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戊戌变法时清廷中央到地方行省权臣对变法所持态度的分析，可得出“戊戌变法时保守势力并非很强大”的结论，对“保守势力的强大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关键词：戊戌变法维新派保守派
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3-41-48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率领御林军由颐和园直趋紫禁城，囚禁了正要上早朝的光绪帝，继而捕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以一场流血的政变结束了仅进行了103天的维新变法，开始了她一生中的第三次“垂帘听政”。此后，每提及这次变法，人们就会联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谈及变法失败的原因，则归结为“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强大”。“保守派扼杀了维新变法”似已成为历史定论，过去本人对此也曾深信不疑。但随着对更多史料的梳理和解读，笔者认为，戊戌变法时两派力量究竟孰强孰弱，应以史实来证明，而上述“定论”所依凭的“保守势力强大”这一重要前提，恰因缺乏具体史实的支持而显得脆弱和牵强，难以令人信服。
关于戊戌变法时两派力量的对比情况，当年对立双方的代表人物在“政变”发生后都曾有说法。维新派首领之一的梁启超是这样说的：“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顽固派代表人物刚毅则持这样的态度：“当戊戌五、六月间，皇上言改革，举朝言改革，民间言改革，而彼独悍然曰：吾誓不改革！”究竟谁说的是事实？多年来，学界的观点是支持梁说的，因为变法失败了，而改革派“四面楚歌，所遇皆敌”的处境，正是回答变法何以会失败的最好说辞。至于刚毅的表现，就只能被视作他坚持顽固立场的铁证了。但实际上，刚毅说的更接近当时的真实情状。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要求变法图强以雪国耻的呼声日益高涨，维新派的宣传鼓动，各地学会团体和进步报刊的大量涌现，到变法开始时，“薄海臣民，欢腾鼓舞，莫不谓转机可望”，多数人都对这场变法充满期盼。保守派固然大有人在，但从中央到地方，支持改革和同情改革的人处于优势地位，保守势力并不如所宣扬的那样强大。我们只须对当时从清廷中央到地方行省的一批要员们所持的立场和态度作一番分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光绪和慈禧的态度。
不少论者都说光绪是傀儡，慈禧掌实权，这话有道理，但太绝对。因为到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已“归政”多年，在许多事情上放权给光绪。而光绪亲政以来，“每事不欲自专，必禀命而行”，“母子间欢然无间”，两人的关系一直是融洽的。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慈禧是尊重光绪的意见的，比如甲午战争时，慈禧主和，光绪主战，结果还是依了光绪。虽说变法之初有重要官职的任免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仍须慈禧点头同意的规定，对光绪的权力有所限制，但也应该看到，在朝廷倚重的两位老臣——恭亲王奕刚刚去世、大学士翁同龢被开缺回家的情况下，处在非常时期且又缺乏治国经验的光绪，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确实离不开慈禧为其把关。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对母子间在权力问题上就存在深刻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变法这一重大问题上，两人已取得共识。面对危机，光绪“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他决心要变法，“不甘作亡国之君”。而慈禧也因内忧外患而“深谅时势之艰”，她“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读到康有为的上书，“太后也为之动”，下懿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她还对光绪表示“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可见其变法热情不比光绪低；接见群臣谈到军队改革一事，她曾说“绿营可尽裁，局员当尽撤”，甚至还说出过“今宜专讲西学”这样的话来。