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流变之后，最终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为现代资本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马克思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同时十分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直接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1]马克思的这些哲学思想与现代的生态学思想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都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甚至在哲学思维方面远远超越了当代生态学的视野。
由于社会实践和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马克思的后继者们相对地忽视了马克思对生态环境理论的终极关注。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生态学的兴起和现代工业社会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目光转向生态学，在继续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将解决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方案寄希望于现代生态学。本文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的三个阶段，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和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
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的关注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和马尔库塞，之后经过美国学者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的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得以创立。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认为：第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控制自然、最终从自然的必然统治下解放的唯一途径；第二，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扩大再生产因为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化而中断，资本主义随之解体。而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看到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两种结果，他们看到的是：第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没有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第二，由于资本主义采取国家干预政策，工人阶级并没有处于极端贫困当中；第三，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第四，人类并没有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中获得解放，建立“自由王国”；相反，人类自身日益受到来自科学技术的奴役和统治。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怀疑和争论。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在其合着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阐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人类从自然界中的分离和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和支配，但是科学进步也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会中的劳动异化，使资本主义****统治工具更加完善，表现出技术悲观主义。法兰克福的另一派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他虽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技术悲观主义，但是他更多地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在其1968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认为技术虽然是造成资本主义“单向度(one-dimension)”的主要原因，但是自动化的科学技术可以消除人类劳动的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因此：第一，必须改变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和目的，使技术从以营利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第二，必须改变现存技术的存在形式，使其从资本主义的“技术合理性”转变到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激发人类潜力的“后技术合理性”。[1]在1972年出版的《******与造反》中，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使资产阶级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被污染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些思想基础之上，经由威廉·莱易斯，最后由本·阿格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步完成。威廉·莱易斯1972年在《自然的控制》中继承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观点，指出：把自然界当做商品加以控制，把控制自然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竞争的工具，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普遍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在1976出版的《满足的极限》中，威廉·莱易斯指出，人类本身的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在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上已经被打乱和扭曲，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高度集约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寻找到替代方案。本·阿格尔在1975年出版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以及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生态学说的研究成果，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趋于完整和成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第一，马克思与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批判的正确性，但是并不承认经济危机是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福利政策的普遍实施，并没有使工人阶级出现极端贫困现象，经济危机难以大规模爆发。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加强对社会和自然的控制，导致了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严重地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以生态危机换取和延缓经济危机，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得不让位于生态危机理论。
第二，“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异化消费”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而构造出的一个相对概念，指的是人们用获得“虚假需求”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异化劳动的消费生活方式，从而使资本主义实现以生态危机换取和延缓经济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劳动的异化才导致了人类对异化消费的依赖，迫使资本主义工业加速生产，以满足虚假的异化消费，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垄断资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的扩大再生产纯粹是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异化消费，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无以复加的生态灾难，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存在。
第三，建立需求理论，消除“异化消费”。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关于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危机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工业增长，不得不向人们提供超越人们“真正需求”的异化消费商品，最后使得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共同面临生态危机。因此，首先要缩减需求，重新思考，从异化消费当中解脱出来。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出具体的需求理论，而是受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手稿》的启发，提出了人的幸福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的抽象的观念。
第四，建立“稳态”经济模式，控制生产过度发展，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曾经提出管理生产资料与拥有生产资料同样重要的思想，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曾经提到过使经济和人稳定化的思想，而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则提出既能够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够尊重人性的“民主技术”或者“具有人性”的小规模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穆勒和舒马赫等人的思想，提出了“稳态”经济模式，不断缩减和分散庞大的工业经济体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使人类的劳动和生产真正根植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之中。
2 生态社会主义阶段
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影响而交互发展的产物，基本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萌芽时期、80年代的发展时期以及90年代的成熟时期。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绿色运动肇始于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揭示了植物与动物之间相互联系以及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各种复杂方式，揭露了人类滥用化学药剂和农药给全人类自身带来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强烈呼吁人类走出征服自然的恶性循环。1968年，“罗马俱乐部”在意大利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伊博士倡导下成立，以探讨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在和未来的困境。1970年4月5日，美国爆发了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30万人大规模示威游行，“世界地球日”由此而立。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文中指出，如果不改变现行工业国家的生产方式，世界人口和经济将会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揭露了“无限的经济增长”是当今全球环境恶化的根源，激起了全球性的环境研究和绿色生态运动热潮。1972年，第一个绿色政党(新西兰价值党)诞生于新西兰，之后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各自的绿色政党。70年末80年代初的环境运动，又与民主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相结合，从而成为全球性的绿色社会运动。在绿色社会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从哲学批判到社会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的理论转向，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相互结合的理论契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开始得以确立和并日臻完善。
生态社会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德国绿党的理论家鲁道夫·巴赫罗。鲁道夫·巴赫罗倡导“社会生态运动”并不断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共产主义运动和绿色生态运动的结合，被誉为“西方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的代言人”。1980年1月，德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组织的“绿党”，并公开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它标志着生态社会主义的诞生。在7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虽然最终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但是缺少系统的理论成果，这种口号主要是作为一种对现存的垄断资本主义现状不满而进行反思的政治表现形式，以及为改变现状而在理论上对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探索。
