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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品中的文化反思——市民的世界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他生于北京城一个贫苦家庭，在大杂院度过了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父亲舒庆寿是一个皇城的护军，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时去世了。老舍的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但长成人的只有老舍的大姐，二姐，三姐和三哥。他从小是靠他母亲和姐姐们给人洗衣，缝补衣服才勉强度日。据老舍后来自己回忆说：“苦的时候是一把盐，一点菜和粮食掺在酸豆汁汤里，熬成稀糊糊，一天三顿，就算是饭了的过生活。”在四十岁时，老舍写过一个自传，其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少年和童年的：“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因此他从小就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他的好友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老舍打小爱听小茶馆听听书，上天桥看个‘噌儿戏’，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街头艺人屁股后跑熟北京的大大小小的茶馆。”将“北京松人”的那套处世哲学有了经一步的了解：“什么见人下菜碟，见了松人拢不住火，有便宜不沾王八蛋，树叶掉下砸别人脑袋……。北京人爱起哄，爱瞧热闹，那儿有个吵架拌嘴的事，就会有一帮敲锣边的。过路人必然有伸脖子瞪眼上来掺合的。”北京人豪爽的一面，也尽收眼底。在赌场、地摊鸽子市、鸟市、酒馆、茶座，不难听见这样的话：“谁把谁坑，那就得说人家有能耐，谁被谁坑了，谁自认是傻蛋。”这条公理咋听“恶得厉害”，事后也有道理，那年月赌场无父子，买卖无兄弟，见钱眼开，六亲不认，哥们儿之间两肋插筷子……。所有这种阅历多有利于日后他的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 光绪三十一年，八岁的老舍进入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儿两等小学堂读书，不久转入南草厂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后来老舍考上端王府夹道的北京师范学校，读了四年书。毕业后以其名列前茅的成绩。品学兼优的秉性，加之恩师的推荐，十七岁就做了东城交道口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跨出令所有同辈侧目的一步。四年后，他被派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一九一九年。南方之行，使得舒庆春的眼界大开，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生活困苦的下层百姓，又使他更多了一份对苦难祖国的忧患意识。一九二六年，舒庆春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了一位中文讲师。在英国期间完成了《老张的哲学》，并由国内的郑振铎发表于《小说月报》，正式署名老舍。一九二九年六月到法国巴黎，写下《二马》和《赵子曰》。不久又从法国到新加坡，在此期间写下《小坡的日记》。到三十年代中期，老舍的创作进入鼎盛时期，《猫城记》（ 1932 年）、《离婚》（ 1932 年）、《牛天赐传》（ 1936 年），其中最出色的《骆驼祥子》（ 1936 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除了这些长篇小说外，他还创作《月牙儿》等中篇小说和《断魂枪》、《柳家大院》、《微神》等短篇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了以后，老舍任总务部主任，积极投身抗敌文艺工作。四十年代最主要的长篇是《四世同堂》。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有话剧《茶馆》（ 1957 年）和小说《正红旗下》 （ 1961 － 1962 年，但遗憾未完成。）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受到残酷迫害，于八月二十四日投平湖自杀。他的一生共写一千篇（部）作品，约七八十万字。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是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的问题格外的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达到的。他是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和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提高市民阶级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另外 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更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俗。他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是独具一格 的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他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已经取得重要的突破。 （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潮对老舍市民世界的反思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初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这一切必然会影响与之共同成长的一代甚至几代作家文学创作，并将时代的烙印深深烙在这个时代的作家的身上。但是老舍的作品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有明显的差异，即他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作为“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蜕变。看重的是“文化”对于韧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国民性的探讨是独特的，格外注重现代文明探索的病源，那是更发人深思的。 1. 首先，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对老舍的影响是深远的。据老舍后来自己说：“反帝、反封建这两种认识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虽然我写得并不深刻，可是没有‘五四运动’给了这点基本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来。这点基本的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他的文学创作和作品的文化反思、国民性的探讨是直接植根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的。 2.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运动 , 鲜明的提出思想上的“人权、平等、自由的，”文学上的“人的文学”这些都能够唤醒青年和文学作者，于是他们纷纷选择运用西方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手法，以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表现“五四”时代叛逆、自由、创造的精神。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老舍更多则是以市民世界中活跃着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理想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人物的性格构成来阐释某种文化内涵，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 其中写得最好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是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有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对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度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并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以至穿通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在他于英国完成的长篇《二马》中的老马就是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是人物，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样一个脚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 Q ，因为他们都是落后国民灵魂的勾画。 另外老舍非常注重市民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人生观及其文化根底的展示老派市民形象。《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四，《四世同堂》的祁老人、祁天佑，《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这样一类人物。