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台湾民众政治认同新近趋势分析，本研究发现台湾民众在族群认同和统“独”立场等方面的趋势对未来两岸关系健康发展构成潜在障碍。面对两岸关系发展方面所存在的相关负面因素，以经济贸易形式推出的物质主义措施在促进双方认同及两岸关系方面所发挥的效力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表明大陆对台政策在相关方面或可有待进一步评估。 .
一、研究缘起
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的选举中，国民党再次败北，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为新领导人，民进党同时掌控了台湾立法机构60%的席次，成为多数党。两岸关系的发展日益受到岛内政局变化的影响，而台湾统“独”走向不仅受台湾社会上层精英影响，也被民意所掣肘。所以，围绕台湾民众就两岸关系所持态度或立场而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政治认同的含义，不同学者观点殊异。有观点认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1]很明显，虽然政治认同指向了一个客观的外在，但其自身却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并带有一种多维性，进而导致政治认同测量方面存在争议，围绕两岸关系的研究特别体现出这一特点。通常就两岸关系方面的政治认同研究主要围绕族群认同、统“独”立场等方面进行探讨，如有关台湾民众对自己是“台湾人”、“中国人”或者“都是”的选择和态度，有人将其视为对“国家认同”的测量变量[2]，有人将其视作针对“族群认同”的测量变量[3]，还有人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认同”的测量变量。[4]因在概念解读和测量方法方面存异，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吴玉山发现，族群意识上的本土化趋势并没有发展为对台湾“独立”的要求，实用主义和理性行为正在变得比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更为重要。[5]与此不同，一些研究者指出，台湾人族群意识和支持“独立”之间出现的差距是人为虚构的，因为偏爱“独立”的那部分台湾人会因为感受到来自大陆的武力威胁而被迫放弃对“独立”的追求和支持。[6]美国学者Shelley Rigger认为，较年轻人群的台湾民族主义情节是相对较弱的，他们在较少支持台湾民族主义的同时，也表现出更多实用主义特征，他们不愿作出“统”或“独”之中任何一个极端化的抉择，而是选择一种基于现有状态的、较为灵活的方式，既能够维持和大陆的经济合作等务实举措，同时又能享有由现存政治制度所提供的各种保障。[7]
作为政治心理一部分的政治认同具有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一稳定性为基于群组分析的代际政治认同研究提供了基础。当我们从政治认同角度探究台湾民众统“独”立场时，可以民族主义形成视角来审视台湾之统“独”趋向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对族群认同和统“独”立场两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检验来初步确证双方间可能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台湾民族主义”的可能趋势。现有研究多关注于台湾较年长人群代际的政治认同问题，而鲜见有关于较年轻人群政治认同的分析，由此我们将利用相关数据分离出较年轻人群数据样本，并将之置于各代际之间，在较充分把握台湾各代际政治认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来观察较年轻人群的政治认同特征及其新近变化，探究“台湾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诸种可能，揭示维护和发展两岸关系所面临的可能困境，同时分析影响政治认同若干维度的背后因素，评估以经济形式为代表的物质主义工具在促进两岸关系方面所可能发挥的效果。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和变量说明
本研究数据源自“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2012年选举电访”项目(以下简称TEDS2012-T)。TEDS每四年进行一次全岛范围的调查。2012年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首次合并选举，由于国民党和民进党在统“独”等政治性议题上的差异，在选举期间进行的民调更容易捕捉到民众在这些议题上不同认知、情感和评价。该项目自2011年12月10日起至2012年1月13日选举投票前一天止，每7天完成一波，共完成5波，每波各近1000人独立样本，总计成功访问4806人。根据研究问题和设计，本研究保留其中4761份独立样本作为分析对象。根据出生日期和代际划分标准，我们将之划分成六个群组，包括第一和第二代群组(776份)，第三代群组(1065份)，第四代群组(992份)，第五代群组(606份)，第一、二和三代群组(1841份)，第四和第五代群组(1598份)。