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实践表明，“新三反”不是疾风暴雨或短暂突击式的政治运动，而是执政党对民众社会政治化行为的积极引导，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政治社会化实践。正是从此意义上说，“新三反”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治党从严态度，更在于其深刻地证明：执政党只有紧密围绕现实工作，加强对民众有序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的培育和引导，方能切实增强治党成效，并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变革。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新三反”就是1953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旨在着力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的工作。这项工作启动时，“三反”运动才告基本结束不久。为示区别，党史国史学界习惯称其为“新三反”。然而在直接的历史影响上，它相比“三反”运动要小许多，在学界引起的关注也非常少。截至目前，仅有王瑞芳、刘录开、刘义生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从总体上梳理了“新三反”工作的基本历史脉络。于此基础上，近年来又有杨芳、黄平等年轻学者，开始针对某一地区(如甘肃省、中南大区)的“新三反”工作情况进行更为具体的考察。现有研究成果数量虽少，但对“新三反”在全国或一些地区启动后的具体过程已作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工作。然而，这些研究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都将“新三反”视作一次(温和的)政治运动。而事实表明，“新三反”在实际过程中就是依托逐级向下检查处理群众来信，对各级党组织领导开展各项实际工作情况的集中检查巡视。更为重要的是，针对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也不是依靠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和短暂突击式的党内整训去解决，而是依靠严肃党纪国法分别加以处理，并落脚于拓宽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渠道来加以防范。这已明显超出了政治运动的范畴。
现有研究成果一方面交代了上述史实，另一方面却仍将“新三反”归为政治运动，其原因一是以文件考察代替了历史考察(其时一些党内文件中就将“新三反”称作“运动”)，二是因单纯局限于群众来信激增的背景来理解“新三反”的启动和结果。而事实是，“新三反”在全国启动时，很多地方的信访数量还很少，“新三反”问题也不是民众信访的全部甚至主要内容。这说明“新三反”首先是对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动员和定向引导。依此反观“新三反”的结果，固然不能说彻底解决了官僚主义等问题，但却成功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些问题来，有效增强和拓宽了民众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渠道，这就达到了预期目的。更为重要的是，“新三反”启动时正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工作进行中，二者不仅被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且“新三反”对后者的顺利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说明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还发挥了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大功能。因而，不对这些问题加以考察分析，既不能揭示“新三反”工作的全貌，更会阻碍我们从中获取应有的启示和经验。
二、基于积极社会政治化引导的“新三反”工作
(一)“群众来信”：民众社会性需求的政治化表达
信访固然反映了民众对某种社会资源分配状况抑或现实处境的不满，但不应将某地信访数量(频率)与该地政治生态简单地划上等号。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突出印证。在当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老解放区已有相对丰富的治理经验，各级政权相对健全，在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中，民众“更进一步相信了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一九五二年冬季六项主要工作的指示》，载《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1954年版，第371页。这是党群关系的基本面，它不仅有效避免了民众对具体的干群矛盾事件的性质加以错误地延展拔高，也利于民众对各级政权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正确处理矛盾事件的决心和能力保持信心。因此，更多的老区民众会选择信访而非聚集乃至对抗的形式来表达诉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的群众基础还非常薄弱，很多地方长期经受国民党政府的负面宣传，在大规模的“双减反霸”工作开展起来之前，一些人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持有观望乃至质疑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新区各地的信访数量相对要少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区比老区的政治生态要好。
相比其时其他大区，华东大区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山东、苏北等地都是典型的老解放区，另一方面，苏南、浙江等地则是典型的新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对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情况，完全是生疏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斗争》，1949年(总)第11期。在“新三反”工作启动之前，华东新区虽然信访数量远远少于山东，但一些情况却颇值得关注：其一，不同于老区民众自行信访，有关新区的信访多为“代笔”。如1950年浙江宁波某地因粮赋制定不合理诱发的干群矛盾问题，就是由南下工作团中的一位干部向中央反映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其二，由于新区建政伊始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当地更易出现相比信访更为剧烈的诉求表达方式，特别是在1950年初，敌特人员利用一些民众对上一年度征粮数额的不满情绪加以造谣蛊惑，短时间内酿成多起群众性抢粮事件。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关于防止匪特煽动抢粮的指示》，《斗争》，1950年(总)第38期。