以张大哥为例的话，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而他的一生“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基于这点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封闭、自足的一面；同时辛辣的揭示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这位张大哥也正是这类老派市民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受到巨大冲击“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当日本人达到北京市，他只是认为是准备些粮食和咸菜，堵上家门就万事大吉的一个主。将人严格分了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按祖宗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作家在批判祁老爷子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当起老人发现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祁老人的孙子祁瑞宣大致属于老派市民系列，不过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在他的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锐的矛盾。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有爱国心，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大家族的长孙，他身上体现了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祁瑞宣虽然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然而小说所着重表现他性格矛盾和无穷的精神苦恼，其中显然也表现传统文化负面影响。小说正是通过祁老人，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画，生壳的反映了北京市民及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 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是，在批判传统文明的同时，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持非常谨慎以至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描写上。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了那种一味追逐“新”，寻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老舍在写此类脚色就使用的几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写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种德行“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广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是一种新潮而浅薄的脚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类“洋派青年”，不过更令人恶心的时期“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老舍笔下的这些脚色因嘲讽的意味太浓，刻画的并不算深入，有类型化的倾向。较之老派市民那种批判又同情，而给新派画粗俗的漫画时鄙夷不肖之情则溢于言表。这里就包含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的反思。而且常常把批判传统文明的失落和新潮的愤激之情交织在一起，贯穿在老舍的小说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现底层市民命运的作品中也贯穿着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中篇小说《月牙儿》是些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故事。小说展示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一代原始残酷性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新潮”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老舍的笔下，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母亲的生活真理向女儿的新思潮靠拢，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老舍对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潮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老舍在《骆驼祥子》里也说过类似的话：“爱与不爱，穷人的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老舍全部作品的描写中，这种批判就或多或少的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而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的倾向。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潮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占优势的文明古国，是有着特别深厚的土壤的。较同时代的，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影响下的作家中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价值。 老舍笔下的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也是那个时代所呼之欲出的一类的形象。因而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况且老舍的创作很注重社会的教化功能，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更有思想和启蒙意义。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的性格。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还使《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中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这自然反映中国传统小市民的理想的。以“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头百姓除奸，从而获得“大团圆”的戏剧结局。这也造成其小说这类人物的平庸的一面。但随生活的发展，老舍的创作的深化，特别是抗日时期特殊外部环境，他所写的《四世同堂》中，这类理想人物开始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成功的塑造了天佑太太、韵梅这两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在民族危难一旦降临，他们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又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看到四面墙的院子外面的世界，把无私的关怀与爱由家庭扩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还有诗人钱默吟也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市民形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物的出现，标志着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与同时代的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关于城市文明并与人性关系的比较。老舍和沈从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两位很具代表性作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共同关注城市文明病和人性关系的阐述者的角度，二者具有很好的可比性，从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老舍作品中文化反思与众不同之处。 从所描写的作品中的人物而言。老舍笔下有一种属于城市地层的贫民的形象，这里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拳师沙子龙、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老人方宝庆和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体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而以表现湘西人民特异“生命形式”小说成名的作家沈从文的笔下这是他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计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 以老舍的《骆驼祥子》来说，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到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是有社会原因的，是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为背景，是的祥子的悲剧有了社会批判的内涵。同时也揭示了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这一切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而沈从文笔下的《柏子》以写妓女和水手蛮强的性爱闻名，从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哀婉的艺术效果。