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在《现代散文的劲旅——鲁迅杂文研究》①一书中，我曾辟《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论》一章。现在看来，整个思路和基本论点均尚未过时。然而，由于重新全面研读了周作人的散文，再与鲁迅比较，便有了一些新的心得与体悟，值得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比较一番。个别有欠妥当的提法，也有必要加以斟酌。
一、斗士之文与绅士之文
“五四”时期，周作人以翻译家与文艺批评家名世，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都是短小精悍的文艺论文，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到了《自己的园地》，周作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才出世，并迅即引起了文坛关注。周作人这时的指导思想是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和鲁迅思想的共同性大于相异性。
“五四”之后，在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二周”并肩战斗，有力声援了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控诉了杀害无辜学生的反动北洋军阀政府，抨击了为反动政府张目的“现代评论派”。《语丝》时期，“二周”继续并肩战斗。直至1927年“4·12”、“4·15”的“清党大屠杀”，二人仍在并肩战斗。鲁迅称“清党”中被杀害的革命青年犯的是“可恶罪”，周作人称之为“思想罪”；鲁迅称青年的血吓得他目瞪口呆说不出话，周作人则直接质问倡议“清党”的吴稚晖、蔡元培以及对杀人默不作声的胡适之；鲁迅写了《铲共大观》②，周作人写了《诅咒》③，鲁迅写的是“清党”中南方(长沙)的“看杀头”，周作人写的是北方(天津)的“看杀头”，都抨击了“清党”的暴徒以及“看杀头”者的愚昧。李大钊烈士被害后，周作人写了《偶感》④表示哀悼，也发表了《日本人的好意》⑤驳斥日人报纸《顺天时报》对李大钊的诬陷。这一时期周作人写了大量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成了他生命史上十分光辉的一页。仅此而言，周作人简直比乃兄鲁迅还急进。
然而，眼看国民党的“清党”以“胜利”结束，“国民革命军”进驻了北京，《语丝》在南方也遭到了查禁。在种种威压之下，周作人退缩了，他写出了《闭户读书论》⑥，提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专门读书，此其时矣”，“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从此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周作人基本上是退回书斋，不问世事了。周作人不是说自己身上有“绅士鬼”吗？现在，“鬼”变成了“人”，周作人真的成了绅士了。
如果追根溯源，“绅士周作人”并非今日始。如前所说，早在编集《谈龙集》、《谈虎集》时，他便把当年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的那些文字(总计五六十万字之多)统统删掉了。1930年之后，他发展到否定一切文艺论战，贬之为“二狗相咬”，给人看哈哈笑，其“绅士风度”也就发展到登峰造极了。这种“绅士风度”，自然不能不投影到他的散文创作中去。钻故纸堆，侍候花鸟虫鱼，不食人间烟火，似乎他生活的不是内忧外患的中国，而是恬静的世外桃源了。
而此时的鲁迅，则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大步走上了中国“左翼”文艺的行列。他并不要当什么“左联”的领导，事实上他也不是什么“左联”的领导。他只不过深深寄望于“左翼”文艺，也深深寄望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罢了。他并不像周作人讽刺的那样，“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是一袋尼采”。⑦而是在扬弃了尼采的“超人哲学”之后，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相信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一直是一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者的民主斗士，晚年更有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从《而已集》、《三闲集》一直到《且介亭杂文末编》，人们看到了鲁迅思想前进的鲜明轨迹，也读到了一篇篇斗志昂扬的战斗檄文。这些战斗檄文也许没有周作人的绅士之文小巧、精致，但它们却是属于“别一世界”的。
二、闲适与激情
