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新力量与守旧力量的对比上看：日本明治维新时，以幕府为中心的守旧势力已经十分脆弱，幕府统治摇摇欲坠。而维新势力以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而且得到包括商人、手工工场主、农村富农在内的町人阶层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广大农民、市民也积极参加或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
相反，在中国戊戌维新时，守旧势力要远远大于维新势力。守旧势力以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为首，包括控制中央和地方军政的大贵族、大官僚，以及因改革措施触及其切身利益而反对维新的大小衙门官吏、绿营军官、旗人、八股士人等等，形成庞大的守旧阵营。他们手握政权、兵权、财权，富有政治经验，擅长阴谋诡计，全力以赴扼杀维新。而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光绪，联合少数帝党官吏、御史翰林及地方官员。中国维新派没有同任何一个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如日本维新派同强藩主之间的那样密切的一体关系。他们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他们脱离中国社会，连资产阶级、商人也很少关心支持他们。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此，守旧势力一旦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2从个人因素上看，两国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经验也非常不同。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气质和采取的方法、策略，与维新成败也有很大关系。日本维新派骨干是中下级武士，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和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有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讲究斗争策略，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例如在政府内排除保守派、废除贵族特权、制定宪法、召开议会、修改不平等条约，都是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办法，以至能够逐渐实现目标。明治维新人物还善于争取同盟军，打击最主要敌人。维新前，其矛头直指幕府，敢于为此调动平民乃至农民武装。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少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他们在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也有些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如变法一开始便裁撤旧衙门、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
明治维新成功了，企图仿效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这个问题常使人们思索。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维新派的报纸澳门《知新报》刊登文章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作了比较。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论及戊戌变法和改良主义时，也常涉及明治维新。比如，说戊戌变法“企图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言外之意，这就是“改良主义”。有的文章明确地说：戊戌变法的纲领没有触及封建地主占有制，就是改良主义，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失败，等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否皆“必然失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特别是社会根源又是什么？本文拟通过对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比较，谈谈这些问题。
明治维新成功了，企图仿效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这个问题常使人们思索。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维新派的报纸澳门《知新报》刊登文章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作了比较。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论及戊戌变法和改良主义时，也常涉及明治维新。比如，说戊戌变法“企图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言外之意，这就是“改良主义”。有的文章明确地说：戊戌变法的纲领没有触及封建地主占有制，就是改良主义，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失败，等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否皆“必然失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特别是社会根源又是什么？本文拟通过对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比较，谈谈这些问题。
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
直接原因
1、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2、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3、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4、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5、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www.nIUbb.net)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 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 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 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 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 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 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思路分析]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在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但是，日本不仅引进西方技术，更引进西方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中国仅仅是引进技术。中国尽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来讲，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上层建筑是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最终会失败。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日本社会。这最终导致两国大相径庭的结果。
[解题过程]
（1）社会背景不同：
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的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
其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
（2）领导力量不同：
其一、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清扫敌对旧势力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
其二、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守旧势力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
（3）政策措施不同：
其一、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其二、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4）国际环境不同：
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另：
时代背景
国内
明治维新：列强入侵激化了国内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幕府陷于极端孤立地位
戊戌变法：清政府对内依靠汉族官僚地主，对外妥协退让，共同绞杀人民革命。守旧势力很强大
国际
明治维新：世界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
戊戌变法：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并开始瓜分中国
领导者
明治维新：具有革新精神的中下级武士
戊戌变法：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士大夫
参加者
明治维新：反幕府的强藩、广大农民和市民、商人、手工业者
戊戌变法：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
改革措施
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
戊戌变法：允许官民上书言事
经济方面
明治维新：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引进西方技术，发展近代企业
戊戌变法：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
社会生活方面
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努力发展教育
戊戌变法：设立中小学堂，京师大学堂；准许设报馆，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军事方面
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化军队
戊戌变法：精练陆军，扩建海军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