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写作的最初起因，和《呐喊》的写作同时，“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⑵。现代题材就是当时的《呐喊》和《彷徨》，古代题材就是后来的《故事新编》。《呐喊》《彷徨》写作的持续时间较短，写完即编定出版。《故事新编》酝酿写作的时间极长，8篇小说从第一篇《不周山》(1922年)到最后一篇《起死》(1935年)，前后经历了足足13年，至最后编定成集时，已经是晚年成熟的思想了。《呐喊》、《彷徨》基本按照写作年代排列，联系比较松散，虽然也具有若干形式特征，内在线索仍较隐晦。两书如果保存其佳作，而删除无关紧要的几篇，并不影响其整体思想和结构。《故事新编》则不然，删去其中任何一篇，都会使整部作品残缺不全，发生结构性的破坏。
在鲁迅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后来编成《故事新编》的8篇小说由于写作时间延续极长，和其他创作有其历时性的相应。例如《呐喊》可相应于《不周山》(《补天》)，《彷徨》、《野草》可相应于《奔月》、《眉间尺》；《不周山》的女娲试手补天，正是《呐喊》打破“铁屋子”的努力，《奔月》的孤独落寞之感和《眉间尺》的悲愤绝望，又和《彷徨》、《野草》的情绪相通。鲁迅1923年以《不周山》结束《呐喊》，最初似乎仅是试笔运用古代题材而已，其思想属《呐喊》的一部分。但在陆续写成《奔月》、《眉间尺》之后，则已有了集聚古代题材为一类的设想。1930年，在《呐喊》出第2版时，鲁迅删除了卷末的《不周山》，则重编新集的决心似乎已下，所谓回敬成仿吾当头一棒，事后看来，或许仅是涉笔成趣的一个玩笑罢了⑶。《故事新编》是所谓“神话、史实和传说的演义”，8篇小说追溯中国民族文化历程的起始，犹如《朝花夕拾》10则追溯他个人文化历程的起始，其根本主题有严肃的意义。8篇小说组成了一个颇为庞大复杂的结构，其内容亦真亦幻，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小说，又掺以杂文笔法，隐含了鲁迅强烈的思想个性，有着颇深的象征意义。
《故事新编》8篇，如果按照写作顺序排列，其次应为(1)《不周山》(《补天》，1922年，北京)，(2)《奔月》(1926年，厦门)，(3)《眉间尺》(《铸剑》，1927年，广州)，(4)《非攻》(1934年，上海)，(5)《理水》(1935年，上海)，(6)《采薇》(1935年，上海)，(7)《出关》(1935年，上海)，(8)《起死》(1935年，上海)。这一历时性的写作顺序，在编写成集时，作了两方面的重要调整，一是顺序调整，一是篇名调整。成集后的顺序调整，其次为(1)《补天》，(2)《奔月》，(3)《理水》，(4)《采薇》，(5)《铸剑》，(6)《出关》，(7)《非攻》，(8)《起死》。这里的调整主要有两篇，即原来在写作时间上居前的《铸剑》、《非攻》在成集时被分别移后了。成集后篇名调整也有两篇，即《不周山》改名为《补天》，《眉间尺》改名为《铸剑》。《故事新编》在编定成集时所作的这些调整相当重要，各单篇作品在调整后互相结合，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形成了一个浑然整体。它们已不再作为单篇作品和其他时期作品发生关系，而是作为整部作品和其他时期作品发生关系。《故事新编》在编定后隐含着一种象数文化结构，其内在系统的思想内容颇为丰富。今试排列如下，并作若干阐发。
附图
在《故事新编》的象数文化结构中，11篇小说按横栏看，其次序为时代的上溯。《补天》、《奔月》是开天辟地的神话，此为上古。《理水》是大禹治水，此为夏；《采薇》是殷周之际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此为商周；两篇小说的时间跨度为夏、商、西周，此为三代。《铸剑》写楚王的剑客，《出关》写孔老相继，此为东周的春秋。《非攻》写墨子，《起死》写庄子，此为东周的战国。《故事新编》8篇小说就这样从远古神话延续战国，给整个中国先秦历史勾勒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鲁迅早年在《呐喊》首篇《狂人日记》中有过震聋发聩的评价：“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故事新编》则从《狂人日记》再往上溯，系统探求中国历史文化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如果仅以“吃人”两个字概括，并不恰当。《故事新编》构成了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认识，其思想比早年丰厚多了。
8篇小说按竖栏看，可分为左、右两组。左边一栏的小说主人公为《补天》的女娲、《理水》的禹、《铸剑》的侠、《非攻》的墨，鲁迅基本持肯定态度，其思想核心为禹墨侠，此为阳。右边一栏的小说主人公为《奔月》的羿，《采薇》的伯夷叔齐，《出关》的老子、孔子，《起死》的庄子，鲁迅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其思想核心为儒道，此为阴。虽然肯定和否定这样的提法未必恰当，但基本倾向还是可以感觉出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是有所继承的，其主要内容就是禹墨侠。大禹的三过家门不入，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侠的嫉恶如仇，在鲁迅极其强烈的内在性格中，可以看出这三种精神的影子。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鲁迅一生批判的主要方面就是儒道。在禹墨侠和儒道两方面一褒一贬，既和五四以后的时代风气相关，而鲁迅的独特个性也有重要作用。从禹墨侠上升到《补天》，从儒道上升到《奔月》，8篇小说四阳四阴，涉及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两方面以及他一生的思想倾向，结构极为严整。
《理水》、《铸剑》、《非攻》三篇，其思想核心为禹墨侠。鲁迅晚年曾经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⑷这段话如果作为鲁迅晚年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体认，有强烈的积极作用。如果把这段话和《故事新编》的禹墨侠思想例如《理水》对禹及其同事的描写加以对照，不难看出其间的相通。鲁迅的家乡绍兴是大禹陵的所在，如果把禹墨侠的思想和鲁迅若干生平事迹和思想予以对照：例如鲁迅喜爱并多次引用明末王思任的一段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⑸；《药》中在夏瑜的坟上添一只花环以及早年自号“戛剑生”等，更可以看出两者相通。3篇小说中，《铸剑》写作时间最早，《理水》、《非攻》在编集前没有发表过。《铸剑》由侠入手，《理水》、《非攻》写禹墨，乃探求侠之根。鲁迅后来在一封信中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⑹鲁迅小说中漫画化的戏笔极多，但对侠的精神在内心深处还是敬重的，这也和鲁迅一生嫉恶如仇的峻急性格一致。鲁迅一生正面表露自己思想的文字极少，但在《故事新编》中它们透露出来了。
