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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教学内容的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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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教学对象的分析，可W更加了解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学习动机化及他们当前的汉语水平，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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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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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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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没有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不象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
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而成为人所共知的“人民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老舍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他们在平淡之中演绎着悲剧或喜剧，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享受。老舍,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生活,那时老舍还不到两岁。可以说，正是这种遭遇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老舍生活在下层劳动人民之中,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最为深切。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他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这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激起了他对那些受屈辱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反抗。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不平之鸣,说说劳苦大众的心声。他十九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由小学校长到中学校长，到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但他与下层劳动者在精神上情感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地位的长高而中断，反而因为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增长，他对下层社会看得更清，理解得更深，他的笔触也更深入到下层社会，代受屈辱者鸣不平。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老舍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的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①这两种认识就成为了老舍长期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1925年，老舍开始正式进行创作,那时他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伦敦的五年里，他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长篇，都是写一般市民的生活，写这些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封建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了，而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却并没有解决，中国依然没有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中解脱出来。老舍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让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些血淋淋的生活现实。。1930年老舍回到了国内,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但仍然利用寒暑假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大明湖》(此稿在商务印书馆付排时被“一?二八”大火焚毁)、《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短篇小说《黑白李》、《微神》等。如果说他二十年代的作品都具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他三十年代的作品则大多是写的悲剧。他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②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和中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的近现代都市（除东南沿海的一此通商口岸），大部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胎盘上形成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急遽侵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特别是沿海商埠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象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无产阶级有区别。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软弱、妥协等弱点。这些弱点，在老舍所塑造的市民人物形象身上，均有所体现，并且他也对此作了一定的揭示、批判和嘲讽，老舍对他们的审美关照不是从抽象的认识和理论的观念出发，而是来自于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实际体验。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如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如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从来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好歹活着”，至于活着是为了什么？除了作官、娶妻、生子，别的他就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只不过阿Q 是个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孤儿，而老马则是在大英帝国继承了遗产的富裕华侨。其实，将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之下去刻划，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特征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且也以他与黑暗的旧社会市俗人情的相通，以他与腐败官僚机构的相通，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弊病。张大哥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的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发生变化。他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样式和风格。”④不论对什么人，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因为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而最后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他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这个财政所的庶务科长可以算做他生活圈子的显微镜兼天平。