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比较典型的省份，担负着新常态下为全国发展探路的重大使命。“十三五”时期，在面临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将由生产要素和投资复合驱动向创新和民生改善复合驱动的阶段转变，其阶段特征是：进入创新驱动、富民驱动双引擎轨道，进入更加注重“人才红利”、“改革红利”和“战略红利”释放轨道，进入“中高速”“中高端”互动相促轨道。在这一发展阶段，只有率先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实现改革发展平衡、开放经济均衡，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走出一条区域转型发展之路。
一、 引 言
新常态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问题倒逼成为主动适应新常态的重要动力。不论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我国企业竞争力不足，还是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滞导致的效率低下和风险积聚，不断倒逼着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方向演化，转型发展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逻辑主线。江苏地处长三角的核心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为全国发展探路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对江苏的一贯要求。“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与以往最大的区别在于“变”，这个“变”就是在发展阶段转换中所呈现的不确定性。江苏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规模最大、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经济实体之一，就要在“十三五”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中，探索出一条区域转型发展之路。
二、 国际环境之变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巨大挑战，也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机遇。因而，要以全球化视野审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其转型发展放到世界经济整体联动的棋盘中去规划布局。
(一) 经济增长格局变化
21世纪以来，发展中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世界经济呈现“东升西降”的格局。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21世纪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这种格局在2013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的开始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2.2%和2.4%，同期，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增长则分别下滑为2.5%、0.1%和1.3%、0.6%。与此同时，日本和欧盟复苏缓慢，前景不明朗。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基本金属价格等出现大幅下降，各种工业制成品、生活日用品等价格相应疲软，通缩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为2.5%，2016年将升至3%，日本和欧盟经济仍将低位徘徊;2015年和2016年，印度将保持7.5%的较高增长率，而巴西、俄罗斯经济增长将分别为-1.5%、-3.4%和0.7%、0.2%。在世界经济增长尚未出现预期改善的背景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迫切需要通过需求支持和结构性改革来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而资产价格的破坏性调整以及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仍是后金融危机时期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复苏的主要风险。“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延续缓慢复苏态势，基础还不牢固，政治、经济、地缘等因素相互交织，对世界经济影响加深，整个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均衡的深度调整期。”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将保持总体低速增长的态势不变，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变动趋势的不确定性增强。
(二) 产业分工格局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加快了“去工业化”进程，制造业大规模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计划，如振兴美国先进制造业2.0计划、德国工业4.0、欧盟新工业革命战略、日本制造白皮书等。制造业信息化和服务化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两个重要趋势，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品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能力，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重获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低度工业化国家由于其劳动力、环境、生活等成本低，已成为低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重要吸纳地。未来五年，综合成本将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布局的主要依据，中国在全球新的产业分工格局中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国家竞争的双重挤压。
(三) 国际贸易规则变化
美国在2010年3月和2013年6月分别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谋求由美欧联合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新格局，弱化以WTO为代表的传统的多边贸易体制。TPP和TTIP几乎囊括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成员国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85%，贸易规模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4%。TPP旨在谋划新的贸易和投资秩序，对非成员国大幅提高准入门槛，提出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原产地规则标准、劳工与环保标准、加工工序标准等，协定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自贸区特征。欧美国家所制定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贸易新规则，还包括限制国有企业条款、环境安全条款、劳工保护条款、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市场开放条款等以及各种技术壁垒，对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将带来很大冲击。把中国排除在外制定和执行国际贸易新规则，意味着中国将失去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原有贸易框架下形成的全球贸易格局面临分化重构。
(四) 汇率形成机制变化
自1994年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践表明，银行结售汇的强制性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封闭性会加剧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失真。2014年3月以来，央行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步伐，扩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使官方汇率更为贴近市场均衡汇率。随着美元弱势时代接近尾声，以及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的趋势，这意味着人民币单向升值预期被打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将加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幅度，无疑增加了制造业进出口业务的汇率风险，其主要反映在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环节以及制成品的出口环节，特别是对生产周期长、出口依赖程度高、中间品进口依存度高的产业影响较大。随着美元步入加息周期、中美利差收窄、资本流入流出趋向平衡，同时我国商品出口受压抑、中美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收窄，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进入了长期缓慢贬值的周期，期间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人民币对强势美元的贬值，并不等同于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也贬值，对国内企业的进出口以及对外投资的实际影响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三、 国内环境之变