正是她的支持，才有标志变法开始的《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慈禧支持变法的态度是明确的，其开明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而皇上与太后立场的一致，势必对朝野产生重大的影响。曾被邀请担任光绪改革顾问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国，变法运动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尔河（黑龙江）坚冰的破裂，阻碍水流的巨大冰块被裹胁着，冲进大海。”亲历了那场变法的前清遗老罗振玉也有意思相同的描述：变法诏令发布，“如春雷之启蛰，海上之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从这些亲历亲见者留下的文字中，不难看出最高统治者的变法倾向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
二、朝廷众要员的基本态度
这里主要列举戊戌维新时军机处、总理衙门和“六部”的一批官员的态度。
1、军机处。作为清廷中枢权力机关的军机大臣们，其权力和政治影响力是其他人无法比肩的。变法期间先后任军机大臣者有七人，其中翁同龢在变法开始四天后被开缺回了老家，其他六人，满、汉各三。满族大臣为世铎、裕禄、刚毅，汉族大臣为钱应溥、廖寿恒、王文韶。下面依次作一简介。
礼亲王世铎已任军机大臣多年，但他思想比较开明，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他曾说：“窃思庚申以来，恣意横行，实千古未有之变局，亦天下臣民所共愤”，从中不难看出他的政治敏感和忧患意识。他办事勤勉，且善于揣摩慈禧的心意，深得慈禧的信任。在维新变法一事上，既然慈禧持赞成态度，他不会站到反对派一边去。他处事谨慎，奉行中庸之道，往往在对立意见僵持时，采用变通的办法予以化解。康有为关于“开制度局”的建议被总理衙门否定后，光绪又交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重议，正是世铎在复奏时提出了一个“变通办法”，被光绪认可而“奉旨允行”的。虽说他对变法缺乏积极主动精神，但“百日维新”期间以军机处的名义奏呈的多项推行新政的折、片，都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
裕禄是在正式变法开始一个月后被召为军机大臣的，到任不久，礼部的六位堂官因“阻扰新政”全被罢了官，他又同著名的维新派人物李端棻一起被授为礼部尚书，并兼任总理衙门大臣，这非常时期的超常拔擢，至少说明他即使不是倾向维新变法也非顽固反对变法者。“政变”发生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得知维新派骨干杨锐被捕，立即请裕禄设法搭救，这说明张肯定清楚裕禄不是与改革派为敌的保守分子。
刚毅倒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分子，他识字不多，脑袋僵化迷信，对新事物历来都持排斥态度，甚至到了“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的地步。维新变法期间，他更“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虽说他在“政变”后与一度得势的端亲王载漪等狼狈为奸，欲将维新派赶尽杀绝，并力主废掉光绪帝，但也应看到，在变法期间他并没有什么市场，在光绪面前说不上话，且“屡遭斥责”，在军机处势单力孤，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
钱应溥曾随曾国藩、李鸿章办过多年洋务，包括参与创办上海江南制造局等近代工业，深得曾、李的器重。入军机处任职后，相继秉政的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環皆嘉其谙练，赏识他的才能。他思想开通，了解西方事务，深知中国的弊病。甲午战争爆发，钱应溥认为没有取胜的把握，在廷议主战时，他持主和立场，且“造膝敷陈，多人所不敢言”。甲午战败，国势日危，钱深感非变法不能图存，赞成维新变法。在军机处，钱因与保守分子刚毅政见相左，关系紧张，再加上他赞成变法与“康党”有牵连，所以在“政变”发生后“因病”而退出了军机处。
廖寿恒是变法前夕入直军机处的，他同时还兼任总理衙门大臣和刑部尚书，能得到如此重用，显然同他“为官力持大体”分不开。他支持变法，1898年初荣禄等五大臣奉召约见康有为时，他曾向康询及变法的方法与步骤。他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康对此曾有记述：“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变法期间廖寿恒屡有建议，并助孙家鼐延请康有为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推进变法。廖的立场自然遭到顽固分子的忌恨，因此在“政变”发生后险遭不测，幸得荣禄保护而幸免，但为时不久，他还是因刚毅中伤而被开缺回了老家。
