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人学与西方当代人学构成了一种建设性的对话关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通过破除和超越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及理论结构,马克思人学直接开启了确立着西方当代人学运动之合法性的哲学传统的现当代转换。二、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实践合理性蕴含着走出现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的非理性困境、实现理性形式的当代转换的可能性及方向。三、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历史理性以及人类性立场嵌入并持续地影响着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当代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人学与当代西方人学互动的直接结果,与西方当代人学的对话也拓展了马克思人学的理论与时代视野,并指向于不断生成的马克思人学的当代性。
马克思人学本身就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人自身生成的逻辑学,它所要凸显的是人的历史,即人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创造的历史。马克思说得好:“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但是,将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开来,并且将人学降格为人的生物学,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却是二十世纪长达50年中人类思想对马克思人学的严重误解。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为的历史境况造成的——甚至于连卢卡奇这样的哲学家也不得不在后来驯服于某种理论教条。不过,由此造成的思想后果却不得不让历史本身来承担和消化[16]。苏联模式使许多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西方学人们留下了一个难以改变的成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唯经济决定论,但是对于众多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于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与困境,反思、拓展和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揭示和发掘在当代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元一体时代历史与人(文化)的同构关系(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的研究重点在历史领域。其中,直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词的专着就可以列出许多: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概要》、《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等等。)。这种努力实际上拓展了马克思人学的当代视野。
大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哲学看成是人学,又是对有意设立“两个马克思”(即“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还原为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回应。从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层面而言,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与1945年以后的马克思确有区别,前者更多地是关注个体感性及人的总体性问题,后者更多的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公共性以及人的具体生活条件与生存状况,但绝不能由此断定后者就不再是人道主义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决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看法(注:基于具体问题阈的区别所导致的马克思思想在前后的客观差别,甚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也以某种方式再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浓厚的个体主义关怀与社会批判旨趣,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带有鲜明的理性化与社会理解及建构旨向。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宗”正是根本的实践人学旨趣。没有理由认为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就不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在类似的情况下恐怕也没有理由断言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再承担个体关注与社会批判功能——实际情况也许是,他们通过理性化的方式更为切实和建设性地承担着个体关怀与社会批判功能。)。阿尔都塞所谓“认识论断裂”,即早年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成年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的二分法实际上是在走极端,这种二分法多半是基于阿尔都塞在并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对东方世界的某种想像性的迷恋,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前后思想的不同界面作出了某种理性的及科学的区分。按照弗洛姆的观点,并不需要把“早期马克思”或“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或“老年马克思”“一分为二”:“事实上,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引者注)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的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马克思并没有……抛弃他的早期观点。”(注: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另外,如果把《巴黎手稿》看成是所谓“不成熟时期马克思的代表作品”(这是持“两个马克思”论者的基本看法),那么卢卡奇本人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却是一个反证: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巴黎手稿》并没有面世,但卢卡奇通过引用马克思其它着作中的思想却得出了与《巴黎手稿》相一致的结论。
三
马克思人学对西方当代人学的更为深远的思想效应还在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嵌入并继续影响着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当代 转换(注:西方当代人本主义本身就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当代的表现,本文将西方当代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区分开来,将西方人本主义看成是一场哲学运动,而将人文主义看成是一场更加宽泛的社会文化劳动。切入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当代转换,则便于从更广泛的思想文化意义上探讨马克思人学对整个西方当代人学的意义。)。阿伦. 布洛克曾将丹麦作家奥尔格.勃兰兑斯出版《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的那一年即1883 年确定为人类史进入现代的一年(注:参见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5—196页。)。勃兰兑斯第一次使用了“现代”一词,但是否就有理由称该词出现并流行起来的1883年为人类进入现代的起始点?!在编年史的意义上,1883年确实不同凡响,马克思本人正是在这一年逝世。不过,在马克思肉体的终结与已经蕴含于他的人学思想中、并且持续性地影响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之间恐怕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现代性是现代的思想属性,只要现代性没有确立起来,那么现代本身就难以确定其起点,这一起点也许有理由一直延迟出场,因为现代性本身又意味着现代性问题的积累,问题就在于哪一种思想最大限度地容纳了现代性的广阔内涵与张力。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推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
马克思人学参与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现当代转换,这表现在: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对现实社会的不懈的批判态度以及贯穿其中的关于人类自我解放的信念,直接成为现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或维度。但马克思人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现当代转换的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一转换所遭遇的问题困境,在于人文主义传统凭藉其自身逻辑而无法进一步延展开来的“历史”终结处。这一意义就是,面对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散漫、颓废与非理性的状况,马克思人学提供了一种正视人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人生存的悖论状况的信念,以及相应的分析和处理人的问题时的历史理性方法。
