研究物理、核导弹，以增强国家军事能力。比如说，你的国家国际社会没有地位，不能很好融入国际社会，缺一些出色的外交官和国际法学家，你就应该去研究国际法、外交学，然后更好的帮助你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活动，去融入世界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听了这段话，顾维钧深受启发，他认为当时中国缺的就是精通国际法的外交家。所以他拜入到穆尔教授的门下，来学习国际法学和外交学。他的这段求学生涯，为他整个后面人生的外交实践奠下了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 顾维钧刚来美国时，当时的中国还是晚清时期，清朝朝廷还在。读了几年书之后，大清亡了，中国已经是中华民国时期了。1912年12月，当时顾维钧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按照他的计划，他打算将自己博士论文分上下两卷共十九章来研究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一封来自中华民国驻华盛顿使领馆来信。为何民国会给自己寄信，阅信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中华民国政府想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这是天大的好事，是一个很高的从政起点，也正是顾维钧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他又陷入了极度纠结的状态，一边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另一边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选一边就要放弃另一边，于是他决定去找穆尔导师去商量，把自己的纠结阐述一遍，穆尔教授听完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怎么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呢？难道你在美国学习这么长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穆尔 当顾维钧收拾好行囊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穆尔教授送给了他一份厚礼，穆尔张罗了美国几个法学界的专家，组成了一个答辩委员会，准备给顾维钧做提前答辩。而且此次答辩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答辩会上提出问题分别是： √穆尔：承认一个新政府的标准？ √古德诺：美国宪法哪些特点适合中国？ √彼尔德：既然赞成共和制，理由何在？在中国，接受程度如何？ 这些问题都是顾维钧回国以后亟待去思考，亟待去解决的问题。两小时的答辩会，导师们给予了顾维钧满满的认可和期待。因此顾维钧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他的留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巨句号，收拾行囊，启程回国，从此掀开了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未完待续
中共中央的新华社1948年12月25日发出的《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的电讯，（这位神秘的“陕北权威人士”其实是毛泽东。）早已一一开列，广为人知：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
顾维钧是中华民国外交家，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国民政府驻法国等，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顾维钧主要 事迹 ，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顾维钧人物生平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 辩论 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等职，其间，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五十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顾维钧人物轶事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 留学 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 经验 ，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携女殿堂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唐宝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 其它 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 文化 ，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妙语应答，立场坚定 顾维钧巴黎声明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 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China can not miss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坚守底线，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严氏理家，顾氏最爱 顾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夫人对顾先生关爱有加。