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成功了，企图仿效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这个问题常使人们思索。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维新派的报纸澳门《知新报》刊登文章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作了比较。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论及戊戌变法和改良主义时，也常涉及明治维新。比如，说戊戌变法“企图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言外之意，这就是“改良主义”。有的文章明确地说：戊戌变法的纲领没有触及封建地主占有制，就是改良主义，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失败，等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否皆“必然失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特别是社会根源又是什么？本文拟通过对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比较，谈谈这些问题。
要想改变一个社会，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社会是非常难的。守旧的势力非常强大，以往的体制内的变革往往都是旧势力取得胜利，变革势力被打压下去，这样一拖延，往往就是几十年或一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存在的问题依旧，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乱，所有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同归于尽，然后再重新洗牌，重新开始。
任何改良在中国行不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整体缺乏妥协精神，得势不饶人，但最后都不得其善终。慈禧不仅害了大清国，害了“龙子龙孙”，更害了中国百年，最后连自己精心修筑的坟墓——她妄图死后继续生活的天堂，也没有避免被强盗盗掘和扬尸的结果。 ( )
历史的这面镜子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社会旧的秩序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作为强势的一方，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明白，作出让步或妥协是十分必要的。这其实是维护、保全自身利益的最明智的选择。让步虽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不是眼前的得，而是长远的得，否则就是彻底的丧失。与其战战兢兢把财产和儿女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给自己留后路，为什么自己不去营造一个像他人一样的安全国度？因为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在中国富不过三代。小富们敌不过强盗、官府和自身败家，大富们，包括皇帝老儿敌不过“暴民”进行的财产重新分配。所以西方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比我们更早地懂得了政治妥协的重要性。妥协，妥协来，妥协去，最后就产生了议会民主政治，国家从此就一劳永逸地安定了下来。
权力必须分享，只有分享，才有和谐社会，才能避免动乱、内战和分裂。
中国的政治文明进展缓慢而且艰辛，探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整体民智未能开发和开放。我们背负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沉重包袱，自大、自恋，闭国自守，可当国门被打开，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就傻了眼，但还不服气，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了，还有四书五经，还有用神秘主义包装起来的那些体操格斗之类的东西，吓唬吓唬洋人，也欺骗欺骗自己。
专制的实质是强加于人，即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其实在专制的社会里专制的思想并不是最高领导人所独有的，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所以由专制转向民主，并不只是改变个别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改造所有的人——起码是大多数人，改造一个社会。那种认为改变或更换一两个领导人就可以办到的想法是天真的。所以正确地说，葬送戊戌变法的并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而是中国社会。 ( )
但是在一百年来，上台掌权的人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解放人的思想。看到这一点，就知道了，中国为什么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步履蹒跚和举步维艰。民主成为了一个百年话题。回顾历史，不知多少人因为想自由地去思想，结果都成了牺牲品。久而久之，老百姓就只知道秦皇、汉武、康熙大帝，以及他们的那些宫廷权斗的秘闻，还有什么东方不败、梅花宝典之类的东西了，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国家，做一个有权利的公民。想要发财的就去当官或组织黑社会，受到委屈和无处伸冤的，就铤而走险，捅刀子。可以设想在这样的民智的基础上谈民主，谈选举，可能确实是有点不着边际。但这怪谁呢？怪百姓自己愚昧吗？谁曾为他们的不愚昧开放过绿灯呢？ ( )
现在倒好了，这反而成为了一些人认定中国不能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搞民主的借口。从世界实践确实也可以看到，民众的民主素养达到什么水平，民主就达到什么水平。初始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起先都不免会呈现一些乱相，这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走向正规和成熟的民主，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不接受这个挑战的民族今后面临的风险可能会更大。
从维新力量与守旧力量的对比上看：日本明治维新时，以幕府为中心的守旧势力已经十分脆弱，幕府统治摇摇欲坠。而维新势力以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而且得到包括商人、手工工场主、农村富农在内的町人阶层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广大农民、市民也积极参加或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
相反，在中国戊戌维新时，守旧势力要远远大于维新势力。守旧势力以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为首，包括控制中央和地方军政的大贵族、大官僚，以及因改革措施触及其切身利益而反对维新的大小衙门官吏、绿营军官、旗人、八股士人等等，形成庞大的守旧阵营。他们手握政权、兵权、财权，富有政治经验，擅长阴谋诡计，全力以赴扼杀维新。而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光绪，联合少数帝党官吏、御史翰林及地方官员。中国维新派没有同任何一个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如日本维新派同强藩主之间的那样密切的一体关系。他们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他们脱离中国社会，连资产阶级、商人也很少关心支持他们。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此，守旧势力一旦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2从个人因素上看，两国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经验也非常不同。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气质和采取的方法、策略，与维新成败也有很大关系。日本维新派骨干是中下级武士，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和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有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讲究斗争策略，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例如在政府内排除保守派、废除贵族特权、制定宪法、召开议会、修改不平等条约，都是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办法，以至能够逐渐实现目标。明治维新人物还善于争取同盟军，打击最主要敌人。维新前，其矛头直指幕府，敢于为此调动平民乃至农民武装。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少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他们在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也有些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如变法一开始便裁撤旧衙门、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守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