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在不断增长。同时，当今世界又处于大变动、大调整时期，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问题和不确定因素时有发生。昨天的伊拉克战争、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布什政府提出的“邪恶轴心”与“邪恶国家”，今天的伊朗铀浓缩、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朝鲜的核爆炸⋯⋯今天的世界怎么了，是人们变得不理智了，还是另有一番隐忧?本刊特邀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学者，为我们寻根溯源，解疑释惑，以期达到还原事件真相的目的。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渐成国际共识。仅2007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八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联合国大会均将气候问题作为主要议程。接下来，2007年11月的中欧首脑会议以及12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将专门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毫不夸张地说，气候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热点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发烧”，既有该问题本身的原因，也有人为因素使然。首先，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据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的报告，如果排放温室气体持续增加，那么本世纪的平均气温将升高4摄氏度。气候变暖会导致重大自然灾害增加，进而引发粮食减产、疾病流行、水资源匮乏、人口被迫迁移及国家间争斗等问题，危及人类安全。英国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新近发表的年度报告认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仍得不到控制，其灾难性后果不亚于发生一场核战争”。
其次，气候问题谈判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减排温室气体与各国的能源结构、使用方式等密切相关，牵涉国民经济发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必然导致国内、国际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重塑国际关系。西方国家欲借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环境领域争取主导地位，甚至遏制他国发展。在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中，主要存在两对矛盾：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兼顾公平的条件下实施减排与限排。某些发达国家甚至将减排问题作为外交施压手段，将其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常贸易、资金援助、技术转让等联系在一起。二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围绕“后京都时代”的减排机制安排，美国与欧盟等国家之间分歧明显，对主导权的争夺加剧。气候问题已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和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
最后，西方试图借气候、环保问题抢占发展“低炭经济”的先机。“低炭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既要维持世界经济稳步增长，又要切实减排，采用和推广“低炭经济”是必由之路。若向“低炭经济”转型，全球价值数百万亿美元工业设备及基础设施都要进行更新，对各类环保节能新技术需求迅速加大。西方国家积极推动各国落实减排计划，可借机向全世界推广其环保节能新技术和产品，加大对外投资，维护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在全球变暖的话题渐成国际焦点的时候，“中国环境威胁论”迅速升温。西方国家通过炒作“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将西方长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推给中国，并要求中国像发达国家一样“承担起减排的责任”。不可否认，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是严重的，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但炒作中国的“环境威胁”，要求中国为发达国家过去的“错误”埋单，显然是不公平的。从历史累计看，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3%(同期发达国家排放量占77%，而此前的200年间，发达国家更是占到95%);从人均水平看，2004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1950年到2002年的50多年间，中国人均排放量只居世界第92位;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看，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但中国仅增长0.38%。从这些数据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发达国家及全球平均水平相比都是偏低的。而今天的全球变暖问题，从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开始工业革命起就已埋下伏笔，正是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约束地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才造成了今天全球变暖的困境。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中国已经加入多个国际环境公约，认真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对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的承诺。2007年6月4日，中国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了2010年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原则、重点领域和政策措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四点建议，并表示中国愿与各国一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负责任态度。
作者：赵青海 来源：对外大传播 2007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