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近几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对农民工的在城市的现实处境进行了一些研究。本文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政治认同的逻辑理论着重分析研究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相关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的政治认同。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研究和分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认同是人们从人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政治认同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
从狭义的层面来理解，政治认同就是一国公民对本国政府机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执行、政治价值观的认可和支持程度。政治认同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公民的政治认同度不断增强时，公民就会自觉的履行政治义务，维护所属的政治系统的有序运作;而当公民的政治认同不断减弱时，公民就会对政治系统产生不满情绪，尤其当政治认同度下降到一定限度时，公民甚至会做出有损社会政治稳定的行为。
因此，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本国的政治认同状况。政治认同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认同逻辑。孔德永认为政治认同的逻辑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等内容。所以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分析也必然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三个方面。
一、利益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
人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是紧紧围绕着利益展开的，因此作为一种对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的政治认同同样必然是以利益为基础的。
“任何政治统治的稳固，都必须以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为基础—这种认同不仅出于一定的观念、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以民众对政治统治实际行为的认识为基础，也就是说以被统治者对政权履行职能的效率、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民众个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即以国家的政治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为基础。”这里的国家政治产品主要是指政府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政府通过履行政府职能帮助社会不断创造物质财富，从而不断满足公民的物质利益和消费需求。
同时它还包括政府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公正合理分配。而这种财富分配恰恰满足了公民起码的心理上对公平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不可避免的受这两方面的影响。
(一)微薄的经济收入从根本上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认同。
根据深圳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业排在第一位的是加工制造业，比重达到50.6%，零售批发商排名第二，比重为18.4%，宾馆餐饮和IT设备行业分列第三、第四席位比重分别达到9.5%和7.1%。从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通过出卖体力劳动力就业谋生。低级加工制造业的微薄利润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民工较低的工资
水平，从而使得农民工的工资大多数低于当地的人均消费水平，这样就使得用于日常消费支出占了月工资的很大部分，其他方面的支出就不能够更好的延生，很大程度的限制了其消费欲望。但对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都是期望有更高的工资。
(二)劳工权益尚未获得有效保障是影响其利益认同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很难在一家企业或一个地方常年滞留。同时由于国家制度的束缚所造成的城乡二元格局，因此，企业在招收农民工时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侵犯农民工权利的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侵权行为是拖欠、克扣工资。
企业作为农民工的利益相关方，理应承担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责任。作为一个好的企业更多的应该从员工考虑，为员工谋取更多的福利，从而引导其认识结构，为企业本身发展做更好的努力，而不是让企业员工更多的反对自己，阻碍自身发展。
除欠薪之外，有些企业还要求农民工长时间加班，完全超出了国家法律规定的加班时间。一些企业往往只要求他们加班并没有给予合适的加班津贴。据统计，噪音震动、高低温、粉尘和有毒化学物质最为突出的职业危害因素。
一些企业故意隐瞒职业危害因素，或是使用老旧设备等虚假防护措施来欺瞒农民工和应对相关部门的检查。这些地区政府部门为了实现本地经济的欲望，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然而忽视了对这些现象的改造。
二、城市社会的排斥直接弱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认同。
正如前文所言，利益认同中还包含着公众心理上的公正的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具体到农民工身上体现为：企业、媒体、城市居民对其的平等对待和尊重。根据相关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敏感，对自己所谓的农民工身份更加在意，对企业主的侮辱性言语和体罚更加难以容忍。
他们表示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容企业侵犯。在这样的排斥氛围中，新生代农民工同样会排斥和抱怨城市社会，而其希望留在城市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没有精神文化的认同，新生代无法融入城市。而一些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人，很可能在长期压抑的情况下采用不理性的方式发泄出来。
正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低下、劳动权益保障弱、渴望平等公正精神需求难以满足等原因，才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认同度不高，政治认同减弱。
(一)制度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农民工的规模仍在扩大，并且从年龄上看具有年轻化的趋势，这一代民工大都出生于70年代或80年代，为了把他们与上一代民工区分开来，学术界称他们为"新生代农民工"。
与先前进城的农民相比，他们接受了相对高的教育、维权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提升和政治认识提高，虽然他们和上一代民工生活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下，但行为选择上差异甚远，难以容忍社会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以及不规范的政府行为。