《采薇》、《出关》、《起死》三篇，思想核心为儒道。《采薇》涉及的主体思想是后世的儒；《出关》写孔老，涉及的是儒道；《起死》涉及的是道。3篇小说写于同时，《出关》是最重要的一篇，也最精采入神，《采薇》、《起死》则信笔而写，似由《出关》化出。对于儒道思想，鲁迅基本持批判的态度。这里既相关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参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出关〉的关》1936年)，也相关着他对自己的严格解剖，两方面互相联系。鲁迅早年曾经回顾过自己：“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关。”⑺这里涉及的就是儒道思想的影响。鲁迅其实还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而且据说也深通老庄⑻，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两家的批判态度。至于儒道两家本身的优劣，鲁迅后来这样评价：“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⑼尽管同为批判，却仍然重进取而轻退走，鲁迅尚刚的精神品格，亦由此可见一斑。
《故事新编》以《补天》和《奔月》两篇开始，这两篇小说的互相补充，犹如《呐喊》、《彷徨》的互相补充，定下了全书的基调。两篇小说中，《奔月》的心境比较悲凉，技法也较为成熟。小说取材于上古神话，但现实背景却是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气氛。《新青年》团体散掉后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以及同一营垒的“青年战友”“射过来一条暗箭”等等，均在小说中留下痕迹。羿以盖世箭艺射月，而月亮仅仅“只一抖”，毫无伤损，说明了敌方营垒的强大。小说的基调以抑为主，充满了英雄迟暮之感。然而《奔月》之前还有《补天》，此篇小说“原意是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但由于一些其他原因，“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⑽就单篇小说而论，《补天》不是结构完备之作，艺术上也不能算成功，但从《故事新编》整体来说，它是完成全书结构的最重要作品。在鲁迅作品中，以正面描写为主的作品不多⑾，但《补天》在相当程度上可归入此类，所以颇为可贵。以哲理而言，天其实是不可能周的，“天缺西北，地不满东南”实际是永恒现象，人所能做的，只能是不懈的“补天”努力。所以《补天》的入世确实胜于《奔月》的出世，鲁迅以“补天”开场，定下了全书的昂扬基调，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的倾向性。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以“补天”为题材开场的小说还有《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根基在佛道，故小说以一僧一道的飘然出入作为沟通全书的线索；而《补天》的思想根基则在西方的精神分析家ｆú@①洛特(今译弗洛依德)，故小说着力描写“性的发动、创造和衰亡”。高层次文学作品对核心内容的处理，实际上离不开对当时时代最先进思想的体认。《红楼梦》体认佛道思想颇有深入之处，所以声华烨烨，其味弥久。《补天》则对近代西方的某些思想有所体认，虽然未必充分，但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时代思潮的反应。在《故事新编》中，《补天》运用中国古代题材并结合以西方的近代思想，开创了一种写法，就是这部结构不完备之作完备了全书的整体的结构，所以镇住全书，极其重要。《故事新编》如果从象数文化结构的角度观之，8篇小说的互相耦合，似有八卦之象，而《补天》上出之，犹乾象焉。《故事新编》可作为“五四”以后中国高层次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体认之一，其内容确实多姿多采，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体认，也应该有其他体认。
【参考文献】
⑴鲁迅：《自选集•自序》，见《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456页。按此5种创作为小说3种，散文2种，以象数喻之，可当“叁天两地”之象。
⑵⑶《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341、341～342页。
⑷《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见《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
⑸见《女吊》，《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第614页。又《致黄苹荪》(1936年2月10日)《书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6页。前者语气尚平和，后者直截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
⑹《致黎烈文》(1936年2月1日)，《书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299页。
⑺《写在〈坟〉后面》，《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
⑻参观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先生也深通老庄，胸襟几乎达到了一极大的沉静境界。”《鲁迅研究资料选辑》第11辑。在鲁迅遗留手迹中，有应“伯@②先生”嘱而写的两幅字。其中一幅是郑所南的《锦笺余笑》，“昔者可读书，今已束高阁；只有自是经，今亦俱忘却。时乎歌一拍，不知是谁作，慎勿错听之，也且用不着”。这首诗基本属道家思想。另一幅是李长吉诗句：“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伯@②先生”即徐@②，徐@②到香港后，晚年很怀念这两件墨宝。见柳苏《徐@②也是‘三毛之父’》，《读书》1988年第10期。
⑼《〈出关〉的关》，《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第520页。
⑽《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513页。
⑾《答国际文学社问》：“我大约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鲁迅全集》第6卷，第8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弗
@②原字左讠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