他有一套等同日用百科全书的生活经验，被同僚和朋友视为常识的结晶。他什么都懂都会，走到哪里人缘都好，所以自叹“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通过这一系列典型情节，作家所揭示的是张大哥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什么大智，而是市民性格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已能够在夹缝中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的一种本能，是庸人的小聪明。《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于当日本人侵略军占领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逢凶化吉。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对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收“训示” ；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在这些人身上，老舍所提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止社会进步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弥漫与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相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的品质都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马则仁和张大哥，还是祁老人、赵姑母，大都是诚笃忠厚或热情仗义。他们本身是此类观念所铸造的“合模主义者”而又不自知，已是一种双重的悲哀，而他们却还要用此类观念去浇铸别人（如张大哥）、去辱没国格（马则仁）与凋蔽民族经济的时候，这就构成了三重悲哀。⑤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老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要医治民族的痼疾，除了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外，还必须有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而且要使它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完成。“新派市民形象”就整体而言写的不如旧派丰满，但也有许多成功的形象，它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却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构建。老舍在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观念之后，看到了英国文化比中国文化要先进的多，很自然的将其人格理想寄植在他所认同的西方观念中。他认为“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他就是以英国国民为参照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情急之时，他以刺杀军阀的行动试图来警醒国民。李子荣可以说是李景纯的信从者和遗愿的实际继承者。他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独立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有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美好的理想，有脚踏实地的行动。这些理想人物都是以侠义行动为贫民百姓除害而获得了团圆式的大结局。这些形象背后都隐藏着“儒侠身兼”的背影。一方面，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忧时伤世”的儒学心态与“内圣外一”的“士”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介入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大都采取“侠义”之举――剑客式的行刺与自我牺牲。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已人格的心理模式。⑥老舍在“童年――少年期”审美观中对侠义英雄的欣赏构成了他的市民文化中的这样一种“忠义观”。他所刻划的这类人物也正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也反映了老舍真诚、天真的一面，反映他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缺乏真正的深刻性。第二类是老舍先生含着泪鞭挞的“过渡人”形象，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们也都是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都瞻望未来，但情感上却仍身陷过去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老李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张大哥形象的补充，他思考精密细腻，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他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他追求一种神秘的“诗意”，渴望“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音乐，贞纯象个天使”；他厌恶张大哥他们那中等阶级的热闹与无聊，以自己灵魂深处有“贵族气”为高超；他也很想在灰色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刺激，哪怕做个悲剧式的人物……但归根结底，老李毕竟是老李，他虽然不是一个卑琐的市井小人，却连离婚的勇气都没有。祁瑞宣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民族敌人侵入家门、家乡沦陷的严峻关头，他却陷入了尽忠还是尽孝的两难矛盾。虽然他最后还是“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但从这个爱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忧郁到斗争的性格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这类人物有些类似于巴金的《家》中的高觉新，他们作为一个饱蕴着情感矛盾的“过渡人”出现在老舍的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过渡，便有了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第三类人物是“洋派”与“新派”的市井无赖，他们生长于封建宗法、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糟粕于一身。《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此类人物：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却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这是一个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的被嘲讽的“洋青年”，不过更可耻的是在他的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他原本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北平沦陷之后，他便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一个连敌人看都不看的小小帮凶。这些人物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而丧失了人格。老舍在对他们无情的嘲讽中昭示着世人，这些“假洋鬼子”就是我们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数最多、读者也最熟悉的一个系列，在老舍的市民系列中占有显著的位置。《骆驼祥子》就是一部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它成功而且真实的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划为社会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他把买一辆自己的车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幻想着凭自己的劳动换取安稳的生活，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军阀和官僚统治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欺压与迫害，使他最后堕落成一个从肉体到灵魂都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无业游民。