80年代是生态社会主义绿色生态运动继续高涨和理论构建时期。1987年，国际绿党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在生态社会运动基础上形成的绿党已经成为80年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不断成熟和壮大的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也在不断得到发展，在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者主要吸收了威廉·莱易斯和本·阿格尔的思想，并对生态运动的现实进行了总结。法国左翼理论家安德烈·高兹发表了《作为政治的生态学》，坚持认为社会生态运动必须成为一个更加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看重生态运动本身，将生态运动进一步政治化。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教授大卫·佩伯也发表了《现代环境运动的根源》，对生态运动进行了反思。在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要求，在社会生态运动中占有相对的主导地位，初步实现了绿色生态运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向。
90年代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成熟的时期。瑞尼尔·格伦德曼在1991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大卫·佩伯在1993年出版了《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安德烈·高兹和劳伦斯·威尔德在1994年分别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和《现代欧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的着作。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学家在吸收世界绿党和绿色运动的生态学、社会责任、基层民主和非暴力等基本原则上，以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为指导重返人类中心主义，抛弃了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和资本主义积累本身的逻辑，更加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第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论述，既反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反对主流绿党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大卫·佩伯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强调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体。
第二，经济原则。生态社会主义反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乌托邦思想和复古思想，也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和前苏联社会主义高度集权化的经济，而是提倡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折衷、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相互补充的“混合型”经济。生态社会主义也反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莱易斯和本·阿格尔提出的“稳态经济”，而主张在公有制和民主管理的基础上适当的经济增长。
第三，政治原则。生态社会主义强调基层民主或者民主自治，主张政权机构应由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和政治权力应始终放在基层；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权力资源的分散化。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上，主张采取非暴力斗争。在国际关系上，反对超级大国争夺，反对核试验，鼓励各国裁军；强调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反对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更反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反对现代民族国家，主张建立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社区等。
3 马克思的生态学
无论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中，还是在古希腊罗马哲学甚至神话传说中，都能够发现生态学的思想萌芽。但是，把生态学作为一种系统的自然科学来研究却源于德国动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他在1866创造了ecology这个生物学名词，其中eco表示“家园”，按照中国汉字的理解应解释为“家和园”两部分，“家”表示动物的栖息地，“园”表示动物栖息地周围的生存环境；词尾log(logic逻辑)表示“第一，万事万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第二，如何表达这种本质关系”。因而，ecology这个单词的原创意义就是指动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随着人类对生物与环境之间逻辑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ecology这个生词所蕴含的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环境与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逐渐凸现，进而扩展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就产生了现代的生态学思想。生态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可分为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等等；按其研究水平来说，又可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兴起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进一步使生态学逐渐脱离生物学领域，而进入到政治领域，上升到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本质关系的研究，从而催生了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文化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艺术生态学等等。
在构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其代表人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马克思联系起来，但是，对于马克思本人是否是一位生态学家，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就在争论的各方都在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寻求理论支持和批判灵感的时候，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一书。福斯特跟随马克思的生命和理论足迹，以充分的理论根据展示了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福斯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将现代生态学原则嫁接到马克思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将社会主义嫁接到现代生态运动，这两种嫁接都不能够彻底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灾难问题。福斯特分析了生态学的唯物主义起源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回击了西方环境保护主义对马克思缺乏生态学观念的指责，围绕以下三个主题，以雄辩的事实恢复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
第一，自然与人。福斯特指出，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恰恰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始终关注的内容。现代西方生态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完全可以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给予解释。如果没有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的理解，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同时也不可能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因为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与生态学世界观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总结了唯物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漫长斗争中创立的，从而确立了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自然是人化自然的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换的中介。为了消灭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人的“联合”和“联合产品”这个概念，对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人和自然的异化，建立共产主义理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创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通过这种“联合”而废除私有制才得以实现的。马克思创立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根本的最终的解决”。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只为人类的联合体而存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再因为私有财产的建立和财富的积累等这些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力而异化，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福斯特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特别是认真地研究了《1844年经济学手稿》，归纳出马克思生态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主张，从而为当今的生态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二，自然与社会。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是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重点。福斯特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在其《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中专门用“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章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恶化的生态学分析。马克思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也正是在这种系统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得以统一。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剩是由于谷物按算术级增长而人口是按几何级增长的结果。而在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克思认为：人口相对于谷物的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马克思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两个来源：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对土地的剥夺；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代谢。因此，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断裂，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最后，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现代生态学概念。
第三，科学与生态学。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当代的绿色生态运动，一直有人将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灾难归之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福斯特回顾了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在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马克思都把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置于重要位置。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唯物主义战胜了唯心主义，也使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得以冲破宗教神学的束缚。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马克思唯一的武器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可以是以几何级增长的，从而可以为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提供几何级增长的谷物。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马克思强调了科学理性对于控制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预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共产主义社会才是解决一切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
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创立，最终确立了马克思对解决生态问题的发言权，这不仅对于西方国家从理论上寻找生态恶化的根源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对于我国如何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科学地避免生态灾难、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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