不问世事，闭门读书，带来了周作人悠闲舒适的生活，也带来了他一篇又一篇冲淡闲适的散文，即使不计花鸟虫鱼和古书书话，单单这样一些篇名也就不难看出周作人的闲情逸致了：《吃菜》、《论居丧》、《男化女》、《和尚与小僧》、《再论吃茶》、《鬼的生长》、《关于苦茶》、《骨董小记》、《冬天的蝇》、《柿子的种子》、《情书写法》、《关于禽言》、《入厕读书》、《说鬼》、《关于雷公》、《谈鬼论》……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称自己“街头终日听说鬼，窗下通年学画蛇……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寓斋吃苦茶”。与这些文章题目也真是若合符节，苦雨斋主周作人真是远离尘嚣了。
按照绅士之文的标准，周作人当然是合格的，也是有所谓“情趣”的，文坛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鲁迅推荐他为“五四”新文学中散文写作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是既包括他的《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也包括他的《永日集》、《看云集》直至《风雨谈》等三十年代散文的。在《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论》一书中，我曾写有这样一段话：
周作人到底写了些什么小品呢？……大多是写“草木虫鱼”和读书笔记。“草木虫鱼”多少还有些生气(或者说“趣味”)，而那些读书笔记却大多是“废纸堆中讨生活”，一味陶醉在霉味冲天的陈谷子烂米中。当然不能说他读的那些书以及他的读书笔记毫无价值，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实在和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相去太远，太不谐调，只能消磨读者的斗志，浪费读者的光阴。多读周作人的这类读书笔记，就只有萎靡不振之一途，要想奋发有为则万万不可得也！有些文章，如《入厕读书》等，更是无聊之至了。因此，从总体上说，三十年代周作人的“平和冲淡”实在起了极坏的消极作用，是不值得人们大加肯定的。⑧现在看来，批评过重，有些片面
，应予匡正。不能仅仅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看待、要求周作人的冲淡、平和、闲适的文章，还要从美学角度给以一定的肯定。包括那些读书笔记(即前章所论之书话)，也必须一分为二，不能一棍子打死。当然，把它们说得美不胜收，则堕入另一极端了。
比起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我们油然想起了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⑨，鲁迅写道：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鲁迅在这里谈的是白莽(殷夫)的诗，但也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况。他的大量杂文何尝不是如此？何尝不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和“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白莽作〈孩儿塔〉序》、《为了忘却的记念》⑩等文，是多么的激情满怀、感人肺腑呀！这样的人间至文，“闭门读书”之后的周作人是再也写不出来了。
鲁迅的激情，不仅是悼念先烈，悼念亡友，即使在一般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中，也无一不是如此。鲁迅的《“友邦惊诧”论》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失地千里不必说了，那篇《中国人的生命》(11)何尝不如此？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从外面轰炸，国民政府的飞机从里面轰炸(炸红军及红区百姓)，中国人还有活路吗？即使远离政治的《夜颂》、《上海的少女》(12)等，不也都听得见鲁迅心灵的颤动吗？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读周作人三十年代的散文和鲁迅三十年代的杂文，完全有不同的感受，人们完全有选择的自由。否定周作人的闲适、优雅是不对的，但否定鲁迅的激情就更加大谬不然了。
三、“小摆设”与“大制作”
鲁迅曾经尖锐批评过“小摆设”，他说：破落的旧家庭中，“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又说：
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絜》，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13)
鲁迅并不否定美术上的“小摆设”是“艺术品”，他只是说这种小巧玲珑的“小摆设”和万里长城、丈八佛像等宏伟的大建筑无法相比。特别在非“太平盛世”，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人们要生存，要战斗，没有闲情逸致来赏玩这种“小摆设”。正如眼看沉没的黄河灾民无法去欣赏《六朝文絜》一样，没有条件，没有余裕，更没有心情。然而，恰恰在这种时代，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却异常地兴旺发达起来，“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