同时，作家也揭示和批判了他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儿，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与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老舍选取他们而不是一般的窝囊废作主人公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一般人认为他们这类人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正是他们为温饱而奋斗的惨败深刻地提示了这个社会已没有希望和小生产者“个人奋斗”之路的不通。当然，随着老舍世界观的变化，他笔下的这类人物终于不再全是这种“绝望型”的人物了，而是在艰难时世中不断的成长起来的觉悟者。在《四世同堂》里，作者不仅歌颂了这些“低贱者”的传统美德，还表彰了他们的义烈行为，如车夫小崔拒绝给汉奸拉车，剃头匠孙七被活埋时大声痛斥汉奸，并进一步写他们加入了抗日的行列，如程长顺的觉悟，棚匠刘师傅的出走等。在这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悍妇类”的虎妞和“娼妓类”的小福子等女性悲剧人物，尤其是《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为娼的故事。其实，老舍，不仅仅是用他的笔在写这些下层人民的苦难，更是要追究出这些穷苦人物生活和生命的根源。在老舍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这样三种势力在残酷地摧残着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劳动者：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一种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病态；二是中国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因袭的封建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智慧和能动性；三是当前黑暗制度给广大人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造成的损害。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光荣传统的古老民族，她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放射过灿烂的异彩，然而，三方面的势力，却给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得不到解脱。因此，老舍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就一直把改造国民精神作为他创作的一个重大课题。市民形象在老舍小说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涉及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即便如此，我想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领悟到：老舍的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与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鲜明的市民形象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⑦参考资料:1.<<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老舍研究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3.<<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 宋永毅著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5.<<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注 释：①见《“五四”给了我什么》②见孟广来《三十年代老舍研究初探》③见吴小美《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④见《老张的哲学》⑤见《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⑥同上⑦见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意义》
1、祁瑞宣
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热爱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他的文化、他的自由。他崇尚科学，他是儒家伦理中标准的长兄长子长孙，他的个性，有一些像父亲祁天佑，多数时间是不愿多开口的，但是他又不像父亲，他比父亲多一些热情，多一些谋虑，多一些成熟和练达。
作为一家中挑重担的老大，他从没有怨言，对上孝，对下慈，对妻子爱，对弱小的人同情，对敌人仇恨，整部《四世同堂》是他的一个心路历程。
在这个历程里，他代表了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英雄儿女，从默然忍受到挺身反抗。他的犹豫和徘徊是哈姆雷特式的，因为他不盲目，他是理性的、冷静的，他是一个对很多人负责任的男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此，他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大哥和长辈。
2、韵梅
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女性，她是瑞宣的腿，是瑞宣心思的执行者，瑞宣是一家人精神上的顶梁柱，她是物质上的。她身上有传统家庭妇女的优点，她吃不饱，儿女和老人要吃得饱；她睡不好，丈夫要睡得好。丈夫是她的天，家是她的世界。她从早忙到晚，也不会忙完的。她没什么文化，但她有爱憎！
3、冠晓荷
50多岁，无职业，没有是非原则只崇向有势的人，后被日本人活埋。
4、大赤包
冠晓荷的夫人，爱打牌，大赤包或许早年出身于旗下，姑奶奶的作风十足，她势利眼、恶毒，但她不失光棍气，有敢作敢当的精神，单这一点，也远远压过所有群雄，一雌独秀。她了不起，可以胜任繁重的工作，日本人交给她什么差事，都能有声有色。她贪婪，但不抠门，她豪爽，是女中丈夫。
5、祁老爷
穷苦人家出身，做过生意，当过苦工，他身上有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勤俭节约，洁身自好，祁家的院子，每块砖都是用他的血汗钱买下来的。他虽然没读过书，但是信奉那些儒家的信条，比读过书的人们还坚定。他行端坐正，慈有余而威不足。
他健康、热情，身上一点没有大城市的滑头和势利眼，他是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当然，他也有糊涂和蒙昧的时候。
主要可以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分析吧比较两个文学作品或者研究某一个学派的发展可私信
设计要求都包括什么！
老舍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据说因为死了不颁奖。
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虽然外界一直称父亲老舍为“人民的艺术家”，但父亲却从不称自己为“作家”，而是“写家”。
舒乙首次披露：1968年老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只有老舍先生（1968年）和莫言先生（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
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
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最终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一个亚洲人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没有。
老舍，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
扩展资料
诺贝尔奖，诺贝尔在1895年11月27日写下遗嘱，捐献全部财产3122万余瑞典克朗设立基金，每年把利息作为奖金，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根据他的遗嘱，瑞典政府于同年建立“诺贝尔基金会”，负责把基金的年利息按五等分授予，文学奖就是其中之一。
莫言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老舍