国内学者认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呈现板块化的特征，根据发达国家危机处理方式的不同，把发达国家阵营分为以美、英等为主的创新型经济体和以欧元区、日本等为主的调整型经济体，把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分为以俄罗斯、巴西等为主的能源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体和以印度、土耳其等为主的改革型经济体。中国的区域发展也同样具有板块化的特征，按照区域发展的差异和特点，已形成了东部沿海、东北、西南和西北四大板块。20世纪末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与较早实施的东部沿海发展战略一起，构成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区域发展的四大板块中，东部沿海地区是率先发展区，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是战略纵深区，西北地区是发展潜力区。东部沿海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最为密切，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最大，其经济增长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也是最先下行而进入中高速区间的。江苏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比较典型的省份，在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和自身发展瓶颈制约的倒逼下，实现转型发展应成为“十三五”时期的鲜明主题。
(一) 经济减速换挡
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新装上两个轮子，一个是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拥有了带动出口的外需轮子，一个是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拥有了发展房地产的内需轮子，双轮驱动使我国经济又保持了十年的高速增长。2014年我国GDP总量首破10万亿美元，一年8000亿美元的增量相当于再造一个中等经济体，钢、煤、水泥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在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等趋紧的约束下，经济增长减速换挡也势所必然。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后发国家都出现过明显的经济减速换挡现象。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两次减速换挡，1950—1973年保持了年均9.7%的高速增长，1973—1990年回落到年均4.26%的中速增长，1991—2012年进一步回落到年均0.86%的低速增长。韩国经济经历过一次减速换挡，1961—1996年保持了年均8.02%的增速，1997—2012年增速降为年均4.07%，回落了近一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减速换挡现象。2002—2012年增速达到年均10.5%，2012—2014年增速降到年均7-8%，未来五年有可能进一步降到年均6-7%。在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入中高速过程中，需要相机采取“稳增长”措施，防止经济减速因惯性而滑出合理增长区间，确保我国这一轮经济周期实现软着陆。
(二) 增长动力转换
过去十多年来，随着国际产业资本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出口大国，2013年中国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达17.4%;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非农业部门，使我国制造业具有一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最终消费率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20个百分点，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曾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经济增速趋缓，本质上是原有增长动力逐步衰减所致。新的增长动力往往是在旧的增长动力中孕育而生的，新的增长动力替代原有增长动力，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动能转换过程。未来五年，新的增长动力将逐步形成：(1) 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2014年我国城市率为54.77%，相对于高收入国家80.5%的平均水平，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城市内部、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的投资空间。(2)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互联网技术运用于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3) 老龄服务产业。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超过2.5亿，未来五年，老龄用品业、老龄服务业、老龄金融业、老龄房地产业等四大产业将呈现快速发展态势。(4) 绿色环保产业。随着清洁化生产和高标准环境治理的普遍推行，与之相关的新能源、环保产业等将迎来发展新机遇。(5)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工业机器人、数字化制造、人工智能等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为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 “一带一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海外市场，有利于稳定出口增长以及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国际经济合作。
(三) 要素结构转变
随着我国要素红利消减，传统的要素驱动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呈现明显减弱趋势，如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1989年在13.3%至14.2%之间，20世纪90年代在5%至9%之间，2006—2011年降为2.3%。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8.82亿，此后以每年0.1%—0.4%的速度下降，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随着资本积累的贡献不断增大，1978—2000年资本积累的贡献在50%至66%之间，2006—2011年为72.2%。在投资规模驱动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资本红利”面临瓶颈。同时，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凸现，“资源红利”出现逆转。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口需求发生常态性萎缩，“出口红利”不断消减。未来五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换，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面临重大的趋势性转变。具体形势为：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由“资本红利”向“科技红利”转变;由“出口红利”向“内需红利”转变;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要素效率，发挥“改革红利”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四) 产业升级加速
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9.3%下降为7.7%，是2001年以来首次低于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从2012年3月开始至2015年8月，已连续42个月的负增长;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45%，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低于服务业比重(45.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6年来首次超过投资贡献率(50.4%)。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经济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后期。从工业化阶段的演变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产业加速升级势在必然。2012年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还在于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消费加速从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升级，对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休闲、培训教育等服务型消费需求明显增长，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电子商务等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改善消费环境和提升消费意愿，消费结构升级正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重化工业是工业化中期最重要的主导产业，而工业化后期的主导产业转向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去产能化”过程中实现主导产业转换，将成为产业升级的主旋律。 四、 江苏“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通过研究战后10个国家竞争优势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一国经济发展可分为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等四个阶段的结论。“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将由生产要素和投资复合驱动向创新和民生改善复合驱动的阶段转变。在这一发展阶段，江苏将率先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实现改革发展平衡、开放经济均衡，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实现转型发展。这在江苏发展史上是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新”的特征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一) 进入创新驱动、富民驱动双引擎轨道