鲁迅批评的，主要是林语堂，因为他是这种“文学小摆设”的积极倡导者，他创办的《论语》以及后来的《人间世》、《宇宙风》就是专登这种“小摆设”的小品文刊物。而周作人的闲适小品，则是林语堂极力标榜的一面旗帜。因此，鲁迅对“小摆设”的批评，自然也包括周作人在内。周作人对此批评心怀怨恨，自然也就是意料中事了。周作人多次攻击鲁迅关于“小摆设”的论点，《关于十九篇》之十《关于写文章》是最集中的一次，他说：
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于是门类分别出来了，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器”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是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外，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14)
周作人将鲁迅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称作“祭器”应当说相当恶毒，是一种十分明显的诅咒。比起“小摆设”来，实在是远远超过多少倍了。“小摆设”，充其量说它价值不大；而“祭器”，则纯属为亡灵服务。周作人不仅攻击了革命文学，也攻击了整个的革命事业，这就太过分了。
即使不纠缠这一点，周作人不承认自己所写乃“小摆设”，也根本说不过去。试问：喝茶吃菜，花鸟虫鱼，“文抄公”，这些东西不是“小摆设”是什么？难道它们是《义勇军进行曲》或者《黄河大合唱》？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正在吞并华北的情况下，这些文章能不说是“小摆设”？它们能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吗？它们和整个时代气氛谐调吗？严格说来，它们何尝不是一种很不利于奋发抗战的靡靡之音呢？就周作人本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呢？原是大敌当前，却视民族危亡于不顾的人，一旦落入敌手，不投敌叛变者几希。周作人后来的道路正说明了这一点。鲁迅生前，仅仅抓住了周作人“小摆设”的不良倾向，也十分担心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犯“昏”，但他尚无力判断他会走得那么远。因此，他只是就“小摆设”批评周作人，而又在几年后对斯诺的谈话中充分肯定他“五四”以来的散文成就，鲁迅对周作人是十分宽厚的。反之，周作人对鲁迅，整个三十年代都是十分刻薄的。
假如从“小摆设”收藏家的立场来看，鲁迅对“小摆设”简直是不识货。但那些收藏家却永远见不到丈
八佛像和万里长城。清末的那些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们不正如此吗？他们大量收藏“小摆设”，再加提笼架鸟，吸食鸦片，一个“大清朝”只是随着他们的烟雾腾腾而烟消火灭了。文学上的“小摆设”可以写，可以看，但永远不可成为文学的主流，永远不可给以过高的评价，“小摆设”永远是“小摆设”。一旦“小摆设”成了文学主流，“小摆设”被捧到了九天之上，这个社会也就岌岌乎殆哉了。
鲁迅严厉批评“小摆设”型的小品文，但他对战斗的小品文却是给以高度评价的。他说：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鲁迅的这些论断皆非随意而发，而是做了充分的文学史考察。他指出：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15)
让鲁迅不能不感到万分痛心的是，这小品文危机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正是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倡导者之一，自己的胞弟周作人以及《语丝》战友林语堂等人。他对“小摆设”的针砭，真是满含血泪！然而，周作人、林语堂都不领他的情，自从他倡导“左翼”文艺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了。周作人这枝“五四”文学的大手笔，早已变成“小摆设”的“巨匠”了！
四、“小摆设”中的鲁迅
周作人曾说：“我所写的最不行的是那些打架的文章”。(16)又说：“近十年来我是早已不骂人了”。(17)然而，如果就此以为周作人一天到晚闲适、平和、冲淡、雍容、优雅、大度……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1930年鲁迅、周作人先后步入中年(鲁迅49岁，周作人45岁)，于是周作人专门写了《中年》(18)一文，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专门骂鲁迅的。文曰：
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行冬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