这肯定会具体到这个作品的艺术特色啦---第一、《四世同堂》艺术特色中的人物世界怎么体现---第二、《四世同堂》语言特点相关方面(质朴简练的语言、生动形象的语言）从这两方面吧1、 善于通过对比喻描写人的神情2、 感情色彩鲜明3、 富有哲理意味4、通俗明白的语言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可以啊，写出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的趣事阐述和谐家园。
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说行天下：小说网站上千个，总有一个适合您。 说行天下
我觉得最好不要，因为鲁迅实在是太热门了，专门研究他的专家学者真实多之又多，还是找一点相对没那么有名的作家来吧。像鲁迅，张爱玲之类的最好不要，有些老师挺反感的。
拓展我国农村需求，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需要利用多种方式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给与分析考察，发现并找到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关系，譬如，收入和消费总量的关系、收入和消费增量的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农业人口比率和农村消费比例的关系等。实践表明，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平均消费倾向反映的是当年消费与当年收入的相对关系，恩格尔系数是体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一、消费总量增加与经济收入提高基本同步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看，农民收入和消费的总量及增量水平的变化关系、平均消费倾向、恩格尔系数、城乡消费差距和农业人口比率与农村消费比例等关系，都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是在提高。（一）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人口总量逐年减少的同时，消费总水平逐年提高，已从 2001年的15666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26906.4亿元，7年间增加了 11240.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消费总量 1605.8亿元，增长率 43.8%。农村居民消费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是处于上升趋势。同全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相比，尽管在全体居民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增长幅度也相对落后，但是人均消费水平是增加的。如果以2.3亿农村进城人员全部在农村消费，按照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3730元计算，应该有8579.0亿元的消费总量，如果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一半计算，应该有15546.9亿元的消费总量。所以，在把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水平，分析扩大农村内需的现实基本情况的时候，必须考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居民的快速转移。特别是考虑中央作出的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战略部署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我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二）消费与收入增长基本同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加，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 191元，2001年增加到 2366元，2008年达到了 4761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 470.6%，平均每年增长 6.4%。198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为 162元，2001年增加到1741元，2008年达到了3661元，与 1980年相比增长了383.5%，平均每年增长 5.8%。可以看出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与收入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意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会保持消费水平的同向提高。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都在增加，虽然增加的速度相对较为缓慢，但二者在数量上的差距保持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三）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平稳上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人们现期可支配收入，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将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2001年-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相对较为平稳，保持在 0.74左右，而 2005年 -2006年两年，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上升趋势，从 0.74上升到 0.78和0.79的最高值。到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2008年继续下降到 0.77。消费倾向之所以出现上升与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可以解释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勇气，使消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从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总体上看，“十五”时期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 0.7-0.8之间变化。（四）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波动中下降自“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虽然在2004年有所反弹，但很快又保持下降趋势，并且下降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7年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减少了8.4%，而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只减少了0.8%。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差在逐年缩小，说明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和差距趋于接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指向存在着很大的趋同性。尽管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回升，但应该考虑是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导致的，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涨幅6.5%，是“十五”以来年度涨幅最高的一年（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涨幅23.4%，平均涨幅 3.1%）。从变化速度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1年-2008年的7年间，有4个百分点的变化，超过了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0.3个百分点的变化。说明农村居民总体生活质量进入到快速改善阶段，并不断朝着富裕生活水平靠近。（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低于城镇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绝对数的比较始终在3.6-3.8之间，同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且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快。