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IPE中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
自由主义、重商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女权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国家与市场。尽管这四种理论各自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但也存在着内在的缺陷。
自由主义由于过分强调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忽视了国家的作用。同时，由于其理论对市场、信息、理性等的完美假定，所以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同现实有着很大差距。在西方占优势的比较利益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世界经济关系必然走向新殖民主义。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其方法论的力量所在。它通过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假设，精密地推导出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更具操作性与说服力。同时，也应注意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正日益成为改变整个世界的强大力量，冲击着全球每个角落。
重商主义尽管被自由主义者大力抨击，认为是导致贸易大战、经济摩擦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它是几乎所有国家有意无意采取的行为准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商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它真切地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激烈竞争。当然，重商主义也有自身的弱点，它把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看作是永久的“零和”博弈，一国的获利必定意味着他国的损失，因而忽视了国家间的合作。另外它强调的国家被假设为同社会结成一元化的整体，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集团对于国家作用的限制和影响。尽管如此，重商主义很可能是今后各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一个重要行为准则。
新马克思主义尽管在苏东剧变之后受到极大的冲击，一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走入低谷，但是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加深，它又焕发了生机。新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弱点是其理论的关键概念和假定不能充分论证，以及它内部的不团结。在今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本质的理论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内存在的剥削性的揭露将会获得更多学者的认同。
生态女权主义是一股全新的力量，它对国家与市场的认识跳出了旧有的框框，采取了完全批判的态度。在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生态女权主义又显得苍白无力，只求助于改变意识和思想，并不能提出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生态女权主义将是一支越来越壮大的理论流派和现实力量。
二、国际政治经济视野下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较量。中国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在不断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必须：一是要加大科技投入，多层次、多渠道地筹集资金，为科技创新奠定物质前提;二是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形式多样的产学研联合体制，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三是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步伐，努力为其发展营造一个适宜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四是改革教育方式，创新教育理念。五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确保产权人的知识收益。
加强国内外合作，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可能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事业构成威胁。为此，在国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实践，积极应对来自国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健康、和谐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面对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合理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以规避由此引发的战略风险，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上，加强国际合作，大力开展“全球治理”活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非一国之力所能“独”为，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参与，才能达到“全球治理”的效果。
大力开展中国的公共外交，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国的和平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讲，既包括“硬国力”的发展，也包括“软国力”的发展，是二者的全面、综合和平衡的发展。“硬国力”和“软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两个重要支点。因此，中国在和平发展的征程中，要认真贯彻落实“两手抓”，两手都要赢的战略方针，在积极发展“硬国力”的同时，要高度重视“软国力”的建设和国际“软”形象的塑造。因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社会对该国所从事的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三、生产性权力
扩散性社会关系的产物。生产性权力是扩散性社会关系的产物，它和结构性权力在许多方面是重叠的：第一，二者都注重建构性的社会进程，但这些社会进程本身不被特定的行为者所控制，而是仅仅受到行为者有意义的实践活动的影响;第二，二者都关注行为者的社会能力怎样产生以及这些社会进程是怎样塑造了行为者的自我理解和观念;第三，二者都不意味着冲突必然存在(尽管抵制是它们动态变化的)。不过结构性权力与生产性权力也有明显的区别：第一，结构性权力通过直接的结构关系发挥作用，而生产性权力则通过更为一般和分散的社会化进程发挥作用;第二，结构性权力是结构性建构。也就是行为者占有的内部上下级相关地位或者支配权的产品和复制品。而生产性权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它是所有社会主体的建构，这些社会主体拥有通过知识体系和广泛一般社会范围的扩散性实践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权力。
社会关系建构的直接性和扩散性的不同对于思考生产性权力有两点重要的启示：第一，生产性权力关注话语、社会过程和知识体系，而通过这些，有意义的事物得以产生、确定、生存、实践和转换。“话语”这里不是作为特定行为者之间的对话或者根据哈贝马斯的语言交际概念来理解，而是指“微观领域”或者日常生活如何“定义(不)可能性、(非)或然性、自然性、正常性，什么值得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这样，由于话语处于生活中的一般行为的地位，并且定义了可以想象的和可能的行为的社会领域，因此成为权力的社会关系的站点;第二，扩散过程和实践产生社会认同和它们赋予意义的能力。在福柯的典型公式中人不仅是权力的指定目标而且是权力作用的结果。因此，话语是认同、实践、权力、责任和社会能力等所有对象的社会产物，尽管是暂时的，不是完全变动的。所以生产性权力在接近主观性方面不同于结构性权力，因为结构性权力关注主体间的共合建构，所以它所预想的等级和处于统治地位的二元关系无疑有利于结构中的强势群体而不利于那些弱势群体。
通常，生产性权力的基础和起作用的方式是社会性存在并因此而历史的变化，不断变化的理解、意义、规范、习俗和社会认同使得某些行为成为可能，限制行为或者付诸行动。国际关系中分析生产性权力的最好例子指的是主体的扩散产出、意义确定、行为术语。问题由此而生，最基本的分类，像“文明的”、“无赖的”、“欧洲的”、“不稳定的”、“西方的”以及“民主的”国家。由于它们都产生了不对称的社会能力，因而，它们都是生产性权力的典型代表。甚至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种类也可以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同时可以稳定那些限制政策的意义。一个相关的主题是“他者”如何定义以及这个定义怎样与那些可能的、可以想象的、允许的、符合人们心意的实践性政策相联系。同时，提出和确定意义的社会竞争的努力也是一种生产性权力的表达。一个特定话语的发展方向朝向某一类行为体而偏离其他行为体。在国际人权法中对于那些现时的人来说，“平民”和“战士”这种分类性有现实的结果，前者被保护，而后者则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这样，分析生产性权力也就是关注分散的和变动的社会进程是如何产生特定的主体种类，形成意义和分类，以及形成一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种常态的世界政治。
四、国家利益维护和人类利益的维护需要国内和国外两方努力
但国家利益的维护更多依赖于本国的努力与发展，人类利益的维护更依赖全人类的努力，即体现在各国为人类利益而进行的国家间合作与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上。“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它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地位相同的国家具有相同的国家利益”虽然结构现实主义的这种观点并非完全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但追根朔源，实力的确是实现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和主要因素。但归根结底，一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主要依仗的是本国经济的发展与在此基础上实力的增强。对于人类利益的实现与维护，以每个国家为基点的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则会起主导性作用。原因有三：(1)虽然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会令每个国家更有实力，能够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来用于全人类利益的维护，但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在享受这种文明的同时，每个国家也在利用这种文明大肆追求其不合理的国家利益，造成对人类利益的破坏与践踏，以至使人类利益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在当今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在此情况下，全球合作与对话将对人类利益的维系起至关重要的作用。(2)对于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全球疾病与饥饿等严重威胁人类的全球问题，一国不会也不能脱离国际社会去单独行事。涉及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问题，只有各个国家通力合作，暂且搁置国家间的矛盾与宿怨，以共同发展为原则，才能在维护人类利益上做出成绩，“全球治理”的提出就是针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应对。(3)每一个国家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都与全人类利益息息相关。任何一个国家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如果得不到实现，就很难认定全人类共同利益得以实现。只有携手每一个国家，才能顾及到人类利益实现的全面性，不让为之而做的努力产生遗憾。
作者：袁鹤平 来源：华章 2008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