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包括族群认同、统“独”立场。(1)自变量包括人口基本统计特征变量，如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地理、父亲省籍、母亲省籍;政治因素变量，如九二共识认同、政治关注度和政府政绩评价;经济因素变量，如两岸经济合作效果、核能支持和经济保守度。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依据出生年代而对一特定时间点上所收集的横面数据进行群组划分，以此就台湾民众政治认同状况及代际差异获得较深入认识。这样一种划分模式的合理性是基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依据匮乏假设(“个人的优先价值观反映的是其社会经济环境，即人们总是会在主观上最为看重相对匮乏的事物”)和社会化假设(“社会经济环境和优先价值观之间，不是一种即时调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很长一段时间的滞后。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未成年期的占主导地位的条件”)而分别推导出的阶段效应(“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的短期波动”)和群体效应(“反映某一年龄群体在成长期的主要生存条件”)理论。[8]
政治代际分析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对“代际”的内涵进行定义，即依据何种标准来确定哪些人属于同一代际。相关学者认为，在决定一个人是属于这一代还是另一代人时，需要考虑他们是否有共同的经历，同样的决定性影响，以及相同的历史问题。[9]如Shelley Rigger 所言，政治上的一个代际是这样一群人，即由于他们出生于同一时期，而且经受了相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因而他们分享共同的经历和历史记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沿用Shelley Rigger基于Chang and Wang的代际划分观点而提出的修正方案，同时因受相关数据库特征限制，我们拟将第一和第二代合并为一个群组(2)：1.第一代和第二代：指出生于1953年以前，于1971年之前进入形成期，先后处于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威权主义统治时期，而在国民党威权主义统治时期，政治行动主义和台湾人认同被严厉打压。
2.第三代：指出生于1954年和1968年之间，于1972年和1986年之间进入形成期，处于台湾“民主化”转型的过渡时期。
3.第四代：指出生于1968年和1982年之间，于1986年和2000年之间进入形成期，基本处于台湾“民主化”完成时期。
4.第五代：指出生于1982年和1990年之间，于2000年和2008年之间进入形成期，处于台湾“民主化”进一步巩固阶段。
在政治认同研究基础上，为深入透视“台湾民族主义”及未来两岸关系的可能趋势，我们将从民族主义理论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讨。民族主义理论内部观点纷呈，且现实中的民族主义基本都是某种“不稳定混合物”[10]，而就民族主义形成路径方面看，原生论和建构主义是两种基本视角。原生视角将民族形成的基础放置于血缘、语言、文化或宗教上，它们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1];而建构视角则强调一个民族的诸种特性反映的是个人和团体在以族群方式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定义时所作出的创造性选择，且其民族性要素不断变化，因而，从建构视角出发，只有那些能够获得组织内所有成员的忠诚和归属的群体才能成功构建起民族实体，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起合理有效的资源分配体制。[12]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1.族群认同与统“独”立场呈稳定且显著正相关关系，族群认同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台湾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作为一种物质主义工具的经济贸易政策确实可促进人们在族群认同和统“独”立场方面的正向变化，但这种作用在族群认同方面呈减弱趋势，而在统“独”立场方面呈现出不稳定性。
3.在逐步迈向发达工业社会的背景下，以经济贸易等形式为代表的物质主义因素在促进政治认同方面的作用开始降低，而后物质主义因素在相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4.整体来看，从民族主义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视角来看，“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和成长确实有着一定的发展土壤，并对未来两岸关系深入发展构成潜在障碍。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通过代际划分，我们对台湾民众在族群认同、统“独”立场和政党认同这三个方面的代际变化和趋势进行初步分析(见图1、2和3)。