“中年以来”云云，都是骂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所谓“月亮”，正是当年高长虹追求许广平时的用语。周作人处处以妇女问题专家自诩，一再标榜“嘉孺子而哀妇人”，他也明明知道鲁迅与朱安的包办婚姻是多么不合人道，可他却把鲁迅、许广平的合法同居一再攻击为鲁迅“纳妾”，一再称许广平为“妾妇”。周作人这样对待自己恩重如山的胞兄，实在忘恩负义到了极点。当年鲁迅由日本回国接受母亲给自己包办的婚姻时，周作人正在绍兴家中，他是这桩不合理婚姻的目击者与见证人，他理应是兄长不幸婚姻的最大的同情者。鲁迅仅拜天地，未入洞房，四天之后即带他返回日本，鲁迅的痛苦他怎能忘记？何况，根据当时民国的法律，鲁迅、朱安那样的包办婚姻，可以离婚再娶。关于离婚，鲁迅曾经在离京南下前征求过朱安的意见，问她是回朱家(即离婚)还是继续留在周家(即不离婚)，朱安表示继续照顾婆婆，绝不离开周家。当她得知鲁迅、许广平同居并有了儿子海婴后，她不仅没有骂鲁迅，反而为周家有了后代高兴，要人带海婴来见她(19)。朱安诚然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鲁迅又何尝不是？作为一个妇女问题专家，周作人却要鲁迅一辈子吃包办婚姻之苦，不许他和任何人恋爱、结婚，这是否太狠毒了一点儿？再说，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也是“女师大事件”时的战友，周作人不是一清二楚吗？他俩由恋爱而结婚不是很正常吗？何劳周作人来当法海？周作人居然出来当法海，这算不算对这位妇女问题专家的莫大讽刺呢？然而，周作人又振振有词道：
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
所谓“一个社会栋梁”，正是鲁迅的代名词。在周作人的笔下，鲁迅变成了“变质的动物”、“言行不一致”的伪君子，简直十恶不赦了。周作人写《中年》是1930年，鲁迅批评“小摆设”是在1934年，周作人打的不是“反击战”，他是主动出击、主动骂人的。而对他的这种恶骂，鲁迅则一直是佯装不知的。
《中年》开了周作人骂鲁迅的先例，一年之后，他又借悼念死于空难的徐志摩之机，再一次大骂鲁迅了。请看：
我们平时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
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20)
这里的“知识阶级”的“挑担者”，指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鲁迅青年时代不是曾深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而当时又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吗？从尼采到马克思，鲁迅有两个扬弃过程，三十年代以后，他从未再服膺或宣扬过尼采。周作人对此，应该说也很了然；然而，为了达到挖苦、讽刺、嘲骂鲁迅的目的，他便故意这么做了。你瞧，鲁迅是多么虚伪，他和社会上、报章杂志上那些“伟大的说诳”者不正是一丘之貉吗？“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或者“无诚意地弄笔头”吗？显然，《中年》是骂鲁迅的“私德”，而《志摩纪念》则是骂鲁迅的“公德”了。私德、公德鲁迅皆一无足取，这位“社会栋梁”真是坏透了。
既然鲁迅的“私德”、“公德”都被否定得干干净净，周作人总不好再骂了吗？不！周作人还在继续“扩大战果”，这就要数那篇《蛙的教训》(21)和《老人的胡闹》(22)。周作人写道：
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有些本来能够写些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蛙的教训》)
这里，鲁迅的罪状有三：一是“跟了青年跑”，二是“名利”思想，三是“教条主义”，结果是只会说教，创作便永远写不出来了。这实际是彻底否定了鲁迅的后半生。事实上，定居上海之后鲁迅宁愿牺牲创作也要进行“韧”的战斗，他的《而已集》到《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八本杂文集正是这种韧战的辉煌战果。其本身的文学价值绝不在“小说戏曲”之下；何况，鲁迅的《故事新编》历史小说已经写了八篇之多呢？什么“跟了青年跑”？鲁迅是那样无头脑吗？什么“名利思想”？除了为中国的未来尽心竭力，鲁迅有什么“名利思想”？至于把马克思主义贬之为“教条主义”，那也只是周作人从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趸来的破烂罢了。有趣的是周作人语气间忿忿不已，恨不得鲁迅也像野蛮部落的老人一样，“杀了煮来吃”。杀气腾腾，离“冲淡”、“闲适”实在太远太远了。
《老人的胡闹》写于1936年7月31日，当时的鲁迅已重病在身，大七之期不远。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料到自己的胞弟从背后再捅他一刀的。“老人”一开始是指日本法西斯分子三上参治，但笔锋一转，便骂到鲁迅头上去了：
以上都是对于老年的很好的格言……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慾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
