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是经学的繁盛时期，武帝立五经博士，是经学形成的标志。汉武帝时期是经学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时期。
经学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专制皇权及实现其经世致用有着极大的影响。拟将对汉武帝时期经学对政治三个方面的影响展开论述。
引言
汉武帝时期，经学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武帝时形成的经学对当时社会乃至当今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经学的本身，而且对于我们研究经学影响下的政治体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也有重要作用。
以往学界对两汉经学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其政治影响的几个方面，并不十分完善。本文将就汉武帝时期经学对政治的影响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国家政权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状况已经大为好转，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再适应政治形势的发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经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一)为国家的统一提供思想支持
汉朝统治者以秦亡为戒，以民为本，于民休息。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先前占据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已不再适应形势的发展，急需一种新的思想来为自己的施政提供理论支撑。董仲舒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大一统的思想依据，为国家统一提供理论支持。[1]12政治稳定的政治统一促进，汉代的政治统一，但并不稳定，因此统一思想成了政治大一统的重要前提。
而董仲舒的学说正是从维护大一统的汉王朝的角度出发的。他向汉武帝提出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提出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观点，利用上天的权威来提高皇权的威望，神化儒学，以此来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解决诸侯王问题、抑制分裂、巩固社会安定团结和建设大一统的集权政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思想上的变动也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经学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诸侯王问题的解决。西汉初年分封了大批同姓诸侯王。到了汉武帝即位时，虽然经过文景时期的打击，诸侯王的势力有所削弱，但是依旧不容小视。如何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成为继位的汉武帝首先面临的问题。如果继续实施“黄老之学”，那么就会造成国家的动荡不安，再加上汉武帝要推行政治上的改革，也需要一个合理的理论作为支撑。在此背景下，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应运而生。
另外，汉武帝采纳儒士主父偃的“推恩令”，把原先的封国一分为几，从而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
“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2]2961
这种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诸侯王做大的问题，规定了除了诸侯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另外推“私恩”，把王国封地分给除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子弟，其他子弟则为列侯。而新封的侯国则直接由中央管辖。
2.边防问题的解决。随着“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汉武帝大一统的措施也逐步实施。对外，一方面采用和平外交的方式，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各国建立良好的外交通商关系;而另一方面则采用战争方式，在西南地区派唐蒙至夜郎，先后建立西南七郡，“诛羌，灭两粤，番禹以西至蜀南置初郡十七”[3]1440;在西北则一反汉初统治者对匈奴苟且求和，任用霍去病、卫青等将领积极抗击匈奴入侵。
正义元光元年，太中大夫衞青等伐匈奴;元狩二年，冠军侯霍去病等击胡;元鼎五年，衞尉路博德等破南越，及韩说破东越，并破西南夷，开十余郡;元封元年，楼船将军杨仆击朝鲜，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4]360
从政治上而言。董仲舒的“大一统论”为汉武帝提供了新的政治纲领，对于汉代政治以及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效用。
二、加强皇权，巩固了专制制度
汉武帝时期，加强皇权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确立君权神授，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二是设立中朝，任用儒家学者担任侍中等官职。削弱相权，加强皇权;三是勋贵问题的解决。
(一)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
有关天人关系的学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杂揉诸家，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以神权论证君权，君权神授，用神化了的“天”来为皇帝的权威提供依据。“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号称天子。”[5]410即天子号称是天之子，而天是最高贵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受命于天，因此他的意志也就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6]122
(二)有利于相权的削弱和皇权的加强
西汉初期丞相的权力很大，威胁到了皇帝的统治。到了汉武帝时期，一是采取频繁诛杀丞相的方法来避免相权的过于集中;二是设立中朝，分割丞相的权力。
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7]1177
可以看出，中朝的组成人士主要为皇帝的近臣和心腹之臣，与丞相所统率的外朝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丞相的权力。
此外，武帝还常常明察暗访，提拔一些民间的地位低微的儒学之士为侍从人员，并且就一些国家大事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人员学识渊博，长期处于社会的下层，对于一些问题往往能提出中肯的建议。他们越过丞相，直接接受皇帝管辖。这样一来武帝逐渐摆脱了丞相的辖制，权力大为加强。
(三)勋贵问题的解决
汉代功臣繁多，汉初的官僚选拔被社会上层牢牢把持着。
《汉书·卷十六》载：“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初以沛公总帅雄俊，三年然后西灭秦，立汉王之号，五年东克项羽，即皇帝位。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汉初的朝廷重臣职位几乎被功臣和其后代所垄断，这使得大批的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汉武帝一方面任用白衣儒生公孙弘为相，打破了公卿勋贵垄断丞相的局面;另一方面，设立内朝，提拔身边的侍从和儒学之士，给他们官职，把他们派到朝廷和各个地方去任职。这就给汉武帝实行加强皇权的进一步改革，准备了相应的组织基础。三、确立了以经学为指导的选官制度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上孕育了大批急于做官的有才之人。继位的汉武帝要想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把下层的大批人才吸纳到朝廷上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注定了这一时期的选官是围绕经学而展开的。
(一)经学与选官制度
汉武帝时期，急需改变汉初由社会上层把持的选官制度，转而选拔一些真正的有才之士。汉武帝为了求贤，多次下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就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8]73
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贤良明於古今王事之体，…朕亲览焉”於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9]75
董仲舒主张“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经武帝同意，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正式设立太学，把儒家经典作为教学内容，并以此为依据来培养人才和选拔官吏。在功名利禄的刺激下，学习儒家经典的风气日盛。
(二)经术取士的形式
汉武帝独尊儒学，只有儒生才有更好的入仕途径。在功名利禄的刺激下，社会上研习儒家经典成风。公孙弘以白衣位至卿相而封侯，打破了汉初无功不得封侯的惯例，极大地激发了士人学习儒家经典的热情。班固曾对此进行描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年，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10]3620
1.察举制度。察举制度始于汉高祖年间，但是实际上官吏的选拔早被上层所垄断。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后来又在董仲舒的建议下，令郡国贡孝廉各一人。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国贡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开其议。[11]78此后岁举孝廉成为惯例。[12]173
同原有的察举制度相比，武帝之时的察举制有了很大的改变。汉代察举的特定科目有贤良方正、明经、童子、茂才、治剧、尤异诸科，都与经学息息相关，即以经术取士。
2.征辟。两汉用人，尚由征辟。自公府至郡吏，皆有其权。[13]222
汉代沿用秦朝的征辟之法，由皇帝或公府周郡征召一些有才之人。经过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此时被征召的人员，除了个别的专门技能之士外，多是一些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经学大师。“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14]3119-3120据资料统计，在这一时期有史料可考的公卿中，儒家学者就占了其中的45.1%，居百家之首。
3.设立太学、郡国学校。建立太学是董仲舒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关于太学，班固曾言：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15]852
他向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实行“德主刑辅”的仁政，希望通过广设学校，加强儒家教育，从而来散布儒家道德礼仪，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和儒家地位。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
漢武帝始興太學。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16]1164
汉代太学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太学生，他们能青史留名的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据有人考证统计，史籍中留名的汉代太学生共有一百八十二人。[17]99如表1所示：
在汉武帝的大力提倡下，选官也是围绕经学展开的。要想做官必须要学习儒家经典。所以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把儒家经典作为自己学习的重要内容，以至于“四海之内，学校林立，庠序盈门”。[18]1368从而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
结束语
综上所述，汉武帝时期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经学在汉武帝时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儒家经学为维护国家统一、为专制皇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学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政治通道。特别是其确立的人才选拔制度对后世乃至当今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
作者：翟玉花 来源：金田 2016年6期
