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经历了酝酿、发展和成熟阶段。媒介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另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通过对这两种框架的策略性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
关键词：民族主义话语；中国媒介；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
一、引言
什么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是一个历史难题。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来自英国学者盖尔纳(Ernest Gelhaer)，他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赫克特(Michael Heehter)局部改进了这一概念，提出“民族主义”是一种“使民族的疆界与治理政体(governance unit)的边界重合的集体行动”。这两种定义均有助于说明那些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但对于超出该目标的民族主义缺乏诠释力。相形之下，史密斯(An-thony Smith)所做的界定，即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更广泛地涵盖了那些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民族主义，以及那些更多关涉到文化与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的“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现象。尽管如此，谁也无法提供一个全能的定义，将现存的或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类型的民族主义涵盖在内。本文所探讨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一种可以外化为特定行动的观念体系，具有如下内蕴：表达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和利益诉求的超乎寻常的关注、忠诚和热情；受到理性和情感因素(尤其是后者)的双重驱动；通常由社会精英引导并拥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常常选择、吸收、利用和再诠释了既有的社会文化资源(也包括对其他意识形态的调用)，以提供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使命以及未来走向等的特定表述。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过程中，大众媒介通常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作用于人们对自我与他人、社会乃至世界的时空关系的感知和理解，大众媒介为民族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建构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一技术基础和象征性资源。
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晚清。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迫使一批体制内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当“华夏／文明”与“狄夷／蛮荒”的对立逐渐转变为“中国／落后”与“外国／先进”的对比，文化上的优越感逐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所取代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国家作为种群的政治屋顶的职能凸显。“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图强”观念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集体诉求，推进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当时实现这一诉求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化的启航与民族意识的孕育始终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二者共同表呈为对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建设。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题中之意，民族主义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因此，在本文中，民族主义并非简单的负面概念，或一般意义上的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而是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实存。功能而非属性，是本文评价这一既存事实的根本着眼点。
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脉络，同样与大众媒介有着密切关联。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以《清议报》为阵地，凭借《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文章，使“民族主义”广为人知。此后很长时期内，大众媒介，包括报纸、电影、广播等，一直都是国内精英散播民族主义，促成其向普通民众的意识结构渗透和扩散的重要工具。然后，只有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传媒改革全面开启，大众媒介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边界趋于明晰，开始自觉扮演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者而非昔日的信息介质的角色时，民族主义的符号化进程才正式起步。过去近二十年间，从“申奥”直播到“中美撞机事件”报道，从《北京人在纽约》热播到《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一股民族主义的话语潜流在中国媒介的日常叙事中悄然涌动。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意识形态交汇、碰撞和斗争的重要场域，大众媒介参与了民族共同体的时间和空间经验的重构与再诠释，并通过对各种符号资源的甄选、排列、描绘、抽象化和制度化，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价值立场、观念信仰和利益诉求的民族主义话语。