如果说近代的人文主义传统还对人性,包括对科学所支撑着的理性精神有着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么现当代的人文主义的重要特点则是对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怀疑与批判活动,但强势的科学技术与工业化背景反过来又导致当代人文主义本身的困惑及危机,人文主义的困境显示了当代人性的脆弱与萎顿。与近代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描述是:理性、秩序和乐观,与现代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描述则是异化、不连续性、分裂、焦虑。但如果认为靠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话语转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装载这一系列生存论的焦虑及悖论性并置换为生活世界的平实,恐伯本身就是对生活的无知。走向生活世界确实是当代人学及人文主义的主导趋向,但生活世界的基础既不是某种超验世界,也不是一种散漫任意的体验活动,而是基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以及在此之上所形成的自觉的生存论建构(注:参见拙作:《生活世界话语的困限与生存论的自觉》,《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5期。)。 这是在马克思人学中已经蕴含的方向。在马克思人学中,科学技术与工业既是其人性反思与批判活动的目标,同时又被看成是人的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参见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6页。)对人性的信念是马克思人学的首要精神支柱。从气质上看,马克思人学当然蕴含着一种后现代性,但从其思想底质看,马克思人学却直接包含着一种稳实的、具有丰富的张力与开放性的现代性关怀与立场,这恐怕是当代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等人能够通过马克思从而展开与后现代性的建设性对话的关键。马克思人学的现代性是不断延展开来的,有生存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有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有解构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些现代性都已不同程度地呈现于当代思想文化中。然而,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则尚未完全开显出来,这是与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尚未完成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当代人文主义当代转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从20世纪前期那样一种片面的个人主义式的、充满着存在主义焦虑感的人文主义转换为蕴含着公共性与交往理性的现实的人文主义。这一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人文主义所固有的范式,并具体表现为社会结构与生活领域的转型。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兴盛意味着那种传统的“用永生的生命关怀以及哲学意义上的形上关怀整合人的共同价值”的“公共领域的丧失”与“私人生活的迷失”[24]。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没有实现当代意义上的分离。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确实凸显了生存的个体性问题,但这种凸显往往又伴发着某种病态的生存焦虑症,这种病症 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有意撇开了与群体性及公共性之关联的产物,它看起来似乎是超越了个人与公共生活的现实依赖关系,但实质上正是无视公共生活范式的情感表现。事实上,在这种个体焦虑背后仍然存在着一种片面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设定,个体生存的这种症候正是由于用私人生活替代或僭越公共生活的结果。因此,随着六十年代以后生存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衰落,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重建与分离,相应的人文主义旨趣则表现在确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与界限,表现在对公共领域的解释、评价、以及建设性的批判活动。
在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上述重要变化中,马克思人学及其政治哲学一直是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思想资源介入其中的。马克思的人文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而且必然要表现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关怀,人的社会政治活动是20世纪前期的西方人文主义有意忽略了的,60年代以后的人文主义则致力于思考和建构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关联。马克思通过对基督教神学以及资本主义结构的批判性解构,已经蕴示着传统的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衰落与丧失,而传统国家功能的逐渐消弱必然要求重建公共领域并规范私人领域,其中,马克思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则在于如何理解个人。马克思并不否定个人,相反,“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马克思全部人学的归宿,但个人必须同时是现实中的个人。“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0页。)。个人之所以成为现实中的个人, 只是由于个人充分考虑到了现实中的个人的条件与规范,从其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寻求到了其作为个体存在的规定性,这意味着“个人”真正从那种“私人等级”式的“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上升为“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也即从狭隘的“市民”成为具有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的“真正的公民”,并通过公民社会“进入自己的个体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1页。)。在这里,“私人等级”、“狭隘的市民”、“狭隘的、利己主义的个人”正是片面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这其实是马克思人学开出其政治哲学的关键,对马克思来说,如何超越片面的个人主义至关重要(为他本人所批判的无政府主义的现实表现就是个人主义),而超越无政府主义或片面的个人主义的结果就是走向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公共范式——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人文主义的当代转换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则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从西方人文主义向人类性人文主义的转换。人类性有两个规定性:其一是总体的人类性理解,既包含一种健全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也包含从超越于一般生命物的意义上理解人类生命的类哲学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总体的人类性理解直接预设着一种先行的思维规定性与思想立场。其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性概念,在这一规定性中,任何一个主体首先要确定的是自己是否有能力和理由代表人类整体,并承担作为人类整体中的一员应当承担和享有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上述两个规定性,可以看成是人类性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两重维度。仅仅只是第一个规定性,很可能还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设定,这一设定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已经确立起来了。仅仅只是第二种规定性,那么这样的人类性还只能算作是狭隘的地域性、民族性及私人性。只有同时包含着上述两个规定性或维度,这样的人文主义才真正具有人类性的意义。历史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历史时代或曰全球化时代,但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人类文化却没有造就出真正人类性的人文主义,这当然与所谓世界历史时代或全球化时代并未真正来临相关——作为问题的全球化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本身就构成了对人类性人文主义的限制——但同时也与某种冥顽不化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有关。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一个困境就在于难以跳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化传统将“人类”直接置换成“西方”,视非西方为“非我族类”,一个多世纪以来非西方奋起直追的现代化运动使非西方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人类身份,西方思想文化中逐渐包含了非西方意识,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如何实现西方当代人文主义的自身超越,这本身是摆在西方当代人文主义面前的难题。马克思人学乃一种内在地超越了西方文化与思想传统、从而走向人类性的人学范式。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论批判,《共产党宣言》可以看成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学批判,《资本论》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将其晚年对以俄国为代表的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与命运的探索性着作总称为《人类学笔记》,可谓意蕴深远。马克思的人学是一种真正人类性的哲学。而且, 马克思人学的传播、扩展与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置入并内化为非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所实现的,因此,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人学思想状况已经置入了一种非西方的人类性意识。当代马克思人学与当代西方人学及其人文主义已经展开了批判性的和建设性的对话,也希望这一对话对于克服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痼疾产生积极的效果。
当然,人类性人文主义的生成并不是西方文化单方向的任务,非西方承担着更为现实的使命。只有非西方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不仅在文化意识上,而且在实践上真正成为人类中的一员,人类性才是一项现实的承诺与规范。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并且已经将之内化为自身传统的一部分,但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所要实现的乃是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以及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在这一意义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也应当承担起建构一种面向未来的积极健康的人类性人文主义的重要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