在顾先生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并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记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现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在房产开发中成绩卓越。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 总结 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顾维钧退休后先打算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 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转达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 游泳 。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 麻将 。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 国画 ，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说着，画着，思绪如潮，不能自已。当前嘉定博物馆中，保存着顾维钧于1984年亲笔书赠的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对顾维钧的人物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人，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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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和近》虽只有短短的六句，却容纳了对历史反思的丰富内涵。“远”、“近”：是物理距离概念，这是客观存在，有科学的衡量标准。但在情感作用下产生的心理距离却不同，“远”可以变“近”，“近”可以变“远”。诗中用“你”、“我”、“云”心理距离的变换，曲折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诗人对和谐、融洽的理想人际关系的向往、追求。诗中的“你”、“我”、“云”三个意象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你”、“我”都生活在客观现实中、同属于社会的组成人员，“云”则象征着美丽淳朴的大自然。“你看我时很远”，这是地近心远，“咫尺天涯”：“你看云时很近”，这是地远心近，“天涯若比邻”。诗人这种“人远天涯近”的辩证感情方式已成为人审美理想的发展的方式，即“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观的创造。”这首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给人的印象是：自然而不自然，工巧而不矫饰。
给你几个论文题目顾城之死与女儿国的破灭 （邓晓芒王德威：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童心的复归——顾城之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诗人顾城之死也谈“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之死与“不无自我”顾城的死与人格缺陷顾城之死的文化解析本文试图从诗人对童话乌托邦世界的迷恋和皈依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放逐、迷失消亡，对情爱世界的欲望偏执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嗜血性发展，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焦虑和绝望三个维度梳理、解析顾城自杀...杨丹丹 《求索》2008年 第8期相关文献幻像之死——从《英儿》及其诗作看顾城弃城《英儿》成书未及出版,随即传来顾城杀妻自杀的惊世传言,社会各界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惊异声、感叹声、唏嘘声淹没了事件。有评论者以道德尺度界定事件,顾城自私自利、为所欲为,《英儿》的全部内容章学珍 《小说评论》2007年 第S1期相关文献微笑而痛苦的灵魂——顾城诗作中的死亡意识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九十年代初的杀妻自缢事件对整个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坛因此众说纷纭，其死亡原因也因此成了一个神秘而难解的谜。本文正是从不同侧面在诗人逝去十余年后试着客观公正...任岩岩 《中华现代教育》2007年 第9期相关文献从女性观到死亡观——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分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者不同的女性观——对女性的占有或对女性的崇拜，以及与这女性观休戚相关的死亡观。