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对于如何看待党的历史错误，他主张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他对党史人物评价、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办好党史刊物等方面都提出过要求，这对推动党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胡耀邦重新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虽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并身受其苦其害，但他却坚持提倡辩证地看待“文革”政治问题。他始终关心党史，推动党史事业的新发展。
一、辩证看待十年“文革”问题
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和中科院副院长先后两次被打倒，对“文革”的消极作用有着切身体验，可是即便如此，他始终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党的历史错误。
他主张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十年“文革”，指出“文革”对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破坏，是一场历史性的大灾难，因而主张从根本上给予否定。他认为，应该“从思想上、理论上、工作实践上，都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p215。他主张认真研究“文革”，重点研究“文革”发生的历史根源，要“努力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3]p91。
他认为“文革”应作为历史教训，以史为鉴。他引用1893年恩格斯写给丹尼尔的信中的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来说明这个道理。在他看来，“文革”是对党的一次重大考验，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为党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对青年人是一种锻炼和考验。胡耀邦长期从事青年团工作。但他在从事其他工作时，关心广大青年的成长，鼓励他们乐观地面对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磨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认为：一方面，“文革”的确对广大青年的成长成才造成了许多困难，不利于青年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青年人却在“文革”的洪流中磨练了意志、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收获了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这对于广大青年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帮助。因此他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认为“文革”给予青年人的不全是痛苦和灾难，也有成长和感悟。
(二)对广大党员是一种学习和改造。胡耀邦认为“文革”的磨难在一定程度上对广大党员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他不仅这么说而且身体力行。在“文革”中被打到、下放劳动改造的人的回忆中，大多数都觉得苦不堪言，而胡耀邦却苦中作乐，抓住这一机会努力学习，不断充实提高自己。他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不全是坏事。我们这些人，平时忙忙碌碌，读书时间少，进了牛棚，靠边站了，正好是读书的大好机会。我在干校这几年，就是抓住机会读书。”[4]p315在下放河南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炎炎夏夜别人在外面摇扇纳凉避暑，胡耀邦却钻进蚊帐，点起小马灯，戴上老花镜，如饥似渴地读起自己的“三部四卷”(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等到他离开干校时，读书笔记就有一大捆。他认为，关牛棚还有另一个好处：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他说：“我从二十四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在黄湖农场，他和大家一起劳动，总是挑重活、累活干，而且极其认真负责，不断改造自己，增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三)对全党更是一种考验和锻炼。“文革”使党得到了锻炼，必将使党更加成熟、更加稳健地向前发展。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是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通过污蔑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罪行审查报告》，全会只有陈少敏一人没举手，而胡耀邦作为参加者也和大家一样违心举了手。事后他深刻反省自己并对陈少敏的行为深表钦佩：“我当时没有陈少敏大姐这样的勇气，违心举了手，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在这一点上，陈少敏大姐非常了不起，值得我好好学习。”他认为像这样的重大事件不仅对每位党员、对全党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锻炼，经过这样考验的党必将更加成熟和理性，能够更好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挑战。另一个是在“天安门事件”通气会上，胡耀邦随大家鼓掌，在廖承志提醒后才反应过来的事情。能分辨清楚大是大非，能在原则立场问题上态度鲜明，尤其是在“文革”那样一个个人崇拜盛行、思想僵化异常的年代，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能力。
二、心系党史，推动党史事业新发展
胡耀邦无论担任哪一种职务，他都始终一如既往关心着党史研究动态，推动着党史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重视党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研究。胡耀邦熟读马列经典，在他的文章或讲话中，常可以看到他引用马恩等经典作家的名言。他是坚定的且有着很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是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他在对陈独秀的评价上很好地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胡耀邦主张对陈独秀问题，在评价方法上用“深远的历史眼光”，在写作方式上“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5]，在指导思想上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评价陈独秀的功过。他引用鲁迅评价章太炎的文章指出，要学习鲁迅评价历史人物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方法，要像鲁迅评价章太炎那样客观公正地评价陈独秀。他认为对于陈独秀的研究，要根据详尽确实的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对陈独秀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独秀最初对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犯了错误，但不能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他。胡耀邦进一步分析说，当时我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领导人理论政治上不成熟，加之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这都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后来党史学界对陈独秀的研究，的确是沿着胡耀邦“深远的历史眼光、厚道公正的写法、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一思路来进行的。