王文韶原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变法之初召为军机大臣，同时兼任总理衙门大臣和户部尚书，受命办理新政。不少论者提到王时，都说他“暗中阻挠”新政等等，但又语焉不详。实际上王一向比较开明，在直隶总督任上就有许多颇具卓识的建树，如兴办实业，革除漕运积弊，创办新式学堂等等。1895年康有为等在京成立“强学会”时，他捐款5000元予以支持。1897年严复等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因大胆放言维新变法而屡遭弹劾时，亦因他的庇护而得以继续发行。变法前王文韶还与张之洞会奏，举荐热心新政的盛宣怀组织公司、督办芦汉铁路等。正因为他在直隶任上新政成就显著，所以正式变法开始时被召进京，委以重任。至于说“百日维新”期间他未有大作为，是因为他是在非常时期、且是在人事作了重大调整的背景下进入中枢的，他不能不谨慎行事，说他“明於趋避”是事实，说他“阻挠新政”似无根据。不过“政变”发生后他“密示”维新派骨干严复赶快离京，使其躲过了一劫，这至少可以证明他对维新派是抱同情态度的。正因为他热衷洋务和对维新变法持赞成态度，所以遭到保守分子的忌恨，以至到了“庚子事变”时，将其列入“汉奸”名单，差点杀了他的头。
2、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系清廷特设的办理外交及通商事务的机构，以后“班列六部之前”，已成为仅次于军机处的重要决策机构。变法期间曾任总理大臣者共有11人，其中翁同龢变法之初就被罢了官，荣禄不久被授以直隶总督职而离京赴任，稍后许应骙也被免了职，对这几位将在后面具体谈到。廖寿恒、王文韶、裕禄三位，前面已介绍，不再赘述。其他五位是庆亲王奕劻、张荫桓、敬信、崇礼和李鸿章。
奕劻为总理衙门领衔大臣。这位亲王是当时朝廷中熟悉国内外事务的少数明白人之一，他在慈禧和光绪面前都能说得上话，慈禧和光绪能在变法一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与他居中协调分不开。变法期间总理衙门奏准开办京师大学堂、奏请由梁启超主持京师编译局等多项推行新政的建议，都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政变”发生后，他不仅极力保全光绪，还尽力营救维新党人。维新派骨干张荫桓被定死罪，他出面为其开脱，说他“并非康党”，张“始获生权”。当黄遵宪被拘，日本公使出面搭救时，“庆王答以务（必）力为保全”。他还试图解救“六君子”中的部分成员，故特召自己信任的官员陈夔龙、铁良参与办案，对他们说“闻杨君锐、刘君光第均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也好，罗致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等等，叮嘱他们“到部可与承审诸君商之”。这些都表明这位亲王对维新派并无恶意，在变法一事上还是比较开明的。至于说“百日维新”的最后时刻他曾有到慈禧面前告状的举动，那是因为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作为枢臣他有责任这么做，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反对变法，或将其视为保守派分子。
张荫桓无疑是维新变法时期光绪所信任和倚重的要员之一。他办过多年洋务，又多次奉命出使海外，“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他思想开明，主张改革，“数言修内政以戢民志，治团练以裕兵力”。并“与康有为过从甚密”，积极支持维新变法。变法之初，光绪曾指名要翁同龢保举他，并赏他一等宝星。他“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得入枢府，权在军机王大臣之上”，因此他也是顽固分子最忌恨的人之一，故“政变”后虽经多方营救而未遭“六君子”的厄运，但“庚子事变”时终未躲过杀头一劫。
任总理大臣兼户部尚书的敬信，为官恭谨勤勉，但观念陈旧。变法期间他曾呈递有关户部则例修订一案的折子，显然不合光绪的意，再加上他对变法持消极态度，所以一道“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上谕，免去了他的总署大臣职务。
崇礼身为总理大臣兼刑部尚书，变法之初又被任命为步军统领，是深得慈禧信任的官员。史料中未见他对变法态度的记载，一些论者仅因他带兵缉捕了维新党人，就将他视为反对变法的顽固分子，显然缺乏说服力。身为京城卫戍部队的首脑，奉旨照单捕拿朝廷“钦犯”是他的职责所在。但他在执行拘捕命令时，对被捕的张荫桓等人给予了相当的礼遇，并向朝廷提出“案情重大，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的请求，态度相当慎重，这同为了将维新党人赶尽杀绝而矫诏妄为的刚毅之流有着明显的区别。