顾城的一生是追求“自我”的一生，川端的一生是追求美的一生。所以，...高华 王蕊 《宜春学院学报》2005年 第3期相关文献误读乎？真人乎？——对顾城死因的浅析及思考顾城在观念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读，导致其错误地想在现实中完成对绝对自由的追求，结果只是理想的破灭，狂狷与自私交织而成的变态人生观使他走上极端。张瑜 《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 第3期相关文献死亡的寓言从1989年3月26日海子的卧轨自杀开始，经过骆一禾的“革命性病故”，戈麦的焚诗自沉，直至顾城的杀妻自缢，诗歌死亡的多米诺骨牌已经砰然发动。当我着手收编有关顾城的文本时，诗人自杀的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朱大可 张灵 《出版参考：新阅读》2004年 第12期相关文献顾城的死亡意识对顾城诗歌意象的解读显示：回归自然和女儿国是顾城理想王国的最高境界，在理想的追逐与破灭中，又对死亡有着独特的预测性体验，最后漂泊无依的顾城渴望家并终于回归了“家”。许艳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 第3期相关文献
——浅谈顾城诗歌的民族内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X》：“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转帖来的。
诗人最后的诗歌作品有一篇是可以当作遗言来看的，这就是《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人世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死亡在诗人看来已经不是痛苦而悲哀的事情，只是行走疲惫后舒适的休息，心里充满着渴望与期待，而人世呢“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仍然是些说三道四苟且偷生的无聊人，他们把诗人的死当成饭后的谈资，如此麻木如此冷酷，这样无奈的人生诗人已经疲倦，他渴望宁静与长久的睡眠。 一切都得到了验证，诗人最后终于安息在他的墓床里，而世人也果然把他的杀妻案当成轶闻。是疯子也好是魔鬼也罢，诗人带着所有的谜团终于消失在茫茫黑夜中。一个偏执的任性的满脑子幻想与完美理念的生命，诞生于黑夜回归于黑夜，只把耀眼的流星光芒瞬间的燃尽，顾城，没人能读懂你没人理解你奇怪的运行轨迹，这就是你对我们的评价吗？
概述顾城，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顾城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后期隐居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杀妻子谢烨后自杀。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作品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种文字。 基本信息栏中文名：顾城国籍：中国民族：汉出生地：北京出生日期：1956年9月逝世日期：1993年10月8日代表作品：《黑眼睛》《英子》《白昼的月亮》目录[隐藏]生平简介 顾城简介 顾城简介（2） 关于顾城 顾城的帽子 诗句经典 顾城:《给我的尊师安徒生》 顾城 童话诗人 顾城的遗书 生平简介顾城简介顾城简介（2）关于顾城顾城的帽子诗句经典顾城:《给我的尊师安徒生》顾城 童话诗人顾城的遗书 [编辑本段]生平简介(1956-1993)顾城，男，原籍上海，1956年九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顾工下放山东广北农场，1974年回北京。 做过搬运工、 锯木工、借调编辑等。 “文革”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73年开始学画，并进入社会性作品写作阶段，1974年起于《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1977年起重新进入纯净写作，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1993年10月8日于新西兰所居岛因为离婚与其妻谢烨发生冲突，谢烨受伤倒地，过程成谜，顾城随即自杀，谢烨于其后数小时不治。媒体捕风捉影称“顾城用斧头杀妻”，令诗人在后从童话诗人被妖魔化成精神异常的杀人恶魔，后蒙冤。（从顾城姐姐顾乡所做“顾城最后的十四天”中看，斧头只是偶然在场物件，跟案件根本无关。）1993年3月曾回国探亲，惨案发生时，值其夫妇从德返新西兰不久。顾城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著作主要有《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英子》（1994年元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与谢烨合著）、《灵台独语》(1994年3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老木、阿杨编）、《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城》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德、法等多国文字。另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组诗《城》、《鬼进城》、 《从自我到自然》、《没有目的的我》。