根据图1，随着代际更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群百分比逐渐降低，并至第四代降至最低点且保持稳定;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逐渐下降，但至第五代，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开始明显上升;认同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比例至第五代明显下降。这一族群认同方面的变化对于两岸关系发展来说更可能是一种消极因素。
在图2中，随着代际更替，持“维持现状，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观点的人群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并在到达第四和第五代时基本保持稳定;持“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观点的人群比例同样呈逐代上升趋势，并于第五代达到最高;而持“永远维持现状”观点的人群比例大致呈逐代下降趋势。可见，随着代际更替，人们就统“独”问题的立场整体上表现出更加富有灵活性、嬗变性和实用主义的趋势，但至第五代，该趋势开始转变，即有更高比例的人群开始明确偏向支持最终走向“独立”的立场，这一变化直接反映了“台湾民族主义”确实存在，并有蔓延趋势。
图3显示，就蓝绿政党阵营认同方面看，结合台湾政党政治发展态势，我们发现，较年轻群体中有更高比例人群倾向于认同民进党，而认同国民党的比例呈相反走势。这一发展趋势进一步巩固了台湾两大政党体系的社会基础。
综上，台湾民众在政治认同诸维度上的表现开始呈现一些新变化，且主要反映于最新世代第五代群体中。若按照这一趋势分析，随着代际更替和人口结构变化，台湾民众中会有更高比例人口倾向于认同自己为“台湾人”，并且伴有对绿营政党(尤其民进党)认同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以上分析初步表明，“台湾民族主义”有其社会基础。
(二)族群认同与统“独”立场的关系
我们拟将进一步检验相关研究领域中的一些既有观点，以揭示这些不同的现象或趋势对于我们理解族群认同和“台湾民族主义”两者间关系时可能意味着什么。有种观点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倾向于将自己认同为“台湾人”，将会导致相应人群选择支持台湾“独立”，并且逐渐形成“台湾民族主义”，而这又进一步会构成影响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13]对此，Shelley Rigger认为，当一个人认同自己为“台湾人”时，并不等于说这个人就会支持台湾“独立”或者反对更好的两岸关系，而且“台湾人”认同和两岸关系这两方面的态度在不同代际间存在变化或差异，“台湾民族主义”主要在那些出生于1930年代早期和20世纪50年代早期之间的台湾人中间是一个重要力量，而更为年轻的台湾人则对两岸经济和政治互动持积极或实用主义的态度。[14]由此，本研究将通过对统“独”立场和族群认同这两者间作偏相关分析，来初步检验以上不同观点。
根据表1，在控制住其他诸因素时，统“独”立场与族群认同两者间在各代际阶段均呈显著正相关，且偏相关系数处于0.136～0.157之间。这表明，一个人的族群认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统“独”立场，并且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则越倾向于支持统一，反之，越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则越倾向于支持“独立”。统“独”立场反映了一个人从结果角度对某种民族主义存在与否的心理认可。结合族群认同和统“独”立场两者间所呈现出的稳定且显著正相关关系，我们认为，族群认同的提升会促进“台湾民族主义”的扩张。这一结果与Shelley Rigger的观点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结论，我们将于下文继续探讨。
(三)政治认同诸向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一般线性回归分析
我们选择对族群认同和统“独”立场进行一般线性回归分析，以便进一步揭示政治认同及民族主义因素蔓延背后所受到的诸因素影响。本文以族群认同和统“独”立场为因变量，以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地理、父亲省籍、母亲省籍、政治关注度、政府政绩评价、两岸经济合作效果、核能支持、经济保守度和九二共识认同度作为自变量，同时在代际划分基础上，进行OLS线性回归建模，见表2和表3。
