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是鲁迅的第三个小说集，共收作品八篇，都是神话、传说、史实的演义，其中《非攻》写于1934年8月，1935年11月写完《理水》，12月又赶写了《出关》、《采薇》、《起死》三篇，这五篇都写于鲁迅的晚年时期，不禁让人感到惊异，这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谈到《故事新编》的创作原则时，鲁迅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那么在这五个短篇小说中，鲁迅依据的是什么“缘由”，采取的是哪“一端”，他又如何“改造”，如何“生发”，最终发表了他的什么“意思”呢？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也就会了解鲁迅晚年的思想。
鲁迅一生主要参加过两次革命，第一次是民国革命，这一时期在他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里鲜明地反映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思想情绪，他的文学就是为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而创作的，注重挖掘国民的劣根性，歌颂启蒙者。第二次是国共合作，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领导上，但是由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以及当时面临的民族国家统一问题与知识分子集团内部的分裂的现实，并随着他与左联文艺组织关系破裂，此时的鲁迅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于是，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他开始反思中国革命。与前期作品不同的是，《故事新编》的总体风格竟然显示出从未有过的从容、充裕、幽默、洒脱，尽管骨子里仍藏着他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非攻》、《理水》、《出关》、《采薇》、《起死》这五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鲁迅当时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超越的境界，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与自由。《故事新编》的油滑、诙谐从艺术特征上来说主要变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淡化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将其人常化。史诗的作者认为世间的一切都由神控制，作者通过记录来表达神圣的不可逆转，鲁迅的《故事新编》脱离了这种鲜艳的理性与神性逻辑，所以它具有日常化，将食物的卑微粗糙展现在人面前，《采薇》中“第二天，兄弟两都比平常醒得早，梳洗完毕”这一描写就属于典型的日常化描写。
其次，现代事态的表达。中西方古典小说都习惯从神话或很久之前的故事写起，但现代小说从现场景写起，《理水》中的水利局、《采薇》中的养老院这些现代化的场所无一不体现这一特点。
最后，新编体现在文体的创新。艺术家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指对业已形成的艺术规矩进行颠覆，创作属于自己的形式，《故事新编》从思维上说是诗性的，从形式上说是小说，却夹杂着嬉笑怒骂、针砭时弊的杂文笔法。在语言方面，《故事新编》最大的特点就是戏拟，鲁迅让古代社会抱志守节的典范成为荒唐者，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子一心归隐最终却不得不为了获得食物成为乞讨者，作者用最粗俗的形式来揭示精致化的庄子哲学的实质，将神秘的哲学戏谑化。从《故事新编》的这些创作特点切入将会对鲁迅先生晚年的思想获得一种新的解读。
《故事新编》是鲁迅在停止小说创作将近十年之后又提笔创作出来的，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鲁迅在谈自己的创作时曾说过“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新编》的创作显示了鲁迅晚年的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要求。在现实的种种境遇中，使得鲁迅感受到生存的荒诞，于是，他试图通过写作的方式和一种价值认同来排遣这种不可重负的感受。《非攻》中墨子为解救宋国而奔波，当他为此饱尝艰辛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被宋人榨取了身上最后的包袱和力量，而这种情感正是鲁迅所体验过的“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而这正是“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理水》中让读者最记忆深刻的不是大禹的英雄主义，而是他被同化后留给人的沮丧与失望。《出关》是鲁迅对自己的现实处境和即将做出的人生选择的一次最清醒的、深刻的思考。《采薇》中鲁迅对伯夷叔齐的精神批判是为了证明他们只不过是“假借大义，窃其美名之徒”《起死》揭示的是哲学家与壮汉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问题，预言了以后知识分子要面临的尴尬境地，知识分子具有启蒙的作用，他们送给人们思想，但劳苦大众需要的是物质。通过鲁迅晚年的生活环境，我们知道此时的鲁迅内外交困、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油滑、戏谑的笔调，我们也发现鲁迅的思想是从容洒脱的。鲁迅的晚年是孤独的，但是他仍然把自己的重负、把对黑暗时代的感受融于作品之中，表象出一个精神战士不朽的思想与灵魂。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7年
[2]鲁迅《鲁迅自传》，苏州：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年
[3]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