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 [编辑本段]顾城简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对著名朦胧诗人顾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这两句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在顾城冥寿50周岁的前一年，四卷本的“顾城文学系列”首卷―――《顾城文选？别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城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随后开始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后定居新西兰，1993年10月8日，他与妻子谢烨双双在新西兰激流岛上。 据此次“顾城文学系列”策划人刘曦强介绍，此套四卷本将延续至明年9月出完，整套文选由“顾城之城”网站站主江晓敏和顾城胞姐顾乡联合编选并注释。总计 150多万字的散文体作品，囊括了顾城旅居海外的1992年至1993年这一创作高峰期的作品，有望展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顾城。 “顾城之城”站主江晓敏是浙江温岭一所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她于1993年阅读了诗集《海篮》开始接触顾城的诗，“1994年读《诗探索》上面顾城的朋友文昕写的《最后的顾城》，读到顾城铸脚印那个段落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喜欢上顾城了。后来读了几乎能搜集到的顾城的所有资料。” 顾城早期的《生命幻想曲》、《分别的海》和后期的《颂歌世界？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都让江晓敏特别喜欢。她用“真”概括了顾城为人的最大特点，“自然纯净”则是她心目中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间流出来的。读他的诗时，你忘掉了自己是人，你一会儿是瓢虫，一会儿是河流，一会儿又是石头，这是另一层面上的‘自然’”。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顾城，分享顾城优美的诗句”，江晓敏于1999年创办了“顾城之城”网站。 然而，也有不少当年的诗友，如今却不愿再重新“面对顾城”。 “关于他的事儿，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一位当年颇有影响力的朦胧派诗人以此拒绝受访。另一位当年和未出国前的顾城“有过比较多的交往”的诗人，则宣称正忙着写一部文化散文书稿而无暇评说旧友。 “朦胧诗”阵地《今天》的编辑徐晓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为人》中，对北岛、芒克等诗人有浓墨重彩的回忆，但谈起顾城却没有太多的印象，“当时编他的诗主要是北岛，我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他几次而已。” 多数诗友的不愿置评，或许有众多不同的复杂原因。但顾城真的就是这样给人一种“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感觉。 姐姐顾乡比顾城大两岁两个月零三天，顾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凑热闹”。顾城不到一岁时就会走路，“他那时干得最多的事，是走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前，对着镜子看自己”。上了幼儿园的顾城还是“不爱凑热闹”，每次顾乡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躲在一边看树或者看蚂蚁。” 顾乡回忆，从小博览群书的顾城，一次为了安慰受欺负的同学居然给人家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并得到了“故事”的雅号。但同学们围拢着想听他讲时，“还是不容易听到他讲故事，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 在渴望与外界交流和退回内心的“心理拉锯”中，顾城只好寻求姐姐当他“一个人的听众”，姐姐没空听时，“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别的屋子，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 及至“文革”的风浪裹挟一切，顾城还是“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他嘲笑我（顾乡），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 这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帽子。1992年6月在荷兰演讲时是这样，1992年12月在德国演讲时也是这样。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诗人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一顶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顾城后来和妻子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养鸡种菜的生活也颇有独立王国、自给自足的意味。