叫水手的柏子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去与相好的妓女相会，他觉得是满足，像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的前行而不知不觉，便是有一天受到严重的挫折有所悟了，还是脱离不掉生命的“自在状态”。 对比《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沈从文笔下的《柏子》中的柏子，我们可以发现：祥子似乎注定被腐败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他想向命运搏斗而终向命运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最终原因。而柏子这是对一种肯定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将雄壮和柔顺集于一身的人性的讴歌。从而我们更能理解老舍笔下的人物，在城市文明病、人性关系中深深的忧虑。这是三十年代，象《骆驼祥子》这样批判现实同时又试图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是独树一帜的。 （三）从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中可以看到对文化反思的痕迹。在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地地道道的“京味”和独有的“幽默”，这个问题初看起似乎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但艘线必须明白的是，情感把握与形式创造的关系：在文文学创造中，情感是推动认识的动力，认识是情感形式的依凭。从内容出发去选者与创造形式，但发挥形式对艺术表现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当内容确定以后，需要用适合的形式去表达它。形式的完美创造能够使内容得到深化和升华，或者说形式具有帮助内容生成的作用。正因为这个理论依据，可以说老舍作品的“京味”和“幽默”这个表达形式更加有利、有助于他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反思的作用。 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是雍熔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事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卷，画卷中洋溢着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正是由于这“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了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是，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从而达到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北京文化”的精魄渗透于老舍的人物刻画，使得其作品呈现出“连走卒小贩全有风度” 老舍作品追求“幽默”，也同样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更内蕴的“京味”。老舍的幽默具有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小市民趣味时，就流入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创作中。但是从《离婚》开始，老舍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的意味，谐而不虐，是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是幽默成为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和分寸感。产生喜剧和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这种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中市民世界的表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做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又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在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的气息。 总之，老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对“五四”运动也采取旁观的态度，还与二三十年代时代主流保持一些距离，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不苟时尚的自足心态但丝毫不影响他是一位真正试图在文学创造中超越一般感时忧国的范畴，取用文学手段探索现代文明的病原，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伟大作家。在他的笔下许许多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势必列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人物形象走廊之中，老舍也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标志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和个性化追求中取得重要突破的作家。
结合老舍小说对"市民世界"的展现,谈谈老舍艺术视点的独特性？参考答案： 角度：始终关注的“文化”问题，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基本视点：“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 （一）老派市民形象描写，包含着老舍对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美德的书写与追怀，是含泪的批判与哀挽。包括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祁老太爷、祁瑞宣（《四世同堂》）。 （二）新派市民形象 是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生活情调，丧失人格的堕落形象。 是一群“胡同纨绔子弟”，如《离婚》中的张天真等。老舍漫画式的描写，蕴涵有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 （三）正派市民形象 塑造并不成功。其中寄含着同时超越传统和现代文明弊病的理想追求。包括李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等。 （四）城市贫民形象 贯穿着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包括祥子、小福子（《骆驼祥子》）、沙子龙（《断魂枪》）方宝庆（《鼓书艺人》）等。 市民世界包含着老舍对北京及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消极成份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对外来文化的谨慎甚至排拒。《月牙儿》中的母女处境，体现了老舍站在底层贫民立场对个性解放思潮的独特判断。
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态度是偏激的，而老舍的态度则是温和的。此外，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直接相关，而其目的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是为了改造国民性。而老舍在步入文坛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他又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并不合拍，所以，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只是他通过“城与人”的关系对“市民世界”进行探讨时所作的文化反思。 老舍和鲁迅都看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心理和性格上所带来的深刻印痕，但当两者将这种认识渗透到国民性批判的创作实践中去的时候，则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鲁迅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等多个角度去洞察社会，因此，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时候，习惯于把政治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和文化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老舍的批判则完全不同于鲁迅的这一批判模式，他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地投放在了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的揭示和批判上。“老舍以他特有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形式，在丰富开阔的中西文化对比中，从宏观的角度广泛地透视了国民的精神状态。” ①老舍打小就生活在北京的市民阶层，对流传于其中的各种文化都了如指掌，多年的留学英国的经历，西方的文化熏陶又使他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具备了宏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当他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去关照两个民族的文化时，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糜烂的传统文化给中国民族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在这种文化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市民性格的劣根性和国民人格的丧失。