李鸿章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而成了替罪羊，一度在京赋闲，1896年被召为总理衙门大臣。李是洋务派中最早提出变法的官员。他推崇西学，对八股取士深恶痛绝，认为“现在的八股考试，实在不得人才正用”。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曾积极兴办新学，培养新型人才。从70年代起，他就联手曾国藩选派“幼童”赴美国留学，之后他又选派青年学子赴英、德等国留学。1896年他出访考察欧美诸国社会制度时，曾发出“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的感慨，希望大清能有所改变。他同情维新派，对他们寄予厚望，“强学会”成立时他曾要求加入，只因背着“卖国”的骂名而遭到拒绝。有人据此而推定他忌恨维新派、反对变法，实在缺乏充分依据。变法期间，李鸿章曾助孙家鼐延请康有为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正因为李鸿章持改革的观点并对维新派寄予同情，所以在“政变”发生后有人告他是“康党”，慈禧也以此相诘，他回答说：“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他在“政变”发生后还设法营救了获罪的维新派骨干徐致清等人，对因“康党”案被革职的张元济等，他也尽力给予关照安置。在赴两广总督任后，面对搜捕康、梁亲属和挖他们祖坟的指令，他拖着不办，并对其部属说：“我绝不做刀斧手。”这些都可以表明李鸿章同情维新派、支持变法的态度是明确的。
3、“六部”。清朝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有两位尚书，满、汉各一。
(1)、吏部两尚书徐桐和孙家鼐。徐桐以嫉恶新学而闻名，视维新派为仇敌，在面临不变法则可能亡国的危急关头，他竟然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政变”发生后，他不择手段地攻击维新派，并极力主张废黜光绪帝，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分子。孙家鼐则赞成变法。作为“帝师”，其思想倾向对光绪的影响很大。他曾用两个月的时间天天向光绪讲读介绍西方变革史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1895年他列名“强学会”。戊戌维新时，他向光绪推荐冯桂芬、郑观应等维新先驱的著作。变法期间他受命管理京师大学堂，曾力邀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出任校长一职。孙家鼐虽不赞同康有为的理论，认为他“学术不端”，但他对康颇为赏识，他曾对人说：“今朝士忠肝热胆，而心通时务者，惟康某一人耳。若皇上责我变法，我惟举康某人，我则安能？”当变法危在旦夕之际，是他“谋出康有为办上海官报”，使康逃脱了杀身之祸。“政变”发生后，又是他很快将光绪被囚的消息捅给了“外人”李提摩太，而光绪最终能得以保全，正与“外人”的关注和干预分不开。事实证明孙家鼐是一个对维新变法做出过贡献的人物。
(2)、户部两尚书敬信、王文韶，前面已作过介绍。
(3)、礼部两尚书是怀塔布和许应骙。礼部是“百日维新”期间动静闹得最大的一个部，因拒绝为一个叫王照的下属往上递奏折，“阻挠新政”，两位尚书连同四位侍郎全被罢了官。一些论者据此而断定礼部六堂官都是反对变法的顽固分子。实际的情况是，礼部的首脑们在变法开始后是遵旨办事并有所作为的，怀塔布曾就清宗室乡试等问题提出过改革建议，许应骙则为京师大学堂的选址定点奔波劳顿，他们并没有对新政表示过不满。至于王照的那道“上书”，其内容是“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礼部堂官认为两宫出访海外无例可循，安全也没保障，这事绝不可行，就把折子给压了下来。王照不服，当面指斥许应骙是“阻挠新政”，许也具折劾王“咆哮署堂”，并斥责他要皇上出访日本是居心不良。其实这场由一道奏折引发的冲突，与许应骙、康有为两人昔日的恩怨有很大的关系。清人苏继祖曾记述：“尚书许公与康树敌，曾劾康，康又使人劾许，互相攻讦久矣。”而王照是康有为的同党，许某自然看他不顺眼。冲突的结果是不仅许应骙本人丢了官，怀塔布等五人也“因人受累”，全都丢了饭碗。这些人站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也就不足为怪了。顺带说一句，许应骙下台后，接替他任汉尚书的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李端棻，接替怀塔布的是裕禄，可以说礼部在变法后期已是支持和倾向改革的人掌权。(4)、兵部两尚书是刚毅和徐郙。刚毅的情况前面已作了介绍。关于徐郙，据孔祥吉先生考证，1895年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就是由时任都察院左都御使的徐郙、裕德等“公同阅看”后，将原件“恭呈御览”。可见徐对维新派的观点是持赞成态度的。维新变法期间徐郙还上折保举了多名官员，对被保举者，或称其“游历各国，谙练老成，精通翻译，熟悉洋务”；或称其“遍游各国，闻见更广，才识尤精”，“裁汰陋规，商民感激”等等，都是从他们思想开放，通晓西方事务，不拘陈规陋习的角度来肯定他们的，由此可以判断徐郙是一位开明的、拥护新政的官员。