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眼里，“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崔卫平教授肯定顾城在朦胧诗派中“贡献是相当大的”，但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进行了质疑―――“声称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 《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刘自立，对“白话是否能写诗”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因此对“朦胧诗”的整体评价都不太高，他觉得，顾城“只是其中一员，也不比别人高明。” 刘自立是在不认识顾城的时候看过顾城的诗，“觉得他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写诗。”刘自立认为，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因此，“顽童”到最后也容易失控，这和他的诗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与社会沟通的中断，都有联系。刘自立认为，顾城试图用散文体语言赋予他的诗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义，但事实上，“寻找光明”和“相信未来”，并不新鲜。
——浅谈顾城诗歌的民族内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X》：“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转帖来的。
顾城后期诗歌艺术形式分析伍方斐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在那里他注视山下的暖风他注意鲜艳的亲吻像花朵一样摇动像花朵一样想摆脱蜜里的昆虫他注意到另一种脱落的叶子到处爬着，被风吹着随随便便露出干燥的内脏——顾城《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1985)顾城(1956—1993年)的后期诗歌，有一种反形式或超越形式的倾向。诗人对形式的放逐，是缘于他内在精神的充溢，还是缘于他对“自然”的崇拜，甚或他根本已意识不到形式与内容、结构与材料、技巧与意义等有关的或传统或现代的区分，这要通过分析他后期诗歌既有的形式和风格，才能作出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诗人对形式规则的放弃和否定，是与他对意义(包括文化规则)的否定和放弃相联系的。我们对诗人艺术作品的形式化研究，即是试图扼要把握其在⑴主题与母题，⑵意象、隐喻与象征，⑶语言与文体等艺术层面所呈现的因素，探讨其后期诗歌形式构造的本质。1992年底，顾城在德国波恩接受《袖珍汉学》杂志的编辑采访时，谈到不断变化的“我”的阶段性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把自己诗歌创作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然阶段(1969-1974年)、文化阶段(1977-1982年)、反文化阶段(1982-1986年)和无我阶段(1986年以后)。①本文所称“后期”，大抵相当于顾城所划分的后两个时期，但指的是1985年至1993年这个时间段，内部的分期则以1988年定居海外为界。按顾城自己的表述，在“反文化阶段”，“我用反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文化对我的统治，对抗世界。这个时期我有一种破坏的心理，并使用荒诞的语言”，在“无我阶段”，“我对文化及反文化都失去了兴趣，放弃了对‘我’的寻求，进入了‘无我’状态。我开始做一种自然的诗歌，不再使用文字技巧，也不再表达自己。我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惧”。②这“反文化”和“无我”两个阶段，本质上具有共通的一面，都带有明显的反人类与反人本倾向：“反文化”针对的是作为“类”的人及其规范个体行为的“文化”，而反文化的个体和非文化的自然在诗化世界中仍居于中心位置;“无我”则把对文化与世界的否定推向绝对，直至从根本上剥离和摒弃“自我”和“自然”，“无我”的“我”，“既是神，又是鬼，既是人，又是昆虫”，③这显然是对人的“人本”地位的彻底解构，是一种接近死亡又无死亡可言的无为无不为状态，“在我放弃了自己的时候，我忽然就自由了，我终于理解到了什么叫自然而然”。④这个后“文化”甚至也后“自然”的“自然而然”，成了顾城后期诗歌、诗学以至行为的核心。这也是理解顾城后期诗歌形式与结构因素的前提和关键之点。一、主题与母题如果按流行看法，把主题理解为中心观念、主导思想及“被人物、情节和形象具体化了的抽象概念”，把母题理解为“起着扩展叙事的基石作用的简单成分”(参见弗·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母题、典型、主题》)，那么，顾城诗歌后期各阶段在主题和母题方面明显地各有侧重：“反文化”阶段侧重主题，尽管因主题向母题靠近，意义神秘化，但主题仍不失其可知性与完整;“无我”阶段侧重母题，随着母题向意象的“淡出”及意象的具象化，主题与意义也零散化并逐渐消解，最后彻底消隐为不可知。这一倾向表明，顾城后期诗歌的主题与母题，已成为作品形式构造和功能结构的重要因素。在1985年至1988年的“反文化”阶段，诗人创作的主题，虽然在明晰度方面已大不如前(有人称他此期的作品“有一种令人战栗的神秘”，“是真正意义上的朦胧诗，除此的朦胧诗，只是一个误称”⑤)，但题材领域却已相对内敛、集中，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向母题回归、接近，有关爱欲、死亡与宿命的主题极为突出，其次是神秘和荒诞因素的加入，由这几个元素凸现的反文化与非理性精神，往往在不同的诗中有大抵相近的表现。在以《颂歌世界》(1985年)为总题的组诗中，爱与死是两个核心主题。