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人物研究论文顾维钧

一位务实的职业外交官。故而不管是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或是蒋介石等政治强人，都可以容忍并接纳他。顾维钧在中国近代史上纵横驰骋55年，称其为中国近代史政坛第一不倒翁，一点都不为过。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当中，一共只有两个半外交家， 一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是周恩来，剩下半个是顾维钧。"这种说法显然有些主观，有些片面，但是这种说法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外交历史当中，顾维钧先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头衔： √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的缔造者之一 √中国驻法、英、美等国大使 √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和副院长 √世界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 这都是我们的历史书本对他头衔的一些界定。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头衔，一个非书面化的头衔，他是民国三大绝世美男之一。在中华民国时期有三大绝世美男，分别叫顾维钧、梅兰芳、汪精卫。此三人颜值爆表。 顾维钧的祖上顾氏家族，曾经是江南一带的名门望族，在江南一带特别有实力，声名显赫。但是在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江南一带饱经了几年的兵火战乱之苦。在此期间，顾氏家族又因经历了好几次重大变故而家道中落。 直到顾维钧的父亲这一代甚至可以用家境贫寒还形容。顾维钧的父亲叫顾溶，在顾溶十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家贫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进入社会靠打工谋生。不过顾溶生性聪敏机警，并且踏实肯干，最早在一家小公司里面做学徒， 期间得到老板的赏识，提拔他做了总账房，大概就相当于今天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收入上也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家境相对改善，之后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婚后顾溶夫妻先后生育了两子一女，一共三个孩子，于1888年，顾溶妻子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就是顾维钧。这次怀孕并没有让两夫妻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老小，生活压力巨大。所以两夫妻商量后打算不要这第四个孩子。他们尝试两三次拿掉这个孩子，但是均告失败。最终这第四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取名字就叫顾维钧。 顾维钧几乎从自己一出生，就彰显了他自己生命力的强大。而且还特别旺他的父亲，他的年出生几乎成为了他父亲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顾溶从此开始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就在顾维钧出生的那一年，顾溶离开了原来供职的小公司，进入了当时著名的洋务企业“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进入之后，顾溶负责海运业务，并做出了很好地业绩，得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赏识。盛宣怀，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之一，中国著名的官商，红顶商人，洋务派的实际领袖之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并且是上海轮船招商局当时的实际负责人，直接提拔顾溶为招商局的高层管理人员。 顾溶的独特的具有天赋的理财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工作做得特别出色。他又进一步得到了当时上海道台袁树勋的赏识。“上海道台”相当于是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将顾溶从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调出来掌管上海钱庄，并且一路提拔，最终坐到了当时上海交通银行第三任总经办，说通俗一点，就是交通银行总行第三任行长。算是他人生的事业巅峰，从此进入上流社会。 家庭条件的优渥，使得顾维钧从小就能接受到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自费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完成预科班学习后，顺利的进入了当时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大学阶段的学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独特的超乎常人的一些天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彰显和发挥。首先是他卓越的社交能力，那个年代美国人对留辫子的中国人总是存在一些看法和排挤，当时他们对顾维钧却不是这样，他似乎特别能融入那些美国同学的圈子，特别受同学们喜欢，搞什么活动都喜欢邀请他一起来参加。比如说，他是大学赛艇会的舵手，是辩论赛的辩手。并且在一次全校范围内的学生会的选举当中，他以高票当选了当时哥大九人学生会的成员。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受他同学们的欢迎。相比他的社交能力，更耀眼的应该是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彼时的哥大，可以说是名师云集，像宪法学、国际法学、经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几乎每一科都有一些国际顶尖的大学教授在这里讲学。顾维钧又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学，所以一口气把这所有的专业学科全给报了，并且每一科的成绩都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受这些教授的喜欢。 这些大教授们经常喜欢把顾维钧邀请到自己家里来，一起搞学术研究，开party，搞茶会，对这个学生特别的认可。 外人眼中的学霸人设，人生巅峰。当时顾维钧却有着自己的忧虑。他一直忧虑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己该往哪里去的问题；到底应该深入的学习哪个专业的问题，或者说是毕生追求方向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就在他人生最纠结、最犹豫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他人生影响非常大的老师，就是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家穆尔教授。 穆尔教授不仅仅是个大学者，还是个实干派，曾经担任过美国的代理国务卿，在政治上政绩斐然，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在当时美国政治界和法学界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 穆尔教授特别赏识顾维钧，有一次跟顾维钧的对话过程中，听出了顾维钧心中的忧虑，他于是说了一段话开导启发这个学生，大致意思是：我们在进行专业选择和职业方向选择的时候，比较低层次的选择是根据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但是对于一些特别有天赋、特别有才干的人来讲，如果也按照兴趣爱好去选择，可能经其一生会荒废埋没他的很多天赋和才干，所以应该做出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那就是根据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需要去进行选择。