(5)、刑部两尚书是崇礼和廖寿恒，前面已作介绍。
(6)、工部两尚书是凇溎和钱应溥。关于凇溎，史料有康有为第五次上清帝书时，“工部尚书凇溎‘恶其伉直，不为代奏’”的记载，有论者据此而认定他是反对变法的保守分子，我认为，这没有说服力。康有为系工部一个级别较低的官员，而凇溎是工部的最高首脑，他认为下属的这道奏折措辞过于激烈，不为其转呈在情理之中，不能因此而说他是保守派。钱应溥前面已作介绍。
综上所述，在清廷中央一级，赞成或倾向变法的官员占了大多数，反对变法的顽固分子和对变法态度不明朗的消极分子屈指可数，可以说保守势力并不强大。
三、地方督抚。
1、总督。
(1)、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是清廷八位总督中地位和权力列首位的地方实力派大员。长期以来，荣禄都被视为保守派甚至是极端顽固派，这是不公正的。其实荣禄是赞成变法的，还在兵部尚书任上，他“乃建言非设学堂不可”，力主进行教育改革。赴直隶总督任后，他督饬地方官将所辖境内书院改为学堂，其中在省会保定和北洋大臣驻地天津设立新式大小学堂多处。他“曾是康有为的众多推荐者之一，并且曾当面向皇帝推荐另一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湖北巡抚陈宝箴”。他所保荐的鹿传麟、黄遵宪、张百熙等人，都是当时积极主张维新变法的官员。一些论者斥责他协助慈禧发动政变，捕杀维新派，谋废光绪帝。实际情况是，政变发生在9月21日，电召荣禄进京是9月25日，荣禄实际抵京是在9月27日，而此前“六君子”等一批维新派成员已经被捕在押，京城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据当事人记述，正是在荣禄进京后，局势很快趋于缓和。“政变”发生后，荣禄反对废黜光绪帝，还暗中联络地方实力派大员给慈禧施加压力，终于使光绪得以保全。他还尽力保护了一些改革派官员，如军机大臣廖寿恒，就因他的保护而免遭不测。对因受“康党”牵连而遭遣戍的官员，比如著名的维新派人物李端棻等，他也设法给以通融照顾。
(2)、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洋务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一向“不屑拘守旧规”，“莅官所至，必有兴作”。他对西学向有好感，对介绍西方各国最新发展进程的书籍推崇备至，他曾设想通过这些书，先在一批高级官员中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再向更多的官员普及开去。他对到访的李提摩太说“任何国家要繁荣昌盛都必须进行改革”，他还为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写了序言。张之洞是同康、梁维新派一度交往最密切、对维新派给予支持最大的地方要员。北京“强学会”成立时他捐5000金充会费，“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成立，更得到了他的鼎力相助，梁启超对此有记述：“康有为出京游南京，说张之洞谋设强学会分会于上海，张大喜，会遂成。”戊戌维新时期，影响最广的《时务报》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虽说因变法的理念不同，他最终与维新派分道扬镳，但他支持变革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在变法开始之前推出的《劝学篇》，虽引起争议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推动晚清的变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所推崇的张謇、盛宣怀等人，都是著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正因为张之洞力主变法，光绪在正式变法开始时，有意召他进京辅政，“南皮张制军，久矣简在帝心……今春上既决意革故图新，乃召张公入来京，辅翊新政”，张本已上路赶赴京城，因沙市教案他又回到了湖广任上。变法期间，张所治下的湖广，新政办得颇有声色。“政变”发生后，张又冒着风险营救维新党人杨锐，并对其被害深表痛惜，这些举动都表明他支持改革的态度是明确的。