其中，表现前者较突出的诗篇有《是树木游泳的力量》、《提示》、《本身》、《季节·保存黄昏和早晨》、《睡前》、《就在那个小村里》等。后者写道：“在你的爱恋中活着/很久才呼吸一次/远远的荒地上闪着水流//村子里有树叶飞舞/我们有一块空地/不去问命运知道的事情”。在这里，爱是对抗命运与死亡的方式。但在命运和死亡面前，爱是脆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微小的命运/如同黄昏的脸/如同草菊的光在暗影中晃动”(《封页》)。死亡几乎成为这一组诗中绝大部分作品咏叹的对象，如《方舟》、《叙事》、《如期而来的不幸》、《空袭过后》、《河口》、《丧歌》、《颂歌世界》、《硬币中的女王》等，均是集中表现死亡的作品。“你登上了，一艘必将沉沦的巨轮/它将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方舟》)，象征生命希望的方舟带来的是被注定的死亡。“总有人要变成草原的灰烬/变成雪水流出村庄，乌鸦在枯萎/一枚枚沉重的鸟打翻了土地//……总有树要分开空气、河水，分开大地/使生命停止呼吸，被自己的芳香包围”(《河口》)，在诗人眼里，意识到死亡是生命和自然的另一种形态，死也就成为美和必然。这一主题在后来的《春天死了》、《墓床》等诗中有更绚烂、神秘的表现。到了组诗《水银》(1988年)，即“无我”阶段的开始，爱欲与死亡主题进一步母题化，最后合并为“自然”母题中的两个侧面，看似对立的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在更深处合而为一：“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像花藏好它的刺/因为我爱过/芳香的时间//……凶手/爱/把鲜艳的死亡带来”(《我把刀给你们》)。这使我们联想到弗洛伊德(S.Freud)在《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一文中对诗人还原神话的原始意义的过程的描述，“打生命开始，母亲这个形象就以三种形式出现：母亲，根据母亲形象选择的爱人，最后，拥抱每个人的大地母亲”。⑥生命，爱欲，死亡(永生)，这是自然(大地母亲)形式不同、本质相通的三位一体的形象显现。“无我”的顾城，则摒弃过程与形式而直奔自然本体：“我们摘下熟了的果子/我们创造早已成功的东西//我们摘下已经熟了的果子/微微转动/光芒四溢/我们创造已经成功的东西”(《案》)。自然成功地创造了一切，甚至创造了我们的“创造”，因此放弃自我创造而顺乎自然、回归自然并自然而然，成为诗人艺术与生活潜藏的唯一主题。顾城说《水银》已“完全进入到一种自然的个人化生活”，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此后，诗人以“自然状态”写作组诗《鬼进城》(1992年)、《城》(1993年)等作品，任自然母题碎裂为意象或具象，用片断性的零星句子、偶然性的词汇以至生造词、象声字，书写一种无目的(即兴式的)、无主题(甚至诗的标题与内容毫无关系)却不乏“丰富的象征”与“生动的神秘”的文本。这是顾城自然母题的形式归宿。二、意象、隐喻与象征与对意义世界的逐层剥离有关，在意象、隐喻与象征的处理上，顾城后期诗歌走的是一条与现代诗歌相悖的道路，它把现代诗歌中的神秘与反知性成分发展到极端，通过对意象的客观化与零散化处理，和对具象与经验的直接呈现，剔除隐喻与象征中的理性因素，从而把意象、隐喻、象征三者连为一体并神秘化。如果说在现代诗歌中，“一般的过程是，意象变成隐喻，隐喻再变成象征”(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意象、隐喻、象征、神话》)，那么，顾城后期诗歌则以隐喻性意象和象征性意象，代替意象向隐喻与象征的偏移和过渡，从而避免现代诗歌以象征为终点的意义化过程;而以原型意象(原型或原始意象)为核心的隐喻和象征，无论在本体论还是方法论上，又都能确保自然之境在呈现和建构时的直接性。以本文开首所引一诗为例。诗中的意象主要有风、花朵、蜜、昆虫、叶子，花朵和叶子是两个中心意象。围绕中心意象展开两个隐喻：“鲜艳的亲吻”(花朵，生命)、“干燥的内脏”(叶子，死亡)，而“亲吻”和“内脏”同时又是两个拟人化的隐喻性意象。连系两个中心意象和两个隐喻性意象的，是一组连续性的行为动词(“摇动”、“摆脱”、“脱落”)和作为动作行为原因的两个意象(“昆虫”、“风”)。意象和隐喻的融合，展示世界的两面：暖风亲吻花朵的盎然生机(蜜，圆满)和风中落叶的飘零枯萎(昆虫，坏损)。起首两句：“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在那里他注视山下的暖风”，则使这个世界对象化为无分别的统一体。“孤寂的住所”既是一种象征，又是一个象征性意象，它暗示“灵魂”的“孤寂”和“住所”的“孤寂”。而此处，“灵魂”的对应物，已不是一般意象或中心意象，而是潜藏其中并包容一切的象征性原型意象，(诚如荣格所言，“象征不是比喻，不是符号，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内容的意象”，)即具有神秘本性的荣枯盛衰同时并存的“自然”，它同时也是上述一系列自然意象的抽象化和具象化。这样，围绕原型意象进行的隐喻和象征，其意味就若隐若显地呈现出来：灵魂甘于孤寂，安于自然，俯视生死并超越生死。这是一个典型的顾城式主题。而这个看似凌驾万物的“灵魂”，它到底在“自然”之内还是之外，也是晚期顾城的一个意蕴玄奥、不乏矛盾的分裂性主题。顾城诗歌的意象，尽管越往后期越显得破碎、零散，但整体上仍存在一些具有规律性和范式意味的形式基因。“反文化”阶段的作品，大抵以自然意象为主，意象的美感色彩和意象组合的有序性仍有所遗留，中心意象多属于自然界中的无机物(这与前期自然意象以动植物居多相比是一个微妙变化)，如海(重要诗作有《倾听时间》、《海的图案》、《方舟》、《爱我吧，海》)，水(《溯水》、《来源》、《月半》、《我知道了，什么是眼泪》)，风(《风的梦》、《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风的样子》、《兼毫》)，以及火、光、石头、木头等，其中个别已具有荣格(C.G.Jung)所谓的原始意象的性质。