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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建构转变

2016-09-09 10:44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2013年6月15日,哈桑·鲁哈尼以50.71%的高选票率当选伊朗第十一届总统,其主动与西方世界寻求和解的“橄榄枝”外交行为与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所秉持的强硬路线形成鲜明对比。在鲁哈尼当选总统后,无论伊朗还是美国都会因为外交政策的变化而改变了双方对彼此身份和利益的认同。本文以建构主义为理论指导,对比内贾德和鲁哈尼外交政策的趋向不同所导致美伊对彼此身份建构的差异,来解释鲁哈尼政府期间伊朗与美国打破核僵局的可能性。


  一、建构主义对国家身份的塑造与转换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概括了三种文化:康德文化、洛克文化与霍布斯文化,分别代表着国家间合作、竞争与冲突的状态。在此基础之上,温特引入了符号学的概念,提出了“认同转换论”的著名论断。它认为国家间对彼此身份和认同的建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间没有永远的蜜月期,也不存在恒久的冲突。战争与危机并不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只要以恰当的方式建构彼此的身份,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这种理论对解释美伊核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

 

  在伊斯兰革命之前,美伊两国互为盟友。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把伊朗当作抵御苏联南下的桥头堡。而反过来巴列维政府需要美国势力来维持自身统治以及伊朗的民族独立。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美伊双方间关系表现为康德文化。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美伊亲密关系终结并转为全面对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提倡原教旨主义,全盘否定巴列维的西化运动并发动伊斯兰复兴运动,决定将美国势力从伊朗的领土驱除出去,同时号召整个伊斯兰世界反对美国。反观美国,霍梅尼建立极权国家,实行政教合一,与美国传统价值观和民主思想相去甚远,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也随之受到了侵害。两国之间也从康德文化转向了霍布斯文化。美伊对立三十年来伊朗经历了七任总统,其中大部分对美国持强硬态度。按照“认同转换论”的观点,美国和伊朗从伊斯兰革命前对彼此的朋友认同转换成了革命后对彼此的敌人认同。

 

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建构转变


  二、内贾德就任伊朗总统时美伊深化对彼此敌人身份塑造

 

  在内贾德执政的八年里,他始终秉持自己伊斯兰主义精神。哈塔米时代灵活温和的外交政策在内贾德担任总统后荡然无存。在他就任时,两次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使得伊朗深陷美国对其的包围圈之中。内贾德上台后表示在核问题上不屈服于任何外界的压力,随即全面恢复了业已停止的核实验,这也为日后内贾德的核政策打下了基调,在处理伊朗核问题时,始终高举三面“大旗”:一是伊朗国家利益、二是伊朗国家尊严、三是伊朗应有权利 。伊朗相继拒绝了联合国安理会的1696号、1737号等决议,从此内贾德领导的伊朗成为了一名国际规范的粗暴干预者。这就使伊朗错失了改变美国对其身份建构的机会。

 

  自小布什上任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共发生了三次核危机。三次核危机的成功化解证明即使是秉持单边主义的小布什政府,也时刻谋求冲突的和解。假如伊朗能够放弃内贾德僵硬的核计划,那么认同的转换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奥巴马上任后,在对外政策上一改以往布什的单边主义,强调加强地区合作,发挥软实力的作用。重启与伊斯兰世界的对话就是奥巴马对外政策的具体体现。第二任期内贾德仍然在核问题上毫不妥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伊朗仍旧不断推进核计划。 虽然此举为他赢得了部分民心,然而也让伊朗在国际社会上日趋孤立。总的来说,内贾德担任总统期间,由于伊朗单方面对核政策的坚持以及外交作风的排外性,伊朗与美国不但没有向洛克文化转向的趋势,反而在霍布斯文化主导的两国互动体系中愈走愈远。

 

  三、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后美伊间身份塑造可能出现的转向

 

  鲁哈尼在参选之际即表示要修复和改善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此次伊朗大选的投票率超过70%,而鲁哈尼更是以50.68%的高票率当选总统。大选的结果反映了伊朗民众的诉求与不可抗拒的潮流。内贾德八年的强硬路线使得伊朗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美国政府由于将伊朗建构成为敌人身份,对伊朗不断施压,导致伊朗经济大受打击。伊朗似乎意识到了继续强硬的核政策会导致美国对自身认同永远不会改变,从而体现出了缓和的驱使,而鲁哈尼的上台也正是这一趋势的具体体现。

 

  鲁哈尼当选后,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反响,包括潘基文在内的许多领导人第一时间向伊朗抛出橄榄枝。原因有:首先,身为温和保守派,并且曾经代表伊朗参加过核谈判的鲁哈尼执政,为美国在美伊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争执留有余地,这种余地会促使美国逐渐改善对伊朗的身份建构,从而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其次,鲁哈尼高票当选也侧面反映了伊朗国内民众的争执诉求。伊朗人民选举这位温和并且谋求缓和的领导人执政,本身也向美国说明了伊朗并非小布什所述的“邪恶轴心”国家。

 

  由于伊朗的体制,在许多具体政策实行方面鲁哈尼将受制于伊朗国会,克服国会的障碍对于鲁哈尼来说是改变美国对伊朗身份认同的重大挑战。此外,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化因素。伊朗的精神领袖与伊朗总统同是国家元首,但前者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领导人。作为霍梅尼的接班人,哈梅内伊在外交政策上秉持与前任相似的态度。这与鲁哈尼的温和外交在某些地方相悖。能否克服来自精神领袖的压力谋求与美国的和解从而改变双方对彼此的身份建构,也将是鲁哈尼未来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美伊之间的霍布斯文化虽然表现为冲突、不稳定,但依照“认同转换论”的观点,这种冲突与不稳定不应当是恒久不变的。若要做到和解,双方首先要重新建构彼此身份,而重构身份的关键在于鲁哈尼政府未来的对美态度。鲁哈尼的上任以及其外交姿态让我们看到了美伊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转化的曙光。然而两国关系未来走势是积极保持在良好的洛克文化氛围内,还是转而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霍布斯文化中,这把双刃剑完全掌握在鲁哈尼的手中。

 

  作者:于海琳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评论版 2014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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