2001年-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平均每年增长幅度7.7%，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为5.3%。应该认为，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异，是一种必然现象，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的消费绝对值的差异，是会持续存在的。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出现，城乡消费水平的对比才有可能出现变化。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更需要消费，更需要改善生活质量，而城镇居民消费则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届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缩小，或者是不再扩大。二、消费结构变化与生活质量改善大体吻合（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整体变化，呈现出温饱型需求下降，而奢侈性消费增加的趋势1、食品消费支出。“十五”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虽然在 2004年附近稍有波动，但总体上趋于逐年下降。2001年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为 47.7%，2007年下降到 43.1%，2008年略有回升到 43.7%，下降了 4 个百分点。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回升与食品消费价格上升有直接关系，2004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 9.9%，2008年食品消费价格比上年提高14.3%（2001年-2008年农村食品消费价格累计上涨52.6%）。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粮食和蔬菜的消费不断减少，禽、肉、蛋、奶及其制品类的消费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却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饮食质量和结构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2、衣着消费支出。“十五”以来，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5.67%，上升到 2007年的 6%，2008年略有下降到 5.8%，虽然在 2004年稍有波动，但整体上趋于上升趋势。衣着消费比重的不断上升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越来越注重衣着的改善。同时与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连续走低有很大关系（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衣着类消费价格累计下降 13%）。3、居住消费支出。住房消费在我国农村消费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农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2001年的 16.03%先上升到2002年的16.4%，接着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 14.49%，随后又迅速回升，2007年回升到 17.80%，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18.5%。这种上升是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居住类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实现的（2001年-2008年农村居民住房消费品价格累计上涨31.6%），因而更加说明农村居民对于住房改善的要求十分强烈和迫切。2001年 -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25.7平方米，增加到32.4平方米，增加了 6.7平方米，增长 26.1%。4、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纷纷进入农村居民的家庭。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从2001年的4.4%下降到 2005年的 4.1%，接着开始上升，2007年达到 4.6%，2008年上升到4.8%。整个“十五”期间，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饱和，因为进入“十一五”农村家庭设备用品的消费又不断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物价的涨幅较快，导致农村居民的购买力降低，更多的支出花费在食物上，也包括由于医疗等负担过重造成的。总之，农村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消费比重近几年来迅速上升，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该市场的开拓潜力很大，因为这是生活现代化的必然。5、交通通讯消费支出。随着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快速发展，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密切，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入增长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促使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居民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整个“十五”的前四年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相当稳定，保持在5.6%到6.0%的范围内。从“十五”的最后一年开始，交通通讯消费比重迅速上升，进入到“十一五”期间的 2007年达到了 10.2%，2008年略有回落到 9.8%。6、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从2001的6.3%增加到2005年的11.6%，随后又逐年下降，2006年为 10.8%，2007年为 9.5%，2008年为8.6%。农村居民文娱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先平稳上升，随后又缓慢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文娱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多，同时 2006年义务教育改革之前，教育成本不断增大导致了2001年到2006年，文娱消费比重不断提高，随着2006年起义务教育的改革，农村居民的教育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使得文娱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娱乐教育文化事业还不发达，许多农村还没有具有高水平、上档次、普及性的娱乐设施和文化活动站，导致农民不得不减少用于娱乐文化方面的支出。7、医疗保健。农民的身体素质与农民的生产能力紧密相连，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有能力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不断增多。“十五”以来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11.06%，2002年的11.5%，增加到2003年的12.1%和2004年的11.3%，接着开始下降，2005年为6.6%，2006年为6.8%，2007年为6.5%，2008年为6.7%。2001-2004年，农村居民的医疗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平稳增加，这说明农村居民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2004年以后，农村医疗消费保健支出出现了加大下降，并维持在6.5%-6.8%，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启动和推广，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医疗成本，因此出现了医疗保健消费比重的下降。当然也包括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的低价政策（2001年 -2008年农村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消费价格平均每年增长0.8%）。（二）不同地区消费结构变化中，东部地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有所改善1、各地区的生活消费总支出不断上升。