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一切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根源，于是，执着于从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入手，去探讨、研究和分析国民性的一切问题便成了老舍小说国民性批判的主旋律。这相对于鲁迅多角度、大范围、重现实的批判来说，又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新特点，尽管温和的文人性格使他的批判缺少点鲁迅那样的尖锐，对文化的批判也过于绝对化，但这并不能抹杀他这一独特的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如此执著地从文化角度将国民性问题解读得如此透彻的人也就只有老舍一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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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厉害呀 自己打拼过来的 原来在娱乐公司做小工 后来越做越好 之后洪荒的杂志当主编 现在又跳槽到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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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课程设计、教学实践与问卷、访谈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本章将从教学原则、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四个角
6. STEM适用于夏威夷大学＂星谈＂夏令营汉语教学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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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对夏威夷大学＂星谈＂夏令营的教学背景和STEM汉语课的教学背景进行了分析，下面，笔者尝试从W下
7. 夏威夷大学＂星谈＂夏令营STEM汉语裸教学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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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对象的分析
教师对教学对象的分析，可W更加了解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学习动机化及他们当前的汉语水平，在教
8. 汉语夏令营教学活动的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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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汉语夏令营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兰类，一类是对汉语夏令营所采用的教学模式或课程设置的应用研究，如蒋蕾《主题教学法在夏令营教学中
9. 硕士论文开题报告：海外高级汉语课教学内容的补充与改进研究
硕士论文开题报告：海外高级汉语课教学内容的补充与改进研究
——以巴塞罗那孔子学院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1.1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研究方向缘于笔者于
10. ＂汉语桥＂比赛演讲话题分类
＂汉语桥＂比赛演讲话题分类
由于演讲比赛和教材的特点不同，因此学者们针对教材话题提出的话题分类并不适用于本文的研巧对象。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汲传波的研究对象
11. 任务型汉语课外活动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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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前阶段
笔者认为对于组织课外活动的教师来说，活动前阶段是工作量最大的时候。在此阶段教师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一)任务
12. 对＂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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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桥＂比赛虽然己举行了千H届，但是关于该项赛事的研巧却是从2012年W后才开始兴起，但数量并不多。目前针对＂汉语桥＂世界
13. 对外汉语教育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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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初级班任务型汉语课外活动反思一、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汉语热”在全
14. 名量词“对”“双”“副”的研究（汉语言文学论文范文）
研究依据：作为汉语当中表示确切数量的名量词，“对”“双”“副”都指二，除了它们源远流长的发展背景和进化历史，它们的具体用法在实际生活当中已经约定俗成，何时何物使用选择哪个表面看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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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言语境缺失与现代汉语写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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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暨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暨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题名:将就类语气副词研究1.选题原因 语气副词的语义和语用功能比较复杂，特别是语气副词大多表示某种语气，主观性强，学生很难掌握。尽管教师在讲解时
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没有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不象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
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而成为人所共知的“人民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老舍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他们在平淡之中演绎着悲剧或喜剧，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享受。老舍,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生活,那时老舍还不到两岁。可以说，正是这种遭遇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老舍生活在下层劳动人民之中,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最为深切。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他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这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激起了他对那些受屈辱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反抗。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不平之鸣,说说劳苦大众的心声。他十九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由小学校长到中学校长，到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但他与下层劳动者在精神上情感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地位的长高而中断，反而因为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增长，他对下层社会看得更清，理解得更深，他的笔触也更深入到下层社会，代受屈辱者鸣不平。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老舍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的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①这两种认识就成为了老舍长期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1925年，老舍开始正式进行创作,那时他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伦敦的五年里，他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长篇，都是写一般市民的生活，写这些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封建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了，而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却并没有解决，中国依然没有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中解脱出来。