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深受其自然观变迁的影响，这些影响的证据可以从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特点上面找到。正是自然观影响到了西方政治思想，西方的政治思想才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变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相对于西方，中国自然观的稳定，也导致中国政治思想虽有长达千年的自身发展演变逻辑，但总体的框架和格局变化不大，有一种超稳定结构。
一、自然观的演变
西方人很早就有了他们的自然观，但西方人的自然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古代的有机自然观、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和近代的机械论自然观这样三个阶段，才发展到今天的生态自然观这样一个崭新局面。在这每一个阶段西方人对自然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在古代的有机自然观，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看作physis。physis在《21世纪英汉大词典》里有四种意思，分别是1、自然界生长(或变化)原则;2、内在的生长变化因素;3、作为生长(或变化)之源的自然界;4、生长之物，变化之物，发展之物。这每一层意思都在说明建立在physis上的自然、自然物理解，是在把自然、自然物看作一个机体，一个不断实现自身目的的存在。
如果一个自然物不能实现自身的目的，它是不能存在的，是不能有它的本质的。如果它能够存在，趋向它的目的，是它的存在的唯一的保证，这就是它的善。自然物的目的一方面是它个体方面的完善，另一方面是自然的完善。也就是说，它的完善的前提是自然目的的实现，如果它的完善，不利于自然本身的完善，它的完善是对目的的背离，它也不是自然的了。因此，自然里只存在有利于自然完善的自然物，而不可能有其余。所以，建立在physis基础上的自然观，必然是一种有机的自然观念。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把自然看作上帝的creatures。因为creatures是上帝的道成，因此，它身上体现着上帝的神性。像亚伯拉罕献祭的羔羊，它就具有沟通上帝和人类的桥梁的作用。
上帝是无法理性的认识的，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其creatures来实现对它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具有类比的意义，最终也要靠信仰和恩典补充。如此的话，自然以及自然物一方面是上帝的见证，另一方面也是人类理解上帝的依据和依靠。自然的意志不再是自然本身的表达，而是上帝意志的征兆，想想大洪水，想想降落在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天火。所以，理解自然，靠探究自然是一条方法，但最好的方法最透彻的方法是信仰基督教。近代的机械自然观是在力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然的，自然是particle和force所组成的machine，force不是上帝的意志，力是数学意义上的函数构造，也就是说，近代自然观排除了上帝的意志，排除了上帝对世界的干预，把数学看作世界的基础，尽管这种基础是上帝置放在人脑内的天赋观念的演变，但是在数学自明观念基础上的对自然界的数学组织和技术改造，却是不通过上帝的发生。
也就是说，在近代的机械自然观里，上帝是一个不必要的存在，人凭借自己的理性就能够实现对自身生活的完善，对自然界的威胁的消除和改造。可以说，近代的机械自然观不像中世纪，中世纪的人认识自然是为了服务上帝，近代的人认识自然是为了证明人本身。今天的生态自然观突破了近代机械自然观的局限，重新让人们认识了自然，那就是自然不是人的力量的见证，自然和人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人不是自然的对立物，而是自然这个生态系统的构成。如此，今天的自然观便是在system的意义上对自然进行理解的。系统不是要素的集合，系统和要素是一体的存在。这样一个自然系统是远离平衡态的复杂巨系统，遵循涨落生序原理，具有分叉、突现、自组织机制。因此，在人类从事技术活动，向自然进攻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人和自然是一体的系统，不然，人类蛮横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将会千百倍的放大，返还给人类。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西方自然观的演变，是从古代的把自然看作一个机体，体现自身的意志和生命的存在，演变到中世纪的不再具有自身的意志和目的，其意志和目的不过是上帝意志的体现的自然，再演变到近代的不仅不再体现自身的目的连上帝的意志都不能对它有任何意义，它展示的是人类的智识的自然，最后演变到今天意义上的生态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主要是对近代自然观的反叛，把人类看作自然系统中的和其他成员一样的平等成员，其唯一超越于其他自然系统成员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因为其所具备的权能及其对自然系统产生的后果，具有对生态自然系统更多的义务和责任。此乃，西方自然观的整个演变历史的大致轮廓。
二、西方政治思想观念的变迁与西方自然观
西方的政治思想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西方的政治思想可以大致的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发现自然观对它所施加的影响的证据，这些证据就突出的表现在各个阶段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和这一阶段政治思想的总体特征中。
第一阶段，是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古希腊的政治思想比较重视城邦研究，我们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来谈。亚里士多德比较关注城邦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和他的自然目的论思想相关。他说人是天生合群的动物，在共同体中生活是他自然性的反映。人要想实现他的目的，实现自身的圆满，他就必须建立城邦共同体，在城邦中生活，在对城邦的政治参与中做成自己。亚里士多德说，正是人类是天生的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所以城邦必须建立起来，他源于人性的自然。
亚里士多德不仅就古希腊的有机自然观方面来谈城邦的起源，他还认为城邦与个人是一体的，只有在城邦中个人才能实现他自身的善。城邦也是如此，城邦的政体组织必须以维持和保存城邦为目的，因为这是城邦的自然。为什么有些城邦衰落了、崩溃了，这是因为它没有找到适合本城邦发展和存在的政体组织形式。城邦不在于谁掌权，只在于这种政体组织形式和权利分配方式能不能有利于城邦的发展和完善。为此，亚里士多德把政体研究当作其政治学探究的重心，提出了影响后世的政治学理论。这些理论和他对自然的目的论理解和古希腊的有机自然观分不开。
第二阶段，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希腊化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由于城邦的瓦解和世界帝国的建立表现出与希腊城邦时期巨大的不同。首先，城邦的瓦解斩断了公民直接参政议政的可能性，使公民被迫退回到了个人的伦理生活世界，企图以伦理来实现世界性帝国所不能给予的个人幸福。另一方面，世界性帝国的建立，又迫使那个时期的哲学家、法学家去探讨一条适用帝国的统治之道，即如何把分散的城邦和相异族群整合到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之中，其政体安排以及政权组织形式该如何等等。通过探讨，他们发现原先维系城邦和公民的道德已经不适合如今的世界城邦，再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一套“国家是大写的人”、“国家的德性是公民个体德性的反映”的观点来看世界城邦已经不合时宜。