20世纪90年代初那场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在民族兴亡的叙事框架下展开的媒介宣传活动，最先揭开了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序幕。此后十余年间，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活动呈现出某种阶段性特征。最初三年，即1990到1993年，是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酝酿期。在这一阶段，媒介叙事多在中美对抗或对比的逻辑中展开，侧重揭示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的“阴暗面”，言辞较为温和、含蓄。之后三年是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成长期。在这一阶段，民族主义话语同时活跃于官方媒介和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内，并向整个社会意识结构扩散。获得普遍认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仍以理性、务实为要义，相对温和和审慎。这一局面在90年代中后期被迅速打破。出版于1996年的“说不”系列，包括《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何以说不》等，构成了媒介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分水岭：简单、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始在媒介叙事中发声。此后五年间，中国目睹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活动的高潮。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具有两个相对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反西方”情绪开始渗透到媒介叙事中，与部分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合流；另一方面，自我确认的民族情绪开始在媒介叙事中生发蔓延，这尤其体现在有关“港澳回归”、“申奥”、“人世”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中。2001年以后，媒介民族主义话语进入到了一个加速转型期，“反西方”的重心发生偏移，自我确认和肯定的民族情绪在媒介叙事中持续升温的同时，官方的爱国主义话语、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话语在网络媒介中开始呈现合流趋势。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民族主义话语酝酿、发展、成熟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话语总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得以建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基于这两种框架的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过程。
二、时间视域下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
“历史一当下”的二元关系是媒介建构民族主义话语的基本维度之一。历史往往是从当下出发来理解和诠释昔日自我，以便达成对自我的认识。它常常涉及对已逝去的社会活动、结构和关系的感知与判断。由此形成的历史叙事既是基于对昔日真相的考量，也是基于对今日之观念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潜移默化的运用。由于受到历史视角和现实利益的制约，还原后的历史往往很难与其原貌完全契合，某些关于社会活动、结构和关系的叙述会受到压制或消解，其他一些叙述则会被抬升或延展。正是通过对历史叙述的“协调、阻碍、压制或利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建构了一部断裂与延续、骄傲与屈辱并存的民族历史。
在国内媒介的日常叙事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两段截然不同的民族史：一个是“古代”和“当代”中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骄傲和自豪；一个是“近现代”中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屈辱、悲怆和愤怒。前者往往激发国人对强盛、辉煌的热情缅怀和对发展、复兴的热烈想象，后者常常激发国人对创伤、耻辱的深刻联想和对落后、分裂的深切忧虑。一般说来，媒介倾向于分别建构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以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或忧患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媒介会将这两种叙事合二为一，建构一种整体性的、以重大断裂和转折为特质的线性民族史，以进一步激发人们对现状的认同和对复兴前景的信仰与憧憬。无论是上述何种叙事方式，都不必然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只有当这种以民族为线索的化约主义的叙事被媒介表征为历史的唯一面貌，倾向于压抑其他历史叙述、取消历史进程的错综复杂性，当所有的社会事件都被纳入到这种线性历史框架中，用来强化既有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时，它才会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限制国人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时间想象。
媒介所建构的“古代中国”史，是由世界古老文明创造者之一的中华民族所书写的五千年流光溢彩、灿烂辉煌的帝国史，“强盛”是这一历史叙事的关键词。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傲视寰宇的图景经常出现在报刊书籍对古代遗迹、器物的生动记述中，出现在历史剧对汉唐盛世、明清王朝的精彩演义中，出现在媒介对传统节日、典章、仪式的细致展示中。从“曾国藩热”到“国学热”，从春节联欢晚会到《贞观之治》，这种以“强盛”为主题的民族叙事在媒介中不断复现。“当代中国”史则是中华民族再续辉煌、重返“古代中国”之高位的共和国史，“复兴”是这一历史叙事的关键词。中华民族开放发展、屹立东方的图景在媒介的政治经济报道、商业广告、晚会、专题片中不断复现。从“人世”报道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专题，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焰火联欢晚会”到“阿迪达斯(Adidas)”的奥运广告，这种以“复兴”为主题的民族叙事在国内媒介中得到了充分建构。与此同时，媒介还向国人展示了另外一番截然相反的历史图景：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华民族屡遭外犯，割地赔款，生灵涂炭。在这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屈辱”是最核心的词汇，它不断出现在各种回顾性的报道以及相关图书、电影、历史剧和专题片之中。从《北洋水师》、《林则徐》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题报道，这种以“屈辱”为主题的民族叙事同样在媒介中不断回响。