华东大区的情况说明，在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信访问题时，相比依据信访数量来评判当时当地的总体政权运行状况更为可靠的应该是以之为依据来考察民众诉求方式的转型启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再对具体的信访内容加以辨析。1952年正值“三反”运动热烈开展，但很多群众来信内容与“三反”斗争无甚关联，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各地党委的注意。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检查人民来信处理工作情况的通报》，《斗争》，1952年(总)第183期。如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52年12月就对全年各地各级党政机关所收到的非“三反”类信访案件做了专门统计。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检查清理控告、申诉案件情况的报告》，《组织工作》，1953年(总)第32期。而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的一份报告，自“三反”启动到1952年6月，直接向华东局一级机关信访的信件数量总计18610件。其中多数固然还是检举贪污分子、不法资本家或反映“三反”政策执行情况的案件，但其他诸如求职、群众纠纷、寻人、问事、要求解答问题的信件数量已超过2000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反”运动在客观上促进“群众政治积极性提高”，因而“来信报告生产计划、成绩，提出各项合理化建议及各种发明创造等，亦有二百零六件之多”。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关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处理人民来信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65期。而在山东省，非“三反”类信访案件数量在1952年呈现出井喷态势，根据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统计，全年这类来信数量不少于10万件，反映问题庞杂，有求职的，问事寻人的，对各级党政工作提出建议或批评的，要求改定家庭成分的以及反映基层(区、乡级)干部强迫命令或违法乱纪等等问题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检查人民来信工作的报告(摘要)》，《组织工作》，1953年(总)第32期。上述情况表明，在党执政初期，一些地方特别是老解放区的不少民众，已经具备了依靠信访形式来反映各种需求甚至是参政议政的较强意识，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政治化现象。孙正甲：《社会政治化刍议》，《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无可否认“三反”等政治运动对这种意识的急剧增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这些运动不能涵盖信访种类的全部乃至大部，相反使来信内容“日渐广泛和更加丰富”。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检查人民来信处理情况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87期。
(二)“新三反”：对民众社会政治化行为的积极引导
尽管群众来信内容日渐广泛和更加丰富，但对信件的处理有一个必要过程。应当注意的是，民众信访动机各异又受各种因素影响，来信“内容有时难免片面、夸大及部分失实”，甚至会有极少数是“挟嫌报复”。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结合整党普遍检查人民来信的处理工作的指示》，《组织工作》1952年(总)第22期。这就要求对任何来信内容都要首先加以仔细鉴别，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还使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对激增的民众来信进行妥善处理变得不可能，必须分清轻重缓急。
关键问题是如何分清轻重缓急。华东特别是山东地区在此方面率先积累了宝贵经验。1952年夏，中共惠民地委依照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山东分局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关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处理人民来信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65期。对阳信县信访工作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在众多来信中，有一部分集中反映的是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又是影响当地党群关系的主要问题。因而惠民地委强调必须着重并从快处理反映这些问题的信件。中共惠民地委：《对阳信县处理人民来信情况的检查报告》，《组织工作》，1952年(总)第22期。这一思路得到山东分局和华东局的先后肯定。1952年10月，华东局批转惠民经验，要求各地在检查工作中参照这一做法，统一思路。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结合整党普遍检查人民来信的处理工作的指示》，《组织工作》，1952年(总)第22期。值得注意的是，惠民经验基本是按照山东分局的预先部署取得的。在检查开始之前，阳信县某村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已引起山东分局的注意，因而山东分局明确要求惠民地委择取阳信县检查信访工作。中共惠民地委：《对阳信县处理人民来信情况的检查报告》，《组织工作》，1952年(总)第22期。当惠民经验得到华东局肯定后，山东分局即进一步在全省推行这一做法，明确提出了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主题。1953年1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向各地批转山东经验，“新三反”工作旋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事实表明，这种检查处理群众来信的思路是正确的。诚然，伴随大规模军事作战结束和经济社会发展，民众生产生活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社会性诉求也日益多样化。能否妥善应对这些诉求，归根结底都将对党群关系产生影响，但在所有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中，基层干群关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基层干部一方面是党的各项执政决策的最终执行者，其任务执行能力和方式对民众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执政党形象具体化的首要代表，其一言一行都直接关乎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因而必须督促各级党委着重并从快处理反映基层干群矛盾的信访案件，并对基层干部行为直至自身决策能力进行必要整饬。
华东经验不止于此。正如前文所说，相比山东等老解放区，当时浙江、福建等新解放区的群众来信数量还相当少。在此情况下，检查处理群众来信工作仍在全华东范围内普遍开展，说明这项决策的出台并不是执政党针对民众社会政治化行为的相机或被动反应，而是中共一直在主动(定向)培育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意识。之所以强调这种意识，极有可能是希望将各种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民众意见尽量纳入可控渠道来释放或消解。由此再看1950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特别是其中关于“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的意见，足以证明在大规模执政实践展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洞见民众社会政治化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并强调民众应主要通过有序方式来进行政治参与，更重要的是已经意识到应对这种参与的范围进行总体预控和定向培育，即凸显其帮助执政党“从各方面检验政策、改进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检查人民来信处理情况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87期。的作用，引导民众“成为协助国家建设、监督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有力助手”。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关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处理人民来信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65期。