老舍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让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些血淋淋的生活现实。。1930年老舍回到了国内,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但仍然利用寒暑假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大明湖》(此稿在商务印书馆付排时被“一?二八”大火焚毁)、《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短篇小说《黑白李》、《微神》等。如果说他二十年代的作品都具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他三十年代的作品则大多是写的悲剧。他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②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和中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的近现代都市（除东南沿海的一此通商口岸），大部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胎盘上形成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急遽侵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特别是沿海商埠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象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无产阶级有区别。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软弱、妥协等弱点。这些弱点，在老舍所塑造的市民人物形象身上，均有所体现，并且他也对此作了一定的揭示、批判和嘲讽，老舍对他们的审美关照不是从抽象的认识和理论的观念出发，而是来自于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实际体验。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如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如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从来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好歹活着”，至于活着是为了什么？除了作官、娶妻、生子，别的他就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只不过阿Q 是个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孤儿，而老马则是在大英帝国继承了遗产的富裕华侨。其实，将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之下去刻划，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特征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且也以他与黑暗的旧社会市俗人情的相通，以他与腐败官僚机构的相通，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弊病。张大哥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的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发生变化。他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样式和风格。”④不论对什么人，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因为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而最后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他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这个财政所的庶务科长可以算做他生活圈子的显微镜兼天平。他有一套等同日用百科全书的生活经验，被同僚和朋友视为常识的结晶。他什么都懂都会，走到哪里人缘都好，所以自叹“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通过这一系列典型情节，作家所揭示的是张大哥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什么大智，而是市民性格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已能够在夹缝中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的一种本能，是庸人的小聪明。《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于当日本人侵略军占领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逢凶化吉。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对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收“训示” ；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在这些人身上，老舍所提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止社会进步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弥漫与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相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的品质都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马则仁和张大哥，还是祁老人、赵姑母，大都是诚笃忠厚或热情仗义。他们本身是此类观念所铸造的“合模主义者”而又不自知，已是一种双重的悲哀，而他们却还要用此类观念去浇铸别人（如张大哥）、去辱没国格（马则仁）与凋蔽民族经济的时候，这就构成了三重悲哀。⑤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老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要医治民族的痼疾，除了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外，还必须有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而且要使它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完成。“新派市民形象”就整体而言写的不如旧派丰满，但也有许多成功的形象，它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却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构建。老舍在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观念之后，看到了英国文化比中国文化要先进的多，很自然的将其人格理想寄植在他所认同的西方观念中。他认为“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他就是以英国国民为参照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情急之时，他以刺杀军阀的行动试图来警醒国民。李子荣可以说是李景纯的信从者和遗愿的实际继承者。他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独立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有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美好的理想，有脚踏实地的行动。这些理想人物都是以侠义行动为贫民百姓除害而获得了团圆式的大结局。这些形象背后都隐藏着“儒侠身兼”的背影。一方面，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忧时伤世”的儒学心态与“内圣外一”的“士”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介入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大都采取“侠义”之举――剑客式的行刺与自我牺牲。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已人格的心理模式。⑥老舍在“童年――少年期”审美观中对侠义英雄的欣赏构成了他的市民文化中的这样一种“忠义观”。他所刻划的这类人物也正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也反映了老舍真诚、天真的一面，反映他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缺乏真正的深刻性。第二类是老舍先生含着泪鞭挞的“过渡人”形象，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们也都是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都瞻望未来，但情感上却仍身陷过去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老李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张大哥形象的补充，他思考精密细腻，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他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他追求一种神秘的“诗意”，渴望“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音乐，贞纯象个天使”；他厌恶张大哥他们那中等阶级的热闹与无聊，以自己灵魂深处有“贵族气”为高超；他也很想在灰色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刺激，哪怕做个悲剧式的人物……但归根结底，老李毕竟是老李，他虽然不是一个卑琐的市井小人，却连离婚的勇气都没有。