“无我”阶段的意象，逐渐从前一阶段社会化的自然意象，如墙(《有墙的梦寐和醒》)和桶(《没有注满的桶》)等，过渡到纯粹的社会性意象以至具象，组诗《鬼进城》和《城》是典型代表。这一时期，意象的“意”(知性)和“象”(感性)被客观化为纯粹偶然的个人经验，一种无“意义”的具象。如组诗《城》中的《知春亭》：“那么长的走廊/有粉笔//把手伸得高高的”;《新街口》：“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这些梦境似的分裂性社会意象(具象)，是臻于自然之境的诗人心理经验(包括潜意识)的自然产物，它的“意义”，只能从它与作为整体的自然之境构成的隐喻的或象征的关系去体认。对隐喻与象征和诗的意象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隐喻性意象和象征性意象的意义本质，修辞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有关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顾城诗歌的进一步理解。一般说来，隐喻无非两类，即用有生命的事物来比拟无生命的事物的隐喻，和用无生命的事物来比拟有生命的事物的隐喻。前者本质上是诗人的神话式想象，它把个人人格投射到外部事物上，赋予自然以生命和灵魂。这也是前期顾城的隐喻和隐喻性意象的特点。后者截然相反，它在陌生、异己的事物中摸索，它使自己失去生命和主观意识;这种隐喻和神秘象征“是毁坏生命的(de-animizing)”，“它们召集另一个世界，即无生命世界、不朽的艺术、物理的法则”，是一种“把生人化成石头的愿望”，“在根源上是一种对生物学上的生命的强力摧毁，一种有意的隔绝(异化)”。⑦而它的心理本质则是对人作为“正在死亡的动物”的超越和对“永恒”和“永恒的世界”的追求。顾城后期诗歌对无机自然，尤其是晚期对水银(组诗《水银》)、石头(《城》和《鬼进城》的“城”是石头的另一种形态)等隐喻性、象征性意象的偏执，⑧与曹雪芹对石头、狄金森(E.Dickinson)对石化经验、叶芝(W.Yeats)对黄金锻造的执著如出一辙，都是“把文学意象用作一种巫术的－象征的意象”，而实质上“巫术式的隐喻是自然世界的一种抽象”。⑨由此看来，诗人追求的自然之境，反过来对他所运用的意象、隐喻与象征，又有着潜意识的深层影响。三、语言与文体这种影响同样也表现在语言和技巧的运用方面。前期顾城在同辈诗人中是语言和技巧意识觉醒最早的诗人之一，在一篇题为《关于诗的现代技巧》(1983年)的文章中，诗人曾对自己早期创作中自发运用与借鉴的现代技巧进行过较详尽的分析，并把“尽得天下之道而无道，尽得天下之法而无法”，作为自己学诗的“最终方法论”。1985年以后，顾城创作的“文化阶段”结束，社会乌托邦的幻灭和随之而来的精神危机，使诗人意识到在自我与世界的对抗中，“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生命的矛盾”，唯有进入超越自我与世界的“自然之境”才能使矛盾得以解脱。诗人对语言和技巧的认识随之也发生了逆转，“从那个时候起，我做一个好玩的事，我不写诗，不使用文字，也不说我自己。但是我给这些文字以自由。它们就像那些我热爱的小昆虫一样爬来爬去，发出声音，就像中国古代《诗经》里许多象声词一样。那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像叶子，或鸟快乐时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会到我的生命里来，因为我也是从自然里来的。”所以，“诗的语言是一种自然的语言，它到我们人间来，到我们心里来，变成字，变成一个故事，变成我们的生活，它还会离去，它不会留下来。但是它毕竟创造了一种跟我们生命相和谐的生活，使我们想起了遥远的一种生活，作为鱼、作为花、作为树这种不断变幻和死亡的生活。”⑩诗的语言作为自然的语言，对于后期顾城，除上述世界观的意味之外，更是指一种自然的文体。首先，从整个语言系统来看，这种自然文体的口语特点极为突出，它主要表现为：词汇的浅近通俗，语言的拟声色彩和同音、象声字词的大量运用，无格律音韵的叙述性语调，随意、芜杂、片断化的词汇与句群组合，以及多义、歧义、无义的语义构造，同时也不乏口语特有的简捷、明快、直接、鲜活。其次，从语言与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自然文体在抽象与具象、概念与感觉、有序与无序、明晰与晦涩、激昂与沉静、修饰与质朴之间的选择，极端地偏重后者，即它是一种具象的、感觉的、无序的、晦涩的、沉静的、质朴的文体。再次，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来看，这种文体是断裂的、松散的、反逻辑的。上述语言与文体的自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与诗人后期诗歌写作的技巧或不再使用技巧有关。诗人后期尤其是“无我”阶段的自然写作，是真正意义的“意识流”、“自由联想”，回忆、想象、幻觉、梦境、潜意识，一切感官的与心理的个人经验(包括某种天启式的神秘体验，某种从自然直接传到诗人生命里的“声音”)，都成为诗歌表现的内容，从而影响到语言与文体。如组诗《水银》中的《电传》：“极天尽头/鸟飞/我的脚很小/猪很美/野猪躲过/带针的木棍/一口吃/柞树叶子/红猪/绿身/蓝尾//对/对对/桌子要小/来小土堆。”《看见》：“我看见苹果/在花开的时候/远远地看/只有这一片是红的//十五只鸟在路上飞/飞过 飞不走了”。这是顾城最后岁月提到自己后期诗歌的少数几首样板诗中的两首，还有一首更典型、诗人也更偏爱的，是《水银》中的长篇压轴作品《滴的里滴》。这些诗作在语言与文体方面表现出的口语化、具象感与断裂性，和诗人后期整体风格的明澈与神秘、可知与不可知，是互为表里的。有些甚至已走向绝对的神秘与不可知，如“上次不是这样/己已己已/己已己已”(《扫描》)，“小人过/马来了/苏绿索/有个尚大的祖国”(《倚天》)，“天天有个/个个像了”(《青虹》)。它们把诗在语言、文体和技巧上的可能性，向“自然”的方向推到了极限，从而也把作为“艺术”的诗推到了接近自我解构的边缘。用诗人自己的话说是“我甚至不再想这是否是艺术”。