(3)、两江总督刘坤一。“百日维新”期间刘坤一曾因“不肯力行新法”而受到严旨苛责，一些论者就此说他是对抗新政的保守分子，但大量史料证明，当年朝廷的苛责和后来学界的评判都不尽如实。真实的刘坤一是一位支持维新变法的洋务派官员。1895年“强学会”成立时，他不仅积极参加，还捐了5000两银子。同年，他与张之洞联名上奏倡议包括军事、经济、教育在内的多项现代化改革。正式变法之前，维新派在他治下的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95——1898年，维新派在全国创办了40多种报刊，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上海发行的；全国成立了50多家学会，上海就有8家，这些都表明两江地区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刘在两江还筹办商务局、上海商学会，将旧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这些也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守旧之人。“政变”发生后，他态度坚定地反对废黜光绪帝。得悉外人对拘禁维新党人黄遵宪表示不满，“他急电总署请对黄从轻发落，以释群疑，即应治之罪，亦须阳示宽大”。他还表示，西学不能尽废，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当刚毅到两江查办并撤掉新办学堂后，他两次以病为由请求开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顽固分子反扑新政的强烈不满。
(4)、两广总督谭钟麟也是在变法期间被严旨切责的官员。说谭“泄沓因循”，对抗新政，倒不冤枉他。不过戊戌年谭已将近80高龄，已是“老病不任事”之人，故而对朝廷交办之事“迟延不办”。但两广这个近代以来孕育了大量改革派新人的风云际会之地，仍是维新派活跃的地区之一，新式学堂的兴办、报纸的发行、学会的创建等一系列新政举措，就是最好的例证。还有，时任广东布政使的岑春煊和时任广东学政的张百熙等人，“政变”发生后都因“康党”案而获罪，或遭参劾谪迁，或被“交部严议”，这也可以证明广东在变法期间是相当活跃的地区。
(5)、陕甘总督陶模。陶是地方督抚中较早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的高官之一。他于1895年上《培养人才疏》，建议培养近代人才，实行变法。1896年他再次上疏，请求励精图治，裁汰冗员，破除旗兵旧习，派遣留学等等。正式变法开始后，他又上书请改革武科考试，并在沿江、沿海各省设水师学堂。虽因条件所限，陶在陕甘的新政措施“不能尽举”，但其所作的努力，仍给陕甘带来重大的影响。“政变”发生后，得知慈禧有废黜光绪的举动，他发电谏阻。陶模支持变法的态度是明确的。
(6)、闽浙总督边宝泉。史料表明，边宝泉为官清正，直言敢谏，颇受好评。他治下的闽浙在维新变法期间也施行了兴办新学、成立学会、建立商埠和开矿等多项新政举措，虽不及湖广、两江等地火热，但也有相当的成就。边宝泉逝世于“政变”后没几天，据说是因康有为由其驻地出逃，怕受牵连而自尽。但以其向有的鲠直和仗义，未必不是他有意对维新党网开一面。
(7)、四川总督。甲午战败至“百日维新”这段时间，先后有四人被委以川督职务，鹿传霖1895年到任，1897年9月被罢职，接替他的李秉衡，及接替李秉衡的裕禄，实际都没到任，再由奎俊接替裕禄，已到了变法的尾声，因此真正对四川的维新变法产生过影响的还是鹿传霖。鹿为官刚正清廉，惜才重教，是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895年任川督后就向光绪奏请开办中西学堂，指出“讲求西学，兴设学堂，实为今日力图富强之基”，第二年，中国西部第一所近代化高等学堂即在成都诞生。之后他又向朝廷奏请设四川洋务局、官商合办川省矿务等等，均获批准。这一系列的举动，表明鹿是一位热衷新政的官员。正式变法开始前半年，鹿因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与中枢意旨不合而被罢官，川督一职暂由时任成都将军的恭寿兼任，此时四川境内风气大开，维新派组成“蜀学会”，出版《蜀学报》，与京城“蜀学会”形成呼应之势。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与鹿传霖在川督任上施行的开明政策分不开。
(8)、云贵总督崧藩。有关崧藩在云贵任上的记述不多，但有一点不可不说，那就是著名的维新人士严修任贵州学政时，崧藩任贵州巡抚。严修能在贵州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显然离不开他的支持。崧藩在变法期间曾上奏《滇省各防营勇兵改洋操情形折》，还同云南巡抚裕祥联名上奏《筹建武备学堂折》等，这些都表明他对维新变法是持积极态度的。
2、各地巡抚。