醉翁之意不在酒，虚一枪，骂了三上两句，实则大骂鲁迅“投机趋时”，“可笑”，“老丑”，对鲁迅的忿恨远在三上之上也。
周作人不仅在“小摆设”中多次攻击、贬损鲁迅，在一些书信中尤为露骨，例如：
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鲁曾说北大学生叫他来教书，钱玄同、刘半农却因怕夺他们的饭碗，故造谣说他发疯云云，即此一端，可以见其思路之纷乱了。(23)
这简直是无中生有、人身攻击了。
十分可怕的是，连鲁迅对刘半农的悼念，在周作人笔下也成了罪状：“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鲁迅的《忆刘半农君》成了“狰狞”的“笑声”，鲁迅也成了狰狞的恶鬼了。
五、“小摆设”的去向
鲁迅虽然对“小摆设”做了尖锐批评，但他并非一笔抹煞。他指出：在太平盛世，“小摆设”是不可或缺的点缀品、玩味品和消遣品。在茶余饭后，它是可以让人欣赏，给人愉悦的；这种欣赏，也正是一种美感享受，具体到周作人而言，假如他生活在太平盛世。何尝不是如此？无奈周作人生不逢辰，他碰到了乱世。他想“苟活性命于乱世”，闭门读书，闭门写他的“小摆设”。他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战功。整个三十年代，谁的“小摆设”也写不过他，他成了“小摆设”写作的第一把手，他一口气出了七八个散文集，其中“小摆设”占了压倒多数。如果在太平盛世，他早成为中国的蒙田和培根了。
然而，周作人所处的三十年代中国不同于蒙田的法国和培根的英国，这是个乱世。周作人“闭门读书”后，这个乱世似乎更乱。一是内战不休，“共党”举了武装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大旗，创造了一块又一块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而蒋政权则调集大军，对这些根据地一次又一次的血腥“围剿”，杀人如麻，1935年中央苏区不得不由江西撤离、万里长征，牺牲数十万人，方得到达陕北。而在京、沪、津等大城市，蒋政权无时无刻不在逮捕、杀害共产党和革命青年。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记录和反映在鲁迅杂文中。从《而已集》开始，鲁迅写下了蒋政权的“血的恐怖”，也写下了他的愤怒和抗争。特别在文化战线上，鲁迅成了一面鲜艳的红旗。中央红军抗日遗队的司令方志敏被蒋政权逮捕后，托人从狱中给鲁迅带去了他的《可爱的中国》，苏区将领陈赓秘密到上海疗治枪伤，秘密拜见了鲁迅并由他绘制了鄂豫皖苏区形势图；“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在狱中向鲁迅求援；美国著名记者、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出访陕北前首先访问了鲁迅，以便更好地撰写他的《活的中国》、《草鞋脚》等有关中国的著作。鲁迅处在半地下的状态，国民党始终未曾撤销对他的通缉令。正因为如此，鲁迅杂文燃烧着血与火，这不是一般的文章，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鲜血所写成，它们是鲁迅鲜红的灵魂的写照。读鲁迅三十年代的杂文，读者的灵魂得到的是革命精
神的荡涤，读者的灵魂无法不与鲁迅一起燃烧。
1935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制造伪满之后，加紧了全面占领中国的步伐，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中国工农红军跨河东征，开赴了抗日前线，全国人民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国高潮。在这个高潮中，鲁迅先后发表了《“友邦惊诧”论》、《文章与题目》、《中国人的生命圈》、《王化》、《保留》等多篇大声疾呼的文章，痛斥日寇，愤怒谴责蒋政权的“先安内而后攘外”，大力支持推荐《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抗日文学作品，直至喊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革命口号，带头成立了抗日爱国的革命文学团体。终于因劳成疾，体力不支，而于1936年10月19日溘然长逝。鲁迅以他革命的战斗的一生，赢得了“民族魂”的伟大荣誉，他的英灵继续召唤着千千万万革命、爱国的抗日青年。
再看周作人，他躲在苦雨斋中，喝茶饮酒，逃避苟安，大搞“小摆设”，还要不时对鲁迅发射明枪暗箭，周作人在大的政治方向上完全错了！更加不能原谅的是，从1935年起，他大肆鼓吹“和”比“战”难，大肆捧秦桧而贬岳飞，大贬史可法、文天祥。而他对疯狂侵华的日本法西斯，也由1938年前的愤怒揭露一变而为捧场叫好了。1935年的周作人，思想上已经成了日本法西斯的俘虏，他已经自我解除了抗日的精神武装了。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打响了全面侵略中国的第一枪。在全民激愤之中，周作人却还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什么《野草的俗名》(24)，真是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地步了。难怪北大南迁，他巍然不动，他内心深处早已做好与日寇合作的思想准备了。果不其然，1938年2月9日，他觍然参加了日本侵略者召集的什么《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走上了附逆当汉奸的罪恶道路。