表2显示了以“族群认同”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就性别言，在各代际中，男性均比女性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且这种现象在第四和五代更为显著;就受教育程度看，该因素仅在第一、二和三代与族群认同呈较强显著正相关，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随着代际更替，在第四和五代中，受教育程度与族群认同之间并无任何显著相关性;就父亲省籍言，父亲省籍因素对较年轻代际有更显著的正相关作用，表明在较年轻代际群体中，父亲省籍为大陆，则其子女会更倾向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然而，这同时也暗含着另外一种消极含义，即随着世代更替，其父亲省籍为大陆的台湾人比例将不断减少，可能导致有更高比例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在各代际中，政府政绩评价与族群认同均呈强显著正相关，表明人们对当前政府政绩的评价越高，则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需进一步指明这里评价的指向是“马英九政府”政绩;从两岸经济合作效果看，在各代际中，两岸经济合作效果对族群认同均具有显著正相关作用，表明台湾民众对两岸经济合作效果的评价越高，则越倾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其作用的强度和显著性随着代际更替均有所降低;就核能支持言，我们认为核能支持不仅反映出人们对于特定公共政策的偏好，更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在价值心理层面对“物质主义”或“后物质主义”[15]的偏好，因而比较来看，支持核能的民众更倾向认同物质主义价值，反之则更认同后物质主义价值，同时隐含如下推论，就两岸统一问题的解决，以经贸合作促认同的政策措施对支持核能的民众可能更为有效，而对不支持核能的民众效果比较有限。随着代际更替，核能支持与族群认同之间相关性的显著度逐渐降低，只有在第一和第二代中，核能支持对族群认同具有强显著正相关作用，但重要的是，当我们将第一、二、三代的样本与第四、五代的样本分别合并后，核能支持与族群认同之间均显现出强显著正相关，表明台湾民众越支持核能，也即越倾向于认同物质主义观念，则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随着台湾社会达到更高的工业化水平，较年轻代际比其长辈更加倾向认同后物质主义，因此其族群认同与经济发展和物质满足之间的相关性降低，即我们越来越难以通过加强两岸经济贸易合作及支持台湾经济发展来促进台湾新生代民众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并在第五代中表现较为突出。这表明，对台政策不应该局限于两岸经贸合作，还应该注重深耕体制改革，提升对台湾新生代的吸引力。
表3显示了以统“独”立场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发现，随着代际更替，性别对统“独”立场的负向作用变得越加显著，尤其在第五代中呈强显著负相关，表明在较年轻代际中，男性比女性更显著地支持两岸统一;在各代际中，受教育程度与统“独”立场均不相关，但在第四和五代合并样本中，受教育程度对较年轻代际群体有强显著负相关作用，表明可能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不支持统一;关于父亲省籍，它与统“独”立场之间的正相关作用仅在第五代具有显著性，表明在此代中，父亲省籍为大陆的台湾民众更倾向支持统一;随着代际更替，政治关注度对统“独”立场的负向作用的显著度逐步降低，并于第五代中对统“独”立场不构成显著作用，表明仅仅在老一代群体中，越关注政治的人们则越倾向于反对两岸统一，这可能暗示诸多历史记忆，如二二八事件、日本统治等，在老一代群体中留下较深印记并形成好恶偏好，使其对大陆持某种程度的反感心理;新生代群体缺乏这类历史经历，因而他们对大陆的态度没有受到历史记忆因素的较强影响，而持一种温和且灵活的态度;在各代际中，政府政绩评价与统“独”立场基本均呈强显著正相关，表明对现政府评价越高则越倾向支持统一;就两岸经济合作效果因素而言，除第四代以外，两岸经济合作效果与统“独”立场之间均呈强显著正相关，表明在相关代际人群中，人们对两岸经济贸易合作效果的评价越高则越倾向于支持两岸统一，但结合第四代表现，这种作用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此外，对核能支持的人们也更加倾向于两岸统一，而经济上越倾向保守的人则更加倾向于支持台湾独立。
综上所述，台湾民众在族群认同和统“独”立场方面受多种因素影响。本研究初步发现：第一，从性别角度看，主要在新生代群体中，男性比女性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且更倾向支持统一。第二，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在年长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倾向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至新生代时，该种作用消失;在年轻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倾向支持台湾“独立”，这主要反映在第四、五代。第三，关于父母省籍，父亲省籍对族群认同、统“独”立场均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主要反映于较年轻一代或几代人，但随着代际更替和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该种作用将出现减弱趋势。