戊戌维新时清政府在地方有十六巡抚三将军（直隶、四川、福建由总督管理，东北三省设将军管理，台湾巡抚已不在其位），因篇幅所限，本文只依次从东、南、西、北、中各取一两位作一简介。
(1)、盛京（奉天）将军伊克唐阿是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地方要员，早在变法前多年驻守吉林边防的时候，他就曾上奏朝廷，提出废除封禁、设招商局、招民垦荒的请求，得到批准，从而打破了大清在东北实行了多年的封禁政策。之后他又根据对外交涉的需要，创办了中俄书院。1895年就任盛京将军后，他提出富国强民的主张，并上书奏请练兵队、筑炮台、造铁路、制枪炮、开矿产、治团练等多项事宜。维新变法期间，奉天创办新式学堂，修筑铁路，开采矿物等等，新政举措颇有成就，从中可以看出伊克唐阿顺应时势的立场是一贯的。
(2)、安徽巡抚邓华熙是一位“思想甚为开通”的官员，他曾向光绪推荐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1896年任安徽巡抚后，他奏请办“求是学堂”，强调培养“既通西学，又切实际”的新型人才。同年他创办了安徽武备学堂。第二年他又上《筹议添设学堂酌拟切实办法折》，对新式学堂的办学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受到了朝廷的重视。维新变法期间，安徽建新式学堂，办报纸，设商务局，并着手裁撤衙署的官制改革等等，可见邓华熙对推行新政是持积极态度的。
(3)、浙江巡抚廖寿丰是前述军机大臣廖寿恒的胞兄，两兄弟都支持变法。不同的是为兄的由于是坐镇地方，少了许多羁绊，其行事的魄力更大一些。维新变法期间，浙江在杭州、湖州、绍兴、温州等地都兴办了新式学堂，在杭州创办了武备学堂，成立了“保浙会”，建立了电灯公司、煤铁公司，还进行了官制改革等，这一系列的新政举措，使这个临海行省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4)、广西巡抚黄槐森，广西人至今都称他是“广西开放的先驱，开广西现代教育风气第一人”，这显然与他在广西任上积极施行新政分不开。黄为官清正，不畏强豪，直言敢谏，多次上书抨击贪腐，陈述兴废意见。受甲午战败的刺激，黄力主变革自强，向朝廷建言“废除弓矢，改习枪炮”，主张在沿海各省设水师学堂。1897年到任广西巡抚后，为繁荣经济，即向朝廷奏准在南宁开设商埠；1898年在省城桂林创办“体用学堂”，讲授中西之学，培养新型人才；同年还奏报广西将五金、煤炭、铁路等招商集资开办，等等。变法期间，广西曾采取建学堂，兴学会，办团练，开矿藏，设关开埠等一系列的新政举措。
(5)、贵州巡抚王毓藻。翻看贵州戊戌维新这一页，后人说得最多的是学政严修改革旧书院、培养新型人才对贵州产生的重大影响，著名的维新派大臣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还有就是95名黔籍举子参加“公车上书”的壮举，等等，几乎无人提及时任巡抚王毓藻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位王巡抚当年在贵州是颇有政声。1897年3月王到贵州任巡抚，学政严修也在同年着手对原“学古书院”进行近代教育改革，年底严修任满离开贵州，而最终将旧书院正式改为新型学堂——“贵州经世学堂”的，就是王毓藻。变法期间王还向朝廷奏准在贵阳设贵州武备学堂，并积极筹办之；对军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整编，全部改习洋操。他还及时向朝廷奏复改设学堂情形，将新型学堂的管理、课程设置、教学要求等，都作了详尽奏报。另外他还着手创立官书局和借洋款开矿等等。这一系列的举措，无不证明王毓藻推行新政的态度是积极的。
(6)、陕西巡抚魏光焘。魏光焘是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的侄孙，受叔祖“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影响，他力主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策，是晚清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曾出资刊印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以弘扬叔祖之爱国主义思想”。维新变法期间，他在西安兴办新式学堂和书院，创建农工商局，奏请设陕省武备学堂，并着手裁并官职等等，其新政成就显著，据此可认定他是革新派。