从 2005年到2007年不同地区同期人均消费支出相比，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从食品支出看，虽然支出的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都不断增长，但是支出的相对数量，也即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2.12下降到 2007年的 40.56%，中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8.05%下降到2007年的 44.84%，西部地区从 2005年的 49.79%下降到 46.62%，东部地区从 2005年的39.48%下降到 2007年的 37.86%2、按生活质量高低排序，依次是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已处于富裕水平，东部地区则非常接近富裕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整体上处于小康水平，并不断向富裕迈进。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 2005年到 2007年逐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交通通讯支出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文教娱乐支出由于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则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3、各地区高档耐用消费品有所增长。从每百户耐用消费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2005年到2007年，各地区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抽油烟机、摩托车、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都在不断增加。其中东部地区除了洗衣机外，每百人拥有的其他耐用消费品都排在全国之首，其次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每百人拥有的洗衣机高于东部地区，接下来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每百人自行车和黑白电视机的消费量不断减少，而摩托车和彩色电视机的消费量则不断增多，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机相对而言较为稳定，而移动电话则迅速增加。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构成部分的变动，与前面对农村消费的总体分析相一致，说明人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购买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文化、交通、医疗等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消费方式不断转变，消费不断升级，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三）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出现差异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变动进行描述分析，发现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1、收入水平不同，但是消费支出均出现增长。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支出总额（按当年价格）从2000年到2008年都是不断增长的。其中，低收入户消费支出从 2000年的977元，增加到2008年的 2145元，增长 119.5%；中低收入户从 1233元，增加到 2653元，增长 115.2%；中等收入户从1501元，增加到3286元，增长 118.9%；中高收入户从1877元，增加到4191元，增长123.3%；高收入户从 3086元，增加到 6854元，增长122.1%。数据显示出，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的增长幅度越高。2、食品支出增长不同。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 2005年到 2007年，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组则是先下降，2007年又稍有回升，这一现象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着一定关系。同时可以看到，高收入组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小于0.4，整体处于富裕水平，并且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中高收入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接近富裕水平，中等收入组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是仍处于小康生活，并与富裕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中低收入组虽然进入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中等收入相比还较差，低收入组始终在温饱和小康的边缘徘徊。3、食品支出以外的消费处于上升。从绝对数量（以当年价格）来看，不同收入组的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等2005年到2007年的支出均处于增长状态，但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占消费总量的比重逐年处于上升状态，居住支出始终居于第二位，并且上涨的幅度较大，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除了低收入组之外，其他收入组的交通通讯支出均处于上升状态，并超过了文教娱乐支出排在了第三位，2005年到2007年，各收入组的文教娱乐支出均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降低了教育成本使文教娱乐的支出不断下降，由于人们生老病死的不可预知性，医疗保健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各不同收入组的医疗保健支出有所波动。三、消费行为差异与需求倾向平稳趋于一致（一）不同地区农户消费行为存在差异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这四个地区的划分，一方面是地域上的划分，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和收入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统计年鉴的 2005年-2008年数据，我们可以将这四个地区按收入水平高低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收入地区，也即东部和东北地区，整体来看，基本消费都已得到满足，因此其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地区也即西部地区受收入限制，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因此其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地区，也即中部地区农户的消费倾向，介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之间。1、2005年－2008年四年中，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说明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欲望强，而高收入地区的储蓄倾向强。2、2005年-2008年四年中，从整体上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消费较为稳定；中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先上升又下降，并且2008年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2005年的消费倾向；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在下降；东北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幅度大。这说明收入较高的地区，平均消费倾向变动的范围较小，农户的消费行为差异较小。3、2006年-2008年，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差异，其中，2006年中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东北地区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东部和西部居中。