第四，就两岸经济合作效果言，其对族群认同、统“独”立场基本上均呈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唯一例外出现于第四代就统“独”立场方面未呈显著影响，但是随着代际更替，两岸经济贸易合作的加强对于促进人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方面的作用有减弱趋势，印证了本研究中的假设2。更进一步而言，如果说以经贸合作形式为代表的物质主义手段确实可促进人们对统一立场的支持，但结合描述性分析部分对第四、五代群体在统“独”立场方面的现状描述，我们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在人们于“统”“独”两种立场间权衡时，非物质主义因素正在发挥更为显著的消极作用，从而抵消了物质主义因素(如经济贸易合作)的促进作用，而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可由核能支持等变量及其效应得以进一步证实。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假设3。
(四)从政治认同到“台湾民族主义”
至此，在群组分析基础上，我们发现政治认同诸方面正随着代际更替，表现出偏向不利于两岸统一方向发展的趋势，尤其体现于第五代。族群认同和统“独”立场方面的最新变化暗示“台湾民族主义”呈增长趋势。研究发现，通过经济贸易合作确实可促进台湾民众对统一立场的支持，但这种作用呈现出不稳定性，且作用在减弱。族群认同可以对人们的统“独”立场发挥较为稳定的影响，而现实是，随着代际更替，更高比例的较年轻人群逐渐偏向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表明族群认同因素正开始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背后的又一个推手。由此，当物质主义因素(经济贸易合作)的积极作用可能减弱时，一些非物质主义因素(如族群认同、父亲省籍)所发挥的、可促进统一的作用也开始减弱，这些对两岸关系发展共同构成了不利因素。
以上分析表明，两岸关系的发展并非如Shelley Rigger所论述的那样乐观，同时“台湾民族主义”具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长沃土。关于民族主义的形成路径，主要包括原生主义的观点和建构主义的观点。从原生主义视角来看，随着世代更替，以“父亲省籍”为标识之一的原生主义因素将在台湾新世代群体中逐渐淡化，加之两岸在现实中已经形成两个分立的社会实体，未来事态在一定程度上有朝向不利于两岸统一趋势发展的客观成因。然而，更重要的是，从建构主义角度出发，由于台湾与大陆体制存在较多差异，如果这种差异和隔阂持续存在，将导致台湾民众对其自身体制及其政治价值观念形成稳定支持或偏好，并进一步巩固“台湾民族主义”。另外，在发达工业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物质主义因素本身所具备的不确定性及非物质主义因素作用上升，均表明“台湾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拥有肥沃土壤，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假设4具有一定合理性。
四、结 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对台湾民众在政治认同诸方面新近趋势进行了初步研究，尤其在族群认同和统“独”立场方面，发生于最新世代(第五代)群体身上的认同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可能遭遇的障碍。用于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物质主义手段(如经济贸易合作)存在一些缺陷，并面临着后物质主义因素效应的可能抵消或超越。不仅如此，从民族主义理论视角来看，“台湾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形成确实有着发展土壤，从而对两岸关系健康发展构成潜在威胁。然而，从台湾历史和文化脉络角度来看，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16]，以历史和文化因素为代表的原生因素(如语言和文字)终究支持两岸统一大势。而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不利因素主要反映了当代两岸间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具有较强的可塑性，随着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方面的不断推进，“台湾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背后因素会被逐渐削弱，这有利于两岸统一事业的顺利推进。同时也表明，中国大陆在自身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以及对台政策方面必须不断进行调整、灵活应对，适时取得突破。以上发现与Shelley Rigger等学者的观点存在不一致。无论如何，鉴于2016年台湾“二合一”选举的结果，我们都有理由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并重思相关政策措施。
作者：王磊林冈 来源：江淮论坛 201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