(7)、湖南巡抚陈宝箴无疑是地方督抚中最著名的改革派大员。1895年出任湖南巡抚后，他就以推行新政为己任，在其子陈三立的辅佐下，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一批维新之士创立“南学会”、“时务学堂”，开设矿务局，兴办电信、轮船业及制造公司，刊行《湘学报》、《湘报》，进行官制改革等，使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变法期间，湖南的新政办得有声有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得到了朝廷的嘉许。陈宝箴与维新派关系密切，“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都是他所保荐的官员，因此在“政变”发生后，他被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也被一并革职。
(8)、湖北巡抚谭继洵是“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父亲，人称办事唯谨。据说总督张之洞曾约其联衔陈奏新政，被他拒绝；维新派想清他出面倡导推广新学，他也没答应。变法前期，他曾因“守旧迂拘”而遭参劾。有人据此认为他是保守派。其实对谭继洵的行为应给予一定的理解，其子是激进的维新分子，他不能不为身家计而在维新变法一事上谨言慎行，甚至显得“迂拘麻木”。实际上，他在变法期间曾两次上书奏请“变通科举”，以期讲求实学，拔取真才等等，这起码证明他是倾向改革的。“六君子”罹难后，他曾为爱子作一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从中可以看出老先生对维新派遭受诽谤辱骂深表愤慨，对维新志士则充满钦佩之情。
史料表明，另外九个行省的巡抚和两个行省的将军，对维新变法也是持赞成态度的。当然，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和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各行省在改革的层面和改革的步骤上也不尽相同。有的行省，如建省不久的新疆，时任巡抚饶应祺主要围绕举办团练，编练保甲，更新装备，改练洋操等一系列巩固边防的要务来实施其革新计划；有的行省，如山西，时任巡抚胡聘之则以办学堂培养新人，办实业发展经济等新政举措来施展其改革抱负。毫无疑问，维新变法期间，全国多数行省的首脑们都曾响应朝廷的变法诏令而有所作为。那种认为变法期间地方督抚只有湖南的陈宝箴真正推行了新政，其他行省或观望应付、或百般抵制反抗的说法，不尽符合史实。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时无论是在清廷中央，还是在地方行省，支持和倾向变法的官员占了大多数，反对变法或对变法态度不明朗的官员只占少数；虽说一些支持和倾向变法的官员，尤其是一批洋务派官员，在变法理念上同康、梁维新派存在分歧，但他们并未与维新派完全对立，而是在变法的旗帜下与维新派相呼应，使保守派陷入了孤立境地。虽说有关那场变法的一些重要环节至今仍是迷雾一团，但变法时两派力量对比的态势还是比较清楚的，作出改革派的势力强于保守派、总体形势有利于改革派的判断，应该说不是很难的事。因此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关于戊戌变法时保守势力如何强大、改革派如何弱小的描述，是对历史真相不甚明了而作出的偏狭理解，或是为了对臆造的某种结论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将历史作了涂改。
至于笔者对戊戌变法败因的理解，在此不便多谈，但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即改革必然会引起守旧派的反对，这不足为怪；只有当改革政策出现大的失误时，才与最后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场变法的失败说成是保守势力的强大所致，这无益于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那段历史，也无益于我们从这一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作者：郭连保
考文献：
1、苏继祖 著 ，《清廷戊戌朝变记》 广西师范大学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2、梁启超 著 ，《戊戌政变记》 中华书局，1954年12月上海初版。
3、 胡思敬 著 ，《国闻备乘》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4、 胡思敬 著 ，《戊戌履霜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5月第一版。
5、陈夔龙 著 ，《梦蕉亭杂记》 中华书局，2007年4月北京第一版。
6、 王树槐 著，《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7、 （英）李提摩太 著李宪堂 侯林莉 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