当上述三幅图景被牵引到同一媒介事件或故事中，组合成一段线性的民族历史叙事，为叙述和评价当前的社会实存提供总体语境时，它们就完成了从一般的民族叙事向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的过渡。一方面，中国几千年漫长复杂的历史进程被表述为中华民族从“强盛”到“屈辱”再到“复兴”的戏剧性的转型过程，“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是对民族振兴的潜能和实力的证明，“近现代中国”则赋予了这种图强诉求以历史的合法性，其结论必然是中华民族能够而且应该回到“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去；另一方面，当前的人、事、物被一一纳入到“当代中国”的现实图景中，淹埋在媒介关于中华民族发展演进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成为一组抽象的符号，代表着对“古代中国”之“强盛”的延续和提升，对“近现代中国”之“屈辱”的正名和洗刷，和对“当代中国”之“复兴”的合法性确认。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申奥以及“神七”升空等晚近事件的报道中，均可见到这种叙事性建构的清晰痕迹。上述事件被媒介一一置于民族历史的叙事背景中加以品断和评价，最终指向同一结论：只有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下，包括坚持当前的政治制度、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外事安排、民族政策等，才可能实现和维系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
三、空间视域下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
媒介建构民族主义话语的另一维度是自我—他者的二元关系，即“本民族”与“他民族”的关系。后者是前者身份得以验明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实现了对“他民族”的价值、观念、文化和行为方式等的感知和对民族间差异的确认后，本民族的主体性和同一性才能被建构起来。这种介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比照和区分同样并不必然导向民族主义。只有当二者间的差异被媒介无限夸大和恒常化，成为支配民族叙事的主导逻辑时，上述关系才会为民族主义话语所用，成为媒介赋予当前社会秩序以合法性的依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自我与他者对立的二元框架一直占据着国内媒介日常叙事的视野，是媒介建构空间性的民族主义话语的首要途径。搭建上述框架的过程具有双重面向：一是“他者的民族化”，即将“他者”形象置于民族叙事的框架内，使他者与“民族”等同起来，如用“美国人”、“日本人”等表述来泛指其政府等；一是“民族的他者化”，即将其他民族置于“他者”的位置上，使它们成为与本民族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观念、文化和行为方式的表征，如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和平颠覆中国”的“密谋者”等。前者使认同固着在本民族与他民族的二元关系上，后者则进一步限定了关于他民族的集体想象的内容和范围。经由上述两方面过程，民族主义的认同空间得以建构。在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叙事中，他民族(国家)是一种永恒的“在场”，它为中华民族的自我定位提供必要的参验指标。
国内媒介建构了两种类型的他者，并相应形成了两类民族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一是面目模糊的“世界”，由此形成了“中国一世界”的关系链，后者常常作为中国的支持者、陪衬者或见证者出现在媒介叙事中；一是笼统、抽象的“西方”，由此形成了“被殖民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一发达国家”、“东方一西方”等关系链，中国无疑是关系链前端的典型代表，关系链的后端则经常作为中国的竞争者、阴谋者甚或侵略者出现在媒介叙事中。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世界”即“西方”，二者高度重合，充当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确立的唯一参照。
在媒介叙事中，作为他者的“世界”是支持并赞赏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世界”。首先，这个“世界”总是坚定不移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如申奥、北约轰炸驻南使馆事件的相关报道中普遍支持中方立场的国际舆论，电视剧中时常出现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形象等。此外，在媒介对于国际局势的描绘中，作为他者的“世界”常常是一个战火纷飞、冲突不断、动荡不安的世界，它与中国的和平、稳定、发展形成鲜明对
比。这种反衬者角色的功用在赵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被一语道破，“纵观世界风云，这边风景更好”。最后，媒介所建构的“世界”更是一个时刻关注中国、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它是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升、综合国力增强的见证者。较之前两种形象，作为见证者的“世界”显得更加抽象和概念化，它常以一种指涉不明、边界模糊的整体形象出现在媒介对中国及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成就的陈述和评价中，如媒介对香港回归后的展望是“世界将看到，中国的明天会更好”，对全民筹奥的动因的解释则是“实现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对于媒介而言，“世界”总“在那儿”，密切注视着位于舞台中心的中华民族的所有举动。
在媒介叙事中，作为他者的“西方”拥有相对固定的形象：它是侵占中国领土、掠夺财富和资源、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列强和法西斯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集体记忆的制造者。当代“西方”在媒介中的形象则趋于两级化：一方面，它是自由、民主、富庶的现代文明和发达国家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效仿的对象和未来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西方”又是继续掠夺中华民族之财富、日趋堕落的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代名词，是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制造者，是中国的对立面。