过去，人们往往痛恨周作人的卖国投敌，而对他的“小摆设”仍爱护有加。现在看来，“小摆设”正是周作人走向卖国投敌的“精神桥梁”，周作人是通过“小摆设”而走向卖国投敌的。“小摆设”实际上害了周作人。反过来说，“小摆设”乃周作人一道心灵的暗影，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暗影，用周作人的话说，是一个致命的“痞块”(见《闭户读书论》)。这个“痞块”越长越大，终于把他拖入了罪恶的深渊。“苟活性命于乱世”，这是中国古代一些隐士的人生信条，虽然是自私的，消极的，但多少可以原谅。然而，“隐士”中的某些人，并非什么真隐士，而是“谋隐士”，想要通过归隐之路重上朝纲，即所谓由“谋隐”而“谋宦”。鲁迅在《隐士》(25)一文中曾对此做过精彩分析，他指出：
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中略)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苟活生命于乱世”，也就是“谋隐”，隐姓埋名以求自保。在古代社会，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真心“谋隐”，尚无不可。但在现代社会，尤其京沪一类的大都市，隐姓埋名，谈何容易？比如周作人，他大名鼎鼎，谁人不知？再说，他和日本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太太便是日本人，一有事便跑日本大使馆，周作人即使想“隐”，怎么隐得了？何况，他是真“隐”吗？“谋隐”而已。日本人一找上门，不就出山了吗？他出山之前，曾对钱玄同等有所流露，遭到委婉劝阻，但钱等看出，其意已决矣。钱玄同的过早病逝，和周作人的这种降日倾向不能说没有关系。钱氏是坚决不当汉奸，坚决“谋隐”的，但他管不了周作人，内心十分惶惑和懊丧。周作人的“谋隐”是假的，是为了“谋官”的，他早就做好了与日本人合作的准备，“下水”是一点也不勉强的。何况他早已认定中国必败、日本必胜呢？写“小摆设”，弄花草虫鱼，结果弄成一名大汉奸，这还不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吗？
当然，日寇投降已经六十多年，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开明盛世。淡忘那一段血泪的历史，人们倒可以从纯粹艺术欣赏的角度，重读周作人的那些“小摆设”了。
六、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人物论
周作人不止一次地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他认为“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26)相信不相信群众，这是周作人的自由，我们无权干预。但由此生发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我们却不能不加以正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所有帝王将相、英雄伟人，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发挥他们对于历史的重大作用。由于周作人不顺乎此，尽管他的历史知识相当渊博，但他的历史观却是十分肤浅的历史循环论，不外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一套，历史不断地在重演，在反复。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使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了许多错误判断。他的“海军决定论”、“中国必亡论”之类错误论断，甚至将他拖入了历史的深渊。
日本留学时期，二周的历史观应该说基本相像，“五四”时期也还相差无几。分野正在1927年“清党”大屠杀之后。血的教训使周作人回到了历史唯心论，却使鲁迅大踏步走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行列，他扬弃了尼采的“超人哲学”，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相信“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因此，回到历史，剖析社会，评骘人物，洞若观火。二周在这方面的差距，简直无法以道里计了。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几个例证。
一是对俞正燮(理初)的评价。周作人对俞氏评价极高，甚至称他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三灯”之一(另两位为