2008年，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下降，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并没有更多的增加消费支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也是连续三年下降，这主要也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不快所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的用于储蓄或用于生产性投资；中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较大，说明这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波动强烈。东北地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处于上升期，客观上要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二）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行为不同以《中国统计年鉴》对农户收入的五类分组为依据，我们收集整理了这些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消费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1、2003年-2008年，五个收入组从低到高，平均消费倾向依次减小，并且低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大于1，这说明收入较低的农户受收入的限制，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并且还会因为入不敷出而需要借钱或救济来满足日常的基本生活，它们的消费欲望较大，因此平均消费倾向较大甚至还会大于1。而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较高收入阶层农户的基本消费都可以满足，并且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户的消费倾向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不断增强。2、从2003年-2008年，各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都经历了先增长，而后下降的过程，这与我们在第一部分对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变化的分析相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上涨和农户的消费惯性，导致农户要为了保持原有的消费倾向就要花更多的钱，而随着物价的下降，各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也逐渐下降。3、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边际消费倾向是要小于 1的，而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计算的不同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出现了一些数据大于1，尤其是中低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和2005年除了高收入足农户以外的其它收入组农户。这主要是因为，中低收入组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够满足消费的一般性增长，因此农户必须要依靠利用已有的储蓄，或是借钱或是依靠救济来进行消费。而2005年出现的绝大多组农户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 1，可能跟物价的上涨有关（2004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4.8%，2005年提高2.2%，均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使得农户当年的收入增长不能满足由于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消费的大幅上涨，因此需要借贷或是动用已有的储蓄进行消费，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4、2008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依然大于1，甚至超过了2007年，达到了1.92，说明这部分农户为了生存，在高物价水平时期，依然要靠动用储蓄维持生活（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6.5%，超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体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水平）。5、2003年-2008年，从总体上来看，由低到高五个收入组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次减小。这说明收入越高的农户，用于基本消费的支出是稳定的，因而它的消费倾向较低，并且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长也不断减小，而储蓄的倾向则不断增大。
祁老太爷：代表着清朝人。一脑子的中庸之道，主张一切事情“忍”为先。总希望和平，希望四世同堂的和睦景象。祁天佑（太太）：代表着清朝与民国之间的人。一个正直的生意人，一个总以“和气生财”为宗旨的人，因不忍于日本人“我是奸商”的侮辱而选择跳河自杀。老大瑞宣：纯粹的民国人。与祖父在年纪上只差四十岁，而在思想上却相差有一两个世纪，是四世同堂的顶梁柱；是一个想革命而不能革命的人；知识渊博，懂英语，为谋生而屈于英国府作事。也因之被日本人带入狱一次，后配合老三搞地下工作，敢于承担大事，时时忧国，是本书真正的主角。老二瑞丰、蓝东阳、冠晓荷（丁约翰）:瑞宣眼中的一群最无聊的人。除晓荷外，他们都曾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正如书中所说：“他们丑，脏，无耻，狠毒，他们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是由日本的“支那通”鉴定的超等顺民；他们敢于巴结日本人，他们敢于落石下井，特别是瑞丰，在老大入狱时，竟能心安理得的离去，无不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老三瑞全（高弟）：活力的象征，希望的所在。敢于反抗日本人的中国人的代表。其勇敢，机智，果断和日渐的成熟，使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激动和欣慰，虽然他只出现在故事的一前一后，但他抗战的身影却始终伴随着我们，直到胜利。小顺儿、妞子：将来的中国人。也许他们会过早的成熟，但我们希望他们永远有儿童的天真、可爱。战争告诉我们：即使是将来的人，也会死于饥荒（像妞子）。但愿将来的世界不再有战争，但愿世界永远和平！钱默吟：由诗人演变成战士，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虽己年逾花甲，却仍奔忙于抗日的活动之中，其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毅力，让人自惭形秽。如果在现实中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我想你一定会自觉地向他敬礼。大赤包（招弟，胖菊子）：乱世中崛起的一条母狼。她的独挡一帜，她的雷厉风行，使人佩服；她的狠毒，她的阴险绝不亚于西大后。如果有霸主的话，她就是北平城天字第一号的女霸主。李四爷（白巡长，长顺）：一个“喜欢”办丧事的人，不过，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不能缺少这样乐于助人的人，可悲的是，到最后他不能替自己办丧事。
