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共产党人思维的主题是由中国革命、建设的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以及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新世纪,我们党根据形势和发展的需要,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建设与发展和谐世界。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思维是马克思总体性哲学的与时俱进。和谐思维与马克思的总体性哲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马克思总体性哲学的现实转化。
〔关键词〕 思维方式转变;总体性哲学;和谐思维
思维方式是社会存在的产物。要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就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和谐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所作的新的理论概括和新的思维样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回归与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性辩证法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总体性的个体、总体性的社会、总体性的历史观是总体性辩证法的逻辑展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范式的发展与转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总体性思维应该成为思维的主题。作为肩负革命和建设不同时代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具有不同的思维样式。实际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矛盾学说为核心的革命性的哲学;另一个是以总体性为核心的建设性的哲学。反映在社会行动方案中,前者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精神,而后者则导向和谐社会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矛盾学说以及在这一学说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前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而总体性学说却因革命思维的没有及时转换,一直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宝库之中。
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贯穿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最初来源于黑格尔,不过当他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时,他已经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彻底地改造了这个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方法论。总体性的人、总体性的历史、总体性的社会是马克思分析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构成了马克思总体性哲学的核心内容。
首先,对于人类社会,马克思历来都是以总体性的观点来理解的。1845年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了是否从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角度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是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本质分歧。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不管其形式如何,社会都是人们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相互交往首先是在物质生产中发生的,它是生产得以进行、继续和扩大的社会前提。因此,交往的发展是尾随生产的发展,即尾随生产工具和交往手段的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同时,迄今为止的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又都是在人们的交互作用中自发地产生的。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参与交往的各个个人无疑都有其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彼此交往的过程的总体却总是表现为自发过程中的客观的联系,表现为一种与单个人相独立的社会过程。尽管构成社会总体的各种关系和联系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但这些关系和联系却并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的意志支配。
其次,对于人,马克思始终也都是把人作为总体性的人来把握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的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1〕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这就是说,不是个人构成社会,而是社会构成了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这些社会关系和联系之中。他是奴隶还是公民,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并不是由他个人的特质所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联系所决定的。没有银行就没有银行家,没有公司就没有公司经理。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这里所讲的“社会构成个人”,其实不是个人,而是一定的社会角色,如奴隶、工人、银行家等等。如果抽去了他们的社会差别,他们全都是被称作人的人。但抽去了社会差别的人,是历史和现实中都不曾存在过的抽象的个人,这种人最多只是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对象,而不是历史科学的对象。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即使是研究任何一个个人,也必须通过社会这个总体才能进行。
其三,提出并坚持用总体性观点来研究社会历史,这是马克思的重大理论贡献。如果要问马克思在历史观上所作的贡献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他的关于社会关系的思想。在研究历史科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说明,他“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3〕。“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构成了一个科学把握的对象总体,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予以概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总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4〕马克思不仅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关系这个范畴,而且还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构成的体系,一个辩证联系的总体。正因为他提出了生产关系这个重要的历史哲学范畴,把它看成决定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现实基础,他就为全部人类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方法论指南。
(二)
既然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我们就应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凭借和运用这一方法观察和解决当前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硕果。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学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是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非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不能解决,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夺取革命的胜利。与此相应,如何打破旧的矛盾统一体,求得社会根本矛盾的彻底解决就成为当时思维的主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全体人民同心同德进行长期艰苦奋斗。与此相应,矛盾思维的主题就应该转向如何尽量避免剧烈的动荡和冲突以实现新的矛盾统一体的长期和谐健康发展。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时代主题。一个良好的开端开始了。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围绕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基本方针,阐述应该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各种重要的矛盾关系,强调了“团结”和“平衡”,强调了“调整”、“兼顾”以及“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强调了“向外国学习”。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到重要位置,强调维系新的矛盾统一体,指出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要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然而,这个良好的开端后来一度被中断,矛盾思维的历史性转换遭到挫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左”的思想、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的影响,使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分析和处理上发生了重大失误。
改革开放和全面经济建设的开展再次呼唤思维方式的转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根据对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再一次凸显了思维的主题实现历史性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稳妥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强调经济、政治、文化要协调发展,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哲学角度看,其实质是为我们处理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指导我们通过大量的及时而适当的工作,尽可能以妥善的方式消除各种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协调因素,避免大的动荡和冲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稳定协调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无疑大大地向前推进了矛盾思维的历史性转换。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面临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国内,我们已经在总体上实现小康的基础上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促使社会更加和谐,是形势的需要,人民的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与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从而为我们在新世纪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关系,提出了明确的完整的指导思想。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也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维的新水平,成为在完整意义上实现矛盾思维向总体性思维历史性转换的标志。在马克思那里,既然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的各个环节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我们对社会的改造应当是进行总体性的改造,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也应是全面的、综合性的推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总体性的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建设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社会。