显示出了胡耀邦作为一名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和卓识，让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个是关于西路军的评价问题。胡耀邦是长征的亲历者，更是西路军问题的见证者，因此他对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可在中央已经对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结论以后，外界仍然对这一问题存在一些异议。比如在陈昌浩问题上，尽管中央已经做了明确结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评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可很多回忆录仍然说他是“张国焘的走狗”。胡耀邦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1982年3月16日即对此事做出明确批示：“昌浩同志犯过严重错误，但人死(了)，并且是‘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说什么‘忠实走狗’，不妥。”[6]之后，各种出版物便不再将陈昌浩和张国焘扯在一起说他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忠实走狗”，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二)要求加强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胡耀邦历来十分重视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1976年“文革”结束后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他十分关注党史研究和教学情况，提出要编写党史教材和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1981年后，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的他仍然不遗余力，鼓励支持这项工作的开展。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的编辑出版。1981年在了解到下面存在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方针政策、指示精神认识模糊的问题后，胡耀邦作出明确指示编辑这两套历史文献：“为了便利于查阅中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规定和阐述，为了便利于党内同志考察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的重要言论，我赞成编辑《三中全会以来》这部重要文献的汇编集和选编集”[7]，并在编辑材料的取舍上给以思想上的引导。
2.党史人物的纪念。1984年1月8日到9日，胡耀邦结束贵州的考察到湖南麻阳、溆浦两县视察工作，在了解到滕代远是麻阳人后，他遂即指示当地政府“要把他的事迹收集整理好，搞几间房子陈列起来，教育后人”[8]。在胡耀邦的关心与支持下，滕代远纪念馆1986年5月开工，1986年11月建成，并且由他亲自题写了馆名。在溆浦参观向警予烈士故居时，胡耀邦对由向警予谱写的《溆浦女校校歌》和《运动歌》产生浓厚兴趣，并在他的支持下得以在《红旗》杂志发表。回到北京后，他又为溆浦县亲自题写了“中共溆浦县党史陈列室”“向警予故居陈列馆”“警予学校”三个匾额。
3.加强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的指示。1984年3月，胡耀邦针对当时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存在的问题，作出批示：“我们整理各项史料的工作做得太差，这些年有进步，但还不全面和认真，我意应要求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注意”[9]。在胡耀邦这一思想指导下，当时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同年12月制定出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十年(1985—1994)规划(草案)》，使党史工作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
(三)关心党史研究机构和刊物的发展。胡耀邦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曾担任过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对办报刊比较关心。早在1933年9月他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时，就非常关心《青年实话》和《时刻准备着》。1938年1月他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后，关心抗大校刊《思想战线》。1949年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具体领导《人民子弟兵》办刊。解放后主政川北时，具体指导《川北日报》的工作。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经常关心《中国青年报》的情况，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亲自领导创办了《理论动态》，并成为真理标准讨论的主阵地。在担任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后，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一些刊物特别是党的重要刊物的发展，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身是中央党校创办的《党史研究》。1979年2月24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要“出版一个党史研究刊物”。之后，他又对办刊原则和指导思想做出批复：“请注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可有可无、空洞无物的东西不要。事实要反复核对清楚，论断要十分慎重从事”[10]。就这样，《党史研究》于1980年1月与读者见面了。1985年为扩大影响，《党史研究》改为国内外发行，胡耀邦亲自为其题写刊名。1988年，《党史研究》与《党史通讯》合并更名《中共党史研究》。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红旗》杂志。《红旗》杂志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报一刊”的“一刊”，社会影响很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一度受到外界的批判。胡耀邦在担任中宣部部长时，对此大胆做出回应：“‘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不是《红旗》自己的责任。”并针对《红旗》内部同志认为中央因此而不再重视这个杂志的想法，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没有任何一点歧视《红旗》的念头”[11]。
他非但没有歧视，反而十分关心《红旗》的发展，先后两次用7个小时时间听取《红旗》工作汇报，对办刊思路、思想作出具体指导。在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他更加关心《红旗》的发展，不仅把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文章批给《红旗》发表，而且还同意《红旗》以《红旗》编辑部、评论员、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他的一些文章、讲话。不仅如此，他还对《红旗》送审的稿件严格把关，选批一些稿件供《红旗》刊用，提升刊物质量和水平。
胡耀邦作为党史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迷信、不盲从，善于思考、勇于追求真理的人格和理论品质。他的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推动党史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所讲的，“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中，他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作者：赵刚 来源：党史文苑 2016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