道德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公民个人问题。在国家的层面，国家是靠法律来实现对庞大帝国的治理。在诸多法律类型中，这个时期的很多政治思想家都比较重视自然法，而希腊化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观念就根源于古希腊人的有机自然观。不过，这时候，城邦的自然和善表现为自然法以及帝国对自然法的重视。可以说，自然法构成了罗马法的主体，整个罗马法体系，就是围绕着自然法、万民法、市民法构建起来的。自然法体现着自然中的理性，这个理性也是自然本身的目的。自然的目的在政治思想中就表现为作为其理性展示的自然法。所以我们说，希腊化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仍然保有古希腊有机自然观的影响，这种影响由城邦公民的道德领域转换到了有关国家治理的法律领域。
第三阶段，中世纪神学政治观。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基本上由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奠基。奥古斯丁根据上帝与其创造物的不同区分了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否认了地上国家具有伦理意义的可能，剥夺了世俗政权具有道德审判和精神审判的权利，而把其拱手让给教会，导致了后世的教权和王权之争。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带有折衷的特点，他认为人类通过自然也能认识部分上帝的神性，因此，自然不完全具有恶的一面，它仍有助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这种自然观思想反映在他的政治思想上致使他部分程度上承认了世俗政权的合法性，缓和了教权王权之争。对于托马斯·阿奎那而言，“政治不再只是人类在此岸克制罪恶的消极活动，它也可以成为促进道德生活、坚定信仰的积极活动。”为此，他在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提高了被以前的神学家所忽视的国家与政治的地位。[1]100尽管如此，托马斯·阿奎那仍然坚信永恒法(上帝的理性)高于自然法(自然中被人认识到的理性原则)，坚持了由奥古斯丁所确立的基本原则，那就是上帝高于自然，神权高于世俗权力。
第四阶段，近现代的权利政治观。近现代的政治观明显地受到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对初始值的敏感，重视自然源初状态。因为机械论科学有一个典型的特点，那就是对初始值的敏感，这种思想反映在政治观念领域就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休谟等人对人类源初自然状态的探讨上面。从不同的自然状态的设定上，这些哲学家们建构出了其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2、由于机械论的世界是由粒子和力组成的一个平衡的体系，所以近代的西方人比较重视权力观念和自由思想，主张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理念和重视法的精神。当然，近代的法，不仅仅是针对公民的国内法，还包括针对国家和主权观念的国际法，形成了一套套完善的政治学说和法律体系。这个时期的理论家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际社会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阶段，当代绿色政治思潮。近代的发展给人类世界带来改变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这种负担在当代以环境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愈来愈引起哲学家和各国政府的重视。一些哲学家和环境保护人士严厉指责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观念，主张新的自然观，即系统论下的生态自然观，主张绿色政治。绿色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很多国家和政府的回应，一场以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统治的绿色政治运动在全球展开。前主席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场崭新的政治观念的积极回应，反映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生态智慧。
三、余论中国政治思想
总之，西方政治思想深受西方自然观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证据，我们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每一阶段的代表人物身上都能找到。可以说，西方政治思想和西方人如何看待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政治思想深植在西方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的土壤。由此，反观中国政治思想，由于中国人对自然很少做神学和自然科学的思考，自然要么是审美对象，要么代表着一种神秘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的政治思想虽然几千年来还是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总体上还是囿于同一框架、同一格局之中，不像西方政治思想那样每一个历史阶段有着截然的区分和不同。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黑格尔才会这样论述中国：“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己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2]160所以，中国的政治思想虽然源远流长，仍旧没有表现出西方的那种活泼、多变，尽管我们的自然观强调自然本身的活泼、生力，并且苟求人与天地精神俱为一体。但由于，我们的自然观一脉相承，没有分叉、变易，所以我们的政治思想虽然谈不上大同小异，但不像西方那样缤纷多姿，竭力穷尽人类政治生活的诸多可能和诸多权力安排。所以，中国的政治思想从一开始，就不关注政府的形式，也不去谈论政府的德性与政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味地相信皇帝受命于天，而这个天作为主宰，却不是我们认真思考的对象，而只是被动的体认。如此，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西方的那种丰富的自然观念和其影响下的区分明显的政治思想及其流派呢。所以，我们独特的对自然的理解，造成了我们历史上的政治格局，西方因为和我们不同，又呈现出另一种色彩。或许黑格尔的判断带有黑格尔的某种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但抛开这些黑格尔所言又有何可以怀疑的地方呢?难道我们的自然观没有影响我们的政治思想观念吗?
作者：闫伟 来源：人间 2016年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