(三)
总体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的总体性认识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历史地、整体地、能动地看问题,而不是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要求我们把事物的组成要素看成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诸要素,而不是归结为没有区别的简单的一致性,它始终遵循整体优于部分的原则,坚持局部必须由总体来解释,事实的意义只有在整体中、在与整体的联系中才能显现;它要求认识到历史的丰富性,把人与事实放到历史的总体之中去认识,也就是一种总体化的运动,是一种人与环境条件集合在正在进行的一种宏观化的综合的统一之中。总体性辩证法作为一种正确的认识方法,揭示了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最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思维与马克思总体性哲学是一脉相承和内在一致的。总体性辩证法直接构成了和谐思维的方法论,总体性的个体思想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总体性的社会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历史的总体性的逻辑展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和谐世界。
和谐是总体性的高层境界,和谐是协调一致的统一,是具体与多样性的统一。总体性的认识过程是由抽象到具体的综合过程。思维的作用在于把那些孤立的分散的事实综合起来,然后上升为完整的总体在意识中再现出来,哲学追求一种全面整体的总体,而远离总体的部分片段都是非真实的和不稳定的。因此,总体对部分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现实的范畴。因为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5〕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是对现实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同时,总体并不排斥部分的多样性,但总体对部分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总体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因而它不但不排斥部分的多样性,反而以多样性为自己的前提。
总体和谐是异与同的和谐统一,是差异和矛盾的和谐统一。在和谐社会中也是有同有异的,成员之间和各类群体之间的差异、对立和矛盾仍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把社会发展过程看作是多方面规定的综合,是具体的多样性的统一。重视总体社会的和谐与统一的同时,重视各个部分的和谐与统一,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的发展。和谐虽包含着和对立统一相同的质和量方面的差异的统一,但这些差异的相容程度却大为增高。在和谐社会中,虽然也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但各种差异不能离开统一而独立地表现出来,否则就会破坏了和谐。由于和谐社会中成员的目标基本一致,其价值取向大体相近,彼此之间较易建立诚信和友爱,因此其成员之间的差异较小,对立和矛盾也主要是非对抗性的,因而有利于达成并巩固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发展会逐渐形成一种公共理性,作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础,因此其绝大多数成员会自觉地服从公共理性,并尊重他人在民族、性别、职业、世界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保障其公民的权利,从而防止差异的扩大,减少因对立和矛盾导致对抗的概率。和谐社会中的成员在法律的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由,能够较好地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下,会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活力,从而可以增加共识、减少差异、化解矛盾,防止对抗,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地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眼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而提出来的新概念,也是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的执政能力之一。它在客观上就要求运用总体性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法发展观作为最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总体布局,使经济建设与合理利用资源相联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先富群体与欠发达地区、困难行业、贫困群众相扶助;依靠工人阶级和发挥广大农民、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发挥其他社会阶层人员为社会经济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作用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科学的社会管理体制、健全的保障制度、完善的法律制度、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有效机制的统一体;营造良好的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周边环境的和谐。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理论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在这一哲学理论之中包含着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部基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在转化为社会行动方案的时候,必然导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在社会总体性的理论层面上,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社会总体性理论在现实中的具体要求。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将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当然,“自由人的联合体”取决于社会结构的支持,如果一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结构上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处理好平衡发展的问题,就不可能走向“自由人的 联合体”的方向。总体性方法与和谐社会内在一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总体性方法和总体性思维的具体化。在总体性原则中,一方面个人的自由解放既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且是社会发展的保障,另一方面又必须在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来理解个人的自由。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相应地个人与社会之间都处于有机的、融洽的联系之中。社会的多元主体,如个人、集体、国家等,在认同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持久的行动协同。这里最重要的是参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双赢互利,双赢互利符合“总体”的本意,也是“和谐社会”的要旨。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在普遍联系中存在和发展的、充满了创造活力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团结、统一和协调的社会;是各种社会要素的统筹、配置和活化。因此,离开了总体性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就不可能获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一般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总体性的个体的理论层面上,和谐社会将具体地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中国的执政党先是鲜明地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然后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可以说,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走向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的各种需求和功能之间的协调与和谐是社会协调与和谐的起点和基础。在扬弃了私有制的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完美地实现了和谐的统一,实现了个体为社会而存在的同时社会本身也为个体而存在的统一。和谐社会中,人的主体性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中生成和展开的过程,人不仅把自身投射到他人、社会和自然之中,实现着人的“物化”,而且也同时是把这种“物化”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途径。与此相反,当一个社会丧失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的时候,就会把人置于物的统治之下,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从而使人失去了“人”这个“根本”。所以,走向和谐社会的过程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或者说,只有以人为本,才是一条走向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
在历史总体性的理论层面上,将突出人创造历史和不断实现历史目标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基本内容是把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对待的,认为社会是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总体,并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和演变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需要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社会有机体及其向总体运动的实质,便是作为主体的个体能力的发挥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建立,是社会各种关系的自组织过程,它深入到人的行为、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明与文化等方面。可见,历史总体性的理论作为个体总体性与社会总体性的综合统一,必然指向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
总之,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它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与人类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有着原则上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现实转化。总体性哲学要求我们从总体性的视角出发去把握个体、把握社会、把握历史,并落脚于社会有机体的总体化及人的全面发展。人类个体可以获得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社会有机体也可以获得人类个体的主体性,是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体化的共生共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15.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