在多数情况下，媒介民族主义话语所建构的“世界”亦即“西方”，二者具有共同的指涉对象。例如，申奥失利后某报刊文章《我们告诉世界——北京不说“再见”》，联系美国国会通过“****议案”的背景以及文章中对列强侵华史的回顾，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对比可知，标题中的“世界”亦即“西方”。此外，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西方”一词在媒介叙事中有着不言而喻的指涉对象，即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到21世纪初，美国都是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中不二的“他者”。它既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模版，被各种媒介话语用来与中国进行比照，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障碍和潜在威胁，必须时刻警惕，尽量利用，必要时抵制甚至发起对抗。2001年以来，日本开始取代美国上升为国内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头号“他者”，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审思的源头和当今中国的强大竞争者。在某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日本(人)”已经成为了死不悔改、忘恩负义、气焰嚣张、野心勃勃、卑鄙下流等负面品格的代表。
四、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时空架构
在民族“自我一往昔自我”、“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的基础上，媒介成功拓殖出了民族主义的认同空间进而赋予了它确定不移的规则和秩序：历史从属于当下，他民族从属于本民族，在反观本民族历史和他民族之存在的过程中完成对中华民族今日之价值和利益的界定。从这一意义上说，不仅他民族是本民族的他者，历史也是当下的他者，对立的双方相互依赖却并不对称。“他者”实质上是媒介自身价值、态度和立场的投射，是民族主义认同空间中被搁置、压制和放逐的另一个“自我”，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为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和民族利益的自我正名提供合法性依据。这种通过二元思维的对立统一赋予人、事、物以意义的方式，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品格，它构成了媒介民族主义话语在结构方面的显着特质。
在时间规划方面，媒介民族主义话语采取了一种“史诗”型的组合结构，通过圈定历史、当下和未来在时间序列中的不同位阶作用于民族成员的集体记忆。这一特殊的时间模式具有三个明显特征，分别是作为主体的史诗性民族历史、作为源头的民族传统，以及将史诗世界与当下现实分离的绝对距离。具体说来，在媒介叙事中，“古代中国”是史诗性民族历史的主体，它拥有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盛极一时的帝国王朝，幅员辽阔的疆土，勤劳善良的人民；各种与之相关的民族传统是这一史诗性历史开启的标志；近现代中国，包括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国力的衰退、主权和领土的沦丧则构成了这一史诗世界与当下现实间之间的鸿沟，同时又是对后者的反证—_由于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不能如同之前的帝国或今日之共和国一样正确地治理国家，史诗世界和当下现实之间才会出现此等差距。史诗性历史是民族价值的孕育期，形成于这一时期的民族传统穿越了近现代中国这一历史断层，进入当代而得以继续高扬。这种在“断裂与延续、距离与近程、怀旧与丰足”的对立统一中衔接过去与现在的媒介时间模式，使历史的或然转化为必然，使中华民族成为“从一开始就在那儿”的先验性存在，呈现出原生和永恒的外观。它能激发国人对中华民族之价值与独特性的历史认知，获得作为民族成员的崇高感和神圣感。
在空间规划方面，媒介民族主义话语采取了一种“自反性”的聚合结构，通过不断建构、维系和调整对中华民族集体经历的反思性理解作用于民族本土意识。这一类型的空间结构包含了处于“中心”的主体民族、为之提供“自反”动因的外围环境，以及联结主体民族与外围环境的持续的自反意识三方面元素。具体说来，在媒介叙事中，中华民族被置于绝对的中心，所有的媒介事件或故事都是围绕它展开，作为一个令(一般意义上的)世界瞩目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是媒介认识、理解和评价各类事务和关系的出发点、依据和落脚点；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尤其是与中华民族之间有着深厚历史与现实渊源的民族／国家，如西方等，常常充当着民族自我反思的外部动因；二者的联结点是媒介叙事中无处不在的世界意识以及它的极端形式——赶超观念，即时刻在与外围环境的比照性价值考量中确定中华民族的“位置”。当中华民族处于相对弱势时，它导向对自身的否定性评价；反之，当中华民族处于相对优势时，它导向更加积极、正面的自我评价。因此，申奥失利和“炸馆”事件被媒介解读为民族贫弱可欺的明证，港澳回归、神五升空却被媒介表呈为民族振兴的标志。在上述空间结构中，外围环境是不断变换的，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中心地位和围绕这一地位展开的持续性的自我反思。媒介的民族叙事总是从中华民族的视角出发，经由与外围环境的比照，再回归中华民族本身。自反性是如此深入地内化到了媒介的自觉意识中，以至于在外围动因事实缺席的情况下，比照性的价值考量仍可以在媒介叙事中继续展开，并赋予民族共同体以实存感和延续感。多数情况下，中华民族的凝视和监控者并非无处不在的“西方”或“世界”，而是媒介所建构的民族自我，这正是“自反性”的内核所在。这种在真实与虚幻、静止与变幻的对立统一中衔接自我与他者的空间模式，贯穿在各种类型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中，既可以提升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荣耀感，也可以激发他们的民族耻辱感和忧患意识。
如果说时间性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侧重于建构历史记忆，空间性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侧重于形塑现实认知
的话，那么民族时空关系的现代性规划则代表了前述两种视域的整合。不过，此间并非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媒介对民族时空的想象性建构是一个融合了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的双重进路的过程。这一过程永无完结之时，它在民族历史记忆和现实认知的相互作用中展开，并在媒介自身的时空规划中得以推进和拓展。