德国文体学家施皮策(L.Spitzer)在分析作家的文体风格与心理的关系时指出，“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动，必须有一种背离正常用法的语言来表达它”。(11)顾城后期诗歌的自然文体，看似超越形式，实际是一种否定正常形式与正常精神的特殊形式，它通过“背离正常用法的语言”来建构背离正常文化世界的自然之境，同时作为一种“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动”的产物，这种自然之境(包括自然文体)也深深烙上了诗人个性与心理的印痕，它并不是纯然客观与自然的：诗人对口语和“声音”的崇拜，是基于德里达(J.Derrida)所揭示的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者对“声音与心灵有着实质的并且直接的近似关系”(12)的信仰，是诗人对返回本源与先在的统一性本质的内心吁求;诗人对具象图景的呈现，是一种“回到事物本身”的诗化的现象学还原，它本质上是对文化化的意义世界的“悬置”与否定;而对断裂性的注重，则与他对人性世界的疏离与分裂、颠覆与重组的潜在欲望有关。这类问题，已超出形式研究的范围，而成为心理分析的对象了，我们将另文论及。————————①②③参见《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2-4页。④顾城《从自我到自然》，《香港文学》108期，1993年12月。⑤赵毅衡《死亡诗学》，虹影、赵毅衡编《墓床—顾城、谢烨海外代表作品集》，作家出版社，1993年，391页。⑥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74页。⑦⑨(11)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225-230页，197页。⑧这在顾城同时期的绘画中也有明显表现，参见谢烨《顾城的画》有关水与石头两类线条的论述，《墓床》，356页。⑩顾城《我在等待死亡的声音》，《墓床》，226-227页。(12)德里达《文字语言学》，转引自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81页。作者伍方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出处：《学术研究》1997年第七期
近日，美国FDA批准了Trikafta（lexacaftor/ivacaftor/tezacaftor），这是首个治疗最常见囊性纤维化突变患者的三重联合疗法。Trikafta被批准用于12岁及以上的囊性纤维化患者，这些患者的CFTR基因（囊性纤维化跨膜电导调节器基因）中至少有一个F508del突变。在囊性纤维化人群中，这部分患者约占90%，在美国合计约有27000人。FDA代理专员Ned Sharpless说：“FDA一直在寻找加快复杂疾病新疗法开发的方法，同时保持我们高标准的审查，今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批准证明了这些努力。现在，大多数囊性纤维化患者，包括青少年都能获得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而在以前他们没有选择。FDA将继续为未满足患者需求的领域提出新的治疗方案，特别是影响儿童的疾病。”囊性纤维化是一种罕见的、进行性的、危及生命的疾病，其结果是在肺部、消化道和身体其他部位形成厚粘液。它会导致严重的呼吸和消化问题以及其他并发症，如感染和糖尿病。囊性纤维化是由CFTR基因突变带来的缺陷蛋白引起的，已知的CFTR基因突变约有2000个，但其中最常见是F508del突变。Trikafta是三种针对CFTR缺陷蛋白的药物组合，它有助于CFTR缺陷蛋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目前针对缺陷蛋白的治疗方法只对少数患者有效，trikafta是首个被批准的治疗12岁及以上且至少有一个F508del突变的的囊性纤维化患者。除了被授予快速通道、突破性治疗指定和优先审查外，Trikafta还获得了FDA孤儿药物指定。Trikafta的疗效在两项临床试验中得到了证实。第一项是为期24周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受试对象是403名F508del基因突变和第二个等位基因突变导致无法产生CFTR蛋白或CFTR蛋白对ivacaftor或tezacaftor/ivacaftor无反应的患者。第二项是为期四周的随机双盲主动对照试验，研究对象是107名有两个相同F508del突变的患者。试验中主要的分析着眼于预测的一秒钟内呼气容积百分比的增加，称为ppFEV1，这是囊性纤维化肺病进展的一个确定标志。Trikafta在两项试验中均增加了ppFEV1。在第一项试验中，与安慰剂相比，ppFEV1比基线水平提高13.8%。在第二项试验中，与tezacaftor/ivacaftor相比，ppFEV1比基线水平提高了10%。第一项试验中Trikafta还改善了患者的汗液氯化物、肺部恶化次数（呼吸症状和肺功能恶化）和体重指数。Trikafta的安全性基于两项试验中510名囊性纤维化患者的数据，所有亚组患者的安全性基本相似。与安慰剂相比，接受Trikafta治疗的患者出现更多的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是皮疹和流感事件。好医友提醒，囊性纤维化患者应咨询专业医生，并进行基因测试，以了解自己有哪些基因突变。患者应至少有一个F508del突变。
囊性纤维病是北美白种人种常见的一种遗传病，患者汗液中氯离子的浓度升高，支气管被异常的黏液堵塞，常于幼年时死于肺部感染。研究表明，在大约70%的患者中，编码一个跨膜蛋白（CFTR蛋白）的基因缺失了3个碱基，导致CFTR蛋白在第508位缺少苯丙氨酸，进而影响了CFTR蛋白的结构，使CFTR转运氯离子的功能异常，导致患者支气管中黏液增多，官腔受阻，细菌在肺部大量生长繁殖，最终使肺功能严重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