比如说，你所处国家医学不够昌明，你就可以选择去学医，在医学领域有所突破，改善民生。比如说你的国家军事武器比较落后，你就可以去研究国防、军事，甚至去研究物理、核导弹，以增强国家军事能力。比如说，你的国家国际社会没有地位，不能很好融入国际社会，缺一些出色的外交官和国际法学家，你就应该去研究国际法、外交学，然后更好的帮助你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活动，去融入世界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听了这段话，顾维钧深受启发，他认为当时中国缺的就是精通国际法的外交家。所以他拜入到穆尔教授的门下，来学习国际法学和外交学。他的这段求学生涯，为他整个后面人生的外交实践奠下了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 顾维钧刚来美国时，当时的中国还是晚清时期，清朝朝廷还在。读了几年书之后，大清亡了，中国已经是中华民国时期了。1912年12月，当时顾维钧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按照他的计划，他打算将自己博士论文分上下两卷共十九章来研究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一封来自中华民国驻华盛顿使领馆来信。为何民国会给自己寄信，阅信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中华民国政府想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这是天大的好事，是一个很高的从政起点，也正是顾维钧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他又陷入了极度纠结的状态，一边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另一边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选一边就要放弃另一边，于是他决定去找穆尔导师去商量，把自己的纠结阐述一遍，穆尔教授听完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怎么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呢？难道你在美国学习这么长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穆尔 当顾维钧收拾好行囊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穆尔教授送给了他一份厚礼，穆尔张罗了美国几个法学界的专家，组成了一个答辩委员会，准备给顾维钧做提前答辩。而且此次答辩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答辩会上提出问题分别是： √穆尔：承认一个新政府的标准？ √古德诺：美国宪法哪些特点适合中国？ √彼尔德：既然赞成共和制，理由何在？在中国，接受程度如何？ 这些问题都是顾维钧回国以后亟待去思考，亟待去解决的问题。两小时的答辩会，导师们给予了顾维钧满满的认可和期待。因此顾维钧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他的留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巨句号，收拾行囊，启程回国，从此掀开了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未完待续

中共中央的新华社1948年12月25日发出的《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的电讯，（这位神秘的“陕北权威人士”其实是毛泽东。）早已一一开列，广为人知：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

顾维钧是中华民国外交家，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国民政府驻法国等，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顾维钧主要 事迹 ，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顾维钧人物生平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 辩论 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等职，其间，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五十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顾维钧人物轶事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 留学 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 经验 ，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携女殿堂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唐宝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 其它 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 文化 ，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妙语应答，立场坚定 顾维钧巴黎声明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 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China can not miss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坚守底线，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严氏理家，顾氏最爱 顾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夫人对顾先生关爱有加。在顾先生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并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记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现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在房产开发中成绩卓越。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 总结 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顾维钧退休后先打算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 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转达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 游泳 。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 麻将 。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 国画 ，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说着，画着，思绪如潮，不能自已。当前嘉定博物馆中，保存着顾维钧于1984年亲笔书赠的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对顾维钧的人物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人，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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