一方面，媒介叙事将时间空间化，架构了一种空间性的时间关系。历史被媒介表征为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之间交流和碰撞，尤其是与西方列强遭遇和斗争以扞卫民族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历史。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对立赋予了时间以空间感；与此同时，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主权、自然资源和遗产的历史社群的形象在媒介叙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强调，时间因 此被同质化，呈现为空间元素和相关价值的传递和延续。另一方面，媒介叙事将空间时间化，建构了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民族作为一个拥有漫长历史、传统和文化品格的空间实体的形象在媒介中得到了细致的呈现。空间元素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被媒介赋予“古老”的外观，呈现为一种原生性的存在。仿佛从它的源头开始，中华民族就已经获得了独特、稳定的种群、物产、疆界和主权。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之间的空间并置关系被媒介转换为“时间上的普遍关系”，亦即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非现代”向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看齐和赶超的时间关系。空间因此被媒介纳入到现代化的线性历史叙事中，呈现出不断延展的外部风貌。经由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的双重进路，历史记忆与现实认知在媒介叙事中相互佐证，相互促进，最终铸造了一个几乎完满的民族形象——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和特殊的种群、物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辽阔疆域，拥有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愿意为之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成员的伟大民族。这一形象在民族叙事中不断重现，并借助媒介自身的时空规划主导了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想象。
此外，在国人感受、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及其组织结构，尤其是建构关于民族、民族国家的想象性认同的过程中，媒介自身的时空规划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报纸、书刊、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再现和创造历史，联系此处与远方，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的时空体验，使后者日益进入到一个“时空分离”和“时空压缩”的生存之境。它们还借助特定的叙事方式，准确传达和再现了重组后的时空关系，并使之嵌入到阅听人的日常体验和实践中，促成后者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接合。一方面，媒介创造了一种标准化、同步化的时间。它将来自不同空间的事件和故事并置，如安排在某日的报纸版面或电视时段中，使之呈现出水平铺展的形态，从而制造了一种因果相连的共时性感受。对这些事件或故事的同步接收的强调，进一步“创造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处于不同地域的人群在同一时间涉入到同一媒介场景中，获得一种“缺席”的“在场感”。这种便于激发民族同一性想象的叙事形式，被反复运用在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中。近几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增加的朗读海外电函和网友留言的环节，就是出于强化“天涯共此时”意象的目的。另一方面，媒介还创造了一种流动的、时间化的空间。信息传输的不断加速逐渐取消了距离对社会交流和互动的局限，时间成为衡量空间的首要指针。媒介在将更广泛的人群，如国内各族群和海外散居族裔征召到民族这一想象性共同体的范畴内，赋予民族成员以无间感和亲近感的同时，还“将远方、他处的风貌拉近，成为我们想象的一部分”。作为人们观察、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电视等家庭媒介将远处景致接人私人领域，使“远距离的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识中”，为民族他者的想象性建构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景观源泉。国内媒介所塑造的民族他者如美国、日本等的形象，因此具有了接合经验领域，成为社会“共识”的可能。
历史与当下、自我与他者、时间与空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建构，促成了线性时间观、封闭空间观和一元历史目的论的确立。以过去——现在——未来为线索的媒介叙事将民族经历表呈为一个不断演化和进步的过程，每一时期都是对前一时期的价值扬弃。中华民族的现在优于过去，未来又胜于现在。这是“现代性”所预设的时代意识的典型反映——现代精神“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那种对于进化的崇拜和对未来的憧憬，“事实上只是在称颂一个不断重新炮制主观设定的过去的现时性”。与此相适应的空间观则是封闭性的。中华民族被设定为自反性媒介话语的起点和终点，处于中转位置的“西方”和“世界”却从未作为一种实存得到媒介的全面展示和描述；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仅代表了他者的想象性“在场”。媒介叙事中的空间关系实际上是从民族自我指向民族自我的封闭式循环，一种纯粹的自我监控关系，缺乏真实的反馈和互动。线性时间与封闭空间结合，导向了一种“一元历史目的论”。即将历史诠释为主体单一意志和愿望推动下的不断进化的过程，而这正是现代性广遭诟病的缘由之一。中华民族被媒介解释为历史的唯一主体，它追求民族振兴的强烈意志和愿望则被表述为历史演进的唯一动力。“强国梦”和民族复兴事业被媒介赋予绝对的合法性，任何偏离或违背这一目标的观念、价值和立场都被边缘化、忽略甚至摒弃。历史因此表现为中华民族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上向“民族振兴”这一目标接近的漫长而永恒的过程。“上下五千年”只具有一种单调的面孔，向着一个指日可待同时又遥不可及的目标迈进。现代性的媒介叙事最终将所有关于民族的线索都引至同一个方向，那就是民族主义。
通过使历史服务于当下，使他者服务于自我，媒介民族主义话语在引入二元对立矛盾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消灭了这些矛盾，进而建立起一种看似自然、和谐的时空秩序。“通过它的命名、分类功能，语言将自身设定在一个适宜人类居住、基础稳固、井然有序的世界与一个非本质的随机世界之间。”在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中，对立的历史和当下、他者和自我关系均属于“随机世界”，只有当这两组关系的前者无条件屈从于后者，为后者所征用时，它们才能并入“有序世界”，为民族主义话语提供必需的时空观念和结构。从歧义、晦涩、断裂向确定、清晰、延续的过渡，和从复线历史、开放空间向线性历史、封闭空间的转化，标志着民族主义时空秩序的最终确立：所有的民族叙事，无论是历史的或有关他者的，均服务于对当下既有社会秩序的合法件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