一、老舍的《四世同堂》中主要人物性格分析：1、祁瑞宣全剧的一号主人公，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热爱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他的文化、他的自由。他崇尚科学，他是儒家伦理中标准的长兄长子长孙，他的个性，有一些像父亲祁天佑，多数时间是不愿多开口的，但是他又不像父亲，他比父亲多一些热情，多一些谋虑，多一些成熟和练达。作为一家中挑重担的老大，他从没有怨言，对上孝，对下慈，对妻子爱，对弱小的人同情，对敌人仇恨，整部《四世同堂》是他的一个心路历程。 在这个历程里，他代表了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英雄儿女，从默然忍受到挺身反抗。他的犹豫和徘徊是哈姆雷特式的，因为他不盲目，他是理性的、冷静的，他是一个对很多人负责任的男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此，他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大哥和长辈。2、韵梅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女性，她是瑞宣的腿，是瑞宣心思的执行者，瑞宣是一家人精神上的顶梁柱，她是物质上的。她身上有传统家庭妇女的优点，她吃不饱，儿女和老人要吃得饱；她睡不好，丈夫要睡得好。丈夫是她的天，家是她的世界。她从早忙到晚，也不会忙完的。她没什么文化，但她有爱憎！她是这个家的底色。3、冠晓荷冠晓荷是中国文化中最庸俗的那一部分的精髓，良心呢？有一点点坏，对朋友呢？有一点点不忠，对女人呢？有一点点不纯情。反正什么都离至正至大缺一点点。这一点点，既是自私，也是油滑，他书读过一点点，美食懂一点点，皮黄懂一点点，大鼓还会唱两句，这种人到今天还没死绝，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受欢迎。4、大赤包大赤包是这部小说最抢眼的人物，《四世同堂》哪怕已经看过了三十年，也不会忘记这位活宝，她简直就是绝了！她是胡同里的西太后，汉奸里的模范汉奸，她相信现实主义，她是每个人内心小人情结的放射体，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形象。 大赤包或许早年出身于旗下，姑奶奶的作风十足，她势利眼、恶毒，但她不失光棍气，有敢作敢当的精神，单这一点，也远远压过所有群雄，一雌独秀。她了不起，可以胜任繁重的工作，日本人交给她什么差事，都能有声有色。她贪婪，但不抠门，她豪爽，是女中丈夫。大赤包身上还是有非常可爱的一面，单纯地厌恶和任何概念化的描述，都不能概括大赤包，她是一个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艺术形象。二、作品简介：《四世同堂》这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是老舍先生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现实主义作品，曾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
都很惨，本文主要走悲文路线
伯夷、叔齐 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叔齐为三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二人听说西伯昌善养老人，尽往归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兴兵伐纣，二人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动武，被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管仲 管仲（?～公元前645），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 襄公时，与挚友鲍叔牙同为齐国公室侍臣。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在齐国内乱中，助公子纠同公子小白(齐桓公)争夺君位失败。虽一度为齐桓公所忌恨,终以经世之才,经鲍叔牙力荐，被桓公重用为卿，主持国政。 经商时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知道后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只贪图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多分给他钱，是我情愿的。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听到这讥笑后，深知这不符合管仲的实际情况，就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管仲同鲍叔牙的友谊非常诚挚，他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还不如不办好。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个很有本领的人。事情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机会没有成熟罢了。在长期交往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孙膑 孙膑，齐国人，兵圣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真名不详，因其曾受膑刑，故称。青年时的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下山后，投奔魏国，得到魏惠玉的宠信，被任为将。庞涓自忖才能不及孙膑，设计处孙膑以膑刑。 孙膑身处危境，佯狂自晦，并设计归齐，得到大将田忌的赏识；又通过著名的“田忌赛马”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得到齐威王的器重，被任为齐国的军师。在军事上，策划了两场大捷的战役，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以及逼迫庞涓自杀的“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鲁迅 鲁迅（1881.9.25——1936.10.19）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里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原名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著作二十卷，继往开来，博大精深。《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阿Q正传》的发表，为新文学史树立了一面丰碑，对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热风》、《二心集》、《而已集》等杂文，精悍犀利，独树一帜，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领域。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艺术宝库，而且也是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 有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巴金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从192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丰碑。 巴金是我国当代文学巨匠，是新文学的开拓者，是先进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在文学界德高望重，在海内外享有广泛声誉。巴老的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他的文学名著《家》、《春》、《秋》、《雾》、《雨》、《电》等在我国新文学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启示了一代人去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巴老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文学编辑家。他为我国读者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他主编《文学丛刊》、《收获》等著名刊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又推出了一大批文学精品。 2003年，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老舍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为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解放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1951年12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一九一七年，沈从文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一九二三年秋，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不安于现状，并毅然离开湘西，独自来到北京。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先后以休芸芸、懋琳、小兵、甲辰、璇若、上官碧、炯之、巴鲁爵士等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迄于一九四八年，先后有数十种创作集问世。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于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后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却使此书叠经劫难，直至一九八○年方得以完成，一九八一年九月始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八八年五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钱钟书 钱钟书(1910．11．21-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