正是从此意义上说，所谓检查处理群众来信，实质上就是对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进一步动员。而单从信访形式来看，这种动员的实际效果几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新三反”启动不久，华东一些地方的信访数量就开始快速增加，如山东诸城县月均接到群众来信就由百余件猛增至上千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斗争的综合报告》，《组织工作》，1953年(总)第36期。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信访毕竟只是民众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方式之一。无论何种事项皆走信访，而信访对很多事项而言并非最佳解决途径，不仅纪检监察机关不堪重负，还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批转环节，大大降低了解决问题的效率。这就决定了 “新三反”尽管从检查处理群众来信切入，但必然落脚于更多种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的开辟。华东实践证明了这一情况。以各代会为例，各地通过做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典型示范，使这一制度对民众的吸引能力大为提升。有的地方还把反映共同事项的群众来信合并为提案交由大会讨论。“讨论中应检讨者检讨，应与办者作出决议，目前不可能做到的亦通过讨论解释，使来信人满意”，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必须采取多种多样方式开展“新三反”斗争的通报》，《组织工作》，1953年(总)第40期。充分体现出各代会制度的比较优势，使当地的各代会提案日渐增多而信访数量日渐减少。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此外，“新三反”还被有意识地与司法改革、基层民主选举等工作结合起来，也使民众切实而有序地参与到新中国的司法和民主建政工作中去。事实表明，“新三反”工作对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动员和引导，对党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和顺利开展各项执政活动起到了关键作用。1953年底，中央有关部门在对当年全国征地、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3页。水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乃至报刊发行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等各方面工作进行总结时对此均予以充分肯定，为党探索如何在执政条件下全面而有效地践行群众路线留下了宝贵经验。
三、作为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实践的“新三反”工作
(一)维持现状还是继续变革：对执政党决策意志的巨大考验
脱离群众固然危险，但更危险的是变成群众的“尾巴”。应当看到，民众的利益需求不仅是现时性的多样变化，更是伴随经济社会实践发展的不断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不仅是需求量和需求种类的增加升级，还有如何避免其既有利益得而复失的危险。从此意义上说，执政党所面临的主要考验不是如何统筹维护民众的现时利益，而是如何立足现时和未来两个维度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的较好配置。对此，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关键问题是中共如何准确把握这场变革的时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工作早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布以前就已开始。土改过后，很多农民仍旧缺乏资金、耕畜、农具或劳动力，难以扩大再生产，更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十分需要组织生产方面的劳动互助，因而自发组织起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128-129页。但这些互助组基本都是临时性和极小规模的，并未显现出向常年互助组甚至初级生产合作社转化的趋向，更不意味着农民已做好了彻底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思想准备，甚至还有一些农民凭借单干雇工迅速提升经济实力，连进行简单生产互助的愿望都没有。在此情况下，如若要求各地尽力推动生产方式乃至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无疑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其时一些地方党委对此确有疑虑，但华东地方党委却极力推动这一工作，其思路非常明确，即“抓紧每一个季节农事的需要，利用每一个农事间歇的机会，不断地整理发展与巩固提高互助合作组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农委：《关于夏季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情况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79期。因而在全区土地改革刚刚完成的1952年夏季，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完成检查结束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斗争》，1952年(总)第159期。各地互助合作工作就已达到相当规模，在山东等老解放区，个别县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数占比已高达90%以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农委：《关于夏季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情况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79期。新区占比虽没有这么高，但发展速度极快，几乎是与土改同步进行。如在苏南，1951年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数还仅占12.3%，到1952年5月则已达到47.6%。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委：《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情况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79期。