王充和李贽)，极力称赞他的离经叛道，特别是为妇女说话。这当然并不错。然而，周作人却完全看不到俞氏的重大历史局限。比如，在他的《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27)一文中，在歌颂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罗教坊、停女乐等“德政”之时，就称颂起满清乃至金、元等的少数民族皇帝宽待奴隶来，说什么“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王，于法宽假之。”而“本朝(即大清)尽与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俞氏去冒杀头危险，大骂金、元等少数民族皇帝，但他的称颂也不能不让人恶心。这些少数民族皇帝杀了多少汉人？他们对奴隶的“宽待”表现在哪里？金灭了北宋，掳走了徽、钦二帝，又连年用兵，欲灭南宋，由徽、钦二帝直至宋朝百姓，令人随意蹂躏杀戮，有何“宽待”可言？元尤甚，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前两等是优异者，后两等是卑劣者，后两者只能俯首听命于前两者，开始甚至不许他们在朝为官(个别汉奸除外)。这种残酷的民族压迫有何“宽待”可言？不能不说，俞氏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对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颂扬太离谱了。对此，周作人视而不见，只字未提，仅仅根据他的一些离经叛道思想片面揄扬，显得很肤浅。
鲁迅则不然，他一方面肯定俞氏“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但对他的所谓“宽待”论，却直截了当地批评道：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中略)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中略)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28)
鲁迅并非责备俞正燮，而是实事求是地、历史主义地分析了俞氏对大清歌功颂德过头的原因，鲁迅的着眼点在历史而非在个人。周作人也是反对文字狱的，但在揄扬俞氏时，他却忘了俞氏实际上赞美了文字狱。把他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三灯”之一，显然言过其实了。
二是对秦桧、岳飞的分析。和周作人一再捧秦桧贬岳飞截然不同，鲁迅始终抨击秦桧而褒奖岳飞。在谈到历代“酷刑”的时候，鲁迅举出了秦桧：
然而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例如这石塘小弟(按：乃嘉善地方一匪首)所采用的，便是一个古法，见于士大夫未必肯看，而下等人却大抵知道的《说岳全传》一名《精忠传》上，是秦桧要岳飞自认“汉奸”，逼供之际所用的方法，但使用的材料，却是麻条和鱼鳔。我以为生漆之说，是未必的确的，因为这东西很不容易干燥。
“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唯一的事业……(29)
周作人一向瞧不起《说岳全传》，说岳飞正是它捧起来的。而鲁迅却正面肯定《说岳全传》，正面肯定小说中秦桧用“酷刑”害死岳飞的艺术描写，鲁迅把秦桧归入了“虎吏和暴君”之流，深恶而痛绝之。两年之后，周作人根据他的“中国必亡论”、“和比战难论”。大捧秦桧，大贬岳飞，其荒谬程度真是无以复加了。
《偶成》三年之后，鲁迅又写了一篇《登错的文章》(30)，再次褒奖了岳飞。他指出：岳飞、文天祥二位，“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是“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的。因此，写他们的故事，应是为“大人老爷们”看的，应该刊登在为这些“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上。然而，这些故事却往往登在为“少年们看的刊物”，因此，应该说“登错”了。少年朋友的任务是看书认字，长大成人，他们现在怎可能去学、去当什么岳武穆、文天祥呢？不让那些“大人老爷们”去学、去当，却要这些少年朋友去学、去当，岂非太“迂远”了吗？显然，鲁迅竟在讽刺那些失地千里甚至卖国投敌的“大人老爷们”，而绝不是否定岳飞和文天祥。有的周作人研究者根本未读懂鲁迅的文章，便说什么鲁迅和周作人一样十分反感宣传岳飞，这真太让人哭笑不得了。
三是对陶渊明的见地。周作人一再说他崇拜陶渊明和诸葛亮，事实上根本不是那回事。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精神周作人有一丝一毫吗？如有，何以至于下水投敌当汉奸？他对陶渊明，也谈不上真爱，而只是拿他做幌子。以他为旗帜的“老京派”文人，标榜的正是陶渊明。他们拿陶渊明打鲁迅，打“左翼”文学，并非真想学靖节先生的样儿。在这方面，朱光潜先生说的最明显不过。他说：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31)
这种“静穆”说，成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某些京派文人的理论根据，似乎也成了他们的人生榜样。然而，鲁迅却指出，这种“静穆”说，是根本不成立的：“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又说：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中略)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