江苏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各地工业化进程的格局基本上与全国相一致，在2012年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工业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明显的发展特征。工业化后期的特征是：第二产业比例下降、第三次产业比例上升，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转向高新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动力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科技创新是实现集约型增长的基础和核心，能不能转到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轨道上，已经成为衡量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核心指标。“十二五”以来，江苏把科技创新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14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超过39%，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4%，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7.5%。从连续六年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看，江苏创新能力均名列全国第一。五项指标中，企业创新、创新环境两项指标居全国第一，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创新绩效等位列全国第2名。“十三五”时期，江苏有条件、有能力率先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在创新驱动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新常态下，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一方面取决于有收入支持的有效消费，另一方面取决于适销对路的有效供给。2015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43元，同比增长8.7%，居民收入增幅超过同期GDP增长。2015年1—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4%，企业盈利率对增速趋缓的适应性增强。通过建立劳动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增长联动机制，居民收入水平将持续增长，通过大力支持信息消费、文化娱乐、医疗、旅游、教育等新型消费业态发展，特别是适应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巨大的养老、健康等消费需求，在富民驱动发展上也走在全国前列。“十三五”时期，随着增长动力结构的优化，逐步形成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和核心的产业转型升级格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消费升级对增长的拉动作用得以显现，二者协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 进入更加注重“人才红利”、“改革红利”和“战略红利”释放轨道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减，依靠低素质劳动力和低廉劳动成本支撑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已不可持续。截至2014年底，江苏有134所普通高校、183万在校大学生，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749万。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需要相应的产业来吸纳，适合“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转向适应“人才红利”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是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十二五”江苏知识产权综合水平、人才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是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创新成果最多、创新氛围最浓的省份之一，保持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将成为“十三五”江苏重要的发展阶段特征。
“十三五”将是江苏各级政府实现职能转变和治理方式转变的关键阶段，新常态下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政策目标将突出公平性，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区域之间公共服务及福利水平的均等化。治理方式突出服务性，更加注重支持人力资本的提升、创新环境的培育和创新要素的集聚，更加注重发展环境的改善、社会问题的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管理。发展取向突出平衡性，在提高投资和出口的质量基础上继续重视投资和出口对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消费需求的贡献份额;在强调服务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在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传统产业技术改造。
“十三五”是江苏利用多重国家战略实现开放型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将依托长江经济带战略，在产业空间梯度转移中实现“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将依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赢得区域经济竞争新优势;将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扩大资源配置的空间;将依托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自主品牌战略;将依托沿海开发战略，走“港产城”联动发展、融合发展道路。通过不断释放“战略红利”，促进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贸易结构升级、出口欧美市场与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市场等均衡发展。
五、 结 语
江苏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比较典型的省份，担负着新常态下为全国发展探路的重大使命，“十三五”是江苏转型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期，其意义十分重大。江苏“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为“十三五”转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按照中央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宏观调控的总步调，科学把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点，在复杂形势下做到了稳中有进;率先把创新驱动作为核心战略，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转型升级力求领先一步，对经济减速换挡具备了较强的适应能力;注重协调经济发展与民主改善、生态环境改善的关系，统筹优化城乡结构、区域发展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
未来五年，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目前仍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状况下，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如财政收入增速趋缓与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改善支出刚性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结构调整、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结构性矛盾仍将存在下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转型发展是其必然选择和破解路径。
进入工业化后期，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和资本积累的贡献都将有明显的下降，“从要素供给角度看，工业化后期的增长新动力主要在于要素质量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创新驱动”。从需求拉动角度看，工业化后期的增长新动力还要更多依靠居民消费。因此，要从供给和需求的两端发力，合力推动转型发展。
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或地区，如果不能将自己的经济提升到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人均收入水平长期不能提高，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工业化是通向发达经济体的必经之路，在进入工业化后期直至完成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能否得到明显改善，关键取决于能够促进收入持续增长的处于价值链高端产业的发展。
进入工业化后期或迈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门槛以后，转型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一种经济社会的联动发展、协同发展。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四个重要方面，处理好这四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实现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是走出一条区域转型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
作者：孙肖远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6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