因而，在政治认同上这两代农民工必然会持不同的观点。密切关注新一代民工的政治认同情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缺陷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制度认同。
社会保险制度本应该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制度，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该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参保水平和比率都比较低。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8.5%。”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最高达到61.3%，反而参加生育保险的比例最低只有7.1%。通过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参保例最高集中在与农民工利益最为紧密的工伤和医疗保险。
一些企业因为惧怕因农民工出现疾病、工伤而承担法定的责任，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才不得已为农民工参保支付相应的资金。但不论是在参保的总体范围、种类还是在参保标准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水平都比较低。
(三)教育培训的不足和住房制度的不完善。
随着国家对农民工关注的不断深入，也有很多相应政策的制定，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当今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现在的农民工大多为70、80后，收教育程度有限，针对这种现在企业或者应该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让其更多的接受文化渲染。
其次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农民工收入低，除去住房消费、餐饮消费剩余的工资就甚微，从而也影响到了农民工的积极性和工作欲望，从而也产生了一些现象：农民工受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影响没有办法享受由政府提供的的保障性房。
他们只能住在由用工单位提供的免费而简陋的住宿场所。或者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民工住在廉价平房或地下室里。针对这样的问题，企业应该更多的为农民工的住宿考虑，为其提供基本的住所解决住宿问题。从而减轻农民工的负担，提高工作积极性。
同时国家也应该更多的关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难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其受教育难的问题，从总体上提升我国教育水平。提高人均素质。
三、价值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国的统治者想要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政治统治，不仅仅需要发展经济、进行政治制度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必须建立起与民众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政治价值是一个社会得以延续的思想基础。从狭义上解释，一般说来社会主流价值—意识形态就是政治价值构建的基础。
“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机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过程，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与传播只有符合人的内心期待，才有可能为人们所接受，只有与人们的心灵产生共鸣，才能获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应该着眼于满足人们对情感的基本需求，而公正与平等是民众的起码的心理需求。”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认同，必须考量农民工自身的文化观念现状和社会期望，以及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情况。
(一)农民工自身的文化观念现状、社会期望与城市认同。
城市文化是一种以主体意识、参与意识为主题的开放、多元的参与型文化模式。而乡村文化则是以权威崇拜、臣民心态等为主题的封闭、保守文化模式。新生代农民工长在农村工作在城市，自然而然的面临着双重文化的选择与冲突。新生代农民工早期的乡村生活特点—节奏缓慢、相对封闭、社会关系简单，直接烙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接人待物方式上。
在进入城市后，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竞争激烈、快节奏、关系复杂的生活模式和社会现实。美国社会学家沃思曾说过：“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对立的两级。城与乡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它们形成一个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二者的生活方式互为影响，但又决不是平等相配的……”因此，他们不得不调节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渐渐模仿和接受城市生活，并调整和转变自身的角色定位。虽然他们努力的适应与改变，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一过程异常艰难。有时他们常常会失衡和迷惑，甚至会迷失自己。
(二)政府对待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和政策演变。
“政府是为实现人们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它的满意度。”进入21世纪之后，中央政府对于农民工进城打工做出了一系列部署主要采用疏导和扶持政策。
如2000年，在《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按照城乡统筹就业的原则，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试点范围内取消对农村劳动者流动就业的限制”2003年国务院又发文要求流入地政府;“采取多种形式，接受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的扶持，将其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和体系，统一管理”2006年和2007年强调要关注农民工转移培训及相关就业服务;2008年强调要保护农民工权益;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下农民工失业问题，进一步提出加强培训、促进就业等。中央政府的一些列政策和规定说明政府确实对农民工的就业权益问题高度重视。
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一直为农民工市民化努力。如2014年0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规定：“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建立居住证制度。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逐步享有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
中央政府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进城模式的探索，都是符合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的市民梦的。这些政策措施和改革无疑增强农民工的价值认同，从而提高其政治认同。
综上所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利益、制度、价值文化等。三个方面相互作用，如果有一个方面的认同削弱，势必影响到其它几个方面的认同，从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
作者：连海超 来源：人间 2016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