了冤屈的牺牲的。
鲁迅指出，朱光潜先生用“摘句”法把“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诗“孤悬”起来，说成为“静穆”之极致，这是明显的断章取义，因为这两句诗仅是《省试湘灵鼓瑟》一诗的结尾，全诗有一种“衰飒”之风。至于作者钱起的另外一些诗篇，则“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一样”，“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的。因此，“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由之，鲁迅得出结论：“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32)
鲁迅虽然正面批评的是朱光潜先生的“静穆”说，但实际上把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老京派们对陶渊明的歪曲和误解统统推翻了。
四是对东林党的看法。周作人极力推崇明末张岱的小品文，甚至把他和“公安派”一起，誉之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但张岱对东林党人的评价有明显偏颇。他曾说：
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为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33)
而在事实上，顾宪成、高攀龙等发起、组织的东林党，是一个进步的文化、社会团体。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猛烈抨击以魏忠贤为代表的祸国殃民的阉党，是一个为民请命的进步的社会团体。明天启五年(1625)遭到魏忠贤等的残酷镇压，被杀害者达数百人，酿成了一大血案。东林党的代表人物是可歌可泣的，它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是不容抹煞的。然而张岱却仅仅抓住东林后期某些人物的丑行而对东林党大加否定，这是不应该的，十分片面的。鲁迅指出，张岱的上述态度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34)
鲁迅还引用了谫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说它“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叙述了魏忠贤两次大规模虐杀东林党人后的情况：“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的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35)
正是从这里，鲁迅总结出了一段名言：“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也正是从这里，鲁迅发出了对“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有力的支持。
而周作人，除了一再赞赏张岱的小品文写得如何如何好之外，他是根本回避张岱等明显而重大的历史局限的。
稍需补充的是，鲁迅对东林党的维护、对张岱的上述批评，起因是张岱的《琅嬛文集》被列入了《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一，由刘大杰标点，而标点错误甚多，卢前之跋以及周作人等的赞词却洋洋乎盈耳。因此鲁迅说：“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精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
自然，充分肯定张岱的文学成就以及其他成就，出版、标点、肯定他的许多著作，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掌握分寸，不要片面抬高，更不要犯常识性错误，这却是鲁迅的可贵之处。
注释：
①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②收入《三闲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下同。
③④⑤均收入周作人：《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下同。
⑥收入周作人：《永日集》。
⑦(20)语见《志摩纪念》，收入周作人：《看云集》。
⑧袁良骏：《现代散文的劲旅》第238页。
⑨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六卷。
⑩收入《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
(11)收入《伪自由书》，《鲁迅全集》第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