祁瑞宣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民族敌人侵入家门、家乡沦陷的严峻关头，他却陷入了尽忠还是尽孝的两难矛盾。虽然他最后还是“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但从这个爱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忧郁到斗争的性格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这类人物有些类似于巴金的《家》中的高觉新，他们作为一个饱蕴着情感矛盾的“过渡人”出现在老舍的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过渡，便有了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第三类人物是“洋派”与“新派”的市井无赖，他们生长于封建宗法、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糟粕于一身。《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此类人物：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却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这是一个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的被嘲讽的“洋青年”，不过更可耻的是在他的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他原本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北平沦陷之后，他便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一个连敌人看都不看的小小帮凶。这些人物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而丧失了人格。老舍在对他们无情的嘲讽中昭示着世人，这些“假洋鬼子”就是我们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数最多、读者也最熟悉的一个系列，在老舍的市民系列中占有显著的位置。《骆驼祥子》就是一部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它成功而且真实的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划为社会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他把买一辆自己的车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幻想着凭自己的劳动换取安稳的生活，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军阀和官僚统治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欺压与迫害，使他最后堕落成一个从肉体到灵魂都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无业游民。同时，作家也揭示和批判了他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儿，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与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老舍选取他们而不是一般的窝囊废作主人公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一般人认为他们这类人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正是他们为温饱而奋斗的惨败深刻地提示了这个社会已没有希望和小生产者“个人奋斗”之路的不通。当然，随着老舍世界观的变化，他笔下的这类人物终于不再全是这种“绝望型”的人物了，而是在艰难时世中不断的成长起来的觉悟者。在《四世同堂》里，作者不仅歌颂了这些“低贱者”的传统美德，还表彰了他们的义烈行为，如车夫小崔拒绝给汉奸拉车，剃头匠孙七被活埋时大声痛斥汉奸，并进一步写他们加入了抗日的行列，如程长顺的觉悟，棚匠刘师傅的出走等。在这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悍妇类”的虎妞和“娼妓类”的小福子等女性悲剧人物，尤其是《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为娼的故事。其实，老舍，不仅仅是用他的笔在写这些下层人民的苦难，更是要追究出这些穷苦人物生活和生命的根源。在老舍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这样三种势力在残酷地摧残着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劳动者：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一种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病态；二是中国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因袭的封建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智慧和能动性；三是当前黑暗制度给广大人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造成的损害。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光荣传统的古老民族，她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放射过灿烂的异彩，然而，三方面的势力，却给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得不到解脱。因此，老舍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就一直把改造国民精神作为他创作的一个重大课题。市民形象在老舍小说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涉及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即便如此，我想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领悟到：老舍的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与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鲜明的市民形象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⑦参考资料:1.<<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老舍研究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3.<<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 宋永毅著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5.<<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注 释：①见《“五四”给了我什么》②见孟广来《三十年代老舍研究初探》③见吴小美《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④见《老张的哲学》⑤见《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⑥同上⑦见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意义》
1、祁瑞宣
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热爱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他的文化、他的自由。他崇尚科学，他是儒家伦理中标准的长兄长子长孙，他的个性，有一些像父亲祁天佑，多数时间是不愿多开口的，但是他又不像父亲，他比父亲多一些热情，多一些谋虑，多一些成熟和练达。
作为一家中挑重担的老大，他从没有怨言，对上孝，对下慈，对妻子爱，对弱小的人同情，对敌人仇恨，整部《四世同堂》是他的一个心路历程。
在这个历程里，他代表了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英雄儿女，从默然忍受到挺身反抗。他的犹豫和徘徊是哈姆雷特式的，因为他不盲目，他是理性的、冷静的，他是一个对很多人负责任的男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此，他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大哥和长辈。
2、韵梅
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女性，她是瑞宣的腿，是瑞宣心思的执行者，瑞宣是一家人精神上的顶梁柱，她是物质上的。她身上有传统家庭妇女的优点，她吃不饱，儿女和老人要吃得饱；她睡不好，丈夫要睡得好。丈夫是她的天，家是她的世界。她从早忙到晚，也不会忙完的。她没什么文化，但她有爱憎！
3、冠晓荷
50多岁，无职业，没有是非原则只崇向有势的人，后被日本人活埋。
4、大赤包
冠晓荷的夫人，爱打牌，大赤包或许早年出身于旗下，姑奶奶的作风十足，她势利眼、恶毒，但她不失光棍气，有敢作敢当的精神，单这一点，也远远压过所有群雄，一雌独秀。她了不起，可以胜任繁重的工作，日本人交给她什么差事，都能有声有色。她贪婪，但不抠门，她豪爽，是女中丈夫。
5、祁老爷
穷苦人家出身，做过生意，当过苦工，他身上有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勤俭节约，洁身自好，祁家的院子，每块砖都是用他的血汗钱买下来的。他虽然没读过书，但是信奉那些儒家的信条，比读过书的人们还坚定。他行端坐正，慈有余而威不足。
他健康、热情，身上一点没有大城市的滑头和势利眼，他是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当然，他也有糊涂和蒙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