而在浙江，从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间，组织起来的农户数更是翻了8倍。中共浙江省委农委：《关于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79期。更加重要的是组织类型，在达到上述规模和速度的同时，之前“春组织，夏垮台”的现象也得到极大改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农委：《关于夏季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情况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79期。如苏北区所有互助组中常年互助组占比已接近30%，中共苏北区委员会农委：《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情况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79期。福建省也达到20%。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目前农业生产互助运动的指示》，《斗争》，1952年(总)第179期。
华东之所以具备如此坚决的变革意志，与农民的个人需求有关。很多地区工商业发达，大批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民需要互助解决困难;河湖众多，车水、修塘等水利设施建设非少数农民所能承担，沿海沿江地区更须组织起来以抵御水患;人口稠密，农民必须附带经营副业，为兼顾生产，必须组织起来等等。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华东农业生产中劳动互助的情况》，《斗争》，1952年(总)第135期。然而更重要的是华东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安全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华东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比较高，因而对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意义重大。为适应这种建设需要，华东的棉麻等经济作物在1951年就已基本实现国家统一收购，而农民因这项工作也保证乃至提高了收入。中共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分党组：《华东各地合作社九、十月份购棉工作情况》，《斗争》，1951年(总)第109期。华东局因而强调，这种供销合作方式不仅应用于棉花，也应用于“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华东合作总社：《一九五一年收棉工作基本总结》，《斗争》，1952年(总)第150期。农产品供销合作化的快速推进，无疑进一步突显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工作的重要。由上文可知，1951年底1952年初是华东互助合作规模急剧扩大的重要节点。而当时华东局正是从华东商品粮和经济作物产区分布广泛的意义上，特别强调做好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准备工作的指示》，《斗争》，1952年(总)第116期。1952年9月华东局进一步指出，无论老区新区均须更为注重推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关于山东广饶县第七区结合整顿互助合作组织进行整党的初步经验通报》，《组织工作》，1952年(总)第21期。预示着更大规模和更加深刻的经济变革(农业合作化)的到来。
后来的历史表明，华东对变革时机的把握是准确的。这是华东乃至国家总体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关键一环，而即便对绝大多数农民个体而言，虽然当时的生产流通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受到限制，但互助合作仍是保证和增加收入的最佳选择。诚然，要改变中国农村千百年来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很多农民特别是新富、中农必然顾虑重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364页。但若对此采取放任自流态度，坐等农民自发消除顾虑后再行变革，不仅这种等待所耗费的各种成本无法估量，更会丧失变革的时机。而特定条件下，变革的时机恰恰是与变革的阻力相伴而生的，问题在于如何消解变革的阻力。对此，中共中央于1952年5月向各中央局批转的一份东北局报告给予了重要提示。报告将推进互助合作运动的依据归结为生产需要、群众觉悟和干部条件，强调既要正视(而不是无视)变革阻力，又要依靠(而不是放弃)基层党组织的具体领导，因而就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办法。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8册)，第343页。在此情况下，进行政治社会化实践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而华东率先开展起来的“新三反”工作，亦成为开展这种实践的重要载体。
四、余论
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反而强调，“人的价值活动正是那构成和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实际内容”，“社会历史从这一方面看来也正是人的价值活动史。”李德顺、龙斌：《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兼论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基础》，《哲学研究》，1994年第12期。毋庸置疑，人的价值取向从来都是具体和多样的，但问题在于“人的价值活动作为一种现实的现象，本身是有其本质的必然联系即规律性的”，李德顺、龙斌：《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兼论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基础》，《哲学研究》，1994年第12期。因而并非所有价值取向都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且存在着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取向，它的实现是其他任何价值取向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从此意义上说，执政党应肯定民众社会政治化行为存在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更应对这种行为加以积极引导和定向培育。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民众自身对价值活动规律的自觉把握。从现实性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使民众通过有序政治参与确保执政党自觉把握这种规律，为民众价值活动的开展提供各项必要条件。问题是如何将民众乃至执政党的注意力集中至这一中心环节。“新三反”的实践经验表明，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影响民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应当看到，这一问题仍是民众进行有序政治参与最为强大的动力，更是影响到党群关系的根本问题。因而围绕这一问题推进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和执政党建设，既能有效调动民众的参与积极性，又能切实引起全党对提升执政能力的足够重视，从而达到既密切党群关系又推进各项执政活动顺利开展的双重目的。
作者：赵亮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